托卡馬克之冠 想法

托卡馬克之冠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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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歐洲國家有個動向，就是開始批判和反思最近這幾十年在全球搞制度輸出和顔色革命的行爲。

這種批判在學界從來沒有消失過，但進入政策層面，特別是歐洲議會這種經學大講壇還是第一次。以往在政府層面，對于“教權高于主權”這種觀點別說是批判，鼓掌的時候不夠用力都會被鬥死鬥倒鬥臭。

二戰後人類政治構建的核心邏輯是政權教授、主權教有，遇事不論實情只談心性，形式邏輯高于現實邏輯，狠鬥異教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得勢時吉哈德，失勢時塔基亞。

這可以稱之爲經本位。

這一思路在二戰後成爲道統，冷戰後進入高潮，西方教會在冷戰中打垮東方教會後達到頂峰，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是強弩之末，敘利亞戰爭則進入擴張勢能的極限，伴隨著東西兩大教會對外輸出革命的企圖相繼破産開始全面瓦解，在這一過程中，硬邊界和現實主義的價值被再度確認。

天下文脈所在的歐洲，法德已經搶先宣布不接納任何阿富汗外逃人員，這標志著對教權普世性的全面背叛，法國經學家已經開始譴責馬克龍是馬克龍-勒龐了。

目前四大全球性危機：全球性財政和貨幣危機，全球性氣候危機，全球性糧食和人口危機，全球性族群衝突危機，發源于19世紀環歐陸講經說法錦標賽和二戰後真理標准大討論的普世教權，對于這四大危機束手無策，特別是全球性財政危機，有相當一部分是普世教派“修教堂”和搞吉哈德搞出來的，爲了應對這種財政危機，普世教派通過鑄幣稅的形式賣贖罪券，東西教會都賣過，但賣贖罪券行爲本身就瓦解了普世宗教的權威性，于是現實主義邏輯開始從以往錨定的地緣，財政，統計等領域逐步外溢，目前來看，現實主義從普世宗教手中接管政治議程主導權已成定局。

二戰後實際上是人類自中世紀之後的第二個教權時期，教權高于主權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現在教權開始退潮，主權開始複興。

作爲爲數不多的事實上奉行現實主義，經曆過宗教狂熱期並因而對宗教較爲祛魅的政權，中國將會迎來一段較爲如魚得水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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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點宏大敘事的科普吧。
昨天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說歐洲“追隨”美國，我一開始以爲只是個別人有這種看法，後來發現這是一種成規模的普遍現象，感覺有必要做一點普及工作。

首先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關系，絕不是簡單的“追隨”關系，歐洲的宏觀國力弱于美國是事實，但這絕不是歐洲“追隨”美國的理由，實力不如人就只能無腦“追隨”而毫無自主意識，這是東亞國家長期缺乏成熟外交導致的思想鋼印，東亞社會對外交的理解長期處于只能在當爹和認爹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搖擺的狀態，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成熟外交、上躥下跳、夾縫求生和八面玲珑這些操作，像極了東亞社會對戀愛的認知。

冷戰是一場多方參與的混戰，這場混戰中的陣營劃分是不斷變遷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冷戰不是美蘇兩方的對手戲，其他人也不是只會配合美蘇表演的NPC，國內討論冷戰言必稱美蘇，是對冷戰的庸俗化理解，美蘇之間的對抗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實際上屬于“背景板”性質，有沒有？有，但整個局面是“固態”的，是僵局，所以反而沒什麽意義，真正打破局勢的事情反而發生在美蘇之外。

冷戰中有一條長期被國內忽視但其實至關重要的主線——歐洲一體化進程，歐洲是冷戰真正的最大贏家，裏子面子吃了個通透，只是最終收割勝利果實的時候略微猶豫了一些，否則天朝上國的位置還輪不到美國來坐。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幹是德法大和解，它是20世紀發生的三件改變了整個世界地緣格局的重要事件之一（另外兩件是英國統而後撤和俄國兩次解體），它讓西歐的地緣板塊從破碎變的凝固了，從此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德法之間的團結程度，顯著高于美國州與州之間的團結程度，顯著高于東盟內部的團結程度。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成了一個整體，法蘭克帝國在事實上重建了，仔細想一想這意味著什麽。

另外歐洲從未去工業化，就以經常被輕視的法國爲例，法國和美國比，唯一差的就是體量，經過波音這麽多年來的作妖，空客已經成爲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産業集群，意法半導體有著不俗的實力，ABCD四大糧商中唯一一家非美國企業是D，法國路易達孚。

達索、雷諾、施奈克瑪就不多說了，法國真正凶的是巴黎銀行財團，巴黎的銀行體系只是資本規模不如華爾街，論具體操作雲波詭谲的程度恐怕遠在華爾街之上，很多金融衍生工具和財會方法實際上是法國人首創，美國人抄了個二把刀的水平拿去用，巴黎銀行財團是歐陸一系列重大地緣事件的直接推手，比如俄國加入協約國就有巴黎銀行財團的影子在後面，華爾街的投機客可以在東南亞、俄國和拉美如秋風掃落葉般橫行無忌，中國也是靠高牆深壘，金融要塞化才擋住他們，他們甚至可以不講武德，去騙，去偷襲英格蘭銀行這個老同志，但是從來沒人敢去巴黎比比劃劃的。

希臘債務危機就是高盛幫希臘做假賬，高盛的做賬水平不用多說了吧？然後法國人察覺到有問題，就去查，一查就查出來了，然後放德國狗去咬人。

做個比喻，同樣是金融蠱窟，如果說華爾街是間桐櫻的話，那麽巴黎銀行寡頭就是間桐髒硯，兩人要是對起手來，間桐櫻唯一的優勢是勢大力沈，但是若論技法的高妙，還得看蟲爺這種老同志。

德法大和解是建立在主權讓渡和利益結合基礎上的，德國以事實放棄武裝換取了政治互信，法國執掌軍力並保有獨立核武庫，同時開放自己的殖民地給歐洲共用，煤鋼聯營奠定了戰略産業的合作模式，歐元的出現打通了政策的最後一公裏，這個一體化進程是20世紀最偉大的地緣政治傑作。

當年密特朗對這種模式有過一個恰當的比喻，叫“用原子彈平衡馬克”。

這種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聯合，反而實現了其它價值觀聯盟所未曾有過的穩固和深度，當大家都開始談錢而不是談理想之後，事情就有了轉機，熱情似火的閃婚往往迎來反目成仇的閃離，而貨幣化婚姻反而能夠白頭偕老，這對于其它有志于區域一體化的國家具有極高參考價值。

對于究竟該如何和美國打交道，世界上最了解的是英國，其次就是德法，德法和美國的利益衝突和實際矛盾其實遠超過中美，但德法對于如何和美國鬥而不破有極爲深刻的理解，以至于讓不少人産生了歐洲“追隨”美國的錯覺。

美歐利益結構較爲重疊，這導致二者矛盾極多且大多不可調和，比如波音——空客，美元——歐元，碳稅——油氣，還有巴爾幹究竟誰才是爹。

這些矛盾是極度尖銳的，從冷戰期間就開始了，比如當年拿騷會議之後，戴高樂當時對英國向美國認慫氣憤不已，在各種公開和私下場合連篇累牍痛罵英國人軟弱，還幾乎把英國踢出了一體化進程，比如波音這種合衆國長子，美國承重牆，空客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冷戰後更爲嚴重，比如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歐元石油結算擴張到了中東，美國忍無可忍只能暴力回擊，當年京都議定書的碳交易體系也被美國橫加阻撓，歐洲居然成功把日本串聯了進來。

矛盾這麽多這麽深，很多矛盾甚至是完全不可調和的，但歐洲就是能讓人覺得它在“追隨”美國，甚至很多美國人都這麽覺得，這就叫本事，這就叫鬥而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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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給結論，法德和解是戰後德國重建的一部分，美國在其中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但最終結果卻是給法國做了嫁衣。

先說法德爲什麽要和解。

法德和解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國要推動歐洲一體化，它要通過歐洲一體化把德國綁上戰車以對抗蘇聯，要把德國綁上戰車就必須先武裝德國，要武裝德國就必須先恢複德國主權，要恢複德國主權就必須考慮法國的關切，要解決法國的關切就必須推動法德和解，這是法德和解的邏輯鏈條。

當時蘇聯也在爭取德國，蘇聯提了一個方案，叫中立換統一，只要德國像凹蒂莉一樣成爲中立國，蘇聯就允許東西德統一，這個方案對德國人誘惑力極大，德國人打戰打怕了，而且德國位于美蘇對抗前沿，一旦開戰必成焦土，當時德國社會的普遍心態是，你美國和蘇聯的教派衝突，關我德國日子人什麽事？

所以美國急于通過把德國納入到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進而武裝化以同時遏制德蘇兩國。

然後說法德如何實現和解

談歐洲一體化必談歐洲煤鋼聯營，美國希望恢複德國主權，但法國和其它歐洲國家對德國恢複主權極其戒備。當時的歐洲普遍認爲，德國之所以能打，根本原因是德國的工業超越了法國，而德國工業超越法國是因爲德國魯爾地區有極其富集的工礦資源，西歐的煤鐵資源主要集中在法國北部、德國魯爾、德法邊界薩爾地區這麽一個三角形地帶，特別是魯爾地區，這裏集中了德國2/3的煤鋼生産，當時歐洲人普遍認爲誰控制了魯爾誰就控制了歐洲最大的戰爭潛力，進而控制了歐洲，實際上，德國鋼鐵産量在受限情況下于1949年第三季度超過了法國，1950年徹底超過了法國，當時魯爾處于國際共管之下，法國擔憂一旦德國恢複對魯爾的主權，那歐洲又要打起來。

另一方面則是薩爾問題，薩爾位于法德邊界，屬于德國，盛産煤炭，戰後法國極力推動薩爾自治並試圖合並薩爾，1950年法國和薩爾地方政府簽訂了《薩爾協定》推動薩爾永久自治，德國如喪考妣。

美國希望德國恢複主權並進入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訴求，和歐洲各國對德國控制魯爾煤鋼的擔憂形成了一對矛盾，這一矛盾構成了歐洲一體化進程最大的阻礙。

法國外長舒曼提出了一個方案，既然大家都不放心魯爾的煤鋼，那索性把全西歐的煤鋼拿出來，設置一個多國機構共管，魯爾的主權還給德國，包括魯爾煤鋼在內的歐洲煤鋼則歐洲共管，消除關稅，這樣一來德國無法靠魯爾煤鋼發動戰爭，但獲得了更大的共同市場，法國銀行對于向德國鋼鐵業投資興趣極爲濃厚。

這一方案立即得到了所有人的歡迎，特別是比荷盧這三個低地國家對這個方案極爲歡迎，他們非常樂意交出鋼鐵工業的管理權以換取更大的共同市場，德國人則只要恢複主權其他都不重要，意大利人也莫名其妙的跳出來大力支持這一方案。

進入細節談判，這個談判過程遇到了兩個困難，其一是薩爾問題，其二是反卡特爾條款，法國希望薩爾以主權實體的形式進入煤鋼共同體中，這事實上是要求德國割讓薩爾，法國還要求在煤鋼共同體協定中增加反卡特爾條款，禁止德國煤鋼産業集約化經營。

德國對這兩條表示反對，法國于是請出美國，在美國和其它歐洲國家的聯合逼迫下，德國只好妥協。

煤鋼共同體協議在1951年于法國外交部簽約，條約使用荷蘭紙張、德國墨水、法國印刷、比利時裝訂，意大利文件緞帶，總部放在盧森堡，以體現歐洲合作精神。

最後說德法和解的意義是什麽

西歐今日的繁榮與和平常常讓人忘記了這麽一個事實——這裏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戰爭策源地，整部歐洲史就是德法意三地大混操的曆史，這裏爆發了人類曆史上幾乎所有的世界大戰，論地緣破碎，天下無出其右。

現在這個地方統一了，查理曼大帝的遺産被重建，想想看這意味著什麽？

煤鋼共同體爲歐洲其他方面的聯合探索出了一套模板，日後的原子能共同體，農業共同體，關稅共同體，貨幣共同體都是照此執行，乃至于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洲法院，歐洲審計院的組建過程，事實上也是煤鋼共同體建立過程的翻版，這些機構的組成形式和煤鋼共同體如出一轍——各國都把自己的這一塊主權拿出來，交到一個集體共管的機構手裏，庸俗市儈的官僚和會計們，卻建立了一個拿破侖與希特勒夢寐以求的帝國。

想想看這種制度設計意味著什麽？

美國強力推動歐洲一體化，目的是爲了對付蘇聯的同時加深對歐洲的控制，但這麽做客觀上促進了歐洲統一，爲冷戰結束後歐洲擺脫美國的控制奠定了基礎，冷戰期間由于歐洲必須倚重美國以抵禦蘇聯，美國憑此可以在歐洲橫著走，甚至可以逼迫德國割讓領土，逼迫法國放棄殖民地，冷戰結束後，失去威脅的歐洲突然發現美國再也無法要挾自己了，歐洲獲得了空前的行動自由，伊拉克戰爭就是一次公開造反。

到了現在，美國已經到了必須通過發動戰爭攪亂周邊來遏制歐洲的地步，美國遏制歐洲的手段，和美國對付中國的手段如出一轍，爲什麽歐洲一直在伊核問題上對伊朗極爲寬容，爲什麽歐洲對什葉派之弧態度平和，爲什麽歐洲對土耳其越來越冷淡，明白了嗎？

想想看這又意味著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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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下美國爲什麽是給法國人做了嫁衣，本來要在上一篇說的，字數限制。

美國推動法德和解的目的是爲了要讓德國武裝化以對付蘇聯，同時避免德國中立化，當時美國對德國武裝化非常上心，幾乎是拿刀逼著德國武裝起來。

英國對于德國武裝化三心二意。

法國對德國武裝化極端反對，這個不用多說。

最有意思的是德國自己的態度，一方面，德國不希望武裝化，當時德國內部對各種政見爭吵不休，但是在不武裝化問題上是保持一致的，這倒不是因爲德國人反省什麽的，而是因爲蘇聯提出的中立換統一對德國誘惑極大，而且德國位于美蘇對抗前沿，接受美國的武裝化不僅意味著徹底喪失東德，同時還意味著必然要被美國當槍使。

另一方面德國希望獲得武裝權力。因爲武裝權力是主權的一部分，戰後德國最希望的就是恢複主權，德國既希望恢複主權，又不想因爲武裝被綁上美國戰車，在美國逼迫下，共同體建設一步跨過經濟和政治，直接踏入軍事領域。

德國武裝化最激烈的反對者是法國和低地國家，但是美國強逼著他們接受德國武裝化，于是法國只好想辦法既滿足美國的武裝化要求，又避免德國武裝之後威脅到自己。

法國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歐洲軍隊。

法國總理普利文在1950年提出歐洲軍隊計劃，事實上就是煤鋼聯營的軍隊版本，既：各國都出一點兵，組成一支歐洲聯軍，然後建立一個多國共管的部門指揮這支軍隊，但有一點，其它歐洲國家的軍隊可以一部分自己指揮，另一部分交給歐洲，只有德國的武裝部隊必須全部處于這支歐洲聯軍的管理之下。

用法國人的話說，“武裝德國人，而不是武裝德國。”

這樣一來，既能滿足德國恢複武裝權力的需要，又能滿足美國的吉哈德狂熱，還能避免武裝起來的德國再度爲禍歐洲，看起來是一個很完美的方案。

美國原則上點頭了，但認爲對德國太過苛刻，希望能適度放松對德國的限制，因爲要吉哈德。德國渴望主權，這個方案至少認可了德國的武裝權，還算差強人意。

1951年法國召開會議討論歐洲軍隊問題，經過長達9個月的漫長辯經，達成了一個初步方案。

美國在1952年放棄在北約框架內武裝德國，轉而大力支持法國方案，並且美英承諾在歐洲保持武裝力量——這事實上是防止德國退出歐洲聯軍的保險措施。

由于有了美國的支持，法國的歐洲軍隊方案修改後獲得通過。爲了裹挾美國看住德國，法國又要求防務共同體歸于北約框架，這也被通過了。

條約在德意和低地國家獲得了通過，但是在法國這裏卡了殼，法國內部因爲要不要接受德國武裝化發生了19世紀之後最嚴重的分裂，爲了安撫國內，法國又在條約中附加了一堆條件進行了第一次修約，包括英美在歐洲長期駐軍，英國和歐洲聯軍保持密切關系，還讓美國強逼著其它國家接受了。

但法國國內還是不滿意，又加了一堆條件提出第二次修約，這次直接要求歐洲聯軍僅限于駐德軍隊，且除非北約解散或者英美軍隊退出歐洲，否則不能退出歐洲聯軍，這次其它國家受不了了，拒絕第二次修約，因爲這事實上讓歐洲聯軍變成了對德而不是對蘇軍隊，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要求德國加入歐洲聯軍幾乎成了一種侮辱——德國必須參加一支以防禦德國爲主要目的的軍隊，我打我自己。

比利時外交大臣直接說法國盡放狗屁，最後法國國會在1954年把這個法國總理自己提出的方案自己給否決掉了。

英國人看不下去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提了個新方案，讓德國加入1948年簽署的對蘇共同防禦體系布魯塞爾條約，同時加入北約，以此實現再武裝。

這一次倒是出乎意料的迅速達成了一致，一方面，德國再武裝置于布魯塞爾條約和北約框架下，使這種再武裝與英美直接關聯，當時歐洲普遍認爲盯住德國的關鍵在于英美不能置身事外，而北約和布魯塞爾條約完美滿足這一點。

另一方面，當時極力促進德國再武裝的主要動因是防止蘇聯對歐洲搞吉哈德，結果蘇聯沒有這麽做，于是德國再武裝的緊迫性沒有了，而且德國煩透了沒完沒了的外交折騰，1954年直接照會法國，要求法軍全面進駐德國接手德國防務，這事實上是剖腹證粉，德國的擺爛換來了法國的釋然，于是法國同意德國恢複武裝權力。

經此一事，德國內部形成了一種共識：只要武裝化，就永遠不會被其它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接納，而法國的接納是德國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關鍵，而歐洲一體化進程在煤鋼聯營後已經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德國不可能自外于曆史大勢，于是德國開始在事實上執行一種政策，既：擁有武裝權力，但不行使它，以此換取歐洲的政治信任。

德軍越垃圾，歐洲越信任德國，德國在歐洲內部越能指手畫腳，說話嗓門越大，以至于德軍的垃圾反而成了一種政治資本，擁有垃圾軍隊的德國能在歐債危機中對擁有強大軍隊的希臘大呼小叫，這就是歐洲政治的魔幻現實。

從結果上看，恰恰是美國對德國再武裝的積極推動促成了德國內部這一共識的形成，而這一共識的形成又讓法國消除了對德國的擔憂繼而接手了歐洲的防務，歐共體分裂的最大隱患消失了，法國掌兵德國掌財的格局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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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這幾天我高強度說德法的事？很簡單，就是爲了說明一個道理，歐洲從來就不是一個基于價值觀構建的政治實體，有效成熟的外交關系也從來就不會以價值觀爲建立方式。

真正的外交中，地理、人口、産業、軍隊、財政甚至人事任免才是主導因素，很多時候，甚至是礦脈的走向決定宏觀格局，其具體過程是高度繁複乃至瑣屑的，是非常現實乃至非常市儈的，實際上由于篇幅所限，德法和解進程我都是盡量挑大的節點來說了，有很多非常具體非常瑣碎但直接影響到全局的事情我沒有寫，比如法國曾經和低地國家就要不要設立歐洲國防部長展開爭吵，雙方爭論的內容具體到歐洲防長的工資應該由誰來開以及穿什麽軍服的程度，此事沒能談攏是導致歐洲軍隊破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爲法國曾堅持歐洲軍隊必須有一個單一權威，而歐洲防長沒能設立導致法國對歐洲軍隊不放心，于是有了兩次修約，進而導致了歐洲軍隊的破産。

這才是外交，具體而瑣碎，不是一堆人開一開會，鼓一鼓掌，喊一喊口號，念一念經就萬事大吉了，經學家喜歡過度誇大意識形態在外交中的作用，因爲經學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本錢，他們不這麽說才是咄咄怪事，但事實是，就算雞不叫，太陽一樣照常升起。

中國實際上是沒有經曆過成熟外交時代的，滿清時期是以理藩姿態對待外國的，八國聯軍之後又變成了殖民地對宗主國外交，北洋時期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理名詞，並非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民國時期則變成了買辦外交，新中國建立後過早的摻合進了美蘇之間的什葉派和遜尼派大戰，且入戲太深，沒有看清楚美蘇兩國的共同點——搞吉哈德的膽子沒有，但是打著搞吉哈德的旗號向手下收天課的本事不僅有，而且很大。

個別人在新中國建立後把個人色彩過多的摻合進了外交工作中，以至于鬧出了阿爾巴尼亞和“外交無小事”這種史書級笑談。外交工作有具體經辦人的個人色彩不足爲奇，比如歐盟的建立就與法國外交家，煤鋼共同體首任主席，有“歐洲之父”之稱的讓.莫內的個人活動有莫大關系，但這種個人色彩必須是“外交式”的，而不是“待客式”的，以待客之道行外交之事是一種僭越，拿待客禮儀吹某些人有外交水平要麽是不懂外交，要麽就是別有用心。

有這種拿待客當外交的思想作祟，只能在惠和白眼狼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滑動也就不足爲奇了。

外交從來不是待客，外交是算計。

中國只經曆過優勢理藩和弱勢事大時期，沒有經曆過均勢外交和相對均勢外交（春秋戰國太古早了，形不成慣性），秦桧太多而寇准不足，更缺少張儀蘇秦，就連班超都沒有，缺乏複雜環境下博弈並獲利的能力，只在最近這些年才略有試水成熟外交。好日子過了沒幾年，外交現代化才剛剛上手，局勢略有好轉，一堆人就鼓噪著要對外傳教布道，自己幾斤幾兩心裏沒點逼數。

天下苦教權時代久矣，就讓美國和蘇聯這對時代的雙生子一起隨風而去吧，沒有人應該踏上他們那條路，那是一條不歸路。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時間緊，任務重，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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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武術家的橫行霸道，究其原因，是中國的互聯網治理嚴重缺位導致的，根本而言，當代中國依然是一個小冊子時代的國家。

但互聯網治理缺位嚴格來說又不是中國一家的問題，因爲人類正處于互聯網時代，所以對于如何治理互聯網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當你身處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和最優解你是無法知曉的，只有當你經過了這個時代，回過頭去看，才能定義並總結這個時代，進而得出最優解。

就像一個封建時代的人並不知道自己處于封建時代，因爲封建時代這個時代是後人定義並總結的，而現代人類也無法定義並總結什麽是現代。

一個政權在形成過程中所依賴的信息傳播媒介，會對這個政權的組織結構，行爲模式，決策邏輯構成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影響本身會內化爲政權運行內在邏輯的一部分，甚至成爲政權本身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不因政權所使用的信息傳播媒介的更新疊代而轉移，身體在看電視，靈魂還在讀報紙是一種常態。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進入了互聯網時代，俄國算是踏入了一只腳，摸到了一些門道，但還沒有徹底擺脫電視機時代的烙印，俄國的這種超前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它在電視機時代輸的幹幹淨淨，新生政權只能在廢墟中重建，又剛好碰上了互聯網大發展，于是吃到了時代紅利。

懂王實際上是圍繞互聯網展開政權構建的先驅者，莫迪算半個，推特治國在當代政界被視爲笑話，但在未來，這將被視爲一條新時代的分水嶺。桑德斯和他比差遠了，人們是因爲桑德斯的政策而支持他，並不是支持桑德斯這個人本身，懂王和莫迪的支持者可是不論他們推出什麽政策都無腦支持他們的，這其中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上一個時代是電視機時代，美國是電視機時代毋庸置疑的絕對霸主，它在電視機時代的地位不是強大，而是統治，電視機時代的合法性構建途徑，議題設置，群體控制，話語方法，美國人玩的明明白白，比如鏡頭語言，美國人對鏡頭語言的掌握已經超脫了具體技法而進入哲學層面了，具體可以參考《紐約攝影學院攝影教材》，說是教攝影，實際上在教鏡頭語言，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麽，了解攝影的人都懂。

美國在電視機時代的強大與其影視工業的發達密不可分，但它在電視機時代的不可戰勝導致它錯估了形勢，互聯網時代與電視機時代一些表觀層面的相似性使它産生了錯覺，它以爲互聯網時代不過是又一個電視機時代而已，所以它用電視機時代的玩法去搗騰互聯網，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果後，局勢最終逐步惡化並徹底失控，當初吃下去的現在吐的幹幹淨淨，還倒膽水。

肆意玩弄你根本不了解的力量，終將招致不可想象的災難，自古皆然。

電視機時代的前一個時代是無線電時代，無線電時代構建最成功的國家有兩個，德三，伊朗。

德三依托人民收音機和小黃這個宣傳天才打造的傳媒奇觀已經衆所周知，毋庸贅言，最巅峰的時候曾經在戰時讓三分之一的英國人成爲德國電台的穩定聽衆，盟軍轟炸機進入德國境內後，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打開收音機聽德國廣播，可謂收聽敵台的先驅。

伊朗則是霍梅尼流亡海外期間，把自己的講話用磁帶錄下來，通過地下分發渠道擴散入伊朗，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無線電，伊斯蘭革命期間，磁帶地下分發渠道成爲了全國組織串聯的骨幹力量，霍梅尼本人也從一個邊緣化的學者一躍成爲什葉派權威宗師。

無線電時代的特征是構建一旦成功則向心力超強，基本盤極其穩定，但路徑依賴也最嚴重，所有力量都有代價。

無線電時代之前是報紙時代，報紙時代的傑出代表是英帝國和蘇聯，“英國報紙”這個詞在18，19世紀很大程度上是文明開化的同義詞，有英國報紙的地方就有文明，英國報紙伴隨著全球郵政、蒸汽動力和皇家海軍橫行四海，統治世界的思想，塑造全球的政治，艦隊街的編輯們揮一揮筆杆，無數的交易和戰爭便因此而生，所謂的“第四權”由此而生，記者們成了無冕君王，這種政治生態直到互聯網時代才開始瓦解。

看英國報紙在那個時代的體面人中已經不是一種習慣，而是一種特權。

英語成爲世界語，源自英國報紙。

蘇聯是另一個報紙高手，這源于蘇聯的建立過程，蘇聯的政權構建過程很大程度上是發生在報紙上的，誰能在報紙嘴戰中占上風，誰就能獲取更多的追隨者，進而在委員會辯論中占據有利位置，列甯本人就是那個時代數一數二的頂級報紙高手，沒有誰噴的過他，報紙是他的王座，如果馬克思還活著，他未見得能噴的過列甯。

報紙時代的特點是邏輯必須圍繞時事展開，借題發揮是關鍵中的關鍵，就事論事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唯獨不會發生在報紙時代。

再之前，就是小冊子時代，小冊子時代的特點是只有流言和思想，沒有時事，小冊子的思想性不一定差，比如《猛回頭》《警世鍾》《論持久戰》，這都是小冊子，但是時效性差，幾年前發生的事情你現在才開始做總結。

所以圍繞小冊子構建的政權往往非常遲鈍，但決策質量不低。

中國的立國先賢們留下的著述大多是小冊子而非演講稿，也不是報紙文章，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字數不夠了，之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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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報紙時代開始說，最後再談小冊子。
報紙時代，是人類社會首次有了“時事”這個概念，在此之前，除了一些專門的信息渠道（比如八百裏急遞），新發生的事情往往是通過口口相傳的流言傳播的，這也是爲什麽小冊子國家特別重視“口碑”的原因，甚至會花錢買口碑，以至于出現大規模伏拉夫現象。
報紙時代出現了時事這個概念後，對概念和思想的傳播就高度依賴圍繞時事進行展開，或者說，借題發揮就顯得至關重要。
報紙時代，思想和觀念傳播的效果，取決于它和時事的切合程度，或者說，借題發揮時的邏輯自洽性就至關重要。你們去看看報紙時代幾位神仙的作品，比如列甯，魯迅，他們的作品幾乎就沒有就事論事的，都是以一個最近發生的時事作爲切入點，然後展開論述，芝麻綠豆大點事（比如托洛茨基又說了一句什麽人嫌狗不待見的批話），列甯能寫出好大一篇社論來，先直球辱罵托洛茨基是個憨批，然後表述自己的看法，提煉，抽象，總結，升華。
辱罵部分和說事部分的比例經常達3比7甚至1比9，也就是說，列甯實際上是想要說事，只是借著辱罵托洛茨基把觀點表述出來，托洛茨基負責當錨定觀點的工具人。
觀點需要有時事作爲錨定，這不是報紙時代的獨有現象，但報紙時代這個特點是最顯著的，上綱上線的能力決定了一份報紙的銷量和思想傳播的力度，這也是爲什麽小報的銷量永遠巨大的根本原因，因爲小報總是能夠把上綱上線這個報紙特色發揮到極限。
狗仔隊實際上是報紙能力的頭部選手，記者通過掌握上綱上線的能力，獲得了第四權，這種權力直到互聯網時代才開始瓦解。
報紙時代的國家一個是英國，一個是蘇聯，英國是首個把輿情納入政策考量範疇的國家，一項政策的出台，必須考慮它可能引發的輿論反應，這本身作爲政策變量的一部分被納入決策形成過程，英國是第一個做到的，也是做的最好的。
如何應付記者，如何應對輿論風潮，既能把消息傳出去，還能限制記者們上綱上線，既要讓不利于自己的輿論風波平靜下來，又能適時利用輿論風波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既要從報紙中獲取有用信息，又能不被報紙中的上綱上線帶著走，這是英國官僚的基本功，就像中國官僚必須會寫八股一樣。
和記者鬥智鬥勇，複雜博弈，施壓與反施壓，撇清關系與介入事態，這些和記者打交道的操作是英國政客的門檻。
“記者們會怎麽看”“報紙上會怎麽寫”“輿論上會怎麽鬧”，在討論政策時這些問題必須被納入考量，很多時候甚至有決定性作用，一項政策很有可能僅僅因爲不討記者們喜歡就不被推行，這在小冊子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相應的，如何把最微不可查的姿態，最細枝末節的語言，最無關緊要的細節，最無足輕重的場景，上綱上線爲道統之爭，華夷之辯，倫理問題，根本大防則成了記者的基本功。
要設法激怒面沈如水的官僚，使他失態，生氣，出醜，要曲解他的話語和表情，這樣報紙才有噱頭。
爲什麽香港記者跑得快，明白了嗎？人家就是吃這碗飯的。
英國官僚必須分出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去處理輿論問題，這導致英式決策往往具有極大的輿論親和力，政策有沒有價值不好說，報紙是肯定滿意的，至少是挑不出毛病的，這種決策邏輯深刻的塑造了英國和英帝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和行事風格，他們的政權在避免輿論危機和利用輿論力量上出類拔萃，政策往往觀感極好，但相應的，政策質量不高，執行力度有限，很多政策往往輿論後果不嚴重，但實際後果極其嚴重，典型例子就是帝國特惠制，這一備受歡迎的政策直接毀滅了帝國，屬于典型的打著爲了帝國的旗號掘帝國的根，危害之大，不下于MAGA。
我有時候會想，英國超強的理藩能力來自于其跨文化圈認知能力，而這種跨文化圈認知能力，會不會和英國複雜的報紙環境有關，因爲英國官僚必須從報紙無休止的上綱上線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信息，所以先入爲主就成了大忌，而跨文化圈理解能力的形成，擺脫先入爲主是第一課，英國官僚常年在這種環境下鍛煉，自然就形成了這種能力。
贊許敵人的優點是一種美德。
蘇聯反其道而行之，蘇聯的理念是，與其被動應付輿論風波，不如主動掌握和使用輿論，不讓輿論危及自身，但充分利用輿論推進自己的議程。
這種能力形成于列甯，列甯是20世紀全人類最強的報紙撰稿人，如果說報紙是角鬥場，那列甯就是斯巴達克斯，他是完美的鬥士，他的技藝是一門藝術，看他在報紙上罵人是極致的精神享受，沒人能在報紙上戰勝他，他死後，蘇聯的報紙能力僅仿其六成，依舊銳不可當。
最典型的就是中蘇論戰，你現在回過頭去看，會發現……其實蘇聯說的比較在理，即使不看具體論戰內容，你有沒有想過，爲什麽是“九評”？而不是“一評”？
我方已經出動了最強戰力，但依然要連打九場才堪堪平手而不是一招拿下，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蘇式路線理論上限高于英式路線，但問題在于對執筆人的個人能力要求極高，一個不慎容易導致嚴重思想混亂。
報紙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容易僵化，難以調頭，適應性極差，進入新時代後容易被按在地上摩擦，英蘇兩大報紙帝國在20世紀雙雙解體恐怕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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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時代之後，是無線電時代。
這裏需要先說明一下，我們說“XX國家是一個XX時代的國家”，不是指該國處于某一時期，而是說該國的政權在形成過程中所依托的大衆傳媒工具對該政權形成的深刻影響。

這不單純是一個輿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結構和內在邏輯問題，一個政權形成過程中所依托的大衆傳媒，會對這個政權的內在邏輯造成非常巨大的影響，進而影響這個政權的行事方法，這不是一個主動選擇的過程，而是一個被動形成的過程，你控制不了，也很難改變。

就比如報紙國家在制定政策時會對輿論影響進行最大限度的考量，但無線電國家就不太在乎這一點，這就是無線電和報紙對政權內在邏輯的影響不同造成的。

無線電時代有這麽幾個特點，其一是時事的密度和時效性大幅增加了，時事在報紙時代首次出現，但在無線電時代才真正成爲“時”事，無線電時代人類首次能夠在事發當天得知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其二是信息接收從空間分布變爲了時間分布，報紙時代信息是空間分布，比如AB兩條信息，在一張報紙上分布于同一個版面的不同位置，你可以選擇看A而不看B，A必須在與B的競爭中勝出才能獲得關注，所以語不驚人死不休很關鍵。無線電時代，你必須聽完A，才能聽B，哪怕你對A其實並不感興趣，信息是時間分布，所以複讀就極爲重要，因爲哪怕是你再不感興趣的內容，天天聽多少都會留下一點印象。

其三是信息獲取的門檻消失了，小冊子時代信息獲取的門檻非常高，小冊子實際上是著書立說的乞丐版，但依然是著書立說，報紙時代門檻降低，但依然要求能識字，有閱讀習慣，無線電時代徹底沒有門檻了，能聽懂人話就行。

無線電在獲得了高時效性信息傳達的同時，又由于信息源的單一化而同時避免了後續時代因爲信息交叉和互動導致的解構問題，且信息傳達直達社會基層，沒有中間環節導致的信息熵，相當于是吃到了光電信號傳輸好處的同時避免了缺陷。

時事密度的增高導致了對敏捷反饋的極度需求，信息源的單一導致了滿足這種需求變的不可妥協，政權必須迅速滿足社會的迫切需要（哪怕以寅吃卯糧爲代價），然後把成果通過無線電廣而告之，形成一種需求産生——迅速滿足——政治合法性提高的正循環，在這一循環累進的過程中，一些經常被滿足迫切需求並因此對政權産生了強烈認同，以至于政權無論做什麽都無條件支持的群體出現了，這就是“基本盤”。

基本盤在獲得了足夠高的政治合法性積累後，往往會對政權的行爲形成條件反射式的支持，哪怕這種行爲並不符合自身利益。

比如“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

這些特征直接導致了無線電時代是動員能力最強的時代，也是共同體塑造最堅韌的時代。

無線電國家往往擁有穩固到鋼澆鐵鑄的基本盤，能迅速動員起龐大的戰爭能力，在科技和體量拉不開差距的情況下，除非以魔法對抗魔法，否則同時代沒人能打得過他們。

無線電建構最成功的國家是德三和伊朗，德三做到了三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1.真正統一了德意志地區，俾斯麥根本沒有統一德意志，把奧地利開除德意志籍，相當于把江浙開除中國籍。

2.打破了邦國王公和容克貴族對政權的壟斷，小胡子本人是打零工的，黨衛軍全國領袖吼姆辣是養雞的，管經濟的施佩爾是建築師，管宣傳的小黃是記者，小胡子的後繼者鄧尼茨是老兵，德三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泥腿子政權。

3.死戰到底。德二是兵變瓦解，沙俄是社會崩潰，奧匈是帝國瓦解，法三是舉手投降，日本是舉手投降，英帝國是被五馬分屍，蘇聯是就地解散，只有德三死戰到底，維京師的士兵用鐵鏈把自己鎖在機槍陣位上，納粹高層大面積全家自殺，很多人說他們是“畏罪自殺”，這就是胡扯了，真要畏罪，把鍋推給小胡子然後投降盟軍就完事了，曼施坦因古德裏安不就這麽做的。

這種行爲只能解釋爲殉道，你可以質疑他們的道路，但你無法質疑他們的虔誠。

伊朗更勝一籌，霍梅尼本人流亡海外的時隨身圍著炸彈腰帶，他拒絕被捕受辱，兩伊戰爭期間伊朗軍隊踏著美國國旗接受檢閱後直接開赴前線，他們手挽著手，高唱聖詩，頂著薩達姆的化學武器趟過雷場，他們堅信當地雷響起的那一刻，天堂的大門就已經向他們敞開，他們在平靜中死去。

伊朗將軍蘇萊曼尼經略中東時，曾經多次試圖在恰當時機主動尋死以團結什葉派和遜尼派。

無線電國家對于基本盤的塑造是非常有效的，但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就是政策路徑依賴太過嚴重，基本盤的時敏需求而非長遠需求成了最高政治原則，寅吃卯糧不顧後果，難以變通，不可妥協。

比如伊朗現在非常渴望和美國妥協，但因爲反美是最高政治綱領，所以沒法松口，而美國一直想要逼他們松口，就僵住了。

現實政治永遠是妥協的藝術，不可妥協實際上破壞了政策空間，使一些靈活務實的做法失去了合法性，這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另外，無線電國家由于信息源的獨一，社會潛意識替代了輿論，導致行政權力被絕對化，一旦作惡無人能擋，輿論無法對政策造成任何影響。

死戰到底的另一面是沒法投降，所有力量都有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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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機時代寫的比較長，所以分上下兩篇，因爲我們這一代人親眼見證了電視機時代的完結，親身經曆了電視機向互聯網的跨越，我們身上永遠帶著一部分電視機的影子，恰如騎士團永遠是一個小冊子組織一樣，這是時代的烙印，抹不清，洗不掉。

所以這是很值得說道說道的一個時代。
電視機時代有這麽幾個特點：

1.信息過密化
電視機時代後，人通過大衆傳媒能夠獲取的信息總量第一次超越了人能夠認知和記憶的信息上限，報紙時代，一個人讀盡他居住的城市的所有報紙是可能的，一些清水衙門的工作人員成天喝茶看報紙，結果就是你問他城市裏發生了什麽他都答的上來，電視機時代後，沒人能看盡所有電視節目。

2.強娛樂性
電視是第一種娛樂性質的比重超越了信息性質的大衆傳媒，人們接觸大衆傳媒的目的從獲取信息開始轉向“圖一樂”，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傳媒的基本特征。

3.時效性達到極限
電視機的信息傳遞時效性達到了這個宇宙的物理極限，現場直播的出現讓信息不再有任何延遲。

4.場景式信息傳播
在電視機時代到來之前，大衆傳媒所傳遞的信息通常是場景缺失的，比如廣播劇，除了對白外還有旁白，旁白就是用來補完場景的，報紙的配圖也是場景補完，電視機傳播的信息則本身就是一個場景，電視機給予的場景的完整性超越了以往任何傳媒形式。

5.向下兼容
電視機的傳播形式，使其傳播內容可以兼容以往的所有大衆傳媒形式，報紙內容是沒法直接用于無線電的，就算你能把報紙新聞在電台裏複讀一遍，那請問配圖呢？你要如何用語言去敘述畫面且不出現任何信息損耗。
同樣的，無線電的內容也沒法直接用于報紙，就算你能把無線電講稿在報紙上刊登出來，請問你如何用文字去敘述語氣、情緒且不出現任何信息損耗？
電視解決了這個問題，所有以往的傳媒方式都可以在電視上找到容身之處且不出現信息損耗。
這就是“多媒體”的原初含義。

這些特點極爲深刻的影響了我們的世界，很多事情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電視機時代的國家往往具有這麽幾個顯著特征。

首先是嚴肅政治開始逐步消亡。純粹的、徹底的、嚴肅的政治開始逐步失去立足之地，政治和娛樂的邊界開始模糊，一個政治議題如果不把自身娛樂化或者至少是摻入一定的娛樂要素，則天然不具備社會基礎，這不以政治議題本身的內容而轉移。
不要抱怨娛樂至死，這就是這個版本的主流打法，要麽適應它，要麽被淘汰，要麽高成本運行，沒有別的路。

其次是第四權再度崛起，信息二道販子在報紙時代崛起，在無線電時代沒落，在電視機時代複興，在互聯網時代被瓦解，電視信息的制作是一門複雜系統工程，信息二道販子們把持了這一中間環節，以此重奪政治話語權。無線電時代，官員可以直接到電台對全民發表講話，說啥就是啥，電視機時代，官員的講話需要經過導播、記者、攝影等一系列中間環節才最終抵達觀衆眼前，有了中間環節，就有差價。
爲什麽無線電政權通常被記者們扣上“極權”的帽子，互聯網時代則被記者們扣上“民粹”的帽子，知道了嗎？
因爲前者是他們的黑暗時代，官員們從他們手中奪走了制信息權;後者是他們的衰亡時代，制信息權擴散並普及了;他們失去了制信息權，當然切齒痛恨。

再次是公衆對政治有極高的參與感，參與感和參與度是兩回事，但無論實際參與度如何，電視機國家的公衆往往對政治有極強的參與感，這和第一點，也就是嚴肅政治的消亡與政治的娛樂化有極爲密切的聯系，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高參與感，至于參與度高不高，那是另一回事。
這導致電視機國家在互聯網時代之前通常具有強大到不可撼動的政治合法性，這種政治合法性不以具體的施政質量爲轉移，你天天推出一些弱智政策但還是受歡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進一步的，政治合法性與施政質量開始出現分離。

然後是鏡頭感極強，信息傳播的零延遲和場景性，導致電視機國家的每一個行爲體都長期浸泡在鏡頭環境下，這導致電視機國家從政府到社會普遍具有極強的鏡頭感，哪怕身處一個沒有鏡頭的環境下，他們都會下意識按照身處鏡頭前來規範自身的行爲，舉個例子，奧巴馬煙瘾非常大，但是你見過他抽煙嗎？
這種鏡頭感極強導致的結果，就是政治活動的社會輻射強烈，政治議程雨點小不小兩說，但雷聲一定巨大，甚至這種輻射性強會反過來塑造政治議程。
對于什麽是鏡頭感， @安好心 有過極爲精辟的論述。

最後是社會條塊分割，電視機時代政治議程的社會輻射作用帶來了政見的強烈對撞，政見對抗自古有之，報紙和無線電時代也有這種社會影響，但電視機時代讓政見對抗的影響實現了全社會無死角覆蓋，政見之爭從兩個集團隔著會議桌打肚皮官司變成了對各自的社會基礎進行總動員，自此，政見之爭開始具有總體戰的性質，政治集團之間的政見之爭開始變的不可妥協，爲了在這種高烈度對抗中生存下來並勝出，基本盤的作用變的前所未有的重要，狠抓基本盤，滿足基本盤的一切時敏需求變成了政治生命的根本。

下一篇說一下電視機帝國美利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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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國是一個標准的電視機政權，注意，我們談論的是美帝國，不是南北戰爭前的老聯邦，也不是小羅斯福之前的那個合衆國，而是二戰至今的美帝國，老聯邦是一個不太成功的小冊子國家，合衆國是一個還不錯的報紙國家，小羅斯福無線電了一把，隨後美帝國成爲了一個電視機國家。

美國社會接觸電視機時代的時間甚至要早于電視出現，古早年間的美國報紙有個特點，圖片是主角，文字是圍繞圖片進行說明的解釋內容，而同一時期其它國家的報紙，文字才是主角，圖片是對文字進行場景補充的注解，這種微妙的差異帶來了根本性的不同，傳媒的核心是對注意力的爭奪，用文字去爭奪注意力和用圖片去爭奪注意力時，其內在邏輯完全是兩碼事，美國大衆傳媒長期圍繞視覺展開工作，結果就是在電視機這個視覺爲綱的時代具備了海嘯般的力量。

美國人對大衆傳媒中視覺運用的理解達到了什麽程度？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美國紐約攝影學院攝影教材》，它從輕松的圖像主題入手，然後傳授照相機技術結構和工作原理，然後討論光線對圖像的影響，不同場景下的攝影思路，我尤其推薦大家讀一讀這本書的第20課《時裝攝影》和第21課《人體魅態攝影》，在這兩個章節中，美國人對視覺控制的理解已經超出了專業技法的範疇而踏入了方法論的領域。

浸泡在這種環境下導致美國的政權運行模式高度的“場景化”，也就是依托特定場景積累政治資本，從而推進政治議題，並以極高的公衆參與感維持政權的高合法性。

這裏要多說兩句，不要把提升公衆參與感簡單看作是“統治術”或者“洗腦”，國之大事，在戎與祀，祀的作用就是共同體構建，共同體構建是推進其他政治議程的基礎，人類是一種僞社會性生物，構建社會性實際上是對人類的一種“補完”，不論用什麽方法，構建起社會性來就是成功，你不能說我的構建才是真的，你的構建都是假的，這就像崇拜大石頭的原始人指責崇拜大樹的原始人拜的是僞神一樣，沒有任何意義。

場景驅動政治的典型案例是常風行動，即美軍撤離越南行動，常風行動伴隨著大量的媒體報道，在越戰失敗這個大背景下給東亞東南亞的親美勢力打了一劑強心針，本來越戰的失敗讓美國的東亞體系受到嚴重動搖，因爲誰也不能保證韓國台灣菲律賓不會成爲下一個南越，但是常風行動改變了一切，人們通過電視轉播看到遮天蔽日的直升機群拖家帶口逃向艦隊，特別是常風行動中的重要一部分，美軍運輸機把所有南越軍隊的戰爭遺孤帶著逃向美國。

中國人應該對這個場景感到眼熟。

這與劉備帶著20萬百姓日行十裏逃往江夏別無二致，狼狽嗎？狼狽，但天下皆感其誠，這是軍事上的失敗，但卻是政治上的成功

此舉極大安撫了東亞親美政權，就算輸，只要效死命，美國也會帶著他們一起走，原本動蕩的東亞框架瞬間穩定下來，而這一切只需要幾台攝像機和一些電視轉播而已。

西貢鐵拳其實只是一個影響不大的小插曲，當時真正廣爲傳播的場景是美軍將航母上的直升機推入大海，給南越逃亡人員騰出空間，航母艦長意識到了這一場景的傳播價值，迅速命令艦上水兵把所有攝影攝像器材拿出來，從多個不同角度記錄這一場景，甚至把航母上記錄飛機降落的軍用攝影機都拿了出來，隨後把成果交給電視媒體發布，還搭配上了逃上航母的南越軍官的感謝信。

美國因越戰而損耗的政治合法性，幾乎被這一事件徹底補了回來。

能夠迅速意識到一個場景的視覺傳播價值，並動用手頭的一切資源進行記錄然後提交給媒體，把兵敗撤退喪事喜辦並收獲巨大成功，這還僅僅只是一個航母艦長而非專業媒體公關人員。

知道什麽叫“鏡頭感”了嗎？

另一方面，美國的事務和政務分離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政客的工作其實是花式營造公衆形象，即使是他們從事的比較實際性的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目的是營造公衆形象，營造公衆形象本身並不能提供政治作用，但可以爲事務的處理提供一個安穩的環境，無論事務層面做出什麽傷天害理的事情，政務層面都可以讓一切看上去很好，但相應的，事務層面如果取得了成功，政務層面可以把它的社會影響成百倍放大。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這種喪事喜辦，喜上加喜的能力讓美國的政治合法性近乎無懈可擊。

美國的政策質量不高，非政治性因素在決策形成過程中的參與度過高，公衆對政策直觀感受的權重遠遠高于政策本身的作用，甚至有大量純粹表演性的政策，如果說報紙國家高度注重政策的輿論影響，那麽電視機國家的政策則直接服務于輿論本身，但是相應的，政策的社會基礎極其廣泛，另外當政治活動的娛樂化程度較高時，往往會有極高的動員能力。

從內部結構上看，電視機的多信息源同質化並行特征還塑造了美國政權的“承包商化”特質，比如中情局，它不是我們想象中那種等級森嚴，組織嚴密，單線聯絡的情報部門，而是一個大型勞務市場，裏面有各種各樣的項目組和承包商，政府發包，項目組們各顯神通開始競標，相互之間的明爭暗鬥，勾兌交易，合縱連橫無所不在，這也是雙刃劍，好處是競優，壞處是競劣。

從地方到聯邦，承包商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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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家的需要，展開說一下什麽叫場景驅動型政治。
美國人做事特別喜歡“應景”，就是在特定事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同時給其他相關方安排角色，並依照角色的定位來推動政治議程。
這是一種攝影棚式的表演行爲，表演的重點是逼真，而如何讓表演顯得逼真，如何讓其他人配合自己表演，如何讓劇情按照自己預想的方向發展，但凡不是攝影棚裏泡大的國家，是做不到那麽熟練的。
美國影視工業在20世紀20年代就形成了高度成熟的特效産業鏈，當時美國人就已經很熟悉如何在攝影棚裏布景做局以假亂真了，在好萊塢影視工業和高度發達的視覺傳媒經年累月的熏陶下，這一套攝影棚裏的行事方法成了美國社會的潛意識，並表現在他們行事風格的方方面面，做事之前先布景成了一種條件反射。
注意，布景並不一定依賴于視覺傳媒，它是一個抽象概念，是一種方法論，比如散布流言诋毀對方就是一種比較粗糙的布景方法，美國人只是非常善于讓整個流程真實可信，且總能在特定場景下讓自己處于有利位置。
布景有兩種方法，一是人工布景，二是局部特寫。
人工布景的典型例子就是聯合國安理會上試管裏的洗衣粉，現在我們都知道薩達姆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在當時這是一樁懸案，人們就算對美國半信半疑，也不會徹底相信薩達姆的辯白。
局部特寫的典型例子就是常風行動，還有麥克阿瑟登陸菲律賓，他的手下陪著他在沙灘上來來回回走了好幾個鍾頭，就爲了拍出一張完美照片。
布景之後要安排角色，角色通常來說有這麽幾種，英雄，壞蛋，苦主，路人。
然後是設置事件，一般來說是這麽一個流程，壞人害了苦主，英雄降臨消滅了壞人，路人和苦主一起爲英雄唱贊歌。
一般來說英雄由美國扮演，偶爾也讓美國的馬仔扮演，壞人由政治議程中的主要障礙扮演，可以是別的國家，可以是二氧化碳，也可以是捏造出來的東西，苦主也一樣，可以找人來扮演，也可以借題發揮，實在不行無中生有也行，美國自己偶爾也會客串一下，路人一般由“國際社會”扮演。
多說兩句，“國際社會”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彈性的概念，它是個框，裏面裝多少東西取決于具體需要，比如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國際社會”指代美國英國，但不論裏面裝的東西是啥，只要拿“國際社會”這個框一套，就顯得人多勢衆。
有時候會出現一人分飾多角的情況
比如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英國是英雄，薩達姆是壞人，“國際社會”是苦主又是路人。
這套操作不僅限于美國對外政策，對內也一樣，比如現在，建制派諸公就是英雄，川逆敗黨就是壞人，“美國人民”就是苦主，“美國社會”就是路人，至于國會山維京人，那屬于川逆敗黨的喽啰，不算“美國人民”範疇。
國會山的例行辯經賽更是人人有戲演，人人有詞念。
場景中的參與方是很難擺脫美國人給自己安排的角色的，因爲美國實在是太擅長使用鏡頭語言和話術方法使每一個角色形象都真實可信了。
爲什麽美國的敵人總是以“壞人”的面貌出現？甚至在不同的場景下有時候是好人，有時候是壞人？爲什麽公衆就算對美國人沒有好感，但往往也會對美國人的敵人同樣沒有好感？
因爲美國人自己就是導演，群衆演員看上去什麽形象，那就是導演一句話的事。
再次強調，場景驅動政治並不一定需要視覺傳媒的參與，它是一種抽象的政治方法，有沒有傳媒參與都可以使用，發達的傳媒只是增幅了它的威力。國內有些人對場景驅動政治是有一定程度的思考的，比如姜文，六子吃粉就是一次典型的場景驅動型政治，小冊子做題家六子飾演壞人，胡萬飾演主持公道的英雄，粉店老板飾演苦主，武都頭和茶館閑人飾演路人，胡萬通過人工布置“六子吃了兩碗粉只給了一碗的錢”這麽一個場景，依靠場景內各角色的內在慣性，最後逼的六子自殺。
就算六子不上當，拔槍暴力破局，“吃兩碗粉只給了一碗錢”的流氓無賴形象也依然被坐實了，這就是高水平場景設置能力，選哪條路都是坑。
布景未見得就一定是作假，有時候也可以是把局部放大，東歐劇變就很有點這個意思，蘇聯在東歐的統治固然是不得人心的，但美國人通過直播柏林牆倒塌還配樂歡樂頌等行爲，直接把蘇聯從“不得人心的東歐統治者”升格爲“吃人魔王”，一文錢進去，兩文錢出來，這就是局部放大的效果。而蘇聯這個憨憨每次都積極配合演出，美國人要它演什麽，它就主動演什麽，還入戲特別深，有時候美國人都想不出新場景了，它還主動制造場景給美國人使用，實在是讓人不知道該說什麽。
美國人設置場景有時候是人工和特寫兩者並用，真假摻半，比如科索沃戰爭，巴爾幹有殘酷的種族仇殺是不是事實？是。但美國人一頓操作，把屎盆子全扣塞族頭上了……
內部更是每天都在演戲，我有時候就想，高盛做假賬的能力那麽強，是不是就是長期配合美國內部各種政治集團布景搭台鍛煉出來的能力？畢竟還能有什麽場景，比統計數字更逼真呢？
美劇爲什麽好看？因爲這是美國人最擅長的部分，就像印度人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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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互聯網時代之前，先講一個老故事，據說創世之初，衆神與魔鬼爲了爭奪世界的所有權而爆發大戰，戰爭最初是在形而上的概念層面展開的。衆神標榜“光明”，魔鬼便自居“黑暗”，衆神使用“信仰”，魔鬼便擲出“思考”，衆神塑造“秩序”，魔鬼便搭建“自由”。
戰爭到了最後時刻，雙方高下難分，衆神決心一勞永逸結束戰爭，便傾盡心力打造最強的終極武器，他們的最後一個作品叫“永恒”，衆神擡著這件武器掩殺而來，勢不可擋，但是在看到“永恒”之後，魔鬼們哄堂大笑，于是“幽默”就此誕生。
人類文明正處于互聯網時代，而人類是無法總結、定義自己正身處的時代，人類只能在自己度過了這個時代之後，回頭去看，才能總結和定義上一個時代，這就是曆史的價值，企圖定義、設計、預測一個時代的行爲，一般稱之爲求簽算命或者茶葉占蔔。
因此“互聯網時代”這個說法嚴格來說是不正確的，因爲我們還無法得知，它究竟是一個新時代，還是一連串時代的開始。
但是身處一個時代的人類是能夠對自己正經曆時代的部分典型特征有一些觀察和描述，就像封建時代的人盡管不知道自己正處于封建時代，但還是能夠意識到封建時代的重要特征是血緣爲第一緣。
因此我將嘗試著對“互聯網時代”的一些已經被觀測到且總體來看比較穩定的特征進行敘述，只有曆史能評判這些敘述是否正確。
一.總解構
當所有魔鬼都開始哄堂大笑時，一切都失控了，解構成了互聯網話語的根本邏輯，甚至連解構本身都被解構了，門戶解構了紙媒，然後又被BBS解構，社交媒體又把BBS砸爛。
時代更替往往是舊權威被打倒，新權威取而代之，新舊雙方是生態位矛盾。互聯網時代則是一切權威都開始消亡，新事物並不意味著新權威，沒有人能塑造起權威來，新舊雙方是同臨深淵的關系，生態環境本身已經不存在了。
飯圈塑造權威後，這種權威很快就被“飯圈”這個詞本身給解構了，權威被降維成了亞文化，繼續存活，但不再有全局性的號召力，同理二次元、女拳。
二.信息源極大化
互聯網時代是第一個信息供給端比信息接受端還要多的時代，且每一個行爲體在信息供給——傳輸——接受這個鏈條上的位置不再固定，每個人都可以成爲第一手消息源，每個人都可以當信息二道販子，每個人都可以刷一天短視頻不重樣。
信息二道販子迎來了他們的末日，如果說無線電時代信息二道販子被枭首示衆的話，互聯網時代，他們則被淩遲處死。
試圖控制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的行爲體層出不窮，但沒有一個成功，最關鍵的是，當“企圖控制信息”這一動機本身被意識到的時候，控制信息本身就失去意義了。
三.信息流動結構液態化
液體不是固定不動的，它在微觀層面其實是無數分子在時刻不停的做布朗運動，但宏觀上來看，它總是向四面八方傳導壓力。
這和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結構如出一轍，各種信息高強度不規則運動，且時刻向所有方向溢出，信息擴散的壓力向四面八方傳遞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對信息流向的預測和規劃完全失去了意義。
四.信息斷層嚴重
這是所謂的“圈層化”“信息繭房”的實質，信息在傳播和交互過程有嚴重的斷層，且斷層和斷層之間往往是“沈積式”的，信息變成了一坨又一坨的結塊，結塊之間少有往來，一些信息在一定環境內沸反盈天，在另一些環境內則少人知曉。
這和上一點信息流動的液態化看似相悖，但其實你如果深入到每一個信息結塊內部去看，會發現信息結塊內部是花式布朗運動，是液態的，但是結塊之間又是老死不相往來，是沈積的。
但整個信息總和是分形的，分形的意思是一個事物整體和組成整體的部分之間有自相似性。整個互聯網信息是液態的，組成整個互聯網信息的結塊自身也是液態的，但結塊和結塊之間互相半隔絕。
宏觀來看，信息表現出一種詭異的“固液二相性”，在偶爾的情況下，一個結塊的信息傳遞到另一個結塊之後會在另一個結塊內劇烈運動，這就是所謂的“出圈”，而能不能出現這種現象，取決于兩個結塊的行爲體之間有沒有趣緣上的相似性，這很有可能預示著趣緣將取代地緣，産緣，血緣，時緣成爲互聯網時代的第一緣。
五.時效性失效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前，信息傳播總以時效性爲王，新媒介往往通過更好的時效性來取代舊媒介，但互聯網時代不同，時效性並不是互聯網取代電視機的原因，電視機現場直播其實已經把時效性做到了極限，但互聯網時代出現了這麽一種情況：新聞無人討論，反倒是幾年前的陳芝麻爛谷子被掏出來反複翻炒。
互聯網時代，一件時事如果備受關注，絕不是因爲它是“時事”，而是因爲它太有趣了，這也是我認爲互聯網時代趣緣爲王的原因，它是截至目前人類創造出來的所有東西中第一件打破了時空限制的東西。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真正進入了互聯網時代，遑論圍繞互聯網構建新的政權組織形式，就算是意識到了時代已經發生改變的政權都很少，比如美國建制派的電視古董們還在孜孜不倦的搭攝影棚，根本沒有意識到互聯網的大火已經燒到他們頭上了。
下一篇講一講幾個觸及到了互聯網的政權，俄國，懂王，意大利五星運動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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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的核心政治命題，是如何在去權威，去中心化環境下實現有效政治動員。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動員在社會心理層面永遠是“振臂一呼，群起響應”這一基本模式的複雜化和放大化（各種組織方法，人員梯隊屬于組織層面，這裏先談社會心理層面），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新的權威無法形成，就算形成也會很快被解構爲亞文化，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會被困在信息結塊內變成小圈子自嗨，無法向全社會覆蓋，“爭取人心”在互聯網時代不再奏效，因爲“人心”本身已經碎片化了，統一的社會意識已經消亡，因此，在這種熵極大化的環境下，新的動員方式就成了當務之急。
以希拉裏爲代表的美國建制派曾自以爲掌握了這一能力，他們基于電視機時代的經驗研究出了場景動員這一方法，通過大量分散的信息源在社交媒體上給出碎片化的信息，在動員對象的認知中拼湊出一副場景，利用場景內在的戲劇張力發起社會動員，以達到政治目的。
這一套手法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這個世紀初期的一系列顔色革命。
顔革中通過推特拼湊而成的場景大致是這麽一個模式：昏庸的暴君，憤怒的人群，熱鬧的現場，受難的羔羊，抗爭的符號，猶豫的軍警。
暴君是用來打倒的對象，人群是暗示廣泛的社會基礎，現場的熱鬧提供了“法不責衆”的心理預期，羔羊激起同情和憤怒，符號用來塑造共同體，軍警的猶豫則打消了疑慮。
不論你是急公好義的勇士，還是投機取巧的奸佞，或者只是想乘機撈一把的流氓，亦或是心有不平的懦夫，都能從中找到你想要的部分，十個人裏有一個人上街就是勝利，然後用鏡頭把局部放大，制造出十個人裏有九個人上街的假象，久而久之人群被帶動起來之後，就真的有九個人上街了。
但說白了，這還是電視機時代的玩法，通過控制攝影棚中的變量讓劇情向預想方向發展那一套，還是在玩鏡頭語言。
這就是我說的政權運行內在邏輯不因使用的媒介而改變，一個電視機政權，在互聯網上做事都是一股子攝影棚味，它永遠沒有光纖的氣質。
同理，八股文是什麽？是小冊子的行文方式爲了適應報紙排版而産生出來的變種。
攝影棚環境最怕什麽？穿幫，亂入。
控制變量的實驗環境內最怕的就是引入新變量，而互聯網時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到處都是新變量，穿幫和亂入無處不在。
俄國人意識到並運用了這一點，例如白頭盔事件。
白頭盔本身是一場電視機時代的完美典範，演員入戲，鏡頭到位，台本精美，又是新聞播報又是紀錄片又是電影，這要是電視機時代那就是一套卡璐璐和妮梵娜合作打無限連段把對面連到死的組合拳。
問題是時代變了。
俄國人甚至都沒有廢太大力氣，他們把那些群演找來，特別是那個標志性的小男孩和他爸，甚至還把幾個在美國鏡頭裏的“死人”找了出來，搞個新聞發布會，在互聯網上一傳完事。
于是穿幫生而場景死。
這下阿薩德是不是暴君已經沒人關心了，大家只知道白頭盔是一群騙子。
美國人花大錢搞出來的白頭盔，被俄國人幾段半搞笑的花邊新聞活撕了，當初對白頭盔的宣發投入越用力，反噬就越狠，效費比近乎以億計。
電視機政權對精致畫面的追求在互聯網時代是一種負資産，電子包漿才是互聯網的醍醐味，表情包就得低清，高清表情包一看就知道沒人愛用。
類似的例子還有奇幻熊挖美國人嗑藥數據，納瓦利內反向顔革釣魚執法，白俄盧老爹轉危爲安。
俄國強就強在總能讓它的對手顯得像個十足的白癡，瓦解對方社會基礎，破拆對方政治合法性，以至于讓事情本身都變的無關緊要。
這就是互聯網時代的思維方式，粉飾自我有害無益，造梗解構對面才是一切，戰爭失敗政治出醜經濟崩潰都不重要，重點是讓大家知道對面是個傻逼。
這就是一種思維方式，跟媒介無關，RT是一個電視台，但這不妨礙它以互聯網方式在西方國家高強度潑糞。
另一個例子是懂王，懂王造模因的本事不用多說，炸雞可樂小紅帽，MAGA建牆紅領巾，人們支持他是因爲他太好玩了，政治？政什麽治？你愛政治你去國會山找那些死人臉去，別打擾我看川寶整活。
川普知道，這個時代已經沒有權威了，只有亞文化，既然如此，那爲什麽不做亞文化中最大的一個呢？推特就是他塑造亞文化的渠道，嚴肅政論家總把推特治國當笑話，他們當年也是這麽看爐邊談話和延安小冊子的。
你說他是個小醜？是小醜就對了，撲克牌裏最強的牌不是國王不是王後，是小醜。
睡王身上沒有任何可玩的梗，他的幾個梗：睡覺、小女孩、老年癡呆都是川普發給他的，他自己造不出梗來，他能上台完全是因爲民主黨敢于搞武鬥，民主黨最大的優點是真敢武鬥，但這意味著高成本，時間久了難以維持。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它的強大之處在于實現了最徹底的去中心化，完全基于互聯網模因維持自身存在，如果說俄聯邦和懂王身上還有因人成事的殘余，那五星運動黨已經徹底擺脫了這一點，你可以說它就是個組織化的懂王，完全基于一套網絡制度設計展開運行，在意大利，你不一定知道貝佩是誰，但你肯定知道五星運動。
它直接讓歐洲的基本政治格局都變了，上一個做到這一點的，叫墨索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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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是寫的最長的一篇，將分爲四段發布，分別爲：小冊子時代的信息傳播，圍繞小冊子展開構建的政權特點，小冊子政權爲什麽能夠存在，小冊子政權在互聯網時代的生存。

可能還會補充一些互聯網，無線電，報紙時代的內容，因爲一開始是專注于寫小冊子的，今天回過頭去看，由于字數限制，報紙和無線電部分刪減了太多，很多事情說的太粗疏了，特別是無線電時代，這是一個非常異類的時代，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這一篇，先說小冊子時代的信息傳播

我們在玩諸如《文明》《人類》等曆史題材遊戲的時候，往往會發現“印刷機”是一個相當強大且重要的科技，它是不同時代的分水嶺，中國教育也強調活字印刷術在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作爲一個中國人，我們往往對電視機和互聯網的重要性感受更爲深切，對印刷機的感受並不直觀，我們對印刷機的認識處于一種“理性上知道很重要，感受上不知道究竟爲什麽重要”，因爲電視機時代中國才完成近現代國家共同體構建，互聯網時代中國才感受到大衆傳媒對政治的直接塑造，但是印刷機，它究竟重要在哪兒？我們的感受是不深的。

但在歐洲，印刷機給每個歐洲國家都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因爲印刷機引發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教改。

小冊子時代的正確稱呼，其實是印刷機時代。

小冊子是第一種大衆傳媒，在小冊子出現之前，世界上只有精英傳媒，沒有大衆傳媒，但由于它仍舊處于精英傳媒和大衆傳媒的過渡時期，因此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大量精英傳媒的殘余，比如小冊子是所有大衆傳媒中使用門檻最高的一個，沒有之一，小冊子的精英化程度是大衆傳媒中最嚴重的。

小冊子出現後，信息的傳播開始基于“複制”而不是“創作”，大衆首次開始接觸到同質化的信息，並基于同質化的信息形成共同體，在小冊子出現之前，教士和文人傳播信息往往是無法同質化的，同一個教士的兩次布道所傳遞的信息不會絕對完全相同，哪怕措辭一致，語氣，情緒，場景都會對信息造成微妙差別，而小冊子出現之後，信息傳播的一致性首次出現了（盡管這種一致性依然是比較差的），很多事情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小冊子是最依賴二道販子的信息媒介，較高的使用門檻導致小冊子雖然已經是一種大衆傳媒，但它的覆蓋面和直達性是最差的，在公衆社會的普及依然高度依賴二道販子的傳播，而傳播過程中的畸變幾乎不可控，馬丁路德就對教改引發的戰亂痛心疾首，表示他的初衷不是爲了戰爭，他只是布道而已。

小冊子時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時事，只有思想和流言，因爲小冊子本身極高的創作、使用門檻導致它無法承擔起時事傳播的職能，新聞的傳播依然依賴口口相傳和市井社會，時效性約等于沒有，准確性約等于沒有，我知道了一件什麽事情，是原原本本告訴你還是添油加醋告訴你完全取決于我的良心。

小冊子的思想結構是最複雜最深刻的，它是著書立說的乞丐版，它的時效性爛的還不如街頭饒舌，因此無法以時效性吸引人，只能以邏輯性或者煽動性吸引人，小冊子是大衆傳媒中唯一一種思想比重高于信息比重的媒介。

小冊子是大衆傳媒中唯一一種沒有場景概念的媒介，如果說電視機基于場景展開信息，而報紙需要場景作注腳，那麽小冊子就跟場景幾乎絕緣，這和小冊子沒有時事職能是相輔相成的。

和小冊子一並出現的還有出版審查，大衆傳媒和出版審查之間的永恒博弈，自小冊子始。

小冊子沒法看合訂本，很多小冊子作者不同時期的作品自打臉的情況非常常見，比如馬丁路德自己晚年就對《九十五條論綱》深惡痛絕，他認爲就是這本破冊子讓歐洲打成了一鍋粥，他一度試圖挽回影響，但水已經潑出去了。這和小冊子爛到幾乎沒有的時效性有密切關系，不能因時而動導致前後矛盾是一種常見現象，這和另一個對時效性不敏感的媒介——互聯網有相通之處。

小冊子時代是大衆傳媒的政治性壓倒社會性的一個時代，小冊子也是純粹的，毫無娛樂的，形而上的政治活動維持存在的最後一個時代，從報紙時代開始，政治活動開始逐漸被社會活動壓倒，電視機時代純粹的政治活動徹底消亡，互聯網時代甚至連政治都快沒了。

小冊子在信息傳播結構上非常去中心化，以去中心化程度而言它僅次于互聯網，小冊子有個特點是只要有思想則人人可寫可印可傳播，報紙的時事職能導致它必須長期刊行，固定地點作業，容易被順藤摸瓜，因此地下化運轉非常困難，在和出版審查博弈時處于劣勢，但小冊子只要集中印刷一批然後散發出去就可以提桶跑路，出版審查很難對付小冊子，比如《革命軍》就可以在清國大行其道，但《解放日報》難以在白區發行，所以各種地下小冊子經久不衰。

小冊子作者互相打嘴仗的情況很常見。所以小冊子也是除了互聯網外另一個有信息結塊的媒介，比如新教諸侯和羅馬教廷就高強度自說自話。

下一篇講圍繞小冊子展開構建政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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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家的需要，和黑槍對個線吧。
其實也不能說是對線，因爲我倆說的壓根就不是同一件事。
我在說的是政權建構過程中所圍繞的大衆傳媒對政權內在行爲邏輯和組織方法的影響。
黑槍以爲我在說不同大衆傳媒環境下政權如何應對輿論並建構政治合法性。
所以你看，這不是一個孰對孰錯的問題，這是一個電波女和青春男的問題，是跨頻聊天行爲……
我之所以使用了大量輿論案例做例子進行說明，是爲了便于理解，而不是單純的只講輿論問題，可能這讓黑槍産生了誤解。
那就進行一點擴展說明，究竟什麽是“大衆傳媒對政權內在行爲邏輯和組織方法的影響”？
這是一個抽象概念，因此必須基于案例進行說明，以報紙時代爲例。
我們都知道，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但奇妙的是，英國並沒有憲法，在英國起到憲法作用的是一系列法案、判例、慣例甚至約定俗成的政治規矩組成的混合體。
爲什麽會這樣？？
因爲英國政權建構于報紙時期，報紙的特點是沒有就事論事，只有上綱上線，而上綱上線的核心是尋章摘句，斷章取義，扣字眼，抓語病，借題發揮。
長期浸泡在這種環境下，導致英國社會對措辭極端敏感，並且養成了拿只言片語大做文章的社會習慣，無心之言往往會成爲致命創傷，修辭管理是英國政客的基本功。
在法律和政治博弈過程中，針對文件和法案中的具體措辭進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釋是一種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法，能否使詞句的解釋有利于自己，直接決定了很多政治議程和法案鬥爭的生死，以至于英國人爲了在無休止的措辭撕扯中決出勝負，搞出了法官釋法這種獨特制度，這就是爲了在對措辭的解釋各執一詞且爭執不休的情況下，由一個不可質疑的獨一權威做出終極裁決以降低政治成本的方法。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英國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檔案管理科學，就是爲了把文犢保留下來以滿足政治撕扯的需要。
英國政權建構過程中，王權、議會、官僚三方之間的博弈微妙而激烈，在這種環境下，一些政治規矩作爲博弈達成妥協的結果被確立下來，但如果把這些規矩以文字形式進行固定，那麽說不定就會有人通過別有用心的解釋打破好不容易才達成的妥協，破壞既有的政治平衡，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因此，爲了維持政局穩定，索性不把這些政治規矩文字化，而只是以慣例的形式維持其存在，以此消除文字化帶來的解釋空間，從而維護政治穩定。

整個英國的政治活動中充斥著此類措辭驅動型政治的特征，久而久之英國人養成了一切政治活動都先深究法條文犢的毛病，連帶著英國的海外領都形成了這種習慣。

爲什麽香港地區對政治的討論總是會習慣性的陷入對法條的糾纏中？從政治討論坍縮爲修辭學討論，以至于出現訟棍治國的情況？根源就在于此。

大陸社會對香港糾纏于措辭深惡痛絕，原因就在于我們是一個小冊子社會，小冊子社會是政治哲學驅動型政治，措辭只是工具，形而上才是重點，所以我們對他們糾纏于措辭的行爲感到厭惡，認爲他們在螺蛳殼裏做道場的嘴臉令人反感，這就是不同的大衆傳媒對社會心理造成的深遠影響。

這種毛病甚至擴散到了英國的社會文化層面，再舉個例子，戰錘40K裏帝國元老院曾經規定帝國國教會不能擁有武裝人員，但這裏的人員一詞用的是men，men既可以解釋爲人員，也可以解釋爲男人，國教會抓住這一漏洞，組建了完全由女性組成的教廷戰鬥部隊，這就是戰鬥修女的來曆。

還有哈利波特的舞台劇，赫敏的演員找了個黑人，爲啥？因爲JK羅琳沒有在小說裏明確說過赫敏的人種，這給了一些人以發揮空間，而JK羅琳自己在小說裏也抨擊過報紙記者的上綱上線有多令人反感，具體可以參考預言家日報記者對哈利波特的采訪橋段。

最能說明措辭驅動對英國社會大衆心理影響的例子，毫無疑問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一磅肉的措辭問題直接決定了在場人物的生死。

這也是爲什麽我不建議紅教徒和藍教徒玩嘴的原因，因爲你們玩不過他們。

報紙政權的政治邏輯由措辭驅動，而措辭驅動的環境由報紙傳媒塑造並強化。

類似的還有電視政權的政治邏輯由場景驅動，而場景驅動的環境由電視傳媒和鏡頭社會塑造並強化。

無線電政權的政治邏輯由基本盤驅動，而基本盤驅動的環境由無線電台塑造並強化。

小冊子政權的政治邏輯由形而上驅動，而形而上驅動的環境由科層制官僚隊伍和小冊子政治哲學塑造並強化，所以才凡事都講“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領會精神”。

我反對求簽算命和茶葉占蔔行爲，但不妨瞎算一卦，互聯網政權的政治邏輯將由趣緣驅動，而趣緣驅動的環境由互聯網和極大化信息源塑造並強化。

如何在不同環境下求存，才是我真正想要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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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小冊子政權的組織特點前，我想先談一個問題：異端是如何産生的？

異端的實質，其實是對經文的另類解讀方式，異端往往並不反對教義，反對的是教廷的釋經，異端通常認爲自己的解讀才是正確的，其他人（包括教廷和其它異端）都是錯的。

教權時代的特征是正統教權通過把持傳播途徑以維持正統地位，但只要傳播途徑下放，經書下沈，就會因爲對經書花樣百出的解讀而導致異端叢生，由此教權就會變得無法維持，但異端本身無法形成新的教權，因爲人人都是異端且無限可分，就像馬丁路德教改之後，路德宗只是成爲了新教諸流派之一，並沒有形成新的教權，路德宗要是說自己是正統，且不說羅馬教廷，反正加爾文宗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而傳播途徑下放，經書下沈這一關節在于媒介的變化。這就是小冊子時代的由來，由于印刷機的出現，傳播途徑第一次下放至公衆社會，經書開始在社會上部分落地，馬丁路德滿地都是，教權衰亡。

于是我們得出了小冊子政權的第一個組織特點，它源于正統的衰亡，起立于異端叢生的時代，在舊教權衰亡，新教權無法形成的環境下，只能尋找教權之外的組織方式，這是小冊子政權的第一個特征——非教權化。

所謂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說的就是異端叢生的思想狀態。

爲什麽天天喊“統一思想”？因爲缺啥喊啥。

小冊子政權在沒有教權的環境下進行組織，找到的方法就是教團化，教團和教權是有巨大區別的，維系教權的是共同信念，而維系教團的通常不是共同信念，而是鋼鐵紀律，教團有點像線列步兵，士兵的個人小心思怎麽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鼓點齊步進軍，按照號令舉槍齊射，此所謂“民主集中制”，士兵滿腹牢騷無所謂，只要射擊動作姿勢標准即可。跟著總路線一起搖擺說明紀律嚴明，在小冊子政權中屬于正面形象，這是令行禁止的表現。

小冊子政權通常極端重視政治規矩，對破壞規矩有極其酷烈的懲罰，畢竟線列步兵就得靠鞭打。

比如河野太郎在宣布參選自民黨總裁之前，嚴格按照次序拜會了麻生太郎、安倍、森喜朗，得到了麻生的大力支持，安倍的點頭和森喜朗的默認後才正式參選，這就是極重政治規矩的表現，戰後日本對政治紀律的極端重視，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前被下克上搞怕了。這就是小冊子政權的第二個典型特征——紀律爲綱。

而紀律必然依托于指揮鏈才能有效實施，士官鞭打士兵，軍官又鞭打士官，將軍鞭打軍官，元帥鞭打將軍，也就是說，指揮鏈必然圍繞官僚體系運轉，于是小冊子政權的第三個特征出現了——強科層制。

其它政權組織形式也有科層制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倫理，小冊子政權的科層制是一種倫理，越級上報在其它政權組織形式中算不得什麽大問題，在電視機政權中甚至是受到鼓勵的，但在小冊子政權中，越級上報是一種政治亂倫。

小冊子是一種文字-口頭二元結構的傳播媒介，通常是教士之間互傳小冊子，然後教士再去民間布道，這就導致小冊子雖然實現了信息的下放，但這種下放依然是不充分，不徹底的，信息距離前沿的最後一公裏依然沒有打通，只能靠教士的嘴，而教士能否准確傳達會議精神、能否有效組織學習文件則直接決定了政策的質量，因此教士的品質就成了政權的生命線。

這就帶來了第四個特征——官僚隊伍精英化，小冊子政權是精英官僚比重最高，雇傭合同工比重最小的政權。爲啥天天喊“群衆路線”？因爲缺啥喊啥。

小冊子政權抵達信息前沿的能力是所有現代化政權中最差的（但依然高于所有前現代政權），距離信息前沿越近則動員能力越強，就像無線電政權德三，720事件中小胡子給後備軍長官的電話裏第一句話是“你能聽出來我是誰嗎？”就能讓他迅速聽命于小黃，因爲無線電打通了政權抵達前沿的最後一公裏。
小冊子政權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要麽徹底躺平，比如日本，要麽在平時就維持一定的准動員狀態，好處是承壓能力強，壞處是維持成本高，且越來越高。這便是小冊子政權的第五個特征——低成本則無動員，高成本則強動員。

教士不是光傳達教義的，還肩負著信息反饋的職能，比如《九十五條論綱》出台背景是社會對贖罪券怨聲載道，《論綱》就是對這些社會意見的一種反饋，因此教士通常能以信息反饋參與到決策形成過程中，這也導致小冊子政權必然是集體決策，不像無線電和電視機可以乾綱獨斷。

這和重視政治規矩並不矛盾，因爲集體決策本身就是政治規矩的一部分，越級上報固然不可接受，搞一言堂也同樣人嫌鬼憎，善于協調多方關系才是高端玩家，這就是小冊子政權的第六個特征——事實代議制民主。

但由教士進行反饋，再集體決策，然後傳達指示執行，這個過程非常笨重，導致小冊子政權的決策質量不一定差，但時效性很爛，基本沒有時敏需求這個概念。

關節就卡在教士反饋這個層級，而要加快這個層級，唯一辦法是讓事情嚴重到不可忽視的地步。

一些事情不是天怒人怨了基本沒人管，但只要管了，就能管通透，人人盼鐵拳，人人怕鐵拳就是這麽來的。第七個特征——按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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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今年的三大案多說兩句，指望現代性出頭替你解決後現代問題，那屬實是想屁吃。

因爲縱容後現代迷惑行爲本身就是現代性的關鍵政治合法性來源，後現代在成熟之後會和現代性徹底分道揚镳，但在成熟之前，後現代是以現代性的極端化作爲主要表現形式的。

現代性本身就是後現代的溫床，溫床絕不會根治自己培育長大的事物的，就算這個事物成熟壯大之後會掏空自己也一樣。

拳塔一體這句話是有內在合理性的，因爲塔是現代性的守護者，或者至少是這麽自居的，而一切後現代思維追根溯源，都能發現其源流是現代性的一部分，任何根治後現代的企圖，都會觸碰到現代性本身，進而觸發塔的反應，拳在發展之初也面臨過多次圍剿，能夠壯大到今日局面，靠的就是每次遭到圍剿就縮回現代性中，憑借塔的庇護休養生息，所謂“真權假拳”的分身術不就是這麽來的嘛。

失勢時塔基亞，得勢時吉哈德是一切教權的根本邏輯。

因此指望現代性的守護者塔能夠出手消滅後現代行爲拳，是一種看不清局勢掂不清分量的行爲。現代性出手整治後現代迷惑行爲只會有一種情況——後現代鬧的太凶，對現代性本身的整體框架構成了合法性危機，此時現代性會出手把鬧的太過分的部分砍掉，但要記住，這是修枝剪葉，目的是爲了讓其整體更符合現代性自居的道德審美，讓“開明”這個現代性最喜歡的公衆形象更深入人心，而不是爲了消滅它，修枝剪葉和刨根掘土是有區別的。

之前嵩縣就說過，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是後現代的步步緊逼，很多事情都還需要時間去辦的情況下時間就已經不夠了，留給後人可供揮霍的祖産還不多的情況下揮霍就已經開始了，曆史評價危在旦夕，文明有邊緣化之險，你們不信，你們說這是危言聳聽，你們說西方如何如何拉胯，我們如何如何不可戰勝，80萬對60萬，優勢在我。

巧了，美國社會早年間也自居不可戰勝，當年他們認爲是800萬對60萬，然後呢？朋友們，請認清一點，在後現代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西方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是一條船上的老鼠，他們拉胯對我們來說是災難而不是機會，更不是什麽優勢，船沈了所有人都得吹燈拔蠟。後現代的大火已勢成燎原，它發展的速度和對現實社會滲透外溢的力度遠超最悲觀的預期，本來我以爲拳民要想對行政司法構成有效幹涉，怎麽都得十年八年，這才不到三年就這樣了。

不要對現代性出手整治後現代抱有任何幻想，只要“開明”還是現代性的基本教義，這種事就永遠不會發生，最多刪一刪太激進的貼就差不多了，然後春風吹又生，其勢更猛。

能對付後現代的，只有前現代，前現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講開明，只講生存，沒有這方面的包袱，現代性講開明的根本原因，是前現代把生存的根基打牢固了，現代性才有閑心去講開明，然後用開明把前現代掏空的，正如後現代早晚會把現代性掏空一樣。

沒有人能救你們，你們只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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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奧特曼下架這事，看到不少人居然說禁欲和禁娛是前現代行爲，說實話，把禁欲和禁娛看作是前現代行爲我是真的沒想到，看來有必要做一點普及了。先給結論，在公衆社會層面搞禁欲和禁娛是典型到不能再典型的現代性，甚至可以說，針對公衆社會的禁欲和禁娛進行針對性研究，很有可能是破解“究竟什麽才是現代性”這一問題的關鍵。

前現代社會是沒有公衆層面的禁欲和禁娛的，清規戒律只存在于苦行僧群體中，普羅大衆、公侯顯貴、大多數教士是基本不持守清規戒律的，低道德環境是普遍環境，只有苦行僧，沒有清教徒，聖徒稀少，爛褲裆滿地才是前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比如奧斯曼武則天許蕾姆蘇丹，女奴出身，你能想象現代土耳其讓妓女當總統嗎？她兒子塞利姆二世更是身爲蘇丹帶頭不守戒律，從小環繞在女奴的環境下成長，天天狂飲希臘人的葡萄汁，號稱酒鬼蘇丹，歐洲貴族人均爛褲裆，教士也好不到哪裏去，賣贖罪券的直接原因是裏奧十世教皇揮霍無度，廣修教堂，花錢如流水，一些紅衣主教看不下去了勸他收斂些，他直接來一句上帝就是讓我們來花錢的。

這還是顯貴，在那個通訊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的時代，民間更是沒人管，富人有青樓妓院，窮人你以爲又是省油的燈？鹹肉莊、半掩門、十八摸是怎麽來的？最初的相聲都是在說什麽？《貴妃醉酒》的原初唱段是什麽？

要是不知道什麽是前現代環境下的民間爛褲裆，去B站看看雲南山歌，《朝你大胯捏一把》《老司機帶帶我》《不男不女像妖怪》《好喝不過礦泉水，好親不過姑娘嘴》，這才是前現代。

現代性的最初來源是教改，印刷機的出現讓經書向全社會下沈，這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異端叢生，二是清規戒律社會化，教改後社會大衆通過教士布道和閱讀小冊子之後發現教廷不清真，于是教廷的權威垮塌，人民群衆自發的清真了起來。

民間自發清真的極致就是清教徒群體，清教徒完全來自于教改之後的民間社會，沒有任何官方痕迹，他們的守戒水平要放前現代社會，那是人均苦行僧，民間守戒狂熱的典型就是獵巫行爲，獵巫行爲高發于清教徒群體，作爲獵巫行爲指南的小冊子《魔女之錘》就成書于1486年，而1483年馬丁路德出生，再過幾十年教改就要來了。

需要指出的是，獵巫行爲雖然源起于教皇英諾森三世，但教廷很快又反悔了，因爲民間獵巫鬧的雞飛狗跳，以至于教廷不得不派出軍隊去平反冤假錯案，教廷的審判官並不是去獵巫的，而恰恰是去阻止獵巫的，現在奇幻作品裏一提起教廷和魔女就是對立關系，狗屁，曆史上教廷恰恰是被指控爲魔女之人的保護者，真正狂熱獵巫的是自發清真的暴民，曆史上最有名的獵巫人馬特蘇就是英國清教徒，戰錘裏獵巫人的形象完全是按照他的樣子來塑造的，《使女的故事》作者祖上有一個親屬就是被清教徒在美國當作魔女燒死的，這個作者把她這個親屬被燒死的地方設定爲基列共和國。

教改後清規戒律社會化導致一切現代性的推動者都具有鮮明的禁欲色彩，禁欲一般表現爲嚴管娛樂，在不同地區不同娛樂有不同的道德權重，在日本未成年人玩遊戲很正常，但喝酒是死線，中國反過來，父母給我第一次嘗啤酒是10歲，但徹底放開玩遊戲是大學之後的事，在意大利南部，爛褲裆是標配，但是看電視，特別是看電視足球賽被認爲是成年人才能進行的娛樂。清教徒搞藍教最興旺的時候是美國禁酒令，紅教在不同地區有不同表現形式，蘇聯雖然不管褲裆，但是故意讓食物難吃，還禁酒，蘇聯食堂的菜色是猶太人齋戒期間的菜色，形同豬食，在中國則表現爲嚴管褲裆。黑教，小胡子的私德有多好不用多說了吧？禁煙吃素戒酒洗冷水澡搞環保只用白桌布，高層送給他的別墅只去過一次，喜歡艾瑪還扣扣索索的不好意思表白，讓艾瑪的老板轉達，當時既有戈林這種糜爛人士，也有大批效仿小胡子的守戒狂人。

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人籍被普及了，戒律也被普及了，前現代的特點是人籍稀缺，但是戒律不出寺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軍隊，前現代時期屠殺和虐待俘虜很正常，因爲俘虜不算人，軍隊破城之後可以肆意燒殺淫掠，士兵嫖娼很正常，比如梁紅玉就是軍妓出身，這就是人籍少，戒律低。但是現代，虐待屠殺俘虜是極嚴重的罪行，軍隊破城之後必須要安撫民衆，發放物資，嫖娼被嚴管，這就是人籍和戒律一起被普及了。

就連現代教派中前現代屬性最多的黑教都有這個特征，納粹雖然開除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人籍，但對于其它歐洲國家是廣撒人籍的，當時入日耳曼籍有一種方法叫自我辯解，只要嘴皮子利索，人人都是雅利安，甚至可以加入黨衛軍，一些口才好的猶太人就把自己給辯進黨衛軍裏去了，另外納粹爲了管理士兵的褲裆問題，還搞出了充氣娃娃，雖然管的並不怎麽樣，美軍在歐洲濫嫖也引起了高層震怒，搞出了美式慰安婦和性表演，這都是通過限制來普及戒律的行爲。

真要細說起來，下架行爲恰恰是最典型最正宗的現代性，是把戒律向社會普及的行爲，你只要看看前段時間禁遊戲有多少90後家長在叫好就懂了，別一有屎盆子就往前現代身上扣，前現代背不了那麽多的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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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上其實也經曆過教改，而且經曆的很早，但這個周期非常長，爭鬥相對平和，以至于中國社會對教改的感受不深。

教改是現代性的起源，而這種起源源自于印刷機和小冊子帶來的經書下放，經書下放産生了花式解讀，從而異端叢生，那麽中國的異端是從什麽時候出現的呢？明朝。

明之前，程朱理學是統治性的官方意識形態，朱熹本人是被稱爲“聖人”的，把三代之治和孔孟之外稱爲聖人，這在漢朝之後非常罕見，程朱理學在明朝之前具有統治性地位。但另一方面，程朱理學又只是流傳在“教廷”即核心知識分子群體中，別說民間，官方都不怎麽遵守，朱熹出現之前，中國社會是典型的前現代社會，比如武則天就先後嫁給皇帝父子二人，自己還能當皇帝，宋真宗的皇後劉娥還是二婚，真宗死後自己還攝政，北邊的遼國更是爛褲裆大國，蕭太後自己就爛褲裆，趙光義也特別喜歡找小周後下象棋，全民爛褲裆是標准的前現代特征。

到了明朝，活字印刷開始普及，科舉興旺，經書開始下沈，大量底層知識分子出現，于是異端産生，王陽明的心學就是典型的異端教派。

小冊子時代的一個特點是信息傳遞最前沿爲底層知識分子，在中國是說書人、遊方郎中、道士、教書先生，在歐洲就是馬丁路德這類教士，這類人起于民間，但是識文斷字，他們沒有經受過正統的經學訓練，不容易被現有釋經成果框套進去（馬丁路德接受過訓練，但他不信），又因爲印刷機的出現導致可以接觸到經書，于是花式解讀出現了。

王陽明也有點像馬丁路德，他接受過正統的經學訓練但是他不信，他自己解經，于是搞出了心學，心學進一步傳播後陷入曆史上所有異端教派的宿命——分裂，于是大量異端教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人籍和戒律一起在社會上下放，最典型的就是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是人籍和戒律一起下放這一現代性關鍵特征的典型案例，“神州六億盡堯舜”是典型的泰州學派思想，泰州學派強調“聖人和途人一”“滿街都是聖人”，這話是兩層意思，一是所有人都是聖人（人籍下放），二是既然都是聖人，就得按聖人的標准做事（戒律下放）。

泰州學派的傳播特點具有鮮明的小冊子特征，整個學派處于文字和口頭的二元結構，創始人王艮本人是煮鹽的匠戶出身，非常貧寒，所以他布道時不搞雕龍畫棟骈四文六的複雜語言，而是說大白話，且基本不搞文字，重視口頭解讀，使“愚夫愚婦”都能聽明白，他收徒也不分男女高下，上至公卿下至屁民人人都可以學，他的語錄著述被他的學生記載下來，編彙成《王心齋先生遺集》這麽一本小冊子，然後印刷發放。

王艮這人就是典型的民間教士，他沒有接受過正統的經院教育，而是先師從王陽明學經，然後基于廉價的印刷版經書自己解經，自己布道，又終成一家之言，據說他把《大學》《論語》《孝經》這些經書放在袖子中，不懂的地方逢人便問，另一方面他善于經商賺了不少錢，但日子過的很簡樸，穿布衣，愛好就是出門講經，會經商但過苦日子還喜歡搞演進，這也很有清教徒色彩。

像他這樣的人在明朝有很多，心學就分很多流派，比如大明王朝1566裏的趙貞吉，曆史上趙貞吉沒那麽黑，他試圖拜王陽明爲師，結果被爹媽擋下來了，只好自學心學，然後成了心學大家，再比如徐階，徐階也是心學江右學派的大家。

明朝後期異端思想滿地都是，東林黨、複社、工商皆本、非君思想、實學甚至還有徐光啓宋應星朱載堉徐霞客這種自然科學流派，這些東西細究起來都是對理學的異端。

中國發生了教改，但沒有産生歐洲式宗教戰爭，因爲不同教派通過科舉進入體制，以官場爭鬥的方式決出勝負，教派衝突是明朝黨爭的一條暗線，其激烈程度和歐洲新教諸侯與帝國和教廷的戰爭也不遑多讓，但問題在于，教改中的歐洲頂住了奧斯曼，但明朝沒能頂住滿洲。

清國以屠刀毀滅了所有異端教派，但印刷機導致的人籍和戒律下放這一成果卻保留了下來，清國發布《逃人法》事實上廢除奴隸制就是人籍下放的成果，而清國遍地開花的貞潔牌坊和披麻戴孝行爲從士林普及到民間，則是戒律下放的例證，戒律下放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雍正，民間流言對他不守戒律的質疑逼的他只能寫《大義覺迷錄》剖腹證粉，另外滿清雖然保留妓院，但文化掃黃非常嚴厲，教坊司也沒了，只剩下私娼，文字獄期間禁絕的書有相當一部分是春宮圖和黃色小冊子，康熙還曾經下令不准纏足，宋明式官能小說基本被禁絕，《金瓶梅》只能靠傳抄暗地流行，類似“ 後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胫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擁背後，身在空際。太宗以身當後。後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頰” 這種趙光義和小周後下象棋的明朝粉圖再也沒有了。

現代性在中國的普及被清國打斷之後，在清末伴隨著白蓮、天國、洪門、革命黨等異端教派會道門，《革命軍》《警世鍾》《猛回頭》等小冊子的流行才再度開啓，直到巴黎和會山東被奪如同贖罪券引爆歐洲一樣引爆了中國，這才補上了教改的最後一塊拼圖，于是中國教改新文化運動才正式産生。

爲什麽說中國骨子裏依然是一個小冊子國家，明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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