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張維為：用中國崛起事實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這其中是不是沒有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

張維為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一位德國雜誌主編認為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這其中沒有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張維為回應道，實際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過紐約的。

比如2011年上海靜安區的一場火災，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政府進行了問責，一些官員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過來看，美國金融危機的持續使老百姓的資產大幅縮水，沒有一個人對此負任何責任，既沒有法律責任，也沒有政治責任，而且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們還要拿巨額獎金。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美國是一個把法治絕對化的國家，依照法治，他們是簽過合同的，他們應該拿這個錢。美國老百姓很不高興，奧巴馬總統也很不高興，但是沒辦法。中國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來避免這樣的問題，我們要考慮一個國家整體的核心利益和一個社會的道德良心。

好皇帝與壞皇帝

張維為教授曾與美國自由派學者弗蘭西斯·福山進行過對話，並回擊了福山提出的有關“中國歷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國泰民安，碰到壞皇帝就王朝衰落”的問題。

張維為教授指出，在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後，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嚴格的任期制，還有集體領導制。我們有一個淵源流傳的傳統——選賢任能。中國的一個省往往相當於歐洲五六個國家那麼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們的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對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種挑戰。雖然選賢任能模式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已經可以和美式民主進行競爭。

中國人民要堅信自己的路的歷史合法性

張維為教授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高度對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互動互補的模式。這個模式將會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有凝聚力和競爭力。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叫一錘定音，目的就是終結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徹底了斷他們的“戈爾巴喬夫夢”。

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引起全世界關註。西方媒體對此報道高調，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少則10年多則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而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則低調，謙遜。

張維為教授認為，其實，謙虛謹慎也好，韜光養晦也好，關鍵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心中有數。如果韜光養晦意味著輕易貶低自己，使得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險的。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模式成功的人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誤導民眾，唱衰中國，造成在一部分國人中大國小民心態的蔓延。為了糾正這種偏向，我們應該把中國崛起的事實如實地告訴我們的人民。

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

張維為教授談到自己在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一個結論：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正因如此，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張維為教授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當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許多敏感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憑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共同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張維為：中國為什麼要走自己的政治道路

西方媒體經常將中國渲染成一個社會和政治危機四伏的國家，正等待一場顏色革命，從而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則明確提出：中國不會走這條道路，因為中國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許多西方人眼中，這種表述無非是為了再次推遲必要的政治改革，而沒有這種政治改革，中國這個國家將沒有未來。但是鑒於西方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總是錯多對少，西方現在真有必要認認真真地對待中國的表述。特別是考慮到以下五個原因：

第一 常識判斷

中國是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人口總量超過北美、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人口之合，在其歷史上也從無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傳統。對於蘇聯照搬西方模式而導致國家解體，多數中國人仍然記憶猶新。中國近現代史還充滿了戰亂和動蕩，從1840年至1978年的百余年間，幾乎每隔七八年中國就經歷一次大的動蕩，甚至戰爭。百余年的動蕩成了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普遍擔心國家陷入動蕩不安，多數中國人確實擔憂：一旦中國引入以對抗為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國極可能變得天下大亂而無法治理。

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她是世界延續時間最長連續文明與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現代國家的結合在一起的文明型國家。這種國家是歷史形成的“百國之和”。如果一定要用一個不完全確切的比方來說明問題，那就是中國有點像歐洲的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而延續至今，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既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現代經濟，又保持了傳統與文化的豐富多樣性，而且人民都使用統一的語言拉丁語。

不妨把這樣的中國與歐盟做一個比較，歐盟的人口僅為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歐盟地區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發源地，但歐盟也無法推行大眾民主模式。如果歐盟有一天要以普選的方式來決定其最高領導人的話，歐盟估計將很快陷入混亂，甚至完全解體。

第二 經驗實證

經驗實證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在中國行不通。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嘗試了美式民主模式，但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整個國家很快陷入了內鬥內戰的泥潭：數百個政黨爭權奪利，各地軍閥割據一方，憑借列強勢力在中國境內互相攻伐，導致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中國不僅在經濟上一蹶不振，而且付出了數百萬生命的代價。這種教訓非常深刻，中國老百姓時至今日最害怕還是一個“亂”字。國際研究人員曾獨立展開民意調查，研究中國人和美國人價值取向的差異，結果發現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公共秩序，而美國人最看重的是言論自由（但人們可以質疑：像美國這樣一個普遍奉行“政治正確”的社會，能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嗎？）。

筆者先後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但沒有找到一個靠西式自由民主模式而走向現代化的成功先例。其實，印度和中國的巨大的差距很能說明問題：六十年前，中印兩國幾乎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而今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是印度的四倍，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比印度人長10年。

第三 績效表現

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總體上的績效表現，尤其在那些中國百姓最關心的領域內，可以說比大多數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要好。當然，中國仍然存有很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下決心、花功夫去解決。但是，中國總體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績效表現比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所有采用自由民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的成績加在一起還要好。聯合國的報告顯示，全世界在過去二十年中70%的消除貧困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取得的成績，也比所有轉型民主國家的成就加在一起還要大，從1979年之後的30年間，中國經濟規模增長了18倍；而整個東歐／俄羅斯僅增長了約一倍，當然後者的經濟起點比中國要高一些。

同樣，中國取得的成績也比許多發達國家更令人矚目，中國如今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發達板塊”，這個板塊的人口約3億，已經與美國的人口相當。中國的“發達板塊”在總體的繁榮程度和人均預期壽命等方面已經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這個板塊中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完全可以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比較和競爭。中國的“發達板塊”與中國的另一個巨大的“新興板塊”已經形成了互利雙贏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第四 體制競爭

在債務深重的美國和財政困難的歐洲經歷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後，自由民主模式在西方遭受了許多質疑。自由民主制度有其長處，但也有其短處，如一大批目光短淺的政客及其蠱惑人心的言論、頭腦簡單的民粹主義、資本力量深深地介入政治、特殊利益影響政府決策等，這一切都嚴重腐蝕和損害了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生命力。事實證明，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要真正實現亞伯拉罕·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想，非常之難。這也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評美國政治是“1%有、1%治、1%享”的原因。就連當年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兩年前也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沮喪地承認，美國民主當不了中國的老師。

第五 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在發展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高度關註，但或許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模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意義還未得到廣泛的承認。其實，中國早已低調地啟動了政治治理方面許多改革，已經建立了一種可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幹部制度：這是一種基於政績和民眾認可的制度，經過競爭激烈的遴選、內部評選和形式多樣的小規模選舉，許多有才幹的領導人得到了晉升。

中國繼承了中國儒家賢人政治的傳統，中國在各級政府裏全面推行了選賢任能的制度。地方官員的政績評審包括消除貧困、創造就業、發展經濟、社會保障等項目，近來環境保護成為日益重要的內容。中國過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政治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盡管不少媒體還在熱炒官員腐敗和各種社會問題，但中國的政治治理，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樣，具有韌性和活力。

十八大亮相的新一代中國領導班子能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最高決策團隊成員，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幾乎都出任過兩任省一級的第一把手，並有相當的政績。中國一個省的規模，幾乎是歐洲國家平均規模的四到五倍，治理好非常不易。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體制下，像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這樣的低能領導人會成為國家的領袖。

現在看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做秀的成份越來越多，他們往往只關心自己任內的事情，甚至只關心未來的100天。與這樣的模式相比，中國模式不僅勝在領導人的能力上，而且勝在能夠為下一代的事情進行未雨綢繆的長遠規劃。

中國選賢任能的治理模式挑戰了“民主與專制”這種二元對立論。從中國的視角看來，國家的本質，包括政府的合法性，都來源於國家所代表的內容，即國家是否能夠實現良政善治和卓越領導，是否能夠贏得民心。正因如此，即使中國政治體制還存在許多缺陷，它仍然能夠創造世界上最迅猛的經濟增長奇跡、能夠大幅提升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華盛頓的皮尤調查中心2012年的報告，82%的中國受訪者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個數字大大高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

溫斯頓·丘吉爾的名言“民主也許是最不壞的制度”，在西方文化語境下，也許有其道理，也就是說，民主體制能替換掉不稱職的領導人，所以它是“最不壞的選擇”。但這有點象中國古代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在儒家賢人政治傳統深厚的中國，國家總要追求“上上策”，也就說要盡可能地選擇最優秀的領導人。這絕非易事，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到目前為止，中國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體系，在很多方面它融合了“上上策”和“下下策”：既讓久經考驗的賢人、能人走上領導崗位，又通過任期制、集體領導、年齡限制等制度設計讓應該退出的人也能退出。從現在情況來看，中國“選拔加選舉”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不害怕與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中國從西方學習了許多東西，今後還將繼續這樣做，因為這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但現在或許已經到了西方應該，如鄧小平所說的，“解放思想”了。他們應該更多地了解中國，甚至向中國學習一些東西。我們可以預見，中國模式將不斷改進而走向完善，並鎖定中國在未來的十年內崛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一切對於中國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格局都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原載於2013年春季號《歐洲世界》（Europe’s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