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 大國遊戲

第五篇



堂堂背我隨余子，微許知音一葉桐。

---【清】王夫之



四十一



另外美國希望打擊的是伊朗的汽油進口和原油出口。也許你會驚奇，伊朗在美國數十年的經濟制裁下，其本國的石油提煉能力因為設備老化，缺乏配件，已經不能滿足國內的汽油需求，而要從國際市場每天買大約7百萬加侖，占伊朗消費量的40%。本來這些汽油通常從歐洲進口，但由於美國的制裁，伊朗不得不轉入亞洲市場，從新加坡入口，通過支付歐元現金而逃避美國的制裁。同時，伊朗支付了中國的中石化公司22億歐元將伊朗的兩大煉油廠生產量提高三倍，並試圖開發天然氣液化來徹底解決燃油的進口問題。

伊朗政府也試圖提高汽油價格，但是在憤怒的年輕車主階層抗議之後，不得不作罷。由於伊朗和美國的對抗會是一場持久戰，如何做到汽油的自給自足是保持國內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美國的當前策略，是如何使伊朗難以從亞洲進口汽油。

在美國猶太人的大力推動下，美國國會由紐約的民主黨議員愛克曼和印第安納的共和黨議員彭斯剛剛提出在2007年的制裁伊朗法案中，增加條款，禁止世界任何國家向伊朗出售汽油，並懲罰任何在伊朗能源工業投資的國家。

很明顯，在伊朗能源上投資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中國，尤其是中石化的最新的石油和天然氣合同，當時美國就暗示可能會以中石化在美國上市的理由，而對其制裁。而中國就暗示，以中國公司退出美國股市來作為報復而打擊美國已經搖搖欲墜的金融系統。

在伊朗的石油市場上，除了中國，就是日本。本來日本曾經非常配合美國的政策，從伊朗撤出了投資，但是發現美國保證的從伊拉克替代的石油未能兌現，使日本的能源來源陷入困境，因此對美國的制裁不再熱心，而且日本從伊朗買入的石油，全部用日元計價，而美國財政部幾乎沒有對日本施加壓力，可能也是日本沒有其他選擇。

印度同樣對美國的制裁三心二意。本來印度計劃從伊朗經過巴基斯坦的油氣管道，因為美國的反對而泡湯。加上中國在美國情報部門對伊朗的核子計劃作出不利於布什政府的評估後，立即簽訂的合同，都令印度人耿耿於懷，認為盲目跟著美國走，就是自取其辱。

當然美國的目的也許並不是徹底打垮伊朗的經濟，而是令伊朗人的日子艱苦，而不得不接受美國苛刻的談判條件。更重要的是，可以造成危機，而導致伊朗自己內部的政策爭吵，從而給予美國可乘之機。對待中國和伊朗的經貿關系，美國根本不敢用貿易戰的威脅來要挾中國，一個可能性的方案就是告訴中國，如果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中國的不配合），剩下的選擇就是不得不進行戰爭，而那可不是你中國想看到的局面吧！

另一個角度就是最近由美國大西洋月刊上卡泊林（這位作者正是2005年關於臺海中美大戰的放風者，通常代表美國國防部的一些勢力的觀點）提出的關於中國的新疆和西藏的一些見解。他提出新疆和西藏的情形和臺灣不同，牽涉中國人（漢人）的民族感情，所以美國在操作這些問題時，要比較小心，不能得罪了所有的中國人，而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最好是和中國人面對面溝通，比如布什總統不應該學那些歐洲的“小”國（大概指法國之流的不入流國家）去抵制奧運會，而應該和中國人協商，在新疆和西藏問題上換取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估計如伊朗，緬甸和蘇丹等）支持美國的行動。



四十二



而美國在伊拉克艱辛的經營了5年，終於有機會在紙面上對伊拉克石油進行分贓。估計這個月，西方的5大石油公司美國的埃克森，雪佛龍，英國的英油，英荷的殼牌，加上法國的托托（也許這是為什麽法國新總統沙科奇讓人覺得比布什還布什的原因），終於和伊拉克政府簽訂了一個私相授予的開發合同，而不是石油界通常進行的公開拍賣，以出價者高贏得合同的慣例。經過了在伊拉克政府石油部工作的石油專家們的評估，這些來自於以上公司的顧問們一致認為把合同給予這5家公司，是對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最好的選擇。

這個合同是在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簽訂了28個永久使用權的軍事基地，和美國用兵搶回石油輸出港巴士拉之後，才有可能簽署。如果美國可以保證石油公司員工的安全，和石油輸出管道的暢通，至少可以部分的解決日本的石油短缺問題，使美國可以對伊朗施加更大的壓力。當然和當初的原定計劃不同的是，美國的人民是無法追回這些年在伊拉克用兵的軍費，直接的收益者當然是這5大石油公司。唯一的變數就是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甚至由伊朗特種部隊假扮的什葉派民兵）會不會讓這個計劃得逞，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這就令人不禁想問，到底伊朗一仗會不會在布什離任之前開打？筆者的估計是機率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伊朗的核子計劃距離核武化尚有一段時間，而美國對伊朗的空中打擊，並不能完全將這個計劃摧毀，而面對伊朗可能無休無止的報復，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針對以色列的反擊，都會令美國好不容易叼到嘴裏的肥肉，又增加變數。而且，美國的主要戰略目的是占領伊朗，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地面部隊的話，就不能排除希望扶持親美的伊朗政府，而這兩個選擇似乎在目前的情況下，都不太現實。但是，如果美國可以將戰爭的危機刺激到一觸即發的地步，一個新上任的美國總統可能會以強勢的談判地位，和伊朗暫時消除敵意，而換取伊朗對美國在伊拉克的霸權予以承認，而不會挑戰美國在伊拉克的大肥肉利益，然後在將來再找機會顛覆伊朗。

當然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上也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但是在把法國拉進分贓團隊裏，就保證了歐盟的英法兩國知道在哪邊站隊，不會再在美國的中東政策上說三道四。

那麽伊朗肯不肯將百年不遇的崛起機會白白的放棄，把好不容易吃到口裏的伊拉克再吐出來，也是一個考驗。現在伊朗的對策是，一方面竭力爭取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希望借俄國和中國的力量來應付美國和歐洲的壓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有一個相似於歐盟的亞盟出現，能夠讓伊朗的未來完全與西方和歐美脫節，而成為亞洲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中國，日本和印度的經濟聯系來帶動伊朗的經濟起飛。

當然最佳的選擇就是，伊朗能夠和中國和俄國建立起一種實際意義上的軍事同盟，能夠為伊朗在獲得核子武器之前，提供安全保障，而使伊朗成為亞洲經濟圈的一個邊界防守力量。其實伊朗在這方面一直很積極，而俄國也因為北約的步步緊逼而願意合作，反而是中國似乎不願出頭，覺得自己力量還是太弱，無法擔負起保衛伊朗的責任。

從俄國的角度而言，如果歐洲可以從伊拉克取油取氣，當然會虛弱其對歐洲的能源武器的威脅砝碼。如果能夠令伊朗的能源全部流向東方，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結果。雖然不可以出兵保衛伊朗，但是在提供先進武器給伊朗上面，似乎比中國更有能力。

四十三



如果考慮到國際大勢的變化，世界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向東亞漂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在這一大變局中，美國的超強角色自然會衰退，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美國的國土，人口和經濟實力，還是比較可觀，如果美國將其全球力量收縮，而不是到處在全球擴張，其就不會象歷史上所有的帝國一樣，轟然倒塌。美國還會在一個多極的世界次序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真正受到打擊的反而是歐洲。

在東亞的新次序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日本和印度的經濟，政治和外交關系。當這三個國家以中國和印度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為基本，加上日本在觀念中的脫歐返亞（當然美國重兵駐境，有一定難度），就會造成歐洲的地位大幅降低，而成為類似崛起的阿拉伯，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地位。

對西方的壟斷來講，這也是一個噩夢。所以如果能夠在亞洲的未來三強中制造事端，從二桃殺三士，引出個火燒連環船，應該是上上之選的對策。

而這個二桃，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就是石油，天然氣代表的能源，和其他各種金屬原材料。如果美國和北約可以控制住中東，解決伊朗，北上中亞，然後南下中北非，就可以控制住亞洲三強的命脈。至於中南美洲，通過浩瀚的太平洋恐怕還是一個夢想，只有在二十年後，也許集三強之力，才可以和美國領軍的北約對抗。但是三強可不可以熬到那一天，出現那樣的整合，而不是互相之間咬個你死我活，還是未定之數。

當然，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三強中除了中國之外，印度和日本不足為懼。日本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美國的殖民地，在經濟上雖然是世界老二，但是日本人民的賣命工作，經常成為替美國和歐洲人民付賬的提款機，比如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的大部分軍費都由日本人支付，甚至出現了被迫支付因為兌換率變化而造成的差額。而當日本經濟一旦過強，就遭到了美國和歐洲的口誅筆伐，一直到日本陷入經濟衰退為止。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市場在外，資源在外和能源在外，一切命脈取決於美國人的臉色，從美國的角度來講，日本頗象英國的地位，以英國來平衡歐洲大陸的法德聯盟，正如以日本來平衡亞洲大陸的中國。只不過唯一的區別是，英國是美國的堂弟，日本只是美國的奴才。

在南亞的印度，則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情況。印度在邯鄲學步，繼承了英國人替他們建立的無法運作的民主體系後，一直無法有效的解決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周邊的安全環境。憑著一批絕頂聰明的印度軟件工程師，和印度人民作為數學發源地的底蘊，終於讓印度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在外包業中異軍突起，在電腦和醫藥等行業上可以有所建樹。但是印度的體制造成其官僚體系腐敗和低效率，利益集團在頻繁的選舉中不斷侵蝕公共利益。在周邊關系上，還是未能完全處理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斯裏蘭卡的緊張關系，但印度的戰略界和軍界，卻仍然為1962年的中印戰爭的失敗而耿耿於懷，非常容易陷入美國和西方國家關於印度抗衡中國的挑撥。而印度有限的海軍力量卻反而在印度洋，因為美國在這一區域的薄弱而獨占鰲頭。美國在巴基斯坦的介入還不是太順手，在緬甸的顏色革命也不成功，在斯裏蘭卡通過上次南亞海嘯的滲透也沒有結果，使印度暫時可以心安，但對中國的任何哪怕是商業的動作都精神過敏。



四十四



在西方的商業詞匯裏有兩個新詞，都和中國有關。一個是中印區（Chindia），另一個是中中區（Chime）。

中印區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聯系和一體化，將為世界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市場。而在歷史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從來都是在世界經濟上，排名第一和第二，只是在近代才開始衰落。持這種意見的人，在印度不占少數，他們主張利用中國和印度在人力資源上的長處，比如中國和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上的二分天下的地位，和中國和印度裔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和商業地位，可以一方面和歐洲和北美競爭，一方面甚至可以用這個區域發展的市場，帶動整個發展中國家如南非和巴西等國的經濟起飛。

中中區則指中國和中東的經濟聯系和一體化，以中東穆斯林國家的能源優勢結合中國的制造業優勢，加上中國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對中東國家進行支持，而中東國家在金融和投資上參與中國市場發展，使亞洲可以從太平洋海岸到地中海岸建立起一個富裕和穩定的市場。

對這個遠景，西方學術界有不同的解讀。以美國和西方霸權為核心價值的地緣戰略派，如美國國防部和歐洲各國的國防部，各大西方軍火生產商，和各大能源公司，對這個局面是非常恐懼。加上宗教和文化沖突論者，如哈佛大學的肯尼迪之流，則散布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合力對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威脅，也對這種中國和中東的合作充滿疑慮。而西方的另一些強調各文化和諧的人士，卻歡迎這個局面出現。他們的觀點是，由於西方本身無能力解決中東對西方的仇視和恐怖活動，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為中東創造出一個富裕和安樂的中產社會，也許反而會徹底解決中東人民對西方的極端行為。

這兩個概念聽起來很動聽，而且實際操作上也可行，但不是沒有其中的弱點。

在中中區，有三個方面可以打擊其成型，一是北約和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升級，比如更多的美軍，英軍，法軍和德軍加入戰地，可以把戰火燒到巴基斯坦，通過北部的軍事行動和南部的貝路齊的獨立運動，而切斷這條新的絲綢之路。二是西方增加在中東的軍事基地，比如法國最近在阿聯酋新簽下的阿布打比海軍基地。第三個就是支持針對中國新疆的疆獨運動，搞亂中國的邊疆，並在中國和穆斯林世界中打下釘子。

在中印區，雖然中國和印度的領土爭端沒有任何導致沖突的跡象，但西方以西藏獨立運動的炒作，通過由西方人直接控制西藏流亡組織的方法，而倡導暴力和恐怖活動，都有可能使中國和印度的分歧增大，而出現火燒中國和印度這兩艘連環船的局面。

至少在印度，已經有人看到了這個危險。在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在拉薩騷亂後，去達蘭沙拉為藏獨打氣，印度的評論家就指出，當兩個大象打架的時候，大象腳下的那塊草地就會遭殃。中國和美國就是其眼中的大象，而印度就是其筆下的草地。很值得尋味的是，美國已經開始有媒體炒作印度的阿山姆邦（在與中國爭端的藏南之南）的武裝獨立運動，一旦在印度的藏獨分子開始實施恐怖暴力活動，就會在中國產生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可能，從而把兩國拉入更多的沖突之中。

四十五



那麽中國的新疆和西藏政策應該做出什麽樣的調整，來應對這個新的挑戰呢？

通常在施行這些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軟和硬的兩手。硬的一手打擊在西藏和新疆的分離主義勢力，軟的一手為提高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包括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樣的政策才可以使所有贊成國家政策的人士可以得到實際的好處，使所有反對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擊。

筆者個人的感覺是中國政府在新疆軟的一手不夠軟，而在西藏硬的一手不夠硬。相對於西藏，國家的投資資金比重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資的項目中，也應該有所調整。除了技術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業外，還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為大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農業人口提供脫貧和就業的機會。

中國在解決新疆的問題上應該比西藏更容易，因為疆獨的恐怖主義活動在國內和國外都沒有多大的市場，而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得到的周邊國家的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系，都使疆獨勢力無法建立起有規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獨勢力缺乏整合和有聲望的領袖人物， 都影響了其行動的能量。美國已經試圖在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見熱比亞，和歐洲企圖爭取提名她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努力，都可以看作加大幹擾中國新疆穩定的一個前奏。

而現在美國國會運作的企圖將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與阿凱達和塔利班作戰時，俘獲的17名東突恐怖組織的恐怖分子，從古巴的美軍關塔納摩監獄釋放出來，也是考慮到疆獨組織勢力太弱，而需要把這些曾參加了車臣對俄軍的苦戰，甚至讓美軍吃過苦頭的戰士，放出來咬中國人。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背書了中國新疆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績可觀，使美國不得不用這種方法來補充疆獨力量。

對美國的這個行動，中國必須有足夠的警惕。這些恐怖分子最終不排除手持美國或其他的西方國家的護照，最後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亞國家，操作對中國的恐怖活動。中國的反恐人員應該在這些地區布置，爭取在第一時間就將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國政府還需要對民族政策進行調整，不能僅僅依靠民族自治，還需要倡導民族融合，鼓勵和提倡漢族人民學習少數民族語言，風俗和文化，把保護和發揚民族文化作為各族人民的共同責任。在學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勵少數民族學生以民考漢的方式，提高其漢語水平，還要提供優惠為漢族學生提供漢考民的機會，使在將來可以做到真正的雙語和多語的機會，使各民族群眾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種語言，而沒有交流和理解上的問題。這樣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才可以真正的施行民族自治。



四十六



在民族教育上，中國政府不光要推動基礎教育，而且還要大幅度的依賴國內的非政府組織，普及職業學校，通過和各種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合作的方式，為少數民族的農村勞動力提供適當的技術培訓，使少數民族在技術工種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業方面，對多民族的合作企業提供優惠貸款，爭取可以在少數民族社會中，形成一股維護社會穩定的富裕的中產階層。

另外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問題。新疆的宗教階層，基本上對政府政策持擁護政策，而和西藏的情況有本質的不同。由於新疆的各少數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會中的地位尊貴，而且對群眾的影響力在很多情況下比政府還要大。如果宗教階層在社會中享有其應得的地位，就會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覺得在現代社會中有被邊緣化和被冷落的感覺，就會變成對社會穩定的不良因素。

這裏就牽涉到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的改革問題。筆者其實不光不贊成一黨政治，更反對西方的多黨政治，而喜歡中國傳統的無黨政治。其實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是一種筆者稱之為“儒家社會主義”的模式。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句話是對的，因為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的極不平均，盎格魯薩克森式的資本主義會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而最終造成階級的對抗引發國家的崩潰。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每產生一個李嘉誠式的大亨，就會導致幾萬家庭的無屋可住。而多黨政治所代表的為各個經濟利益的強勢集團而瓜分國家利益，不光會導致惡質政治而造成中國的實際地方割據，還會如歷史上一樣導致下層人民赤貧化。

但是如果中國不想向西方式的多黨政治發展，而使中國共產黨轉型成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儒家階層的方式，即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代表某些基層的利益，而是變成一個專業化的精英階層，代表全社會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種利益之間的協商都可以在黨內達成妥協，而不會如西方社會一樣，在選舉中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最終是以一黨之利玩零和遊戲。

這樣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的工人黨，農民黨，開始接受知識分子，企業家等等，而最終包容一切社會階層中的精英力量。而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數民族宗教力量，理所應當的應該成為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在中國政治現實中，已經有在全國人大和政協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開放黨員給信仰宗教人士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在黨章中，將作為一個黨員的責任是實現中國成為一個和諧，均富，包容和公平的社會，而自身的宗教信仰和這些目標不僅不沖突，而且還對達到這些目標更有益處。當然，任何一個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勢力，都應該被包容進現有的體系中來，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實踐的一個寶貴遺產。

四十七



在中國今天的快速經濟發展中，人民不再受過去的戶口制度的束縛，可以因為投資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國流動。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做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地區性的產業分工，就會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中國以出口為目標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多集中在沿海的東南部和南部，雖然解決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但就造成了鐵路春運的大問題，出現年初的大風雪導致的交通癱瘓。而且這種消化勞動力的方法，對漢語語言能力相對較弱的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幫助。而中國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區的投資，又會將中部的大量勞動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而導致與當地人造成職業上的爭奪。再加上各民族的語言，風俗和文化上的區別，更容易產生誤解而增加矛盾，從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局面。

筆者的看法是，不應該把中國看成一個單一的，傳統意義上的國家而進行全國一盤棋的規劃，而應該利用中華民族的特點在於政治統一，經濟獨立，和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國區域經濟的特殊情況，對中國的主要地區在工業分布，和創造就業機會上，進行一個中長期的規劃。

目前看來，中國已經基本上搶占了世界的低檔消費品市場，靠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來越昂貴的沿海地區，繼續靠價廉商品去開拓國際市場，在今天北美和歐洲逐漸陷入衰退的短期和中期展望上，幾乎不具備可持續性。而依靠大力開拓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場，也只是權宜之計。中國的下一步發展方向是增加內需，在持續的基本建設上，再增加內部的消費，而中國經濟發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國的低檔品制造業是否可以轉移到成本相對便宜的中西部，而中國的沿海地區是否能發展出中高檔消費品來滿足中國自己的市場。

如果以中國的大都市為中心，我們可以大致的劃分出這樣幾個都市圈：

一是以北京為中心，包括天津，大連和青島在內的環渤海圈；二是以上海為中心，包括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和寧波在內的大長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為中心，包括澳門，深圳，廣州在內的珠江三角洲。這三個地區應該是中國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競爭的本錢所在。這些地區要做到兩個方向的轉變：

一是發展高附加值，高資金積累型的新型工業。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優勢，發展新型的能源技術，材料技術，生化技術，納米技術，電腦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陽工業，並以北京，上海和香港為地區中心，發展出影響亞洲的金融貿易文化中心。

二是發展以占據中國未來中高檔消費市場為主的消費品牌工業。以中國文化的5千年底蘊，中國從來都是世界高檔消費品潮流的領導者和生產者，以中國人在吃喝玩樂上的高尚品味，應該能夠創造出引領世界消費市場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內，盡量以滿足中國的內需為主，防止這個豐富的市場被歐洲，尤其是法國的垃圾品牌搶占。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新一代消費階層是以80後為主導，因此缺乏上一代人無可救藥的盲目崇拜歐美風尚的習慣，再加上這次由西藏騷亂引發的對法國文化，以及歐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國這個工業發展的助力。





四十八



在具體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牽頭，但是具體的事務應該由地方的各級政府協調，討論如何在稅收和財政上給予支持。而中國的文化和娛樂界則在這個建立自己文化風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中華文明的亞文化體系來看，北方的漢滿蒙朝鮮亞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連為窗口的時尚中心，發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產品。例如以滿文化為基礎的旗袍，在吳越文化的上海的變更下，產生出影響全球的服裝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藝術家的創意，建立起以文化為核心的高檔消費品系列，不光可以涵蓋中國的北方，還可以輻射外蒙，俄國的濱海，朝鮮，韓國和日本。

而東南的吳越徽閩亞文化圈，本身已經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寶的書法文化，宜興的紫砂壺和閩浙徽的精品茶葉的茶文化，蘇州的園林和盆景的園藝文化等等，都可以通過上海這個中心而集大成，發展出清雅細致的服裝，飾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嶺南文化，本來在香港已經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發，生產，包裝和行銷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雅文化的缺乏，而導致英國式的狗仔隊窺探私人隱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橫行。這就造成整個南粵人民以自己的文化為恥的自卑心態（頗似韓國文化界），而盲目崇拜歐洲和日本。如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香港政府大力支持藝術家和本土文化，就非常有可能成為東方的一個時尚中心。

從這次與西方媒體對抗中，產生出來的民族消費主義，可以在發展中國自身的中高檔消費品產業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實利用民間的力量，保護自身的工業，在歐洲和美國從來都是家常便飯，中國人需要好好學習而加以利用。美國這些年來民間不斷有社會團體，企業和地方政府發起抵制中國產品的風潮，而歐盟就不斷的單方面破壞中歐之間的貿易協定，對中國產品設置各種各樣的配額和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中國的消費者也應該形成一些影響團體，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對危害中國自身發展的歐洲高檔消費品進行阻擊，利用這些企業在損害中國人民感情上的行為，如巴黎市政府對達賴喇嘛的表彰，英國某大學對藏獨的支持，某些品牌對藏獨人士的鐘愛等等，發起不同規模的抵制行動來針對這些地方的商業品牌，不只是對這些行為抗議，而是要趁機支持中國的替代品牌搶占自己的國內市場。這些行動需要長期的跟進，而不是三分鐘的熱氣。筆者建議中國自己的企業家應該看到這個機會，向西方國家，甚至日本和韓國學習，在資金上捐給這些非政府，非贏利的中國消費者組織。今天的國家之間，除了合作，更多的是爭鬥，商場如戰場，如何減少內鬥，一致對外，是企業界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個重要城市圈的轉型之外，我們可以看到以武漢為中心，涵蓋鄂湘贛的楚文化區，以西安為中心，涵蓋陜晉豫的中原文化區，以重慶為中心，連成都，拉薩的巴蜀羌藏亞文化區，以昆明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壯苗緬傣亞文化區，以銀川和西寧的包含中東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以及漢文化的伊斯蘭亞文化區，再加上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伊斯蘭突厥亞文化區。

四十九



在這些地區裏，如何創造出足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解決中國龐大的就業和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轉移的問題，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在將來的 10-15年間，中國必須從農村轉移出3億人口，使中國的城鄉比例大約達到70-80%城市人口的小康社會，使鄉村人口從目前的7億水平，降低到4億水平，城市人口從目前的6億水平增加到9億水平。

如果我們以區域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會得出一個粗略的發展遠景。發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百萬到1千萬人口的城市，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必須防止出現巴西的裏約熱內盧，印度的孟買和美國的紐約之類的貧民區。在人口分布上，中國的地質和環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數目雖然少，但人口壓力卻很大，反而是東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反而有移民的空間。

從東部沿海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似乎應該考慮到三個區域。第一就是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河南地區。這裏加上山東西部和南部的內陸地區，安徽的北部和江蘇的北部，以及陜西和山西，是中國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在這個地區建立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利用鄭州和徐州的交通樞紐，連帶附近省份，而且通過連雲港作為出口港。這裏的優勢在於勞動力比較便宜，相對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比較靠近中國的能源基地山西，內蒙和新疆，如果在節能和環境保護兼顧的情況下，這裏應該可以作為中國低價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地。第二個考慮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區，其人口也在1.5億上下。這裏雖然南北有京廣鐵路線和京珠高速公路，東西有長江，但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是成為珠江三角洲的輻射方式，不能成為帶動地區發展的龍頭產業。似乎利用武漢的科研水平，發展汽車，精密儀器，機械設備，微電子，激光等等制造業是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個區域就是成都和重慶，需要大量的工作機會，帶動附近地區的就業市場。這裏建立的消費品生產地，可以供應西南的雲南，貴州和廣西，還為這些區域和東南亞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和緬甸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支持，還可以通過滇緬通道，提供產品到南亞的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和印度的東部。

由於中國西部的環境條件不適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幹旱都限制了產業的發展。所以中國的西部政策必須是以輸入工作機會為主，而不是外來勞動力和當地的少數民族競爭。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蘇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和伊寧，塔城面向哈薩克斯坦和其他中亞國家的商品基地。中國在這裏的政策要做好以下兩點，一是加強對少數民族的職業培訓，避免形成漢族由於教育水平高而拿到高收入工作機會，而少數民族由於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資收入，要提高優惠計劃，培養出少數民族的技術工人階層，使他們在職業市場上能有一個公平的競爭起點。二是杜絕私人企業中招聘的歧視現象。在中國其他地方，不乏針對省份民工在職業市場被某些私人企業主歧視的問題。但這個做法在少數民族區域就會比較容易成為國外敵對勢力做文章的主要武器。



五十



在中國西北的另外一個區域，即甘肅，青海和寧夏，則應該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國的軍工基地和航天工業基地，二是為西藏以及尼泊爾，不丹提供旅遊等消費用品。如何在這一區域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而防止各族人民的爭奪，是一個很急迫的問題。

人們也許會認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義勢力是中國穩定的大患，而事實是這些勢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勢力，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真正令中國政府不能掉以輕心的是，在青海和甘肅這個地區存在的中國最緊張的民族關系，即回族和藏族的關系。如果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族群沖突，筆者認為這裏應該是首選。

本來藏族的藏傳佛教從印度傳入時，正是伊斯蘭勢力東擴，對印度的佛教勢力帶來毀滅性打擊之時。看一看今天印度超過1億5千萬的穆斯林，以及更多的巴基斯坦人口，和孟加拉國人口，可以想象伊斯蘭教對印度的沖擊。所以當時的佛教中對伊斯蘭教的仇視是可想而知，而藏傳佛教的理想香巴拉也是關於佛教打敗伊斯蘭教後的極樂世界。而當中國的回族在跟隨成吉思汗的大軍東侵，在西北住下來後，由於蒙古族接受了藏傳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治下，回藏兩族的關系可以通過蒙族的仲裁而相對平穩。在元朝滅亡後，不同的蒙古部落，如來自天山南麓吐魯番的和碩部，仍然控制青海，並通過支持五世達賴喇嘛在剿滅了西藏的其他藏傳佛教派別後，建立了黃教的法權和蒙古族的政權，直到滿族替代了蒙族的統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清朝滅亡，西北的控制權落得了回族軍閥馬家軍的手裏。在青海的馬步芳對藏族的統治很殘酷，除了沈重的苛捐雜稅外，還包括強行令藏族的佛教徒改信伊斯蘭教。當時的甘南藏族頭人，通過層層賄賂國民政府官員，終於有機會覲見蔣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區從青海劃歸甘肅，以逃脫馬家軍的統治。

可以想象的是，被藏族視為“漢藏一家”的共產黨軍隊開進青海時，藏族的歡迎程度。當時有一個藏族部落趕著牛羊要到西寧交稅，見到了綿延不絕的解放軍部隊，當被告之是漢人軍隊時，年輕人全部歡呼雀躍，要求參加攻打馬家軍的戰鬥，而部落頭人當場決定要把稅交給解放軍。年老的部落長老則比較謹慎，要求解放軍，可不可然他們看看有沒有1千騎兵的實力。當時的解放軍指揮員則讓數萬騎兵列陣經過，使這些長老消除了疑慮。

當然對當時的藏族頭人來講，解放軍關於民族團結的主張令他們有些不解，因為他們記得曾有漢人的軍隊在西北被回人殺得很慘。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共產黨終於讓回藏民族丟棄前嫌，並修好了藏族不同遊牧民族中的世代沖突。

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和開放，社會的流動性增大，在加上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斷傳謠，回藏之間以藏族挑起的沖突有增長的趨勢。如果不好處理這個問題，那麽共產黨在1950年代所作出了民族和解的努力就白費了。

第六篇



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昆侖望故鄉。

--【近代】王國維

五十一



其實種族問題，在世界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是一個敏感問題。最近在美國的南部各州，就發生了中學裏非洲裔學生和拉丁裔學生的大規模打鬥事件。這兩個種族的沖突，主要原因是兩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亞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資和非專業的職位上競爭，而這種工作反而機會少導致競爭激烈。再加上作為少數族裔的拉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數族裔優先計劃，在本來黑人壟斷的福利大餅中，虎口奪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憂慮。

另外一個種族沖突就是發生在黑人社區，曾經有猶太人去開商店，賺了黑人的錢後，就到富人區買房買地，完全對發展黑人社區沒有貢獻。而當猶太人撤出後，韓國移民又故計重施，從而引發了在洛杉磯的黑人針對韓國人的沖突事件。

其實中國的各種族間要和諧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區的雲南，廣西和貴州等地，很少聽到這類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肅發生的藏回之間的不合，也不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本身出現，在於中國開放改革後，從嚴格限制的計劃經濟轉為自由發揮的市場經濟，對藏族這個傳統從事農牧業，社會講求等級次序的民族，會產生某種失落感。而對遺傳基因裏充滿了商業細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簡直就是如魚得水。所以很快就會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現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業活動像猶太人和韓國人那樣，走進了藏區，就使這種情緒上沖突逐漸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這方面處理不好，就會有知識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過對藏民中知識文化水平低的農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編造的謠言，然後就會爆發大規模的沖突事件。

解決這個問題在於中國政府必須明白，靠市場經濟的力量和自由競爭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並不完全適合中國所有的56個民族。其中一些少數民族缺乏足夠的訓練和教育，在職業競爭市場上本來就沒有一個公平的起點，而且很多少數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說定時的工作時間，按照工作成績而定的獎金制度，從事服務業工作，顧客至上的商業道德等等，都不太習慣。比如說藏族通常是單純和友善，但當一個顧客要求這樣那樣時，有的藏民就覺得自尊受到了影響。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國東部理所當然的企業制度，采取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似乎在把“落後”的藏族逼進現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們可以反感西方人那種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權，自由和民主來教訓我們的時候，對他們豎中指，我們就應該將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角度上，認真的聽取他們的意見，和他們一起合作解決面對的問題。比如說，可不可以在藏區新開設的服務業，不是采取漢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獨資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為這些多民族企業提供貸款上的優惠，並以雇傭當地藏民為主。如果當地缺乏足夠的合適人選，就應該成立有針對性的職業訓練計劃，為藏民定做一些有針對性的就業計劃，使他們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較接近，就不會有在經濟地位相對降低的感覺。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業的方式，在馬來西亞是一個成功的範例。本來，馬來西亞的華裔，人數雖少，但卻掌握了馬來西亞大部分的經濟命脈，和馬來族裔的關系一向緊張，通常在社會不安定時，成為馬來裔貧苦的平民暴亂的主要攻擊對象。後來，馬來西亞政府實行了華裔向馬來裔讓利的計劃，即將華裔企業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股份出來，分給馬來裔人。當初，華裔對這個政策很反感，認為自己辛勤工作，卻不得不免費去養一些好吃懶做的馬來裔。但是後來，他們很快發現能夠拿到那些讓利的馬來人，都不是等閑之輩，而是馬來裔社區裏宗教和民意的領袖人物。這些人在清真寺裏的幾句話，或者在當地報紙上的幾行字，就可以引發馬來平民的大規模騷動。而當這些人成了華裔商業的生意夥伴後，不光是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動騷亂，而且還經常出來平息可能發生的種族沖突。更重要的是，通過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開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齊心合力，進而推動了整個社區的發展。

對走進藏區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漢族，應該明白如果他們能在自己賺錢的同時，也讓當地的藏族分利，其實對生意的長期發展更有利。而享受這些分利，和參與合作的藏族，必須是支持國家政策，擁護民族團結並在社區的民眾中有影響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當然要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鼓吹分裂，民族沖突和擾亂社會次序的人士，就必須在各方面受到打擊，這個政策決不能因為國外一些敵對勢力的大聲喧嘩而有所改變。這也是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軟，對西方國家的雜音太過關註，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國內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進尺，得隴望蜀。

解決不好青海和甘肅的藏回沖突，其後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獨勢力可以將藏族經濟生活提高慢於回族的情況，歸罪於中國政府，並攻擊中國當前的民族自治制度，認為如果藏人真正當家做主，比如說獨立的話，就會真正的保護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動民眾情緒時，往往用不可調和的宗教情結來代替容易妥協的具體的經濟訴求，使情況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區普遍流行的，其實是某些宗教人士編造的謠言，指回族在餐館的面條湯裏面，放進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骨灰，這樣喝了湯的藏族就會很容易被從佛教皈依成伊斯蘭教。其實局外人聽起來，認為很荒唐，但是對青海和甘肅的藏族，曾有過當年軍閥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變信仰的歷史，又有當年伊斯蘭勢力在印度和中亞橫掃佛教勢力的痛苦記憶。這樣就把回藏之間的問題變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問題，而不是經濟的政策這些容易解決的問題。

隨著中東在油價高漲而造成錢包鼓脹，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對中國的投資會越來越多。而與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緣上都有緊密聯系的回族，靠嫻熟的阿拉伯語，將會成為他們的經濟夥伴和雇員。當年被解放軍打敗的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並最後入籍，而老死在客鄉（當然也可以說宗教上真正的家鄉）。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獨勢力背後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沖突升級，他們的阿拉伯人裏的支持者就會相應號召針對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場聖戰。而藏族對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的行為，又是非常氣憤，看到美軍打擊塔利班感到很過癮。這些問題落到了國際顛覆專家的手裏，又是一個火燒連環船，搞亂中國的一個契機。

五十五



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必須有一個現實的看法，就是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絕不會善罷甘休，而中國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爭鬥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中國在考慮其政策時，就不能投鼠忌器，必須在需要對分裂勢力殘酷打擊的時候，不能顧及美國的輿論，而捆綁住自己的手腳。而更重要的是，當美國通過總統和國會議員接見達賴喇嘛的行為（包括西方其他國家的類似行為），被藏獨各派勢力誇張化，向其國內有聯系的分裂勢力轉遞錯誤信息。而這些分裂勢力錯誤的認為西方政府會真正的支持他們的分裂和暴力活動，就會鋌而走險，向中國政府叫板。如果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由於對西方的顧及，而不能強勢打擊這些勢力，就會印證了這些勢力對局勢的錯誤估計。其實西方政府支持藏獨勢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對西方國家讓利來作為西藏問題的交換砝碼，他們很清楚藏獨勢力並不能真正動搖中國的根本，因此在操作藏獨的力度方面需要有很好的拿捏。

最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在藏獨勢力的支持上有所收斂，一方面和中國政府采取了妥協的姿態，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重開談判，給了西方一個臺階下有關。但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民間的反西方情緒由於西方媒體和政客的操作動作過大，而強烈反彈，使西方意識到他們可能在將來不得不面對一個對西方充滿敵意的強大的中國，而膽顫心驚。由於美國軍事強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局都不夠理想，美國和西方經濟影響力的衰退，西方希望能通過對中國施壓的方式，依靠中國的實力在中東和非洲等地為他們的利益而出力。這就是所謂“負責任的共同利益者”的真正含義。

在全球層面上，西方當然會拿出他們自己的蘿蔔和大棒政策。大棒政策就是支持臺灣和大陸的繼續對抗，將是幹擾目前的“九二共識”的模糊主權爭論，創造雙贏局面的兩岸良性互動，爭取以清晰的“一中各表”而制造顯性的兩國論；然後支持和整合疆獨分裂勢力，幹擾中國的中亞和中東能源供應線；最後就是爭取進一步的掌控西藏局勢，在中國和印度之間制造事端。

美國對西藏的操作，就是爭取能夠在拉薩建立領事館，直接與西藏內部的各派勢力進行接觸。現在美國的西藏情報來源和攪局操作，還是主要以依賴海外各派藏獨勢力作為中間媒介，這樣就會出現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海外各派藏獨勢力會有意的錯誤傳遞美國的意圖，誤導內部的勢力而謀求自己的利益，這樣會造成美國的政策失誤，使局面失控，而損害美國在中國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外藏獨各派勢力，為達到自身的目的，會誤導美國政府，而令他們的決策行動與當地的實際情況脫節。只有美國政府能夠直接和中國內部的各派藏人中的勢力接觸，有獨立的情報來源時，才可以通過對不同派別的支持力度進行調控，來控制任何行動的規模。正如美國在臺灣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不同派別中進行操作，以到達任何行為可以讓美國利益最優化。



五十六



中國政府應該明白地傳達兩個信息。一個是任何西藏內部反中國政府的力量都是西方和海外藏獨勢力的炮灰。即使中國政府在任何國際事務上向西方妥協，或者在任何條件上向海外藏獨勢力妥協，這些內部的反政府勢力都不會得到任何好處。中國需要學習美國的做法，比如說美國在阿富汗只要懷疑有一個人是塔利班分子，就會扔炸彈去炸全村人，而根本蔑視國際輿論的說三道四。中國在處理西藏和藏區的騷動時，如果其訴求是和自身權益相關的，可以和政府討論。但是，如果其訴求是配合海外勢力的行動，就應該嚴厲打擊，連帶其支持網絡一鍋端。對參與鬧事的寺廟，要關閉其寺廟，使其經濟收入直接受損，並要削減其喇嘛人數，禁止海外返回的喇嘛和其他藏區的喇嘛在寺廟裏進修，切斷其組織系統。

另外就是在奧運會結束後，中國應當利用尼泊爾的政局變化，加大在這個國家的投資，並督促尼泊爾新政府把其境內的藏獨勢力趕出該國。雖然西方操作西藏問題的意圖中不乏挑起中國和印度的沖突，只要不會導致大的危機，小的和局部的沖突其實對中國並非無利。中國可以做的是，給印度施壓而導致印度將藏青會組織趕出其境內。而施壓的方式，包括不承認印度對錫金的吞並，在中國允許非政府組織支持錫金和阿沙姆邦的獨立運動。

在應對美國和西方在西藏的操作問題上，要充分總結民間這次在抵制法國家樂福和去法國旅遊的成功經驗，允許一些專門的以抵制西方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存在。一旦美國和歐洲政府在西藏問題上一有動作，這些組織立即就可以起來造勢，造成一種中國民間的強大的反西方聲勢，對這些國家的政客進行阻嚇。

西方在和中國的遊戲中，基本上是以兩手來對付中國政府。一個是其政府的官方與中國推行友好政策以確立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一個是政府的官員，國會議員，社會名流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與中國為敵，包括打擊中國的海外利益，和支持中國內部的暴力行動。比如說美國政府包括布什在內的高官和國會中佩洛西等領導人物，都公開支持海外的藏獨和疆獨暴力組織。在歐洲如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藏獨和疆獨組織活動。中國也應該向這些老師學習，在中國可以成立支持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反西方為主的組織，為世界上的這些反西方組織提供財政和訓練支持。

在將來中國將越來越難以用置身事外的方法處理國際事務，希望自己能夠安靜的發展自己的經濟，而不被西方騷擾，是行不通的。西方國家是不可能平靜地看著中國這個非我族類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的主要強國，而不試圖在路上挖陷阱和拍磚頭。當然西方明知光靠搗亂的方法，其風險性也很大，就會不斷的祭出胡蘿蔔來，忽悠愛面子的中國政府和人民。

中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因為太愛面子，在奧運會上已經被西方砸了一板凳。不過是一個商業運作的體育活動，被掛上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再次復興的大面子。一個奧林匹克山上取來的火種（其實從我們家後院取得的火種沒什麽區別）被冠以聖火的地位，搞得全球的反華勢力都傾巢出動，要來砸場子。而其還有很多反華勢力要沖進北京，借著你主人要搞一個歷史上最大最棒的盛會，來搞你一個烏煙瘴氣。

大國遊戲副題之三： 伊拉克分贓

最近，關於伊拉克的油田分贓逐漸清楚。即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拿出六個已開采的油田，讓西方五大石油商投資。西方五大石油商將分75%收益，伊拉克拿 25%。

1.通常，這種合同是公開招標，但這次是不招標。在短期的服務合同到期後，五大公司據有長期合同優先權。

2.通常，對準備開發的油田，國家石油公司擁有100%，只是讓外國公司進來，用其技術找新油田。但是，因為伊拉克長期被制裁，所以需要（制裁他們的國家）的石油公司的技術。

3.伊拉克急需資金重建，所以需要這些打爛他們的國家賤買他們的石油財富重建。

4.外國公司分得多，應為伊拉克在戰爭中，風險大。當然，又是這些公司的國家在打仗。

這是西方的災難資本主義的典範。

大國遊戲（之二十九）

五十七



好在中國人民和政府已經有所醒覺，習近平最近關於對奧運會要有平常心的表示就是一個好的開端。而且在為了應付海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對奧運會的保安措施，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對旅遊業的打擊，使這次奧運會的經濟效益大大降低。

在應付西方反華組織希望在北京奧運會上的攪局行為，中國的民眾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應對方式。西方在自己的媒體上對本國人民有關中國的洗腦上可以用四句打油詩來概括。那就是“中國人民很善良，中國政府很流氓，西方政府要體諒，西方人民要逞強。”所有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都是以中國政府為對象，而來北京搗亂的西方政治流氓，拿著西方政府工資的記者無國界之流的職業運動混混，在中國搗亂時，如果中國政府出面處理，就會造成西方媒體的大肆攻擊。所以居然會讓一些流氓在中國的長城上打出西藏獨立的大旗。

而中國的應對方式，就應該讓西方人明白，不是只有西方人有耍流氓的權利。中國人民雖然善良和好客，但是13億人民中，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也不缺乏會有幾個流氓混混。所以當這些西方來的流氓在北京搞事，就不能排除北京的流氓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出來對這幫白種流氓一陣暴打。在中國的警察趕到現場前，這些暴民又會作鳥雀散。中國政府會依法將這些觸犯了中國法律的外國人拘留，而且會堅決反對民眾用暴力手段來應對這些違法活動。但是很遺憾，希望這些外國人好自為之，不要在中國胡作非為。不要以為這幫混蛋是亡命之徒，有種的話，叫他們去紐約街頭打出支持本拉登的標語出來，看他們可不可以活著走出來。

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在奧運火炬來到美國舊金山之前，曾有幾個隸屬於自由西藏學生組織的職業混混，違法當地的法律，阻礙交通，爬山金門大橋的吊索上，掛標語。而大橋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去把這些標語取下來。事後，舊金山法院對這個犯法行為進行宣判，判罰這些混混必須在社區組織做義務工作，而荒唐的是，他們需要做義工的社區組織，就是他們自己的自由西藏學生組織。從這裏可以看到美國法律至上的具體運作方法。

而擔任舊金山警察保安活動總顧問的戴利警長，對記者談到了他本身的親身經歷。戴利曾是美國特種部隊軍官，退役後曾出任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保鏢，後來出任舊金山一個分局的主任。在一次藏獨分子在中國領事館前進行的未經批準的非法靜坐抗議活動中，戴利帶領他的下屬，去規勸抗議者結束非法活動。結果在他試圖勸說一個喇嘛時，對方突然從袖口中掏出一個木棍，沖著他的頭上就是一棍子打下來。經驗豐富的戴利吃了個大虧，因為他以為西藏喇嘛都是熱愛和平善良人士。讓他更惱火的是，把這個打警察的兇僧逮捕後，因為美國上層人士的幹擾，檢察官拒絕起訴，使喇嘛最後無罪釋放。戴利對舊金山警察的建議是，必須把藏獨的喇嘛當作恐怖分子一樣對待，嚴加防範，如果不然吃了虧都有苦說不出。

中國在對待這些政治流氓的時候，也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須改變過於顧及西方的輿論，而不能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情況出現。



五十八



中國需要提防的是西方拿出最大的一顆大蘿蔔，來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就是以允許中國加入西方八大工業國這個大亨俱樂部，用西方既定的規則，令中國為西方的利益服務。尤其是當前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大幅減弱，需要中國的幫忙才可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維持其利益。如果中國人滿足於這種虛妄的做了世界大國的美夢，就會傻乎乎的犧牲自己的利益，而成為西方國家的幫兇。

中國在世界事務上的政策，還是要用明初的九字真言—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為基石。首先要增加國防力量，建立一支中洋海軍（相對於中國目前的近海海軍和美國的遠洋海軍），能夠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和中國這條從沿海到中東和北非的海上新絲綢之路，必須能夠防止當代的匈奴來擾亂這條生命線。中國軍隊除了在潛艇和護衛艦上要加速國產為主的發展，還要充分運用友好國家的支持，通過貿易上的互利共同體，把北非和中東的國家利益同中國利益綁在一起。

廣積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個當然就是發展經濟，這恰恰是中國人做得最好的一點。另一個就是要進行長遠的戰略物資儲備，比如在東南亞和非洲發展以中國市場為主的糧食基地，補償中國因為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耕地損失。在原材料上，中國應該大量動用手上過多的美元儲備，在中亞，東南亞，南亞和北非購買礦業資源，在美元進一步大跌前，搶占全球的資源。在石油資源上，中國應吸取美國的教訓，建立一個以替代能源為主的經濟，而在目前，就應該充分利用產油國家，如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和西方的爭執，在油價上取得優惠，支持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

而當前高居不下的油價，會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造成極大的打擊。中國必須讓反美的產油國知道，如果中國得不到大幅削價的石油供應，而導致經濟衰退的話，中國就無法為他們提供必要的保護，而使他們成為西方強權下一個軍事幹涉的目標。楚人無罪，懷璧其罪，這個道理估計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聽得懂。如果他們的目的是要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他們大可以增加對中國需求的石油輸出，但就繼續減少對西方為主的國際市場的供應，讓西方那些投機基金，在把美國股市和房市炒死了之後，在石油期貨市場上，把油價炒過150美元一桶，令按照國際油價定價的西方消費者為此買單。

而且中國在產油國家，比如說非洲的貿易，是用中國的基建工程換取當地的能源。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易貨貿易。隨著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建築成本也相應提高，應該可以保證中國經濟不受打擊。在國內政策上，不應該實行政府補貼的低油價政策，而是應該放開以消費者為主的汽油價格，但在生產和基本民生方面，例如農業，能源，公共交通和運輸等等，根據重要性采取不同的退款政策。在能源效率方面，則必須通過嚴格的管制，使汽車等商品的能效達到高水平。

五十九

緩稱王是中國人最需要考慮的問題。這並不是要做到鄧小平所說的決不出頭，而是中國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窮國，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在十年，二十年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系，人民生活到達小康水平，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要拒絕參加西方八國組織，應該出頭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在與非盟，東盟，拉盟和阿拉伯聯盟之間，促進南南合作。又要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南北合作和對話中，就全球貿易，環保，能源合作，溫室效應上尋求合作。

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對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殖民的大國，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安理會中唯一和真正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大國。在聯合國改革方面，中國應對增加日本和德國這兩個即是西方陣營，又是美國政治傀儡的國家持保留態度和有條件的觀望，但就更應該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支持阿拉伯聯盟，非州聯盟和拉美聯盟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職位，讓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蘇丹，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國，都可以在安理會輪流坐莊，使聯合國可以做到真正多元化。

所以說中國在於歐洲聯盟的關系必須重新審視。在前幾年因為美國新保守派一意孤行，而法國在希拉克，德國在施密特的領導下，強調中國和歐洲的戰略夥伴關系，發展多極社會，防止美國獨大，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當美國勢力衰退，和中國勢力興起，德國的梅克爾和法國的薩科齊不光是向美國靠攏，開始向中國叫板，而且還在世界事務中，擔當馬前卒的角色。相比較於新保守派出局的美國政府，反而梅克爾和薩科齊這對黑風雙煞，有比布什更布什的架勢。

中國政府當前對歐洲的這一政策改變的回應是失誤的。最主要就是仍然想以過去的分而攻之，各個擊破的策略來達到目的。中國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國和歐洲不是中國現在那些所謂的國際問題專家宣稱的沒有厲害沖突，所以可以做天然的盟友。

中國和歐洲，以致美國的沖突在於對當前經過西方世界數百年的殺戮和掠奪所建立的國際次序。在這個現存的國際次序中，只占世界大約四分之一的西方世界，要消費占世界四分之三的資源。現在你中國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要想過小康社會，在2020年到達大約是人均收入4千到5千美金，只是相當於西方的三分一而已，就必須加入現在的世界資源大餅分配，簡直就是從西方人寬裕的飯碗裏虎口奪糧。只要看一下歐洲對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奧秘。

除非是中國人可以發明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方式，即依賴於可再生的能源，和新型的建築材料，而不是在石油，天然氣，各種金屬礦石上和西方極度浪費的消費文化展開殘酷競爭，中國人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成為真正的盟友。而中國和歐洲之前的夥伴關系，也由於美國調整政策，不再口出狂言，大談新歐洲的好處和狂貶舊歐洲的沒落，不再忙於把法國炸薯條改成自由炸薯條，而失去其重要性。再加上美國允許法國等歐洲國家參與伊拉克石油分贓，和法國在阿聯酋開設海軍基地，都會使歐洲對中國的態度發生微妙的變化。

六十

而歐洲就會在應對中國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對策上，采取車輪大戰的方法。去年就是由德國領軍對付中國，梅克爾帶頭接見達賴喇嘛，開啟今年的拉薩暴亂。中國的沒有腦袋的專家們，就放出德國的影響力在歐洲不如英法的謬論，開始在經濟上教訓德國，卻大塊餡餅扔給來訪的薩科齊和布朗。結果是餵飽了的白眼狼回去後，就由薩科齊唱德國去年的高音部，和布朗唱中音部，而梅克爾唱低音部，由薩科齊高調見達賴喇嘛，布朗低調見達賴喇嘛，和梅克爾找個借口避開鋒芒。

中國人的愚蠢反應就是宣稱和德國的關系已經恢復正常，而法國的行為不用過分考慮，“因為法國在歐洲的影響，不如德國”，開始準備對德國扔餡餅。當然現在因為法國和英國在中國拿到的超巨型大餅可以吃上好幾年，他們就可以繼續在世界上展開打擊中國的行動，估計明年就該又英國扮演領軍角色，等中國這兩年餵飽了德國之後，才會輪到德國出馬。

中國人實在該變得聰明一些。既然歐洲在世界事務上，重新成為美國的馬仔，那麽中國就應該只把他們當作美國的馬仔。在國際事務上，就不需要在歐洲的身上浪費時間和精力，而只要和他們的老大打交道，談妥個協定，又他們自己老大回家自己傳達會議精神就行了。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小老弟朝鮮學習。朝鮮人對日本的喋喋不休聲稱，你日本不過是美國的一個州而已，根本不需要來參加談判。我和美國談什麽，由你的老爸給你打聲招呼就行了。

在如何應對中國的態度上，美國也有不同的分歧。共和黨的傻冒總統候選人麥凱因宣稱要把俄羅斯從西方八國俱樂部踢出局，永遠不讓中國加入，但就要吸取印度入會。這位老朽不知道，如果中國不賣你八國俱樂部的賬，自己開一家新夜總會，你那個俱樂部就會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樣，門可羅雀。而最近美國一些學界人士的新提議，則值得中國學界人士的附和。即建立以美國和中國為主的G2俱樂部，將中美之間定期進行的戰略經濟對話提升到一個對國際政治各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主要政策出產地。美國的想法是由美國和中國共同管理世界經濟和安全事務。

中國應該支持美國的這一想法，做為一個代表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大國，中國應該提出增加地區性國家組織在地區性事務的主導作用，和中美兩個大國可以其的協調和輔助作用。比如說中東的伊朗問題，應該主要由歐佩克和阿拉伯聯盟的框架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而美國和中國都不應該起決定性的作用。再如非洲的津巴布韋的政治危機，中國要堅決反對西方主導的制裁和甚至軍事幹預的政策，而應該依靠非洲聯盟對這一本地事務的處理意見，來決定中國的政策導向。

總之，中國在世界事務上，應該逐漸排斥歐盟對非歐洲以外的事務的發言權，不需要尊重這幫黑社會的小嘍羅，自以為可以得到黑社會大佬的待遇。他們既然只不過是美國全球事務的一個馬前卒，那麽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只需要同美國去尋求共識。

第七篇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 -
-【現代】毛澤東


六十一

美國和歐洲有兩個擔憂，一個是世界經濟中心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而轉移到東亞。在未來的二十年後，這個世界非常有可能出現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第二，日本第三和印度第四的局面。在這個形式下，美國可以繼續利用其可觀的軍事實力，和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的身份，參與到亞太區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活動中，其他的世界國家則需要通過重新定義與亞洲主要經濟的關系，而在其中分一杯羹。以出產能源和其他農產品來滿足中國和印度巨大市場的國家，如澳洲，加拿大，南非，巴西，以及中東，中亞，非洲和美洲的許多國家都會在這個經濟變化中受益，而經濟地位下降，遭受最大損失的會是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

第二個擔憂是形成以中國為主，以非西方的東方文化形成的國際事務遊戲準則，使經濟地位衰退的西方失去對國際事務的操控權。同美國相比，歐洲的大問題是，不光無法形成一個更緊密的政治體系，其軍事實力已經名存實亡。美國在為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時，經常會威脅把別人炸回石器時代，而歐洲則已經不再具有這種能力。前一陣子，伊朗把闖入兩伊爭議海域的英國海軍士兵抓獲，英國也是毫無脾氣。德國人在美國的占領下，已經逐漸失去鬥誌，搞得軍隊的教官要不斷提醒訓練的士兵，想象自己在美國的街頭，面對暴動的“黑鬼”，拿出點殺氣出來。而有趣的是，法國外交部長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可以用武力入緬甸強行救災，不知如果聯合國授權給法國，法國軍隊有沒有膽量殺進去？不知法國人記不記得奠邊府是怎麽一回事？

既然有這樣兩個擔憂，那麽就必須拿出辦法來。而這個辦法就是以民主自由為幌子，建立起一個亞洲的北約組織，以美國為領袖，形成一個從亞洲的日本，聯絡東盟，澳洲，印度，由美國控制的中東和中亞，到加入北約的東歐和南歐，直到英國，而對中國和俄羅斯形成一個完整的包圍圈。而在這個計劃中，由於印度洋是美國軍事實力的軟肋，把印度拉上船是一個關鍵點。美國破壞國際防止核擴散條約的協定，向印度輸送核技術和原材料，變相的鼓勵印度發展更大規模的核武器，就是出於這一考慮。但是要真正遏制俄羅斯和中國，光靠各種軍事同盟並非有效，必須靠建立起刀槍不入的東西方全球導彈防禦系統，控制住中俄的核子打擊能力，才可能讓這些同盟國家在安全得到真正保障後，心甘情願的充當嘍羅。

但是現實的難處在於，歐洲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卡在俄羅斯手裏。任何面對俄羅斯的舉動，自然會受到俄國的報復。俄國的國力還在進一步恢復中，俄國的反應基本上會根據國力的大小而決定其力度，但最起碼就造成了歐洲反對美國的提議，將烏克蘭吸收進北約組織。在東邊，就首先出現了以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國形成的準軍事同盟。這個同盟打破了以前美國在亞洲只與單獨國家建立雙邊軍事同盟的慣例，而使亞洲的國家可以趁勢建立自己的雙邊關系。


六十二

本來，美國的意圖是爭取能夠將東盟數國拉進來，但由於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成功的改善了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印尼已經不願參加任何針對中國的行動而影響其能源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在印尼的投資。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則不願意公開和中國作對，但則不排除允許美軍在其南海附近的島嶼中，進行持續的軍事演習而形成威脅力量。尤其是菲律賓，自從將美國踢出蘇比克後，其憲法不允許外國駐軍，美國則通過反恐合作和軍演的名義，不停頓的在菲律賓的南部島嶼中進行各種各樣名目的不間斷演習，造成美軍在菲律賓南部的事實駐軍。

在東盟各國中，對美軍支持最積極的，反而是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新加坡。新加坡不光為美國提供樟宜建立軍事基地，而且也是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軍事實力的最大倡導者。新加坡的意圖其實是利用美國的軍事實力保證地區安全，但同時又利用中國的經濟發展帶動地區發展。只不過，他們沒有想到如果當美國的軍事實力一旦用來限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應該做怎樣的選擇？尤其是如果中國選擇一個替代路線，比如說從巴基斯坦的瓜達港，或者緬甸的實兌港，或者開通泰國的克拉運河，都會對新加坡的經濟帶來一定打擊。而新加坡強力支持美軍的積極態度，又是中國不得不尋找替代路線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越南就更不願意踩這趟渾水。雖然中越在1979年打過一仗，至今越南對中國控制西沙和中沙群島耿耿於懷，而在南沙群島仍然控制一些島嶼，但越南就完全拒絕美國希望租用金蘭灣的要求，而試圖建立一個與中國睦鄰友好的關系。其他的國家如老撾和柬埔寨則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希望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把他們帶出貧窮和落後。泰國的形式則比較微妙，既有和美國的傳統友好關系和允許美軍的存在，又重視和中國和其他鄰居，如緬甸的關系，而不會一味跟隨美國的地區政策。而且泰國的民主體制，造成其政局的持續動蕩和不穩，導致軍方要不斷的以軍事政變來推翻民選政府，已經對其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困擾。因此泰國對美軍的態度甚至比新加坡還要溫和，就象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一樣，他們不介意美軍的出現，如果這種出現可以通過美國支付費用和軍援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但不會導致美國幹擾他們自己的區域政策，尤其是不會影響他們和中國的經濟貿易關系。

而且通過美軍的出現，東南亞各國還可以在南沙群島的資源—天然氣開采和漁權上和中國討價還價。為了防止中國和東南亞的關系，因為美國的介入而導致惡化，影響中國在該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中國在南海的策略應當是不排除和東南亞各國就資源問題上實行共同開發，但在戰略利益上就應該寸土不讓，保證中國海軍在這個地區實行主權，對馬六甲海峽實行監控。

如果中國大陸和臺灣在資源開發上能夠達成協議，兩岸在南沙的駐軍可以互相配合，將有利於中國建立以海南和廣東湛江為基地的前進基地，加上中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可以為保障南海和平起重要作用。目前海峽兩岸在臺灣海峽的能源開發上已經開始協商，在南海事務上的同聲同氣，應該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實現。

六十三



在東南亞的北部，中國最有利作法是通過大湄公河六國合作，以中國三省區—貴州，雲南和廣西和東南亞各國在文化，民族和習慣上的一致性，建立起一個互利互惠的統一市場。通過發展中國西南，越南北部，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加上相對富裕的泰國，就會形成一個繁榮的經濟共同區域，從而抵消美國在泰國的影響，使美國希望顛覆緬甸現政府而登陸南亞，進而建立印度洋霸權的企圖不易施行。通過這一地區交通基礎建設的提高，中國在一旦情勢需要的話，例如這些國家遭到侵略，或者重大自然災害，中國的軍隊就可以快速的通過高速公路從昆明直到金邊，而為這個經濟區域提供保護。

基於美國在這些區域不可能投放軍隊，對中國戰略的牽制應該主要表現在支持其操控的環保組織對中國的投資行為進行攻擊。比如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禁運，中國不得不在雲南南部和海南島種植橡樹，以保證自己的橡膠供應。現在可以預料，以這個區域的老撾和柬埔寨，將成為中國橡膠的一個重要產地，而這類投資行為，必然遭受西方以攻擊中國摧毀原始森林和滅絕原生態文化為借口，由環保組織來幹擾這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在東南亞的南部，中國就應該運用當地華人的經濟實力，通過與這些國家的經貿合作而建立利益共同體。中國在這些經濟活動中是有利可圖的，當然要比美國單方面以軍力展示的花錢方式，具有持久性。而一旦美國動用軍力來打擊中國的經濟利益，就會首先損害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而令這些國家，象以前的菲律賓一樣，把美軍從國土上踢出去。

中國一方面可以宣稱並不挑戰美國在亞太區的霸權，不強迫東南亞國家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必須擇一，因為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看到兩強沖突，而他們必須選擇站隊。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以區域合作優先的雙邊和多邊貿易，繞過由美國和西方建立和全盤操控的國際經貿組織。例如建立大湄公河六國合作，東盟+1， 東盟+3，東盟+5（包括澳洲和新西蘭）等等組織，以在地區性促進經貿合作，替代因為美國和歐洲不願取消農產品補貼而造成的WTO多哈回合的停滯。中國同時可以倡導和加入地區性的金融組織，如亞州發展銀行，美洲發展銀行和非洲發展銀行等等，不需要參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

如果中國可以用這個方式繼續東亞市場的一體化和區域化，並在必要情況下，通過地區性的金融合作，防止出現類似於1997年由西方金融資本發起的掠奪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依靠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巨額現金儲備，可以保證區域國家經濟免於崩潰，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在軍事層面上，中國可以倡導雙邊的軍事合作，增加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救災，反恐和海洋執法上的共同演習。當然，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沒有必要刺激美國，但在將來，中國應該逐漸增加海軍的海上艦艇與泰國和柬埔寨在泰國灣，與緬甸，孟加拉國，甚至印度在印度洋，和伊朗，巴基斯坦在波斯灣的演習。

只要中國采取以經濟抗衡軍事的做法，從長遠來看，總有一天，東南亞就會采取類似非洲的做法（拒絕美國在其土地上建立非洲戰區司令部），而要求美國不要在其領土駐軍。



六十四



日本當初在提倡東方北約時，其實有其自己的小算盤。日本的困境在於，雖然其經濟在世界上排行第二，又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其地理條件極差。換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日本都會是當仁不讓的世界級大國。但是可嘆的是，日本被夾在美國和中國兩大強權中間，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必須在東西走向上搖擺。當然，現在的主流意見是，日本應該以日美安保條約為首要，但又同時加深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聯系，避免在中國和美國的沖突中，變成炮灰。日本在這個平衡中，現在還是主要偏美，但就必須有未來隨時調整位置的彈性。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日本在小泉治下，中日政治關系降到冰點時，日本的極右派勢力想到的是建立一個龐大基金，專門資助中國的中學生到日本短期學習，和日本的中學生到中國短期學習。這些中學生還要住到對方國家的家庭裏，以增進對對方的好感。以當時反中為主的極右勢力擔憂，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任由雙方關系惡化，導致下一代互相討厭，將來在必須和中國親善才能維護日本利益的時候，就沒有轉向所需要的人心基礎。

日本的另一個考量是，如果日本以一個海洋國家的領頭羊身份，能夠進行南下戰略（因為北邊是麻煩的俄羅斯），拉上印尼，澳洲和印度，而形成自己的一個“民主同盟”，就可以同中國抗衡。而由於美國從來都只允許自己為主的雙邊軍事協定，猜忌其他各方的合作，日本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建立起和澳洲，印度等的軍事合作，雖然名義上還是在美國領導下，但將來美國勢力衰退時，就可以集數國之力，在日本的領導下，和美國討價還價。

當然這個想法最後是南柯一夢。一個原因是印度從來都是三心二意，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成功的看準了澳洲是這個東方北約中的最弱一環。因為澳洲在經濟上對中國依賴很大，又是一個規模小的經濟體，所以比較難以應付中國的經濟懲罰。果然在以“知中派”陸克文上臺後，澳洲已經宣布退出針對中國的任何軍事同盟，並開始檢討美澳軍事條約，防止澳洲被條約拖入美國和中國的沖突。

這兩個變化基本上把亞洲北約又打回日美兩國的安保條約。而日本福田的上臺，更是使這個主要由小泉和美國副總統錢尼運作的計劃失敗。福田，被極右派攻擊為中國狗，應該算是所謂陸克文一類的“知中派”。雖然他們不是親中派，但至少在考慮其本國利益時，不會陷入無理性的反中怪圈，而會在中美之間做一個中間性的選擇。

其實如果了解中國歷史的話，每當中原王朝強大的時候，周邊政權中的親中原派通常會上臺。如果看一下從日本，澳洲，到臺灣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到同一個趨勢。其中唯一的變數就是韓國的選舉，由李明博上臺，試圖改變前任盧武鉉靠近中國，疏遠美國，在朝鮮問題上和中國共同進退的政策。而李明博上臺後，首先是放棄在朝鮮問題上與中國的共識，而采取接近美國立場，使朝韓關系異常緊張。韓國和美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又因為韓國民眾對美國牛肉進口的強烈反彈，而導致新政府倒閣危機。

六十五



韓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情況比日本人還要慘。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小小的韓國好歹也算是世界上的十來號經濟體，換個其他地方也是人中龍鳳，可惜在東北亞，除了可以蔑視自己的同胞兄弟朝鮮外，在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環視下，有種危在旦夕的惶恐。

本來在歷史上，朝鮮人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他們以大中華文化的一員而自豪，以身為這個令人自信的文明中的一分子，還可以俯視漢化得還不夠徹底的日本人。朝鮮人從來都自豪的把自己算作廣義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明代，文化和政治上作為一個附屬國，他們自稱為小中華，並對他們眼中的野蠻人滿族鄙視。明亡清興，朝鮮民間則有“三百年來中國土，如何付於老單於”一傳說來對抗新興的清朝。雖然這只是個傳言，但朝鮮人民在臣服清朝之後，仍然偷偷的拜祭明朝皇帝數百年，卻是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即使在前幾年，韓國一位駐美外交官曾在接受中文電視訪談時，用流利的普通話說道，能夠真正明白唐詩宋詞的底蘊，除了中國人之外，全世界只有朝鮮人。當然不排除他是討好中文觀眾，同時文化上低視日本，但他確實談到了一個事實，即朝鮮人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一分子，而且當今韓國的經濟有此長足的進步，也是主要得益於儒家文化的精髓。

當然在清楚了解這些情況後，中國人不應該對韓國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沙文主義態度，而應該坦然的承認在歷史上他們的祖先對中華和東方文明的貢獻。比如說將宋代畢升的泥字活字印刷，改良為銅字印刷，再傳回中土，都對知識的傳播和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然在西方強權打開東方封閉和保守的大門後，朝鮮的儒家老朽和他們同樣心態的天朝官員，就不得不經歷一次煉獄的苦難掙紮，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找不到出路。反而倒是處於儒家文明初中級階段的日本，成功的向西方學習而轉型變成了一個侵略鄰居的強權。於是在衰老的保守派和急進的東學黨的內爭中，最後以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清朝，而把朝鮮從一個中國自治的附屬國變成了日本直接管理的殖民地。

日本戰敗後，朝鮮又在東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沖突下，被一分為二。只是在1960年代，日本成功將儒家文化現代化而造成經濟起飛，在戰後的廢墟上重生。而韓國，與其他中華文明的小兄弟臺灣，新加坡和香港一起，則在1970年代造就了亞洲的另一個經濟奇跡，終於可以揚眉吐氣的做人一次，應該讓所有同情朝鮮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世人向其祝賀。

但是韓國面臨的挑戰也相當的巨大。其中一個最主要問題是如何改善與朝鮮的關系，使朝鮮半島不再成為世界強權的逐鹿之地。這就要求韓國必須和中國找到共識，在如何降低東北亞的緊張關系中，排除外部的美國因素，能夠幫助朝鮮政治和經濟轉型，為將來有可能的朝韓合作，甚至更遙遠的統一打下基礎。在當前的形式下，應該避免談統一問題。以目前的韓國經濟能力，根本無力消化朝鮮的人口，而實現類似德國的統一。而且朝鮮半島是否能夠統一，又關乎周邊中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利益，不是簡單的可以由朝鮮或韓國自己可以決定。



六十六



韓國李明博政府的一大失誤在於冷卻和北韓的關系，從獨立自主的陽光政策上退步，而將韓國的對朝政策與美國政策掛鉤，以朝鮮滿足美國的要求，作為韓國政策的先決條件。而在這個過程中，又疏遠中國並放棄在朝鮮問題上和中國達成的共識，影響了中韓關系。

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首先與朝鮮產生了一些無聊的罵戰，甚至雙方的軍事將領談到要對對方狂轟濫炸，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於是造成和朝鮮的關系沒有必要的緊張，結果和日本一樣，在為美國對朝鮮的政策做強硬的搖旗吶喊的時候，結果美國在朝鮮炸毀寧邊冷卻塔後，一個180度急轉彎，宣稱要朝美關系正常化和把朝鮮從恐怖國家黑名單上出名，就被美國擺上了臺，給晾起來曬了。韓國政府的尷尬場面可想而知。

本來，美國和朝鮮之間的輕手重腳，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國和中國的全球利益博弈來決定。李明博的行為，既不能左右情況的發展，又不能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踩這趟渾水，絕對是自找苦吃。美國在朝鮮的政策上，曾由強硬派，例如前駐聯合國大使博頓，完全掌控，並攻擊現在的國務院務實派副國務卿希爾為金正希。按照強硬派的設計，反正美國完全不敢對朝鮮動武，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經濟上的金融戰，把朝鮮經濟整垮，造成朝鮮崩潰，讓幾百萬，甚至千萬難民湧入中國東北，使本來就對東北因為國有重工業改造，造成大量工人下崗的經濟進行沖擊，從而將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拖下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希望可以以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名義，伸只大腿進朝鮮。

在這個過程中，韓國當然必須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去管理混亂的朝鮮。當然韓國的一些學者，看出了這裏面的情況的復雜。曾有一位俄羅斯人但卻在韓國大學任教的朝鮮半島專家提議讓中國全權處理朝鮮事務（估計沒有韓國學者敢冒被人劈磚的危險提這樣的建議），韓國應該明哲保身，不要被人上套。

美國對朝鮮的經濟戰，基本上就是由今天對伊朗的同一幫人掌控，用的是差不多的手法。首先是栽贓朝鮮偷印美元，然後以此為借口把朝鮮在世界各地的金融關系斬斷，以打擊朝鮮經濟的生命線—黃金出口（正如打擊伊朗生命線石油出口一樣）。

在具體操作上，是以打擊澳門的一家小銀行置業銀行（該行一年為北韓向香港國際金市出售價值1億5千萬的黃金），凍結朝鮮的2千5百萬美元賬戶，用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制裁讓這家銀行破產。其目的正如財政部經濟戰的負責人阿舍爾在國會作證時所說，是一個殺雞和猴看的做法，以此來威脅大銀行如中國銀行切斷和朝鮮的經濟聯系，以達到美國經濟制裁朝鮮的目的。

在假美元的報道上，基本上美國所有的媒體都參與了造謠。其實假美元中最出名的超級百元票最先是在1990年代出現在中東，當時美國財政部根據情況的需要，指責黎巴嫩的哈茲布拉，或者是敘利亞，或者是伊朗，是假美元的偽造者。按照美國法律，制造假美元就是向美國宣戰，美軍就可以殺進去。

六十七



當時，確實是有朝鮮的外交官帶著假美元而被抓。專家的估計是，一個可能是朝鮮在向中東國家偷偷出售導彈時，可能拿到了假美元作為付款。另一個可能是朝鮮政府想用歪路賺錢，用半價買入假美元，希望能夠兌換真的回來而發達。但是在美國1996年重新設計了難以偽造的美元後，據2006年美國國會的一個研究報告，引用南韓情報部門的資料，再沒有北韓參與假美元的買賣活動。

根據歐洲專家的意見，超級百元的印刷水平比真正美元還要高超，但是似乎就故意留下的一些記號，可以讓美國國內的驗鈔機輕易的辨明真假，而保證美國自己的金融系統不受假美元沖擊。而海外流通的美元則占總美元的三分之二，許多國家並不能用美國專用的驗鈔機。而據西方的印鈔專家估計，能夠印刷這樣高水準的印鈔機只有瑞士的專門公司出產，而單機成本就超過5千萬美元，還不包括墨水，印鈔紙等等。而由於朝鮮貧窮，上一次買舊機器的款項還沒有付清，瑞士根本連舊機器的零件都沒有給。而且朝鮮貨幣還是請中國幫忙印刷的，似乎沒有這種技術能力可以印如此高水準的假鈔。

另外就是總的超級百元假鈔只有區區5千萬，真是連買機器的成本都不夠，因為你還要半價批發給黑社會的零售商。所以說，這個對朝鮮的指控在偽鈔專家眼裏只是個笑話。而最有趣的是，在新的鈔票印刷技術上，有一個變色處理方法，比如說美元在你 變換光線的角度時，就會從綠色變成黃色。這種變色墨水由瑞士的斯帕（Sicpa）公司專門出品，基本上是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選擇兩種變色專用。如果朝鮮要印美元假鈔的話，就必須購買這種變色墨（而這是完全不可能），或者自己研發出來仿制方法。但是，最能辨別真假的是斯帕公司的專家，而且他們能夠根據墨水不光知道是否是真貨，還可以知道是那個世間賣出的墨水。可是，這家公司拒絕出席有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主持的“朝鮮偽造假鈔全球座談會”（南韓和國際刑警也選擇了缺席），並對德國記者的采訪表示，因為美國印鈔局勢該公司的最大客戶，所以他們不會對此事發表評論。

另一個數據就是，當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學者們“估算”出朝鮮在10年內，每年偽造了2億5千萬的美元假鈔，並在美國各媒體引起巨大反響時，專業的美國聯儲局的數據大概沒有人去讀。聯儲局的發現是過去十年平均每年發現的偽鈔為4千萬，而任何美元流通，在第三和第四手時，就會由美國聯儲局下的一家分行接觸到，不可能有超過2億的偽鈔在外面流通而不被發覺。

所以說，歐洲的犯罪專家基本斷定這些偽鈔是美國自己印刷了，而且根據印刷機的記號，應該是由華盛頓特區以北的那家印鈔廠的出品。他們的推斷是中情局在進行秘密活動時，通常為了繞過美國國會的監督，會自己印錢解決。

本來瑞士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但是後來美國財政部拿出布什總統的特別行政命令，要求其銀行和美國合作，對付伊朗的金融活動。如果瑞士不合作的話，不排除中情局援用美國反恐怖法，會利用黑客闖入瑞士銀行系統，在其電腦記錄裏擦掉可疑“恐怖分子“（指所有伊朗賬戶）賬戶上的所有金錢。瑞士政府忍無可忍，由其警察部門公布調查結果，指關於美國對朝鮮偽造美元的指控是謊言，為歐洲金融界抗拒美國在伊朗的金融戰中步步緊逼提供炮彈。



六十八

當然，美國在朝鮮的金融戰由於中國的不合作，而最終失敗。雖然當時的美國新保守派想向中國銀行等開片，但是由於中國銀行手上幾千億的美國債券，他們的做法肯定會帶來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的巨大沖擊。所以這個方案一報上去，就被布什否決了。最終的結果就是以朝鮮試驗了一個小小原子彈而告終。由於考慮到朝鮮的核子技術非常可能流入中東，比如說敘利亞等國，美國不得不聽從中國的勸告，放下身段和朝鮮談判。

中國則對朝鮮將事態無限擴大而不滿，因為一個穩定的朝鮮半島合乎所有周邊國家的利益。在中國給予朝鮮和美國雙方壓力後，以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終於成型，並在進兩步，退一步的艱難過程中，取得了成果。當然這之中美國強硬派試圖令談判破裂，但最終並未成功。

其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是，雖然美國答應讓朝鮮拿回凍結的2千5百萬美元的存款，但不肯解除對澳門置業銀行的制裁。因為當時伊朗的資金已經從歐洲移到香港和上海等地，美國希望能繼續使用對銀行的恐嚇手段，用於針對伊朗的金融戰。結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銀行給美國政府好看，拒絕接受在美國制裁名單上的置業銀行的資金轉賬，而一天拿不到錢的朝鮮，就指責美國沒有誠意，不肯坐上談判桌，使朝核六方會談遲遲不能進行。而中國則不滿美國以錢尼為禍首的攪局派的行為，並質疑美國國務院賴斯是否真正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超控權，所以中國銀行對此事完全袖手旁觀。結果是韓國和俄羅斯都想用一些辦法解套，比如說韓國由政府控制的進出口銀行，或者俄羅斯中央銀行出面做轉賬，但就要求美國財政部必須豁免與“恐怖犯罪分子”交易的“罪行”。美國財政部也沒有辦法發出豁免令，因為美國新保守派可以動用國會，以美國國內的反恐法，把事情扯進美國法院，從而捆綁住美國行政部門的外交決策權。問題拖到最後，還是由美國財長保爾森直接迫使布什放話，由美國聯儲局出面，將錢轉入美國聯儲局紐約分行，再通過俄羅斯的銀行轉入朝鮮，最起碼“犯法”的是美國中央銀行，財政部也不會去執法。

其實美國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制裁，本來目的是要使人家經濟損失，小日子難過。但以伊朗和委內瑞拉為例，因為擔憂美國經濟制裁，所以早早的在2005年就把所有的美元換成歐元和人民幣，結果在美國開始制裁伊朗之後，他們在兌換率上已經賺了近30%，在加上國際石油價格因為制裁的原因只會向上漲，他們的小日子越過越紅火，就算是交易成本因為制裁增加了10%，已不是什麽大事，真不知這樣的制裁有什麽用。

日本在六方會談上的大錯就是幫美國大聲搖旗吶喊。本來日本和朝鮮並沒有真正的利益沖突，朝鮮也並不對日本造成軍事上的威脅。為了配合美國的步伐，日本通過媒體狂炒朝鮮綁架日本人質舊案，並把這個事情的解決作為停止對朝鮮經濟制裁的一個先決條件。可是大家，尤其是美國的最大關註是朝鮮向中東擴散核技術問題，對日本這件小事，自然就不會認真看待。結果就是美國這輛大車一轉彎，日本就被甩出去了。但是已經被擺上了臺，又沒有退路，國內輿論和民意中不好交代，繼續維持單方面對朝鮮制裁不光無效，還被人看作不合時宜的攪局。怎麽辦？如果去找朝鮮交涉，朝鮮得勢不饒人，又沒有什麽痛腳可以被日本捏，不光開出些新條件讓日本難堪，或者不理你，放些難聽的話說，你的國家美國已經談妥了，你日本州跑來吵吵嚷嚷幹什麽。日本唯一的出路，還是跑來求中國幫忙，讓朝鮮做些姿態出來，給日本政府一個臺階下。

估計日本政府在和中國的高峰會中，如胡錦濤訪日，G8 峰會，和下個月的奧運會，如何幫助日本解套，使日本人在被美國掛起來曬（Hang and Dry）之後，能夠全身而退，是個主要考量。而和美國的會談中，估計也要向美國抱怨幾句。而美國就會以布什總統招牌的傻笑而搪塞過去。

六十九



所以在這個微妙的，但所有明眼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型下，李明博跑來撞槍口，真是找死，而且死得很難看。本來，韓國的經濟能夠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完全依賴於與中國的經濟密切化。一個聰明的做法是，復興韓國自身的中華文化傳統，重新普及漢字，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象香港，臺灣和新加坡一樣，在中國經濟中搶占先機，不要挑起無聊的文化，歷史和領土爭執，比如高句麗古文化歸屬，吉林延邊和長白山這些已經不是問題的問題，利用中國社會裏仍然遺留的反日情緒，在和日本，美國，歐洲爭奪中國市場份額上，搶個頭彩。 反觀日本，從來就不會在文化上同中國爭吵，而且實實在在的承認日本文化的70%來源於中國文化。而且在明治維新後，日本知識界用漢字為基礎，引進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詞匯，都幾乎全部被中國接受，如果日本有韓國那樣心態的話，恐怕虛榮心要膨脹到九霄雲外了。

韓國本來靠其華麗包裝，但卻缺乏內涵的泡沫電視劇為其產品的銷售打開了一個不錯的局面。這些電視劇在低級趣味的粗俗文化裏，創造了成功的商業文化市場，為整個韓國產品系列起到很好的推銷作用。為什麽韓國的電視劇在內涵上一般，但商業上卻很成功呢？因為這些電視劇的故事完全滿足了生活無聊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意淫夢，而這些主婦（香港人則叫師奶）又是消費品市場的主要生力軍和話事人。基本上韓國劇的中心，就是一個楚楚可憐的灰姑娘如何把韓國僅有的幾位大財閥的繼承人之一，收倒在石榴裙下。這些又富有，又長得帥，又聰明，又有同情心的王子們，完全不像真實世界裏的此類人物，忙著做瀟灑的花花公子，在二流明星，模特和選美小姐之間左擁右抱，反而要對灰姑娘一片真情，不棄不舍，幾棒子都打不走。當然還要加上一個寶釵之類的表妹情敵出來挖陷阱，下絆馬索。再加一個對灰姑娘死心塌地的大傻冒，一旦劇情需要她眼瞎耳聾，身上到處長癌癥的時候，這個灰姑娘的人體器官備用庫大傻冒，就可以很煽情的去死，然後把他的眼角膜，肝了，腎了之類，為她做器官移植。

中國的俗文化中確實缺乏為女人量身定做的意淫故事，但就很多為男人而編的自慰戲。比如說黃梅戲中的女駙馬和天仙配都是此類。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是當然的老套。但是你個破書生，不光有個美如天仙的富家小姐喜歡，還可以幫你做高考槍手，射個狀元冠軍回來，也許順帶還幫你娶個公主當二奶，你說爽不爽。天仙配上無德無才兼無能的董永，混到要賣身做三年長工，居然有個真正的天仙妹妹死活要嫁他，小仙術一施，三年變三天，真是令天下沒有出息的男人們夢中都要流出口水來。現代金庸筆下的韋小寶也是桃花遍地，不管你是姑姑，姨姨，姐姐，妹妹，小潑皮是老少鹹宜，大小通吃，難怪中國男人個個對其著迷，要少學韋小子，老學楊大倌。

可惜的是韓國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文化上應該怎樣給自己定位，成日家弄些讓人笑破肚皮的新考古發現。在科技上，韓國更是夾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據韓國東亞發展中心的報告，中國的科技能力已經是韓國的95%，在近年內應該會超過韓國，使東亞科技日韓中的格局變成日中韓，估計會對韓國的經濟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產生重大影響。





七十



這大概是韓國對中國恐懼的最大因素，也是韓國人對中國人態度由好轉壞的主要原因。對中國經濟的絕對依賴，加上對未來缺乏信心，使韓國新政府企圖靠疏遠中國，親近美國令其經濟多樣化。而李明博政府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是這個步驟的一個主攻方向。但可惜的是，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不一定會為韓國的出口貿易帶來短期的效果，而為達到這個目的，韓國首先要開放自己的農產品市場，令美國牛肉可以無阻攔的橫掃韓國，從而導致為保護農民而興起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相對於日本，在保護本國農民，但又不得不進口美國稻米的情況下，就處理得比較好。日本基本上是買了美國米，然後放在倉庫裏爛，而防止沖擊自己的稻米生產。這些米過幾年後，就賤價賣給農民當飼料，算是皆大歡喜。只是今年美國的對沖基金把米價炒上了天（也不能怪他們，股市和樓市都被炒焦了，只能在石油和商品市場上斬殺），大多數出米國禁止出口，保護本國利益，而許多象菲律賓等進口國只能幹瞪眼，無米可買。最後還是日本征得了美國政府的同意，把準備放爛的米拿些出來為菲律賓救急。因為日本不能將這些米放回市場而影響國際稻米價格，必須美國同意才可以這樣做，以保護美國的大米出口商。

本來，李明博的747和他的效法者馬英九的623都是拿來忽悠老百姓的。其實李明博想把韓國變成世界第七大經濟體，需要將現有GDP從接近1萬億美元翻一番到多於2萬億美元，將現有人均從二萬多美元增加到四萬，可以與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國等一爭長短，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拿大是得益於世界石油和商品價的飛漲，而意大利和法國有很多高利潤的產品，比如說軍火等等，是韓國不可能涉足的。而歐洲市場的一體化也為意大利和法國的高檔消費品保證了市場，北美貿易協定也使加拿大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大的便利。韓國沒有自己的巨大市場，在高科技上又要和日本，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競爭，在國際經濟高漲的時候，也許可以有些機會，而在美國和歐洲面臨衰退，亞洲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想要放大衛星，在未來的5年內有所作為，好像有些癡人說夢。

而且在他競選的時候，美國經濟已經出現次按問題，以中國經濟12%的年增長率，已經把預測下調到9%。而韓國近幾年的經濟增長大致在4-5%之間，一下要在世界經濟困局中一花獨放，跳2-3個百分點，似乎有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味道。當初，韓國陷入亞洲金融危機，主要是大財團胡來，而之後的反彈，韓國已經出現了全民負債，不動產泡沫等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的危險情況，現在的政府不實事求是的面對困境，而是為了民主選舉蒙騙人民，亂開支票，怕的是不光那個大躍進的747飛機上不了天，搞不好來個經濟崩潰，都不出奇。一旦韓國的樓市開爆，情況就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看一下日本的例子，自從1990年開始，日本還沒有走出經濟蕭條近二十年的長路。日本在科技上仍然具有其領先優勢，和中國的經濟互補性很好。如果能同中國齊心而力，在發展新能源和節能技術上支持中國，其經濟的復蘇可以和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掛鉤，使日本的經濟在5-6年後走出蕭條。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縷煙。

--自題



七十一



談到中日關系，必須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局去看問題。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和技術大國，有利於打破世界經濟和技術上由歐美壟斷的局面，對中國是一個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為政治和軍事上的美國殖民地，則對中國有害。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如果日本采取親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阻力。當中國的發展迫使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轉移到東亞，日本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則會幫助中華文明同西方文明爭奪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從日本本身的角度來講，在這個世界性的大變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中美兩大超強中，平衡關系，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日本希望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為一個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為其國家正常化邁出重要一步。但問題是，如果日本的立場完全親美，中國就會否決這個提議。而如果日本的立場親中，美國就不會讓其入局。

對日本而言，一個最好的選擇是，盡力發展和中國的經貿關系，在給予中國技術和投資上的支持同時，也享受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是在軍事和安全層面上，則繼續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對中國軍力的增長持提防的心態。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後，必須加快和中國的軍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個更堅實的基礎。而一旦日本對中國增長的軍事實力不再恐懼的話，日本真正的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的時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條約，把美軍從東北亞趕出去。

所以中國在對日政策上，必須著重三點。一是經濟上更緊密的合作，二是軍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層互訪。至於在民間情緒上，中國人可能還需要一些時日，才可以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開始真正的感受到作為大國國民的自豪。對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為，不需要有過激的反應。這一點，中國人需要象美國學習，美國人對日本教科書上對珍珠港的處理，完全不予理會。對美國人而言，實力決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覺得向美國叫板的話，頂多我再扔幾顆原子彈而已。

對日本而言，過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資源，與大國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熱的團結和犧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後，這一套就完全無用。在當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具有足夠遼闊的國土，可以經受住一場核戰爭。象日本，英國等之類島國，則更本沒有勝算，一次核戰爭之後，整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沒有資格和別人找架打，只能靠維持足夠的阻嚇能力來增加敵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國的統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戰的好處，軍國主義想在日本復活是難於上青天。

日本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由於東方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日本自然是一個長壽社會。在加上發達國家養育孩子費用昂貴，人們普遍不願生孩子。在男女較為平等的國家，如北歐和北美，因為丈夫比較願意幫忙做家務，妻子比較願意生孩子。而在歧視女性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會願意生孩子，來增加自己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通常不會好戰，而希望有一種安寧的生活。





七十二



根據人口學研究，當一個社會平均年齡低，差不多每個家庭的生育率是3-5個孩子的話，那樣的社會因為年輕人多，社會結構不穩定，國家通常比較好戰，每個家庭也比較容易接受有孩子為國捐軀。對日本和中國而言，其社會結構都要求其人民越來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減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選，又是來自中國上海等地的留學生，來補充其未來不足的勞動力。在這種情勢下，如果有人還在散布日本威脅論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大概是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而中國因為計劃生育帶來的獨生子問題，也是不會輕易和別人動刀動槍，本來能夠不用戰爭解決的問題，當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換，從來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寫孫子兵法的孫武，大力提倡的。戰爭只能作為最後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正如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到現在還是損失慘重，仍然看不出結束的一天。中國在歷史上長期占據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戰爭得來的，而日本今天的經濟強國地位也不是靠戰爭獲得。所以中國和日本之間，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場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日間的任何沖突，都會損害雙方的利益，而推遲世界中心向亞洲區的轉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對抗，直接得益者應該是美國和歐洲，因此每當中日關系有所發展的話，你就會聽到不少撩是鬥非的聲音，攻擊中國政府。而這些來自於海外的聲音，你必須知道他們的資金來源於何處，才可以對他們的意圖進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國政府勢力，在美國和歐洲的財政支持下，會進行針對中國政府的輿論和行動。當這些行動和輿論產生危害時，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和歐洲做出妥協，在其關鍵利益，如中東和北非等，作出讓步，這些西方的幫手，就會轉過頭來指責中國政府出賣國家的利益。

最近的東海協議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當初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有要求歸還琉球的主權。本來，當初琉球被日本強占，被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森仲裁給了日本，而清政府從來都沒有承認。據說二戰結束前，羅斯福總統曾兩次向蔣介石提出，歸還琉球主權，而被婉拒。當然，以那時國民政府的施政水平，連臺灣人民都被逼出來個228，就算當初琉球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沒有琉球的主權問題，日本不光在東海，在釣魚臺上都沒有資格和中國談判。而將琉球主權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現實，但如果這個爭議一天不解決，中國，至少在民間，就應該以支持琉球獨立作為一個反制方式，來壓迫日本的談判基礎。

中國政府當前的策略是極其有遠見的。在堅持中國的主權底線下，對日本進行一點讓利的甜頭。其實對一個大國而言，不論是保障大陸架國家的關於大陸架的條款，還是保障海洋國家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條款，你都不能讓所謂西方控制的國際法庭來決定你的主權。而中國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對中國不懷有偏見。這樣的主權糾紛只能由糾紛國的實力來決定，而中國在面臨日美軍事聯盟對抗並不占優勢的今天，當然應該將主權糾紛留到後代，等中國的實力強大之後，在去解決問題。

七十三



在擱置主權爭議後，對該爭議地區進行共同開發，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國和日本在這方面不能有個雙方都滿意的協議，當然中國可以強行從春曉等油氣田出產，因為其本身位置並不在爭議範圍之內。而日本除了抗議之外（以春曉油氣田從爭議地區吸油氣為理由），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舉動，比如讓得到授權的日本石油公司在爭議水域裏勘探等等。筆者不認為中日會因為這些雙方姿態性的動作，包括可能的艦隊和軍機的短暫對峙，會導致一場軍事上的沖突，但是東海和中日關系之間，就會呈現緊張關系。

在這種形式下，中國在東南亞的布局和影響就會發生變化。本來，目前控制南沙群島的幾個東南亞小國和中國之間已經達成了共同開發，和平解決的協議，而這些小國根本沒有興趣去挑戰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地緣戰略利益，並視中國軍力的存在為他們的保護力量。一旦中國和日本在東海爭執上劍拔弩張，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承諾就會有所懷疑，從而給予美國軍力介入南沙群島的爭議一個極好的切入點，使美國可以高姿態的重新駐軍這些國家。

因此不能達成共同開發協議，基本使中國無法在這些海域進行開發。那麽在能源對中國的發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國際油氣價格高企的時候，中國號稱有大量油氣儲備卻無法開發。而由於能源價格高企，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加大投資在各類再生能源上，在今後的數年內，不排除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來去解決爭議，可能那時的石油氣資源已經不再那麽值錢。正如西方俗語裏一句話，手上抓住的一只鳥，勝過林子裏的兩只鳥。

其實對中國今天的發展，尋找穩定和多元的資源當然很重要，但是如何盡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對減緩能源需求和供應之間不平衡的壓力，改善現在的環境汙染，都急切需要解決。而中國在這方面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後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於美國２.５倍，歐盟的５倍，和日本的９倍。中國的落後不光是在對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的勘探和開采上，還是在提煉和加工方面，甚至在具體消費上，都存在極大的低效率問題。當年中海油出高價並購優尼科，其主要原因是獲得先進的開發和提煉技術。但由於美國其他石油公司擔心中國會打破他們的技術壟斷，從而增強在世界上開發油田領域的競爭力，通過其控制的美國政府令收購計劃失敗。如果中國通過在東海開發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會繞過這個阻礙，有助於中國獲得這些先進科技。

日本與中國正好相反，在節能上位於世界前列。日本人創造１美元的ＧＤＰ只是美國人的３７％，是名至實歸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詳細的法律和全民族的節能和環保意識，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綜合使用能源上，確實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筆者在數年前就建議中國應該以東海合作上的讓步來換取日本在高能效技術上無償或低價轉讓。這樣不光可以為中日兩國人民創造出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而且光是中國節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經不亞於開采出來分給日本的分額。而從中帶來的合作的好處，又是多方面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無法染指東海的能源，在當前的局勢下，日本只能在美國控制的伊拉克油田（還是一個未知之數）等著買入經過美國大石油公司和華爾街大投資行拼命加水的高價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龐大的外匯儲備，加入爭奪非洲的油氣資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５７％出口歐美為最大市場，１４％到中國，已經引起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口誅筆伐，試圖利用蘇丹達爾富爾和抵制奧運會來逼迫中國吐出來。至少中國以大佬的身份帶著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蘇丹的大尼羅河石油公司裏，印度的股份就有２５％，減少了因為競爭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進來搶油，而且也擡出中國投資無附加條件的招牌菜，肯定會推高中國在非洲開發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國合作，以其領先的技術能力，加上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國的石油公司帶著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來源多樣化，並能夠參與到美國和歐洲夠不到的地方的開采工作。當日本的能源來源不完全依賴於美國的話，日本就比較願意在美國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熱心的保留態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來源更多和中國扯在一起的話，就比較自然的容易贊同中國對全球事務的看法。而當日本可能不得不響應美國的號召而對某些國家實施制裁，就可以學習美國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國成立由日資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國公司合股的中國法人公司，以繞過美國的制裁限制。

中國在與日本達成東海合作協議，除了引來美國已經對臺海兩岸走得太近的擔憂，和歐盟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恐懼外，俄羅斯恐怕也會發表一些怨言，因為中日合作使其奇貨可居的談判姿態必須放軟，但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這個事件的發生。在這個合作基礎上，中國同美國關於能源技術的合作和轉讓上，美國也不得不降低價碼，免得讓日本獨占中國市場。如果中國能夠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國的技術，並在其上進行更新，在清潔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儲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為的話，就可以大大減低中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從而降低中國由於爭奪資源而和美國和歐洲造成沖突。本來，由於中國是唯一一個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國家，中國對原材料和各種金屬的需求量極大，但因為並沒有搶進西方列強的飯碗，因此對這個領域西方還是比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上，由於西方經濟極度依賴，中國小小的動作，就會造成滿堂喊打喊殺聲。

事實上美國在節能的高技術上與日本相差不是太遠，但由於美國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國防領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國內的節能計劃通常會被政府反對而胎死腹中。比如說現在美國一天要消耗２千萬桶原油，其中１千１百萬需要進口，這個消耗量的６９％是用於包括開車之類的運輸，只有大約４％用於發電。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要改變美國人對海外石油的依賴，如何改變當前的交通技術，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陽能發電，當為其首選。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國已經有很成熟的電動車技術，可是由於政府的阻擾，這個技術完全沒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只是電油兩用車才在油價的不斷攀高之下，初成規模。反而，用來擡高世界糧價，斬殺美國納稅人，忽悠環保意識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談由美國和中國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Ｇ２之外，又多了一個Ｐ３，也就是太平洋三強俱樂部，由美國，日本和中國參與，來解決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另外，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提議把加拿大從Ｇ８裏趕出來，讓中國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現存的Ｇ８基礎上，擴大到Ｇ１３，加進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這各種提法，都是為了面對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對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無論那一種排他的俱樂部都無法對國際性和地區性的事務做出全面的操控，而又沒有一個俱樂部可以涵蓋所有面臨的挑戰。

比如說，如果要談到石油問題，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問題和中東問題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務上有所作為。再如，地區性的爭議，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慮當地的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意見，但這些聯盟又不可能對其他地區的事務有太大發言權。結果就變成你還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國家形成一個小圈子，然後在具體事務上臨時加入各相關團體。

那麽這又和現在的Ｇ８有多大區別呢？俗話說，湯多不入鹽，主要的區別是現在的Ｇ８俱樂部閑雜人員太多，合資格入會的人士太少。從國家分量來看，加拿大固然是個十分的假貨，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７成水貨，連法蘭西，德意誌和不列顛都是３成加水。俄羅斯和日本如果變成一個國家，則是名副其實的硬通。可惜的是兩位仁兄都是一條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羅斯跛的是經濟腿。那麽剩下來的確實只是美國，挾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級強權，才堪稱當然會員。這也難怪當初新保守派分子們，有種投鞭阻流的氣派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由於中國的異軍獨起，別樹一格，也給當前的格局造成一個極大的困擾。本來一個俱樂部都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來參加的不光是要夠資格交得起會費，還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聲同氣。而中國就是與大家不同，不拉進來玩，你這個俱樂部就是形同虛設，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然後大家磨一陣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噴上大大的幾個吐沫而已。要拉中國進來，就要大改章程，結果可能是原先說好是足球俱樂部，最後就變成了美式足球俱樂部，搞到與其設計的原始初衷風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這裏的差別在於意識形態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西方自然不願放棄其自以為是的個人幸福感覺，照著鏡子忸怩作態，自己把自己愛得差不多要昏過去了，哪裏願意為了你一個“醜陋”的面孔，而削足適履，改變他們的遊戲規則呢？那麽要中國人改變，才可以入會，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是，如果中國人變得太慢，等到合乎這個俱樂部的入會資格時，也許俱樂部早就破產了。更何況，中國人小日子越來越紅火，可能真的不想改變其經過實踐檢驗的成功方法呢？

當然也有人士認為，為什麽中國不快點變成俱樂部要求的標準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國吃了這張開出來的藥方，然後興沖沖的趕去交俱樂部申請書，可能在還沒有走到俱樂部大門口的時候，就已經病發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實明白這個道理很簡單，近的不說，看看俄羅斯的經歷，大家就知道這種以西方藥方為藍本的所謂政治改革，其實是飲酒止渴。說難聽點，只不過是西方在新的形勢下，為大家開發出來的新型鴉片，讓你吸了毒後，毒癮大發，覺得很ｈｉｇｈ很快樂。然後等毒癮過後，你就覺得好傻好天真。

許多人會說，中國人都沒有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當然不知道裏面的好處。錯了，中國人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搞到最後國家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只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又靠著幾千萬條生命的代價，才又變成了一個雖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強魚肉的國家。在中國議會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戲，就是１９２３年曹錕選總統。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議員們已經將自己的選票開出了價，大致是５千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光腦袋。５千個袁大頭碰撞在一起，估計比拉斯維加斯的老虎機吐硬幣的動聽音樂更要接近天籟，夠這些人民代表天馬行空，想入非非一陣子。

可惜中途殺出個程咬金，據某家大報（如美國拿手的宣傳戰）爆料，曹三傻子剛剛用１０萬塊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妓女做４房姨太。這一下，整個國會炸了鍋。群情激憤，這些謙謙君子們怒火萬丈，開始討伐曹錕的惡劣。不是大家真的貪錢，只不過發現堂堂民選的國會議員拿出來賣，還賣不過一個小婊子！而一個小婊子居然值２０個國會議員，真是斯文掃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錕則趕緊約見議員做工作，並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別有用心人士所為，其實買妓女只是花了４萬而已。一輪輪國會議員的討價還價，唇槍舌劍，結果最終以每位議員１萬元成交，使民選的國會議員們真實的感受到了民主賦予的權利應該怎樣善加運用。最後曹錕在５９３票中以４８０票高票當選了偉大的中華民國總統。

不過回頭來看，曹錕雖然綽號叫三傻子，其實智商要比美國兩次由人民選出來的布什總統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會中出頭。也許有人又會說，那些時候的道道，今天沒人會玩。說這話的人，估計是沒有了解過印度，菲律賓，臺灣，日本，韓國等地的民主選舉是怎麽玩的。其標價方法和收錢方式和中國以前的選舉基本相似。也許會有些人說，這些都是民主變形，人家北美和歐洲的就比較像樣。其實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細來描述要更準確一些。不信的話，如果你有錢，想在美國收買官員替你效勞的話，筆者到可以教你幾手。比如說，辦什麽樣的事，要買那幾個官，每個什麽價，那種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並不是說議會民主一無是處，相反這裏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國學習。但是如果個個明白人都學廣東大炮孫文，對美國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對實際操作完全一頭霧水，只是精於讀完幾本“教會傻瓜什麽是民主”系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談闊論，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實踐，又不了解中國傳統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來批評中國政治實踐。如果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只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國的學校裏，也只是妖言惑眾，多騙幾個後輩而已。但如果這樣的人在中國當政，那可就是大難臨頭，則一定要起來推翻他們，免得這些江湖術士把中華民族再次拖進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統一中國一次。

七十七



在孫中山對美國的民權充滿向往時，超過數百萬的美國黑人還在集中營裏做奴隸。自從林肯贏得美國南北戰爭之後，法理上黑人已經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當成奴隸，但美國憲法和其他法規並沒有把黑人當奴隸，認定為犯法的條文。於是美國南部各州自己頒布了形形色色專門針對黑人的法律，比如說黑人在任何時候必須證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則就立即抓去坐牢。在這種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給美國的大企業，如美國鋼鐵公司等等，作為變相的奴隸來用。在這些強迫的集中營裏，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種類似於關塔納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層出不窮，許多在營中的黑人被沈重的勞役，得不到治療的疾病，和無休止的折磨而喪生。而美國公司在租用這些罪犯來開采礦山，修建道路時，則贏取暴利，還因此而擊退了白人工會的罷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沒有總的數據，但是光在阿拉巴馬一州，至少超過20萬黑人被租出去。

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1941年，才由羅斯福政府出來幹預。當時幹預的原因是，日本帝國利用這個事件開展的宣傳攻勢很成功，使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另外就是，美國需要大量人力從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和軍需生產工作。於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國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說是日本軍國分子們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變成了新奴隸。當時的中國政府趁此機會，由宋美齡主導，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都有賴於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國和英國放棄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華特權，也得益於日本軍政府和汪精衛偽政府簽訂的日本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協定，迫使美國和英國不得不作出比日本軍國主義要“道德高尚”的行為來。即使是後來的黑人民權運動，如果不是蘇聯的政治攻勢，估計很難預料其結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奧巴馬出來選總統的今天，經歷了兩任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和賴斯），年輕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蹲打牢，而且這種局面改善的機會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現在有人搞笑的解釋說，美國憲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譯錯誤，應該是“所有（白人）男性創（被上帝）而平等”。女人當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種（非北歐和德國北部，英國）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美國從來倡導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廣泛的民主政治。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面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麽任何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就毫無價值，應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社會在這方面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後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只能通過高遺產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制度，給予任何有誌向的窮苦人，一個奮鬥的機制。在加上對外戰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制，通常是在這些機制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類社會就是要有這樣的制度，讓所有青年洪秀全不會成為中年洪秀全，使沈萬三兒子和孫子，不再是沈萬三本人。

美國人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其中一個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結果公平。在美國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考慮你到底如何得來的。比如卡耐基是盤剝工人得來的，布什是販賣黑奴得來的，等等，都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們的財產，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麽你可不可以剝奪別人的財產呢？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國，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產，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盤上開派對，請客，進行野餐之類。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來掃你的興，阻止你以上的行為，你就可以正二八經的去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把這塊地正式歸於你，應為你已經行使了地主的權益，而沒有人有異議。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當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決的話，估計中國人立馬就會把這個法庭放火燒了。中國人重結果多於程序，重公平多於規矩，和重人情多於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難度。法不責眾，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對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進行挑戰，表現了中國人社會中的高於法律的更高理念，則是“人民的多數認同”高於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維”比法律要更有真理價值。

粗聽起來似乎覺得中國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為其對“民意”的重視似乎是一個終極的社會關註。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決定天命，而天命決定誰當皇帝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後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當權者來負責的。那麽為什麽歷史上，真正的民意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導致歷朝歷代被剝奪了天命呢？

一個指責遊戲，就是怪罪於龐大的官僚系統。天子是要與民同樂的，而且蕓蕓眾生也是出自內心愛戴萬歲爺的。全國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間卻出了岔子。這房子的蓋子很棒，基礎也很紮實，可惜是中間的柱子被該死的蛀蟲挖空了，搞得國家搖搖欲墜。看來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幫人民公仆們，黑了良心，把孔老爺子的教訓吐進痰盂桶了。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皇帝那裏，而在貪官那裏。只要我們可以清洗貪官，這大宅子還是會高大光猛，富麗堂皇，和勃勃生機。所以說，中國的民意不是如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甚至不是選舉三裏屯屯長，而是為什麽這個傻冒屯長為啥沒有聽聽“俺”的說法。中國的民主最大的關註，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誠信）。而西方選舉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於其決定的是關於政府威信的問題，及為啥這個政府具有合法性（因為俺三裏屯人選了這幾個蛤蟆），而不是這個政府的施政合理性（為啥這些個蛤蟆晚上三點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科學院可以發明人工智能機器人，每個村子裏放一個做村長，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輸進去，然後讓機器人執行，不知中國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潔可以提高多少？

七十九



對於這個機器人村長來說，其作為很象中國傳統的技術官僚，要求對當地的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派別，采取一種旁觀和超然的態度。在中國的傳統制度中，這個官員必須外派並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責任。但在操作實踐中，當地方勢力增長，比如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由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過度，由層層地方官員形成的強大體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員代表中央政府的意願，而衍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勢力。

在過去的體制中，一個來自嶺南的官員來到洪洞縣做縣太爺，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賴地方上的士紳來協助他的工作。這些士紳們通常是分成兩類人士，一是退休後，告老還鄉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級京官如尚書之流，二是取得舉人資格，在家等空缺外放。這兩類人都是當地的有頭有臉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估計所有的外來縣太爺幾乎是一籌莫展。當然發揮余熱的老爺子們以動腦張口為主，隨時可以傳一兩手絕活給動手跑腿的後生們，進行做官前的實習訓練。在某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是建立在一種靈活而多變的契約關系下，根據形勢而年年調整。中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對地方上的事務通常涉及極少，只要錢糧（稅收）順暢，刑名（社會穩定）不亂，地方上的事務通常通過血緣聯姻的同宗會，商業上的同業會，宗教團體等非政府的社會協調組織來維持。

鐵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就不能被同一幫人，或者說同一個利益集團所控制。這就要求當地的官員必須經常輪換，避免與當地勢力結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過過去的門生或者同僚關系，來幹預現存官僚體系的運行，畢竟是人一走茶就涼，其影響力還是相對有限，要受到現任官員的限制。而一旦現任官員壓不住當地的地頭蛇，或者說現任官員被當地勢力控制，已經失去獨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這時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幹預，然後手持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的欽差大臣就開始走馬上任。而由於當地士紳的過度用權導致的社會不公，就會在擊鼓鳴鐘，攔轎喊冤的信訪制度下，通過王朝馬漢這些公正的法律衛士，黑面老包一出場，問題就得到了暫時的解決。

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農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會地位，而導致人往高處走的情形，其結果就是導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員也不再返鄉過田園生活，而是跟著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飄洋過海。而在過去的朝代裏，農業稅收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現在，由於農業稅基本免除，在農村發生的事情，已經不再受到高層的重視，只是一旦出現大面積的群體對抗事件，才會引起高層的關註。

其實中央政府對這個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長期的不均衡發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後的著重城市政策，使東西部，沿海和內地，大中城市和縣鎮村，社會發展極其不平衡，個人機會不均，導致了各類人才從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貧富兩極化嚴重。而當前實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於元朝忽必烈的吏員入閣制，使底層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準低劣。



八十





當年忽必烈治理中國，對政治制度進行了兩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變了過去郡縣的缺乏中間環節的體系，把金朝實行的臨時行省制度固定下來。二是鑒於宋朝官僚的重浮誇輕實幹的特點，取消了科舉取士，改用提拔能幹的吏員出任官員位置。這個制度的長處在於吏員有長期的實際政府行政管理經驗，可以處理各種當地事務，其缺點在於由於在本地工作時間長，又與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加上缺乏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教育，貪汙腐敗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政府的管理職能日益多樣化，從原先簡單的稅收和治安，推廣到公共衛生，道路交通，鄉村企業，教育扶貧等等。在政府權力擴大的同時，當地人才卻出現低素質化，顯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麽大驚小怪的事了。而這個過程中，矮子裏的將軍們，又變成了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冗員，本來這些地方精英應該在當地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起領導作用，就被這個安逸的工作養懶了。

在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下，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就是城市裏的工業和商業利益集團，就會以手上的資金和技術的優勢，以開發落後地區為名，來進行不公平條件競爭下，對小城市，縣鎮村實施低價的原材料，礦產，能源，土地和勞動力的剝奪，而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外地來的代表中央（其實更是省級）政府的主管官員，又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工作重點，希望做出點成績，有助於升官，就為這一層面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一體化，即官商勾結提供理想的溫床。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臺。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沖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面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系，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

第九篇



亂槍殺黑胭脂色，可留狐裘為比肩。

--自題



八十一

如果我們看一下發生在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的事件，可以初見端倪，即是政府部門未能解決地域內部的各種利益糾紛，最後將警察力量擺上了臺，希望能夠通過暴力威懾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眾則希望通過挑起沖突，把地方政府的蓋子揭開，以尋求高一級，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而解決長期以來不能解決的利益糾紛問題。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極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區利益沖突白熱化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民眾對政府系統，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強，這就給予了中國政府一個難得和可貴的時間緩沖，使中國政府可以從容的解決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問題，而不會帶來整個社會的整體動蕩。

理解這個問題很關鍵，這樣才會得出對中國這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一個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過激的反應來解決並非致命的問題。在現在中國政府的兩個施政重點上，一個是發展，一個是穩定。這兩個重點本身就是矛盾的，穩定要求的是少變化，而發展則是帶來最大的變化，但是變化就會造成不穩定。反過來，不穩定就會阻礙發展，沒有發展，社會雖然靜如死水，但也就安穩了。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變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國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綢繆，提前規劃，似乎有些強人所難。對沒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驟上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現實的做法似乎應該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發展帶來的問題一大堆，把它們的輕重緩急弄清楚，不得不解決的大問題，如環境汙染，通貨膨脹，基本民生，貧富差距拉大，當下重藥，擺上日程，而對第二等的問題，如就業機會，政府管理水平，貪汙腐敗，公權力無制約等問題，可以放到第二步。對小程度的地區性的亂局，不需要過度緊張，就像人經常得小感冒一樣，不斷的可以增強免疫力，而不致於突發重病。

和諧社會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但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表面上的和諧而忌病畏醫，采取高壓手段來尋求一個虛假的穩定。在一切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口號下，造成經濟生產四要素的資金，技術，土地和勞動力，對當地政府來說，自然知道那些比較稀缺，那些比較過剩。當一個窮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們來投資，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犧牲，才會令這幫吸血鬼跑過來。如果不是在這些窮地方可以逃避更嚴格的環保法規，更健全的勞工保護，這幫混蛋幹嘛飄洋過海，穿山越嶺的過來創業，冒這麽大的風險？而當地政府給予的各種優惠，不計算官僚們經手的好處費，自然是通過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來使這些外來投資可以為當地經濟添加活力，創造出繁榮局面，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後為自己升官建立政績。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很明白一個官員的屁股會坐到那一邊。你覺得他會去得罪物以稀為貴的投資外地商人，還是多得趕都趕不走的外地民工？這從整體上可以在一部分民眾未能得到其應有的經濟利益為代價，但就對整個社會具有積極作用。要解決這個矛盾，一個辦法就是放棄以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開始平衡思考發展中的民眾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協調，即胡錦濤號召的科學發展觀，采取重質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經濟發展可以趨緩，但是當地的群眾則可以真真實實的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避免一個高速的GDP數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數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裏飯多了，可是想燒政府大樓的情緒卻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進行一個標準的人民民意普查，通過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個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為對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評判標準。而地方政府則應該逐漸有意識的退出經濟發展的參與角色，不再直接介入當地的各方利益糾紛，開始扮演一個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變成維持社會次序的力量，而不要變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鋒。而且對一個地方的有限的亂局不要過度反應，亂用重典。惡人需要惡人磨，苛吏，惡官，這類所謂的“國家羅漢”，也必須由暴民，刁民去制約，大不了燒幾個地方政府的大樓，事後對違法犯紀的官吏和暴民同時秋後算賬，反而對長治久安有好處，打完這些官民兩邊的害群之馬，理性的溫和的當地勢力才可能擡頭。

如果看一下中國近期的發展，大致有幾種情況。一種是沿海地區如珠江三角洲，投資商來自香港，勞工來自內地。當地人要麽通過親屬關系幫香港老板親戚做管理階層，或者偷師學藝成功，自己出來當老板。當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確，讓市場機制處理外地勞工的薪酬問題，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層的利益。因為這些被剝削的外地勞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當地政府的人際關系，所以沒有組織和人脈可以向當地政府進行挑戰。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資，由於沿海和內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當於半年的內地工資。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勞資沖突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工人的欠薪（在經營條件好，世界經濟活躍的前些年不成為問題）和因為工傷引致的殘廢賠償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市場體系相對完善，各類企業來自世界各發達國家，也帶來對什麽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釋，加上開始有來自商家對熟練技工和工人對企業認同感的需要，市場機制開始調整工資水平，以減少頻繁的跳槽帶來的產出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中央政府對農業稅的減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開始回到家鄉，用幾年的血汗錢開始建立自己鄉下的企業，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勞工短缺現象，使工人在生產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競爭位置。而在中國經濟下一步必須調高產業換代，由發達的沿海地區向高附加值產業鏈提升，強制保護工人利益，為中國創造出可以和日本競爭的高技術工人階層，就必須有新勞動法這樣的法規出臺。

這個新法規立即就會推高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工成本，迫使這些地區從低利潤的服裝，制鞋和玩具的外來代工，至少換代成中利潤的電腦，機械和通訊設備的外來代工。而隨著工人和質量管理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產品都在中國生產，就知道工人技術不是問題，工人工資進一步上漲，中國的企業就無法再以產品代工的身份去賺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須靠聯想，華為之類的品牌與人競爭。這是一個必經之路，因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國，一旦名牌產品如索尼，思科必須走到越南等地去尋求低工資，他們的產品質量就不會超過中國自己的品牌。競爭就變成了銷售，包裝，廣告和服務這些軟活兒。

中國政府在新勞動法上一定要堅持住，不然的話，中國的發展將走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