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張維為：西方政治體制陷入六大困境


以我自己的觀察，一個非西方國家，如果采用了西方政治體制（一人一票＋多黨制），基本上只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

問題是這種結局是否也開始降臨到西方國家？隨著歐美各種危機的持續發展，這種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雖然多數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陷入從希望到絕望，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仍然享有早先積累的財富（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如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西方民眾對自己國家現狀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從希望到失望或持續失望的狀況。根據美國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美國民眾在2009年和2012年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分別為30％和29％；英國為30％和30％；法國為32％和29％；意大利為25%和11%。

民主被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這種局面使我們不得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方政治體制究竟出了什麽問題？以我之見，西方體制面臨的首先是一個“三化”問題：即西方民主的“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民主“遊戲化”：西方民主越來越演變成“遊戲民主”，其特點是民主已被簡化為競選，競選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等同於拼資源、拼謀略、拼才藝表演。這種“遊戲民主”導致了今天西方一流治國人才的嚴重匱乏。

民主“資本化”：西方不少國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變成了“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美國標榜“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僅限於政治領域，本質上這些權力還是被資本力量所駕馭。美國最高法院甚至裁定公司競選捐款數額將不受限制。民主“資本化”的問題不解決，“錢主”肯定會繼續左右“民主”，“占領華爾街”運動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會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民主“短視化”：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政治角度來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南歐的“笨豬四國”相繼出現了債務危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

西方政治體制的三個基因缺陷

此外，從更深的層次看，西方民主體制還面臨著“三缺”的問題，也就是說西方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基本假設存有三個“基因缺陷”。

一是“人是理性的”，也就是說人通過理性思考作出決定投下莊嚴而理性的一票，但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我們的常識判斷都表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嚴重非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狀態在新媒體、金錢和商業炒作時代已變得日益突出。

二是“權利是絕對的”，特別是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等權利在西方幾乎被絕對化了，結果反而傷害了社會整體利益和許多個體的利益。

三是“程序是萬能的”。只要程序正確，選上來一批又一批庸才治國理政也沒有關系。其實，沒有人才觀念的公司要破產，沒有人才觀念的軍隊打不了仗，沒有人才觀念的政治制度必將走衰。高質量的民主應該是“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統一，把“程序正確”提高到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結果使采用西方模式的國家付出沈重的代價。

中國的眼光應該超越西方制度

西方民主面臨的六大困境（“三化”＋“三缺”）恐怕是西方世界整體走衰的主要原因。不久前，一位美國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美國政府其實應該好好地感謝中國，因為沒有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大概連其雇員的薪酬都發不出來了。當然，盡管美國財政如此困窘，它還是可以繼續唱“空城計”，並成功地忽悠了一大批所謂的“公知”，這也真是不俗的本事，值得我們研究和警惕，不過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崛起的中國有自己的主心骨，絕不會被美式“空城計“忽悠，而只會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路的制度。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我們現在的“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盡管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不害怕與僅僅依賴選舉的西方模式競爭。中國在制度建設中將汲取世界各國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並在這個過程中走向更大的輝煌。

張維為：在西化和被孤立之外的中國道路選擇


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今日刊發張維為教授文章《在國際比較中解讀中國道路》，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撼。

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超過西方七國中的6個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脫貧人數為指標，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總和，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如果以經濟增長幅度為指標，中國的成就超過所有轉型經濟國家的總和，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擴大了約18倍，而轉型經濟國家總體上為1倍左右。如果以趕超發達國家為參照，中國已經形成了人口至少3億（約等於美國的人口）的“發達板塊”，這個板塊在硬件和軟件的許多方面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

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升。德國國際問題專家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沒有北京的參與，任何全球性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美國學者認為：“全球化讓世界變小，中國讓西方——其價值觀、原則和標準——變小。”

中國的發展超出唱衰中國的西方預言家的想象。北京政治風波、蘇聯解體、鄧小平逝世、非典肆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金融危機等，都是西方預測中國崩潰的時間節點。然而冷戰後20多年，中國非但沒有亂，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中國崩潰論”在事實面前崩潰了。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主動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方自由民主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一樣，中國如此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利益調整帶來的各種問題和陣痛，但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中國有能力應對和處理崛起中的各種棘手問題。中國成功的關鍵是已經探索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辟了廣闊的前景。解讀中國道路需要抓住4個重點，即思想、改革、開放、政黨，具體說，就是中國所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正式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指導各項工作的思想路線，中國因此也擺脫了東西方各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

“實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從相信“文革”時的烏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實踐精神的轉折。某種意義上，中國提倡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化傳統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它擺脫了西方理性主義包含的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理性主義指導下的西方崛起不一樣，“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持續的和平和大量的發展機遇。

“實事求是”提醒國人不要相信東西方的任何教條，而是要客觀地觀察和研究所有的事物和問題，並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比如，西方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不遺余力推動所謂“民主化”，看一看其實際效果，人們就不能不質疑：為什麽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國家和地區，不是崩潰就是解體，不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步，而是經濟滑坡、社會分裂、持續動亂、貪腐更甚？為什麽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為什麽“民主”的西方國家今天一個接一個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政治危機？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中國人通過比較各國發展道路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一切制度和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其他道路難以比擬的成就。在“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推動大膽而又審慎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為中國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

中國穩健改革模式取得了成功。縱觀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的變革，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如蘇聯和東歐，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中國模式，其特點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輔之以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項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而政治改革的重點，是為經濟改革和民生改善鋪平道路。這三種模式中，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

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利遠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結果是經濟和社會均缺乏活力。“激進改革模式”則代價巨大，甚至是災難性的。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後果是國家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一度降到60歲以下。東歐國家的經濟也都經歷了10多年的衰退，現在又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

中國的迅速崛起離不開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擴大化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村民自治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了社會管理體制，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增強了社會經濟活力；轉變政府職能，大規模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咨詢，人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和形式逐步擴大和豐富；建立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

中國改革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不斷解決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互動的過程。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其實，只要對中國政治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掛帥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企不分、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確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於經濟改革之中，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推進。例如，廢除人民公社是一場涉及中國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但它的出發點是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積極性，這種高度務實的政治改革給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同時也為中國農村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安排。

同樣，在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包含了許多政治改革的內容。這種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展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單向度推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政治風險，防止了西方在許多國家推動的空對空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動蕩乃至國家解體。中國的改革使中國模式可以與任何一個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而勝出。下一步的改革當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首先要自信地肯定中國成功的政治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最終真正實現對西方模式的超越。

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現在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大格局。這種“全方位”的開放，意味著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種“多層次”的開放，意味著中國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通過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開放形式，形成整個國家的對外開放。這種“寬領域”的開放，意味著中國不僅在經濟領域開放，也在社會、科技、衛生、體育、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推行對外開放。

歷史經驗證明，中國如果閉關自守，就會走向封閉落後；如果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中國近300年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堅定不移地推行了開放政策。從歷史傳統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另外，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具有一種超強的學習傳統。中國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相信“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對外開放已經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各種要素，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

中國在對外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走了一步險棋，畢竟世界上很多國家在開放的過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結果政治和經濟命脈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附庸，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同時也積極推動國際秩序的漸進改革。中國既學習別人之長，也汲取別人的教訓，從而迅速壯大了自己，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在虛心學習別人長處的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準確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問題，使我們獲得了一種更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使我們認識到中國可以為人類發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善於用自己的眼光來進行判斷和取舍。比方說，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國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繼續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中國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采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金融海嘯的浩劫。中國把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8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

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中流砥柱。過去30多年，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基本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動蕩，這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歷史上，西方主要大國崛起的歷程幾乎就是一部社會劇烈動蕩乃至戰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以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制定並執行了到本世紀中期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國家的宏偉戰略。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最大差別在於西方政黨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進行相互競爭的政黨，而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追求民族復興的政黨。如果中國共產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不是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話，它將會被人民所拋棄。

中國具有“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中國執政黨的歷史傳承從來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競選政治，而更多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這種傳承源於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國家統一的特點，源於中國長期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這種歷史傳承體現了中華民族治理一個超大型國家的政治智慧，這種理念和傳統使得中國可以在自己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明顯領先於同時期的西方國家，並構成了中國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資源。

法國漢學家西裏爾•加瓦裏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個模式還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僅依賴選舉的西方政治模式競爭。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利益並領導民族復興的政治精英團隊。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發展、環保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復興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基於“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傳統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展現了西方政治體制難以企及的政策長期穩定性。中國一個接一個五年發展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體現了西方模式難以比擬的民主決策質量。中國歷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權威被用來推動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這使中國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使國家在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和發展，迅速提高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采用西方模式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特點是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扯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終導致國家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水平鮮有改善，趕超發達國家更成了難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許多有識之士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相對優勢。美國政治學者加德爾斯比較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財政破產與中國模式成功後這樣寫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美國學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體制“最重要的優點就是能夠迅速作出眾多復雜的決定，並有效加以執行”。

中國道路成功具有國際意義

中國道路超越了“蘇聯模式”的弊端。中國道路不同於冷戰結束前蘇聯的發展道路。必須承認，“蘇聯模式”作為人類歷史上首次開創的一種國家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曾創造過蘇聯經濟奇跡，對上個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反危機起過重大的借鑒作用。中國建國初期曾一度沿襲過“蘇聯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艱辛實踐中，也清醒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果斷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成為中國道路最終突破並超越“蘇聯模式”的重要標誌。

中國道路打破了對西方發展道路的迷思。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幾百年來，西方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現代化道路，那就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舍此別無他途。然而，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獨立自主地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隨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實現現代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逆勢增長，一枝獨秀，充分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和巨大潛力。

中國道路在全球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中國自己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並將影響整個世界未來的走向。中國道路的成功豐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和國家發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中國的實踐證明，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解決了本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而且也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的榜樣。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中國道路意味著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間還存在著其他選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已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已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

張維為：民主與專制還是良政與劣政？


幾年前，我曾在巴黎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聽到一位美國學者侃侃而談。他說，過去古希臘雅典共和國與斯巴達打仗，打了27年，最後民主的雅典失敗，專制的斯巴達勝利，從歷史進程來看是1∶0，專制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冷戰，民主的西方陣營打敗了專制的蘇聯陣營，這是l∶0，民主獲勝。但是迄今為止，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只是打了一個平手，下一波會怎樣? 可能就是中國和西方做對了，現在俄羅斯的普京也開始專制了，所以要當心中俄聯手。最後是民主獲勝，還是專制獲勝，尚無定論。

大概是經歷過“文革”的緣故，我對從意識形態出發而大大簡化歷史的論述總抱有深深的疑慮。這是美國極端保守主義的觀點，這種按照自己意識形態的偏見，把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解釋成為民主與專制鬥爭的歷史，比中國“文革”時候把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解釋成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還要荒謬，因為畢竟在中國歷史上還存在著農民階層和地主階層的矛盾，只是歷史本身要曲折復雜的多。而民主這種政治形態，在雅典民主失敗之後的上千年內，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了，歐洲中世紀神權主義和後來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都給這位學者有選擇地遺忘了，這種冷戰思維在今天的西方還很有市場。

不可否認，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國人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可以解釋一部分政治現象，比如，希特勒是通過民選上臺的，但上來之後就開始搞專制。

但是細想一下，這個概念明顯地缺少闡釋力，越來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單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這個概念的詮釋能力。比方說，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是專制，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為止還認為，今天的民主還不如過去的專制。再比方說，蒙博托統治時期的紮伊爾是專制，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是民主，但是從普通剛果人的角度來看，兩者都很糟糕，而這個轉折過程中又爆發了屠殺和戰爭，數百萬人喪生。

把這個概念套用到中國，也面臨窘境。西方把蔣介石時代叫專制，把毛澤東時代叫專制，把鄧小平開創的新時代也叫專制，而經歷過這些時代的人都知道這些時代的巨大差別。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民主與專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實，只要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點破這種西方話語的盲點。用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可以解釋一部分世界事務，但確實已經無法解釋當今這個復雜的世界了，想用所謂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的方法來處理當今的世界事務更是愚不可及。

在發展中國家裏，消除貧困最成功的是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在阿拉伯世界裏現代化最成功的是實行君主制的阿聯酋和卡塔爾，在新興經濟體中，強勢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導的香港都幹得比較出色，其治理水準遠遠好於菲律賓、阿爾巴尼亞、印度、烏克蘭這樣的“民主國家”。既然民主與專制概念無法解釋上述這些簡單的事實，那麽有沒有比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觀念更具有闡釋力、更客觀中性的概念呢? 有。如果說世界政治一定要簡單地分為兩大類的話，那就應該是良政 (good governance) 與劣政 (bad governance) 兩類。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麥，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權威模式，現代化導向的中國強勢政府模式，行政主導的香港模式，開明君主制的阿聯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緬甸。

西方人習慣了民主與專制對立這個概念，因為這似乎賦予他們一種道德優越感。2006年，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次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上，一位歐洲學者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麽能有合法性?我便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麽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裏來? 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 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麽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我們一些國人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比較認同西方的“民主與專制”話語，他們也接受這個話語的預設：世界就剩下民主與專制對立，並提出了中國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所謂主流文明。其實，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政治話語，我也贊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著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機的開始。蘇聯就是這樣解體的，南斯拉夫也是這樣解體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融入進去，也就成為失敗者 (當然，這不是說，不融入就一定勝利)。2008年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媒體對西藏騷亂事件的報道，就可以看出這種西方話語占主導的文明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西方長期的反共傾向和支持藏獨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因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眾會輕易地相信自己媒體的煽動，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種洗腦，其效果絕對不亞於任何政府對輿論的控制，這也是西方社會擺脫不了自己意識形態偏見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垮臺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蘇聯共產黨下臺了，國家解體了，但是西方還是不願意接受你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是把你繼續看作潛在的威脅，總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羅斯的一位資深官員曾這樣說，北約總是步步緊逼，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先說，我們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車庫，然後說，我要住到你的房子裏，最後說，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覺，所以俄羅斯不得不反抗。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利益的問題，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問題。只要你強大，你需要資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他心裏就不舒暢，他就要排擠你，控制你，改變你。你查一查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多少是來自西方的各種機構? 這本身就說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其實他們很多人也盼望臺灣獨立，新疆獨立，內蒙古獨立，希望中國能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解體最好，只是13億中國人都說“不”，他們才無能為力。

主流文明這個東西是和國家利益連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他可以在任何時候指控你，違背了遊戲規則，幹涉你的內政，而他怎麽做都是對的，把人家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說一聲抱歉，因為他那個民主是所謂普世價值，你采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與他無關。所以所謂主流文明，經常是很不文明的，我們在學習西方各種長處的時候，對此一定要心中有數，拿來主義的方法可以，送來主義的方法不行。中國人贊成民主，但這個民主是要能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國特別提防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連一個強大的歐洲，他都不喜歡，光是一個歐元就給美國帶來多少麻煩?他能不提防強大的中國嗎?他提防中國崛起會挑戰自己在各個方面的利益。

1991年的時候，俄羅斯人曾充滿了對美國的崇拜。俄羅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對我說：“當時美國來‘占領’我們國家都可以，因為大家以為這樣一來，我們社會就可以進行徹底改造，大家就可以過上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了。”但美國很現實，始終把俄羅斯民主鎖定在幾個人物，如蓋達爾、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體制下的共產黨等其他政黨應該都是可以參加民主選舉的，但在葉利欽與議會沖突時，美國並不支持雙方通過民主程序來裁決，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對付另一方。美國是認人而不是認制度的。美國後來支持非常獨裁的葉利欽。如果這樣做是例外也罷，但你仔細一看，美國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這樣做的。如果中國搞一人一票，美國也一定只支持他認定的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其他人上臺，都不是民主。對於中國來說，除了親西方還不夠，還要放棄臺灣、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棄了，他還是不會接受你，因為你還是太強。

按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你不僅要按他的要求選舉，他還要派人來監督，還一定要選出親他的人，親美國的人。巴勒斯坦選出了一個哈馬斯，西方不承認，伊朗選出了內賈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贊揚聲，但贊揚的話語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來了，黎巴嫩政府呼籲美國幹預來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但美國故意拖，讓以色列繼續轟炸南黎巴嫩，希望借此削弱親伊朗的真主黨。一位黎巴嫩政治學者對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即使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還要把你分門別類，區別對待，看你是盟友，還是一般朋友，還是走狗，黎巴嫩民選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連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犧牲掉。”西方民主口號不管如何動聽，總是掩蓋不了自己的利益盤算。

實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意味著無窮內耗的開始。西方國家已經富裕起來了，人均消費的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它可以經得起這種內耗，比利時500多天沒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照樣運作，國家也照常運轉。而對於第三世界，不要說500天沒有中央政府，1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國家可能就要陷入內戰了。你內耗開始了，那只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來幹預，西方又會支持不同的派別，最後使你無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睞的中國軍閥，讓中國打內戰，他們發戰爭財，中國大地上多少生靈塗炭。 退一萬步說，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來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國也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選擇，中國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國情來逐步借鑒和接受，決不能允許任何一個外國來主導這個過程，否則後患無窮。作為一個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其最終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獨特的、惟一的，它應該包含西方制度的長處，也包括自己傳統形成的好東西，這才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說過：“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有著本質不同，因此，中國的社會發展必須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就如當年古羅馬不同於古希臘，雅典也不同於斯巴達，今天中國的社會關系也同樣與美國、德國、英國的社會關系有本質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國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國人才會有。”

說到底，無論是西方民主制度還是其他什麽制度，都是手段，最終的目的都必須體現在良政上，體現在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上，所以良政與劣政才是當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觀念。我們應該多多使用，全世界都應該多多使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比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在中國經過實踐而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對，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是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終只能努力來理解你，闡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歷史證明，西方是承認實力的。只有當西方真正認識到，它不僅不能阻止中國硬實力的崛起，而且也無法阻止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時候，它才會真正地接受你。還是我前面打過的那個比方：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如美國《新聞周刊》總編法瑞•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世界今天己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在這個“後美國時代”裏，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可以豐富人類處理一系列全球棘手問題的能力。因而中國崛起的進程不是一個所謂中國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過程，而是雙方平等相待、取長補短的過程，最終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將和西方一起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設計者、領導者和建設者，原因很簡單：沒有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參與，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張維為：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


本文原載2012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觀察者網譯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本月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

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為世界關註，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註意，這也可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視了。事實上，中國毫不張揚地推進了國家治理方面的許多重要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征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

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儒家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產生並維持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以公開考試的方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

中國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將其貫徹到整個體制中，盡管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成功的。官員晉升的考核標準，涵蓋了消除貧困、創造就業、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環境保護等。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是分不開的。盡管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腐敗醜聞和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經濟一樣，保持了彈性和活力。

在體制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級別上已經確立了嚴格的退休年齡和任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最多只能任兩屆，總共10年。在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集體領導，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個人崇拜問題。

這些精心設計的改革消除了領導人權力終身制的危險，而權力終身制正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一個主要原因。目前正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產生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對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它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領導工作。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盡管中國政府還存有許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長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民調，在2012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距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公開譴責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

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張維為：《中國能贏》，一本探索中國超越西方的好書


中國的迅速崛起早已引來了各種解讀，但從國際政治制度層面進行比較和解讀的不多，而解讀得好的則更少，宋魯鄭先生的這本書無疑是這類作品中的上乘精品。本書展示了宋魯鄭先生對西方制度和中國模式的許多獨到見解和透徹分析，揭示了西方走衰和中國能贏的深層次原因。

宋先生長期生活在東西方文化的兩元環境下，因而對“文化是制度之母”有著比常人更為深刻的理解。對於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演變，他首推第一要素就是文化傳統。宋先生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個政治中心。而一旦社會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必是國家分裂、大亂和民不聊生之時。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意識。所以中國未來的政改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遵守這個政治傳統。這就是中國政改的出發點、關鍵和核心。由於西方文明數百年積累的優勢話語權，西方模式仍然被不少國人視為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方向標。

為此，宋先生從三個角度進行正本清源：

一是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充滿了內戰、革命、復辟和社會的動蕩。如果中國以西方為榜樣，帶給中國的將是什麽，不言而喻。

二是從現實看，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蘇聯、南斯拉夫的解體就是這樣的例子。不僅如此，就是已經建立起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的挑戰。而中國一方面有著悠久的大一統傳統，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做為一個概念產生卻只有一個世紀的時間，分裂主義依然是國家統一的威脅。如果以西方的制度為演變方向，國家走向解體絕非危言聳聽。

三是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采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極為高昂。

所以宋先生的結論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榜樣，中國可以借鑒，可以創新，但卻不能模仿。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

宋先生從全球三大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的對比中，得出一個很有創建的結論：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

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這就是為什麽放眼今天的世界，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阿拉伯社會則處於革命動蕩之中，只有中國仿佛是全球的世外桃園，並且實際上成了全球的中流砥柱。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今天的中國處於上述兩大文明同樣的境地，那麽今天的世界又將會是什麽樣的危局？

宋先生的作品一貫觀點鮮明、資料豐富、筆鋒犀利，論述透徹。他“短、平、快”風格的背後是他多年如一日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潛心研究和深入思考。我相信宋先生對中西制度和發展模式詳盡比較所得出的許多結論將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中國崛起的規模和勢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聞，只要我們繼續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前景非常光明。我們今天最需要防止的是西方話語的忽悠，從而導致國家的政治動蕩和經濟混亂。其實西方今天自己身陷危機，哪有資格來教訓中國。宋魯鄭先生的這本書無疑是幫助國人擺脫西方話語束縛，探索中國全面超越西方的一本好書。

張維為：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 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沈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橫向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並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貧富差距： 一些國際比較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問題得到了緩解。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自己的觀察，並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裏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城市中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非常擁擠、骯臟、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墻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裏都有大量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基貝拉（Kibera） 的貧民窟。內羅畢50%的人口住在貧民窟。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裏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50%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於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麽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或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並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於一個農民，甚至對於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誌於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才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這麽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國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000萬到1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幹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於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之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麽否認，要麽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5000個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裏，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比中國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黑磚窯這類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這類事件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並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至於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於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我去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30多年裏都蓋了磚房，許多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普及了，農村的網民數也早已過億。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消逝於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000萬。僅於20世紀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9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1983年爆發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19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500萬人，2005年一年死於艾滋病的人，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壯年，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在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麽？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才50來歲。盧旺達的公務員則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40來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麽也在65歲以上啊。以我的觀察來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於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村，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於非洲。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要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於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幹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55歲，烏幹達的人均壽命也才45歲，兩國在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等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張維為：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2.8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復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於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我們基本沒有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裏，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麽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麽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麽關系？”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麽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於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裏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麽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沖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板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奴隸和無數華工“苦力”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跡。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麽苛刻：遊戲規則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麽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就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2010年數據）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音響、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約60%，都大大低於中國，但從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滿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裏。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人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華人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占整個印尼人口的2％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遠遠多於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陣容也在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中國整體的發展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復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註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卷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註意“不養懶漢”。歐洲高福利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待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結果整個經濟喪失了競爭力。今天席卷歐洲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表明這些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難以為繼。我們應該繼續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最終只會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麽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 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裏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會儲蓄極少，與此有關。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裏多了一只山羊，心裏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麽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 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泄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誌高擡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作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幾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中國的社會真正向前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張維為：在貧富地區間形成良性循環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達到了10000美金 ，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采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這裏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系。以2006年為例，。浦東那一年浦東的2006年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系，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裏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裏，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裏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裏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裏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的多數時間裏，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系。

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被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可以說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沒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麽？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沖突和戰爭。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倍加珍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最終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並最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真正邁入新型發達國家的行列。

張維為：從國際視角觀察腐敗與對腐敗的容忍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於腐敗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

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於什麽地位？中國的腐敗屬於什麽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麽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印度 俄羅斯 菲律賓 烏克蘭 肯尼亞

2005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

2011年 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資料來源： “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並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我采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出租車管理。在烏克蘭、俄羅斯，這些都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出租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預期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出租車管理處，那裏的人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麽沒有計價器，要麽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出租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發生。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使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癱瘓了。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確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發展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裏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隨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麽，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出租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麽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麽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 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斯威士蘭一個藥店看過，我問有阿司匹林麽？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麽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於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隨著體制轉型和創新的進展，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哪裏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於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國家資源都不豐富。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註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註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汙了，存在外國銀行，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漲了好幾倍，但在尼日利亞，我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評論非洲《東非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不需要征稅，當然也沒有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於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麽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兇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我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公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於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汙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汙委員會指控為貪汙，反貪汙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被動員起來，裏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裏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不管事情真偽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於掌心之中。

張維為：反腐敗要靠西方民主制度嗎？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麽？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和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程度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 → “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 “低腐敗”。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子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但這些國家幾乎都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麽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 “高腐敗” →“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沈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麽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低腐敗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記憶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麽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裏，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麽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麽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 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這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實現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和韓國後來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采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治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汙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裏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嘯：1.5萬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鉆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叠，最後不得不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註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妨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差別，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 是比較隱蔽，比較“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道貌岸然的“遊說”，選舉政治中的各種“政治獻金”和金融監督中的“選擇性忽略”、“監管套利”等，這有點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麽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嚴重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沖鋒的時候要沖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裏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采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采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采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盡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盡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癥，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系。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系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系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系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法治社會。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張維為：在崛起大勢中戰勝腐敗


中國正在迅速崛起，但腐敗問題也嚴重困擾了中國的崛起。法國作家雨果在其小說《九三年》中有一句名言：對毒瘤開刀時，外科大夫最需要的不是激烈，而是冷靜。我們處理腐敗問題也需要這種態度。強烈的道德譴責和嚴厲的法律懲處是十分必要的，但我們還需要走一步，看三步，從整體上把握腐敗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如果說腐敗是我們的大敵，那麽我們必須在戰略上藐視它，在戰術上重視它，直至在中國全面崛起的大勢中戰勝它。

腐敗系大國崛起的陣痛

中國腐敗情況現在確實比較嚴重，需要我們認真解決。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所有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遇到過腐敗上升的棘手問題，它們當時的腐敗情況比今天的中國還要嚴重，但最後都通過法治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扭轉了腐敗蔓延的勢頭，大大減少了腐敗，中國最終也應可以做到這一點。美國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這段時期也是美國腐敗最猖獗的時候。西方史學家稱用“強盜式貴族”（robber barons）和“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 等詞匯來形容那個時代。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發家史。

著名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名著《資本的時代（1848-1875）》把當時的美國定性為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地方，腐敗猖獗，私人雇傭的“警察”可以任意處死罪犯，整個美國沒有歐洲意義上的政府，結果人人自危，人人自衛，美國家庭至今擁有槍支的傳統就始於那個時代。美國學者卡洛斯·拉米雷斯比較了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中美兩國，認為美國當時的腐敗狀況比中國要嚴重許多倍。

同樣，英國崛起的時候腐敗也急劇上升，英國19世紀的很長時間裏議員的席位是可以買賣的，英國政府控制的東印度公司管理層極其腐敗，被當時的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官商勾結，今天日本許多大公司都是當年廉價賣給與政府有特殊關系者的。香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60年代，腐敗也特別嚴重，不塞紅包的話，連消防車都很難叫到。

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名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解釋了這種現象：“不論是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得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國家現代化上升時期也往往是腐敗上升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還跟不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大國崛起的陣痛。中國在過去30多年中經歷了自己的工業革命，中國多數國民也經歷了財富的迅速增長，同時中國也遇到了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跟不上的問題。最終腐敗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通過法治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整體進步來完成。

中國屬“中腐敗”國家

我們也可以進行一些橫向的國際比較。無論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還是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與中國可比較的（如人口在5000萬以上）發展中國家和過渡經濟國家腐敗程度幾乎都高於中國，盡管這些國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等，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民主國家了。

“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排名放在180多個國家中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以下是2012年“透明國際”對一些國家腐敗指數的排名：

2012年“透明國際”對一些國家腐敗指數的排名

這種地位對於中國人來說，顯然非常不光榮，也不能讓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最終也能做得更好。此外，我們還要註意中國國家的規模。歐洲一個國家的平均人口是1400萬，中國大約等於100個歐洲國家。如果我們把中國分成“發達板塊”和“新興經濟體板塊”來看的話，中國“發達板塊”的腐敗程度要低於世界上許多國家，比方說，依我自己的體驗，我認為上海的腐敗程度遠遠低於意大利，甚至可能低於法國。如果中國的發達板塊可以做到低腐敗，可以比發達國家做得更好，那麽中國其他地方最終也可能逐步做到。

考慮到絕大多數腐敗現象都和經濟活動有關，而中國的經濟持續30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中國的經濟規模比10年前增加了4倍，比30年前增加了18倍，相比之下，印度今天的經濟規模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俄羅斯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發達國家的經濟年增長率長期徘徊在1％左右，而中國的腐敗明顯低於印度和俄羅斯，也低於希臘這樣的“發達國家”，這至少說明中國這些年的反腐建設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當然中國可以做得更好。

此外，我們還要了解“透明國際”腐敗指數的局限性。首先，“透明國際”把腐敗界定為“濫用公職來謀取私利”（the ab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s），這也是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定義。這個定義只關心公共部門的腐敗，而不關心非公共部門的腐敗；第二，“透明國際”腐敗指數的英文原文是Corruption PerceptionIndex (CPI)，準確的翻譯應該是“腐敗感知指數”或者“腐敗看法指數”，也就是說，它調查的是人們對腐敗的主觀“感知”和“看法”，而不是人們對腐敗的親身“體驗”（experience）。“感知”和“看法”可以來源於親身體驗，也可以更多地來源於媒體的影響，甚至道聽途說。

“腐敗”在中國是一個泛義詞，在媒體中廣泛使用，幾乎可以用於任何領域，如足球腐敗、新聞腐敗、醫療腐敗、金融腐敗、學術腐敗、交通腐敗、彩票腐敗、節日腐敗、低齡腐敗等。相比之下，“腐敗”在西方總體上是一個狹義詞。例如，美國爆發了導致美國百姓資產平均縮水至少五分之一的金融危機，但美國主流媒體最多只使用“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來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敗”這個事實上更為準確的概念。腐敗的定義越泛，媒體用得越多，人們自然“感知”的腐敗也越多。如果把“腐敗感知指數”或“腐敗看法指數”換成“腐敗體驗指數”（Corruption Experience Index），調查的結果可能就會大相徑庭。我自己曾多次在上海和北京詢問參加我講課的聽眾：你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官員腐敗行為”多還是不多，我得到的答復是“不多”，但大家通過媒體聽到的、讀到的官員腐敗行為很多，在今天這個因特網和微博高度發達的時代，少數人的行為可以被無限放大，最終成為大家共同“感知”和“看法”的一部分。當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上海和北京屬於“發達板塊”，腐敗狀況總體上可能低於其他地方。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在中國不同的地方進行“腐敗感知指數”（或“腐敗看法指數”）和“腐敗體驗指數”的調查，從而為我們解決腐敗問題打下一個更為實事求是的基礎，也給中國和世界公眾一個更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透明國際”繪制的2012世界腐敗地圖，顏色越深，表示腐敗程度越高。

“透明國際”繪制的2012世界腐敗地圖，顏色越深，表示腐敗程度越高。

警惕美國的“第二代腐敗”

我們還有必要提出“第二代腐敗”的概念。依我之見，美國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敗”：1.5萬億美元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些金融大鱷鉆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坑蒙拐騙，無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特別是“金融欺詐”和“監管套利”等行為令人發指，導致美國百姓財富大縮水，並最終禍害全世界。

“第二代腐敗”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是比較隱蔽，比較“文明”的腐敗，美國金融監督中的為了經濟利益而“選擇性忽略”和“監管套利”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有點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屏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地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但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力度比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實，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獻金”和“金錢遊說”等現象都屬於“第二代腐敗”，中國把許多駐京辦看作是腐敗，而美國把華盛頓成千上萬家遊說公司看作是“公民社會”；中國禁止買官賣官，美國政治捐款多的可以當大使，其實這些都不過是把解決不了的腐敗問題合法化的做法，或者叫“合法化的腐敗”，這種情況在西方司空見慣。西方通過立法，把很多一般公眾認為是腐敗的行為都合法化了，例如“政治獻金”，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通過立法，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規定財團的政治獻金額度沒有最高限額。多數歐洲國家都很難接受這種“合法化的腐敗”，但美國人就以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名義這麽做了。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Daniel Kaufmann對這一類腐敗作了研究，當他把政治獻金、金錢遊說等因素也包括進去，對世界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重新進行排名，結果發現美國不是“低腐敗”國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較嚴重的腐敗國家。如果從金融腐敗本身及其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後果來看，美國金融腐敗可以穩拿“金牌”。美國家庭中位凈資產也因此而縮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萬美元的水平，這已經低於中國發達板塊的多數家庭的凈資產。依我之見，美國對“第二代腐敗”的容忍只會造成美國未來更多的危機，加速美國的衰落。

從總體上看，隨著中國的崛起，資本的力量也在迅速崛起，並開始影響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意味著：資本的力量可以得到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平衡。我們成功避免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引發的2008年的金融海嘯，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最富的100個人是無法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的，而美國最富的50個人大概就可以操縱白宮的決策了。當然，中國在自己反腐的過程中，也要繼續防範“第二代腐敗”可能對國家和人民利益帶來的巨大損害。

總之，我傾向於認為，如果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級，中國的腐敗狀況大致處在中級，屬於“中腐敗”。“高腐敗”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經濟在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在惡化，但腐敗卻愈演愈烈，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後期的情況和非洲多數國家今天的情況就屬於這種類型。而中國今天是在經濟蓬勃發展，大多數百姓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的同時，腐敗也增加了。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從縱向的比較來看，這也是大國崛起過程中都經歷過的陣痛；從橫向的比較來看，處於類似發展階段國家的問題往往比中國更加嚴重。這樣的國際比較並不是要我們放松反腐的努力，恰恰相反，這是為了使我們把問題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徹，從而更加從容自信、堅定有力地與腐敗做鬥爭。

中國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逆轉，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必將在中國崛起的大勢中逐步得到解決。

張維為：軟實力更觸動世界


實際上，只要走出歐洲和北美，到處都有中國模式給人帶來的觸動：幾乎中國周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都在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非洲很多國家和古巴等拉美國家也在關註中國的經驗，西方有識之士也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軟實力。中國的政治軟實力是中國成功崛起的關鍵。我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孔子學院等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話語、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於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對於解決世界的問題都要有一定的影響力。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話語、新的範式變化、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詮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擔心和疑慮，因為隨著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崛起，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麽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話語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作為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話語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實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來中國訪問，想了解和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9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他，我擔任翻譯。那段時間鄧公的心情很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松了一口氣。在這麽大的一個國家裏，探索一種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經過7年的艱辛探索，現在指導這個實驗的最高領導人說 “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走出了一條既不沿襲蘇聯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發展道路。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當羅林斯當面懇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麽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鄧小平還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適用。”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確實，鄧小平對特區建設的關註，很能體現他倡導的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鄧小平就專門去深圳特區視察，他一開始就和當地領導打招呼：“我暫不發表意見，主要是看和聽。”當時國內對於特區“姓社”還是“姓資”很有爭議。果真，鄧在視察過程中很少發表評論，而且沒有為深圳題詞，幾天後，鄧小平抵達廣州，對自己在深圳的所見所聞進行了思考，然後他才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 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訪問深圳後鄧又去視察廈門特區，他還是以看和聽為主，離開廈門後才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並一言九鼎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致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加納有啟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我後來去加納訪問過兩次，對羅林斯訪華後根據自己國情推動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認識，這些改革增加了加納經濟的活力。

回憶這些往事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導思想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的理念，而且這個理念的意義超出中國的國界。“實事求是”是個很中國的概念，最早見《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的是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明清之際興起的“實學”又把它解釋為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律和法則，英文翻譯成seek truth from facts (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應該說是比較到位的。後來毛澤東主席又把它上升為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把這個概念再次提出，認為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錯誤就是因為他違背了自己提出的這個理念，鄧小平還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式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由於有了這麽一個“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這使得中國可以以罕見的勇氣、廣泛地借鑒別人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經驗，大大地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發展。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保險業到股票市場，從科技研發到商業物流，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大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

這個概念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奔向現代化的覺醒，很像歐洲經歷過的啟蒙運動，中國人也經歷了一個從“文革”時相信神到相信實踐和理性的過程，中國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這就是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實事求是”畢竟是中國古老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擺脫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需要由社會實踐的結果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就是：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曾帶來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得的實踐表明，與西方大國在其理性主義指導下的崛起不一樣，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更多的和平和發展機遇。

實際上，中國今天是真正堅持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提倡的懷疑精神與理性主義，不斷地反省和批判未經中國自己實踐檢驗過的概念和信仰，不斷地探索和尋求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覺得西方則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說，西方總認為在發展模式方面，他們已經窮盡了真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代表的就是這種觀點。而實際上，世界文化之豐富、歷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種發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窮期。從哲學視角來看，“實事求是”的理念比“歷史終結論”不知高明多少倍。

中國人有謙虛好學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學習型社會是我們今天的口號，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國永遠力爭上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在這個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經常看到一些無知、偏見，甚至傲慢，有時也忍不住要談談中國人的智慧，而“實事求是”就是這樣的智慧。我想，如果當初美國的布什政府有那麽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犯入侵伊拉克，推動中東美式民主化的大錯。多少人在布什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之前，就告誡美國政府，美國可以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治理不了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組成的非民族國家，但美國聽不進去。我走過十來個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邊接壤的所有國家，深感中東問題的繁難和棘手，因為其沖突源於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經濟等錯綜復雜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國人靠“民主化”一句口號就可以解決的。

其實，如果美國喜歡，它盡可以繼續推動其“中東民主化”計劃，但結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經選出了一個令美國頭疼的哈馬斯政府，埃及也會選出同樣令美國頭疼的“穆斯林兄弟會”執政。現在一些西方人歡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計“阿拉伯之春”不久就會變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樣，如果俄羅斯領導人當初有那麽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采用美國人幫它設計的“休克療法”，而且不經過小規模的實驗，就在整個國家推行這種激進的轉變，結果加速了經濟的崩潰。至今普京的助手還在感嘆當初為什麽沒有學一點中國人的智慧。同樣，如果我們一些的亞洲鄰邦當初也能有那麽一點“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在條件遠未成熟時就輕信美國的建議，貿然全面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結果一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崩潰，發展倒退了20年。

實際上智慧是不分國界的。我這裏也可以做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較：中國這種實踐第一的觀點似乎比較接近英國政治變革中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也是一種智慧。歷史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被稱為“雙元革命”。我們國內長期的教育中，對法國大革命總是贊揚得多。這種激進的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也影響了中國，從“文革”中我們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要在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要按照一個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形態。但在西方，許多思想家對法國政治變革模式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很多人認為其代價太大。甚至有史學家認為正是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使英國經濟遠遠領先法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從而使英國避免了法國血風腥雨的革命。

法國的理想主義道路，現在看來代價確實過高。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先是20多年的拿破侖戰爭，後是30年衰退期，然後是1848年革命，後來又有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國時期，確立了總統制，國家政體才真正穩定下來。但法國經驗中有一點值得中國註意，那就是堅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們認為英美文化總是強調弱政府，但法國人從不諱言：弱政府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傳統是強政府。

中國經歷了“文革”，經歷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無休止的戰亂和動蕩，最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從1979年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這也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這場革命的成功，使我們避免前蘇聯經歷的那種“休克革命”，並通過自己的工業革命使人民生活大為改善、使中國現代化事業順利起飛，並形成了國人對“實事求是”和漸進改革的共識。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不少問題，今後也會遇到新的挑戰，但正如鄧小平所說，“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只要這樣，我們可以逐步解決我們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我曾在倫敦參觀過丘吉爾紀念館，講解員對我說，丘吉爾對國際關系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為他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起草了《大西洋憲章》，只有一頁紙，但卻影響了戰後整個國際關系的演變。我告訴他還有一位中國人，叫鄧小平，他只用了四個字就改變了13億人的中國，並正在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這四個字就是：“實事求是”。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作為中國現代化指導思想的“實事求是”理念也會逐漸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為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提供一種新的思想來源。

消除貧困應該成為普世價值

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給我講了個笑話：聯合國開會討論如何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結果無法達成共識，會議無果而終。記者問會議主席為什麽是這種結局? 會議主席雙手一攤，遺憾地說：“這是因為美國人不理解‘世界各國’這個概念、歐洲人不理解‘消除貧困’這個概念。”這個誇張了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在解決世界貧困問題上無所作為的看法：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惟我獨尊，意識形態掛帥，到處推銷和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沒有足夠的熱情。倒是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看得更遠，他重金行善，從印度的貧民窟到非洲的難民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也改善了微軟的國際競爭環境。我想如果美國政府能從比爾•蓋茨的行善中悟出點道理，也許會認識到如果美國從自己一年約7000億美金的國防預算中，拿出十分之一來幫助世界窮人的話，對維護美國形象和安全所創造的價值，會遠遠大於把這筆錢用於軍備。

歐洲雖然奉行多邊主義，但在解決世界貧困的問題上，政策乏力。歐盟國家高額補助歐洲農業，使得歐洲許多的農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非洲，非洲國家怎麽競爭?“今天歐洲的牛都可以拿到這麽多補貼，比我們非洲的人還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說。西方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描述來進行改革，但自己卻不這樣做，歐美對自己農業的巨額補貼，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歐洲也未能提出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對外援助大都附加諸如民主化這樣的政治條件，而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內耗甚至內戰的不少，結果民生更為艱難。歐洲援外項目還有一個弱點，就是文牘主義嚴重、總體效率不高。各種項目都經過繁瑣的手續，從可行性報告到各個階段的進度和審查，很多活動都必須由歐洲“專家”來做，結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資金又回到歐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亞工業部一位官員，指著阿魯沙當地的一所老校舍對我說，“過去西方傳教士來這裏建了不少學校，沒有這麽多手續，不是也把事情辦成了麽?”一位非洲國家的大使曾略帶誇張地對我講：“我們和歐洲人一個項目尚未談判完，中國人已經幫助我們完成了三個項目。”

美國的“9•11”悲劇造成了約3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於饑餓與營養不良的兒童估計有18000人，也就是說每天都有相當於6個“9•11”死亡人數的兒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國等西方主要媒體將一個英國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蹤一事作為頭條新聞，並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也無妨，因為此事有其新聞價值，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發展中國家有18000個兒童死去?聯合國前糧食署執行幹事莫裏斯先生是個很有正義感的美國人，他曾這樣說過：“如果明天所有媒體都打出頭條新聞：‘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機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而且遇難者全部為兒童’，那這個世界還能無動於衷嗎?”莫裏斯用這種形象的語言告訴世界：全球的饑餓和貧困問題有多麽嚴重。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估計，世界65億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億，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約26億。換言之，目前世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還生活在極端貧困或相當貧困之中。如果說用美元來計算世界各國的貧困程度不一定準確，那麽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今天這個世界上，約有l/6 (近10億)的人屬於赤貧、常年挨餓、食不果腹；約有1/5 (約13億)人，沒有安全飲水；超過l/3的人(26億)沒有基本衛生設施，總共有30多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在想為什麽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沒有把消除貧困這麽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作為人權提出來。一個主要原因恐怕是對這些啟蒙思想家來說，極端貧困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他們代表的是新興的有產階級，而且在那個年代裏，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雖然歐洲當時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但極端貧困現象主要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當時歐洲白人中貧窮落魄的人，也有較多的補償機會，比方說，他們可以去殖民地冒險發財，去非洲和美洲擁有自己的農場和牧場。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以提倡人權著稱的法國為例：在啟蒙運動影響下產生的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裏指的就是歐洲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也不包括窮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是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的187年之後。

我們不忽視西方這些歷史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要以“實事求是”的價值觀來審視今天很多世界問題的歷史與文化成因，探討為什麽西方主流價值體系和一些發達國家至今都對解決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缺乏熱情。

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認為這首先不是個理論和法律問題，而是個政治實踐問題，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效果明顯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這種認知上的差別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經是21世紀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還處於貧困狀態，特別是當人類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世界還是讓這種悲劇持續下去，這是違背人類的基本良知的，也是違反人權的。我們必須關註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偏差，並有必要把歷史形成的這種偏差逐步糾正過來。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用自己消除貧困的偉大實踐糾正了這個偏差。這也表明只要一個國家認真地把解決貧困問題當作一種核心人權來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績的。中國在扶貧領域的成功經驗，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從中找出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思路和做法，世界範圍內的扶貧需要中國的智慧。

如果世界貧困問題遲遲得不到緩解，世界未來的各種矛盾可能會進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參加過在南非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專門去聽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組織論壇的討論，他們的觀點往往很偏激，但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這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嚴重不公。討論中，一位激進的非洲學者就這樣說：“富國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這就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和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他的話贏來一片掌聲。他的觀點偏激了，但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貧困問題已經與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聯系在一起，貧窮導致疾病，導致難民潮，導致全球氣候變化，這些問題都需要世界各國攜手來解決，否則整個世界的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自己的扶貧事業還面臨各種挑戰，要走的路還相當長。我們應考慮在繼續推進國內扶貧工作的同時，推動國際社會把消除貧困看作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新的普世價值，逐步糾正西方主流價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存有的偏差，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界眼光和人類精神。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推動在聯合國人權體系內通過一個消除極端貧困的國際公約，最終使所有的國家都能把消除貧困當作一種核心人權，當作一種新的普世價值。如果這件事能夠做成，這將是中國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窮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為一旦通過締結國際公約而確立了這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這非輕而易舉的事)，支持扶貧就成了一種義務和責任，而不僅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種口號。

現在西方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一般有兩個理由，一是發展中國家腐敗嚴重，所以無法提供援助。二是因為西方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他們國內的選民“同情心疲倦”，不願意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政府也無能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貧困看成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話，這些就不能稱其為理由，他們應該找出新的、不易受腐敗影響的援助方法來幫助別人，而且需要努力說服本國人民支持在世界範圍內扶貧，就像他們支持公民政治權利、總是認為那些人權是核心人權，任何情況下都要支持一樣。

當然，貧困國家自己一定要承擔起消除貧困的首要責任，如果自己不爭氣，外來援助再多，也難發揮作用。我走訪過的不少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策往往遊走於兩個極端，要麽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西方殖民主義，自己什麽責任也沒有，要麽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議去做，結果是邯鄲學步，人家好的地方沒有學會，自己好的東西都丟了。在很多貧窮落後的國家裏，部族矛盾和宗教沖突劇烈、腐敗程度令人發指、政府缺乏社會整合能力。但是從人權角度出發來扶貧，應該超越這些制約因素。不能由於一個國家的政府無能，國際社會對其人民的極端貧困就可以不聞不問。今天國際社會在幫助第三世界扶貧的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務實有效的經驗。我相信，只要整個國際社會同心協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財力和物力，國際社會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基本解決世界極端貧困的問題，從而大大減少因嚴重的貧困而引發的各種全球性的棘手問題。

張維為：政府應該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曾帶來過很多問題：宗教迫害、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引起的戰爭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壞事的禍根，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也就是說，最好不要政府，但這看來又行不通，所以要對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壞事。西方今天也要求發展中國家與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記了在發展中國家更大的問題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國內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稅收不上來，軍隊警察也管不好。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關鍵是改善和加強政府能力。發展中國家如果是一個弱政府，往往連自來水、供電、社會治安、兒童免疫、初級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務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說實現現代化，趕超西方國家了。

中國是另一種情況。中國的歷史傳統也和西方不一樣：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代都和強勢朝廷聯系在一起。中國人傳統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們的文化中，農民把縣長，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這個概念西方人難以理解，但這是中國政治文化傳承的一部分。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產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歷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歡、不贊成，你可以嘗試著對它進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變一定是耗費時日的，甚至是難以改變的。有人說過去歷史上，中國自然災害多，為了防災治災，強勢政府就應運而生了，強勢政府的傳統就逐步形成了。強勢政府確實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對的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對於自己的制度，應該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得多。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傳統，而是要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一個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竈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體系要有效的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創立到運作，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臺，才開始理出一些頭緒。中國通過政府轉型，為改革開放服務，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遠遠大於弊的選擇。

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代強調政府幹預以來，政府的作用，除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之外，已經很少再有人否定了。從保證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到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到防止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畢竟現代國家的功能已經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國家裏，法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以強政府著稱的，其總統的權力明顯大於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幸運。古今中外，有這麽多強勢政府，但真正致力於現代化、致力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強勢政府沒有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大搞獨裁，貪汙腐敗，老百姓怨聲載道。換上了民選政府，往往又太弱，無法整合不同意見，無法形成全社會對實現現代化的共識，更無力推動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改革。但是在東亞，“四小龍”在強勢政府引導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中國也在強勢政府的領導下迅速地崛起。

縱觀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發展中國家很難實現現代化，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非常清醒的估計。鄧小平認為當代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質上很難讓世界上的窮國富裕起來。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它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利用中國的強勢政府，來組織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參與國際競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發達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的附庸。1989年，鄧小平曾坦率地說：“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不是要中國和西方主導的秩序一味對抗，而是要我們參與進去，發揮自己的體制優勢，利用這個不甚公正的秩序來發展自己，並力求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影響它、改變它。

在一個遊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要發展起來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實際上，西方國家在自己的歷史上，也是國家開路的，英國的炮艦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商人擴張到哪裏，英國的軍艦就跟到哪裏。18世紀時，英國還從印度進口棉布，政府采用了關稅保護政策，待自己經歷了工業革命，由進口紡織品轉為大量出口紡織品的時候，他就要求別人開放市場，而背後是炮艦政策的支持。英國對整個印度的控制，很長時間內都是通過英國政府主導的東印度公司進行的。當前的世界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如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等。這些危機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層次的問題以及西方所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總是這些危機的更大的受害者。

當然，政府作用過大，也會產生副作用。政府權力過大導致“尋租”腐敗增多，這是一個需要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的大問題。關鍵是要加強體制化的監督，包括媒體的監督、公民社會的監督和法治社會的建立。一位哲人說過，政府有兩個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們要通過政治改革，加強人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建立人民的監督機制，建立令所有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敗機制，把強勢政府的積極作用繼續發揚光大，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盡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強勢政府指的不僅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還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轉變、弱化、減少甚至放棄政府的一些職能。我們今天說轉變政府職能，第一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從一些只有市場主體才能進入的領域中退出。第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建立一種既是強勢的，又是公共服務型的責任政府等，讓社會力量逐步壯大，逐步實現更多的社會自我管理。我們試點的“小政府、大社會”就是這種思路的有益嘗試。這種改革是一個強勢政府通過“革自己的命”來實現的，這也是中國國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總之，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很多的關系要理順，還有很多的矛盾要解決，我們政府的職能，有些要加強，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調整，但中國在很長時間內仍需要一個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這一原則不能動搖，這對於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走自己獨立自主的道路，至關重要。對於很多笫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很多國家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強勢政府，但大都是非現代化導向的腐敗政府，結果國家沒有搞好。現在這些國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沒有整合能力，貪腐問題也沒有減少，甚至更為嚴重。這些國家還在探索自己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從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不管通過什麽方法，普選也好，多黨制也好，一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一黨獨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個致力於現代化事業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那麽實現現代化，趕超發達國家，永遠只能是紙上談兵。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說明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最終會通過實踐和比較認識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更是一條真理。

張維為：顏色革命為何失敗？
——推薦瑞納·穆勒森教授的新著《政權更疊》


今年春節前，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87－1991年的法律事務顧問瑞納·穆勒森 (Rein Mullerson) 教授給我來了一份郵件，說讀完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後，發現在很多問題上與我的觀點高度一致，並給我傳來了他的新著 Regime Change: 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 （暫且譯為《政權更叠：從民主和平理論到強行推動政權更叠》，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近日讀完了此書，感到值得向國人推薦。

穆勒森教授的經歷很獨特：在蘇聯大變動的關鍵年代他是戈爾巴喬夫的資深顧問，在蘇聯解體後又出任過新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第一副外長。同時他也是一位資深的法學家和政治學者，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任國際法教授，現在是愛沙尼亞最高學府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由穆勒森教授這樣一位政權更叠的親歷者和資深學人來評判顏色革命，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

這本書是一本嚴謹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媒體文章，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關於顏色革命、政權更叠、人道主義幹預、民主和平（即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等觀點，然後又結合自己參與蘇聯改革的失敗經歷，從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對西方的這些主流觀點進行了全面質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認為顏色革命的根源要追述到歐洲啟蒙運動形成的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和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傳統，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即所謂“歷史終結論”），後者則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救。這種狂熱的傳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向別國強行輸出其政治和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另外，獲取更多的經濟、商業、戰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動政權更叠的一個重要考量。但是，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從吉爾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國家”，人們看到這些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雕敝。

穆勒森認為顏色革命和政權更叠失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復雜，因為國家是一個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顏色革命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的政治層面，而另外兩個層面則難以改變，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非常之慢。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形態迥異：早在西方社會確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會已經是以個人自由主義文化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會。相比而言，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至今都不是個人自由主義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會，在這樣的國家裏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敗告終。穆勒森還指出，在一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話，自由主義者是不可能被選上臺的，“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大選結局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揭示了顏色革命失敗的原因之後，穆勒森教授又花了相當篇幅探討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危機，認為西方國家自己問題重重，沒有資格強迫別人接受其獨特文化所產生的制度安排。他說西方與其“關愛中國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還不如關愛自己國家內部的批評者”。他認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難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的力量已經壓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話：美國夢包含的所謂機會平等已經成為一種神話，美國的社會固化幾乎成為常態。美國今天實行的已經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穆勒森教授還比較了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所進行的改革，認為“回顧當初，特別是與鄧小平相比較，戈爾巴喬夫只是一個天真的政客”， 而鄧小平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對西方國家的了解，“遠在戈爾巴喬夫至上”。他認為這個差別是中國改革成功和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他還感嘆，俄羅斯當時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養的文人書生、“哈佛大學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和西方派來的所謂“專家”，制定了許多嚴重脫離了俄羅斯國情的改革戰略和政策，結果導致了整個經濟的崩潰。

穆勒森概述了西方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道主義幹預論”理論，認為關鍵是誰來界定“人權”，誰來界定什麽是“普世價值”，從現在已經發生的人道主義幹預來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評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認為這個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這個理論把民主國家只局限於戰後的所謂“成熟民主國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從希臘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歷史中來檢驗，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其實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論”難以成立。另外，這個理論已經成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甚至發動戰爭的借口，導致了西方大國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戰爭傾向，這個理論也支撐了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以北約幹預利比亞為例，指出：哪些說不出利比亞四個城市名字的人卻可以說出攻打利比亞的四個理由，正是這種傲慢導致了美國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

穆勒森在書中還提出了其它很有見地的觀點，如西方在許多方面要向東方學習，向中國學習；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傲慢是中、俄與西方漸行漸遠的主要原因；西方媒體在顏色革命中奉行了雙重標準；在“人道主義幹預”問題上西方的表現相當虛偽；西方在非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終讓西方失望的人等。總體上看，這本書值得翻譯成中文出版，它對於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有參考意義，對於中國了解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意圖、手段和失敗結局也有幫助。穆勒森教授對顏色革命、政權更叠、民主和平等問題的深刻反思和切切忠告，值得崛起的中國記取。

張維為：中國夢的三重情懷


五年前的一個場景至今令我難以忘卻：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了山崩地裂的大地震，之後的5月19日下午2點28分，舉國上下為地震罹難同胞默哀三分鐘，但儀式結束後，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批民眾卻遲遲不願離去，他們揮舞著國旗，眼裏含著淚花，不停地呼喊：“汶川，頂住，四川，挺住，中國，加油!”。我是從電視上看到這番場景的，深受震撼。這種場景不會出現在任何其他國家，它展現的可以說是某種特殊的中國情懷，確切地說，是中國人那種“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和“天下情懷”。



2008年5月19日14時28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默哀3分鐘。默哀結束，廣場上的人群自發喊起，“四川加油，中國加油。”

中國人的民族復興之夢，也寄托著這三種情懷：

首先是“家國情懷”。我們的語言聯系著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文中的“國家”由“國”和“家”兩字組成，表達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獨特感悟和理解。與西方社會不同，在古代中國，我們的先民主要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血緣紐帶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西方以遊牧為主的生活形態則形成了血緣關系相對淡薄，個人主義為主的文化傳統。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又衍生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思維和生活方式，包括“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的儒家信念：由個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天下。在今天的中國，這種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真可謂“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正因如此，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非常關註國運的昌盛，都認為國家的安定富強與個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這種感受也是中國人經歷了無數的“國破家亡”悲劇後所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夢是一種“國夢”和“家夢”的結合。國家好，家才好，國家糟，家也糟，“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今天西方和中國都有一些人想把“愛國”這個詞在中國汙名化，我估計這種努力最終將是徒勞的，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家”與“國”的關系超越了西方文化語境和政治話語的詮釋力，中國人“國”的背後是視“國”為“大家”的無數“小家”。中國人“國家”的觀念與西方不同之處還在於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延綿了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是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國家”，這種“文明型國家”的內容之豐富和精彩，舉世罕見。正因如此，中國“愛國”和“愛國主義”的內涵遠遠超越了西方狹隘民族主義的解讀。中國夢無疑也是中國人的愛國夢。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個世界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而迎來更多的公正、和平與正義。

二是“大國情懷”。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一個大國，大國都有自己的大國情懷，但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有自己的特點。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百國之和”的國家，曾領先世界上千年，後來內憂外患使中國跌入低谷，通過中國人民長達百年多的奮鬥和犧牲，中國又快步趕了上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離我們這麽近。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不久前說：中國渴望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麽不呢？他們再次覺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他還特別提到，“中國就是中國，而不是西方的一份子”。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實現民族復興之夢，中國不會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中國將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這也是中國人“大國情懷”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十多年前，毛澤東主席曾說過這樣一番體現了中國人“大國情懷”的話：

“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可喜的是這種前景正朝著我們迅速地走來。估計十年之後，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屆時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估計將是整個美國人口的兩倍，這將決定性地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西方至今仍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願意承認中國1949年革命的意義，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但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可能將不得不承認這一切，當然，即使他們不承認，我們也不在乎了。作為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國的崛起必將影響整個世界未來格局的演變，這種影響也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

三是“天下情懷”。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人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毛澤東主席說的如果不超越美國，“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也表現了中國人的這種“天下情懷”。隨著中國夢的不斷實現，中國人要為這個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先人的許多理念和智慧，如“實事求是”，“民貴君輕”，“天下為公”，“厚德載物”，“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都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而走向世界，惠及天下。世界三大文明中，伊斯蘭文明最崇尚公平、西方文明最崇尚自由、中華文明最崇尚包容，而中華文明最終有可能汲取和包容其它文明的長處，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境界，同時也為化解世界文明間的沖突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夢的實現也意味著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在世界上的崛起，西方主導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和話語存在著太多的問題，需要中國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在政治領域內，我們“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我們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的做法和創新，雖然還可以完善，但已經比西方那種僅僅依賴“選舉”的所謂“大眾民主”模式更有競爭力。在社會領域內，我們“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模式將挑戰西方“社會與國家”相互對抗的模式。在經濟領域內，我們的“混合經濟”模式將會進一步完善，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更好地結合起來，最終真正動搖“華盛頓共識”，並鼓勵越來越多的國家探索自己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道路。

讓我們還是回到汶川大地震後的那個夏天吧。隨著一軸“中國畫卷”的徐徐展開，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盛裝開幕。中國奧運軍團的傲人成績，中國民眾的愛國熱誠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再一次向世界展現了偉大的中國情懷與夢想。

中國人民有宏偉的抱負，我們崛起的路上還會遇到各種挑戰，圍堵，甚至危機，但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夢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一定會更多、更廣、更深地融入世界，同時也會更多地珍視自己的獨一無二，更多地忠於自己的情懷和夢想，因為正是中國人的這些獨特之處可以構成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智慧與文明的最大貢獻。



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深情闡述中國夢。

張維為：要拿來主義，不要送來主義


一個民族向其他民族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借鑒，一般都有一個對外來文化的篩選和內化的過程。這種篩選可以是主動進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中國歷史上引進佛教和馬克思主義，現在引進西方文化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過去引進中國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這樣進行的。歐洲情況也類似。18世紀啟蒙運動的時候，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就有選擇地引進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說：中國可以對神無知，但不能對道德無知。他引用孔子的話，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基督教禁人行惡，而孔子勸人為善，這是更高層次的。

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轉型期，由封建專制轉向資本主義，人們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當時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人倫道德，遠遠好於歐洲的貴族世襲，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理性。儒家學說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內在的自由，被用來反對基督教中的神性統治。中國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則，這個觀點被用來反對歐洲的專制。應該說，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初期，中國文化起了一種推動作用。但歐洲奉行的是拿來主義，從反對世襲到贊賞中國的德治，最後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進一步說，歐洲自己價值觀的演變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篩選的過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過去都曾是歐洲的主流價值，但今天歐洲重新界定歐洲價值觀的時候，就把這些內容從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歐洲也在與時俱進。雖然不少歐洲人骨子裏還是秉持這些價值，但公開主張這些價值的人確實很少了。

拿來主義與過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一個概念。晚清時候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學已經窮盡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國官員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更不要說感到變革的緊迫感了。而過去這30年，完全不是這個情況。鄧小平說得非常明確：“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中國是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一切好的東西。但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外國的東西，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鑒一部分；有些可以堅決拒絕；有些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借鑒；有些可以觀察一段時問，先不貿然引進。

一個民族一旦不願意向別人學習往往就是這個民族走下坡的開始。“文革”中，我們閉關鎖國，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導致了愚昧落後。美國現在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這也說明美國開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國朋友說他現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開車上班都要路過三家麥當勞，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從沒有嘗過一口可口可樂。我很理解這種法國人特有的對美國文化的反感。不過我覺得從心態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態度比較好。麥當勞的東西雖然是所謂的“垃圾食品”，和中華美食無法媲美，但它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它的衛生標準，它的標準化配餐，它的鮮明色彩，它的快節奏等等，使它在飲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麥當勞進入中國後，也很受歡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確實推動了中國快餐業的發展，甚至使不少人質疑為什麽我們這個泱泱食品大國，就拿不出一個可以走遍全國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說拿出一個馳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麥當勞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等於是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中餐至少在快餐這個領域內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別人學習。

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毛澤東過去說過：我們願意把西方當老師，向西方學習，但是老師老是欺負學生，學生只能反抗，最後演變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對著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積極的平衡點，這就是努力學習人家一切長處，不斷地壯大自己，這使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出現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領域內，我們雙方利益重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合作共贏。另外一些領域內，雙方利益有沖突，但我們已經學會了有禮有節地鬥爭，既堅持原則，又不走極端，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拿來主義的理念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發展機遇，使我們自己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也使我們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間越來越大，這是拿來主義的勝利。今後也一樣，不管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出現什麽問題，我們對於別人的長處，都要虛心學習，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壯大自我。

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會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還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實“送來主義”效果都不好。對於外國好的經驗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來借鑒，而不是照搬。中國自己吃過全盤照搬的苦頭。如50年代學習蘇聯，一切都照搬蘇聯，蘇聯人口少，鼓勵生育，我們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結果導致了人口增長過快。從改革開放的30年來看，總體上我們保持了“拿來主義”。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內，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對開放資本市場則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從而使我們成功避免了後來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現在海外一些媒體把中國模式簡單地描述為“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這是不準確的。中國經驗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我們大致保證了自己的政策空間，也就是說，由自己來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采用外國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國的東西。

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自己失去了決定取舍的主權，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往往導致災難，因為別人很難真正了解你的國情。俄羅斯的改革就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教授設計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在全國推行，以求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結果是災難性的。關鍵是西方不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但又喜歡指手畫腳，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大都從意識形態出發，從價值觀出發，結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們現在是以我為主，請你們提出建議，我還要你們“競爭上崗”，然後我有選擇地采用，這樣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來主義方面，中國大陸特別幸運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經有了三個發展起來的華人社會：香港、臺灣、新加坡。我們受益的不僅是三地的資金、人才，而且也受益於他們的軟件建設：比方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和反腐機制建設、臺灣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經濟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等等。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把很多西方的東西，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下創造性地轉化了、內化了。中國大陸向他們學習的時候，會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學習要容易一些。這三個華人社會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內實行拿來主義有積極的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國大陸也積累了許多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所進行的大量改革與創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其產生的效益和經驗又反過來輻射到港澳臺等華人地區。

現在國際上討論發展問題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間”，並總是用中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個國家只有堅持自己的“政策空間”，才能發展起來。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跟著西方亦步亦趨，最後的結果幾乎都不好。所謂保持“政策空間”，其意思就是拿來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對外來的東西作出篩選，合適的要學習，不合適的要拒絕。中國所走的拿來主義之路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今後也應繼續這樣做，才能使國家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資源，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張維為：中國模式不怕與西方模式競爭


一位德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政治笑話，說德國總理問一位經濟學家，為什麽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回答說，總理你千萬不要擔心，因為如果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就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在美國及西方特別是戰後形成的經濟學出了大問題，首先就是沒有成功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可以說它成了導致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樣，過去30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未來的預測，包括許多大牌中國問題專家，大部分都是錯的。坦率地講，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然，他們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行，美國模式代表著中國未來。另一方面，我想恐怕是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社會學、法學等理論及其方法論本身存在著巨大的局限。由此我提出，社會科學研究要考慮“改變範式”的問題。

在歐洲生活20多年，我感覺西方模式遇到巨大挑戰。對於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來說，基本上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失望的更多，包括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相當一大部分是“扶不起的阿鬥”，完全靠西方援助。

我們質疑西方民主理論體系的一些基本預設，我把它們稱為西方民主理論的“基因缺陷”。一個預設是“人是理性的”，認為人會通過認真思考，投出理性的一票，但現在選民已經越來越民粹。另一個預設是“權利是絕對的”，但中國文化所提倡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才是真理。

為什麽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失敗概率這麽高？我把西方制度概括為由分到合，即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其代表，通過多黨制的競爭、票決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塊重新整合起來。非西方社會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要它分裂了就再也整合不起來，比如臺灣、泰國、蒙古、菲律賓等，甚至包括今天的許多西方國家本身，比如美國，它也越來越整合不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共產黨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政黨，而不是少數人或一部分人的黨。這是最關鍵的。打比方說，100個最富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策的，但在美國，大概50個最富的人就可以左右白宮了。

中國模式一個主要特點可概括為選賢任能。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大都有兩到三任省委書記的經歷。如果按照西方一人一票才算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權沒有合法性，但如果按照中國人選賢任能和“治國必須靠人才”的邏輯來看，美國政府沒有合法性。

在臺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從未中斷，百姓總體上比較溫良恭儉讓，但臺灣政治和媒體卻相當偏激、對抗甚至粗暴。那麽，臺灣有沒有可能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尋求一種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種協商性的民主之路呢？

中國大陸今天在很認真地探索協商民主。以大陸的五年計劃為例，意味著在各層面上進行成千上萬次的磋商，是真正的民主，從而對國家產生長期指導。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發展戰略從1990年制定，一以貫之至今，從而創造了今天的浦東奇跡。在我看來，上海是不怕與紐約競爭的，以此類推，中國模式也不怕同西方模式競爭。

張維為：西方的“空談誤國”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中國崛起的一條重要經驗。其實，“空談誤國”也是世界各國治國理政的一條普遍規律，對西方國家同樣適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談誤國”的因素。如果西方體制無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談誤國”癥，那麽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將加快。

西方“空談誤國”癥的主要癥狀有：

一、空耗內鬥

由於西方國家“選舉政治”的驅動，政客做事的主要考慮總是選舉的需要。以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為例，盡管國家幾乎破產，但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打口水仗。希臘領導人去年竟然公開主張采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使整個歐洲陷入緊張，但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國內黨派間達成某種交易。難怪有西方學者這樣評述希臘政治：“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歐盟乃至世界經濟整體產生嚴重後果。”

美國的“空談誤國”癥也很嚴重。美國金融海嘯本質上緣於金融監管失控和資本力量對體制的控制，但盡管危機當頭，民主、共和兩黨卻遲遲無法就應對危機達成共識，許多改革提案的討論變成了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共和黨使用或威脅使用了“阻礙議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項陷於癱瘓。這種空耗內鬥至今仍未中斷。英國《金融時報》去年曾發表題為《美國選擇自我毀滅》的文章，驚嘆“我們很難記起美國政治中還有比眼下更哀涼的時刻”，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拆墻角，甚至“希望經濟盡可能糟糕”。

二、言而無信

西方模式一個普遍問題是政客喜歡開空頭支票，但大都言而無信。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這也正是日本政壇走馬燈一樣換首相的20年，政客們競相給出美麗的承諾，但落到實處的非常有限。西方政治制度今天的特點之一就是產生一大批能說會道但不能幹的政客，日本是一個典型。前首相野田佳彥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凡人一個，既非世襲議員，也沒有雄厚資金，既不是帥哥，也沒有賣點，但有一點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現有政治家中，我是街頭演說做得最好的”。日本《大眾周刊》一篇評論說：“如果實行美國式的競選辯論就可以改變日本政治，我們只要有一群傑出的辯論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這種人。國家政治混亂，不是這種人太少，而是這種人太多。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辯論家，而是實幹家!”

四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高喊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但四年過去了，他兌現了多少承諾？華爾街還是我行我素，醫療改革仍然懸而未決；他承諾削減國債，但國債卻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的16萬億美元。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調侃過美式民主的言而無信：“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麽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2011年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導致了“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美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公眾對美國國會的支持率持續低迷，只有17%。

三、民粹盛行

民主政治在西方越來越演變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對民眾的不斷操縱和忽悠，只要選票來得快，政客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虛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結果是許多西方國家治國理政中的理性與責任日漸缺位。去年美國大選中，奧巴馬和羅姆尼唇槍舌劍，就內政外交、經濟民生等問題展開論戰，而屢屢“中槍”的卻是遠隔萬裏的中國：明明是華爾街的貪婪等因素造成了美國今日之困境，政客們卻大談中國人偷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還將中美貿易失衡歸結於人民幣匯率問題。對於美國政客來說，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忽悠百姓，拉到選票，所以中國就成了美國諸多問題的“替罪羊”。

這種一味討好選民的民粹政治是美國各級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美國加州政府破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南歐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相繼出現財務危機，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競相討好選民，各種各樣的福利支出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百姓來買單。

“空談誤國”導致西方民主品質的嚴重滑坡，其大背景是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表演、拼空談，政客所做的承諾很少兌現，多數選民對此也無可奈何，結果是國家治理品質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劇下降。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豐厚家產，如西方多數國家那樣，他還可以繼續揮霍和“遊戲”一段時間；而對於那些祖上遺產不多的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後，情況就更糟。印度實行西式民主，也染上了“空談誤國”癥，其主要政客9年前競選時的一句大話、空話：5年後世界將“忘掉上海，轉而只談孟買”，今天成了一個經典的政治笑話。

如果說中國概念的“空談誤國”點出了西方模式的某種頑癥的話，那麽“與時俱進”大概就是中國可以給西方模式開出的藥方。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利時在經歷了54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危機後，這個西方國家的一批知識分子於2011年11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紀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19世紀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麽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這段話說得很棒！如果西方還是拒絕“與時俱進”的改革，無法克服“空談誤國”癥，那麽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恐將難以避免，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加速滑向“第三世界”。這種現象實際上已經在許多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在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內部已經有相當規模的“第三世界”，而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滑向“第三世界”。西方國家該警醒了：與其忙於向世界推銷自己的民主，還不如好自為之，痛下決心，全面修理一下自己的治國理政模式。

（作者：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張維為：中國道路的歷史合法性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瑞士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瑪雅：《鳳凰周刊》執行主編

用中國崛起事實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瑪雅：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經濟在10-20年之內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在軟實力上，中國不可能趕上美國。

張維為：這要看你怎麼比。軟實力比較的關鍵是標準，如果你只認同西方制定的標準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國永遠也趕不上美國。但問題是，西方的標準存有太多的問題，我們在許多方面的眼光和實踐早已超越了西方標準。2011年6月，美國自由派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上海，我和他進行了對話。福山在1988年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引起軒然大波。他現在承認說，當時沒有考慮到中國因素，沒想到中國的崛起會如此之快，所以他說，他是來學習的。他認為，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不少問題。比如，中國沒有真正的問責制，沒有真正的法治;中國歷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國泰民安，碰到壞皇帝就王朝衰落。他說，你看現在中東出現的亂象，中國是不是也面臨這樣的危險?針對他提出的問題，我談了我的看法。

關於問責制和法治，我說，德國一位雜誌主編曾經問我：你們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是不是可以說沒有什麼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我跟他說，你觀察得不夠仔細，實際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過紐約的。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人今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的事情是一種探索，我們從西方學到了很多東西，今後還要繼續學，但是我們今天的眼光已經超越西方。我給他舉了幾個例子，我們開會所在地上海靜安區在不少方面比紐約的曼哈頓要強。2011年一場火災，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政府進行了問責，一些官員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過來看，美國的金融危機至今已經延續好幾年了，老百姓的資產大幅縮水，可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對此負任何責任，既沒有法律責任，也沒有政治責任，而且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們還要拿巨額獎金。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是一個把法治絕對化的國家，依照法治，他們是簽過合同的，他們應該拿這個錢。美國老百姓很不高興，奧巴馬總統也很不高興，但是沒辦法。中國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來避免這樣的問題，我們要考慮一個國家整體的核心利益和一個社會的道德良心。對於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和社會良心的少數重大案件，我們會在法治的前提下考慮用政治方法來處理，以防止法條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所以中國不會出現金融大鱷造成金融危機後還可以拿巨額獎金的事情。

至於壞皇帝的問題，我說，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汲取了中國歷史上的教訓，汲取了“文革”的教訓，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嚴格的任期制，還有集體領導制。我們有一個淵源流傳的傳統——選賢任能。中國的一個省往往相當於歐洲五六個國家那麼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們的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是我們不大可能選出像小布什這種領導人，因為他遠遠低於中國人對國家領導人的要求。而在美國這樣的制度下，你不能保證下一個總統比小布什強。如果那位佩林當選，恐怕還不如小布什。換言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對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種挑戰。雖然選賢任能模式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已經可以和美式民主進行競爭。

瑪雅：福山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認為中國可能出現“阿拉伯之春”，言外之意，還是歷史終結論?

張維為：福山先生講歷史的終結，要我說，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不同的民族對各種制度的探索正方興未艾，中國也在探索。我對西方模式的前景是比較悲觀的，一些小的國家比如瑞士這樣的還可以玩一玩，大的經濟體是很難的，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越來越難以為繼。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現在近乎破產。我20多年前去過希臘，當時希臘政府就是財政赤字。

英國是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現在也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公共債務占GDP的90%。所以當中國政府考慮在英國投資時，英國人非常高興。美國是在全球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典範”，現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源地。我粗算了一筆賬，如果沒有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話，美國實際上也破產了，把美國國債平攤一下，每個美國人平均借貸5萬多美元，這還不算私人債務。中國人如果可以這樣借債，那我們也是發達國家了。

所以我說，在西方制度明顯走下坡路的時候，你要說服我，總得拿出個像樣的例子來，證明這個制度在非西方國家做得確實比中國好。事實是，不但在非西方國家沒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國家，比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它也很不成功。所以我覺得，中國在政治改革中有一個基本思路，我叫做選拔 + 某種形式的選舉，這個模式超越了西方光靠選舉的模式。

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優劣，我只用兩個概念：良政和劣政。如果一個制度不能導致良政，就是壞制度。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新加坡是典型的例子，國家治理得不錯。中國大陸雖然有不少問題，但總體治理水準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這種例子太多了，從新近“民主化”的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到所有“顏色革命”的國家，如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等。現在美國開始在緬甸推動民主，結果還會是一團糟。

所以我認為，用中國話語來說，民主可以分為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兩者都能做到最好。如果兩者只能選其一，我寧願要實質民主，在實質民主逐步實現的過程中來發展程序民主。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民主決策的機制，比如我們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成千上萬次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磋商，所有的人都關心，股民關心，投資者關心，企業也關心。但是西方沒有這種機制，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是西方要向我們學習的問題。

瑪雅：你的《中國震撼》一書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也受到一些批評。有評論認為，中國還需要另一種震撼，就是對存在問題的震撼，這種震撼似乎比前一種震撼更需要。對於中國存在的問題你怎麼看?

張維為：我從不否認中國存在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認真加以解決。我在書中談了幾個主要方面的問題，比如收入差距、環境汙染、貪汙腐敗、城鄉不協調等等，這裏不再具體討論了。我想指出一點，我們在談論“文明型國家”內部的問題時,要有一種“板塊概念”，這樣才能對問題準確定位。有些人試圖用以偏概全的方法來否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問題無限誇大進而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是不明智的。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國家的話，那麼中國的問題即使比美國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實上，美國的問題並不比中國少，美國監獄裏的人數比中國還多。看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有一個宏觀的把握，抓住一些問題來否定整體的巨大進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績效，據我觀察，意大利和希臘的腐敗遠比上海嚴重，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於羅馬，和紐約也是可比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治理水平明顯超過希臘，盡管希臘和意大利都是發達國家俱樂部的成員，紐約是發達國家的頂尖城市。所以說，中國這些成就很了不起，我們整個發達板塊(主要指沿海發達地區)相當於30多個中等歐洲國家之和，人口和美國差不多，這麼大範圍內所取得的任何成績，都足以對國內其他地區產生示範效應，對整個世界產生震撼效應。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引起全世界關註。西方媒體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刊登了這個消息並發表評論。英國《泰晤士報》指出，中國躍居世界第二位，意味著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轉移。《紐約時報》將這一超越稱為中國國力增強的“裏程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現在也大都認為，少則10年多則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則顯得低調，大都強調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所以這個世界第二大國的含金量不高。持這種觀點的人，一部分是秉承謙虛謹慎、韜光養晦精神，他們更多地看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擔心 GDP被拔高了會導致國家承擔過重的國際責任。而另一部分則屬於看不到或者不願意看到中國迅速發展的人，他們不僅認為中國GDP超過日本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還認為1840年的時候中國GDP也是世界第一，還不是照樣挨打。

其實，謙虛謹慎也好，韜光養晦也好，關鍵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對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心中有數。如果韜光養晦意味著輕易貶低自己，使得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險的。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模式成功的人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誤導民眾，唱衰中國，造成在一部分國人中大國小民心態的蔓延。為了糾正這種偏向，我們應該把中國崛起的事實如實地告訴我們的人民。從我走訪100多個國家的實地觀察來看，過去30多年，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整體進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中國今天遇到的各種問題，其他大國在崛起過程中也都遇到過，最終也都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我們完全可以在這樣一種新的認知基礎上，重新凝聚全社會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共識，確立一種自信自尊自強的韜光養晦，而非精神不振信心不足的韜光養晦。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為中國走向更大的輝煌開辟新的前景。

美國人已經不做“美國夢”，中國人民要堅信自己的路的歷史合法性

瑪雅：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政治的獨特性是什麼?中國為什麼必須堅持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

張維為：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問題，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會失去“天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人目光比較遠大，思維方式更註重整體效果。中國人歷來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很難想象大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隔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

中國今天的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的執政黨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但是整個國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我們必須永遠記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中國來說，改旗易幟是一條邪路。

西方很多人曾經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產階層的日益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是他們後來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加珍惜國家的政治穩定。中國中產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的戰爭和動亂，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混亂和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財富積累得益於中國30多年的政治穩定。所以我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高度對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互動互補的模式。這個模式將會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有凝聚力和競爭力。

瑪雅：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調深化改革，這個決心和意願被一些人解讀為深化政治改革，他們所主張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民主。

張維為：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叫一錘定音，目的就是終結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徹底了斷他們的“戈爾巴喬夫夢”。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清楚，那真是太幼稚了。有些人總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是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我倒建議換一個思路。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看：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換句話說，即使在不那麼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與任何一個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並且勝出，讓整個西方世界受到強烈的震動。下一步的改革，我們當然不會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本國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們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我們的制度，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紐約一樣。

其實，經濟改革也是這樣。西方國家至今都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這又有什麼關系呢?西方其實越來越感到競爭不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我們的路走對了，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自己國家的模式。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種關系進一步理順，把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那將是更加蔚為壯觀的事業。所以說，好戲還在後頭，我們千萬不要以大國小民的心態來窺視這個世界，甚至連擡起頭來正視西方的勇氣都沒有。過去30年間，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總體上看，發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國，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國，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悲觀的。我們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迄今為止，我們處理得比他們當時好得多，許多方面，我們今天幹得也不比他們差。中國的模式雖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國模式總體的成功毋庸置疑。

瑪雅：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國人，並不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看問題，尤其是政治制度問題。他們認為，沒有多黨競爭選舉，就沒有政權的合法性。

張維為：這是十分淺薄的觀念。我有一次遇到一位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反問他，為什麼不首先質疑一下你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們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裏?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根本沒有合法性的。他無言以對，最後歸結說，這是歷史。可見，即使從這位美國人的視角來看，美國的國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麼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這種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遠遠領先於西方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突出體現，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完全可以用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麼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什執政8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證。

瑪雅：其實不論什麼原因，西方人對中國模式有所偏見都可以理解，真正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和未來充滿懷疑，對功能失調、問題凸顯的美國模式執迷不悟。2010年11月23日，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誌發表文章《在中國，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文章稱：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甚至可以說是扭曲的時代。突然間，最擁護美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產生了深切的懷疑，不知道這個國家以後還能不能繼續輝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國媒體之行中，我們發現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這是令我們最為吃驚的。

當交流互訪的中國學者聽到我們美國記者學者批評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國社會陷入嚴重沖突時，他們會非常不高興……他們跟我們說，不要再說美國怎麼不好了，我們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相信美國有美好的未來是令我們中國人走出許多黑暗日子的動力。

張維為：這篇文章讓我想起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西方一些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美國有學者當時給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通過政府幹預挽救經濟——這與美國現在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的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麼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而且美國這麼“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金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金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是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如何解釋這一切。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本國的國情加以采用，而一旦某些人把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場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極端，這就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會失去理性，結局自然不會好。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慘敗，其深層原因都在於此。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2009年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本國體制“很有信心”者原來比例就不高，如今遭遇金融海嘯，更是一路走低：

2000年與2008年對比的數字分別是：

1.對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很有信心”者14%與11%;

2.對國會“很有信心”者13%與11%;

3.對銀行“很有信心”者30%與19%;

4.對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與16%。

(資料來源：2009年3月28日《經濟學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1999年的時候，美國決策層幾乎都認為美國有誠實的公司會計，這使得投資者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並迫使管理人員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由此形成一個穩定、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有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結果是零。”這種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國過去10年的“就業增長為零，老百姓收入增長為零，股市增長為零。”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轉軌”，其中一些人心裏的參照系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然而，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本國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有些人把美國制度吹得天花亂墜，還要中國去效仿這種公共信任度如此之低的體制，這何以服人?中國的體制雖然有缺點，但是不斷在進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裏大地，也找不到一個10年內就業增長、老百姓收入增長、股市增長均為零的地方。但是國內有些所謂的精英就是中了那個邪，眼睛裏只有美國模式，怎麼也自信不起來。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你最後得到的恐怕連他的一半都沒有，還會把自己的優勢全丟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任務就是通過取百家之長，超越美國模式，積極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

瑪雅：與美國的低信任度相反，中國民眾的信任度卻處在高位，居世界各國榜首。2012年2月，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了年度全球信任度調查，中國成為全球信任度綜合指數最高的國家，達到76%。信任度綜合指數體現了大眾對商業、媒體、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多數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發展狀況是滿意的。

張維為：的確如此，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多年。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對17個國家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17個國家中拔得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200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86%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23%。2010年的調查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美國人表示滿意的是30%。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一定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一定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過去30年中，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沒有預料到的。崛起背後的理念也和西方主流觀念大相徑庭，這些理念對於我們進行民主創新富有啟迪。使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實事求是”，其核心內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條，通過對事實本身的檢驗來確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瑪雅：美國最近出了一本書，書名叫《21世紀的治國之道：東西方之間的中間道路》。作者指出，美國應該打破禁忌，學習中國的治國之道。

張維為：坦率地說，一個5000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今天它所展現出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 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而迅速崛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把整個中華文明推入國際大競爭，看一看中華文明能不能站住腳。結果發現，中華文明不但站住了腳，經受住了考驗，很多內容還被迅速激活。通過取長補短、兼容並蓄，中國成了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並且開始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走向。

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

瑪雅：你在書中談到“政治標準競爭”，這個提法非常吸引人。你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個模式的崛起，而且是一個獨立的政治話語體系的崛起?

張維為：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談談蘇聯解體。蘇聯的垮臺有種種原因，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這其中，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無疑是個主要原因。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的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裏感到美國人言之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改善人權，並比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卻是阿達米辛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國家解體，經濟崩潰。戈爾巴喬夫當時曾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是被拒絕，隨後便是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轟然坍塌。但是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的指導下推行“休克療法”，其結果是世界現代史上一場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的腐敗之風也因此而一發不可收拾。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一味執迷於西方的政治話語，以為西方標準真的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中國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西方，接近西方，最終達到西方標準。他們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崛起的事實，已經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有意思的是，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本人現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論，開始承認中國崛起和中國的政治進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瑪雅：我們有些人卻在墨守西方陳規。這些所謂的中國自由派精英們其實是信奉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者”。

張維為：所以我說，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

蘇聯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會消失殆盡，最後結果是整個國家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以及西方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的以為人類歷史將會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會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麼可能會終止於西方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我還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國家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當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卻相差甚遠。例如高昂的競選經費——2012年美國大選花費將近60億美元，結果卻是一切如舊。民主怎麼要花這麼多錢?花這麼多錢還能是民主嗎?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選主”嗎?而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制度原因嗎?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資本開道，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麼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常人可以想象)的程序令人嘆為觀止，就連奧巴馬在《希望的勇氣》一書中都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這種美國競選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臺灣，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國家了。

由此我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是歷史的進步，它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是在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體系現在的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許多敏感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憑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共同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