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 大國遊戲

八十三



當然不是所有靠外來勞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沖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眾的介入，這些沖突的規模要小很多。比如發生在廣東惠州的湖南人對地方政府的沖擊，頗類似當年廣東人在上海的小刀會對當地政府的挑戰，這些行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糾紛無關，而更是當地政府為當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為其生活和生存空間的博弈。其中惡劣的行為如山西的磚窯事件，以綁架外地的童工為奴隸，但就受到了幾乎所有當地人的默許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來人口總是要吃虧和受氣，這似乎是個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國，常常被當地人欺壓和盤剝，往往又投訴無門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來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國家的勞工。

與珠江三角洲的理想發展不同的是，在貴州和雲南這些地方，當地的人民沒有辦法去尋找其他地方的外來人口來剝削，只能承受最後被人吃完肉，喝完湯後，舔盤子的機會。而與廣東各級地方政府不同的是，當他們維護商家利益，也維護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損害外地勞工利益，這些地方政府在維護外來商家利益時，就損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經手這些工作的官員，由於沒有替罪羊可以拉出來宰，只能滿足自己私人，親屬和朋友的利益，而犧牲廣大無關緊要的百姓，這樣就導致了他們和他們的群眾基礎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民主選舉是毫無意義，因為無論你選出什麽樣的官員，如果他所面對的是同一張大餅，無法照顧普遍利益的話，最後的結局還是要搶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對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換湯不換藥，不能得到實際的變化。更為危險的是，當官員們不得不通過非經濟的身份來尋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話，由於他們不能用語言和文化，來區分“我們”（說廣東話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們”（韶關以北的北方佬），“城裏人”和“鄉下人”之類，更惡劣的漢人和“蠻族“（少數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醜陋的頭來。

靠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模式似乎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因為目前對西部和內地的開發大多是以資源和能源為主，調整合理的價格，讓窮地方多留利，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好辦法。這樣可以把這些地方的利益大餅做大，是當地政府官員在分餅的時候，困難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對礦山等資源進行國家專賣制度，凡是參與開發的企業必須繳納特殊費用，在他們獲利得到保證的同時，對他們的利潤率進行限制，使當地百姓吃剩菜的時候，還是有點油水可舔。在一個就是發展中國自己的“公平貿易”系統，減少對落後地區產品的壓價收購，取消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讓這些地方的產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級市場直銷。

如果說美國民主中最值得學習的部分，則是將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說前一陣美國紐約的民怨對警方的過度使用暴力不滿。事情是一位第二天準備結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後一個單身派對之後，被警察50幾槍射殺。結果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後對付黑人的警察一樣，被宣判無罪釋放。當然了，黑人們又會走出來抗議幾天，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國不一樣，對警察的不滿，不會變成對紐約市政府的不滿，而對法院的不滿，又變成了探討為啥法律程序中的幾個普通陪審員的問題。而在中國一個集中的政府，當然有效率高的好處，但也有要承擔所有責任的壞處，比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慮的是，美國的村鎮大會（Town Hall Meeting）因為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關，討論的事務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議（讓專職政治騙子沒有機會），可以為中國地方政治的決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務的民意參與提供一個好的例子。這個大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於選舉鎮長，而是在於對鎮子裏的大事直接咨詢和發表建議。對任何市政方針提供正反雙方的辯論和公證會，以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廣泛性。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分區，和小城市的鎮子裏，都不失一個可以借鑒的好方法。

而且中國鄉鎮的發展模式，珠江三角洲並不是唯一成功的範例。浙江依靠私人企業，和江蘇依靠鄉鎮企業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鑒的榜樣。當然這些地方的人民素質比較高，開放程度比較大，見多識廣，加上心靈手巧，並不一定在中國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並不是中國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夠達到富比江南，只不過在如何帶動共同致富，減少快速貧富分野方面，有所幫助。

在如何重建中國鄉鎮這個大課題上，從清末，民國，到人民共和國，有過很多實驗，也有過成功和失敗的各種教訓，其總的趨勢都不是如何將這個層次當作其自身來建構，而是如何將所謂城市裏的先進方式，從政治體系，文化建設，社會組織等方面，試圖向“落後保守”的小城市和鄉鎮推廣和滲透。而中國的所謂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廣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其形式上的非中國化和鄉村作為中國傳統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間，當然具有一定的沖突。國民黨號召的新生活運動，和共產黨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壓制鄉村，想強行在鄉鎮推行現代化的過激例子。

毛澤東政治革命的成功卻是一個完全的對這種趨勢的反動，即以農村和鄉鎮包圍大城市。因此中國的改革家們需要一種新的思維，即在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發揮中國的傳統（並不是現代化一定是非中國化），創新出一種新型的新鄉鎮體系，而不是簡單的把大城市的發展，完全照搬到這些地方。因為在中國寬闊的內陸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東莞的深圳化，和韶關的東莞化來解決。

也許中國應該花一些時間，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國和加拿大的小城鎮和鄉村建設方法，以及德國巴法尼亞州的先例，加上中國蘇南，皖南和浙南的實例，在這些方面有所作為。

當然以鄉鎮為主體，就必須最大可能的讓鄉鎮居民和精英們對地區的事務有極大的參與權和決定權，而不是來自於“發達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訓斥。從這一點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應該從現有的鄉鎮選舉發展一步，開始定期的透明的鄉鎮大會，對短中期的重大決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學習當年共產黨1930-40年代在鄉鎮依賴民意施政的好傳統，不斷通過專業化的經濟，教育，衛生，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將地方上的各類黨內和黨外的能人，都包括進來，逐漸將社會的非政府機能從現有的政府體系轉移出去，最終形成一個小政府和大社會的新局面。

八十五



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誤區在於，現在某些理論派人士，對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過高，以為只要有了民主這個“好東西”，一切疑難雜癥都會在這副靈丹妙藥之下，迎刃而解。這種荒唐的想法頗似當年文化革命期間有關資本主義的苗和社會主義的草之爭。

西方社會通過自己數百年的社會實踐，發展出來適合自己傳統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國人以為可以越淮而橘，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發南柯一夢。中國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實實地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不光是西方的，還有東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們自己的臺灣和香港的各種政治實踐，然後針對中國的各種政治現實，進行漸進的，實驗性的嘗試，不是以建成一個叫什麽名詞的模式，而是立足於解決具體的問題，最終為自己創造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我們最後的結果可能還是幾種不同的模式。當然這個過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沒有辦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個懶惰，不願意動腦筋創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許多人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個最大的誤解，以為美國是真正的民主社會，而不知道美國的實際政策並不是由民選出來的領袖人物決策。美國的精髓是自由資本主義，而大家都知道資本是不能靠民主來決策，而必須由專業的精英階層操作。象每個不同的社會一樣，其社會制度必須保障認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說美國的資本（金融）家，中國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會裏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須以社會制度保障他們的利益。

英國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當，在繼續保持英國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國人擔任）和銀行界（渣打和匯豐英資銀行為發鈔行）的支配地位後，開始向香港華人開放其他經濟領域。在英國人實行的立法會上，為了保障有錢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組別與民選的方式，使有錢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發言權。當商家人士為他們的代表選舉之後，又可以在小圈子裏在選一次，以保證在立法會裏的一定份額，可以在任何改變法律前，充分考慮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於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為的民粹主義。

美國的做法就是，把國家政治裏非常重大和關鍵的經濟政策權利，從民選的政府裏分離出來，而由私人機構去控制。這個系統就是有名的美國聯儲局系統，其權力移交和美國的選舉無關，其內部運作則是由美國的各大金融機構控制，而且其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決定，則不需對公眾負責。美國聯儲局名義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不光可以不聽命於選民選出來的政府，反而可以用專家管理的名義，實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聯儲局由十二個分行組成，而這十二個分行則由美國各大商業和投資銀行控股，由這些銀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長。這些主要銀行估計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資銀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業銀行花旗，美國等等。當然總統和國會有權任命聯儲局的主席，但是這些職位，以及美國政府裏財政部長，都是來源於華爾街的專家（如現任的財政部長保爾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後的美國經濟政策當然要以這些金融資本巨頭大銀行（以及團結在這個核心周圍的股票行，交易所，證卷商，行用社，房貸商，保險商等等）組成的華爾街利益集團來決定。



八十六



而在決定經濟活動和資本流向，利潤分配這些重大決定時，美國的普通公民是沒有話事權的，只有華爾街的股民們可以通過道瓊斯和標準普爾指數，對聯儲局表達少數的“有錢”階層的民意。如果你覺得這些大銀行的老板們坐下來，為聯儲局的下一個貨幣政策做決定的話，不考慮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話，那就是太天真了。那麽可不可以對這些會議的全部記錄進行媒體監督呢？不可以。聯儲局會在一個月後，公布開會的紀要，但是按照美國法律，聯儲局不會為這些會議保持完整的記錄，其受到國家機密保護的程度比中央情報局還要厲害。

基本上，聯儲局是一個即是政府部門，又是私人機構的怪胎，但就是美國一個真正話事的政府。美國大企業家亨利福特曾說過，如果美國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聯儲局是怎麽一回事的話，不到明天天亮，就會有一場革命。本來，聯儲局的任務是通過這幫自我約束的保守主義的金融大亨們，來抵制民選政府裏的民粹主義盛行的國會和行政部門，對美國的經濟進行自我調節的自由資本主義控制，但是當這幫大亨肆無忌憚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顧普通人民的權益，就會出現現在這樣的系統崩潰的危險。而美國當前由次貸危機帶來的整個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和聯儲局的胡作非為具有極大的關系。

某種程度上，雖然美國歷屆總統候選人在參選時，都會打罵中國來增加選票，因為美國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國，被西方媒體推到極致，使美國的普通人民被洗腦。但是這些贏得了民意的總統們在當選之後，卻個個實行和中國合作的政策，不惜與民意背道而馳，其中一大決定因素是因為華爾街的大亨們和中國關系不錯，期望能夠通過代理中國人口袋裏的龐大積蓄，來賺取巨大的利潤。當然這種想法無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國人可以通過和他們的合作，得到雙贏的話，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中國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雖然我們不應該排除美國的大銀行以控股的方式參與到中國的各大銀行的運作之中，同時公平的讓中國的各大銀行已可以以對等的方式，參與到美國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國國會使絆子，挖陷阱，迫使中國金融機構的參與必須放棄投票權之類的流氓行徑。

另一個就是中國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聽信華爾街的大亨們出任的專業顧問的意見，和中國來自香港金融界的買辦混混們的建議，所謂讓中央銀行獨立化，是中國的中央銀行國際化，變成這些華爾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資本主義的其中一環。中國的中央銀行還是必須聽命與中國政府的國務院，是其成為服務於中國整體經濟的一個宏觀調控機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機構而綁架。

美國另外一個限制民主政治的機制是，選舉中對初選制度形成的高門檻政策。如果你想參選，就必須參加進民主和共和兩黨，受到其利益集團操控的現有格局的嚴格控制。初選的起始金額是1千5百萬，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來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團，一個熱身賽就會令你彈盡糧絕，無以為繼。

八十七



所以最後剩下來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對現有的利益集團的財政支持和競選承諾，作出一定的妥協，而保證這些集團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夠將公眾利益對私人受益者進行合法的輸送（不然，幹嘛當初出錢給你）。而看一下美國政府的行政機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經濟部門，如財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個大頭，就是對外關系中的國防部，國務院和情報部門，而這些部門的技術精英則由石油大亨，軍火大亨和國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過由退役的將軍們和政府官員，在這些企業出任高位，又由這些企業資助的各種思想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蘭德基金會，外交關系研究會等等智囊組織，提出方案，然後大家就瓜分美國政府最大財政份額的國防預算。



當然美國在世界次序上，還是要采取內王外霸的方法區別對待。對自己一類，如號稱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國際社區（International Community）”當然還是要用談判協商的方法，以王道來分贓，但是對非我族類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陰謀，隨便犧牲美國南部和中西部民風淳樸的普通士兵，在為上帝和為美國夢想而戰的名義下，令這些可憐的青年人們那血來換取這些私人企業的高額利潤。



而美國內部的無聊糾紛，就通過繁雜和低效的法院體系，讓普通人們為一些微不足道的蠅頭小利，或毫無現實意義的意氣之爭（比如可不可以墮胎，同性戀可不可以結婚之類），在這些法院的各種一審，二審，上訴，反上訴之間的冗長的程序中，浪費時間，耗來耗去。國會則是作為美國民主的門面，讓各種聲音在那裏炒得不亦樂乎，除了為地方分豬肉而不顧及美國整體利益，忙於通過肉桶議案外，美國國會最拿手的把戲，就是在美國對世界各國國家和他們半打子都扯不上關系的事情，發表議案，進行抗議。比如說，中國的西藏算不算獨立國家，土耳其當年對亞美尼亞人動武算不算種族屠殺，法國炸薯條該不該改名成自由薯條，等等，忙得不亦樂乎，而自己國家的問題，只要民主黨和共和黨發覺，不可能在爆料過程中，可以打擊對方，而讓自己上位的話，兩黨操縱的媒體就會只字不提，當沒事發生過。



當大寡頭拿走了國家的大頭利益之後，他們也不得不扔下些骨頭給其他沒有這些特權的人群享受。因此國會和法院就是一個好的場所。各種非重要的團體，就開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出動自己的遊說公司，開始收買各地的國會議員。當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軍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為他們擁有政府，已經拿了大頭，就不會再參與這些雞毛蒜皮的蠅頭小利之爭。就會留下空間，比如說工會來遊說他們的貿易保護法案，印第安人來遊說他們的賭場，黑人來遊說他們的公平發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門裏，就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分贓。比如說郵局，稅務局，車輛管理局，社會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統，就交給比如說黑人中產階級等等，來壟斷其利益。至於造成的公共教育質量低下就無關緊要，反正有錢人的子弟會在學費昂貴但教育質量高的私人學校畢業，而保證他們的競爭能力和特權。這些窮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還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實的畢業證書，去那些他們爸媽退休空出來的政府低層職位就職。而美國的法院則是用著一個慢慢運作的絞肉機，讓人們在公平和正義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國人民可以每天從電視上和報紙上讀到他們的幸福美滿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兩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國會和總統選舉好萊塢大戲上演時，以為他們是國家的主人，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那麽這個民主選舉遊戲當然可以繼續玩下去。



中國是不是該有這樣一個制度？很多理論家會告訴你，其實任何制度都有其好處和長處，甚至會說民主制度雖然問題很多，但卻是問題最少的一個制度。他們的說法也許沒有錯。中國擁有這樣一個制度也許不是什麽壞事，但是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用巨大的社會代價去換取這個制度？我們的改革家們和理論家們，在吹噓這個制度盡善盡美的時候，是因為自己無知，食洋不化，傳遞錯誤的信息，還是有意誤導我們的人民呢？



美國的PEW公司剛剛推出他們的全球民意調查，發現中國的民意中82%的人民覺得中國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86%的人民覺得中國的經濟狀況很好。這些都是全球23個調查國家裏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個百分點。



同樣的調查在美國只有23%的美國人民認為國家走的路子是正確的。為啥自己和別人都覺得人民可以參與政治民主，改變社會的美國人民對未來的看法，要比沒有這樣大參與力的中國人民要灰心？這難道不值得研究東西方政治制度比較的專家們思考嗎？



並不是中國人民對當前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意見和沒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夥兒對通貨膨脹，環境惡化（寧肯經濟速度放緩，就業機會減少，也希望改善環保），貧富加劇，地方政府腐敗等等，都是意見很大，但大家對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滿信心。只要中國政府和民眾保持清醒的頭腦，增加基層民眾對施政的參與度，做到施政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層政府人員的素質，增強對官員行為的黨內和黨外的監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員對媒體的幹擾，在全國性民意論壇上，尤其是互聯網的控制放開，形成一個普遍的各級政府對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國就可以對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無聊說教，無賴誣陷，無知指責，和無恥抹黑，無動於衷和不屑一顧，根本不需要浪費時間去廢口舌和人辯論。



中國人更不需要低聲下氣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釋，中國因為國情，因為落後，還需要等待更長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們可以告訴他們，到底中國現在的情況有多少中國人滿意，西方的現在的情況有多少西方人滿意。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中國不需要選舉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亞工學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開賭場的少數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統，不需要關塔納摩的人權，也不需要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裏意淫，認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過那些都是和中國人沒有什麽關系，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僅此而已。如果他們仍然喋喋不休的話，告訴他們十年後大家在看看吧。

八十九



中國人應該感覺到很幸運，因為他們在這過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個喘息的空間，能夠無大礙的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國投入的軍費仍然超過世界總軍費的70%的局面下，在中國常規軍力仍然落後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況下，在以美國領軍的北約指東打西，走南闖北的惡劣國際環境下，中國居然沒有被人教訓，自然和後院裏那幾根粗壯有力的狼牙大棒—戰略核武器有關，但是也和中國讓人饞得流口水的潛在的巨大市場，和中國政府倡導的開放改革和經濟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們心有盼望戚戚相關。當然，世界上總是有些腦袋比石頭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幾分血性，敢於向西方叫板的小國梟雄們，不斷地將西方敏銳的鷹眼，從中國這個大塊頭身上吸引出去。這個反西方的陣營是中國在西方獨斷的叢林裏謀生存，求發展的天然盟友，雖然在西方長期的軍事打擊，經濟封鎖，政變陰謀，和輿論中傷下，這些小國居然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燎原之態，為中國在爭取善意的國際空間下和平發展，提供寶貴的同盟軍作用。

中國人應該慶幸到目前為止，除了在貝爾格萊德挨了幾顆炸彈之外，中國基本上躲過了西方的軍事打擊，可以在這段時間裏，大力改善國防的落後水平，使任何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成本越來越高，不符合戰爭的利潤原則。雖然這段時間裏，中國已經變成了北約的第一號敵人和打擊目標，但是由於北約仍然忙著“攘外必先安內”，不得不投入精力解決南斯拉夫這個異類，忙著蠶食俄羅斯，並打通被俄羅斯控制的中亞能源走廊的出口，並由於西方的東進戰略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一線受阻而無法兼顧。而西方的前線基地土耳其，則極有可能被開發成一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絞殺的新戰場。

在中國的俗話裏，有一句話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這句話其實是錯的，因為中國人不明白，來自西方之人本質上並不是中國人的朋友，只是當你的獵槍口徑夠大，而且火力夠猛時，他們就會不得不成為你的朋友。所以中國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應該是“獵槍大了有朋友，獵槍沒有見豺狼。”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和恐懼不是那麼容易消除的。來源於東方的匈奴是導致西方的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主要起因，被稱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膽寒。同樣來自於東方的突厥，消滅了西方文明的最後領地東羅馬帝國，占據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進入了沒有文明的落後蠻荒時代。又是來自東方的韃靼和蒙古，對西方民族進行又一輪的殺戮。可以說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以及把中國人妖魔化，都是有其歷史和文化上的淵源，不是中國人大聲說自己熱愛和平，把兇惡的龍的形象藏起來，而是把憨厚可愛，沒有威脅的大熊貓擡出來，就可以讓西方人睡個安穩覺。

其實西方人並不那麼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貓，表面上是一個安穩溫順，不和人撩事鬥非的中餐館端盤子的侍應，其實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龍一樣，雖然在端盤子，卻是個真正的龍戰士，血管裏其實流動的還是兇猛的到處噴火的龍的血液。這只功夫熊貓，由於他的可愛笑容，就比兇猛的龍更要可怕。



九十



估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在西方公眾的形象仍然會被繼續抹黑。不過中國人也許需要平心靜氣的面對這個情況。因為西方的媒體其實對廣大的公眾而言，並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樣更關心的是物價是不是上漲了，工資是不是調高了，工作機會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費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學校教學質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區裏的治安是不是惡化了，諸如此類不被媒體精英們看得上眼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體精英們和專家學者們，關心的是如何造成一個全民皆兵和同仇敵愾的假象，區區數人，比如說幾個專職抗議人士，就號稱一百萬大軍，搖旗吶喊，擺出一副聲勢浩大的場面。

中國政府的錯誤在於對國際局勢判斷不清，自以為在這三十年的開放和發展後，可以在世界上開一個盛會，乘機露個臉，可以燒包一下。中國人民揚眉吐氣，歡慶自己的好日子，當然沒什麼錯。只不過以奧運會作為契機，打開大門歡迎各方客人，也應該了解一下哪些人是來助興同樂的，哪些人又是來砸場子了。其實中國人應該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來之不易，除了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還包括了許多老朋友，窮親戚的護持，在西方惹來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紅眼，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貪婪的熱眼，都是極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和外界交往，繼續平和的面對外界的指責，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對西方國家的真正話事的大亨們，仍然有利可圖，任何在國際輿論上對中國的口誅筆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對中國的實際利益沒有損害。這樣的日子多一天，中國的實力就會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過早的同西方在軍事上的攤牌。

只有在中國自己的經濟實力發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時候，當西方資本對中國市場的夢想落空，西方本性裏希望用暴力解決問題的習慣才可能重新擡頭。正如當年大英帝國在鴉片戰爭前，對曼徹斯特商會的保證是，一個中國的省份的市場，就可以令這些商家做不完訂單。只有在中國政府實行像清政府那樣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的情況下，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才會成為西方資本的首選。只要中國政府保持有限度的開放，能夠在保障本國商業利益的情況下，不斷的扔些甜頭出來，中國應該還是可以爭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環境，可以任由美國和北約在中國周邊國家，開設軍事基地，建立無效而耗費巨大的防守鏈，就像中國古代的長城，在真正對抗的時候，卻不起實際的功能。

中國的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還是要以尋求和諧，避免對抗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強烈沖突的能源爭奪上，中國應該一方面利用國際反西方勢力，借力打力，不參與西方壟斷的國際商品定價體系，而是以中國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實力不逮的地區，搶占資源，支持非西方的勢力擡頭，為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保障。中國在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業與當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個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利用當地人民的勢力來應付西方的奪利行為。

第十篇



青絲一束莫笑短， 直下長洲縛蛟龍。

----自題



九十一



在具體的操作上，中國在這些地方應該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鋒，而由當地的國家扮演對抗的角色。而中國則需要在西方對這些國家采取各種敵對行動的時候，有意摻沙子，使西方的行為不能如願。例如津巴布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裏中國依賴於南非和南部非洲發展組織的運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勢力對非洲的強力介入。中國更應該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韋政府當權派和反對派的和解，讓南非總統姆貝基好好露一臉，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處理非洲事務。

在經濟上，中國應該利用自己在農業科研上的優勢，幫助津巴布韋的黑人發展農業經濟，使這些非洲國家可以擺脫被歐洲白人控制經濟命脈的局面，通過和中國的出口貿易，使西方針對非洲國家的經濟制裁不再有實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歐盟各國企圖通過這些白人勢力控制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算盤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爭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強共同開發，使中國和西方雙方對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過度的惡性競爭。

中國最好的位置應該是在西方陣營和反西方國家之間搖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既讓西方國家忙於應付這些所謂“搗蛋”國家的挑戰，而無暇思考對付中國的陰招，又可以令中國在他們的沖突中，通過兩邊施壓或施援，來化解沖突的白熱化。

在伊朗危機上，中國的處理是一旦美國擺出強硬姿態使對抗惡化，中國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來減低美國的壓力。而一旦伊朗的強硬派向美國挑釁，中國就警告伊朗使其行為避免過激。總之，中國的對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勢力結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勢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種沖突中最佳化，通過靈活的變化，不斷化解各種沖突，使之不至於失控，造成整個國際體系的崩潰。

當然，從2008年的形式來看，中國已經無法躲過西方的關註。逼迫中國表態，支持西方統治的現有國際體系，並利用中國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為西方利益服務，當是西方的首要選擇。在這種形式下，以資源爭奪為契機的運作，在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與其說是真正的為資源，不如說以此為契機，來惡化中國與東亞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的關系，阻礙中國和這些國家經濟和市場的一體化，以打擊中國在這些地區日增的影響力。

而在中國內部，所有的對策都是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威為目的，以三個T和兩個X作為操作平臺，企圖增強中國因為改革開放向地方放權，引致的中央權威下降的趨勢，通過對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決的鼓吹，在中國內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離和離心勢力，對所有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引起政策爭吵，以挑動高姿態的愛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支持的顛覆勢力的對抗，來壓縮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斡旋空間。

在輿論上，則是施加壓力，逼使中國政府開展政治改革，試圖再次上演前蘇聯解體的一幕，令中國政府在各種內部公開化的爭論中，分崩離析，令由於經濟發展不均衡帶來的地區差異，在沿海和內地，東部和西部，城市和農村，不同的族群之間，形成公開的爭利鬥爭，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認可的中央權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國分裂成一大堆國家。



九十二


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就是普通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不可動搖的信心。這種信心是許多西方學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從他們的政治經驗裏，他們不會對其國家領導人有這種信任（當然除了美國之外，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只不過相當於中國一個省長而已），但卻對他們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懷疑的信任，而絕對服從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實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民眾的心目中，也起了這個作用，當人們對這個信仰發生懷疑的話，中國傳統中的改天換地就開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就會發生，正如發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樣。在中國進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權威的改革方案，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自殺行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權威，並結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國試圖用加強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來構建新的中央權威卻失敗了，造成了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事實上獨立的狀態。當日本在這個時候入侵中國時，正如汪精衛所描述，中國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卻沒有國防。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沒有統一政治力量的國家，當然無法應對外強的挑戰。反之，當中國在1949年後，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權威，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以當時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頂住美國及其同盟在朝鮮的軍事幹預。

有人問以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可否成功崛起和應付西方的挑戰。筆者曾用了一個比喻，即中國人今天那種發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種沒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態度，與美國在1950年代的“無事不可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規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國當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還有數百萬黑人被美國地方政府公開做奴隸一事，就知道中國的今天比美國當年不知要進步多少。如果美國當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麽就沒有理由懷疑，中國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樣的事。

在中國政治改革的領域裏，一定要區分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並把重點和先發點，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機構改革。人們通常把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混淆，而混為一談。機構改革，也稱行政制度改革，其著重點在於對行政部門的運作，對其效率和權責等方面，進行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調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個政府的運作是否有效，和其產生的方法有一定的關聯，但並不是絕對的因果關系。這也是為什麽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潔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選舉的標準來看，則根本不能和其他如臺灣，韓國，菲律賓等地比較。

這裏就取決於人民到底抱怨的問題是在體制上面，還是在機構上面，中國政府才可以對癥下藥，采取切實有效的手段，來提升現在普遍過於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對政府官員監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機構，其運作方面，頗似中國明朝時的東廠，在人員構成，組織關系，和財政來源，都獨立於其監督的政府機構之後，對監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極大的阻嚇作用。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點在於秘密行動，因此在信息公開和輿論導向上具有滯後性。另一個特點是“秋後算賬”，只能對政府的腐敗行為和商業犯罪起追討效應。為了彌補這些不足，對政府部門的施政過程就必須有超前，放患於未然的機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門主管向民選（包括功能組別推舉）的立法會進行政策說明和解釋，並接受議員的公開咨詢。公開咨詢的內容，不光有專門部門的即時計劃，還包括未來的計劃，和過去工作的總結，使官員問責制可以落到實處。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國現存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的機制裏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變。把這些問政，聽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開和透明度，使官員腐敗和官商勾結的空間被壓縮，這樣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彌補不足。

在具體領域上，監督應該有效的利用新興媒體，如互聯網的快速和廣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貪官汙吏只手遮天，逼迫民眾只能靠把事鬧大，才可以得到高層的關註。地方政府的機能改革，即政府精簡繁瑣的規章，將經濟活動的管理權交給社會，可以使政府利用決策權為私人從中牟取暴利的機會減少，而這又有待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

貪汙腐化，官商勾結和商業犯罪，應該是監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腐敗。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這些腐敗控制在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而不會造成太大的社會代價。要知道，在人類的任何社會中，財富和資本的積累，都是無恥和血腥的。無商不奸，無富不惡，無官不貪，基本就是人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在中國這三十年的發展中，不排除許多有錢人是靠黑起家，當然更多的是利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的灰色地帶而暴發。對大量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社會巨大損失的蛀蟲，當然要深糾到底，但是要避免社會中的普遍仇富心態，和把運動擴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義興起，對這些年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帶暴發的富人，立即就會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國家，直接把中國人的財富“捐給”外國人。即使象賴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種理由來挽留他，以中國侵犯人權為借口，拒絕對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賴某人以高昂的律師費，將他帶到加拿大的贓款（中國人的錢），全部變成加拿大人的錢（法律費用），這個拔河才會告一個段落。這樣看來，最後的結果就是把中國人的財富，用小鬼搬運法的伎倆，移花接木。

中國人不能落入這種發生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陷阱。中國人必須做的是，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動亂。然後以私人物權法的立法，認可和保障這些來自於灰色地帶的財產，並鼓勵這些財富在中國本地進行投資活動，創造就業機會。另外通過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災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過慈善事業，福利捐款等等，來補償其對這個社會應盡的責任。中國政府還可以通過稅收杠桿，鼓勵這些私人資金辦學，開圖書館，建養老院等等，正如歷史上很多禍害人類的家族，如諾貝爾，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對社會作出應有的補償。



九十四



中國從古到今的傳統，就是政治統一，經濟獨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這個體系，是中國人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自從1840年以降，中國經歷了恥辱的100年，飽受列強侵略，傳統淪喪，國破家亡，不得不學越國的勾踐臥薪嘗膽，奮發圖強。這個向西方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忍辱負重，和低聲下氣的態度和過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學習，都有個目的，就像你上大學，不過是學一門本事，拿一個畢業證書作文憑。以今天的情形來看，在學了西方150年後，中國人已經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家園，已經不再那麽輕易的可以被西方軍事訛詐。而中國的經濟，已經開始恢復在鴉片戰爭之前世界超強的地位。那麽我們幹嘛還要向西方繼續學習？難道就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沒有其他的意圖？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們都要老老實實的拿回家裏來當寶貝供著？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聲，這個是普世價值，我們就連腦袋都不撓一下，就照單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們就要問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個破章程，有幾個西方國家簽署了，我們就一定要跟著簽？

中國人已經到了一個必須用自己腦子想事情的時候了。不要動不動就號稱，要向世界看齊，要和國際接軌。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裏鋪一條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會當你是國際標準，要和你接軌。中國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賞和目光短淺，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慚形穢和誠惶誠恐。中國人應該對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充滿自豪和驕傲，為這三十年的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而歡欣喜悅，當然同時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和平和的心態，以一個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銳目光，認真的對我們今天的社會進行仔細的分析，隨時對其進行手術和修補。

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國這個年紀人才的斷層，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輕人被趕上山，踢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而被剝奪了真正的教育機會有關。因此對他們，我們應該有同情心，並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們為主，在中國當前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領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們金融界“高手們“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資上，可以被稱為土包子交學費。比如我們上海政府的官員們，在美國文化勢力衰退，需要依賴引進中國文化因素（如功夫熊貓）來混飯吃的今天，仍然熱衷於花大錢，去修建迪斯尼樂園。他們的希望是，用中國人的資金，中國人的土地，和中國人的顧客，來向美國人交專利費。可以想象的是，當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熱愛外國人的媚態，你這個美國大樂園可以去騙誰的錢。

在這一代目光短淺的庸才操控下，中國還是越少變更越好，讓中國人民可以安安穩穩的忽悠過這幾年。如果中國能夠在當前世界經濟陷入低潮，美國和歐洲同時出現衰退的情況下，能夠集中精力在經濟發展上，壓住通脹，保住增長，發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業，完成沿海經濟的轉型，忘掉奧運會這些虛名，切實地保持繁榮，就可以滿意的給自己蓋棺定論，把大規模的變革留給下一代去做。

九十五



與許多我的同代人不同，筆者對中國的1970和1980出生後代，非常看好。這一代人和中國當年周恩來和鄧小平代表的那一代人很相似，他們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包括許多在西方留學）和對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就像能說流利英文和法文的周恩來們一樣，這一代的年輕人知識淵博，見多識廣，但就不像1950和1960年出生之人，言必稱歐美，物必嘆洋貨，蓋個破房子也要歐陸風情，搞得你不知道還以為生活在法蘭西城堡裏。

對這些同胞對西方文明那種一看見，一聽說，就開始兩眼發亮，面帶紅光，呼吸急促，嘴角流涎的姿態，筆者只有搖頭苦笑。通常一個黑人想叫自己的兒子學音樂，馬上就會拿一把薩克斯風，開始吹黑人的藍調。一個拉美人馬上就會拿一把西班牙吉他，開始彈古典弗拉明戈。而我們的中國同胞，就會拿起個小提琴，開始拉莫紮特。記得一個黑人曾為此感到困惑，問筆者是不是中國沒有自己的民族音樂和樂器，因為他記得走過唐人街的時候，還看到有人拉兩根弦的中國小提琴。筆者答道，不是，中國的樂器比西方的還要多，中國的音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只不過這些人在西方的學校裏學多了，覺得中國的東西是垃圾而已。

可以想象如果中國的社會由這幫人設計，不知道中國會不會變成19世界的歐州？反正現在整容手術和磨皮技術都很高超，完全從房屋，街道，衣物，用品，語言（反正我們都會英文，那怕多麽洋涇浜），文字（記不記得漢語拼音化）和相貌（整容沒問題，但是身材需要多點功夫，不過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光顧美國快餐店，惡補荷爾蒙雞）等等，都完全可以創造出沃茨沃斯筆下的英國完美鄉村社會。

所幸的是，中國的社會已經呈現多元化，在民間無需論資排輩，由於這個年齡層英才奇少，對中國的影響（或說是危害）沒有那麽大。

而且這個年齡層中大多滯留在海外，多數經過多年的奮鬥，不論是學高八鬥的博士，還是一個英文都不識的草民，都混到有車有房，有地有產。這些人吃苦耐勞的韌性，倒是可以和今年初雪災時的民工相較，毫不遜色，大有我中華民族勤勞奮發的底蘊。而他們對工作也有一種平和的態度，不論是各行各業，高低貴賤，都可以坦然的面對而不會怨天尤人，而且還可以在這些不盡人意的職業中，靠踏踏實實，埋頭苦幹，也算事業小成。再加上他們差不多上有老人，拖家帶口，基本上能夠盡孝道。由於對自己的能力通常有某種過低的評價，加上對出頭的謹慎，因此有多大的頭就帶多大（更多是較小）的帽，不需矮子強出頭，害人又害己。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人最美好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不偷懶和不摻假。他們的處世哲學，則帶有強烈的大動亂時代的烙印，不輕易出頭，因為怕槍打出頭鳥，而且還有中國傳統的內涵中，那種隱忍不發的沈靜。

這些可愛的品格，用在對的地方，就給他們如虎添翼，而用在錯的地方，就使他們自廢武功。可以說他們在美國這種國家的成就相對於歐洲和日本，要大的多，但仍然是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潛力。



九十六



當然在美國樂觀和誇張的文化的氛圍下，他們這種深藏不露的品格，往往就成為一個包袱。當他們和美國人競爭時，人家是三分墨水上大紅，一點顏料就要開全球連鎖的印染超級市場，而謙遜自卑的中國人，就生怕自己顯露得太多，就做不到價廉物美，不被人接受。

這種姿態非常明顯的表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上。色香味俱全，豐富文化內涵的中餐，就便宜得可以和麥當勞的漢堡包爭寵。而各方面都要比中餐低幾個檔次的日本壽司，就居然敢以高過兩倍價格叫板，而且還是門庭若市，甚至出人意料的包括這些只肯吃便宜餐的中國人。檔次稍低於中餐的法國餐和意大利餐，則就敢叫天價，讓你覺得花不了大錢，反而想死。試想一下一個連你自己都當垃圾對待而不珍惜的文化，又如果叫外人敬仰？當然筆者也見過這代人的豪傑，靠天不怕，地不怕的蠻勁，居然就是硬打出了一片天。尤其是以美國高科技界裏那些中國人的創業者，沒有他們，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是無地自容，連個遮羞布都不配有。可惜的是，這些棟梁之材不一定對在中國從政有興趣，不然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助力。

而海外那些對從政有興趣的少數的政治精英，如果有機會執政，就會是中國之禍。那些人既不了解西方，又不了解中國，還以為自己在將來的中國政壇上仍然有希望，對他們同輩在中國政壇開始接班，頗為不服，大有舍我其誰的自負心態。平心而論，這裏面不乏一些人有點才氣，但就是自視過高，眼高手低，和誌大才疏。雖說現在上臺的那些同輩不一定比他們有才華，但就一定比這些人要務實。如果這些人沒有流落海外，估計又是批攪排泄物棍，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不要以為筆者對他們有偏見，其實這些人除了到處尋找經濟老板，基本上無一技之長可以在西方謀生。他們寫篇文章倒是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普世價值等等，通篇都是高屋建瓴的大鎯頭，對你那個可憐的肉腦袋一頓亂砸。但是字裏行間，挑燈細看，卻是文化革命的大字報的水準，盡潑婦罵街的能事。最可笑的是，號稱對中國文化精通，卻連一篇打油詩都湊不出來，號稱對西方社會了解，連美國歷史都沒有讀過。

而中國的新一代看到的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歷的是劃時代的變化。在他們看慣了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的街景，很難可以想象他們會在紐約，巴黎，倫敦和柏林，會驚奇得跌掉下巴。在看到中國不足的地方，他們也會有改變的自信，而不至於當場找個洞鉆進去。對他們對中國傳統的堅持，更是讓筆者肅然起敬，看到他們在西藏事件後，在互聯網上對西方媒體的反擊，更是令人由衷欽服。本來唯一的擔憂是，他們由於多是獨生子女，也許太個人中心主義，對他人的處境缺乏惻隱之心，但是這種擔心在他們汶川大地震的表現中，一掃而空，令人為中國的未來信心倍增。

如果一定要在他們身上挑刺的話，那就是勇猛有余，冷靜不足。當然以他們的黃口白牙，青春年少，要做到心不浮，氣不燥，老成持重是不現實的。他們對社會的了解還是太膚淺，對中國傳統的認識，雖然有心願但是缺功力。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也不夠平和，多情感上的抵觸，和情緒上的反感，但卻缺乏細微的觀察，和理性的直面。

九十七



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可愛之處就是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發自心底，沒有那些前輩“百年恥辱”的自卑情節。雖然他們的知識和見識極端欠缺，但是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見解，卻比自1840年後每一代前輩，都要正確和高明。不論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還是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鄧小平，這一代人可能是唯一真正可以令中華文化復興於世界文明之林的民族之英。

當然要做到這樣天地間罕見的大成就，首先要做到心要熱，頭要冷。在應對西方惡勢力的挑釁之下，要有理，有利，有節，和有益，可以隨心所欲的調控，收放自如的操作。在思想上要堅定但不過激，在行為上要謀定方可後動，在配合上要上通同時下達，在情緒上要憤怒卻無失控。對西方牛鬼蛇神要爭鋒相對，但不要格殺勿論。在向前輩學習上，除了筆者提到的1950和1960年代一代的優點之外，還要學習他們對其他文化的熱情和虛心，但就不要學他們對其他文化的盲目崇拜。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代人在1989年前看到的世界和人生的體會，和這一代人在1990年後經驗和感官後的中國，當然是大相徑庭，自然會對西方文化有天堂地獄般，天上人間兩重天的滋味。這兩種體驗和態度都是錯的，因為真正的現實是在我們地球的人間，而這兩代人都應該將其態度向相反方向上的轉變，才會印合我們祖宗的家傳之寶中庸之道，才會令我們真正做到陰陽協調，使我們的新文化營養平衡。

古語說，寧靜而致遠，集百川歸大海，本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本色。回望神州五千年，我們這個以千百萬不同基因組成，數萬不同部落來源形成的民族，應該體驗到我們血液裏那遺傳的凝聚動力。我們的血來自於祁連（古拉丁語Caelum，天）的吐火羅，天山的突厥，庭州的沙陀，陰山的敕勒，河套的匈奴，大湖的回紇，羅布泊的樓蘭，伊犁的賽德，敦煌的月氏，昭武的羯胡，吐谷渾的氐羌，海東的黨項，須彌的土蕃，大理的擺夷，三峽的巴濮，漢中的蜀彜，湖廣的三苗，嶺南的百畬，江淮的百越，濱海的東夷，燕趙的東胡，嫩江的室韋，漠北的達怛，塞北的鮮卑，遼東的烏恒，安嶺的柔然，雲中的拓跋，木倫的契丹，長白的靺鞨，紇升骨的高句驪，還有那無數未能記載的祖先，都是黃帝，炎帝和蚩尤等等先祖的兒女。今天我們以世界第一大族的浩浩風姿，集56漢滿蒙回維藏壯苗等等，比歐洲的文化和傳統更多樣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能領世界文明風氣之先，恐怕是死後入天堂，九天，西天，還是黃泉，都無臉見我們的列祖列宗。

我們的上一輩用他們的血與火的自我祭祀，化雲為劍，抹雨成犁，嘔心瀝血，如履薄冰，為我們民族打造了前無古人，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創世紀的經濟奇觀，那麽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拍著胸脯，接過這柄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火炬，大聲說，讓我們在這下個三十年創造出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奇跡，讓我們民族的每一員都可以衣食溫飽，安居樂業，老有所依，少有所養，平等互助，讓我們的所有先賢，都可以因為我們而自豪。這才是我們民族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處世態度。



九十八



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不能只是在於經濟上，基本建設上，城市發展上，甚至是軍事實力上，成為世界超強。而且必須在文化上，創新出一種新的中華文化，象我們的令全世界敬仰的先輩一樣，為世界文明添加異彩。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不缺乏成為世界的文化領頭羊，因此可以明白一種開放和謙虛的心態，是我們民族文化復興的根本。正如古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漢武帝的“汗血寶馬”，唐太宗的“夷漢一家”，中國文化的輝煌都離不開對其他文化的虛心學習，互通有無。今天的年輕人，需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對西方的行為抗議之後，都要問自己一聲，西方文化中有那些東西，是好的和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的問題越來越難回答，那一天中國文化的崛起，就完成了。

中國在今後，不光要爭取在國際經濟上，國際政治上，和國際外交上的話事權利，還要爭取在國際文化上的權利，不能時時成為西方對中國政治打壓的目標。而如何在文化上，搶奪今天在經濟上的話事權利，是中國這一代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可以做到的是，拒絕承認西方國家強迫中國接受的普世價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我標榜的普世價值，因為任何人提出的價值，必須被全世界的人接受和認可，才可以被宣稱為普世價值。如果在人類大家庭中，只有部分人認可的價值，就不能稱為普世。以中國的13億人而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任何世界上的價值，沒有中國人民的認可，就沒有資格自我標榜。

中國政府在西方操縱的章程上簽字，對西方的文化價值壟斷，無條件的投降，是個愚蠢的行為。而陷入西方國家的議題圈套，同西方國家進行政府之間的人權對話，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綁起來，讓西方人打耳光。因為無論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政府和對自己的社會，如何滿意，都不會令西方國家滿意。中國人的生活狀況，人民是否安居樂業，更本不是西方人關註的目標。無論你對他們做出什麽樣的讓步，他們都會找到更多的議題來指責中國，再加上有些被思想控制或者經濟控制的中國異類人士，隨時按照西方的指揮棒跳舞，沒有議題，就會制造議題，沒有新聞，就會編造新聞，總之只有一天中國變成像日本和韓國那樣，當西方心甘情願的奴隸，他們才會得到滿足。正如一個簡單的奧運會，如果不能像1964年的東京和1988年的漢城那樣，向西方卑躬屈膝，就會被中傷為1936年柏林，似乎中國人剛剛殺掉6百萬猶太人。

中國應對的方法，下下之策就是同這些西方國家進行雙方都沒有誠意的對話和談判，希望用太極推手，虛與委蛇。中下之策就是低聲下氣地解釋中國的難處，發展中國家，經濟文化落後，人民教育水平低，需要更多的時間，比如西方用了三百年，諸如此類。中上之策，就是對人權概念，進行補充，加入生存權之類。但這些策略全部是用被動的應付的方法，還是在西方國家圈定的廢話裏繞來繞去。

九十九



如果要了解中國人應該采取的上上之策，就必須明白我們處在的大時代，是一個西方強權日薄西山，西方文明對世界其他文明滅絕和摧殘數百年之後，自己已經走進了窮途末路的困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西方已經在經濟上受到亞洲的中國（以及中國文明區）和印度文明的挑戰。在政治上被視為美國和歐洲後院的南美和非洲，要求擺脫西方控制的呼聲越來越強。在國際能源命脈的中東，雖然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多次用兵，仍然不能壓制伊斯蘭世界的復興。

在這個西方維持自己統治地位能力越來越弱的情況下，將西方的一己私利，包裝成普世價值，要求任何非西方的國家，為西方利益服務，簡直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站起來之後，再跪下去。可笑的是有些腦殘的中國學人，還在要求中國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利用奧運會全盤西化，象日本一樣用我們的血汗換來的經濟財富，為西方利益做欲求欲取的提款機。而且還威脅說，如果中國不向西方國家提交降表，西方就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人就不會得到世界（好像世界只是他們幾個人而已）的尊重，中國人就沒有了面子，馬上就會不想再活在這個世上了。更可笑的是，西方媒體常常宣稱，西方國家當初應該不允許在北京開奧運會，好像國際奧委會也是其政府的一個部門。

西方之所以很在乎中國人可不可以就範，主要在於沒有中國的投降，他們不可能實施普世價值下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新帝國主義。總所周知，非法的伊拉克戰爭就是在這個新標簽下的行為，但實際目標是伊拉克的石油。如果這個道德帝國主義的新幹涉原則，能夠得到聯合國的認可，西方國家的目標就是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緬甸，蘇丹，索馬裏和利比亞，正如當年大英帝國的鴉片戰爭，是為了保護在中國從事毒品走私活動的英國商家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當年的普世價值。但是中國人的私有財產，搶得走的都在大英博物館，搶不走的就給你一個火燒圓明園。即使在2008年，西方國家更在乎的是在拉薩街頭殺人放火的那些暴徒的人權，而不是那些被燒殺的無辜民眾的生命權和財產權。

中國要做的是不需要和西方進行官方的正式交流渠道，運用民間的力量，以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國應該和印度，埃及等等國家發起國際文化關註會，將西方列強當年非法搶奪的各國的文物財富，奇珍異寶列出來，要求西方國家無償退回。另外和伊斯蘭國家成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受害者和難民關註委員會，要求西方國家補償。總之，在這些方面，中國不能總是處於被動狀態，必須開始利用自己的力量，團結其他成日被西方欺壓的國家，共同進退。

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全球經濟的驅動力正從西方衰退，而轉移到新興的經濟體。在未來的數年中，美國和西歐有非常大的可能會同時陷入經濟衰退，中國和印度會很容易的成為西方政界和媒體的替罪羔羊。而西方民粹政客將以制造業工作的流失，歸罪於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而導致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一零零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會一方面施加壓力讓中國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就會用市場和非市場的方法，關閉部分內部市場。比如在美國可以通過媒體誇大中國制造產品的問題來增加成本，或者是通過國會的國家安全聽證會，來限制中國的投資機會，迫使中國只能投資有利於美國，但對自己無益的地方。歐洲則會用各種復雜的歐盟標準，限制中國產品和品牌的進入，迫使中國廠家永遠只能做歐洲品牌的代工，讓歐洲商家拿高附加值利潤。

國際貿易組織WTO估計在今後數年，將會變成一個只能接受各方爭吵的論壇，而不會對世界貿易的促進起到真正的作用。在過去，WTO的局勢和劃分很清晰，就是發達富強國家和發展中貧窮國家利益爭執，界限分明和邏輯清晰。但是現在情況卻大不相同，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為代表的新經濟體，成了第三種狀況，就是經濟總量大，國富，但仍是發展中國家，民窮。發達國家當然不會那麽輕易讓步，因為他們認為沒有理由，要讓他們的弱勢經濟向你強勢經濟輸血，而要求這些發展中的大國讓步，也不容易，為什麽這些仍然貧窮的人民，要向富有的發達國家人民讓利。

其結果就是，國際貿易體系將會破裂，雖然保住個名不符實的虛名，就會象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樣，退出歷史舞臺。而世界經濟就會日益趨於地區化和雙邊化，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新地位，提供一個活動的空間。

中國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會開始占領世界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完成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變。如何在制造業上形成的生產優勢，延伸到文化上的優勢，就需要產生一大批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競爭的專業人才。對世界的時尚趨勢和流派不了解，就不能知彼，而對自己的文化不了解，就不能知己。光靠跟世界風，不能拿出自己的家底來，最後只能是二流貨色。我們的新一代人，必須學習中國的歷史，了解我們的文化產品，從夏商周的玉器和青銅器，一直到明清的家具，都不是任何世界一個文化可以相比的。而這只是漢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少數民族的文化發揚光大，比如說雲南，貴州和廣西豐富多彩，領世界風騷的服飾，都可以在世界上殺出一片天地。

在軍事上發展強大的國防更重要，但就不要玩航空母艦這樣的面子花活。西方的新十字軍東征已經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如果要啃下伊朗這個硬骨頭，可能就會力竭而亡。因此西方戰略家們下一步，一定是以世界和平的假口號，掛羊頭賣狗肉，企圖制止非西方國家在核武器上的渴求，和希望利用有限的核武器，可以抵消西方在常規武器上的強大優勢。而當美國的全球防禦系統因為太過昂貴，而無法發展的話，這可能是唯一的選擇。

西方在軍事上的乏力，在經濟上的蕭條，使其只能在文化上虛張聲勢。其實中國人對他們這種垂死掙紮，沒有必要反應過度，中國政府也不需要強烈抗議。中國人只需要對西方媒體的歪曲汙蔑，笑破肚皮就行了。西方人今天那種看到中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然後不屑的說，還是我老祖宗的民主好，簡直令筆者對阿Q老兄的重新轉世，大嘆驚奇。只要中國可以在文化上崛起，西方世界日薄西山的日子，就已經不遠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