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


推動“自由、民主、人權”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

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種說法有悖於歷史事實。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裏，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人權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 年，一位名叫德古茲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但她卻被送上斷頭臺，她渴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也一樣，“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不包括婦女、黑人、華工，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

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都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迷信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的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做了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被西方奴役的各個民族也奮起反抗，為自己的自由、獨立和尊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了。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西方話語霸權面臨三大困境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展中國家多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去掉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問題是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是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而一些國家聽信西方這一套，卻出現了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但是，西方謀求話語霸權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戰爭、恐怖主義、文明沖突等問題，西方價值觀拿不出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民主輸出”模式使不少發展中國家繼續貧困、世界更加動蕩不安。

真正害怕抵制奧運的是西方

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的難題提供了寶貴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不久前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誌地發展自己，綜合實力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一些西方人士揚言要抵制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如果西方領袖不來，北京奧運會成了亞、非、拉、俄羅斯和中國領袖的盛會，這才是西方更為擔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將其看得一無是處，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亞洲民主不能靠“換血”


菲律賓近日因為選舉而引發的政治屠殺事件震驚了世界。其實從1986年至今，菲律賓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我2005年訪問菲律賓時曾問過不少當地人：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一位對菲律賓政治頗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

菲律賓曾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制度幾乎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憲政民主；但一個世紀下來菲律賓政治卻始終掌握在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手中，這次屠殺的背後也是政治家族之間的廝殺。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經濟強國，但美式民主並沒有帶來人民期待的繁榮和富裕，而是動蕩和貧瘠，國運也迅速由盛變衰。

亞洲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先後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但從過去數十年的情況來看，這些民主政體的品質普遍不佳，出現了社會分裂、貪汙盛行、經濟滑坡等西方民主在第三世界的綜合癥狀。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是政府效率低下、貪汙腐敗驚人、消除貧困乏力。甚至連經濟起飛後才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韓國和臺灣地區，也是貪腐嚴重，社會分裂，政治惡鬥不斷，經濟發展不順。

從西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角度來看，民主品質不佳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缺乏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曾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等於形同虛設。”而亞洲社會普遍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二是“公民文化”不足。“公民文化”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其特點是理性與寬容。由於“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搞民粹主義，結果使人民的整體利益受損。

我們自然應加強司法獨立的建設，推動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的發展，但也要考慮亞洲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麽亞洲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

鑒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世界不存在所有民族都必須照搬的單一的民主模式，而西方政治制度本身也是自己歷史長期演變的結果，至今還存有大量的問題，否則怎麽會有美國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冰島的破產。

總之，在民主建設中，我們需考慮另辟蹊徑。我們也許可以遵循這麽一個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已經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民主的內容出發來探索民主程序和形式。西方把“形式民主”看得高於“實質民主”，這是對民主的異化。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特別是體現人民的意願，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和創造，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

極右和激進改革不適合中國


國家發展主要是關鍵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何以為證？我想橫向比較一下其它的選擇及其結果。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選擇：不改革開放的“極左模式”、全盤西化的“極右模式”、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由於篇幅所限，在這裏僅結合我走訪100多個國家的經歷，討論一下“極右”和“激進改革”兩種選擇。

像菲律賓那樣的“極右模式”，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

“極右模式”指的是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裏演講，總是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其實，在發展中國家，蘇聯的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這是我走訪百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

以菲律賓為例，大概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能比菲律賓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制度已確立了一個世紀之久，雖然其間有日本侵略和10 來年的馬科斯政權獨裁，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但這個國家卻長期陷於政治動蕩，一個在東亞經濟曾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民主的櫥窗”，卻由盛轉衰，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前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個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傭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傭的匯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匯來源的主要渠道。菲律賓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辟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參加接待過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麽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麽‘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治。”她還談了這樣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汙的開始。你怎麽辦？老百姓怎麽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很多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支（Gun）、金錢(Gold)、暴徒(Goons)。我的導遊對我說：“過去馬科斯當政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馬科斯一倒臺，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麽菲律賓自2001年以來已經發生了數百起政治謀殺，他回答，“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政客經常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

類似菲律賓這樣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前現代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老百姓為基本生存而掙紮，犯罪率直線上升，但國會裏面卻在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菲律賓也是在2006年廢除了死刑。

蘇聯“激進改革”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至於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上世紀80年代，當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一時還引來一些國人的羨慕和贊揚。

如果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十倍於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對國家前途持樂觀態度。

戈爾巴喬夫是政治改革為主，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民主化這個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已經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 Gum，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麽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臺，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百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便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態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著長隊，營業時間又短。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裏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產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家夥，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產的’。”

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接著，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當笑料。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曾來瑞士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原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立即退場。薩克斯一臉錯愕。阿巴托夫退場後，薩克斯說： “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就是剛才提問的那麽一批共產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是，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麽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了解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當時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國，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

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其他模式好。不管今天中國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以來最好的時候。

總之，比較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曾經出現過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不到30年的奮鬥，經濟規模增長了十倍以上，近3億人脫貧，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大大減少了。如果說我們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於西方，現在我們是真正地趕上來了。我們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的140 年間，持續的太平時間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我們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但從1979年開始，我們第一次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續發展。不管今天中國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解決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絕大多數的國人也都為此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甚至犧牲。

我今年8月在香港《領導者》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鄧小平的文章，後來網上轉載，我看到一個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做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也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中國是有希望的，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阻礙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

張維為：美國戰略東移的挑戰與中國的對策


一、對美國戰略東移的評估
美國陷入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中國崛起的勢頭繼續強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更加擔心自己會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因而也加強了對中國的制衡。隨著中美硬實力差距的縮小，美國將更註重使用軟實力來牽制和阻礙中國的崛起。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夫人不久前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說：“與我們的軍事力量或經濟規模相比，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有影響力的資產是我們的價值觀，特別是我們對民主與人權堅定不移的支持”，體現的就是這種意圖。

估計美國還會繼續采用其對待自己對手的一貫方法，一是“內部制衡”, 二是“區域制衡”。所謂“內部制衡”指的是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的敵對勢力，包括藏獨、疆獨勢力，培養和支持各種異見分子和所謂的“意見領袖”，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親西方的知識精英和媒體輿論，不斷設置各種瓦解中國人心的議題，最終實現某種顏色革命，使中國陷入混亂乃至解體，從而不戰而屈人之兵。

所謂“區域制衡”指的是挑撥中國和周邊鄰國的關系，制造人為的緊張局勢，散布中國威脅論，引起中國和周邊國家的沖突，從而達到減緩甚至阻止中國崛起的目的。近年來, 美國已經挑動了朝鮮危機，日本和中國的矛盾，外蒙古和中國的矛盾，印度和中國的矛盾，最近又開始挑動東南亞和中國的矛盾。這也是近年中國周邊失穩的主要原因。
美國的政治文化中沒有“與人為善”的理念，只要有利於美國的利益，“與人為惡”會是常態。隨著中美力量此長彼消進入關鍵的十年，美國會加強其“內部制衡”和“地區制衡”以阻礙中國崛起，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估計和認識，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以自己一廂情願的美好意願來代替堅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二、 對周邊國家態度的基本判斷
今天中國幾乎所有鄰國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這些國家在經濟上都已形成了對中國的某種依賴。一些鄰國，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希望美國能夠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護，以平衡中國的崛起。特別是那些在領土問題上與中國有爭議的國家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來平衡中國。
但這些國家大都想在中美關系中，保持某種平衡，而不希望完全倒向另外一方，可能也不希望中國和美國逼他們這樣做。這種利用大國矛盾，尋求某種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關系，往往是小國外交和戰略的特點，今後還會持續下去。此外，我們也要警惕某些小國企圖把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期變成自己蠶食中國領土的戰略機遇期。

三、如何應對美國的挑戰
1、戰略上藐視我們的對手，戰術上重視我們的對手。我的基本估計是：中國經濟總量十年後超過美國的態勢不會改變，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到那時應該是美國整個人口的兩倍，屆時西方和美國將不得不重新審視和評估中國的政治制度、發展模式、1949年革命的意義等。總體上看，只要我們堅持中國模式，時間對中國非常有利。
美方沒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能力。在當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 美國沒有與中國打仗的意誌和實力，也沒有戰爭所需要的資金。美國國內民眾也不會支持再來一場戰爭，在利比亞戰爭中，美國讓出利比亞戰爭的領導權，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內部壓力所致。

當年，鄧小平分析蘇聯是否會介入中越邊界沖突的時候，說過“蘇聯連一個小小的阿富汗也擺不平，怎麽敢打中國。”這個思路也適用於今天的美國，美國今天連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小小的國家都擺不平，怎麽敢打中國？美國即使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勝算的可能性也不大。但通過制造緊張局勢，甚至在中國周邊制造小規模的地區沖突，一方面可以轉移美國民眾陷入經濟危機的視線，另一方面可以消耗中國的力量，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這樣的做法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首選，因為對美國來說這樣做的代價最小, 收益最大。同樣，美國強大的軍火利益集團也會願意采用這種方法，以爭取更多的軍火合同。即使沒有一個敵人，他們也需要創造一個敵人，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

2、中國的外交和戰略要有新的大思路。韜光養晦應該是自信的韜光養晦；和平崛起應該有非和平的底線。我們要抓緊扭轉被動局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走出高人一籌的棋局。例如，與其努力要求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影響力（這是必要的），不如利用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對外援助組織。這個組織將采用中國標準來研究和處理有關的對外援助問題，如歐洲國家需要幫助，他們可以向這個組織提出申請，我們也可以派人去歐洲調研，拿出整改的可行性報告，提出整改意見和援助方案。中國天宮一號和神州八號順利對接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只有當你有了自己的東西，人家才會認真對待你以及你提出的要求。一度拒絕中國加入的國際太空俱樂部，現在主動來找中國了。至於要求歐洲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以及放棄武器禁運，其實意義並不是很大，在國際上推出並實施中國標準才是實現中國利益，推動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最好途徑。現在是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合理狀況的一個良好時機，利用好了，可以給中國的崛起帶來巨大的好處，對整個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具有重大意義。

3、在更大的範圍內與美國接觸，對話和交手：要讓美國看到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意義，遠遠超過與中國惡鬥的意義。中美關系十分重要，所以要繼續做美國的工作，如果美國不參與，針對中國的任何合縱連橫就無法形成。但我們也不要對美國抱過多的幻想。我們要考慮把美國挑撥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的問題，與中美關系領域內的其他問題（貿易、金融、伊朗、反恐、軍控、軍事交流、聯合國多邊合作等）聯系在一起來處理，你在周邊挑釁我，那麽你將在其他一些領域內付出必要的代價。

4、考慮推出中國版的某種東南亞“馬歇爾計劃”和南亞地區的“馬歇爾計劃”，幫助與中國沒有領土領海沖突的國家（也許可以稱為“中國與東南亞睦鄰合作計劃”、“中國與南亞國家睦鄰合作計劃”）：
- 加深中國與多數鄰國的友誼和互利合作。
- 加強東亞經濟合作，不讓美國環太平洋合作的設想沖淡東亞自己的區域合作。
- 使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爭議的國家感到與中國合作的意義大於對抗的意義。

5、南海問題要劃出底線。我們提出和平崛起的主張後, 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換言之，我們和平崛起的主張本身包含了非和平底線。實踐證明這個法律對於今天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對我們處理南海問題也有啟示。我們要在硬實力上做好準備，如果某些國家一味要沖撞中國的底線，中國應考慮采用各種手段（如經濟手段），甚至有理有利有節地使用非和平的手段來對應，從而扭轉中國在南海等問題上的被動地位。針對一些國家簽訂的侵犯中國主權的南海勘探協議，中國應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例如在有關海域進行軍演，或宣布該地區為軍演範圍，從而大大提高資源開采的安全成本和保險費用，使非法開采南海資源的活動難於進行。

6、加緊軟實力的建設，以強勢話語和政治軟實力來回擊美國話語和政治軟實力的挑戰，重點可放在揭示美式民主模式在亞洲的嚴重困境（如蒙古，吉爾吉斯，菲律賓，泰國，臺灣地區等）以及美國制度本身的嚴重危機，並介紹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中國模式的成功標誌著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張維為：中國模式將隨十八大走強


西方正處在危機中：從日本到美國，從希臘到整個歐盟，經濟沒有搞好，政治危機不斷，熱衷於推動顏色革命的西方突然發現自己面臨“希臘之春”的蔓延，搞不好，歐盟像蘇聯那樣解體也不是不可能。與此同時，中國還在繼續迅速而穩健地崛起，中共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如期有序地部署展開。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模式將成為這一輪國際風雲動蕩過後更加熱門的全球話題。

目前，中國模式在國內還有些爭議，有兩種人不贊成中國模式。一種不贊成“模式”的提法，認為應該用“中國道路”等概念，因為“模式”這個詞會給人一種發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覺，甚至有“模式輸出”的嫌疑。但就我而言，“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是一回事。只不過“模式”是國際通用的表述，它代表一種獨特經濟的總結，而非一成不變的僵化的東西，就像我們說深圳模式、浦東模式、重慶模式一樣，是對這些地方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僵化和強加於人的意思。

還有一種人是不贊成“中國模式”的內容。實際上這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你就沒有轉型到位。從他們的角度看，中國怎麽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數中國人不信這個邪。要是中國人當初沒有主心骨，沒有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那麽我們恐怕連整個國家都解體了，還談什麽中國崛起。

這些人今天又遇到新的困境：他們最青睞的美國模式陷入深重危機，美國民眾資產縮水，美國國運直線下降。就連曾認為“歷史發展到西方制度就終結了”的美國日裔自由派學者福山，也寫下《美國民主沒有什麽可以教中國的》這樣的文章。

坦率地說，我們的模式也有問題，但至少從目前看，美國模式乃至整個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很差。把美國模式搬到中國大概就像用麥當勞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麽可能成功？我們恐怕是要用八大菜系來吸納麥當勞，把它的長處吸收過來，把它“收編”，而不是被它征服。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會沿著自己的歷史邏輯發展。我自己的推論是：在政治方面，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不是復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動的基礎上日益回歸中國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別是“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我們在探索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有助於克服西方單靠“選舉”帶來的諸多問題，如缺乏人才觀、短視主義、民粹主義、過度福利主義等。

在社會方面，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不是西方所主張的社會與國家對抗模式，而是社會與國家大規模良性互動模式。在經濟方面，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不是我們一些書生從西方教科書上批發來、在西方從未存在過的所謂“完全市場競爭模式”，而是“人本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會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但其總體競爭力已經給西方乃至世界帶來震撼。

中國是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人口總和還要多的國家。過去30年，中國保持了團結和穩定，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浩劫，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相信隨著明年十八大臨近及歐美日經濟的持續低迷，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註、研究以及認同將不斷走強。

六招應對美國戰略東移


美國陷入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中國崛起的勢頭繼續強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更加擔心自己會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因而也加強了對中國的制衡。隨著中美硬實力差距的縮小，美國將更註重使用軟實力來牽制和阻礙中國的崛起。

估計美國還會繼續采用其對待對手的一貫方法，一是“內部制衡”，二是“區域制衡”。“內部制衡”指的是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的敵對勢力，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親西方的知識精英和媒體輿論，不斷設置各種瓦解中國人心的議題，最終使中國陷入混亂乃至解體，從而不戰而屈人之兵。

所謂“區域制衡”指的是挑撥中國和周邊鄰國的關系，人為制造緊張局勢，散布中國威脅論，引起中國和周邊國家的沖突，從而減緩甚至阻止中國崛起。近年來，美國已經挑動了朝鮮危機、中印矛盾，最近又開始挑動東南亞和中國的矛盾。這也是近年中國周邊失穩的主要原因。

美國的政治文化中缺乏“與人為善”的理念，只要有利於美國的利益，“與人為惡”會是常態。隨著中美力量此長彼消進入關鍵的10年，美國會加強其“內部制衡” 和“區域制衡”以阻礙中國崛起，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估計和認識，不能掉以輕心，不能以自己一廂情願的美好意願來代替堅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如何應對美國挑戰，筆者認為：第一、戰略上藐視對手，戰術上重視對手。我的基本估計是：中國經濟總量10年後超過美國的態勢不會改變，只要我們堅持中國模式，時間對中國非常有利。

在當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美方沒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不過，美國很可能會制造緊張局勢，甚至在中國周邊制造小規模沖突，轉移國內的視線，並消耗中國的力量，減緩中國崛起。這種做法代價最小，收益最大，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首選，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

第二、中國的外交和戰略要有新的大思路。韜光養晦應該是自信的韜光養晦；和平崛起應該有非和平的底線。我們要抓緊扭轉被動局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布 好高人一籌的棋局。例如，與其努力要求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影響力，不如利用外匯儲備，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對外援助組織。這個組織將采用中國標 準來研究和處理有關的對外援助問題，如歐洲國家需要幫助，他們可以向這個組織提出申請，我們也可以派人去歐洲調研，拿出整改的可行性報告，提出整改意見和 援助方案。

第三、在更大的範圍內與美國接觸、對話和交手。中美關系十分重要，如果美國 不參與，針對中國的任何合縱連橫就無法形成。不過，我們也不要對美國抱過多幻想，應考慮把美國挑撥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的問題，與中美關系領域內的其他問題 （貿易、金融等）聯系起來，美國如果再在周邊挑釁，將在其他一些領域內付出代價。

第四、考慮推出中國版的東南亞“馬歇爾計劃”和南亞的“馬歇爾計劃”，幫助與中國沒有領土領海沖突的國家（也許可稱為“中國與東南亞睦鄰合作計劃”等等），著力加強東亞經濟合作，不讓美國環太平洋合作的設想沖淡東亞的區域合作。

第五、南海問題要劃出底線。我們要在硬實力上做好準備，如果某些國家一味要沖撞中國的底線，中國應考慮采用各種手段（如經濟手段），甚至有理有節地使用非和 平的手段來對應，從而扭轉被動地位。針對一些國家簽訂的侵犯中國主權的南海勘探協議，中國應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例如在有關海域進行軍演，或宣布該地區為 軍演範圍，使非法開采南海資源的活動難以進行。

第六、加緊軟實力建設，以強勢話語和政治軟實力回擊美國的挑戰，重點可放在揭示美式民主模式在亞洲的嚴重困境（如菲律賓等國）以及美國制度本身的嚴重危機，並介紹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中國模式的成功標誌著“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張維為：中國話語解讀西方危機


西方一直熱衷於推動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和“顏色革命”，但今天突然發現形勢不妙，美國自己經歷著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把美國體制的各種弊病暴露無遺；歐洲也面臨著“希臘之春”蔓延的可能，搞得不好，歐盟像蘇聯那樣解體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遭遇危機，世界也進入了“後西方時代”和“後西方話語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中國人應該抓緊自己的話語建設, 並用自己的話語來審視和評判西方的一切。從中國話語的視角出發，這場西方危機的政治根源大致可以被歸納為“四個缺乏”，即西方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 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四個缺乏”的問題如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頹勢將不可逆轉。

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

西方今天最大的弊病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突出地表現在西方政客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了按照事物本來面目來認識和處理事物的能力。盡管西方號稱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存在著嚴重的意識形態禁錮，只有極少數政治家能夠較為客觀地分析西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問題。今天西方政治的主要特點是，對內一切都“選舉政治化”，對外則是“意識形態化”。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對內對外都難於“實事求是”地討論和處理問題。

在西方國家內部，“選舉政治”化意味著政客所做的一切都首先考慮“選舉政治”的需要。例如，一般認為，美國金融監管嚴重失控和資本對美國政治制度的控制是這次危機的根源,但美國兩黨不願“實事求是”地正視自己的制度缺陷，卻忙於打口水仗，結果是盡管危機當頭，但兩黨卻無法形成應對危機的共識。

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11日在一篇題為《美國選擇自我毀滅》的文章中驚嘆：“我們很難記起美國政治中還有比眼下更哀涼的時刻。”文章批評一些共和黨政客見利忘義，“希望經濟盡可能糟糕”，以便為在2012年重新奪回白宮和參議院大權助一臂之力。

同樣，希臘政府也無法“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危機，各個政黨互相推卸責任，繼續為競選而明爭暗鬥。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甚至不惜采用公投這樣的極端方法來要挾歐盟，使整個歐洲頓時陷入緊張，其目的只是為了換取希臘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的某種 “體面的解決”。難怪有學者這樣評述希臘政治：“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歐盟乃至世界經濟整體產生嚴重後果。”

從對外政策來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對外政策歷來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多數西方政客和媒體基本上還生活在“神學時代”，拒絕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世界，至今還死抱著冷戰時期的“民主與專制”兩分法的分析框架，而民主又被界定為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結果世界上就出現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劣質民主國家，選完就亂，亂了就打，打了再選，選完再亂。

歐洲國家面臨如此巨大的財務危機時開始想到了中國的幫助，但又放不下面子，“民主”的歐洲落到需要“專制”的中國來打氣輸血，豈不是對民主本身的巨大諷刺嗎？所以它們想要中國的錢，但又不讓中國提任何條件，這不是很荒謬嗎？還是美國日裔自由派學者福山先生更“實事求是”一些，他雖然提出過“歷史終結論”，但他已和美國新保守主義陣營分道揚鑣，甚至還發表了《美國民主沒有什麽可以教中國》這樣的文章。如果歐盟也能夠走到福山這一步，中國出手幫助也不妨大方一點。

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

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真正執行力的政治家，背後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所以很難產生真正稱職能幹的領袖人物。在很多西方國家裏，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其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根本無需兌現，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機制產生的領導人往往都能說會道，但就是不能幹。

南歐的“笨豬四國”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會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希臘的帕潘德裏歐和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這些國家的標誌性人物。帕氏祖孫三代擔任希臘總理，是西方“遊戲民主”裏小範圍選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貝盧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擁億萬家產，控制意大利主要傳媒，盡管關於他的各種緋聞和醜聞幾乎從未間斷，但他還是三度出任了政府總理。這些國家一度都相當風光，但僅僅一代無能的紈絝子弟就把國庫弄了個精光。

國家治理要靠人才，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西方長期以來，自以為自己的制度好，誰上臺都無所謂，結果這種制度安排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隨著全球競爭的加劇，隨著中國模式的崛起，一個不具備“選賢任能”的機制的國家在今後的國際競爭中恐怕要出局。

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既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沒有“選賢任能”的制度，導致一大批西方國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冰島政府治理無方導致了國家破產；希臘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也相當混亂，導致了現在的深層次危機；比利時陷入無中央政府狀態達500多天；歐盟內部解決實際問題的效率非常低下；日本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十年九相；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隨之直線下降。

標準普爾於2011年決定降低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導致了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尖銳對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討論變成了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中，美國共和黨就使用或威脅使用“阻礙議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項陷於癱瘓。種種跡象表明西方民主已成為西方國家效率低下、推諉責任的代名詞。

缺乏“良政善治”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制度設計的缺陷。以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為例，其“三權分立”互相制約，為反對而反對，而這種分權又僅限於政治領域，本質上這些權力又都被資本力量所駕馭。西方媒體常被稱為第四種權力，但它也被資本控制了，所以才會出現默多克濫用新聞自由的惡劣後果。現代社會需要超出政治領域內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動。沒有這一切，“良政善治”可能只會是天方夜譚。

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

西方體制的另一個主要缺陷是缺乏系統全面的戰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學思考，導致了各種短視決策充斥社會各個領域。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美國體制缺乏“深謀遠慮”的問題。政客的民粹主義短視使他們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美國《時代周刊》不久前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主持人紮卡利亞最近說，“在一個快速發展的世界裏，其他國家行動迅速且具遠見，而我們(美國)的政府卻癱瘓了。不停地說我們擁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體制確實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況下還這樣說，就很像那些沒有腦子的啦啦隊了。”

相比之下，中國的體制30多年來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革和調整，已經形成了整體思維、通盤考慮、從長計議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優勢較好地體現在中國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執行之中，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戰略規劃一個接一個成功執行的結果。今天不少西方學者和企業家已經意識到中國這種制度安排的明顯優勢。

中國話語要隨中國崛起而崛起

回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西方主流話語立即強勢出擊，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它們當時替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政府幹預拯救經濟（與美國現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不過令西方尷尬的是：今天這場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麽一個“市場與民主的典範國家”，而美國這麽“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危機的處理嚴重乏力。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該怎麽解釋這一切。我們倒是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來解釋這場危機的起源：它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從中國話語的角度看，它也是對缺乏“實事求是”、“選賢任能”、“良政善治”、“深謀遠慮”的體制的一系列懲罰。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應該更多地使用中國話語來評判西方的一切，逐步推動中國話語在世界上的崛起。

張維為：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西方世界今天似乎步入了危機四伏的冬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這一切亂象背後的制度原因。西方民主看來正在面臨著“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三重危機，如果沒有必要的政治體制改革，西方的整體頹勢恐怕還會加速。

西方民主越來越演變成“遊戲民主”。只要程序正確，誰上臺都無所謂。民主已經被簡化為競選，競選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等同於拼資源、拼謀略、拼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能打勝選戰就好。這種“遊戲民主”導致了今天西方一流治國人才的嚴重匱乏。美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已經3年多了，還是一筆糊塗賬，沒有任何一個人為此承擔責任。美國老說什麼問責制，結果連問責制的影子都見不到。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西方所謂“只要制度好，誰上臺都無所謂”的“遊戲民主”看來將越來越玩不轉。沒有人才觀念的公司要破產，沒有人才觀念的軍隊打不了仗，沒有人才觀念的政治制度將走衰，道理就是那麼簡單。

在不少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資本化”越來越嚴重，日益演變成“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美國標榜的“三權分立”制度僅限於政治領域，本質上這些權力還是被資本力量所駕馭。實際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三年前當選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華爾街巨額捐款，隨後就有奧巴馬用幾千億納稅人的錢去“救市”，要奧巴馬對美國金融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確實是難為了他。現代社會需要超出政治領域內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動，否則的話，“錢主”將左右“民主”，“占領華爾街”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長期化。

西方危機的另一個主因是多數西方國家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民主“短視化”結果。政客為了拉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最終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南歐國家相繼出現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時代》周刊不久前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說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其實，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只是因為有祖上留下的家產，還可以繼續揮霍一下，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怕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西方應該好好考慮對自己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否則全面走衰的趨勢恐無法逆轉。

張維為：鄧小平如何思考“中國模式”


【觀察者按】值此南巡講話發表20周年之際，各方紛紛展開紀念活動。如報道所言，鄧小平當年已經沒有任何公職，但之所以講話能產生巨大影響，並為後來召開的十四大定下主題 ，在於講話的內容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如本網所發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先生的回憶文章，“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是因為策劃者抓住時代脈搏，從而開一時之風氣。但是在大量紀念文章中，難免不少六經註我之辭，一些紀念者忘記深測大勢、人心，而是對講話斷章取義，任意發揮。我們紀念南巡講話，不是要在個別字句中探尋微言大義，而是紀念一位偉大政治家對中國發展道路所做的不斷的、實事求是的探索 ，由此，我們還應當將目光放長，同時回看鄧小平在更早時期對中國未來的勾畫。在發布紀念文章的同時，春秋綜合研究院 以及觀察者網、文匯報將於本月21日召開紀念南巡20周年的會議，邀請多位學者參加。敬請讀者關註本網報道。

鄧小平南巡講話已經過去20年了，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3億人口的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和速度崛起，引來了整個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註和討論，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本人的思想無疑是中國模式形成的關鍵。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譯員的身份近距離接觸這位偉人。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雲湧的時代，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也往往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展開，他本人也經常有意識地通過這些談話來闡述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在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我謹回憶幾段往事緬懷鄧小平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與金日成談“解放思想”和“北方談話”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持續了近5年。為了做好“國家隊”的翻譯工作，外交部當時破例允許我們這些新手閱讀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這使我有機會較早地了解到鄧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鄧小平1982年9月多次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坦誠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與鄧小平曾談到朝鮮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業歉收，人民口糧不足，並向鄧小平介紹了朝鮮克服困難的一些具體方法。我註意到鄧小平沒有對此發表評論，而是與金日成長談了中國近年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思想路線的變化，並坦言只有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才可能形成正確的政策。

鄧小平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他1978年9月訪朝後視察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時所發表的一系列談話（後來被人們稱為“北方談話”）。從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到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許多思路的形成軌跡。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三省沿途反復講“思想路線問題”。鄧小平說他1977年7月復出後，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討論，到1978年底我們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口號，提倡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特別指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還講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麽大，這麽窮，不努力發展生產力，日子怎麽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他說，“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叫什麽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他強烈歷史使命感和緊迫感。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復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全國上下還是政治掛帥，正在大規模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而鄧小平則認為要適時結束這一運動，果斷地把整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鄧小平還特別告訴金日成：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正在“打開新路”。其實，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已經對這條“新路”作了闡述，即中國需要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鄧在“北方談話”中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於經濟改革的表述方法。鄧小平說：“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他在沈陽聽取中共遼寧省委工作匯報時指出，鞍鋼改造以後，必須是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慮變成為它服務。他在長春視察時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強調說:“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 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說每天只開兩小時，他不滿意，說那不同算盤差不多了，花那麽多錢做什麽。他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利用起來。他還說：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鄧小平對新技術和新管理觀念的了解可見一斑。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很有感觸，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小打小鬧，力圖通過小修小補來擺脫中央計劃經濟困境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明確主張：解決經濟困境的關鍵在於“解放思想”，在於“實事求是”，在於改革開放，在於探索一條“新路”。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早已不是“治標”，而是要“治本”。鄧小平同誌的這種遠見和勇氣為後來中國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如果當初中國還是在原有的經濟體制之內進行微調的話，那麽中國今天的狀況恐怕不會比我們的北方鄰國好多少，哪裏會有今天人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一些基本特點，如“實事求是”的思想、“民生為大”的理念、“對外開放”的思路在鄧小平心中早已醞釀成熟，並在“北方談話”中作了初步闡述，之後才舉行了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92年2月，鄧小平同誌視察上海時，觀看浦東開發區模型。

與穆加貝談“社會主義”和“穩定優先”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為了準備這次會見，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貝1981年來華訪問時，鄧小平與他會見的談話記錄。那次談話中，直率的穆加貝認為中國正在搞“非毛化”，鄧小平給他作了耐心的解釋，告訴他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毛主席，並指出中國還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但穆加貝還是擔心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所以4年後的這次談話很有針對性，甚至有點戲劇性。

那天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保持社會主義。鄧小平答道：“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鄧小平還明確地告訴穆加貝：“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現代化’。”不過，鄧小平的這段話後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整體觀，即通過各種辦法，包括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生產力的措施，來增強和壯大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時，曾指著一臺從國外進口的先進儀器開玩笑地問陪同人員：你說這臺儀器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臺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還給穆加貝解釋：“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向他介紹了中國公有制領域內的改革探索，包括農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土地公有、包產到戶、長期不變；包括利用外資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形成補充。他很耐心地給穆加貝講解中國的三資企業，掰著手指替穆加貝算了一筆賬：“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本人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解釋，覺得很新穎，把三資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逐項抽出來分析，的確是精明的算法，也為後來中國所有制的改革打開了思路，為中國“混合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確地把最後的落腳點放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提到的不搞兩極分化，對中國今天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也是一種警訓，但他當時也明確地說：“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是註意到了這一點。”鄧小平一貫堅持公有制占主體，我想他的一個主要考慮是：只要中國的公有制仍占主體，即便貧富差距由於種種原因一時拉大了，國家最終還是有能力和財力來逐步縮小這種差距的。

鄧小平花了很多時間向穆加貝介紹極左路線給中國帶來的禍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悲劇，但他也對穆加貝說，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主動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愉快的會見，說：“我們1981年見面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鄧小平已經81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呵成的。

我感到這四項原則不是他在正統思想支配下隨便說說而已的東西，而是反復琢磨過的東西。至今一些國人仍稱這四項原則為“四根大棒”，但鄧小平則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其中任何一項的動搖都會給中國帶來動亂。鄧小平顯然是在用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來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什麽樣的政治體制才能適應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西方主流的觀點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礎的多黨制，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就可能變得毫無希望，甚至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和強勢的政府來保持政治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現在看來一個比較中性有為的“強勢政府”確實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鄧小平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解釋：在中國，沒有這四條原則，就會形成親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垮”。他說：堅持四項原則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那就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鄧小平是強勢立論，在涉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他認定的理，寸步不讓。

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的這種觀點在中國的民間，特別是知識界都不是主流。經歷過數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帶來的精神創傷，廣大知識界盼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高舉“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的大旗，一時在中國引來不少羨慕和贊揚。當時中國許多人和整個西方都看好戈爾巴喬夫，不看好鄧小平。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就是這樣吊詭：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政治改革沒有產生他所預想的結果，而是導致了國家迅速解體和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盡管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於鄧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談，而實際上卻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視的彈性空間。就在會見穆加貝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點，鄧小平會見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鄧當時對尼雷爾說了這麽一段話：“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問題是怎麽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實際上，鄧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談過這個問題。鄧講堅持黨的領導，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和毛澤東思想，但反復強調馬列和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和解決問題。至於社會主義，鄧小平則賦予這個概念以全新的內容。可以說鄧小平用共產黨的傳統話語，為中國政治今後的發展和變化預留出了巨大的創新空間。我想只要認同中國需要的是體制內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遲早都會理解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持。

鄧小平這次談話中有一段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盡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反復解釋了中國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執著的穆加貝還是不放心，他對鄧小平又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麽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裏掐滅，習慣性地用食指點著前方，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這麽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幹預，把它糾正過來。”鄧接著說：“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麽可怕。”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麽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鄧小平不宣揚暴力，但他的切身經歷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混亂和動蕩。我後來做過一個粗粗的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持續的太平年景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把追求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終於使國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車道。

我後來替鄧小平做翻譯，幾乎每次他都談到“中國不能亂”這個主題。不管如何評論這些年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不管中國的體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國今後變革還會經歷多少迂回曲折，鄧小平“中國不能亂”的觀點似乎已成為今天中國多數人的共識，這是彌足珍貴的。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曾很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給予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這是鄧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們今天紀念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20周年時特別需要銘記的。

過去的20多年裏，就我自己走訪過的國家中，由和平轉入動蕩乃至戰亂的國家就有數十個，原因各異，但經濟停滯不前和民生雕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勢力的策劃和煽動也是一些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超級大國蘇聯瞬間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戰火，科特迪瓦沖突加劇，巴勒斯坦內部火並，索馬裏變成海盜國家，剛果（金）爆發了非洲的“世界大戰”，一個和平繁榮的南斯拉夫分崩離析，一分為七。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先生曾是我的學生，並為我寫過一篇比較鐵托和鄧小平的論文，他是這樣結尾的：“鐵托死後，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鄧小平死後，他的國家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這也許是對鄧小平及其治國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評價。

與羅林斯談“實事求是”和“中國模式”

在鄧小平會見穆加貝之後不到1個月，我第二次有機會為鄧小平做口譯。那是1985年9月18日。鄧小平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為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代表大會。在兩屆黨代會（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在中共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可見會議要解決一些緊迫的問題。鄧小平作了開幕式的講話，提到過去的7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這個會議還有兩大看點：一是領導班子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鄧小平一直期待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度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回過頭來看，這項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怎麽評價都不會過高。今天不少國家體制崩潰的主要原因都是領導人終身制導致了無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聲載道。從這次黨代會開始，中國政治有序接班的進程逐步形成，這無疑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關鍵舉措。

第二個看點是會議提出了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七個五年計劃與過去的六個五年計劃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過去的名稱只是“國民經濟五年計劃”，而現在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多了“社會發展”幾個字。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五年計劃的內容已經不限於經濟，還必須考慮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這個趨勢延續至今。

鄧小平那天是參加完黨代會開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廳等候加納客人的到來。鄧小平在福建廳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鐘的光景。外交部部長助理周覺剛要給鄧小平匯報，鄧小平則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然後問了三個簡短的問題：“加納政局穩不穩？”“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加納和西方的關系處理得怎麽樣？”周覺一一簡要地作了答復。回想起來，鄧的三個問題表明了他對非洲問題的熟悉。非洲發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穩，老百姓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的國家居多，與西方的關系總是處於兩種極端，要麽是全盤模仿西方，要麽是全盤拒絕西方。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也都面臨這三個問題。鄧小平治國的特點是善於在關鍵的時候抓住關鍵的問題，把這些關鍵問題處理好了，國家就走上了正軌。鄧小平指導下的中國崛起的特點就是在確保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綜合國力，借鑒西方一切有益的經驗，但趨利避害，決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還沈浸在黨代表大會的氣氛中，鄧小平會見羅林斯一開始說：“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剛剛開幕，我剛從會場過來。這次會議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它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7年的經驗。”羅林斯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績表示祝賀，他說：“中國正在出現迅速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人民所歡迎的。”鄧小平說：“這些成績還是初步的，但我已經可以這樣說，我們制定的新的方針和進行的各項改革已經取得了成效。這7年中國發展得比較好，也比較快。這也證明我們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紀末的20年發展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甚至能夠超過。”

那段時間鄧小平的心情特別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幹部交替平穩進行。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松了一口氣，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羅主動談到了加納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來，加納經歷了許多困難，但加納也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了不少東西。鄧小平接過了他的話題說：“一個國家經歷一些波折，這當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為教員，使領導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鄧小平這番話的順序很有意思，先是講“使領導人受到了教育”，然後再說，“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中國之所以能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中國政治精英和百姓都親身經歷了過去數十年的風風雨雨，悟出了許多有益的道理。鄧小平告訴羅林斯：“現在，中國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設，也是因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個比較，那10年是什麽情況，這7年又是什麽情況，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後來我註意到這是鄧小平治國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通過改革開放讓人民獲得實惠，然後讓人民自己來比較，人民不會願意回到激進思潮泛濫的動蕩年代。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當羅林斯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麽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鄧小平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適用”。可以說，鄧的這些話是對中國“漸進主義”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中國不是放棄自己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中國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不斷試錯和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這種方法符合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國情。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會見結束前，鄧小平建議羅林斯“看一看我們去年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比較好地總結了我們的經驗”。這個文件的核心內容就是把中國經濟界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也是當時黨內爭論的一個焦點，也成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形成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前奏。

羅林斯說他期待著閱讀這個決定，並說“中國發展模式給了我們很多啟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體，不僅中國需要您”。鄧小平回答說，“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去探索自己的發展模式就好”。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致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加納有啟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

現在國內關於“中國模式”還有一些爭論。其實，就我自己的回憶而言，鄧小平從未回避過“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鄧小平的話語中，“中國模式”就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同義語。今天國內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議確實有點令人詫異。以我自己的了解， 鄧小平至少從三個角度多次談論過“模式”和“中國模式”：一是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進行一般性的論述。例如，他多次強調“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1990年7月，他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指出：“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幹涉別國的內政，不幹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頁）

二是評論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時，他多次說過中國模式。例如1980年4月，鄧小平在接受外國記者電視采訪時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告誡：“既然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8頁)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發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會見羅林斯時說，“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去探索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他又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建議莫桑比克“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

我們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圍繞“中國模式”的幾種誤解。第一種誤解認為中國模式是由外國人首先提出來的。現在不少文章都說美國學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識”，其中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我們在基本肯定雷默對中國模式研究貢獻的同時，也要知道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確使用了“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多次使用，並在1988年明確地說，“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是中國迅速崛起的關鍵，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軟實力，把這個概念的發明權拱手讓給他人，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中國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個誤解是認為“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板”之意，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所以還是慎用“中國模式”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這個詞確有“示範、樣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種被世界廣為接受的含義，即對某一種事物或現象進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於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 （某種有規律的行為或現象）。 所以“中國模式”指的就是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歸納，就像我們過去30多年中無數次用過“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浦東模式”、“重慶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對一個地區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強加於人，模式輸出的意圖。

第三種誤解是強調中國模式還沒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其實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已經取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帶來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模式已經震撼了世界。至於一種模式是否定型，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實，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展開的，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的，一旦認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這個模式就開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學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過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歷史就終結了，結果這20年正好見證了西方世界不斷地走衰。西方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西方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模式，一種不斷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經形成，並將繼續指導中國的進步。

綜上所述，鄧小平的思路和思想無疑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的關鍵。我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把中國模式歸納為八個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用我自己的語言對鄧小平的思想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從“北方談話”到“南巡講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思想演進的過程，看到鄧小平思想對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的深刻影響。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有必要把中國模式確定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形成整個社會對中國模式的基本認同。羞於提“中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的一種政治不自信，而這種不自信正是導致中國今天不少問題的根源，它已經導致了大國小民心態在一定範圍內的蔓延和許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只認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認為中國不朝西方模式演變，只能是死路一條。

其實中國模式形成於高度的國際競爭之中，所以它有頑強的生命力，它的成績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它也給西方帶來了強烈的震撼。中國模式還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它已經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競爭。

在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謹作此文緬懷這位偉人的睿智、遠見和勇氣，緬懷他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我相信在他所開創的中國模式指引下，中國將會不斷創造新的奇跡，並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和人類的未來。

張維為：中西博弈，笑到最後的將是中國


不久前我們紀念了鄧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是個什麽情況？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風波，1990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西方世界歡呼雀躍，我們內部悲觀者增多。但在這危機時刻，鄧小平看到的卻是中國的機遇和希望。他認為“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了天安門風波“是一定要來的”，早來“對我們比較有利”。他告訴來訪外賓，對東歐亂象，西方“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復雜得很”。東歐劇變後，鄧小平說：“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鄧小平說，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這是個機遇。

蘇聯解體才20天，他就開始南巡。在整個南巡中，他反復呼籲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他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中國隨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經濟迅猛發展，大多數百姓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轉眼間，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所有發達國家，汽車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經歷過如此迅速的財富增長。

我自己感嘆的是，在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鄧小平看到了機遇和希望。今天中國的處境比當時不知好多少倍，但我們一些人卻被西方話語忽悠，越來越沒有自信，這實在說不過去。中國確實面臨許多挑戰，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好，這是我過去20年走訪百國之後得出的簡單結論。

有些人總是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政治改革相對滯後。但即使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和別人競爭而勝出。這說明我們可以先肯定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後再探索和改進我們的制度，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在越來越多方面超越紐約那樣。

有人看到“阿拉伯之春”，認為這代表了世界潮流，以我個人之見，這些國家幾乎都陷入混亂和動蕩，“阿拉伯之春”似乎正在變成“阿拉伯之冬”。有人看到臺灣這次選舉相對太平，就認為中國大陸也要走這條路，其實臺灣民主一路走來，經濟滑坡，社會分裂，今天的臺灣很大程度上在靠大陸“輸血”，好在“臺獨”的本錢已經輸光，臺灣已經成為對中國大陸最依賴的經濟體之一，“臺獨”意味著臺灣經濟的崩潰。本來臺灣還有人指望臺灣“民主”可以成為照亮大陸的“燈塔”，結果沒想到這個“燈塔”卻照亮了臺灣未來的選擇：順應歷史大勢，走向與大陸的統合。

這一切背後是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危機。這種原教旨主義基於三個假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即治國不必靠人才，只需選舉程序正確）。這三個假設今天看來一個也站不住腳。這種基因缺陷決定民主原教旨主義必然走衰。從希臘債務危機到美國金融危機也反映了這個趨勢。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我們一些人還是自信不起來，處處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這只能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我看好中國的前景：只要我們繼續走自己的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不內鬥，不折騰，再過十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應該超過美國，屆時中國的中產階層（暫且采用一個對西方也完全適用的經濟標準，即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一套產權房）的人數，估計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西方現在還不願意承認中國1949年革命的意義，不願意承認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模式，到那個時候，西方將不得不承認這一切，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當然我們不必太在乎這種承認。中國今天握有一手好牌，我們應當更加自信，笑到最後的將是中國。

張維為:中國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政治體制改革：穩妥還是激進

當前，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已達成了較為普遍的共識，但是對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尚存較大爭議。有人主張積極穩妥，有人要求激進改革;有人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人主張可模仿美歐之路。溫家寶總理今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需要堅持走自己的路，積極穩妥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過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古巴采用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中國模式，其特點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和民生改善鋪平道路。這三種模式中，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

穩健的改革模式最適合中國

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劃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思路頗有共通之處。但是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的印象是失望的。

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時，他們認為，造成古巴現今的狀況，人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於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從1986年到1989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的以計劃經濟為主。

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走出計劃經濟的老路，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而只對舊的體制修修補補的話，中國恐怕也很難告別古巴今天這種短缺經濟的狀況。但古巴並不全是問題，經濟盡管如此困難，但還是實現了全民醫療低保。比較起來，我想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大增，財稅收入大漲，我們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在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導致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則是艱巨的、復雜的、耗費時日的。古巴人民在發展的道路上至今還沒有探索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成功道路。

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一時間還引來我們國內很多人的羨慕和贊揚。戈爾巴喬夫是以政治改革為主，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民主化這個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

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接著，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當笑料。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加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18倍於1979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對國家前途持樂觀態度。

綜合比較中國過去30年中出現過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也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30多年的奮鬥，經濟規模增長了18倍，4億多人脫貧，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大大減少了。

如果說我們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於西方，現在我們是真正地趕上來了。不管今天中國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解決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絕大多數的國人也都為此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甚至犧牲。

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也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中國是有希望的，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阻礙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政治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

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節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相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但沒有必要學習美國三權勢均力敵的政治構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可以借鑒一些國際經驗，進一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市場與計劃的有機結合，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向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

我們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確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詮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

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們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那裏，短處在哪裏，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從而搞清楚，對於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詰和揚棄，最終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莊大道。

張維為：改革需防政治浪漫主義


過去二三十年，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蘇聯和東歐的“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 第三種是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特點是進行大規模經濟體制改革、適中規模社會體制改革和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社會發展鋪平道路，最終落實到改善民生。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比較另外兩種模式，顯然是最成功的。

在經濟領域內，中國已經形成“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這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已奠定中國崛起基礎，明顯勝於導致西方金融危機的“華盛頓共識”。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已經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蓋13億人的基本醫保制度，而美國至今還有1/6的國民沒有醫保;我們住房自有率也一舉超過所有發達國家。在政治領域內，我們“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制度創新，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不害怕和西方僅僅依賴選舉的政治模式競爭;我們一系列五年計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以及這個過程所展現的決策民主和經濟社會效益，令西方對中國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

從中國過去30來年改革的內容來看，絕大多數經濟、社會、政治改革並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農村改革廢除了人民公社，這既是解放生產力的經濟改革，又是農村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國企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制度和政治管理體制的創新。物價改革、住房改革、銀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領域的改革。所有改革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不是單向度推進，而是綜合推進的，許多社會建設和政治改革的內容都寓於“經濟”改革中。

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和差異，中國文化強調整體和綜合。過去30多年，中國已借鑒了西方強調個體和差異的許多做法，但中國從未放棄整體思考和綜合治理的傳統。智慧地、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代價爭取較大成果，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途徑。

中國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這是過去30年中國成功的關鍵，否則中國大概早就像蘇聯那樣解體了。在堅持這個宗旨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內的改革已基本形成自己的邏輯，即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各項改革比重時有調整，該側重經濟改革就側重經濟改革，該側重社會建設就側重社會建設，該側重政治改革就側重政治改革，該三者齊頭並進就三者齊頭並進，一切都取決於具體時空條件。

在未來改革中，我們最需防範的是政治浪漫主義。政治浪漫主義把中國的一切問題歸結為政治，想推行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筆者在蘇聯解體前訪問過蘇聯，在南斯拉夫解體前訪問過南斯拉夫，當時兩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都被這種極其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結果經濟崩潰、國家解體。在已經有前車之鑒的情況下，在西方世界陷入重重危機而難以自拔的今天，我們一些文人書生還是處處以西方模式為馬首是瞻，實在令人費解和唏噓。西方模式在人口300萬的蒙古和人口500多萬的吉爾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怎麽可能在13億人口的中國成功?西方自己政治、經濟改革也還任重道遠，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已經形成自己的邏輯和特點，並將推動中國走向新的更大的成功。

張維為：中國沒解決“壞皇帝”問題嗎？


不久前，福山先生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的文章，還是堅持去年6月他在上海《文匯論壇》與我辯論中國模式時表述的觀點，即中國歷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興旺發達，遇到了“壞皇帝”，就一蹶不振。與上次不同的是，他這次以薄事件為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除掉了一個潛在的“壞皇帝”，但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所以還是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

上個月在倫敦書展“中國浪潮”論壇上，《金融時報》的一位資深評論員也對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並認為中國模式看來還是靠不住。我坦率地回答了他的問題。我說，薄的事情還在調查之中，與其聽信各種傳聞，不如耐心一點，等待正式調查結果的出爐，現在就說薄是潛在的“壞皇帝”，恐怕還難以服人。

我還告訴他，西方主流媒體今天也不否認中國下一屆最高領導人的人選已經定下，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總理的人選也已定下，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見，這本身已說明中國高層接班制度的順利運作。至於薄事件，所涉及的是政治局常委其他人選的安排，這固然重要，但已是第三位的事情，所以薄事件不會影響中國最高領導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壞皇帝”，實在是過於牽強附會。我還勸他關註一下薄以外的人選：他們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並都有一定的政績。我說，中國一個省的規模大約相當於四、五個歐洲國家，治理好不容易，中國這種基於選賢任能理念的制度安排，雖然還有改進的余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已經可以保證中國不大會出現像美國小布什這樣低能的領導人。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是如何解決所謂“壞皇帝”問題的。中國基於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也借鑒了西方的有益經驗，在過去30多年裏進行了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創新：首先，中國最高領導人不是世襲的，而是靠政績幹出來的；其次，中國已經廢除了領導人終生制，建立了嚴格的任期制，最高領導人最長任期為十年；第三、中國最高層實行集體領導，這意味著任何一個領導人的觀點明顯地偏離集體共識是要被拉回來的；第四、基於選賢任能的歷史傳統，中國最高精英決策團隊或者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資歷基本上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歷，而且是在全國範圍內選拔的，所以總體上看，中國領導人的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能力都明顯地強於西方政客。第五、在選賢任能的基礎上，中國還引入了不同形式的“選舉”。這種“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很有競爭力，中國政治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確實已經不害怕和美國的政治制度競爭。

至於歷史上的“壞皇帝”、“好皇帝”問題，我去年6月和福山先生辯論時就講過這樣一個觀點：“既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好皇帝和壞皇帝時代，我粗略算一下我們還是有七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歷史還要長，整個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兩三百年，當中經過多少的戰爭沖突，奴隸制度，兩次世界大戰等等，也不能保證現代西方這個制度可以持續下去”。

我當時還坦率地告訴福山先生，我擔心的不是中國“壞皇帝”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什問題”。小布什八年治國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誰也保證不了下一個美國總統能比小布什強，再來個八年國力直線下降，美國也賠不起，整個世界都可能跟著一起遭殃，就像這場源於美國而禍害全球的金融海嘯那樣。至於福山先生反復強調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有其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一些國家的成功確實與這個因素有關。中國自己制度創新的一個主要特點也是更多地重視程序和制度安排，更多地體現法治精神，但我亦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功與否，主要不是取決於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決於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個國家的民情與國情，是否能夠與時俱進。

印度似乎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幾乎都落後於中國，其多數社會治標甚至還達不到中國西藏地區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馬燈一樣的換政府，十年九相，治國乏力，經濟衰退也持續了20來年。美國當然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這一切似乎日益演變成了一種“僵化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條主義”，這恐怕也是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政治起因，自然也應該是美國體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這種僵化的制度下，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尖銳對立，使美國的各種體制改革步履艱難。在這種法條主義模式下，美國的社會治理成本異常高昂，引來公憤的危機明顯增多，例如，一場使美國百姓資產銳減20－25％的金融危機，四年過去了，還是一筆糊塗賬，沒有任何一個人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而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還可以以“法治”和“合同精神”的名義，心安理得地領取上億美金的獎金。

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今天看來確實需要好好改革了，否則西方將難以避免全面走下坡的命運。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Nathan Gardels）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主持人紮卡利亞不久前也感嘆，“在一個快速發展的世界裏，其他國家行動迅速且具遠見，而我們(美國)的政府卻癱瘓了。不停地說我們擁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體制確實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況下還這樣說，就很像那些沒有腦子的拉拉隊了。”

中國人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和模式。中國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並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但絕不能失去自我，絕不能失去中國自己的許多優良傳統。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探索必將為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未來發展做出寶貴的貢獻。

張維為：第一次出國的震驚


今天訪問泰國曼谷歸來的很多國人，談起曼谷都不屑一顧，無非是一個熱熱鬧鬧而又亂糟糟的城市。但我從1983年4月15日抵達曼谷國際機場的那一剎那起，就不時感到“震驚”：我第一次看到了現代化的繁忙機場，來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機不停地降落起飛，而地面調度又顯得那麽井然有序，候機大廳明亮寬敞，機場商店貨品琳瑯滿目，比當時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藝美術品商店還要富麗堂皇。當時的北京首都機場比曼谷國際機場可差了一大截。

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車飛駛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點還在營業的超級商場，各種商品應有盡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十點鐘還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麽叫服務：商店的服務員是那麽友善、那麽客氣，哪怕你只是在門口路過張望一下，服務員都會迎上前來，帶著微笑問你是否需要幫助。在當時的北京，這種服務態度我從未見過。泰國不僅服務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裝，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飯店，價錢也不貴。

曼谷的繁華使我這個來自大上海的青年學子深感不安。畢竟上個世紀30年代當上海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時候，曼谷恐怕比中國的一個縣城好不了多少。後來我還訪問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一個更比一個現代化，泰國還是其中最落後的。一想到鄧小平在1978年10至11月的兩個月內，也先後密集地訪問了這四個國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當時所受到的震動。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鄧曾路過新加坡，現在親眼看到新加坡的巨變，怎能不感慨萬千？他後來多次說過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後說：“我明白了什麽叫現代化” 。從這些國家訪問歸來的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從泰國回來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我參加的第一場重要外事活動是接待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個先遣組來北京為她的訪問做準備。因為馬夫人是世界聞名的采購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組成員個個都是采購高手。他們幹脆開玩笑，稱自己是advanced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購組）。他們老是打聽北京哪裏購物最好，禮賓司總是推薦北京友誼商店，這是當時北京為數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賓先遣隊很快有了個口頭禪，“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麽又是友誼商店？）”“北京除了友誼商店還有其他商店嗎？”他們好幾次問我。

時間飛逝。2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可以說，在現代化的進程上，中國已經大步地走在泰國、菲律賓這樣的國家之前了。我後來訪問泰國不下十次，泰國和中國的差距逐步顯現，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顯拉大。2006年泰國的軍事政變又給該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但泰國還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國學習，例如，泰國航空公司的服務質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還訪問了菲律賓，我看到馬尼拉的棚戶區居然延綿不斷，如果光從外表看，馬尼拉的城市面貌，與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過去這20多年裏，菲律賓不停地搞政治，所謂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換了5位總統，經歷了不可悉數的各種兵變，而整個菲律賓的經濟過去20多年增長有限，人民生活鮮有改善。

當然北京的發展也有些太快了。這個中國傳統的經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該失去的特色。這種損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越發讓人感到遺憾。這似乎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我們過去30年發展模式的成就及其問題。

但是，持平地說，無論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問題，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致力於改革開放，致力於現代化建設，整個中國的面貌已經發生了令人嘆止的變化。比方說，消除貧困在國際上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但中國僅用了短短近20年的時間，使得數億人脫貧，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提前實現聯合國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雖然還是比較低水平的脫貧，但你只要去任何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看一看，大部分國家在過去30年裏，政治動蕩，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就不錯了。

張維為：“中國人來了，問題可以解決了”


實際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似乎已普遍接受了這個概念，而且從我的觀察來看，大部分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對中國並無惡意。至於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國際上還有爭論。但對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識。

置身國外時，對此感受尤深。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我1983年訪問泰國的時候，泰國還鮮有來自中國的客人。我下榻的飯店經理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我：“你真的來自‘紅色中國’？”我離開之時，他說，“請向鄧小平總統問好。”而今天，中國遊客已成為泰國最大的客源。15年前我到臺灣訪問，在臺南市中心一家餐館吃小火鍋，老板娘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驚訝的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臺灣很多計程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呀。”實際上，整個中國周邊的地區，從朝鮮，到韓國，到泰國，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亞，幾乎一夜之間，中國遊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客源，隨之而來的就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幾乎都可以兌換了。

在歐洲，“中國熱”也一直持續著。除了商店裏有很多中國制造的產品外，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東西，從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經》都很受歡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華人職員。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現在每周有77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上座率近百分之百。從布魯塞爾到巴塞羅那，從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到倫敦，與中國崛起有關的討論會一場接一場，讓人應接不暇。不久前，參加了在裏斯本舉行的中歐論壇分組討論會，葡萄牙總統致詞強調：“歐中關系的前景無比廣闊。”

拉美情況也類似。巴拿馬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但我到巴拿馬參觀聞名世界的巴拿馬運河，運河管理局的經理一聽我來自中國，便為我一人單獨介紹了半天這條運河的歷史和今天，最後說：“我們早該和中國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計程車司機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說“中國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誇張口氣說：“中國人來了，我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學者對我說：“20年前，上海比不上聖保羅，現在聖保羅比上海落後了一大截。”

我在發展中國家講學，每當提起中國經濟30年內增加了18倍以上，並且提前12年實現了聯合國2015年極端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聽眾甚至會自發鼓起掌來。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非洲也特別關註中國。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員對我說：“我們歡迎中國的投資，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亞的第二大城市阿魯沙，旅店經理與我開玩笑：“只要中國人每人捐給我們一分錢，我們國家就現代化了。”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黑人教授對我坦言：“非洲很難重復中國奇跡，因為上層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下層缺少中國人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一次在內羅畢談中國發展模式，一位聽眾問：“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質量不怎麽好，這是什麽原因？”沒等我回答，會議主持人、肯雅塔大學的校長就說：“過去日本產品的質量也很差，中國很快就會趕上來的。”講座結束，我坐上計程車回旅館，司機聽說我來自中國，對我說，“中國貨質量還不錯，但中國人建的路更好，車開上去真舒服。”

對於中國的崛起，除了贊譽之外，也有不少擔心、疑慮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蘭做訪問教授，一位當地學者私下對我說：“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國人：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和餐館都買下，然後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餅和面點，比我們意大利人做得還好，還便宜，再加上偷稅漏稅，我們怎麽競爭？”意大利和西班牙後來都出現過針對華人的騷亂。

有一次我去巴塞羅那開一個討論中歐關系的學術會議，見到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他對我說：“我們歐洲人心裏真是有點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這麽一個問題：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服務外，在幾乎所有其他的領域，中國最終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這樣的感覺：隨著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迅速擴大，不少當地人開始抱怨中國產品損害了非洲的民族工業，抱怨中國人不與當地居民接觸。

在日內瓦舉行的一次討論亞歐經濟制度比較的研討會上，一位丹麥學者甚至提醒“歐洲經濟要當心‘中國化’”。他說，“你看，歐洲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業都是小公司，現在很多小公司的經營方式越來越不規範：不開發票、非法雇用東歐工人、節假日也幹活。”另一位學者則持異議：“這是歐盟擴大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競爭使然。中國的企業倒是在從不規範走向規範，否則中國不可能吸引到這麽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歐洲企業則需盡快擺脫許多不合時宜的規範，否則歐洲將失去國際競爭力。”

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心情更是復雜。我前年到紐約出差，住在曼哈頓尚東區的一所公寓裏。臨走時，我的美國房東老太太以略微猶豫的口氣問我：“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訴我：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後會不會打仗？”老太太在朝鮮戰爭時期是美軍護士，畢竟是過來人，知道中美交惡對雙方帶來的代價。美國近期的民意測驗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發展互利合作的關系。但一位資深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私下對我說，美國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當。但另一方面，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一個“共產黨國家”竟然會成功，竟然要與美國平起平坐。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宗教勢力影響更大，意識形態色彩更濃，這也影響了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判斷。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國要大亂，後又預測中國會像蘇聯一樣解體。有一個叫章家敦的美籍華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年之後，非但沒有崩潰，而是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總量翻了兩番，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不久前，在巴黎一個中國問題研討會上，一位學者不經意地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會場發出一陣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當然，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放，天天盼望著中國的崩潰，那也沒有辦法了，就讓他們去吧。

很久以來，中國總是對發達國家說：我們人均收入比你們低很多，趕上你們還早著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這麽看。他們說：你們人民幣的匯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你們沿海發達地區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你們的發達地區就有3億多人口，總體上已經接近南歐發達國家。你們內地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種良性互動。西方持續不退的“中國熱”很大程度上與這種研判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國知道自己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遏制和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社保體系，推動生態文明、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改革，確保中國的長治久安，等等。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還需要全體國人今後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會為國際社會的種種贊揚而忘乎所以，也不會為任何暫時的挫折而垂頭喪氣。中國迄今所取得的成績還只是初步的，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這種清醒姿態的背後是一種新的民族自信心：通過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路徑。不管我們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繼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推進這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事業。

張維為：在牛津大學談中國模式


張維為：非常感謝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為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舉行這麽一個發布儀式和研討會，也非常高興有機會再次來到牛津大學。20年前我曾在這裏做過訪問學者，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牛津大學強烈的歷史感和濃厚的思辨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幫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一些思路。這次你們又安排我住在牛津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學院底樓有學院之子大詩人雪萊躺在湖邊“安睡”的雕塑。雪萊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詩人，他的著名詩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曾鼓舞過無數中國仁人誌士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過去的30年中，這些詩句又鼓舞了無數投入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人們，激勵他們克服了改革開放過程中許多艱險，這一切為今天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這種感覺無比奇妙。無疑，英國人的歷史感在這裏得到了最佳體現。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講的內容，和英國人一樣，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歷史感極強的民族。如果說“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體現了英國文化的歷史傳承，那麽在中國，孔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著，今天多數中國人還可以閱讀其原文，則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中國今天的崛起離不開這種偉大的歷史傳承。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但我們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充分。我接觸過很多對中國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們的感覺中，中國大致就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正在等待一場顏色革命。他們還認為哪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代表了中國的未來。今天中午，牛津大學把名譽博士學位授予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這裏就有人問我中國會不會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去過緬甸，這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國落後至少40年，換上西方政治模式來治理緬甸，結果也不會好。我走訪過100多個國家，絕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所以我感謝了他的好意，並告訴他中國還會繼續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緬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發後，我就說過，“埃及之春”將演變成“埃及之冬”，現在這種前景似乎變得日益清晰。

其實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從今天希臘的破產到西班牙和美國的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總統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說美國民主已經蛻變成了“1％有、1％治、1％享”。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現遠遠低於本國人民的期待，也低於中國民眾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這些情況說明西方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還任重道遠。

過去30多年，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無數次地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但結果證明都是錯的，中國沒有崩潰，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對中國不斷誤判的深層次原因是其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一旦他們能夠尊重事實，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他們會看到中國過去30多年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偉大的經濟和社會革命，5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約占整個整個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七十。這個成就奠定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外部世界。

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的變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一定聽說過中國民間結婚有“三大件”之說。在上世紀70年代到時候，“三大件”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到了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到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進入21世紀後，已經變成了“房子、車子、票子”。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經歷過這麽快的財富增長。當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為這是一個過於“物質主義”的例子。但一個曾經上千年領先世界的國家，一落千丈後貧窮了二三百年，然後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質主義”一時擡頭恐怕也在所難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文化建設也會趕上來的，中國的文化底蘊為這種文化建設和中國自己的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

迅速發展的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種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而且不容易解決。我們可以把今天中國的崛起和當年英國的崛起做一個比較，英國崛起的時候，英國本土人口才一千多萬人，但它已經有了比自己領土大幾十倍的龐大的殖民地，英國可以把自己的問題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國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卻只能在自己內部消化伴隨國家迅速崛起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但過去30年的實踐已證明，中國可以應對這些挑戰。盡管中國存有各種問題，但中國總體的成功是確切的，而這種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國家的性質和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不是一個放大的東德，也不是另外一個普通國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是一個集5000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為一體的國家。我這裏可以使用一個不太準確的比方：這有點像古羅馬帝國一直沒有滅亡，一直延續到今天，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其地域、傳統、文化等巨大的內部差異都可以和平共處於一體，大家都使用一種語言：拉丁語。

文明型國家是長期歷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產物。這也是為什麽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反復強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話，將變得無法治理，將走向分裂和解體。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麽解體，要麽成為一個沒有任何決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超級因素的復合體，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以人口為例，2012年中國一個春運就有31億人次上路，這大約等於把整個南、北美洲、整個歐洲、非洲、俄羅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個月裏挪動一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臨這樣人口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和機遇。

中國是一個大陸，具有一個洲的規模，內部區域差異性巨大。中國在人類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內都有數千年的歷史傳承。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是舉世罕見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餐飲的豐富性。歐洲最豐富的菜系是法國菜，但我個人以為中國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個菜系，其豐富型和多向性可能都超過了法國菜系，換言之，法國菜系是法蘭西一個民族文化的產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國“百國之和”文明型國家的文化產物，所以其豐富性和復雜性舉世罕見。其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體現了這種巨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既是中國政治治理最難的地方，也是中國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超”特征實際上已經規範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謹慎探索，尊重事實，不斷試錯的改革方針符合中國幅員遼闊、情況復雜的國情。這種實踐理性和英國人崇尚的經驗主義哲學有共通之處：大衛• 休默一直質疑純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復強調一國的政治體制應主要來源於自己的歷史傳統；伯特蘭•羅素大力提倡“唯事實”，即“事實是什麽？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麽？”。如果這些偉大的哲學家今天仍健在的話，他們會理解今天的中國。

在實踐理性的指導下，中國堅持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放最為優先的位置，並取得了人類扶貧史上的最大成績；中國堅持了漸進改革，拒絕休克療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斷糾錯，持續漸進；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汲取別人之長，同時也延續自己的傳統，特別是通過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還確立了混合經濟模式，即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發揮社會主義保證宏觀平衡的優勢，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這個趨勢我看還會繼續下去。

實踐理性使中國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確實對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種挑戰，從政治上看， 中國模式最終可能會給世界帶來一種範式變化，即從“民主與專制”的分析範式轉向“良政與劣政”的分析範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盡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雖有各種問題，但總體上的治理水平遠遠高於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烏克蘭、希臘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緬甸等。中國模式將激勵越來越多的國家大膽探索自己的道路，進行體制創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國確實在迅速的崛起。今天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中國將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自己估計屆時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中國的發展模式雖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國際激烈競爭的產物，還在不斷完善之中。它充滿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國模式競爭。

其實，西方也沒有必要害怕中國模式。和經濟增長一樣，發展模式的競爭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可以雙贏的，就像西方已經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益良多。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國已經從西方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習，以後還要繼續學習，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發揮了自己的傳統和優勢，在中西高度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越來越多自己的東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一下，嘗試從中國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這將有助於避免誤判中國的未來，也可以豐富我們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應對各種棘手的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如消除貧困，創造就業，避免金融危機，防止文明沖突等。

去年這個時候，我曾經在上海和《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作者福山教授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模式的辯論，我坦率地告訴他，歷史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如果一定要說終結的話，那只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而且這種終結對中國有好處，對西方本身也有好處，對整個人類都有好處，因為整個人類都需要不斷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張維為：中國與印度的數字比較


談中國崛起，有國際比較才有說服力，而國際比較中最有意義的大概就是中國和印度的比較，因為中印兩國都是人口大國，起點比較相近。中國有13億人 口，印度是12億人口。新中國成立於1949年，印度獨立於1947年。當時兩個國家都很窮，但印度情況比中國略好一些，因為中國連續經歷了數十年的動蕩 戰亂，印度則相對穩定。兩個國家過去幾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個多世紀過去，中印兩國差別巨大。從世界銀行等機構公布的2010年的統計數字來看，印 度和中國的巨大差別大致可以概括為2、4、6、10、20和不可比。

2就是中國的糧食產量是印度的2倍，盡管中國的可耕地少於印度。中國的網民數量是印度的2.5倍。

4就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外貿總額、原油產量、發電量等大約是印度的4倍。

6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鋼產量、電視機數量等大約是印度的6倍，而艾滋病人數比印度低6倍。

10就是中國吸引外資額大約是印度的10倍，中國的人均壽命也高印度10歲。

20就是中國吸引的境外遊客的數量約為印度的20倍。

不可比就是兩國在高鐵、高速公路、奧運會獎牌總數、婦女地位、貧民窟狀況等方面，兩個國家無法比，中國的情況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這些還只是數字上的差異，如果你去印度實地訪問，你可能會感覺這個差距更大。你可以駕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20個小時，你把 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在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此外，印度的腐敗程度也高於中國，環境汙 染也比中國嚴重。西方總覺得“民主”的印度應該超過“不民主”的中國，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印度要趕上中國，還真不容易。

當年英國首相丘吉爾根本不相信在印度這麽一個落後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這個制度在印度已經穩定下來，大部分印度人也認可和接受了這個制度，從 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制度是成功的。但是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教育水準和傳統的力量就像一把鋼矩鐵尺，無情地決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質。印度無論從什麽角 度來看，都還是一個相當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其民主制度的品質不高。以我之觀察，印度的政治制度難以創造現代化建設所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社會平等、土地 改革和婦女解放。沒有這些條件的實現，印度是無法趕上中國的。

在社會平等問題上，印度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種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層面和社會生活層面真正 廢棄這種嚴重違反人權的制度。在印度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種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獨立都60多年了，但你去印度農村的小學教室一看：高種姓的孩子有小 木凳坐，有課本念，有小石板寫字；低種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沒有課本，沒有石板。為什麽政府不能廢除種姓歧視呢？我得到的答復是：法律上是廢除了，但是這裏 的校長、教員和學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覺得這樣做很自然，並不別扭，低種姓的孩子自己也覺得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裏，賤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 都留在印度教廟宇外面，不能進入廟宇。

印度也有不少致力於廢除種姓制度的非政府組織，他們自己辦學，平等對待不同種姓的孩子，精神可嘉，但這些工作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種姓制 度實際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印度教本身未經歷過宗教改革運動，印度的“民主”體制也無力推動社會革命，結果種姓制度就一直困擾著印度社會。你問10個印 度人，沒有任何可能在今後30年內消滅這種制度，9個人會告訴你“做不到”。印度的賤民階層人口為1.6億，這麽大一個群體沒有真正解放，印度怎麽實現現 代化？

持平的說，印度政府為了消除種姓制度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政府部門和公立學校都有給某些種姓的人保留的位置，你申請政府機關和學校的職位，都要 填上種姓，因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顧。但在實踐中這些措施都改變不了種姓制度無處不在的事實。種姓制度和職業有關，也和地域分布有關。比方說，孟買會有很 大一片街區的居民只食蔬菜，他們不會容納肉食者，也不會接受出售肉食的餐館和商店。不同種姓之間通婚很少。印度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幫助延續了 這種制度。在聯邦政府這一級，政黨是全國的超越種姓的，但是在地方上，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許多地方政黨完全是以種姓為基礎的，這就導致了種姓制度在事實 上的永久化。

印度也曾進行過土地改革，但很不徹底。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英國人給印度留下的法律也包括了 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法律。擁有土地的大地主都強調土地改革是違法行為，這些人還可以通過各種手段，競相成為各級議會的議員，阻擾政府出臺任何土改法案。印 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地主階層在議會的代表比例都很高，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都很難在議會獲得通過。

南亞地區無地農民的人數巨大。即使一些通過土改而得到土地的農民，往往也由於家庭成員多，每人分到手的土地少，無力進行規模化經營，最後大都把 土地轉賣了。印度的傳統習俗又規定，土地是傳給兒子或者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歡進城找報酬更高的工作，留在農村的婦女無力耕作，最後也把土地賣了。印度還 有婦女家裝的傳統習俗，許多人家把土地賣了，為女兒出嫁辦置彩禮，這也是失地農民增多的一個原因。

印度的婦女解放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包辦婚姻、通婚廣泛存在。女子出嫁要向男方贈送大量的嫁妝，每年因嫁妝不足而被活活燒死的婦女成千上萬。在 印度教裏，一個婦女結了婚，她的丈夫一般就被看作是她的主人。婦女地位低下，阻礙了印度婦女智慧和能力的發揮。雖然印度政壇有英拉吉 甘地、索尼婭 甘地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但與巴基斯坦的貝 布托夫人一樣，這並不說明這些國家婦女地位高，而恰恰說明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品質問題，大部分命中仍然對名人的配偶或後代抱有一種盲目的迷信。

2008年1月我去布魯塞爾參加一個由歐洲政策中心舉辦的中印崛起研討會。我和來自印度尼赫魯大學的傑恩教授分別介紹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對 歐洲的影響。傑恩教授承認歐盟和中國的戰略對話已經有相當深度，印度還達不到這個水平，他說：“印度還沒有到中國的水平，中國式奧運會級別的，印度只是英 聯邦運動會級別的。”該中心的創始人克勞斯克教授是一位資深學者，他讓我比較中印兩國的政治制度，我說“民主制度是一種手段，它最終要落實到國家的治理水 平。迄今為止，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要好於印度。”

實際上，的印度民主品質問題集中體現在起政府服務的品質不高。S君是我一個很優秀的印度學生，一次我們聊起了印度政府的品質，他對我說：和印度 政府部門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廟宇拜神，你要做出學會一整套世界上最復雜的動作，懂得什麽時候要跪下、什麽時候要趴下、什麽時候要躺下、什麽時候要念經。 他說，申請一個護照出國要經過十來個人，排幾天的隊。最後大家都想辦法花錢去買通關系，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S君還對我說，印度掃盲落後也有些政治原因： 掃盲工作一般是地方政府負責的，而地方政府首腦對掃盲往往不熱心，甚至私下認為文盲越多，自己就越容易在選舉中得票。西方學者在研究中也印發展模式的差別 時也強調政府的作用。

西方也有不少人認為印度是一個法治國家，所以比中國更有前途。實際上你只要去印度實地觀察一下，就知道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經構成了印度的沈重包袱。幾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時宜，但你要改動卻很困難。

最明顯的就是使外商頭疼的的印度勞工法。印度的勞工法是一個體系，包括了40多項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會法和1947年的勞動爭議 解決法，公司要解雇一個工人非常困難。這樣的法律看似保護了工人的利益，但實際上則因為阻礙投資，減少了人們的就業機會。一位印度朋友告訴我，他在開封市 住了3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一大早，開封的環衛工人就開始打掃街道了。他說在印度新德裏和孟買這樣的大城市，都做不到這個水準，環衛工人都“組織”起來 了，有自己的工會，一半人經常找各種借口不來上班，所以城市總體上很臟。

印度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還有一個巨大的差別，這就是中國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動改革，印度的很多改革卻只能悄悄地進行。印度雖然有所謂言論自 由、媒體自由，但主流意識形態從1947年獨立以來一直是偏“左”的，而現在進行的改革一般被認為是偏“右”的，所以政府很少公開宣傳改革的必要性，大部 分印度人也不知道有“改革”這樁事，政府的改革派實際上也是“少說多做”。但如果沒有民眾對改革總體認識的提高，改革在實踐中自然會遇到很多障礙。印度模 仿中國建了各種特區，但進展速度非常慢，遇到各種勢力的抵制，就是一個例子。表面上看印度是一個開放社會，但實際上印度普通民眾對外界的了解遠不如中國。 美國的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2007年在印度做了一個調查，居然發現大部分被訪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強國。（《國際先驅論壇 報》，2007年2月2日）

我曾對印度的傑恩教授說，從我自己的研究來看，還沒有發現一個發展中國家能通過一人一票而實現現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條實現現代化 的道路，從而能為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績，特別是軟件業、制藥業等，其中不少獨特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總 體上看，由於沒有一個致力於現代化的強勢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約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如種姓制度、婦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貧等。從這個意義 上，印度要趕上中國確實不易。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歐盟的一位官員曾對我說，歐洲的投資者普遍認為：你去中國和印度投資都可能會經歷失 敗，但如果你不去那裏，那麽你已經失敗了。

中印這兩個亞洲大國最終應該攜起手來，取長補短，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將是真正改變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大事。

張維為：東歐，家家都有難念的經


20多年前，東歐國家選擇了全盤西化的道路，而中國選擇了繼續走自己認定的道路。兩種不同的選擇自然產生了不同的效果。過去的20年中我幾乎走遍了 所有的東歐國家，也和東歐的各種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和交談，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嘆。記得2006年夏天的時候，我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德國小鎮埃姆見過一場 白俄羅斯演員用俄文表演的獨幕話劇，那是只有一個演員表演的那種真正的獨幕劇。表演不是在劇場進行，而是在我下榻飯店一樓的咖啡廳內進行，五六十個觀眾， 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演出。話劇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國家把白俄羅斯看作是歐洲剩下的最後一個“專制”國家，而這個話劇是“反專制”的，在白俄羅 斯被禁演，所以現在就在歐盟的資助下，在歐洲各地巡回演出。因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這個話劇。

劇情非常簡單，一個白俄羅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向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遊客使用過的色彩繽紛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後來開始倒賣西方的牛仔 褲。一次在與外國人換美元時，被警察抓去詢問。最後他又參與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監獄。他躺在監獄裏做了很多夢，夢到監獄外美麗的田野，夢到監獄的厚墻 倒下了，夢到了當年為反對蘇聯入侵而在布拉格溫瑟拉斯廣場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後，他終於走出了監獄，嘴裏嚼著口香糖，右手舉著一根長長的木桿，上面掛著一 件牛仔衫，象征了反專制統治的旗幟，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40分鐘左右的短劇結束，男演員和我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了起來，他見我來自中國，不無好奇的問：“能不能坦率地問你一個問題？”我說：“越坦率越 好。”“中國和這個話劇描述的情況一樣嗎？”我笑了：“還真不一樣。你可能還不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產基地，中國願意持有美元的人數也在銳 減，因為美元越來越不保值呀。”他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我建議他最好自己去中國看一看。不過我也對他說：“我理解您的這個故事，中國也經歷過商品極度短 缺，文化生活極端枯燥的歲月，很多人當時也把西方想象得無限美好，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和東歐采用了不同的變革方法，各有利弊，我個人覺得中國的方 法略勝一籌。”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然後說：“以後一定要去中國看看。”

東歐當年劇變的原因很多，但對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匱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羅 馬尼亞，當時的羅馬尼亞電視節目非常單調，以齊奧塞斯庫的活動和沒完沒了的會議為主，電視機也都是羅馬尼亞國產的，質量很次，國賓館的電視機，也只能霧裏 看花。我還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日用品，走近一看，顧客在搶購上海生產的美加凈牙膏。後來我又有機會，坐車從維也納 去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間就感到強烈的反差：路燈昏暗、道路狹窄、人的穿著土氣，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歐洲還有這麽多的窮人，三個 五個穿著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火車站餐廳喝土豆湯，吃黑面包，整個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車站餐廳，就提供這麽一種怎麽也無法使人產生食欲的“菜 肴”。當時的波蘭的情況要好些，但消費品種類也少，款式陳舊，商店的櫥窗布置簡陋，賣水果的商店就在櫥窗上畫一些蘋果，街上跑的都是東歐自己生產的簡陋的 甲殼蟲小車。

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盡管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這也是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的原因），但整體經濟實力和物質生活水平明顯不如西方，前面白 俄羅斯話劇中所描繪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為優越的物質生活的符號，中國七八十年代也有類似的經歷。東歐後來的政治危機也源於經濟形勢 惡化。從1980年代開始，波蘭經濟走下坡，失業劇增，導致了席卷全國的罷工浪潮。雖然東歐國家在70至80年代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但總體成效 有限。與西方相比，他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距還在拉大，引起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強烈不滿。這也給西方很大的心理優勢和政治話語權。

當時的蘇聯和東歐流傳著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一個人們反復引用的經典笑話是：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一萬在河裏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裏對 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萬氣得把魚扔回河裏。那魚在水裏劃了一會兒，跳 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烈日涅夫同誌萬歲！”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物質極度匱乏到經濟空前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 意義怎麽評價都不過分。鄧小平說過：不發展經濟，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條。東歐大致就是這樣走上死路的。

當然，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臺還有其深層原因，例如，這些國家的政權存有先天的不足：這些政權（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次大戰後靠 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臺的，國內群眾基礎薄弱。鄧小平1989年對訪華的泰國總理差猜曾這樣解釋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22年仗 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樣一個國家隨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國內沒有人有這個本領， 國際上也沒人有這個本領，超級大國、富國都沒人有這個本領”得之易，失之也易，這是生活中的規律，也是政治中的規律。

另外，東歐的經濟改革普遍沒有中國走得遠，思想僵化了，始終未能突破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政治話語也大都從蘇聯教科書批發而 來，沒有多少自己原創的東西，對本國老百姓沒有吸引力和說服力。1989年，控制東歐政治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亂了方寸，在強大的西方話語面前毫無 招架之力。被西方話語徹底擊敗。至此，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下臺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經濟上沒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後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拋棄。

東歐劇變至今過去20多年了。這些國家近況如何?人民生活得怎麽樣？他們的民主質量如何?有沒有什麽中國可以汲取的經驗教訓？我十分關註這些問題。 從2000年開始，我走遍了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總體上看，東歐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和摩爾多瓦還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經濟上仍然非 常落後，這兩個國家至今還屬於歐洲最窮的國家。2001年，我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乘飛機去阿爾巴尼亞訪問，坐我邊上的是一位50多歲的沙特阿拉伯工程 師，叫阿蔔杜拉。他說他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話，準備買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問他為什麽選擇阿爾巴尼亞，他說，阿爾巴尼亞是穆斯林國家，房價 又便宜，以後還可能加入歐盟。我微笑地點點頭，理解他的天真。我們抵達了地拉那，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候阿爾巴尼亞邊檢人員為來訪者一個一個地手工進行登 記，因為沒有電腦，一切都非常慢，阿蔔杜拉朝我直搖頭，說：“我在這裏買房子的念頭開始動搖了。”等我們坐著破舊的計程車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窪窪的 公路，他說：“太沒意思了，我明天就離開。”我倒是在地拉那高興地逗留了3天，還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爾巴尼亞人熱情好客，很多人還記得當年給予阿爾巴 尼亞的援助，甚至給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東歐其他國家的發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劇變之前，大部分東歐國家已屬於中等水平的工業化國家，其特點是農村人口一般都低於30%，其中比較 富裕的是東德、捷克、匈牙利，較窮的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國家經過劇烈的市場化改革後，經濟最終都復蘇了，並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已加 入歐盟的8個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但是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中又遭重創。這8個國家， 我走了7個，但也只是去了他們的首都，難以和中國作一個全面的比較。應該說這些國家的首都還算繁華，人們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歐盟的各種財政 援助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國沿海城市比較的話，或者和重慶這樣迅速發展的內地城市相比的話，無論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的繁華程 度、市民的消費水平、新建築的規模、式樣和質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慶都明顯勝出。總體上，我覺得中國的發達地區和內地的一些大城市已經趕上甚至超 過了東歐多數城市的水平，但整個國家要達到東歐今天的水平還需更多的時日。

中國與東歐最大的差距還是在市民文化方面。無論是辦事排隊還是開車上路，人家做得比我們更有規矩。在市民文化方面，東歐的歷史比我們長，像布拉格、 布達佩斯、裏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高級公寓、別墅和咖啡館隨處都有，市民文化傳統延續至今。

至於這些國家1989年以來的政治發展，我只能說路途很不順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說，家家都有難念的經。這也再一次證明：一種新政治制度的 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艱巨的過程，需要時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於種種原因而遲遲健全不起來。20來年過去了，盡管有歐盟大量的資金投入和專家指 導，這些國家憲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但就是沒有產生多少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兒爭權奪利，導致東歐百姓普遍對自己 的政府失望，連歐盟對這些國家的民主進程也相當失望。本國百姓也好，歐盟也好，原來都以為，只要政治制度一變，一切都會變好，結果談何容易。革命是浪漫 的、興奮的，熱血沸騰的，但革命後人們發現舊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仍然根深蒂固，甚至絲毫未變，社會深層次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

根據2008年初歐洲權威機構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調，大部分東歐國家人民對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亞為16%，波蘭為 17%，拉脫維亞為19%,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為21%,遠遠低於今天的中國。歐盟老成員中，驚呼上當的不少，一些東歐國家為了加入歐盟，進行了改 革，但一旦拿到了歐盟的入場券，各種改革就停滯了，反而把自己的很多原來的問題帶入了歐盟。但有意思的是，這個民調也表明，這些東歐國家民眾雖然對自己選 出的政府不信任，但對歐盟卻相當信任，這種信任度普遍超過了50%，超過了老歐盟成員國人民對歐盟的信任度。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東歐這些國家的政府，理論上是人民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但是人民最後反而對他們不信任，而歐盟則是一個非經選舉產生的機 構，但東歐的人民對其則比較信任。實際上，美國也是這樣，人們對當年未經選舉產生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信任遠遠超過對選舉產生的美國國會議員的信任。就 東歐來說，這不是壞事，因為選舉產生的政府往往上臺不久就使人失望，而在他們的上面有個歐盟來管一管，這些投機政客有時不得不收斂一些。這種上面有個“帽 子”的政治安排往往效果不壞：泰國的國王，東歐國家上面的歐盟，香港上面的中央政府，在一些關鍵的時候，都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鄧小平談 到香港時曾講過的話，有些幹預恐怕還是必要的，關鍵要看這些幹預是否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

這裏還要提一下臺灣。眾所周知，陳水扁主政的8年，大搞民粹主義，族群分裂，還有兩顆子彈的醜聞，貪腐現象有增無減，但英國《經濟學人》下屬的 EIU發表了一個民主質量評估指數，認為東歐國家民主的品質普遍還不如陳水扁時期的臺灣。這個評估把臺灣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東歐國家中只有捷克超 過臺灣，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臺灣之後：愛沙尼亞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脫維亞第43位，波蘭第46位，保加利亞第49 位，羅馬尼亞第50位（見EIU Democracy Index 2006）。如果這個評價是公正的話，人們就可以想象這些東歐轉型民主國家的品質了。

即使是相對表現較好的捷克，其民主品質也有很大的問題。我2006年底，到布拉格訪問，12月23日抵達飯店，打開電視才知道捷克已經整整100天 沒有政府了。議會內兩派旗鼓相當，互不讓步。而政治人物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貪汙醜聞。先是總理卷入了腐敗醜聞下臺，他的接班人又被議會罷免，但拒絕下臺，挺 了幾個星期；他後面的一個叫托波拉內（Mirek Topolanek）的，10月份被任命，但因為議會是101票對100票，他的任命一直得不到批準。捷克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1000萬人口的小國，如 果是發展中國家，碰上這樣的事，恐怕國家就要解體了。

波蘭政治也很有意思：2005年的大選，選出了卡欽斯基當總統，但不久他孿生的哥哥就當了總理。我在布魯塞爾見到歐盟的官員，他們私下一談到這對雙 胞胎，總是帶點兒苦澀的尷尬，布魯塞爾一家報紙幹脆出版了一幅漫畫，調侃了一下兩兄弟：波蘭不停地克隆出一個又一個長相一模一樣的新領導人，讓人看了忍俊 不禁。其實這也無妨，關鍵是兄弟倆奉行的政策很令歐洲頭疼:他們先是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要和德國算二次大戰後還沒算完的賬，後來又提了在波蘭禁止同性戀、 恢復死刑、擴大天主教會影響等主張，使歐盟老成員一下子不知所措，因為歐盟很多國家已經把保護同性戀的權利看作是核心人權。

波蘭一位政治學者對我說：我們的政府代表了波蘭的極右勢力，搞“政治正確”，提出了一個新的法案，要追查每個人在過去共產黨時期的表現，抓出共產黨 的合作者，反對黨說這等於是麥卡錫主義，恐怕會使今天波蘭的數十萬的教師、學者、專家等專業人員的前途受到影響，對波蘭有百害而無一利。

斯洛伐克是東歐變化比較快的國家。十分健談的斯洛伐克前副總理伊萬•密克羅什對我說：“改革不容易，我完全理解中國今天的成績，這是來之不易的。” 密克羅什是個經濟學家，曾在斯洛伐克政府內兩度擔任副總理，因為推出了征收統一的19% 所得稅（企業和個人所得稅都降為19%）而名噪一時。他告訴我：“我們改革的一條經驗就是：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先做後說。先說了，就做不成了。”但即使這 樣，在2005年的競選中，他所代表的黨輸掉了大選，反改革的黨贏了。但反對黨上臺並沒有推翻所有的改革（如他們競選中所發誓的那樣），而只是推翻了前政 府“不太受人歡迎的醫療改革”。對於斯洛伐克選出的新政府，最反感的是歐盟，因為新內閣包括了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如Jan Slota ，他公開仇視斯洛伐克的兩個主要少數民族：匈牙利人和吉普賽人，稱匈牙利少數民族是“醜陋、羅圈腿，騎在令人可憎的馬上的疑似蒙古癥患者”。密克羅什對我 說：“虧得上面有個歐盟，使這些激進分子在國家政策方面還不敢走得太遠。“

一般認為匈牙利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國家。但2007年卻爆了關於“騙子總理”久爾恰尼的爭議。這個年輕的總理在2007年5月執政黨的一次內部講 話中坦承：“我們搞砸了，不是一星半點兒的糟糕，是糟透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比我們幹得更蠢了……在我們執政的四年裏，政府拿不出引以為傲的業績。我們該 如何向選民交代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證使這個秘密在大選之前不被泄露出去。過去2年裏，我們一直在撒謊。”這段話後來在網上被披露出來， 匈牙利舉國嘩然。本來大家都以為匈牙利是東歐國家轉型最成功的，結果並非如此。匈牙利老百姓本來對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早就有怨言，特別是為了加入歐元區 的緊縮財政，提高稅率，引發了廣泛不滿。於是這個本來東歐最平靜的國家開始了幾天騷亂，首都上萬抗議示威者到布達佩斯議會門口請願靜坐要求總理辭職，發生 了東歐劇變以來最大的警民沖突。匈牙利的物價水平和西歐國家不相上下，但一般的退休金每月才200歐元。對於匈牙利的政治亂象，匈牙利歷史學家海斯勒有一 句很到位的評論：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協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個深深分裂的社會”。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歐盟新成員中相對比較落後的國家，雖然加入了歐盟，但距離歐盟的各項標準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腐敗問題非常嚴重。 索非亞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我們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官員腐敗，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人才外流。”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前，進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後，改革派 就被趕下了臺。我的一位保加利亞研究生對我說，新上臺的總統是原來的共產黨，“普京給他一個電話，他就和俄羅斯簽署了天然氣管道協議，歐盟很不高興。”羅 馬尼亞政治醜聞也不斷，2006年羅馬尼亞總統巴塞斯庫遭到國會四分之三的議員反對而被罷免，但總統不久又通過全民投票，保住位子。羅馬尼亞政治惡鬥，是 老百姓對政府失望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是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國家，也是東歐為數不多的可以看到笑容的國家。維爾紐斯是個充滿生氣的城市，這個國家又被稱為波羅的海的西班牙。立陶宛面 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如何處理和俄羅斯人的族群關系。“我們和俄羅斯人的一般相處沒有問題，如果說有什麽分歧的話，那就是他們不願意學習我們的語言，這是對 我們的不尊重。”一位當地學者對我說，“蘇聯的時候，俄羅斯人要拍故事片，要選歐洲的背景，就到波羅的海三國來，要嘗嘗正宗的歐洲咖啡，就要到維爾紐斯或 者裏加來。”俄羅斯人在這些國家實際上是二等公民，沒有投票權，要加入立陶宛籍才有能投票，而加入國籍必須通過當地的語言考試，而語言考試難度很大，政府 就用這個辦法來限制俄羅斯人入籍。“我們不能給他們投票權，否則我們又要失去自己的祖國了。”這位學者對我說。民主是很現實的。瑞士外國人的比例，占人口 的五分之一，也沒有投票權，就是怕改變國家的性質。

拉脫維亞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沒有笑容。商店的服務員，理發店的理發師，旅館的接待員，都沒有笑容。另外就是女性的比例明顯高於男性。我的導遊麗娜說， “歷史上歷史上外國人統治了我們800多年，所以這兒的人笑容就少了。男人少，是因為過去的戰爭，還有就是酗酒死的，開車死的，我們的男人心理不成熟，男 人的自殺率是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拉脫維亞的一位報社編輯對我說，“在波羅的海三國中，我們拉脫維亞人的特點就是抱怨多。所有老百姓都抱怨政客，所有政 客都在抱怨歐盟。在所有東歐國家中，對歐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脫維亞。”談到拉脫維亞的國內政治，她說了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這兒的說法是，一到9月份， 問題都來了。”9月就是議員們休假結束，議會開始工作的時候。像拉脫維亞這樣的東歐國家，采用了西方競選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鮮，之後就是普遍的厭倦，而 厭倦的原因是競選上來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談多於實幹。”

美國引發的2008年金融海嘯和隨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又使東歐面臨新的危機。標準普爾已將烏克蘭的長期外匯評級調降至“CCC+”的全歐最低水 平，把羅馬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信用評級下調至“垃圾級”。東歐經濟轉型過程中，主要銀行幾乎都給西歐的銀行收買，造成銀行業過度依賴外資和外幣貸款規模過 大。金融危機襲來後，西歐金融機構紛紛從東歐大規模撤資，引發了東歐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東歐國家在出口上對西歐國家的過度依賴也加劇了當前的危機。東歐 國家的出口遭遇重創，進一步減弱其償債能力，使債務危機增加深化。今天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均陷入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蘭、捷克等的貨幣的下跌 幅度都超過30%，波蘭和捷克的外債水平已達GDP的100%。據摩根士丹利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如今東歐國家外債總計約1.7萬億美元，超過該地區 2008年GDP的總和。

東歐劇變20多年過去了，東歐國家在民主建設上也是困難重重，《經濟學人》雜誌對今天東歐民主體制的狀況是這樣評述的：“在經濟危機面前，整個地區 的改革都停頓了下來。公共服務質量很差。媒體的聲音微弱。政黨競選資金籌措過程充滿了腐敗。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歐盟後，許多東歐國家的經濟和 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滯不前了。同時，由於金融危機，也由於美國威望的下降，（東歐國家）照搬西方模式的願望收到了挫折。所有這一切為普京式的領導人出現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總統奧爾班（Orban）上臺後修改憲法，限制司法獨立，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來說明東歐國家正在出現所謂從民主滑向專制的 “普京化”趨勢。（《經濟學人》2010年12月18日）

歐盟對東歐民主的總體評價確實很低，其主要批評是：一、當年東歐經濟轉型大都是比較激進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來的政府官員。民主化後，這些 人搖身一變，成了最大的企業老板，隨後又靠經濟實力，組成了自己的政黨，或者把原來政黨的名字改變一下，而政黨運作的方法與過去沒有多少差別。二、20多 年過去了，但這些國家都還是沒有形成真正獨立的司法體系和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政府機構辦事還是拖拖拉拉，官僚主義陋習不改，腐敗問題仍然非常嚴重。三、 東歐政壇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沒有出現真正的政治家。他們努力加入歐盟只是為了從歐盟撈到各種補貼，而不是為了什麽更加崇高的目標，四、雖然有很多 拿著歐盟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但高質量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家的民主建設也許能夠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質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長期徘徊在低品質民主的行列裏。東歐本來的經濟、教育 都比較發達，早就掃除了文盲，人口遠遠少於中國（波蘭人口3800萬，大約是江蘇的一半；羅馬尼亞人口2100多萬，少於上海；捷克是1000萬，其他的 人口都只有幾百萬，少於中國的中型城市），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也明顯高於中國，還有歐盟和美國提供的大量援助和專家指導，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年後的 結果竟是如此差強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訓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會”、“沒有出現真正的政治家”、“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高 效率的公務員隊伍”等問題，都是我們在民主建設中必須考慮的。這也可以使我們更加堅定探索中國自己道路的決心，跟著西方模式亦步亦趨，對於我們這麽一個歷 史文化傳承與西方的差異遠大於東歐的超大型國家，成功幾率大概為零。

張維為：大杯美國咖啡與省油歐洲小車


原題：從歐洲到美國

中國今天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沒有大的意外，中國的經濟總量可望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美國則非常擔心失去世界經濟老大的位置，所 以忙於對中國處處設防，以延緩甚至扭轉這個過程。正因如此，中國邁向世界第一的過程可能會遇到美國設置的各種障礙。我們因而有必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美國。 惟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與美國打交道，並爭取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美國。我在這裏把美國與歐洲進行了一些比較，以幫助讀者更好 地了解美國這個國家，順便也更多地了解整個西方。

中國人初見歐洲人，是分不出哪國人的，同樣，歐洲人初見亞洲人，也分不出中國人、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但和歐洲人接觸多了，會逐步看出一些差異。歐洲 有個流傳很廣的笑話：有人問，“在歐洲什麽是天堂般的生活？”回答是：“讓法國人當你的廚師，德國人當你的工程師，英國人當你的警察，意大利人當你的情 人，而這一切都由瑞士人來組織。”反過來的生活方式就是地獄般的，即“由英國人當你的廚師，法國人當你的工程師，德國人當你的警察，瑞士人當你的情人，而 這一切活動都由意大利人來組織。”這種誇張的調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歐洲民族文化的差異。

如果說歐洲各國的文化差別不小，那麽從歐洲到美國，你就會感到更大的差異了。當你從歐洲一下子空降到美國，歐美文化的差別立刻撲面而來。我自己從歐 洲去美國大概有十來次，從諸多細節中可以感受到這種差別。比方說你從日內瓦國際機場飛抵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你想找個推車來拉行李，突然發現這裏的推車是 要付錢的，而且不多不少3美元，頗令人尷尬，你往往正好沒有3美元的零錢，你就不得不去換零錢。歐洲也有不少機場需用硬幣才能取行李車，但這是為了讓你用 完後把車還回指定地點，還車後可取回硬幣，所以行李車還是免費的。

等你上了美國的計程車，司機座位的後面貼著“顧客權利憲章”。在中國，這個地方貼的是“乘客須知”，在歐洲，較少貼這些東西，類似的規定屬約定俗 成，不言自明。計程車很快就上了六車道的高速公路，路上的車普遍比歐洲大。看得出，和歐洲相比，美國還是以開大車為榮者居多，這顯然是一個比歐洲更加浪費 能源的社會。

到了旅館，你打開電視，迎面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廣告。故事片，一刻鐘打斷一次，而且廣告詞大多涉及賺錢：100萬，200萬，300萬。歐洲主流電 視臺，商業廣告一般放在故事片的前後，中間最多打斷一兩次，而且廣告拍得比較有品位，一般不出現錢數。歐美的差別還有不少，比如歐洲的咖啡是小杯的，屬於 講品位的精致文化；美國的是大杯的，屬於大眾的消費文化。家庭觀念方面，歐洲社會更傳統一些，孩子大學畢業後住在家中的仍不少。在美國（英國也類似），孩 子到了18歲，甚至更早，就自己出去奮鬥了。美國人普遍不相信政府，總覺得個人可以比政府做得好，而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政府的作用 大得多。這種差異與美國歷史有關，當初的清教徒逃到美洲大陸，就是為了逃避政府和教會的迫害。

從大的方面說，歐美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主要有五大差別：一是宗教差別。歐洲的宗教影響總體上在走弱，美國則相反，特別是“9•11”之後，宗教 在美國的影響迅速走強。禮拜天，美國教堂裏人滿為患，布什總統自己也每天禱告，他講話中使用的宗教詞匯明顯多於歐洲領導人。據說2001年海南撞機事件發 生後，布什馬上問周邊的人：“美國的機組人員現在能看到《聖經》嗎？”歐洲的教堂，人滿為患的狀況不多。歐洲很多人稱自己是不上教堂的基督徒。給人的感覺 宗教日益演變成一種文化，倒有點接近中國傳統中對宗教的態度。宗教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嚴格的教義，而是一種文化的規範。這種差異也反映在歐洲和美國的對外政 策上。美國對外政策中，雖然名義上政教分離，但其外交政策受宗教勢力的影響為西方國家之最。美國本來就有強烈的“傳教士傳統”，認定美國是上帝的“特選之 國”，在小布什時代這種感覺更強，而且常常是“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甚至連民主問題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處傳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國現在推行 的所謂“價值觀外交”也說明一點。坦率地說，只要美國的這種“宗教”心態沒有大的變化，美國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產黨國家”的崛 起，心理上總很難接受。從這個角度看，中美關系的真正和諧不易實現，推而廣之，整個世界的真正和諧也很難實現。我曾和美國亞洲協會名譽會長蔔勵德先生討論 過這個問題，他比我樂觀一些，認為多數美國人還是溫和與市俗的，宗教勢力不會過多地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們都同意這麽一點：中美雙方 的各種利益已經把我們兩國聯系在一起，雙方完全可以尋求合作雙贏，並理智妥善地處理雙邊關系中的一切問題。

歐美的第二個差異是美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遠遠高於歐洲國家。我的德國朋友告訴我，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舉行，很多德國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這麽 多德國國旗，他們感覺很不習慣。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在歐洲“民族主義”幾乎變成了貶義詞，一般國民很少談愛國主義。荷蘭人常說：我們是最沒有民族主 義的。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對我講，他現在只有在買車的時候，還有點愛國主義，其余時候就沒有了。我的丹麥學生告訴我，他在丹麥當過兵：“我們的軍隊從來不宣 誓，也沒有愛國主義教育，以後只能幫助別的國家做些維和之類的事情。”北約內部之前就增兵阿富汗而引起很多爭議，背後也反映了這種認知上的差別。

美國不一樣，“9•11”過後那段時間，你的車開出去，不懸掛美國國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車窗，讓你趕快掛上美國國旗。每年7月4日美國的國慶節更是 熱鬧，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會去公園，去喝酒聊天，去揮舞國旗，聽愛過音樂，唱愛國歌曲。美國平時是個非常個人主義的國家，大家自管自，但到了國慶這一天， 似乎特別集體主義，特別愛國主義，大家通過這樣歡聚一堂，展現自己作為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

民族主義情緒強的美國，其戰爭傾向也遠遠高於歐洲。如果從1950年的朝鮮戰爭算起，美國先後發動了1961年的入侵古巴的戰爭、1968年的越南 戰爭、1986年入侵格林納達的戰爭、1989年入侵巴拿馬的戰爭、1994年入侵海地的戰爭、1999年入侵南聯盟的戰爭、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戰 爭、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和2011年對利比亞的軍事幹預。相比之下，歐洲大陸的民間還是和平主義潮流為主，更多地相信外交的作用和多邊主義，這當 然也和歐洲的軍事實力遠遠弱於美國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由於歷史上歐洲經歷了無數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中，法國死了130多萬人（當 時整個法國的人口才3000萬左右）。相比之下，美國1776年以來所有戰爭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還不到這個數目的一半，而美國的人口是法國的5倍。當 然，這兩年情況有一些變化，由於歐洲國家紛紛陷入了金融和經濟危機，歐洲右翼勢力的影響明顯上升，不少政客力求通過發動規模可控的、穩操勝券的戰爭來轉移 民眾對本國問題的視線，歐洲國家最近參與對利比亞的軍事幹預，並熱衷於支持幹預敘利亞內亂就有這樣的背景。

歐美在軍費預算方面也存在相當的差異。美國現在一年的軍費超過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20個國家的總合。2012年美國的國防預算近7000億美元。 其背後反映出的實際上是美國軍火工業的既得利益。這麽龐大的軍工廠產業需要生存和發展，需要超額利潤，大家都在華盛頓砸重金、搞遊說，找出各種借口，說服 政府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確保美國霸權地位不會衰落。伏爾泰過去說，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個上帝。美國有這麽龐大的軍工產業，總需要有一個敵人。沒有敵人， 也要創造一個敵人。如果說前面講的美國宗教原因使美國容易把不信上帝的中國看成敵人，那麽美國軍火工業就更有這麽個需求，要把中國妖魔化，然後就可以繼續 推動一本萬利的軍火工業。這大概也是美國媒體“中國威脅論“總是陰魂不散的深層原因之一。

第三個差別體現在競爭文化上、特別是社會政策上。總體上， 歐洲社會福利多、生活節奏較慢。長期以來，歐洲主要國家的政府都是通過稅收來調節社會不同利益，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相對較好。但大部分國家也開始感到，這 種制度缺乏競爭力，容易養懶人，歐洲也開始改革這種制度。例如，法國年輕人大都喜歡到政府系統工作，因為法國教師喜歡說自己這份工作有三個好處，第一個好 處是7月，第二個好處是8月，第三個好處是9月（指的是法國教師夏天的三個月帶薪假期）。丹麥進行了不少改革，例如，過去一個人失業，就可以拿到失業金， 現在則是把一部分失業金轉為學習新技能的費用，如果失業者要拿到這部分錢，就需要去學習一些新的技能。

相比之下，美國社會競爭非常厲害，社會流動性也大於歐洲，一個美國人一生中，平均要搬14次家，這在歐洲是不可思議的。歐洲大部分人還能保證每天至 少有一頓飯是和家人一起吃的，這在美國成了很大的奢侈，美國人一年到頭在外面吃快餐為主的不在少數。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是慢吃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有一次 對我解釋慢吃運動的意義：“吃，是一種文化，需要不斷地回味和體會，才能獲得享受，所以快餐只能是垃圾。”但我有一位從沒過來日內瓦出差的朋友，看到歐洲 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大為不解：“這樣的社會怎麽會有競爭力？”實際上歐洲的競爭力並不算太低，甚至有統計數字說明，法國人的每小時平均生產率高於美國。

第四個差異是自我認同方面的文化差異。美國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歐洲大部分人則首先認同自己是某一個國家的人，然後才認同自己是歐洲人，而且後者 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一個歐洲人，到了美國或者中國，一下子感到自己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但在政治上，他們更加認同的是自己的國家，而不是 歐盟，因為歐盟還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雖然是移民國家，但人們對美國的自我認同遠遠強於歐洲。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形成從13個州聯合開始，開始時連憲法都達不成一致，只能通過一個 《聯邦條款》，隨後人們又感覺到需要有統一的貨幣、統一的外交和軍隊，最後才走到美利堅合眾國。歐洲還遠遠沒有到這一步，所以歐洲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歐盟雖然有不少權利，但要在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發揮影響力，還有很長的路。當然，美國內部也有分歧，有人把這種分歧稱為“美利堅”與“合眾國”的對立。 右派強調“美利堅”，左派強調“合眾國”。小布什2004年再次當選後，一些不喜歡小布什的人甚至說，美國應該一分為二，讓不喜歡布什的那些州單獨組成一 個國家，但這只是開開玩笑而已，實際上美國的內部凝聚力極強，特別是在危急時刻。

美國有一些擅長戰略思維的學者，經常未雨綢繆，如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曾寫過一本名為《我們是誰》的書。他擔心由於拉美裔人口的迅速增長，幾十年 後拉美裔的美國人將成為美國人口的主題，超過歐洲裔的白人，這將會帶來一系列的變化，挑戰美國的一些基本信念。他甚至擔心美國的多元文化這樣發展下去，美 國社會最終可能會分崩離析，英語也可能失去官方語言的尊位。

一次參加學術會議，我與美國學者格雷•維瓦（Gray Weaver）教授聊起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亨廷頓的這本書，是一本會導致十字軍東征的書。”他說：“亨廷頓和拉登一樣，都仇視不同民族之間的融 合”。“對亨廷頓來說，來100萬瑞典人沒有問題，來100萬墨西哥人就絕對不行。”根據格雷•維瓦教授的研究，無論是拉美裔還是亞裔，第二代的母語都是 英語，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會與其他民族的人結婚。他還說，美國的穆斯林人口的平均收入高於白人的平均收入。

我對亨廷頓的許多觀點也有保留，特別是文明沖突論，但我有一點是同意亨廷頓的：那就是隨著全球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和別個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上， 中國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優勢。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無助於解決這些問題。當然，盡管有分歧，美國社會的總體整合能力還是遠遠高於歐洲。歐洲有遠見的政 治家和學者反復強調歐洲團結、提高歐洲整合能力的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很清楚，隨著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崛起，如果歐洲還老是不能以一個聲音說話，歐洲在世 界的話語權將會進一步式微。

歐美的第五個差異就是環保文化上的差異。總體上，歐洲人的環保意識普遍高於美國人，歐洲各國政府的環保意識也高於美國政府。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在一次 聯合國氣候問題會議上當著美國代表的面說，一個法國人人均能源消費比美國人低2倍。歐洲許多民調都顯示，歐洲國民最關系的問題還是環保問題，所以他們對小 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都很反感，這也成了歐洲對布什政府耿耿於懷的一個重要原因。歐洲大部分人開比較省油的小車，美國大部分人開耗油的大車。與此相 關的就是歐洲國家幾乎都把環保外交作為自己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環保領域內帶頭提出了很多倡議。相比之下，環境外交這種軟性的東西從來不是美國外 交的主要關切點。

國內崇拜美國的人不少，實際上美國自由主義模式的代價很大。美國的《新聞周刊》雜誌（2007年5月14日）提供了一寫頗為令人震驚的數據：美國每 年有200萬青少年有自殺的企圖，美國少女懷孕的數量是法國、意大利的5倍。美國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學生數學及格。美國每年有550萬青少年需要心理咨詢。 美國80%的青少年參加過賭博。美國的犯罪率和囚犯人數，無論從人均比例來算，還是從絕對人數來看，都遠遠高於歐洲，也大大高於中國。另外，美國人口才3 億多一點，但卻有5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我曾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過一些美國政要，包括美國三位前總統：裏根、老布什和卡特。這三人中，卡特談美國自己的問題時最坦率。2002年3月，卡特到 墨西哥參加聯合國一個關於發展問題的會議。會議之後，他和公民社會以及媒體的代表見面，主動談到了美國國內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發達的第一世界，另一個 是不發達的第三世界。我當時向他求教了一個問題：“以美國的財富，為什麽不能解決美國自己國內的貧困問題？”他看著我，然後點了點頭說：“你這個問題提得 好，如果我們每個美國人都問自己一下這個問題，我們也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當年做博士的時候，我曾坐地鐵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查資料，但不小心，坐錯了車，哥倫比亞大學位於曼哈頓的西北部，我坐了北上的地鐵到了 曼哈頓的東北部，也就是有名的黑人居住的哈萊姆區。一出地鐵，感覺就是一個內羅畢，房屋失修，街道汙穢，無所事事的人滿街都是，很多只眼睛盯著你，又是黃 昏時分，真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畢竟這裏是美國吸毒、槍殺、搶劫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我叫了一輛計程車馬上離開了。後來據說在強勢市長朱利安尼的領導下，這個 區的情況大有改善，但總體上美國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成了窮人聚居、犯罪猖獗的地方。這種局面，尚未改變。

在紐約坐火車也很有意思，從曼哈頓中心的Grand Central出發，開始時各種膚色的乘客都有，隨著火車逐漸遠行，先是黑人下車了，然後是棕色的拉丁人下去了，最後滿車剩下的都是白人，夾著一些亞洲 人。這大致也是美國收入狀況的一個寫照，收入越低的，住得離市區越近，富人住得越來越遠。不過在曼哈頓仍有不少“高尚”地段，如公園大道和上東區等，都是 美國富翁居住的首選之地。

美國這種貧富分化現象在公民素質上也有所體現。世貿大樓“9•11”遭飛機撞擊，烈焰奔騰，但樓上的人步行從安全梯向下走，並沒有特別的慌張，而是 相當有序，人們給消防隊員、婦女、小孩等讓道，反映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文化水準和修養。當然， 當時這些人可能並不知道整個大樓頃刻之間就會整體塌陷，如果知道的話，是否還能那麽從容不迫，我不得而知。

但是2005年8月一場“卡特利娜”超級颶風襲來，暴露了美國的另外一面，“第三世界”的一面。“卡特利娜”颶風席卷了美國南部新奧爾良市，全程頓 時陷入一片混亂，城市150萬居民中三分之一是窮人，很多人瞬間被洪水吞沒，聯邦政府的救助遲遲不到，而搶劫、強奸、槍殺等案件層出不窮，警察對黑人的心 理防範似乎壓倒了對治安和救助的關心，最後死亡人數高達2000多人，甚至災後十多天，很多浮屍和垃圾還無人清理。相比之下，中國2008年抗震救災的表 現比其不知好多少倍。

其實歐洲也好，美國也好，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但他們的一個共同問題是過去20來年基本沒有大的變化。可能自以為是發達國家了，就自滿自足了。相 比之下，中國一直在不停滴改革和進步，整個國家面貌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給西方帶來了相當的震撼。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 裏德曼2008年訪問上海、北京、大連後感嘆：相比之下，紐約已經更像第三世界了。今天國內一些人還天天在貶低自己的國家，開口閉口美國如何如何，對於真 正了解美國的人，確實有點貽笑大方。

有媒體曾問我，你說中國比歐美好，為什麽還有這麽多人移民。我說，我沒有說過歐美比中國好，也沒有說過中國比歐美好，因為這樣的比較太籠統、太簡 單。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匯率計算出來的人均GDP，那麽非洲的赤道幾內亞都比中國好，但它首都大部分居民連自來水都沒有。如果你像大部國人一樣，認為只有 擁有房產才有幸福感，那麽中國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是36%，只有中國的一半，如果你喜歡社會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國一定比美國好。如果你喜歡吃 西餐，那麽法國更好。如果僅從享受生活的角度來說，一個有一定財富積累的中國人生活在上海或海南應該比生活在紐約或倫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對於一個仍在奮鬥 的年輕人，中國能夠提供的發展機遇也遠遠多於西方。

其實，我並不覺得有很多中國人移民，中國人口基數大，移民的比例仍然非常之小。即使有很多人移民，我也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海外中國移民我接觸的很 多。我自己有一個粗略的估算，至少70%的人出去以後會變得更加愛國。在國內抱怨越多的，出去後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他們對歐美 的印象是電影和廣告上看來的，和真實的西方差距十萬八千裏，結果出去後失望的很多。過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發達版塊，你的財富可能已 經增加了二到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國，你的財富由於趕上了金融危機可能早已縮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錦還鄉都不容易了。錯過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偉大時代和 眾多機遇，至今都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頭之痛。

依我之見，即使由於種種原因而移民歐美的所謂中產階級人士，絕大多數都把根留在國內，包括自己的企業和資產等，因為他們也了解今後至少10年20年 內，中國還將是世界上機會最多的國家。每年流入中國的資金也遠遠超過流出的資金；每年回國的留學人員現在已超過了出去留學的人數。只要我們有一點中長期的 戰略眼光，適度規模的移民對中國的利遠遠大於弊。出於各種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國了，他們以後回來也好，克服種種困難後呆在國外也好，對中國都有好處，因為 中國的利益已經覆蓋歐美，覆蓋全球。如果海內外有更多的人來推動中國與歐美、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推動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此乃民族之大幸。中國崛起的廣度 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發展機遇，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從未見過，一個人能夠參與這個過程應該是一種千載難逢的幸運。如果有人要放棄這種幸運而移民，沒有人會 阻攔他。

張維為：從南斯拉夫看中國


中國崛起要順利，要精彩，就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汲取別人的教訓。就我自己的經歷而言，對南斯拉夫解體前後的實地觀察是我難以忘懷的經歷，值得與讀者 分享。1986年7月，我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隨總理訪問南斯拉夫。我們的專機一早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飛，不到一小時，就抵達了貝爾格萊德上空，從飛 機上往下俯瞰，說句老實話，我們驚訝了，下面是寬敞的高速公路和無數飛速行駛的轎車，還有點綴在青山綠野中的一棟棟橘紅色房頂的小別墅，從經濟窘困的羅馬 尼亞來到繁榮富裕的南斯拉夫，這個反差太大了。

中國當時的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是位資深的外交官，非常簡明扼要地給我們介紹了南斯拉夫的情況，他說“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來概括南斯拉 夫”：一個國家、兩種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馬其頓語、斯洛文尼亞語）、四種宗教（東正教、天主教、耶穌教、伊斯 蘭教）、五個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黑山）、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七個鄰國（阿 爾巴尼亞、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

當時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積已達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輛轎車，市場看上去很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已經隱藏了危機，如通貨膨脹、政治權力過分下 放等。當時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幾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國防的權限。鐵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結果無法形 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

鐵托生前的經濟政策也有嚴重失誤，他總想對各個共和國一碗水端平，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高效的國內市場。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後來 對我說，鐵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爾維亞要間一個鋼鐵廠，那麽其它幾個共和國也要建一個，結果在南斯拉夫境內建了一大批經濟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廠”。

回想起來，當年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要搞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以及兩個市場，一個是國內市場，一個是國際市場，這是極富遠見 的。所謂對內開放和國內市場，就是建成一個巨大的、統一的、高效的國內市場，以這個市場為後盾與國際市場對接，中國就有了自己的實力和本錢，就有了國家統 一的堅強經濟基礎和制度構架。中國現在雖然還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但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統一市場，這對中國的 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中國最終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回想起來，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經非常開放。迎接外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聯邦大廈（1999年被北約導彈擊中）一樓大廳，布置得像一個現代藝術博物 館，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現代派繪畫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間內展示抽象藝術品，給人一種天馬行空的視覺震撼，但整個氛圍還是渾然一 體、氣勢磅礴。南斯拉夫總理米庫利奇舉行歡迎宴會，一般不選在國賓館或五星飯店，而是選在當地藝術家、詩人和小資最喜歡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當於上海的新 天地和北京的什剎海，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這麽時尚的地方。

歡迎我們的宴會在一個名為“三頂草帽”的酒吧餐館舉行，雙方都沒有正式的發言，大家圍著幾個長長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產的葡萄酒，吃地道的貝爾 格萊德風味牛排，還有一位留著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樂隊，邊彈邊唱，為我們助興。歌手唱了許多愛國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頌》，坐在我邊上的 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員告訴我，1980年鐵托逝世後的那些日子，無論你走到哪裏，人們都唱這首歌，廣播電臺也不停地播放這首歌，“我們一定要團結，這是鐵托 生前的囑托。”

小胡子歌手還為我們彈唱了一首他自編的歌，名字叫《歡迎遠方來客》，歌詞大意是：“貝爾格萊德的心臟跳動起來了，因為我們迎來了遠方偉大國家的友好 使者。在這動蕩的世界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但來到這兒的都是好人。歡迎你們，這裏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願。有詩人說過，友誼和愛情開花的地方，就是貧 窮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譯是個中文說得很好的小夥子，把歌詞譯得恰到好處，像一篇美麗的散文，把我們的晚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舉杯共祝“中 南友誼萬古長青”。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代人，都有某種南斯拉夫情節，我們都看過《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都知道南斯拉夫遊擊隊抗擊德寇英勇善戰，都知道毛 澤東主席說過，“鐵托像鐵一樣硬。”同樣，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國紅軍的萬裏長征、知道毛澤東和鄧小平。

後來我們又啟程去訪問斯洛文尼亞，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緊鄰奧地利，下榻在鐵托生前居住過的官邸。我問飯店的接待員，您是南斯拉夫什麽地方的 人，她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南共長期教育的結果，大家都只說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說是哪個共和國的人。這和中國不 一樣，在中國，你可以說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國人，但“南斯拉夫人”這個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後來的反戰證明：南共長期的政治教 育敵不過民粹主義者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曾對我說：“現在回想起來，鐵托在世時，大家對南斯拉夫的認同還是很強 的。如果鐵托能夠多活幾年，也許我們就可以完成與歐共體的談判，使整個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整體加入歐盟，這樣後面的國家解體和戰爭，大概都可以避免了。當 然，現在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體首先由經濟危機引發，持續的通貨膨脹，最高時曾達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各種罷工事件不斷。1988年開始，米庫利奇政 府已有點風雨飄搖。接替米庫利奇的是馬爾科維奇，他對南斯拉夫的問題把握得比較到位，他曾說過，南斯拉夫過去政策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 起來，沒有進行更為徹底的市場改革。二是整個南斯拉夫的經濟變成了“契約”經濟，不是那種根據市場經濟規律形成的“契約”，而是根據一些政治原則，通過行 政手段達成“自治協議”。工人和管理階層之間、共和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企業之間都有各種協議。一旦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一大片，甚至影響整個 國家的經濟運作。這種聯系不是有機的市場的，而是人為的、行政的，其離心力甚至大於向心力。

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南斯拉夫整個知識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而這種話語的核心是一個天真的夢：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 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種激進的革命氣氛迅速形成，南共聯盟的地方黨部也先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紛紛推出了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 革方案。斯洛文尼亞共盟於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結束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之後整個政治局勢演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聯邦政府和南共聯盟的中央機構被 完全架空。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一定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一般民眾， 甚至多數知識分子，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00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 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 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共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

第一個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獨立的是德國。盡管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贊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 律文件來看，宣布獨立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 一對外為由，遊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我後來問過塞爾維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怎麽解釋德國如此熱衷於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他認 為，剛剛實現了統一的德國要重建其勢力範圍，斯洛文尼亞是其近鄰，而克羅地亞在二次大戰期間是德國的傀儡國不管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但歐洲大國可以為了 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原則、犧牲別國的利益，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對德國一般有好感，因為德國對二次世界大戰作了認真的反省，這與日本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德國的行為是 極不負責任的。即使南斯拉夫這個國家應該解體，也不應該用這種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方式來解體。但德國也好，整個西方也好，很少顧及別人利益。當斯洛文尼亞和 克羅地亞在德國和西方的支持下獲得獨立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人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 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當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在總理府會見達賴喇嘛的時候，當2008年西方媒體幾近瘋狂地位藏獨叫好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中國某一天愚蠢 地照搬西方模式，讓自己內亂了，最終導致臺獨、藏獨、疆獨勢力泛濫的話，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會出來承認，他們一定會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 由，什麽人權啊、民族自決權啊。實際上他們內心深處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情結：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放大了幾十倍的東德。他們不了解， 也不願意了解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上經歷過多少動亂，每次動亂又導致多少家破人亡。他們不理解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如此珍惜自己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不願意去相 信現在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好的時候，更不願意接受中國人走自己道路的堅定意誌和決心。當然，中國不是蘇聯，也不是南斯拉夫，他們這種願望註定是要落空 的，鄧小平早在1982年就擲地有聲地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20年後，我又踏上了舊地重遊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從克羅地亞的首都薩格裏布坐長途車進入那個曾令我心動的貝爾格萊德。就在中國迅速發展的 20年中，塞爾維亞卻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災難，特別是科索沃危機引來了北約的密集轟炸。我抵達的貝爾格萊德長途汽車站，仿佛是20年前中國的一個縣級汽車 站，人聲鼎沸，塵土飛揚，賣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個人走過來拉我坐他們的計程車，還有要求換外幣的。但出了車站貝爾格萊德還是那麽一種大都市的氣派，寬 寬的街道，漂亮的歐式建築，遍布城市每一個角落的咖啡館，衣著得體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櫥窗和擺設給人感覺已經大大落伍了，還有北約轟炸留下的殘垣斷 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館，叫了輛計程車趕往那家令我難忘的“三頂草帽”酒吧餐館，好像那個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盡管那只不過是一場獨特的晚宴。我 碰到了飯店的老板，一說起20年前的事，他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親時候的事。”於是他進入裏屋，從一個紅色的大櫃子裏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貴賓簽名 冊，幫我找到了當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和鐵托的簽字。指著鐵托的筆跡，他感嘆：“老頭子來這裏吃過好幾次飯，他是我們最懷念的人。老頭子死了以後，我們的國家 就每況愈下。”他說：“從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們最好的日子。”他不無遺憾地說：“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 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看，現在科索沃又要獨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這20年塞爾維亞人所經歷過的大 災大難。但他最後還是笑著對我說：“經歷過戰爭的人都喜歡一句話：‘不管怎樣，我還活著。’活著就應該感到幸福。”他舉起手裏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澀的 塞爾維亞啤酒幹完了。

我那天還在旅館裏碰到一位剛從上海回來的塞爾維亞電器商人，他說：“你們上海日新月異，每半年出版一張新的上海地圖。我們這裏是每半年換本護照，先 是南斯拉夫護照，後來是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護照，現在大概又要變成塞爾維亞共和國護照了，因為黑山共和國幾天前也宣布獨立了。”他的感嘆真是一語道出了 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個國家在過去20年的不同命運和滄桑。

從貝爾格萊德坐車去波黑共和國，邊界檢查很嚴，波黑的警察把塞爾維亞人當賊看，我們車上有4個塞族人，警察把它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要他們下車， 打開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們1小時40分鐘，那種種族仇恨顯然尚未消退。邊界哨所掛著波黑的國旗，也掛著歐盟的旗幟，可見歐盟的影響力，這裏使用的也是 歐元。車沿著山路不停地轉，終於在黃昏時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區，無數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薩拉熱窩到了。

我去薩拉熱窩老城，老城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們似乎已經忘掉了戰爭的陰影。其實戰爭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給我當導遊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講 到她經歷過的波黑戰爭，眼圈就紅了起來，指著對面那個山頭，“炮彈就從那個地方打過來，落在下面的那個小鎮，我叔叔全家四人被當場炸死”。戰爭留下的殘壁 斷垣還歷歷在目。老城許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彈殼和子彈殼做的工藝品，我買了三個子彈殼，上面刻了三種不同的伊斯蘭花紋圖案，我問店主，這些圖案是什麽意思， 他說：一個是和平，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愛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老百姓的祈求不就是這麽三個願望嗎？但世界上總有人以各種名義要去剝奪人民的這種願望，甚至 不惜付諸武力。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鐵托時期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教情緒就被調動起來 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進老城的一家畫店，裏面居然四分之一的畫像都是鐵托。我問店主人—一一個 滿臉皺紋的長者：“您還是非常尊重鐵托？”他說：“那當然，一個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領袖，人民永遠銘記他。”

在克羅地亞也可以看到戰爭留下的痕跡。戰爭還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羅地亞人仇恨米洛舍維奇， “我們打了6年仗，死傷人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數字，我們的生活水平，至今還沒有恢復到南斯拉夫時期的水平。”克羅地亞朋友K君對我說。當地的報紙稱已發 現了138個大型墳地，埋的都是戰爭中被塞族人打死的克族人，但我無法核實。我們路過了薩格裏布的大教堂，禱告者無數，教堂人滿為患，K君對我說：“經歷 了戰爭，人人心裏都有陰影，不少人都悶悶不樂，大家想從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盡管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自殺率還是世界領先。”

晚上，我與K君夫婦共進晚餐，他們說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國，包括最早獨立的斯洛文尼亞，聲望最高的政治家依然是鐵托。我問：“你們懷念鐵托，主 要懷念他什麽？”K君說：“懷念那個時候的和平和懶散，懷念那個時候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休假。鐵托那個時候，除了上街遊行會有麻煩，其它你什麽都 可以做。”他夫人補充說：“還有鐵托的個人魅力，現在的領導熱無人可比，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尊和個性的共產黨領袖，他抽雪茄，住別墅，戴瑞士名表。”K君狡 黠地一笑：“還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員的故事。”分手時，K君給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註意到，上面的電子郵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臺的總經理A君談天，他自己在貝爾格萊德念的大學，“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對我說，“但是 後來米洛舍維奇搞大塞爾維亞主義，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們就失業了。這種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後只好分開，上不同的學校， 等於是種族隔離。”他還告訴我，自己一次與夫人去馬其頓辦事，返回科索沃的時候，守衛邊境的塞族警察禁止他們入境，他們只能在邊界宿營，整整等了三天三 夜。在科索沃開車旅行，不時會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納的山坡上還有漫山遍野的墳墓。“這場戰爭，我們每個家庭都有失去的親人，所以恢復塞族和阿族 的和諧已經不可能了。”他嘆息地對我說。

我們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說，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不遠處還有一個紀念碑，由三根高高 的柱子組成。他告訴我：“這是紀念鐵托生前最後一次訪問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它民族的團結，當時，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 和睦相處的模範省。”我認識不少塞族人，也認識不少阿族人，這兩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待人熱情洋溢，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個能夠主持公道的好政 府，這兩個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在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下，一個民族和睦相處的模範之省很快就變成了民族仇恨與廝殺之地。

與塞爾維亞人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幹預導致了危機。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對我說：“科索沃當時的所謂的‘解放軍’殺害了很多塞族人，在 1998年以前，美國自己還把這個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和人員培訓。國際政治中有多少 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說這話時，他的語氣很肯定。現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支持下已經正式宣布了獨立，但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世界上多數國 家尚不承認，這也意味著這場南斯拉夫分裂引發的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裏，我碰到一位60多歲的作家，他說：“當年整個東歐都羨慕我們南斯拉夫，他們搞的是死板的計劃經濟，而我們這裏美元可以隨便兌 換，房子可以自由買賣。”這位作家還見過鐵托，“當時鐵托已近80歲，但紅光滿面，身體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歡爵士樂，喜歡富裕的生活，不過他也想辦法使他 的老百姓富裕起來。”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馬其頓政治。他說，鐵托有政治誠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誠信。“我們這裏喜歡拿政客開玩笑，”他說，“我們最 新的笑話是：我們的總理去布魯塞爾要求加入歐盟。歐盟對他說，你們必須建立一個100%的民主體制。我們總理回答，沒關系，我們已經建立了超過110%的 民主體制。”他說馬其頓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其頓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關系，現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說不定哪一天，他們和科索沃合並呢。這樣的 話，我們的國家則要解體了”。前南斯拉夫地區就是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問題沒完。科索沃人擔心“大塞爾維亞”，馬其頓擔心“大阿爾巴尼亞”，而在隔 壁的希臘，人們擔心的是“大馬其頓”。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西方有不少人希望中國也會出現類似南斯拉 夫這樣的解體。但他們的這種願望是不會實現的，因為維護中國國家的統一是13億中國人的堅定意誌。但是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我們還是要深入思考蘇聯和南斯 拉夫解體的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從而使我們的崛起更加順利、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