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張維為：臺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


臺灣民主收獲失望

我先後七次訪問過臺灣，對臺灣的民主還是有一些切身體會的。有一次臺灣朋友問我對臺灣民主的看法，我說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陸“批鄧”運動時流 傳的一個政治笑話：人家對鄧小平說，現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鄧小平說：很好，繼續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來。如果臺灣願意，它可以繼續沿著美國民主模式走下 去，或者說繼續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徹大悟，悟出真理來，再來建設真正的優質民主。

亞洲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社會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就采用了西方模式：如菲律賓、蒙古、泰國、吉爾吉斯坦、印度等，效果都很糟。對於這類國家，我是悲觀的，因為我還沒有發現 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一人一票而實現現代化的例子。以印度為例，1947年它的起點比中國還高一些，但現在印度與中國的差距至少20年，我們西藏自治區 的各項主要指標（如人均壽命，識字率，電力覆蓋率等）都超過了印度。

另一類是在經濟起飛後采用西方模式的，如韓國和臺灣。他們是先采用了東亞模式實現了現代化，然後再轉向西方模式的。換言之，如果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之 初就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話，大概也就沒有他們的現代化了。在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後，韓國和臺灣照搬了西方體制，新加坡和香港還大致維持了原來的東亞模式，現 在誰發展得更好？大概還是新加坡和香港，無論是經濟還是反腐，都是這樣的情況。韓國民主化之後，先後陷入了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基本上是靠 中國經濟拉動才走出危機的。大家可以查一查臺灣和韓國的民調，到現在為止，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蔣經國和樸正熙。

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臺灣做不到這一點。

臺灣民主的質量確實不敢恭維。20年民主路一路走來，首先是經濟嚴重滑坡。臺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現在必須靠中國大陸的經濟輸 血。20年前，中國大陸提出兩岸建立“三通”時，臺灣還不屑一顧，後來是臺灣更需要“三通”了。民選上來的李登輝搞“戒急用忍”，臺灣失去了巨大的發展機 遇。民選上來的陳水扁，8年換了7個行政院長，搞權術平衡，不是搞經濟建設，臺灣連續8年公共投資負數，經濟急劇走衰。馬英九上臺後執政乏力，民調已經降 到了陳水扁當年的水平，但有一點是對的，他穩定了兩岸關系，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這也是臺灣經濟的唯一出路。臺灣民主化這20來年，正好是大陸和臺灣 實力發生根本變化的20年，所以大陸現在很自信，你可以接待多少大陸遊客，我就可以放多少遊客給你。臺灣民主化20年也使“臺獨”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為 臺灣已經成了對大陸依賴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臺獨”即意味臺灣經濟的立刻崩潰。臺灣人口和上海一樣，才2300萬，但已有120萬臺灣人在大陸生活和工 作，這大概也算一種“用腳投票”吧。臺灣人現在說，大陸就像是蔣經國時代，也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設，而臺灣是處在“文革”時代，政治內鬥不止。

臺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臺灣選舉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就有問題。臺灣領導人選舉是第一輪簡單多數就決定了，如果像法國那樣，第一輪候選 人得票過低的話，需要第二輪投票，也許可以更公正些，但有關的法律修改很難推進。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標誌是辯論公共政策，而不是辯論意識形態。臺灣 到現在為止還未能解決“國家”認同問題，所以選舉總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蘇聯當是內部的國家認同也不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蘇聯就解體了；南斯拉夫這樣 搞，最後也是分裂和內戰。中國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話，國家認同相對較弱的西藏、新疆地區的分裂主義勢力就會興起，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四分五裂。

臺灣的腐敗問題也比過去更嚴重了，黑金滲入了選舉政治。媒體在兩蔣時代被叫做哈巴狗，現在被叫做瘋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麽“本省人”，“外省人”，“臺灣人”，“中國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喪失對社會的整合能力。

有人說，即使臺灣民主問題這麽多，但多數臺灣人也不願意回到20年前。談到東歐民主質量差的時候，一些人也會表示類似的觀點。其實，這樣問題太籠統 了，歷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當然不願意，但原因很復雜，比方說，20年前還鮮有手機，多數人當然不願意回到沒有手機的時代。世界上願意歷史倒退20年大 概有索馬裏，20年前醫院、學校、郵局等還能提供服務，後來這些都沒有了。還有一個是東歐的匈牙利，民調顯示多數人還是覺得20年前最後一個共產黨領導人 卡達爾時期比現在好。匈牙利20年前我去過，20年後又去了，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換一種方式問問題，比方說，不要問是否願意回到20年前，而是 問如果歷史可以重新演繹一次，你是否願意經歷這樣的變革，我估計大部人臺灣人和東歐人都會選擇不同方式的變革。

臺灣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自己對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民主做過一個評判：即只有兩種結局，要麽是從希望到失望，要麽是從希望到絕望。就臺灣而言，我估計 還是從希望到失望，甚至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還不至於絕望。我先談談為什麽不至於絕望。這是因為第一：臺灣通過東亞模式早已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中產階級比 重比較大；第二：臺灣的中國文化影響一直沒有中斷，只要維持最基本的政治穩定，老百姓總是吃苦耐勞，辛勤工作，整個經濟不至於崩潰；第三、中國模式的影 響，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模式拯救了臺灣。經濟上，中國模式帶來了大陸的迅速崛起，這為臺灣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政治上，中國模式通過選賢任能機制產生的 領導人總體上比臺灣民粹主義產生的領導人更為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亂，馬英九在民進黨的壓力下也大聲呼籲要抵制北京奧運會，但大陸領導人權衡利 弊，沒有計較馬英九的表現，而是著眼於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支持了馬英九，也避免了兩岸關系的惡化。如果雙方都是民粹主義選出來的領導人，兩岸關系恐怕就 要陷入劇烈動蕩了。

臺灣民主的結構性問題

為什麽臺灣民主的未來還是失望呢？因為臺灣民主困境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造成的：

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臺灣做不到這一點。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還是為“愛國”還是“賣國”而爭執不下的時候，這個社會容易劇烈對抗。當民眾對國家認同沒有形成共識的時候，政客也很容易打民粹牌，煽動族群對立來獲取選票。

第二、法律制度沒有足夠的公信力。比方說，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二顆子彈帶來的陳水扁當選的裁定，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都反映了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和民主體制內解決問題持懷疑態度。臺灣的司法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一種超越黨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

第三、“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特點是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換言之，臺灣僅僅實現了選舉民主，但“公民文化” 仍然嚴重缺位，彌漫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氣氛。“臺灣人”、“愛臺灣”成為一種民粹符號，政治對手的一切主張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紅”、“抹黃”的手段，把人性 中很多黑暗的東西調動出來。大陸社會的“公民文化”則更加缺乏，從網上大量的語言暴力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大陸如果搞西方民主，那將是中國的災難。

第四、美國和美國模式的過度影響。在臺灣，美國勢力的滲透無處不在，這影響了臺灣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國模式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資本力量對政治 體制的俘獲，以及“民主遊戲化”等問題。而最關鍵的是，如李世默之前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西方民主的基因有缺陷，因為民主的假設，即“權利 是絕對的”、“人是理性的”，我還要補充一點“程序是萬能的”，現在看來都站不住腳。

臺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臺灣選舉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就有問題。

臺灣民主的教訓

從臺灣民主發展的教訓中我們可以引出幾點思考：

第一，我們要突破美國和西方主導的話語範式，即認為世界上只有民主與專制兩種制度。這種範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來看世界上的制度，世 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和劣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瑞士，盡管很多瑞士人還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比如新加坡，還有某種意義上的香港和中國大 陸。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制度。以我之見，世界上所謂的120個民主國家中，絕大部分是烏合之眾，大概不到10個還可以算是相對成功的，如瑞 士，北歐幾個小國，加上德國，人口加在一起大概為1個億多一點，也就是中國人口的13分之一。美國政治改革的任務我看比中國還迫切，否則美國走衰的進程還 會加快。每個民族都應該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探索，找到適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政治制度安排。

第二，臺灣在兩蔣時期，中國文化教育沒有中斷，臺灣民間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溫良恭謙讓的社會，特別是和中國大陸相比，大陸“文革”的時候把中國文化 傳統破壞得太多了，現在大陸正在重建中國文化。我想如果當時臺灣沒有照搬美國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國文化的邏輯去發展，再吸收一些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臺 灣也許可以發展出一種高質量的咨詢性民主，而不是對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種高度務實的民主，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西方民主。但臺灣可能已經永遠失去這種機會 了，中國大陸還有這樣的機會。

第三、關於中國模式，正如一個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所說，中國人的眼光是一個世紀，為下一個世紀進行規劃（planning for the next century），而采用西方模式的社會，包括臺灣，一切計劃都圍繞著下一次的選舉（planning for the next election）。中國模式的背後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積澱。在全方位開放的情況下，中國模式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復興，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中提煉出很多面向未 來的東西，並和西方競爭而勝出。

以臺灣為參照，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年前，臺灣感覺良好，而大陸經濟剛開始起飛。20年過去了，兩者的實力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陸迅速崛起，臺灣迅速走衰。

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政策，中國一系列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包括了成千上萬次的民主磋商，這種民主決策的質量，西方模式遠遠比不上。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講一人一票，中國講選賢任能，兩者可以競爭。今天是因特網和微博時代，民主變得越來越民粹，越來越遊戲化，結果很難產生優秀 的領導人。就領導人的素質而言，臺灣媒體評論說陳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斂財；馬英九則是“法匠”，從不粘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結果什麽都 做不了。我真是覺得，臺灣領導人的工作能力比不上上海任何一個區委書記，所以中國模式真是非常厲害的，不害怕競爭。兩岸實力的此長彼消已不可逆轉。臺灣 20來年的民主化過程也正是兩岸實力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過程，兩岸走向某種形式的政治安排，並最終走向某種形式的統一的大勢將不可逆轉。

張維為：對西方的輸出“民主”說不


原題：從貝•布托遇刺到肯尼亞騷亂

2007年12月27日夜，我從電視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貝•布托夫人在拉瓦爾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感慨萬千。因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全天候的朋友，無論在上層，還是在民間，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具有非常堅固的基礎。如果連短暫過境也算的話，我本人曾3次去過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晤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將軍。貝•布托的父親阿裏•布托就是被哈克將軍政變推翻的，最後還被判處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將軍都是中國的摯友。哈克將軍本人又於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中不幸身亡。人們普遍懷疑是謀殺，但最後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來，可以說就是在普選、混亂、政變、刺殺、再普選的怪圈中循環，真有點淒淒慘慘。

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血肉橫飛的畫面，還有那我熟悉的拉瓦爾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過去了，這個城市還是那麽亂糟糟的樣子，房子還是破破爛爛，街道還是人畜混雜，和我20多年前訪問這個城市時相比較，看不出什麽變化。這麽些年來，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很順利，民生沒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沒有堅實的基礎，悲劇不斷的深層原因是人民持續的貧窮和政治結構的上下脫節。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員對我說：“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沒有遇刺，順利當選為總理，她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她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她合作？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統與她合作？如何保證代表巴基斯坦伊斯蘭勢力的部落長老與她合作？沒有這些合作，她靠什麽來整合社會、治理國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窮人以及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布托夫人無力整合巴基斯坦社會，她過去總理當得並不好，現在她死了，她的兒子當選人民黨領袖，這是她遺囑中的囑咐，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的民主質量大有問題。”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惟一指標，根本不考慮一個國家成功運作的諸多復雜條件，而西方國家自己則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與磨合，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比較穩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然後才開始搞普選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經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窮人擁戴的領袖被選上臺，但這種領袖往往無法整合社會力量，也無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後軍隊就借機發動政變，但軍政府也往往治國無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布托夫人死亡後3天，非洲的肯尼亞大選結果又引起了爭議、沖突和廝殺。我對肯尼亞情況還算有點了解，因為我前後去過肯尼亞4次，最後一次是2007年4月。我與肯尼亞非洲經濟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討論中國與非洲關系以及中國發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興趣。討論中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模式與肯尼亞政治，當時肯尼亞的大選已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之中，一位學者問我，如何看肯尼亞即將舉行的大選？我笑著問他，您是要聽外交辭令呢？還是朋友的諍言？他說當然要諍言。我就坦率地告訴他：“據我的觀察，非洲國家大選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個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這樣一來，你們選舉的結果可能會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還會導致社會動蕩。”我說：“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主要的註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紛爭的話，很難產生積極的結果。”

肯尼亞人口才3000多萬，卻分屬40多個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較多的是基庫尤族和盧奧兩個部族，選舉中競爭的兩個政黨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部族，而部族成員對自己部族的認同大都超過對肯尼亞的認同。我問下榻飯店的經理，你準備投誰的票，他說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選人。非洲大部分國家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民族國家。這位飯店經理是盧奧族人，他對我說：“我首先是盧奧族人，然後才是肯尼亞人。”這就像在中國，如果大部分人都強調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話，我們這個國家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團結就會非常困難。非洲現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來一人一票的普選，結果使許多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和動蕩。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采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尼亞應該怎麽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適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政績合法性與選舉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選舉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沖突和廝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尼亞的當天，電視裏就報道，肯尼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沖突，不祥的征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肯尼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尼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麽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雲雲。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麽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並無惡意，畢竟肯尼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尼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裏，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東面的索馬裏也處於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前些年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幹達也不安寧，烏幹達北部一直處在戰爭狀態。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誌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尼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廝殺、烈火沖天的圖片。這麽一份西方的權威雜誌，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麽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麽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態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麽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系。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正義，但正如肯尼亞出生的英國記者Aidan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汙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百姓5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著直升機到民眾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廝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裏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眾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遊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的人，永遠選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遠選自己宗教的人，結果是選舉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劇一次，直到格鬥、動亂、內戰。而這一切又和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的腐敗結合在一起，因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給個人帶來大量的好處，一旦獲得了權力，就不惜一切手段來保護這種權力。據我的觀察，在非洲這麽多窮國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亞和加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義的怪圈，但即使這樣，坦桑尼亞和加納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光是看它們相對繁華的城市，如阿魯沙和阿克拉，給人感覺也像是30年前的中國縣城。

我們可以從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挫折中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選擇權，結果只能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導致了危機不斷，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因此而困難重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是個大國，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假借任何名義來主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張維為：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亞出現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格魯吉亞、尼日利亞、斯裏蘭卡、蒙古、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均很頻繁，社會動蕩不止。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企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麽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麽教訓？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不妨了解一點西方哲人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政治先哲關於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也有益於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能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但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通過良好的基層組織系統，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雕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

我們不應該學習西方推崇的那種競選程序決定一切的民主。競選程序決定一切就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則反而是無所謂的。你選個演員，選個美女來當政，毫無政績可言，也是合法的。臺灣陳水扁就是個典型，當了8年“總統”，沒有什麽政績可言，“考試”都不及格，還貪汙腐敗，但按照西方的程序決定論，他可以賴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們民主政治的設計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不僅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啟示。

有人說，只要制度好，領導人的素質好壞無所謂。瑞士就是個例子，7個聯邦委員，每人輪流擔任一年聯邦主席，瑞士很多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元首是誰，因為換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運轉得挺好嗎？但瑞士是一個超級小國，其獨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經過了長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國模仿不了，美國、法國也模仿不了，也沒有必要模仿。因為各國的傳統和條件差別太大，就像瑞士幾乎家家都有槍支，中國能學嗎？發展中國家總體上法治建設尚未完成，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密不可分，所以領導人的素質往往在很長時間內對一個國家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比方說，沒有鄧小平，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令人不敢恭維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世界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美國《新聞周刊》總編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語）。

這裏還要提及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他對什麽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裏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

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尼亞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惡鬥和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占人口的多數，這將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誌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1萬公民，那麽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10萬人，那麽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10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麽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裏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註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

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急劇下跌，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麽糟。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啟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我們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樣，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成功的，成為失敗國家的倒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創新之路。我們要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拒絕爛民主，實踐好民主，逐漸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和諧、民主的偉大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嘆。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並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

張維為：政治改革 要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產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討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麽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 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書《中國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樣。第一種觀點，由於這麽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麽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制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英國當時工業生產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地區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註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

的確，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於英國。法國的做法是先確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確立了總統制之後。加拿大學者納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爾洛（Julie Barlow） 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註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還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結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產者，進而產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隨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

由於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尼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尼亞議會討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廝殺也有一定的聯系。

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意大利 4 80

法 國 7 67

美 國 19 52

英 國 20 41

德 國 28 36

西班牙 30 38

(資料來源： 2008年2月8日《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於60年代越南戰爭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於其他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於西方領導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中 國 72 19

約 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 班 牙 51 44

荷 蘭 49 50

英 國 44 51

加 拿 大 45 52

土 耳 其 41 55

印 度 41 57

美 國 39 57

黎 巴 嫩 40 58

印度尼西亞 35 64

法 國 28 71

俄 羅 斯 23 71

德 國 25 73

波 蘭 13 82

(資料來源：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民調大致反映了各國的實情，那麽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現狀的總體的認可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優劣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0倍以上（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的計算，美國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1倍），而人民的滿意度還如此不盡如人意，這種反思就更需要進行。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即便有72%或者86%這麽高的滿意度，不滿現狀者，盡管比例低，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如履薄冰，認真地解決各種存在的問題，使老百姓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吃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吃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著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麽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比方說，過去30多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過了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麽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意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竟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盡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眾的距離，使公眾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在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戲，至於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並不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吃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麽衛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吃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適用，更不要說非西方國家了。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於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於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鑒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在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惟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僵化的和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應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選，這本身是對民主事業的一個巨大傷害，使我想起了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名言：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就屬於後面一類。

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於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我在研究臺海兩岸關系時曾提出：雙方應堅持“先易後難”的原則，從小事情做起，從“職能合作”做起，“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積無數個互相合作的“小中華”，最後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華”，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覺得我們的民主建設也可以是一個類似的過程，民主建設應該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匯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利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討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我們要使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討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家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日益成熟，無數的“小民主”最後一定能匯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將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們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損害民生。西方推動的人為內需，其特點就是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脫節，甚至是破壞後者的。菲律賓的政治變革就是單一政治方向的，與經濟發展無關，與民生改善無關，甚至是矛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在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對於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政治體制革新，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激進政治改革上面，風險極大，因為政改和革命往往會使社會產生過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後又不太可能滿足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模式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的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國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討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又不能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這一點，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都坦陳：“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

我們政治改革中還要防止邯鄲學步。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如果還未把別人的長處學到家，就放棄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辦法，這就成了邯鄲學步，這也是可怕的。邯鄲學步的情況發展中國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國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總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來傳統中的習慣做法丟得幹幹凈凈，結果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癱瘓。至於中國以後會不會產生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內需，也許會，也許不會，現在尚難判斷，這是一個留給未來的問題。如果中國以後真正的內需和美國的真正內需一樣，那麽今後可能會產生類似美國的制度。如果內需不一樣，就不會產生類似的制度。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美國的傳統差異如此之大，我很懷疑中國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的內需。但美國制度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它的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並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過程中，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市場和計劃的有機結合，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向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確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詮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例如英國創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很長時間內，別人還是把它看作“貴族國家”，而非民主國家。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如果說30多年前，我們中不少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濟雕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貽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從而搞清楚，對於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詰和揚棄，最終則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莊大道。

張維為：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


讀西方人過去寫的歷史，會發現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話語權的歷史，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數百年之久的強勢地位。法國哲學家福柯不無挖苦地說：你談論什麽並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的強弱所決定的。既然西方數百年來一直處於強勢地位，那麽其話語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導地位。當年歐洲人企圖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麽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後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地科學論證。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變了，西方也變了不少，雖然在話語權問題上，西方話語仍占主流地位，但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正在出現，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於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是這些理念，並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於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各種荒謬，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2億多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無數生靈塗炭，則被看作是捍衛人權。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崛起，那種誰擁有強權就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這裏首先要糾正一個歷史偏差。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裏，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deGouges）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desDroitsdelaFemmeetdela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的確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870年左右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對財富的掠奪，歐洲主要國家經歷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遭受重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幸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以3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了歐洲文明。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後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後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於19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

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確認的歷史並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麽也只有40多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只多十來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認為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也是從中國借鑒來的。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詮釋。伏爾泰特別贊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

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張維為：失語的不是中國，而是話語霸權主義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

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0多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

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於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麽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歐洲40%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裏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於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6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質疑的。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MichaelRudd）曾於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麽簡單。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為“從誇誇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采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沈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並“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創傷、取得和解”。這一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並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爭，作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惟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確的心態。“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並且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的話，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愈演愈烈。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錯綜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作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Moisi）2007年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誌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當年曾揚言要抵制北京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張維為：言論自由、普世價值與人權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過勞死”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爭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麽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麽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爭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著有57個成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眾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並向人權理事會匯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裏蘭卡大使接著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麽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裏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廝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裏討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麽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 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於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確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適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裏，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確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隨著網絡世界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托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眾，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隨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臺，結果導致了族群廝殺和國家解體。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占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 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畫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爭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麽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啟迪。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 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

我說：“第一，討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4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眾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麽五個特點。第一，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後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近5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裏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註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爭論這屬不屬於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缺一不可。實際上西方也很重視集體的權利：西方過去和中國簽訂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代表的就是西方國家和國民在華的集體權利。治外法權就是集體權利。美國過去制定種族隔離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白人在各個方面的集體和個人的特權。人權中的民族自決權就更是集體權利了。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這個擔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反過來看，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以丹麥漫畫家“惡搞”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作品為例, 多數伊斯蘭信徒認為他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損害了10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種比較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兼顧自由與責任、個人和集體權利。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於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一個貧困的國度裏，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饑餓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國家秩序。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裏，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具體的人權問題上也一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比方說，一個政府現在有1000萬美金，這筆錢可以用來改善大學生的宿舍，可以用來改進監獄犯人的居住條件，也可以用來建設廉租房，這些用途都屬於改善人權，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作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權的優先順序時，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麽是普世價值，什麽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他走，這是沒有道理的。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接受這種解釋。歐洲首先應該去說服美國人接受這種觀點。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Verhagen）來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介紹荷蘭的外交政策，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的權利，他還點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蘇丹、也門五個國家的名，指責這些國家對同性戀者判處死刑，並說世界上還有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為犯罪行為。如何評價各國法律對同性戀的立場是一回事，而荷蘭所認定的這種所謂歐洲價值是否屬於普世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別人還跟不上。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麽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0多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歐美有這麽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麽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的《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麽不少歐洲國家裏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麽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麽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麽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荷蘭和英國女性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平均要低20%到25%，法國低10%左右，這是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統計，而且這些數字與10年前的1994年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差別還擴大了： 由20%上升到25%，美國的差別也在20%以上。（順便說一句，日本和韓國差別更大，日本在40%，韓國在45%左右，說明這些國家婦女權利還大有改進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訪問北京時對中國女大學生說，你們可以來日本介紹男女平等，這不完全是客套話。）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誌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張維為：公民社會之我見


與人權有關的還有個公民社會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各個社會群體追求的利益也開始分化，於是出現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它們促進了社會利益相對的均勻化和平衡化，這確實是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特點。中國現在也出現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處理了很多政府不該處理、也處理不了的事情，這是社會自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人民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對於加強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於優質民主社會的形成，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們鼓勵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會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這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真是希望我們國家能產生一大批優秀的公民社會組織，不沾官氣，展示自己的自主性與活力，大大推動我們的各項事業。我還希望其中一些組織最終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體制束縛，馳騁於國際舞臺，代表著崛起的中國公民社會，憑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與世界其他地區主持正義的公民社會一同努力，改變現在世界上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公民社會比例過大的狀況，為建立一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公民社會問題上，照搬西方推動的公民社會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效果並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有這麽一個預設：公民社會相對於政府而存在，公民社會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與政府的關系是一種對峙的關系。西方還有自己的戰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親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來對付與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國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會在蘇聯、南斯拉夫、東歐政治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去過進行了“顏色革命”的烏克蘭，看到示威遊行的群眾揮動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旗幟，也有歐盟的旗幟、美國的旗幟、英國的旗幟、德國的旗幟，反映出這些國家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西方資助的。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廣場上很多遊行者揮舞著西方國家的旗幟。西方鼓勵這種民間與政府對立的方法，公開扶植親西方的政權，而不考慮這種做法給這些國家的百姓帶來什麽結果。“顏色革命”使得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陷入動蕩，總體效果不佳，但迄今為止西方對此進行反思的人還不多。

公民社會必定與政府對抗這種哲學也體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次，我在巴西參加一個討論消除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討會，貧民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他們城市的人口經常一半以上住在貧民窟。怎麽解決這個問題？一位歐盟代表在會上發言說，公民社會應該動員起來，與政府作鬥爭，讓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來解決貧民窟的問題。會議主席問我，中國人怎麽看這個問題？我說，走訪了大量發展中國家後，我認為在消除貧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中國的經驗是：不要老是搞什麽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對抗，而是促進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確立消除貧民窟能夠造福各方這樣一種大的共識，然後制定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貧民窟改造方案。我說，你們可以組團到中國去訪問，實地了解一下中國是怎樣做的。中國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但總體上利大於弊，比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對立和對抗，這在族群比較單一、 法制比較健全、教育普及、中產階級壯大的國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在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對抗容易帶來社會分裂和沖突。我1994年曾訪問過黎巴嫩，當時整個黎巴嫩已經擺脫了長達15年的內戰，一派百廢待興的景象。從我在實地了解的情況來看，黎巴嫩的公民社會在內戰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相當活躍的。但是這種公民社會是完全分裂的，分別附屬於不同宗教、不同派別，如馬龍教派、德魯茲教派、遜尼派、什葉派、長槍黨等，更像是中國“文革”時期的各種鬧派性的組織，它們實際上加劇了黎巴嫩的分裂和沖突。

我在黎巴嫩駐埃及的領事館辦簽證時，看到領事館的墻上掛了一張畫有和平鴿的宣傳畫，上面寫著：“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復生。”表述了一個民族經歷無數大劫，仍然堅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動。當然這是詩人的浪漫表述，現實要殘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實地一看，這個曾被稱為“中東巴黎”的城市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戰爭的痕跡，整個市中心，包括希爾頓飯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殘垣斷壁了。這場內戰使這個當時人口才300多萬的國家失去了14萬生命。我的導遊是個60來歲的親歷者，他對我說：“戰爭已經過去幾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還在一路走低，誰都想離開這個國家，如果我有女兒，一定讓她嫁給你。”老頭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德國工作，一個失業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會現在也很發達，2006年該國又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大選，產生了一個親西方的政權，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贊揚，但那年夏天突來一場以、黎沖突，美國遲遲不讓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戰後重建化為烏有。黎巴嫩各種教派和黨派的利益至今無法整合，外部的各種幹預使黎巴嫩的局勢日趨復雜。我真是希望這個美麗的地中海國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覺得，照西方這個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張的那種公民社會，黎巴嫩恐怕很難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盧旺達也是這樣，它的非政府組織大概可以算是整個非洲大陸最活躍的了。據說按人均計算，盧旺達的非政府組織為非洲國家最多，但它們沒有能夠阻止後來的種族大屠殺。西方人權理論和公民社會理論的很多內容都形成於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形成於經濟和教育發達的社會，而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是多民族、多族群國家，經濟和教育都不發達，盲目使用西方概念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族群沖突。一旦以族群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大量產生，就會導致族群關系的緊張和對抗。

尼日利亞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頗為發達的國家。但我去過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裏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險。我的感覺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個小時，就是一種奢侈。尼日利亞有那麽多促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但究竟保護了多少人權？非政府組織越多，社會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這個觀點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還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組織比中國多幾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與中國的差距都很大。從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會非常活躍，但從我的實地了解來看，相當一部分組織被黑社會控制，甚至就是黑社會的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貧民窟觀察過，貧民窟裏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控制著貧民窟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組織是真正在為勞苦大眾做事，但也有出於其他目的的組織，如專門負責偷電的組織，從某個地方把電偷偷地接過來，再賣給貧民窟的居民。還有負責貧民窟安全的黑社會組織，專收保護費。為什麽印度改造貧民窟這麽難？因為貧民窟裏的人都被組織了起來，而這些組織中相當一部分受黑社會控制，黑社會又與各級政客勾結，貧民窟永遠是各級政客的票倉。孟買市中心通向孟買國際機場的大道旁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寬這條公路，但幾年下來了，條件談不妥，一些劣質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客利益結合在一起，輕而易舉地“綁架”孟買市民的整體利益，阻礙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是印度民主體制在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一個嚴重瓶頸。

美國福特基金公民社會項目的負責人邁克爾•愛德華茲（Michael Edwards）倒是個比較坦率的人，他寫了一本叫《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書，其中提到了公民社會與政府必然對立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運作的最佳模式。他說，現在很多公民社會“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體，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會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則也會出問題”。他贊成走協商共識的道路，不要老是強調各方的對立，而是強調如何最好地解決問題。這個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我認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一定要與一個國家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實際上西方國家自己的公民社會也是這樣的。丹麥雇主協會主席馬丁森先生曾對我說，丹麥人就像一個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濟的感覺，社會上對抗比較少，議會裏討論問題也比較容易形成共識，一般總有80%的議員意見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瑞士也很少出現罷工，為什麽？因為在1937年整個瑞士面臨德國法西斯入侵威脅之時，瑞士機械制造業的勞資雙方代表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約定一旦勞資雙方發生了糾紛，雙方都要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或者請第三方進行調解仲裁，資方不得隨意裁減工人，關閉工廠，工人一般不進行罷工。這樣做既保護了雙方利益，也保證了生產。後來，瑞士其他行業也紛紛效法，簽訂類似協議。1941年戰爭最困難的時候，聯邦政府通過法律把這種形式固定下來。這樣，瑞士幾乎很少發生罷工事件，即使發生了，往往規模也有限。

中國臺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臺灣地區在民主化方面，學習了美式民主，強調對抗，結果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導致了政黨惡鬥、商業化炒作、族群關系撕裂，經濟嚴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數上升，難怪2008年大選前，臺灣《天下》雜誌一篇文章《懷念沒有藍綠的日子》，引來多少人的唏噓，甚至到了今天，全臺灣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當年關註民生的強勢領導人蔣經國先生。國民黨統治臺灣時期沒有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臺灣地區訪問，特別在臺北，我可以體察到臺灣社會存有這種讓人感到溫馨的文化底蘊，人與人很客氣，很禮貌，溫良恭儉讓，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臺灣社會雖有不少問題，但濃濃的中華文化氛圍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陸借鑒。我個人覺得臺灣社會本應該在這種和諧的中華文化基礎上發展出一種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但臺灣卻走上了一條照搬美國對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馬英九先生上臺後，大膽提出了“臺灣民主再造”的口號，主張族群和諧，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一個已經被美式民主撕裂的社會要重新整合談何容易，連美國自己今天都成了一個嚴重分裂的社會，深陷經濟危機而難以自拔。

總之，一個公民社會，如果它能使一個社會最終變得更加團結，更加繁榮，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蕭條，更加混亂不堪，那麽就是一個高質量的公民社會；如果它使一個社會從團結走向分裂，甚至從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質的公民社會。我看黎巴嫩、盧旺達等國家的情況屬於後者。公民社會和政府可以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種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我們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不要學對抗式的美國模式，適當地學一點丹麥、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動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2008年抗震救災體現出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巨大能量，幾乎在一夜之間呈現了一個全民參與的、開放的、透明的現代救援體系。這種民間和政府之間建設性的互動關系大大提高了我們社會的凝聚力，不僅為我們的抗震救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為中國今後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於民心的崛起，在於每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感、參與感和自豪感。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把中國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們的政府和公民社會團結在一起，把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真是13億人眾誌成城，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互相提攜、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偉大力量。我希望中國式公民社會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並大大豐富國際社會關於公民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張維為：讓理性的聲音占上風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總理訪問加納，拜會了當時的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裏，緊挨著大西洋，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裏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在一個布置得非常簡樸的會客室裏，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談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的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占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

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納訪問，專門去參觀了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紀念館。紀念館的小賣部裏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加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結合加納實際，學習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全球化徹底脫鉤。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減政府開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結果是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雕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為什麽忽視農業？用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麽極左，要麽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 非理性的極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西方苦心積慮地鼓動西藏獨立、新疆獨立、臺灣獨立，又使更多的中國人堅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國才有希望。這實在是壞事變成了好事。但我們今天還會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他們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高數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上有很多不滿，其體制自我調節的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意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體制因素的支撐，意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松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可能對我們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瑯瑯上口，富有音樂美，但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作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麽，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註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深刻而全面。我個人以為這個詞也許可以翻譯成“成熟的心智”。在英國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是一種很高的贊許。議會制度在英國運作得相對較好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和微博的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就是中國要被開除球籍了，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嚴厲斥責。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沖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摻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占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沖動占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來說這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的心智”, 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占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

《中國震撼》作者張維為談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未來機遇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

——《中國震撼》作者張維為談機遇與挑戰

新華網上海10月29日電（記者 肖春飛）“中國未來的機遇，比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張維為說。這位《中國震撼》《中國觸動》等書的作者，以國際比較視野研究“中國模式”而知名。

記者：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出的依據何在？

張維為：重要戰略機遇期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全面分析後的一個科學判斷。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認為，當時一是冷戰之後，國際關系變化比較大，中國註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其二，當時正逢全球化大勢所趨，中國加快融入全球化，趨利避害，緊緊抓住技術革命等機遇。

記者：以國際視野來觀察，中國過去10年抓住了哪些機遇？

張維為：過去10年，抓住了很多機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加入WTO，以此推動中國體制機制創新以適應全球化，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從全球第六增長到現在的全球第二，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國內生產總值從2002年的11萬億元，10年後變成40萬億元。過去十年，中國人堪稱經歷了一次財富革命，例如住房自有率超過發達國家，雖然房地產問題很多，但不能掩飾進步。中國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兩大國際盛會超越單純的體育運動、博覽會，在國際上擴大了中國的聲望影響。過去十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產生的積極效應，會影響到今後許多年。

記者：您如何看待過去國際上的“中國崩潰論”？

張維為：2001年，有一個叫章家墩的美籍華人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非但沒有崩潰，而且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

記者：現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美國重返亞太、周邊主權爭端不斷，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失去了機遇，未來十年的機遇有沒有、在哪裏、如何抓？

張維為：中國依然有許多機遇。我認為，中國未來機遇，比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其一，中國正在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從自然經濟轉為現代經濟，必然帶動投資、消費；其二，中國這麽大，內部的產業轉移，正從沿海轉移到內地，中國內地正復制沿海的情景。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內地連續4年增長率超過沿海，以至於沿海企業招員工都招不到了；其三，生態建設對中國也是一大機遇，生態文明建設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新農村建設也是機遇，廣大農村建設到一定的城鎮化水平，這是一個巨大的產業，文化產業也是一樣，開發起來資源不得了。

記者：未來中國怎麽避免失去機遇的危險？

張維為：在面對中國崛起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時，我們應該看到更多的機會。過去十年中國的成績巨大。我們一定要自信，借用“半杯水理論”來打個比方，很多人看不到滿的那一半，只看到空的那一半。我走過一百多個國家，看到每個國家的發展與面臨的問題，才會越來越意識到，現在中國的成就有多麽大。不肯定這一點，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就是無源之水。不管中國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需要先正面地肯定自己的成績，再來自信地、創新地解決自己面臨的所有問題。中國今天所有的問題都有解，就是促使中國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張維為：西方政治體制陷入六大困境


以我自己的觀察，一個非西方國家，如果采用了西方政治體制（一人一票＋多黨制），基本上只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

問題是這種結局是否也開始降臨到西方國家？隨著歐美各種危機的持續發展，這種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雖然多數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陷入從希望到絕望，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仍然享有早先積累的財富（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如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西方民眾對自己國家現狀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從希望到失望或持續失望的狀況。根據美國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美國民眾在2009年和2012年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分別為30％和29％；英國為30％和30％；法國為32％和29％；意大利為25%和11%。

民主被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這種局面使我們不得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方政治體制究竟出了什麽問題？以我之見，西方體制面臨的首先是一個“三化”問題：即西方民主的“遊戲化”、“資本化”和“短視化”。

民主“遊戲化”：西方民主越來越演變成“遊戲民主”，其特點是民主已被簡化為競選，競選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等同於拼資源、拼謀略、拼才藝表演。這種“遊戲民主”導致了今天西方一流治國人才的嚴重匱乏。

民主“資本化”：西方不少國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變成了“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美國標榜“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僅限於政治領域，本質上這些權力還是被資本力量所駕馭。美國最高法院甚至裁定公司競選捐款數額將不受限制。民主“資本化”的問題不解決，“錢主”肯定會繼續左右“民主”，“占領華爾街”運動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會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民主“短視化”：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政治角度來看，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南歐的“笨豬四國”相繼出現了債務危機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

西方政治體制的三個基因缺陷

此外，從更深的層次看，西方民主體制還面臨著“三缺”的問題，也就是說西方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基本假設存有三個“基因缺陷”。

一是“人是理性的”，也就是說人通過理性思考作出決定投下莊嚴而理性的一票，但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我們的常識判斷都表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嚴重非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狀態在新媒體、金錢和商業炒作時代已變得日益突出。

二是“權利是絕對的”，特別是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等權利在西方幾乎被絕對化了，結果反而傷害了社會整體利益和許多個體的利益。

三是“程序是萬能的”。只要程序正確，選上來一批又一批庸才治國理政也沒有關系。其實，沒有人才觀念的公司要破產，沒有人才觀念的軍隊打不了仗，沒有人才觀念的政治制度必將走衰。高質量的民主應該是“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統一，把“程序正確”提高到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結果使采用西方模式的國家付出沈重的代價。

中國的眼光應該超越西方制度

西方民主面臨的六大困境（“三化”＋“三缺”）恐怕是西方世界整體走衰的主要原因。不久前，一位美國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美國政府其實應該好好地感謝中國，因為沒有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大概連其雇員的薪酬都發不出來了。當然，盡管美國財政如此困窘，它還是可以繼續唱“空城計”，並成功地忽悠了一大批所謂的“公知”，這也真是不俗的本事，值得我們研究和警惕，不過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崛起的中國有自己的主心骨，絕不會被美式“空城計“忽悠，而只會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路的制度。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我們現在的“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盡管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不害怕與僅僅依賴選舉的西方模式競爭。中國在制度建設中將汲取世界各國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並在這個過程中走向更大的輝煌。

張維為：在西化和被孤立之外的中國道路選擇


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今日刊發張維為教授文章《在國際比較中解讀中國道路》，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撼。

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超過西方七國中的6個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脫貧人數為指標，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總和，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如果以經濟增長幅度為指標，中國的成就超過所有轉型經濟國家的總和，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擴大了約18倍，而轉型經濟國家總體上為1倍左右。如果以趕超發達國家為參照，中國已經形成了人口至少3億（約等於美國的人口）的“發達板塊”，這個板塊在硬件和軟件的許多方面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

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升。德國國際問題專家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沒有北京的參與，任何全球性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美國學者認為：“全球化讓世界變小，中國讓西方——其價值觀、原則和標準——變小。”

中國的發展超出唱衰中國的西方預言家的想象。北京政治風波、蘇聯解體、鄧小平逝世、非典肆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金融危機等，都是西方預測中國崩潰的時間節點。然而冷戰後20多年，中國非但沒有亂，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中國崩潰論”在事實面前崩潰了。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主動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方自由民主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一樣，中國如此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利益調整帶來的各種問題和陣痛，但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中國有能力應對和處理崛起中的各種棘手問題。中國成功的關鍵是已經探索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辟了廣闊的前景。解讀中國道路需要抓住4個重點，即思想、改革、開放、政黨，具體說，就是中國所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正式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指導各項工作的思想路線，中國因此也擺脫了東西方各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

“實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從相信“文革”時的烏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實踐精神的轉折。某種意義上，中國提倡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化傳統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它擺脫了西方理性主義包含的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理性主義指導下的西方崛起不一樣，“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持續的和平和大量的發展機遇。

“實事求是”提醒國人不要相信東西方的任何教條，而是要客觀地觀察和研究所有的事物和問題，並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比如，西方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不遺余力推動所謂“民主化”，看一看其實際效果，人們就不能不質疑：為什麽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國家和地區，不是崩潰就是解體，不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步，而是經濟滑坡、社會分裂、持續動亂、貪腐更甚？為什麽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為什麽“民主”的西方國家今天一個接一個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政治危機？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中國人通過比較各國發展道路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一切制度和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其他道路難以比擬的成就。在“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推動大膽而又審慎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為中國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

中國穩健改革模式取得了成功。縱觀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的變革，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如蘇聯和東歐，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中國模式，其特點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輔之以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項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而政治改革的重點，是為經濟改革和民生改善鋪平道路。這三種模式中，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

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利遠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結果是經濟和社會均缺乏活力。“激進改革模式”則代價巨大，甚至是災難性的。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後果是國家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一度降到60歲以下。東歐國家的經濟也都經歷了10多年的衰退，現在又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

中國的迅速崛起離不開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擴大化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村民自治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了社會管理體制，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增強了社會經濟活力；轉變政府職能，大規模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咨詢，人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和形式逐步擴大和豐富；建立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

中國改革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不斷解決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互動的過程。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其實，只要對中國政治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掛帥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企不分、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確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於經濟改革之中，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推進。例如，廢除人民公社是一場涉及中國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但它的出發點是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積極性，這種高度務實的政治改革給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同時也為中國農村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安排。

同樣，在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包含了許多政治改革的內容。這種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展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單向度推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政治風險，防止了西方在許多國家推動的空對空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動蕩乃至國家解體。中國的改革使中國模式可以與任何一個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而勝出。下一步的改革當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首先要自信地肯定中國成功的政治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最終真正實現對西方模式的超越。

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現在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大格局。這種“全方位”的開放，意味著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種“多層次”的開放，意味著中國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通過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開放形式，形成整個國家的對外開放。這種“寬領域”的開放，意味著中國不僅在經濟領域開放，也在社會、科技、衛生、體育、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推行對外開放。

歷史經驗證明，中國如果閉關自守，就會走向封閉落後；如果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中國近300年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堅定不移地推行了開放政策。從歷史傳統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另外，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具有一種超強的學習傳統。中國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相信“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對外開放已經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各種要素，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

中國在對外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走了一步險棋，畢竟世界上很多國家在開放的過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結果政治和經濟命脈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附庸，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同時也積極推動國際秩序的漸進改革。中國既學習別人之長，也汲取別人的教訓，從而迅速壯大了自己，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在虛心學習別人長處的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準確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問題，使我們獲得了一種更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使我們認識到中國可以為人類發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善於用自己的眼光來進行判斷和取舍。比方說，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國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繼續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中國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采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金融海嘯的浩劫。中國把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8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

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中流砥柱。過去30多年，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基本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動蕩，這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歷史上，西方主要大國崛起的歷程幾乎就是一部社會劇烈動蕩乃至戰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以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制定並執行了到本世紀中期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國家的宏偉戰略。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最大差別在於西方政黨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進行相互競爭的政黨，而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追求民族復興的政黨。如果中國共產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不是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話，它將會被人民所拋棄。

中國具有“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中國執政黨的歷史傳承從來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競選政治，而更多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這種傳承源於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國家統一的特點，源於中國長期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這種歷史傳承體現了中華民族治理一個超大型國家的政治智慧，這種理念和傳統使得中國可以在自己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明顯領先於同時期的西方國家，並構成了中國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資源。

法國漢學家西裏爾•加瓦裏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個模式還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僅依賴選舉的西方政治模式競爭。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利益並領導民族復興的政治精英團隊。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發展、環保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復興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基於“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傳統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展現了西方政治體制難以企及的政策長期穩定性。中國一個接一個五年發展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體現了西方模式難以比擬的民主決策質量。中國歷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權威被用來推動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這使中國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使國家在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和發展，迅速提高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采用西方模式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特點是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扯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終導致國家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水平鮮有改善，趕超發達國家更成了難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許多有識之士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相對優勢。美國政治學者加德爾斯比較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財政破產與中國模式成功後這樣寫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美國學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體制“最重要的優點就是能夠迅速作出眾多復雜的決定，並有效加以執行”。

中國道路成功具有國際意義

中國道路超越了“蘇聯模式”的弊端。中國道路不同於冷戰結束前蘇聯的發展道路。必須承認，“蘇聯模式”作為人類歷史上首次開創的一種國家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曾創造過蘇聯經濟奇跡，對上個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反危機起過重大的借鑒作用。中國建國初期曾一度沿襲過“蘇聯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艱辛實踐中，也清醒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果斷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成為中國道路最終突破並超越“蘇聯模式”的重要標誌。

中國道路打破了對西方發展道路的迷思。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幾百年來，西方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現代化道路，那就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舍此別無他途。然而，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獨立自主地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隨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實現現代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逆勢增長，一枝獨秀，充分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和巨大潛力。

中國道路在全球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中國自己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並將影響整個世界未來的走向。中國道路的成功豐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和國家發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中國的實踐證明，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解決了本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而且也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的榜樣。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中國道路意味著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間還存在著其他選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已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已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

張維為：民主與專制還是良政與劣政？


幾年前，我曾在巴黎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聽到一位美國學者侃侃而談。他說，過去古希臘雅典共和國與斯巴達打仗，打了27年，最後民主的雅典失敗，專制的斯巴達勝利，從歷史進程來看是1∶0，專制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冷戰，民主的西方陣營打敗了專制的蘇聯陣營，這是l∶0，民主獲勝。但是迄今為止，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只是打了一個平手，下一波會怎樣? 可能就是中國和西方做對了，現在俄羅斯的普京也開始專制了，所以要當心中俄聯手。最後是民主獲勝，還是專制獲勝，尚無定論。

大概是經歷過“文革”的緣故，我對從意識形態出發而大大簡化歷史的論述總抱有深深的疑慮。這是美國極端保守主義的觀點，這種按照自己意識形態的偏見，把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解釋成為民主與專制鬥爭的歷史，比中國“文革”時候把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解釋成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還要荒謬，因為畢竟在中國歷史上還存在著農民階層和地主階層的矛盾，只是歷史本身要曲折復雜的多。而民主這種政治形態，在雅典民主失敗之後的上千年內，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了，歐洲中世紀神權主義和後來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都給這位學者有選擇地遺忘了，這種冷戰思維在今天的西方還很有市場。

不可否認，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國人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可以解釋一部分政治現象，比如，希特勒是通過民選上臺的，但上來之後就開始搞專制。

但是細想一下，這個概念明顯地缺少闡釋力，越來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單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這個概念的詮釋能力。比方說，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是專制，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為止還認為，今天的民主還不如過去的專制。再比方說，蒙博托統治時期的紮伊爾是專制，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是民主，但是從普通剛果人的角度來看，兩者都很糟糕，而這個轉折過程中又爆發了屠殺和戰爭，數百萬人喪生。

把這個概念套用到中國，也面臨窘境。西方把蔣介石時代叫專制，把毛澤東時代叫專制，把鄧小平開創的新時代也叫專制，而經歷過這些時代的人都知道這些時代的巨大差別。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民主與專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實，只要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點破這種西方話語的盲點。用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可以解釋一部分世界事務，但確實已經無法解釋當今這個復雜的世界了，想用所謂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的方法來處理當今的世界事務更是愚不可及。

在發展中國家裏，消除貧困最成功的是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在阿拉伯世界裏現代化最成功的是實行君主制的阿聯酋和卡塔爾，在新興經濟體中，強勢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導的香港都幹得比較出色，其治理水準遠遠好於菲律賓、阿爾巴尼亞、印度、烏克蘭這樣的“民主國家”。既然民主與專制概念無法解釋上述這些簡單的事實，那麽有沒有比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觀念更具有闡釋力、更客觀中性的概念呢? 有。如果說世界政治一定要簡單地分為兩大類的話，那就應該是良政 (good governance) 與劣政 (bad governance) 兩類。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麥，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權威模式，現代化導向的中國強勢政府模式，行政主導的香港模式，開明君主制的阿聯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緬甸。

西方人習慣了民主與專制對立這個概念，因為這似乎賦予他們一種道德優越感。2006年，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次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上，一位歐洲學者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麽能有合法性?我便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麽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裏來? 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 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麽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我們一些國人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比較認同西方的“民主與專制”話語，他們也接受這個話語的預設：世界就剩下民主與專制對立，並提出了中國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所謂主流文明。其實，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政治話語，我也贊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著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機的開始。蘇聯就是這樣解體的，南斯拉夫也是這樣解體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融入進去，也就成為失敗者 (當然，這不是說，不融入就一定勝利)。2008年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媒體對西藏騷亂事件的報道，就可以看出這種西方話語占主導的文明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西方長期的反共傾向和支持藏獨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因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眾會輕易地相信自己媒體的煽動，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種洗腦，其效果絕對不亞於任何政府對輿論的控制，這也是西方社會擺脫不了自己意識形態偏見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垮臺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蘇聯共產黨下臺了，國家解體了，但是西方還是不願意接受你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是把你繼續看作潛在的威脅，總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羅斯的一位資深官員曾這樣說，北約總是步步緊逼，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先說，我們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車庫，然後說，我要住到你的房子裏，最後說，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覺，所以俄羅斯不得不反抗。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利益的問題，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問題。只要你強大，你需要資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他心裏就不舒暢，他就要排擠你，控制你，改變你。你查一查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多少是來自西方的各種機構? 這本身就說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其實他們很多人也盼望臺灣獨立，新疆獨立，內蒙古獨立，希望中國能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解體最好，只是13億中國人都說“不”，他們才無能為力。

主流文明這個東西是和國家利益連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他可以在任何時候指控你，違背了遊戲規則，幹涉你的內政，而他怎麽做都是對的，把人家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說一聲抱歉，因為他那個民主是所謂普世價值，你采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與他無關。所以所謂主流文明，經常是很不文明的，我們在學習西方各種長處的時候，對此一定要心中有數，拿來主義的方法可以，送來主義的方法不行。中國人贊成民主，但這個民主是要能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國特別提防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連一個強大的歐洲，他都不喜歡，光是一個歐元就給美國帶來多少麻煩?他能不提防強大的中國嗎?他提防中國崛起會挑戰自己在各個方面的利益。

1991年的時候，俄羅斯人曾充滿了對美國的崇拜。俄羅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對我說：“當時美國來‘占領’我們國家都可以，因為大家以為這樣一來，我們社會就可以進行徹底改造，大家就可以過上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了。”但美國很現實，始終把俄羅斯民主鎖定在幾個人物，如蓋達爾、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體制下的共產黨等其他政黨應該都是可以參加民主選舉的，但在葉利欽與議會沖突時，美國並不支持雙方通過民主程序來裁決，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對付另一方。美國是認人而不是認制度的。美國後來支持非常獨裁的葉利欽。如果這樣做是例外也罷，但你仔細一看，美國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這樣做的。如果中國搞一人一票，美國也一定只支持他認定的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其他人上臺，都不是民主。對於中國來說，除了親西方還不夠，還要放棄臺灣、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棄了，他還是不會接受你，因為你還是太強。

按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你不僅要按他的要求選舉，他還要派人來監督，還一定要選出親他的人，親美國的人。巴勒斯坦選出了一個哈馬斯，西方不承認，伊朗選出了內賈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贊揚聲，但贊揚的話語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來了，黎巴嫩政府呼籲美國幹預來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但美國故意拖，讓以色列繼續轟炸南黎巴嫩，希望借此削弱親伊朗的真主黨。一位黎巴嫩政治學者對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即使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還要把你分門別類，區別對待，看你是盟友，還是一般朋友，還是走狗，黎巴嫩民選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連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犧牲掉。”西方民主口號不管如何動聽，總是掩蓋不了自己的利益盤算。

實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意味著無窮內耗的開始。西方國家已經富裕起來了，人均消費的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它可以經得起這種內耗，比利時500多天沒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照樣運作，國家也照常運轉。而對於第三世界，不要說500天沒有中央政府，1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國家可能就要陷入內戰了。你內耗開始了，那只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來幹預，西方又會支持不同的派別，最後使你無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睞的中國軍閥，讓中國打內戰，他們發戰爭財，中國大地上多少生靈塗炭。 退一萬步說，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來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國也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選擇，中國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國情來逐步借鑒和接受，決不能允許任何一個外國來主導這個過程，否則後患無窮。作為一個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其最終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獨特的、惟一的，它應該包含西方制度的長處，也包括自己傳統形成的好東西，這才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說過：“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有著本質不同，因此，中國的社會發展必須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就如當年古羅馬不同於古希臘，雅典也不同於斯巴達，今天中國的社會關系也同樣與美國、德國、英國的社會關系有本質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國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國人才會有。”

說到底，無論是西方民主制度還是其他什麽制度，都是手段，最終的目的都必須體現在良政上，體現在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上，所以良政與劣政才是當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觀念。我們應該多多使用，全世界都應該多多使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比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在中國經過實踐而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對，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是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終只能努力來理解你，闡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歷史證明，西方是承認實力的。只有當西方真正認識到，它不僅不能阻止中國硬實力的崛起，而且也無法阻止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時候，它才會真正地接受你。還是我前面打過的那個比方：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如美國《新聞周刊》總編法瑞•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世界今天己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在這個“後美國時代”裏，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可以豐富人類處理一系列全球棘手問題的能力。因而中國崛起的進程不是一個所謂中國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過程，而是雙方平等相待、取長補短的過程，最終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將和西方一起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設計者、領導者和建設者，原因很簡單：沒有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參與，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張維為：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


本文原載2012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觀察者網譯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本月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

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為世界關註，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註意，這也可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視了。事實上，中國毫不張揚地推進了國家治理方面的許多重要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征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

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儒家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產生並維持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以公開考試的方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

中國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將其貫徹到整個體制中，盡管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成功的。官員晉升的考核標準，涵蓋了消除貧困、創造就業、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環境保護等。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是分不開的。盡管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腐敗醜聞和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經濟一樣，保持了彈性和活力。

在體制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級別上已經確立了嚴格的退休年齡和任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最多只能任兩屆，總共10年。在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集體領導，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個人崇拜問題。

這些精心設計的改革消除了領導人權力終身制的危險，而權力終身制正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一個主要原因。目前正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產生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對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它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領導工作。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盡管中國政府還存有許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長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民調，在2012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距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公開譴責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

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張維為：《中國能贏》，一本探索中國超越西方的好書


中國的迅速崛起早已引來了各種解讀，但從國際政治制度層面進行比較和解讀的不多，而解讀得好的則更少，宋魯鄭先生的這本書無疑是這類作品中的上乘精品。本書展示了宋魯鄭先生對西方制度和中國模式的許多獨到見解和透徹分析，揭示了西方走衰和中國能贏的深層次原因。

宋先生長期生活在東西方文化的兩元環境下，因而對“文化是制度之母”有著比常人更為深刻的理解。對於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演變，他首推第一要素就是文化傳統。宋先生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個政治中心。而一旦社會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必是國家分裂、大亂和民不聊生之時。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意識。所以中國未來的政改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遵守這個政治傳統。這就是中國政改的出發點、關鍵和核心。由於西方文明數百年積累的優勢話語權，西方模式仍然被不少國人視為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方向標。

為此，宋先生從三個角度進行正本清源：

一是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充滿了內戰、革命、復辟和社會的動蕩。如果中國以西方為榜樣，帶給中國的將是什麽，不言而喻。

二是從現實看，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蘇聯、南斯拉夫的解體就是這樣的例子。不僅如此，就是已經建立起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的挑戰。而中國一方面有著悠久的大一統傳統，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做為一個概念產生卻只有一個世紀的時間，分裂主義依然是國家統一的威脅。如果以西方的制度為演變方向，國家走向解體絕非危言聳聽。

三是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采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極為高昂。

所以宋先生的結論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榜樣，中國可以借鑒，可以創新，但卻不能模仿。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

宋先生從全球三大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的對比中，得出一個很有創建的結論：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

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這就是為什麽放眼今天的世界，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阿拉伯社會則處於革命動蕩之中，只有中國仿佛是全球的世外桃園，並且實際上成了全球的中流砥柱。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今天的中國處於上述兩大文明同樣的境地，那麽今天的世界又將會是什麽樣的危局？

宋先生的作品一貫觀點鮮明、資料豐富、筆鋒犀利，論述透徹。他“短、平、快”風格的背後是他多年如一日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潛心研究和深入思考。我相信宋先生對中西制度和發展模式詳盡比較所得出的許多結論將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中國崛起的規模和勢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聞，只要我們繼續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前景非常光明。我們今天最需要防止的是西方話語的忽悠，從而導致國家的政治動蕩和經濟混亂。其實西方今天自己身陷危機，哪有資格來教訓中國。宋魯鄭先生的這本書無疑是幫助國人擺脫西方話語束縛，探索中國全面超越西方的一本好書。

張維為：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 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沈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橫向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並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貧富差距： 一些國際比較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問題得到了緩解。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自己的觀察，並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裏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城市中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非常擁擠、骯臟、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墻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裏都有大量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基貝拉（Kibera） 的貧民窟。內羅畢50%的人口住在貧民窟。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裏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50%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於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麽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或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並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於一個農民，甚至對於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誌於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才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這麽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國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000萬到1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幹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於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之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麽否認，要麽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5000個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裏，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比中國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黑磚窯這類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這類事件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並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至於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於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我去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30多年裏都蓋了磚房，許多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普及了，農村的網民數也早已過億。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消逝於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000萬。僅於20世紀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9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1983年爆發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19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500萬人，2005年一年死於艾滋病的人，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壯年，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在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麽？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才50來歲。盧旺達的公務員則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40來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麽也在65歲以上啊。以我的觀察來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於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村，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於非洲。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要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於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幹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55歲，烏幹達的人均壽命也才45歲，兩國在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等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張維為：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2.8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復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於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我們基本沒有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裏，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麽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麽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麽關系？”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麽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於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裏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麽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沖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板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奴隸和無數華工“苦力”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跡。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麽苛刻：遊戲規則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麽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就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2010年數據）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音響、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約60%，都大大低於中國，但從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滿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裏。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人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華人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占整個印尼人口的2％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遠遠多於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陣容也在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中國整體的發展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復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註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卷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註意“不養懶漢”。歐洲高福利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待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結果整個經濟喪失了競爭力。今天席卷歐洲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表明這些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難以為繼。我們應該繼續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最終只會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麽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 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裏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會儲蓄極少，與此有關。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裏多了一只山羊，心裏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麽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 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泄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誌高擡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作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幾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中國的社會真正向前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張維為：在貧富地區間形成良性循環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達到了10000美金 ，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采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這裏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系。以2006年為例，。浦東那一年浦東的2006年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系，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裏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裏，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裏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裏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裏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的多數時間裏，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系。

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被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可以說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沒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麽？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沖突和戰爭。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倍加珍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最終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並最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真正邁入新型發達國家的行列。

張維為：從國際視角觀察腐敗與對腐敗的容忍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於腐敗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

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於什麽地位？中國的腐敗屬於什麽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麽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印度 俄羅斯 菲律賓 烏克蘭 肯尼亞

2005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

2011年 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資料來源： “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並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我采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出租車管理。在烏克蘭、俄羅斯，這些都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出租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預期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出租車管理處，那裏的人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麽沒有計價器，要麽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出租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發生。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使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癱瘓了。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確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發展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裏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隨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麽，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出租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麽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麽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 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斯威士蘭一個藥店看過，我問有阿司匹林麽？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麽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於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隨著體制轉型和創新的進展，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哪裏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於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國家資源都不豐富。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註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註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汙了，存在外國銀行，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漲了好幾倍，但在尼日利亞，我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評論非洲《東非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不需要征稅，當然也沒有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於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麽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兇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我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公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於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汙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汙委員會指控為貪汙，反貪汙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被動員起來，裏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裏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不管事情真偽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於掌心之中。

張維為：反腐敗要靠西方民主制度嗎？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麽？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和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程度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 → “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 “低腐敗”。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子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但這些國家幾乎都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麽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 “高腐敗” →“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沈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麽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低腐敗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記憶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麽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裏，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麽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麽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 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這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實現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和韓國後來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采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治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汙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裏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嘯：1.5萬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鉆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叠，最後不得不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註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妨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差別，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 是比較隱蔽，比較“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道貌岸然的“遊說”，選舉政治中的各種“政治獻金”和金融監督中的“選擇性忽略”、“監管套利”等，這有點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麽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嚴重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沖鋒的時候要沖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裏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采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采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采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盡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盡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癥，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系。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系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系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系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法治社會。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