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中國模式的優勢是“百國之和”


中國崛起是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 的崛起。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環顧今日之世 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以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 社會、獨特的經濟。這些特征本質上反映了中國漫長歷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國之和”大格局。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點。

以獨特的政治為例。中國的人口、疆土、歷史、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決定了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 主。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普通百姓把國運昌盛、國家長治久安看得很重。很難想象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 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

中國執政黨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 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如果執政集團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麽國家將陷入 混亂和分裂。“文明型國家”本質上是歷史上形成的“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定會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

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 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合法性的論述關鍵是兩個理念：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 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在今天對外開放、國際互動的全新基礎上，這種源遠流長的合法性來源仍然是中國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

如果我們放棄中國模式，轉而照搬西方模式，那麽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可能很快變成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 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 爭和對抗的借口；“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沖突的根源。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 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實在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中國模式及其意義——一個奇跡的剖析


眾所周知，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總是很有爭議。過去的20多年裏，西方媒體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國家政權與人民對立的國度，政權是壓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權力不放，而民眾則在異見人士領導下進行著抗爭。一些歐洲人，例如在奧斯陸的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放大的東德或放大的白俄羅斯，正等待著一場“顏色革命”。

這種觀點使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自信地對中國做了很多悲觀的預測：他們先是預測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中國要崩潰;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後塵而分崩離析;鄧小平去世前後，他們又預測中國將出現大動蕩;香港回歸前，又預測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又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又預測中國將大亂。但最後這些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崩潰，而中國崩潰論卻崩潰了。

這種反復的預測失靈使我們有必要學會更加客觀地研究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大國。我們也許可以像17世紀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那樣，或者像他同時代的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那樣，把重點放在他們稱之為中國“自然的宗教”上：他們關註的是中國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較貼近自然的方法，而非當時歐洲盛行的神學方法，來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那麽我們會發現，過去30多年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經濟和社會變革：約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場變革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30年中，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大於所有過渡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中國經濟總量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像東歐這樣的轉型國家經濟總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當然東歐的起點比中國高。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也高於不少發達國家，中國今天的發達版塊人口約3億，與美國人口相當，其總體繁榮程度已不亞於南歐發達國家，而像上海這樣的中國一線城市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紐約，無論是機場、地鐵、高鐵、商業設施和城市建築這樣的“硬件”，還是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城市治安這樣的“軟件”，上海均好於紐約。

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許多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需要我們認真應對，但中國的總體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解釋這種成功?有人說這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資的數量來看，東歐國家吸引的外資比中國多得多。有人說，這是由於中國勞動力便宜，但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中國便宜很多。有人說，這是因為威權政府的作用，在亞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許多威權政府，但他們無法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如果這些理由都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那麽我們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中國模式”。在解釋中國模式之前，我想先簡單談一談我對中國國家性質的理解，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模式。

中國不是放大的東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羅斯，也不是任何一個普通國家。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這樣性質的國家。為什麽?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是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國家。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概念，我可以打一個不很準確的比方：這就好像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持續至今日，實現了現代國家的轉型，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現代經濟，融各種傳統文化於一身，還擁有巨大的人口數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語。

這樣的國家必定與眾不同。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由於這“四超”特征，中國的崛起必然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的人口超過歐洲、美國、俄羅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國農歷新年期間經歷的“春運”，客運量至少為25億人次。這是什麽概念?這意味著把整個北美、歐洲、俄羅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挪動一下。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與無窮機遇。

中國有超廣闊的疆土，中國是一個包含了巨大地域差異的大陸。中國在可以想象到的領域內，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哲學、經濟、醫學、軍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長達數千年的傳統。中國還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包括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建築藝術，中國菜肴之豐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國大的菜系有8個，每個菜系都包含了無數的子菜系。我個人認為中國8大菜系中任何一個菜系，其豐富性在某種意義上都大於法國菜系，盡管這個觀點在這裏可能會有爭議。這一切本質上都是中國在漫長歷史中不斷整合而形成的。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現在再來談中國模式。我個人以為，這個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個特點：

第一是“實事求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觀念，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重新提出了這個觀念。鄧小平認為，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不管是東方的教條還是西方的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中國因而在1978年決定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采取了一種務實的方式來推動自己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第二是民生為大。這也是中國傳統形成的政治理念。鄧小平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制定和執行了消除貧困的一系列務實政策。中國改革始於農村，因為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改革的成功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無數的鄉鎮企業和中小企業，他們又為中國後來制造業的崛起和外貿的騰飛打下了基礎。某種意義上，中國模式“民生為大”這一特點也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中的某種偏見，即公民政治權利總是高於其他權利。中國模式的這個特點可能會深刻地影響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窮人的命運。

第三是穩定優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和區域的復雜性堪屬世界之最。這種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擔心“亂”的一種集體心理。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比誰都更了解中國的近代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將近一個半世紀中，我們最長的太平年景沒有超過8到9年，我們現代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從外國入侵、農民起義到軍閥混戰、意識形態瘋狂使中國沒有多少持續的太平年景。過去的30多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這才使中國奇跡成為可能。

第四是漸進改革。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復雜，所以鄧小平采用的戰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他鼓勵各種改革的試驗，我們的經濟特區就是進行改革試驗的地方，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我們讓自己並不完善的體制繼續運作，同時對其進行改革，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這個特點使中國避免了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癱瘓和解體。

第五是順序差異。中國改革的總體順序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下一階段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這種方法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傳統。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為中國制定了把中國建設成發達國家的70年大戰略。直至今天，我們還在執行這個戰略。這種跨長度的整體思維能力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內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盛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六是混合經濟。中國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中國的經濟體制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釋放出了巨大市場力量的同時，國家努力保證宏觀環境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成功度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對外開放。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是有很強的學習傳統。在中國世俗文化的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贊譽的。中國保持了有選擇地汲取別人長處的傳統。我們甚至從有爭議的“華盛頓共識”中學了不少東西，如企業家精神和外向型經濟，但中國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個比較中性、開明、強勢的政府。中國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能夠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如推動中國銀行系統的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刺激經濟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這個特點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畢竟中國在上千年前就創立了文官考試制度。我們今天的政治體制雖有不足，但不大會產生低能的領導人。

從根本上講，一個政治體制的品質，包括其合法性來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確，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正確，這個內容就是要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並要以人民的滿意度來檢驗。“良政還是劣政”遠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謂“多黨競選制度”的話。我們強調內容正確高於程序正確，這本身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通過良政為導向的實踐來創建和完善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各種程序。

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中國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已經勾勒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徑，即通過漸進、試驗和積累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願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理念和做法。

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自然出現了各種問題，面臨著各種挑戰，如消除腐敗、縮小區域差別和貧富差距等。但中國還會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動蕩、戰亂和革命，又經歷了30多年相當成功的改革開放，大多數中國人願意繼續走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之路。這個模式有自己的缺點，但可以不斷完善，因為它已經比較好地結合了中國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和文化。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中國經歷了20多個朝代，其中至少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於外部世界的影響可能會越來越大。中國的經驗本質上是中國自己國情的產物，其他國家難於模仿。但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實踐，可能會產生相當的國際影響，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漸進改革、不斷試驗、“良政還是劣政”比“民主還是專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變革，從一種縱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轉向一種橫向的世界秩序。縱向秩序的特點是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和實踐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橫向秩序的特點是各國在理念和實踐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競爭。這將是一種更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歐洲哲學家朋友告訴我的故事：17世紀下半葉的某一天，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專程來到這裏，來到海牙，偷偷地會晤了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為什麽要偷偷地會見?因為當時斯賓諾薩是一個被教會除名的異教徒。兩人一起探討了一些奇異的思想，包括中國那種世俗的、非神權的治國方法。其實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復興的背後還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治國理念。萊布尼茨見了斯賓諾薩之後，給一個朋友寫了封信，其中有這麽一句話：我準備在自己房門上貼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國知識中心。

敘述這個故事，並不是要建議荷蘭參議院建立一個中國處，因為荷蘭有舉世聞名的中國學和中國研究傳統。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有必要繼續發揚歐洲啟蒙時代那些知識巨人的精神，特別是那種開放包容的精神和尋求新知的勇氣，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荷蘭人的精神。我們有必要以這樣的精神和勇氣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國之道，無論這一切乍看上去是多麽異樣。

如果這樣去行事，我們就可以避免由於意識形態驅使而誤判中國，我們也能因此而豐富我們集體的智慧，從而更好地共同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消除貧困，反恐，氣候變化，防止文明沖突等。

沒有政治改革怎會有今日中國之崛起


中國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了18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許多西方人只承認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而不滿意政治改革。

過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 “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中國模式，其特點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相對較小規模的政 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和民生改善鋪平道路。這三種模式中，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 力，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

2004年10月我曾在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過一篇題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變革》的評論文章，強調中國今日的迅速崛起離 不開中國所進行的大量“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內容包括：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各種政治運動，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文化精神 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制度；進行了村級選舉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 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在一定範圍內建立了官員“選拔”和“選舉”相結合的制度；廣泛實行了官員提拔公示；改革了戶口和檔案管理制度；大規 模地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咨詢；建立了基本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

實際上，只要對中國政治有點常識的人就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掛帥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 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而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決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 改革互動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確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於經濟改革之中，主要是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推進的。總之，中國各種政治改革事實上已有 相當的積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比外界了解得要大。中國政治改革的獨特方法，雖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但總體上還是體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至少化解了單向度推 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動蕩乃至國家解體。

一些人之所以對中國進行的政治改革視而不見，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的視野比較狹隘。他們只認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與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 不一樣，他們就認為你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些人如果眼界更開闊一些，除了西方的“民主體制”之外，也允許探討不同形式的、符合各國自己特點的“民主體 制”，就能夠以寬容、平和甚至欣賞的心態看待中國的政治改革了。

中國震撼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國模式”也成為了國際學界、理論界熱議的話題。張維為教授通過自己走訪一百多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以國際關系學者的深厚學術背景，以其獨特觀察和理性分析，豐富了“中國模式”的深刻涵義，更提出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命題。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提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是“中國模式”論的最堅實有力的理論著作，其歸納的“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和八大理念，是“中國模式”論精辟的理論總結，它將豐富關於“中國模式”的理論研究，同時，也讓國人以及世人更客觀地認識中國崛起的事實，理解中國崛起背後的文化內涵。

張維為：“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中國模式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榮幸有機會在清華大學來參加清華的百年校慶，同時借這塊寶地談一談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我的論文已經提交給了秘書處，我不準備照本宣科，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補充談一些內容。

首先談一談為什麽提出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然後談一談為什麽從這個概念角度切入來談中國模式。美國人經常講美國這個國家很好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 經濟上是市場經濟。中國這個國家政治上是文明型國家，經濟上是混合型經濟。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是一個事實陳述，縱觀整個人類歷史一些古老的文明確實是消滅 了消失了，估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甚至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希臘文明中斷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兩千多年延續下來的文明和現代國家形態結合在一起的國家就是 中國，這是很重要的事實陳述。這意味著像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型的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有時候不是我們想要中國特色，你這樣一種文明型國家傳統 不想要都會有中國特色，關鍵是我們不要用中國特色來妨礙我們學習別人的長處，而是應該利用中國特色來吸納別人的長處。我提出的觀點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從更宏 觀更大的總體角度把握中國國家的發展，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的特點。中國文明型國家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大型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 澱，這四個方面都是“超”字，所以中國很與眾不同，所以中國的崛起會震撼世界，四個中華文明的超級因素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或者中國模式的獨特性。剛才聽到 趙主任很精彩的演講，他說中國模式或者中國案例，我說中國模式下面有成百上千個案例，但是也是一種內容不同的表述方法。

我自己把中國模式概括為八個特點，也就是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我想這些特點的基礎都是 中華文明特別是剛才講到的四個超級因素，過去30多年中也有人曾經嘗試著跳出這些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求其原因大概就是 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一些規範，一旦我們違反了這些規範我們的發展就要受到挫折。時間有限，我著重從文明型國家角度談中國模式的兩個特點。一個是實踐 理性，一個是混合經濟。

中國人的實踐理性傳統源遠流長，這和中國人入世的文化有關，世俗的文化有關。我們都一般說哲學關心的是兩個問題，一個叫是什麽，市場經濟是什麽，自由 是什麽，人權是什麽，存在論。一個是規範論，應該是什麽，市場經濟應該是什麽，民主應該是什麽。但中國哲學很長的獨特特點，去做，去實踐，去實驗，去格 物，從這個過程當中來做出價值判斷。在中國歷史上， 從秦漢時期開始就有很長的民實論，民有待於實，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看到西方哲學指導下的改革在東歐也好在俄羅斯也好在中亞也好，它的特點往往從修憲開始， 修改有關的法律條文，最後再變成星鬥。而中國的改革模式從一開始都是從實驗開始，比較成功的進行推廣，然後再修改一些法律條文，最終如果必要的話進行修 憲。中國這種實踐理性以及不斷試錯的方法使我們避免一些大的政治和經濟限制，特別避免了休克療法，避免了全盤私有化，避免了金融危機，避免了西方民主忽悠 可能會帶來的國家解體。

中國模式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混合經濟，它是市場經濟學和人本經濟學的混合，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結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分工與結合，中國傳 統上的經濟學嚴格地講是一種人本經濟學，它不是以追求最高利潤為目的，而是滿足百姓的民生，我們今天講的以人為本、小康讓老百姓滿意等等，這是一脈相承 的。如果光是人本經濟學我們競爭不過世界上的其它對手，過去三十年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學，應該說這兩者結合使我們的模式比較有競爭力。有一些經濟學 家、一些理論專家，他們總是迷信西方所謂教科書上的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完全競爭的市場。不久前到德國，德國朋友跟我講了一個笑話，默克爾問 德國經濟學家，為什麽德國沒有一流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安慰他說，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沒有一流的經濟。過去三十年裏中國取得的成就比其它的發展中國家的成 績加在一起還要大，因為世界上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跟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過去30年的成績比他們加在一起還要大，我們的經濟規模總體上增加了16 —18倍，東歐是1倍，跟美國比也是可以比的，中國已經形成三億人口左右的準發達國家板塊，這個板塊是可以叫板許多西方國家的，今天的上海在很多方面硬件 軟件確實超過了紐約。

總體上看，我們力求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同時也確保我們社會主義宏觀整個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教條主義，我們有很強的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也 是因為我們有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情，所以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可以追溯到當年王安石的改革，可以追溯 到毛澤東主 席提倡的兩條腿走路，政府作為經濟發動機的做法也有它的缺陷，政府的邊界應該怎麽界定，但是這些界定可以在今後的實踐當中得到修正。再比如說有人認為土地 要素應該徹底市場化，國家應該放棄對土地的控制權，這才叫市場經濟。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把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結果不僅僅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 問題，而且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進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市場，形成世界最大的鐵路網，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實現了普遍高於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 率，不管土地制度存在多少問題，但是取得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存在的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中國模式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個超級因素都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 優勢，我們有世界上最充沛的勞動力資源，潛在的市場，有其它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 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向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采取西方模式的話，我們四個最大的優勢可能都會轉變成巨大的劣勢，我們百國之合變成百國之一， 百國之合的人口變成動亂的瘟疫，百國之合的疆土將四分五劣，百國之合的傳統成為各種各樣對抗紛爭的借口，百國之合的文化將變成文化族群沖突的一個根源。

一個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深為數不多的活著的古老文明， 雖然古老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它所展現出的一切絕對不是所謂先進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 內涵比這些概念要豐富一千倍、一萬倍。一些美國人和他們的信徒老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些概念來套中國，其實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種淺薄的觀點是麥當勞文化 的產物，這些人首先要研究八大菜系，然後才能研究中國政治，否則門都沒有。麥當勞文化我們也尊重，它在中國也有很大的發揮發展余地，但是麥當勞文化就是麥 當勞文化，它能夠演示的東西和八大菜系演示的東西不是一個層次的東西，其豐富性、深刻性、歷史性都是無法比擬的。因為八大菜系的背後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強勢 文明。本著同樣的精神，我們應該用中國人自己的價值觀，用自己相對成功的實踐重新審視重新檢驗西方界定的許許多多的概念，從民主、專制、人權到自由、普 選、多黨制、市場經濟、公共知識分子、GDP 、人力發展指數、基尼系數等等，該借鑒的借鑒，該豐富的豐富，該批判的批判，該揚棄的揚棄，合理吸收進來，被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並在這個過程中建立 我們自己強勢獨立的政治話語和指標體系。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是它的背後是數千年的文明，它形成於國際社 會高度的競爭之中，有歷史主義的東西是比較獨特，競爭產生的東西就是比較厲害，所以中國模式不會走向崩潰，只會通過不斷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輝煌。我個人認 為，今天中國人在自己土地上所進行的探索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開創性的事業，我們的眼光早就超越了西方模式，我們瞄準的是下一代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 度。中國模式通過中國人的努力會深刻的影響甚至一定程度上改變人類的未來。

謝謝大家。

中國崛起推動國際人權發展


辯論人權——在日內瓦人權國際電影節暨論壇上關於中國人權辯論時的即席發言摘要

大家就中國人權提了一些問題，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剛才提到“中國崛起對國際人權的挑戰”，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沒有中國在人權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進步，中國的這種崛起是不可能的。您不妨問一問您在中國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見到的中國人：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我想大多數中國人的回答是現在更好。中國是世界上變化最大最快的國家， 歐洲三百年的事，中國壓縮到了三、四十年，這個過程自然會出現各種矛盾，包括人權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但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滿意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就此做過跨國民調，2008年中國人的滿意度是86%，美國人是23%。所以討論中國人權，應該先問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和歐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以非洲為例，西方總認為非洲的民主化必須壓倒一切，但你們至少應該問一問非洲人自己是怎麽考慮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我可以說，非洲人最想解決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吃飯問題、然後是疾病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但你們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結果多少非洲國家陷入了動亂和饑荒？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所以一定要有輕重緩急。中國人沒有按照西方的邏輯去做，我們把消除貧困作為核心人權，實現了近四億人脫貧。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做，消除貧困根本就不是人權，美國至今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效果不錯。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這兩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民主的核心是要體現人民的意誌，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一黨制也好，多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能夠實現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實現良政的就是壞制度。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怎麽發生的？南歐的“笨豬四國”是怎麽形成的？ 這些危機與西方民主是什麽關系？這些危機侵犯了多少人權？為什麽美國三權分立既不能預測金融危機，也不能有效地對付危機？我想關鍵是僅靠政治系統內部的三權分立解決不了問題，現代國家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平衡，特別是政治力量、資本力量、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中國得以避免金融危機，與中國模式的這個特質有關。如果美國民主制度無法平衡資本力量，那就還會有新的危機。

至於死刑問題，我想多數中國人不同意廢除死刑，這種民意要尊重，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如果西方那麽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殺人犯的生命，那麽你們為什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價值，除非聯合國授權任何國家都不能發動戰爭？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殺害了總有十幾萬平民 吧？這不等於是對十幾萬無辜者執行了死刑嗎？這不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麽？

人權很重要，但許多傳統價值也同樣重要，一個社會的良性運作需要多種要素的有機組合。像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貪官，有壞蛋，有刁民，但我們總體上保持了淳厚樸實的民風，這種民風的形成得益於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後都發生了大範圍的搶劫，而中國2008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盡管我們受災的人數是智利的十倍。為什麽？我想中國的傳統文化起了作用。這是一種人本文化，人要將心比心，救人於危難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譴的。英文中“我”是大寫的，中文沒有大小寫，如果有的話，我想中文也會把“你”、“你們”、“我們”等都大寫，中國文化中“我”的權利和義務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的人本文化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觀，也有助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社會問題。

至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坦率地講，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國出現一場顏色革命。但是顏色革命給烏克蘭帶來了什麽？災難。給格魯吉亞帶來了什麽？災難。給吉爾吉斯坦帶來了什麽？災難。這些人的榜樣是捷克《七七憲章》和波蘭團結工會。其實，他們的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國得到了全部的實現，但海地是個徹底的失敗國 家。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世界已經經歷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和顏色革命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但這些人還是在那裏談論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這些人還可以問一問自己：為什麽長期生活在西方的絕大多數海外華人也不支持他們？我4年前去波蘭訪問，順便查了一下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那一年，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是72%，波蘭是13%， 您說誰該向誰學習？我建議您去團結工會的發源地格但斯克去看一看，去華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來在那個國家了。中國歷史上曾經上千年 領先西方，後來我們驕傲自滿了，閉關自守了，結果就落後了。中國現在一直認真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包括西方保護人權的有益經驗，但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所以中國進步很快，一年等於西方十年，中國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還是自我中心，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終有一天會後悔的。

中國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英文翻譯的張維為，在這些年先後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近日，他寫下《中國震撼》一書，在書裏，他認為這些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來，沒有人把這些故事講好，講的可以讓西方人聽懂，讓老百姓也聽明白。如今，他用紙筆寫下他眼中的中國故事，他說他不回避任何尖銳問題，也不否認中國當下的確有許多要解決的問題，但是，他願意先肯定中國這些年的成就，同時也堅信這些現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用自己的話語講中國的故事

新京報：先來談談《中國震撼》這本書的緣起，你是在什麽情況下決定寫這樣一本書的？

張維為：我原來寫過一本書《中國觸動全球》，寫完之後還有一些想法想寫出來，這次等於是上本書的延續。我希望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語來講中國的故事，希望中國人聽得懂，外國人也能聽懂。我們現在經常講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平鋪直敘，實事求是討論問題，什麽尖銳的問題都不回避。

比如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認識不足。一出國門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比所有發展中國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還要大。嚴格講，我們已經把赤貧消滅掉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轉型經濟國家比，像東歐，我們的經濟在過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個東歐增加了才一倍，當然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和發達國家也可以比，歐洲一個國家平均是1400萬人口，我們大致上是100個歐洲國家的規模。理論上講，我們人口比美國多4倍，我們的問題比美國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國家的話。看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有一個宏觀的把握。實際上美國的問題不比中國少，美國的監獄人口比中國還多。

我們的文化比較平和

新京報：那是不是因為美國是法治國家？

張維為：不，實際上它這個法治，被歐洲國家批評得很厲害。怎麽會有這麽高的監獄人數？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覺他們的法治已經或多或少地變味。你仔細看美國的民意測驗，大家最不喜歡的就是律師。

在西方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靠打官司是可以發大財的。這個東西不能走過頭。另外，我們文化總體上是比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們受到影響的有兩千萬人，上萬記者去報道，我還沒有看到嚴重惡性的犯罪事件報道。在美國，2005年卡特裏娜風災，多少惡性犯罪案件，數千起。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中國的體制可以讓上層意誌很快貫徹，國外必須討論決議，要慢很多。

張維為：我書裏提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爛了，變成意識形態的標簽。其實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蘭、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國雖然有不少問題，但是遠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治理得要好。反過來一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還有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希臘、愛爾蘭、冰島破產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國自己也沒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國模式是對世界開放

新京報：中國模式是全新的嗎？

張維為：這個模式是傳統和現代結合，而且是與整個世界互動的產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點是什麽，然後改進。中國模式是對世界開放，中國人具有巨大的學習能力，自我更新和適應能力。某種意義上，今後世界國家競爭就是看有沒有這種能力。我們有4億人在學英文，麥當勞到很多國家被抗議，到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問題。我們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譯作品，我們不停地學別人的東西，但沒有放棄自我。我們的基因太強了，傳統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傳統確實有問題，我們要做的是趨利避害。

新京報：目前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麽？

張維為：我認為中國模式主要有8個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講其中一點，即實踐理性，西方有很強的神學傳統,從一個理論推到另外一個理論.國內有些學者也學西方，一個概念推導到另一個概念，民主應該什麽樣，市場經濟是什麽，這是神學傳統。中國改革開放模式，主要特點是實踐理性，從做開始，從試驗開始。不管怎樣，去親自體驗一下。所以西方指導的變革是從修憲開始，中國相反，總是從試驗開始，覺得可以再推廣，最後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條文。這兩個方式各有利弊，總體來講，中國這種超大型國家，用比較謹慎方法推動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災難發生。

我們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報：你提到中國消滅赤貧，但是很多人會覺得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張維為：要看你怎麽界定，過去30年，中國人財富增加最快。印度稱自己有3億中產。我去印度3次，我直覺觀察，他們的中產不到中國三分之一。我問印度學者，為什麽說他們有3億中產，他們說是用世界銀行一位學者的標準，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脫貧了。如果用這個標準，中國中產要有8億人。那麽我自己想用一個什麽標準衡量中產呢？如果用一個全世界都適用的經濟標準，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國家買房子都要貸款，大家都是房奴。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最大財富就是一套產權房。中國城鎮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電視劇《蝸居》，大家都說買不起房，那句經典臺詞是“我們倆加在一起都快70，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說不到35歲就有自己的產權房，這種話哪個發達國家敢說。

新京報：但是現在中國買房是要靠父母資助的。

張維為：這也是一個特點，我們不要把這個作為一個壞事情，要作為一個正常事情。中國文化不是以個人為起點，而是以家庭為起點，不要用西方概念來套，父母出錢，孩子還會以某種渠道回饋父母。沒必要按照西方標準，我們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報：你也提到中國大家有錢還是更願意買房，不願意消費，這說明大家對未來預期不樂觀？

張維為：正好相反，人們願意在一個地方買房子就說明對這個地方有信心，房產投資是大投資。但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文化，背後是文明延續，我們是農耕文明發展過來的，對土地和住房比較眷戀，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

中國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報：你在書裏對我們習慣的數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數等等。

張維為：這些我都叫做西方話語，對非西方世界的問題，說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數只計算了收入差別，中國這樣的社會，我們的農民是相對弱勢群體，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這些不算進去，怎麽能算出真實狀態。現在重慶、成都綜合改革試點，很多人給城市戶口，放棄農村的土地，他不願意，因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價值。再想想日本的物價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貴多少倍，所以要用購買力評價來比較，才可能更加客觀公平。

新京報：目前當下，中國比較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

張維為：我們現在提到的腐敗、醫療、教育等問題都要解決，但我認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績，再來改進。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其他國家類似發展階段遇到的問題。比如高速公路收費問題，人家是高速公路還沒有建的問題。我們是農民工第二代的教育問題，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還沒有農民工，因為沒有城市化。關鍵是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可以比較快地搞醫保，美國一二百年的現代化，還有4000萬人的醫保沒有解決。

新京報：中國經濟發展這麽快，會不會因為太快存在一些問題？

張維為：有，因為社會經濟發展非常快，始終存在各種矛盾，心裏容易不平衡。歐洲19世紀工業革命高速發展時，動蕩戰爭非常多。我們在這麽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動蕩，而歐洲大概經歷了100場的大小戰爭，很多是在海外打的。當時歐洲的社會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輸出。英國把失業者輸送到非洲，犯人發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見者送到美洲。當時英國才1000多萬人。他們的現代化就是這樣完成的，非常血腥，貧富差距比中國現在大十幾倍、二十幾倍也沒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對中國的悲觀預測都已破產


年輕時，他做過鄧小平的英文翻譯；離開翻譯崗位後，他走遍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成為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倡導者……最近，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帶來了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他將給我們講述一個怎樣的中國？ （《文匯報》記者 田曉玲）

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中國模式”成為國際學界熱議的話題。這些研究者中，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國學者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以自己成長於中國、行走於世界的經歷，同時具備對中國國情和西方社會的深入了解，對“中國模式”和中國問題提出了獨特的看法。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張維為教授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翻譯。這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他離開翻譯崗位後，留學瑞士，成為一名國際關系學者。多年來，他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是這些所見所聞，推動他成為“中國模式”的堅定倡導者。“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勝出，我們的模式不管有多少問題，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腳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都有借鑒意義。”

張維為教授以國際關系學者的學術背景，在親身經歷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與理念，同時提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刻命題。“這種文明型國家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與發展，它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過去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後也還是自成體系的。”

我們做的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好

文匯報：近年來，您一直是“中國模式”的堅定倡導者。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在推動著您從事這項工作？

張維為（以下簡稱張）：在一個西方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裏，一個非西方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非常不容易，但中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這對於整個人類的命運來講都非常重要。我走了100多個國家後發現，不管我們的發展模式存在什麽問題，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都要遠遠高於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非西方國家。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幾類：一類是發展中國家，姑且用農村人口占總人口30%-40%以上作為標準，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做的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好。過去20年，全世界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第二類是過渡經濟國家，比如東歐，我都走遍了。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總體上增加了18倍，東歐只增加了一倍，他們經歷了十來年的衰退後才開始緩慢增長，現在又陷入金融危機，當然，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第三類就是西方發達國家。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大約等於幾十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所以，談論中國要有板塊概念。今天中國的發達板塊，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發達國家，比如上海跟紐約比，硬件上全面超過紐約，機場、港口、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比紐約好，在“軟件”方面進步也很大，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等指標也都比紐約好，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進步。

不是我們的模式就好到天上去了；我們當然也有問題，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把“中國模式”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除以6，都可以和他們競爭。所以，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勝出了，我們的模式不管有多少問題，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腳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都有借鑒意義。

文匯報：走訪100多個國家的經歷，成為您總結概括“中國模式”的重要基礎。對大多數沒有如此豐富閱歷的中國公眾而言，除了講述您的親身經歷以外，您還可以用什麽辦法來說服他們認同您的概括？

張：我無意說服別人，我只是想提供一個國際參照。舉個例子：我看了電視劇《蝸居》，女主人公有句臺詞：我們兩人加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這意味著，一個人不到35歲就想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要求在發達國家也很難做到。比如在瑞士，根本沒人敢提這樣的想法。發達國家大多數人一輩子也就擁有一套產權房。我把事實告訴大家，使我們在看問題的時候有一定的橫向比較，心態也許可以平衡一點。在很多問題上，中國實際上已經做到了發達國家做不到的事情，這本身也說明了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速度。當然，考慮到中國獨特的國情，我們需要在解決住房等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獨特思路和方法，最終，中國可以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

文匯報：因此，您建議在評估中國的狀況時，引入人均資產這個概念？

答：對。我們一般的說法是，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是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不太認同這種觀點。因為任何涉及到中國的排名，你只要引入兩個指標就會發生巨大變化：第一是貨幣實際購買力，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是上海10倍的價錢，理發也是。那麽，他們吃一碗面就比上海多創造10倍的GDP？這顯然是荒謬的。更為實事求是的方法是根據貨幣購買力來計算，國際上稱為購買力平價（PPP）。這麽計算，中國在1992年時經濟規模就超過日本了。第二個指標，就是中國人的房產。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已經成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超過了絕大多數發達國家。70%以上的城鎮居民擁有自己的房產，如果這麽大一塊資產不計入中國人的財富，任何涉及到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的國際排名，顯然都是不準確的。

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跟基因一樣，規範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文匯報：您在新著《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強調了“文明型國家”的概念。80年前，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訪問寫下《中國的問題》時，也用了“文明國家”這一關鍵詞；一年多前，英國人馬丁·雅克在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也使用了“文明國家”來描述中國。依據這一詞匯，印度是否也稱得上是“文明型國家”呢？

張：的確，印度在人口規模上和中國很相像，但是它的文明是中斷的。印度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是19世紀英國殖民後才出現的，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是2000年前就統一了，有統一的語言，而印度是靠西方語言英文來統一的。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印度人也只是少數，不到人口的10%。多數人只懂自己的方言，印度文明的整合程度比中國低很多，所以，我不把印度看做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印度發展落後於中國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體制使印度無法進行現代化所需的一些基本變革，如土地改革、婦女解放、廢除種姓制度等。

文匯報：您所說的“文明型國家”的含義是什麽？您在書中集中總結了“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和八大理念。“中國模式”的形成和“文明型國家”又有怎樣的關系？

張：世界上有很多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希臘文明等等，但他們的歷史都中斷了，比如古埃及，現在那裏的人已經不是古埃及人的後裔了。而我們在秦始皇時期就統一了，距今2000多年，這是文明形態意義上的國家。同時，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現代國家”。將古老文明形態和“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假如古埃及文明沒有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並實現現代國家轉型，那麽也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假如古羅馬帝國沒有分裂，延續至今，歐洲也可能整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看，中國本質上也是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是歷史上無數國家慢慢整合而成。據考證，春秋時期我們也有1600多個諸侯小國。

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有四個鮮明特點，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超深厚的文化積澱，這四個超級因素跟基因一樣，大致規範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形成中國發展道路的“路徑依賴”。

文匯報：“文明型國家”和“民族國家”有怎樣的關系?

張：所謂“民族國家”，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比如法國、德國、意大利都是這樣形成的。在西方話語裏，“民族國家”和“現代國家”早已成了同義詞。而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才開始意識到中國這樣的傳統國家，如一盤散沙，沒有西方“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和動員力。而建設“民族國家”的努力，大致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我們有5000年延續不斷的文明，這使我們國家與眾不同。我們是一個融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於一體的“文明型國家”。

文匯報：數千年的文明給今天中國的發展到底帶來了哪些獨特而且有利於發展的要素？

張：中國人最重要的素質是超強的學習能力。如果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沒有閉關鎖國，而是繼續向世界開放，我們可能就不會錯過當時工業革命的契機。現在我們重新向世界開放，學習各國好的東西，整個國家便迅速崛起。中國文明強調實踐理性，西方的哲學傳統強調“是什麽（to be）”的概念，而中國則強調“做什麽（to do）”；正是由於哲學觀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則正好相反，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現在提出“和諧”理念，可以追溯到《易經》。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智慧結晶。中國文明只要保持對外開放的態勢，就會不斷取長補短，推陳出新，最終超越自己，也超越別人。

從認為中國要崩潰，到認識到中國崛起，這是一件不壞的事情

文匯報：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曾經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其中之一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從“中國崩潰論”到產生這種擔憂，對中國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張：隨著金融海嘯，“中國崩潰論”在西方崩潰了。作為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破產了；作為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也危機四伏；而極力向世界推銷美國模式的美國更是金融海嘯的發源地。“中國崩潰論”在西方大約盛行了20年，但最後對中國的所有悲觀預測全部破產，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崩潰了。但現在國內的“中國崩潰論”還有市場，不過我認為最後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西方從“中國崩潰論”鼓噪一時，到現在對中國崛起憂心忡忡，我認為至少是一件不壞的事情，這表明西方最終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和實力。當然這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一些西方鷹派會更多地想要遏制中國。

文匯報：那麽，西方最終會不會以您所說的“克服自己話語僵化，最終接近、接受我們的話語”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崛起？

張：隨著中國崛起，越來越多的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思考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存在的問題。西方應該歡迎中國話語的崛起，因為光靠西方話語，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全球問題都解決不了。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將是一個中國話語崛起的過程，西方現在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我們不必太在乎。西方國家是最承認實力的，最終隨著中國崛起，西方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理解和解釋你的成功。

文匯報：您曾經說，主體文明的復興，是一個不斷產生新標準的過程。這是否就是中國崛起提供給世界的積極因素？

張：中國是“文明型國家”，有定力，不會人雲亦雲，失去自我，而只會不斷產生自己的新標準，並影響世界。中國是不斷產生自己標準的內源型主體文明。過去30年，我們實際上就在不斷創造自己的標準。奧運會、世博會、高鐵建設、城市化、新能源革命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標準，對其他國家有啟迪。有些方面，我們應該努力與別人接軌，因為我們善於學習；有些方面，不需要接軌，因為我們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國情；還有些方面，恐怕是別人需要和我們接軌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做法代表了未來。

文匯報：具體到西方話語似乎已經束手無策的全球治理問題上，中國話語又能提供怎樣的解決方案？

張：中國的崛起方式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寶貴智慧。比如，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經驗，許多國家可以借鑒。中國在非洲扶貧比西方模式成功得多，所以，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讓西方國家非常吃驚。全球治理的一個難題是如何預防文明沖突；中國主張不同文明彼此包容、和而不同，這比西方的文明對抗理念高明得多。

文匯報：您在書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討論西方模式中的民主。究竟什麽是民主？民主是不是個好東西？或者說，民主如何才是個好東西呢?

張：我的觀點是：好民主才是好東西。西方所謂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黨制。我認為這是民主理念的異化。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誌，各個國家應該通過自己的實踐，來探索適合自己民情和國情的民主形式。只有適合本國民情和國情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話語，其中“民心向背”是一個核心概念。“民心”不同於“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代表的是長期和整體的利益。另一個核心概念是“選賢任能”，治國必須是人才。過去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官員，這種制度領先過歐洲上千年。

西方今天把民主僅僅看作程序正確和程序正義；中國人認為治國者必須是人才，這個觀念非常重要。所謂制度好、人不重要的看法，是極為片面的。在當今世界，一個企業都必須具有很強的人才觀念才能生存下來、適應競爭，更何況比一個企業復雜千萬倍的國家呢？

文匯報：我們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那麽，這些問題最後又是如何解決的？

張：我舉個例子，就是將今天的中國和工業革命時期崛起的英國作類比。英國當時是什麽情況？英國本土只有一千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加上海外殖民地，大英帝國大概有上億人。他們實行的議會選舉制度僅限於英國本土有財產、有地位的男性白種人，女人和窮人沒有選舉權，海外殖民地人口也沒有。英國崛起時，把國內的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送到美洲，大英帝國的地區差別比今天的中國大幾十倍。而我們今天崛起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自己境內加以化解。英國崛起過程中打了多少戰爭？掠奪了多少別人的財富？而我們在崛起過程中沒有發動戰爭，沒有掠奪別人，而是給世界大多數人民帶來利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崛起的意義非同尋常。

文匯報：在您看來，下一階段，中國發展首要的突破點在哪裏？

張：發展經濟和經濟結構調整仍然是關鍵，還有社會改革，包括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改革。我對中國未來相當樂觀。中國城鎮化進程才剛剛開始，今後每年都會有兩三千萬人成為城鎮居民。這意味著大量的發展機遇。中國只要保持國家政治穩定，比較高速的增長應該可以持續15到20年。這期間，中國的發展機會可能比所有發達國家的機會加在一起還要多。

在哲學上終結西方話語霸權


中國模式具有實踐理性的哲學觀，表現為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大膽而又慎重地推動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國人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註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人實踐理性的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述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 即關心“存在”、“是什麽”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麽”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麽因而是什麽”（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幹”、“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

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麽”、“市場經濟應該怎樣”、“現代性是什麽”、“民主是什麽”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的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中國改革者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

實踐理性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雲亦雲，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麽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麽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麽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麽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麽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麽臺灣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麽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臺灣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麽東歐“民主化”已20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普遍還不如陳水扁主政的臺灣，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麽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總之，相信實踐理性的人，頭腦比較清醒，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和西方市場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中國模式的這種哲學觀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蕩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西方式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實踐理性也可能是我們終結西方話語的哲學起點。

讓理性的聲音占上風


20多年前，我隨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加納，拜會了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裏，緊挨著大西洋邊，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裏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在一個布置得異常簡樸的會客廳內，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和我們探討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占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2008年我再次去加納訪問，參觀了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紀念館，紀念館書店裏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加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堅持自力更生，與全球化徹底脫鉤。

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大力削減政府開支，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結果是瞎折騰，導致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普遍雕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為什麽忽視了農業？用聯合國貿發大會秘書長素帕猜博士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所謂的‘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麽極左，要麽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 非理性的極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的解體和南斯拉夫的崩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但我們今天還能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多數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有很多不滿，其體制的應對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比方說，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意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有各種社會保障機制的支撐，意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松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哲學。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的工具理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對我們事業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瑯瑯上口，富有音樂美，但很多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做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唧唧、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路有凍死骨，朱門酒肉臭。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麽，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註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全面而深刻。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贊揚。西方民主制度在英國相對較成功大概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揮斥方遒。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沖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參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占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沖動占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老練”, 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占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

中國崛起是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第一財經日報：同樣是“四超”、“四特”這些因素，1921年羅素看到的中國是一個衰敗的國家。“文明型國家”的解釋力在哪裏？

張維為：“文明型國家”的特點是古老文明形態的國家和現代國家的復合，已經完成了現代國家的建設。黃仁宇用上層、下層、中層表述這個國家結構。嚴格地講，這個結構在1949年完成了一大部分，現在基本完成了，而上世紀20年代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狀態。

“四超”、“四特”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古代和現代的結合，比方說人口不是一般的人口，而是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口，地域也是充分整合的地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動形成很少見的1+1＞2。

日報：是否可以直接從國家建設角度討論中國崛起？現代中國與“文明型國家”的內在關聯是什麽？

張維為：之所以強調“文明型國家”，是想形成一種比較強勢的話語體系。世界上就這麽一個國家，古老文明和現代國家是完全復合的。情況最接近的是印度，但印度與中國最大的差別在於：第一，真正的古印度文明中斷了，現在的印度跟古印度沒有任何關系。另外，印度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實際上是在19世紀英 國殖民的時候才實現的。印度的統一整合程度遠遠不如中國！

數千年的傳統之後，你就是個不斷產生自己標準的地方。你跟人家不一樣，自成一體，不需要別人裁判，不需要別人特別是西方或美國的認可。關鍵是，我希望我的書給人一種“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你是主體文明，你是八大菜系，而它（美國）是麥當勞文化。

日報：有學者認為，你講的中國模式更多是“政策取向”、“工作模式”或“領導作風”，而不是“制度模式”或“制度安排”。你如何回應？

張維為：如果用新政治經濟學當中的“制度”概念，“五年規劃”制度就是一個制度，我們的官員選拔制度、醫療保險制度、農村的新農合制度，都是制度。在宏觀層面，中國模式是一個綜合體，它超出制度模式的範疇。它是對我們一套做法的總結。

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

日報：中國崛起的政治理念更多是實踐理性，實踐理性之上是否有天人關系或天命的道德規定？有沒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更高的價值規範？

張維為：現在的天命就是振興中華、民族復興。我覺得現在中國執政黨也是一個完成天命的執政集團。它的天命就是恢復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國的地位。

但是，民族復興在嚴格意義講是中華文明的復興。過去30多年，我們逐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在與國際社會高度互動和競爭的基礎上回歸傳統。它跟西方的文藝復興一樣，我們從傳統中汲取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智慧來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

日報：中國的崛起，除了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之外，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有著怎樣的影響？

張維為：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已經中國化了。鄧小平講的最經典的一句話，馬克思主義說到底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中國概念，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目 標包括小康社會等等，是百分之百的儒家的觀點。我有這樣一個觀點：中國今天的執政黨本質上還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如果中國的執政黨 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的話，那麽中國這個“百國之和”的“文明型國家”會走向分裂甚至解體。

中國的真正崛起，一定是三種資源的合流。一個是中國自己的中華資源；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過去60年，甚至是從1921年形成的紅色文化資源；一個是其他國家的，特別是西方的文化資源。去掉任何一種資源，中國社會都很難真正成為一個現代社會。

日報：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有沒有需要我們避免與克服的缺陷？

張維為：權力的制衡。有些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相比西方政治，有時候我們有比較多的道德化，因而可以借鑒一些別人更務實的方法。

中國文化有超強的學習能力。“三人行，必有我師”，我想只要保持開放，保持跟國外的競爭，就能逐步糾正自己的問題，不斷改進。

制度化與政治智慧的平衡

日報：2005年之後中國出現了一些公共事件。你怎麽看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

張維為：我想應該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問題比美國多四倍是正常的，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社會的話。社會大轉折時期，各 種社會問題沒法避免。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大的動蕩，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各種各樣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我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歐洲崛起的過程是把國內社會 危機轉嫁到歐洲以外的地方，中國沒有這樣的奢侈，所有問題都要在境內解決。已經保持了32年的穩定，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日報：歐洲近代早期的社會危機，最後通過制約權力的制度化形式解決。中國有什麽好的辦法？

張維為：看待社會要有一種成熟的心智。從“文明型國家”角度來看，社會與國家高度的良性互動，是一種理想結局，而且對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來說都是雙贏多贏的局面，不要什麽都搞對抗。中國文化的特點是求同存異，治理我們的超大型國家，並不是求異就好。

日報：是否在國家和制度層面有一個統一的處理公共事件的法律或制度？

張維為：恐怕還沒到這樣的階段，中國各地千差萬別，由於種種原因，全國性的立法還不成熟。群體事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95%以上，不是針對中央 政府的。民間認為中央政府總是好的，這給中央政府巨大的回旋余地以最後處理這些問題。這恐怕也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民間智慧，使得中國文化五千年不斷的 一種智慧。

日報：中國的前一個階段是發展，現階段是社會建設。你認為社會建設的渠道是什麽？

張維為：制度化、法律化都是對的，但我覺得這還是西方的概念。一方面要更加規範、更加法律化、更加制度化；另一方面呢，有些問題還要通過政治智慧來處理。成功的社會建設是這樣一種平衡。

中國最大的挑戰，是要防止自己打敗自己


按：此文為《瞭望東方周刊》對張維為先生的采訪。

“過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今天這種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現在國內還有一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 一樣，未來就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條，我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國國內的‘中國崩潰論’，我想這種觀點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

現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張維為，曾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擔任鄧小平的翻譯。

他說，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現在憶起小平，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問題，目光註視著前方，一句話都不說”。

20多年之後、行走過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張維為進一步體會到，鄧小平之所以偉大，原因之一，就是“頭腦清醒”——“他了解百姓的願望，了解中外不同體制的長處和弱點，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

張維為認為，這一點對於今天認識中國崛起和中國未來同樣重要。

首先，“不管中國還存有多少問題，中國過去30來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著成功的道路繼續往前走”。其次，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中國的問題都有解，天塌不下來”。

更重要的是，美國絕對不是中國的樣板——“我們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國最大的挑戰和風險，並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問題，而是中國人“自己打敗自己”。

我潛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響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擔任鄧小平的翻譯。這段經歷對於你認識中國崛起和發展有何影響？

張維為：對我來說，這是一段非常寶貴的人生經歷，對我後來許多觀點的形成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主要是四個方面，一個是鄧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氣。

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和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談的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麽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

鄧小平是一個思想者。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問題，目光註視著前方，一句話都不說。會見外賓前，他都要聽匯報，聽完匯報 後他常有那麽一小段時間的思考狀態。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裏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願望，了解中外不同體制的長處和弱點，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 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作為一個人，他大氣，他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裏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 杯。出現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後的機會。

所有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自己對許多中國和世界事務的認識和把握。我對中國崛起的研究，包括《中國震撼》的寫作，大概也潛移默化地受到了這種“小平精神”的影響。

“用人均GDP低來否定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很膚淺的”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人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雖然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後於一些非洲國家，這說明中國還是不行。而你提出觀點說，人均GDP這個指標並不能完全反映國家實力，需要重新認識，能否細談？

張維為：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過去說我們自己落後，是實事求是，今天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也要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們講韜光養晦，應該是自信的韜光養晦，而不應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韜光養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來否定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很膚淺的。只要實地走訪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誤差有多大。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是中 國作為大國崛起的裏程碑事件，背後是中國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舉個例子，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中國發達地區多數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經超過日 本。

我一直認為，所有涉及中國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兩個因素，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是用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來計算，而不是用官方匯率來計算。

日本吃一碗面比北京、上海要貴10倍，理發也比北京、上海貴10倍。照官方匯率計算，日本賣面和理發產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這樣計算肯定是嚴重失真的。所以我認為用貨幣購買力評價才能更靠譜些。

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國經濟歷史學家麥得森。他做了跨長度的跨國比較，認為1992年中國事實上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日本。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12個歐洲大國的總和，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等。

第二是中國人的房產。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住房自有率全球領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車，喜歡跟司機聊天，他們普遍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但他們絕大部分都有房產。如果論資產，他們到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超過了當地50%人的資產水平。

過去30年，中國人總體財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無人可比。在歐洲，能拿到銀行房貸，就是對你中產階級地位的確認。在瑞士，如果你房產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階層。 這種國際比較有利於我們真正讀懂中國崛起。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立足中國國情，大膽進行指標方面的創新，從而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和世界的真實面貌。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不少中國人感覺，國外尤其是西方，仍然對中國不了解。如你所言，“中國崛起是個精彩的故事”，但他們並不知道。根據你在西方多年生活和講學的經驗，應如何深入人心地對西方講好這個故事？

張維為：中國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但我們還沒有把這個故事講好。這涉及的不僅是對外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國人解釋中國的一切。我看關鍵是要抓緊形成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建設。

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我們需要形成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應該是全面的，也就是說能解釋中國的成績、問題和未來。這種話語 體系也應該是透徹的，也就是說，能把事情說清楚，中國普通百姓能聽懂，外國人也能聽懂，哪怕他們不贊成。這種話語體系應該是強勢的，因為挑戰我們的西方話 語是強勢的，我們需要用比較強勢的話語進行回應，我們文明的底蘊也使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的話語體系還應該是中國的，也就是說要接中國的地氣，成為民 族的、文化的、中華文明的東西，從而為盡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們確實需要大力改進對外宣傳，因為許多對外宣傳的方法太陳舊，我們應該多用外國人可以理解的觀念和方法來介紹中國。但這還只是個戰術層面的事情，我們需要不斷去做，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它還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解決根本的問題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實力，我感覺西方是最承認實力的，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現在他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硬實力的增長，所以西方對中國更加尊重了。中國話語體系這樣的軟實力加強了，他們也會尊重。所以我主張以比較強勢的話語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挑戰。

比方說，美國人老在那裏批評中國人權，我們為什麽不反問一下：“你在伊拉克已經殺害了十幾萬平民，這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對這個問題，你們至少也應該向國際社會、向伊拉克人民作一個解釋，否則你們怎麽有資格來和我們談論人權問題呢？”

我想這樣的話語不是簡單地調侃美國，而是陳述事實，也會得到多數西方民眾的理解，甚至支持，因為西方大部分人也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最終可以更加瀟灑，逐步把解釋中國的許多工作交給西方。中國相對成功的經驗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從事中國模式研究。最終哈佛、耶魯 的教授都會來研究中國模式，實際上這種趨勢已經出現。對於國內那些只知以西方唯馬首是瞻的所謂精英，恐怕也只有采用這個辦法，等到他們崇拜的美國老師都改 變了想法，他們的觀點大概也會改變了。

國內的“中國崩潰論”不出20年也會崩潰

《瞭望東方周刊》：你是“中國模式”的堅定支持者。中國發展到現在，成就很高，問題也很多。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應該最先應對的挑戰是什麽？最大的風險來自哪裏？

張維為：我個人認為最大的挑戰和風險，至少從目前來看，是要防止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今天面臨不少問題，有些還很嚴重，如果我們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意味著天要塌 下來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而且我認為後者是今天中國面臨的更為迫切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加強國人的自信，沿著自己的成功的道路繼續往前 走。不管中國還存有多少問題，中國過去30來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

中國面對很多挑戰，但我還是這個觀點：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 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我們也有可能解決得更好。對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創 造性地解決問題。中國的問題都有解，天塌不下來。

我走了100多個國家，有時候真是感嘆其實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與多數國家比已經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了：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高速公路，而我們是建成了世 界第二大的高速公路網之後的收費問題；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出現農民工現象，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的城市化，而我們是在討論農民工第二代的教育問題；在發達 國家，30來歲擁有房產對於多數人是不可思議的，而我們討論的已經是80、90後的產權房問題。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最大財富就是一套產權房，而我 們多少家庭已經擁有了兩套房產。我們應該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績，然後再自信地去解決各種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中國悲觀論”一定會破產。是基於什麽樣的判斷，讓你對於中國前途如此樂觀？

張維為：中國模式產生於大規模的國際競爭，競爭產生的東西都厲害，所以我比較看好中國模式。

過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今天這種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現在國內還有一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 一樣，未來就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條，我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國國內的“中國崩潰論”，我想這種觀點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

我在《中國震撼》中建議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有自己文明的演變邏輯和發展周期，否則無法理解和解釋中國崛起。從中華文明發 展的大周期來看，中國現在正處在國力全面上升的階段，甚至可以說是全面上升過程中的初級階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面。

中華文明有自己獨特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講“勢”，講“大勢”。大勢一旦形成，就是“大勢所趨”。“大勢”就像大潮，會有反方向的浪花，會有逆流，但浪花也 好，逆流也好，都扭轉不了“大勢”。唱衰中國的人不懂這個，所以對中國的預測總是出錯，一錯就錯了20多年，錯到今天西方很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都不敢預 測中國了。

中國媒體應該突破西方新聞觀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社會上對於媒體的角色有贊譽，也有批評和質疑。你覺得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矛盾凸顯的時期，媒體應該以什麽樣的心態和立場來報道？

張維為：我們的一些媒體確實出了問題，特別是這兩年，把一個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描述得一片漆黑，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厚道的。

這類媒體出問題大概是兩個原因，一是過分的市場利益的驅動。聳人聽聞的負面新聞總是更容易抓人眼球，獲得更大的讀者群；二是西方新聞觀的過度影響。西方媒體喜歡負面報道，認為這才是新聞。

其實中國媒體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這種僵化的新聞觀。我們的新聞原則應該是實事求是，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又好又壞的，就說又好又壞，為什麽一定要偏向消 極面呢？即使報道壞的新聞，為什麽不能也報道光明的一面呢？這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可以從消極角度對他說，你倒黴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從積極角度 說，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康復。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西方媒體給人感覺似乎心裏有點陰暗。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英國人脾氣古怪者多，除了因為英國日照少，恐怕也和媒體“消極報道綜合征”有關，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當然如果多數英國人都是這種價值偏好，我不持異議。

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樂觀豁達的人，中國人看電影也大都喜歡給人以希望的結局，甚至大團圓的結局。這不是價值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歷史形成的集體價值偏好。 這也許是“文明型國家”的獨特智慧，因為從歷史大趨勢來看，樂觀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來。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與這種集體性格 有關。

西方新聞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只見 樹木不見森林”，現在也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價值評判。我們的一些媒體把許多個案問題誇張成了中國的普遍問題，結果在民眾中造成了“消極報道綜合征”。這裏有 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註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

我們的媒體應該突破西方新聞觀，實事求是地報道中國，既見樹木，也見森林，使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能更加準確地反映中國的現實。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 變革，大變革的時候，每天都會有負面的事情出現，但也會有更多正面的事情出現。偉大的社會變革就是這樣實現的。在這種大變革時期，我們特別需要有歷史眼光 的、更理性客觀的中國媒體和中國媒體人。

《瞭望東方周刊》：房子是現在中國關註度最高的話題之一。有不少人說，中國現在房價這麽貴，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都買不起，怎麽能說中國就已經崛起了呢？你怎樣看中國的房子和房價問題？

張維為：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坦率地說，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大學剛畢業就可以考慮買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擁有產權房作為結婚的條件。就我了解的情況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達到這個水平。

我看過電視連續劇《蝸居》，裏面有一句經典臺詞：“我們倆加在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這種話在瑞士沒人敢說，因為做不到。其實又有哪個發達 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一般西方國家典型的中產階級，一輩子最大的財產就是一套產權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實事求是地說，國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某種意義上也展現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數百姓生活的改善。我們應該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後以創新的精神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對於多數人來說，應考慮先租房，有了積累再買房，這也是國際慣例。當然房屋租賃市場需要更好地規範。考慮到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產傳統，我們也需要探索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

比方說，我們可以把租售結合起來，租賃房屋達到一定的年限，租戶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租賃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參照1998年房改，以建築成本價加一些條件把最 低保障住房售給適合條件的年輕家庭，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有恒產者有恒心，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有利，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和消 費也是有益的。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說，現在有不少中產階級尋求移民海外，說明中國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夠。你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產階級“移民潮”？

張維為：我不擔心這個問題。海外移民我接觸很多，我有一個粗略的計算，70%出去以後會變得更加愛國。在國內抱怨越多的，出去後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他們對美國的印象是好萊塢電影上看來的，和真實的美國差距很遠，結果出去後失望的很多。

過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發達板塊，你的財富可能已經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國，你的財富由於趕上了金融危機可能早已縮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錦還鄉都不容易了。錯過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偉大時代和眾多機遇，至今都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頭之痛。

現在所謂中產階級移民，其實絕大多數都把根留在國內，包括自己的企業和資產等，因為他們也了解今後至少10年20年內，中國還將是世界上機會最多的國家。我 們不必擔心移民問題，更何況現在每年流入中國的資金遠遠超過流出的資金。只要我們有一點中長期的戰略眼光，適度規模的移民對中國的利遠遠大於弊。出於各種 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國了，他們以後回來也好，呆在國外也好，對中國都有好處，因為中國的利益已經覆蓋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內外華人來保護和推動。

美國崛起時也曾“禮崩樂壞”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中國社會接連出現了“藥家鑫案”、“染色饅頭案”等惡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些事件會影響你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樂觀判斷嗎？你認為中國應如何“創新社會管理”？有無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

張維為：這些案件的性質都非常惡劣，但放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其實比例是很小的，不會影響我們對中國大局的判斷。這種事情，出一樁，抓一樁，社會 就是這樣進步的。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道德滑坡，這是事實，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這種滑坡慢慢會被扭轉過來的。

歷史上大國崛起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美國崛起的時候，也出現了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一方面經濟繁榮，一方面各種道德敗壞的行徑劇增。今天的美國的藥品監察 局等機構都是後來建立的，同時還設立一整套行政與法律制度，情況才有所好轉。但即使這樣，美國今天還是存在很多問題。根據2011年6月11日《紐約時 報》的報道，美國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萬人，死去的有5000人。這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美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還是一 個發達國家，也就是這個水平。

當今中國政府的執行力比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現在的美國政府都強。只要我們持續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國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現在的人均壽命和社會治安等指標都好於紐約就是一個證明。

這裏還要指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很多媒體為了抓眼球，把負面的事件無限放大，這種媒體生態需要逐步改變。另外，我們還需要一種比較成熟的心態。所謂成熟的 心態，就是不要被媒體聳人聽聞的炒作忽悠。看問題一定要有概率觀念。沒有概率觀念，你連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時被 車撞死，但這種情況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兩會”之後，“頂層設計”成為中國政治領域的一個熱詞。你認為中央政府在進行“頂層設計”時，應該堅持什麽，特別註意和警惕什麽？

張維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我們確實需要高屋建瓴、從長計議、深謀遠慮的戰略規劃。把這樣的規劃叫做“頂層設計”也可以。總體上我認為我們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

以政治制度為例，我們可以更多地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於西方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社會制度上，我們應該拒絕西方主張 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建立社會與國家高度良性互動的制度。經濟上，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推動“看不見的手”與“看得 見的手”更好的結合。法律領域內，繼續推動依法治國，但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的弊病，力爭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興法治國家。我們 要學習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要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自成一家。

我同時還認為，這種設計一定要務實，特別是全國範圍的設計，更應該是一種大戰略、大方向、大規劃的設計，而非完美的理想主義的詳細線路圖。實踐證明，後者的 難度極高，因為設計所需要的信息總是不充分，各種變量太多，所以要麽設計不出來，要麽設計出來就被束之高閣。但我們體制未來的大方向、大戰略、大規劃是可 以確定的，也是應該確定的。我們經濟改革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我們沒有詳細的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確定的情況下，我們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 地探索和嘗試，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雖不完美，但已經給世界帶來了強烈的震撼。

“不是讓麥當勞征服八大菜系，而是用八大菜系來吸納麥當勞”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告誡國人，“不要被西方的話語體系忽悠了”，西方民主是一種“遊戲民主”，並不是中國的典範和楷模。現在很多中國人、包括精英階層在內，還是處處以美國為榜樣和楷模，你想對他們說什麽？

張維為：如果說二三十年前，一些人以美國為楷模，那還情有可原，因為我們剛剛經歷了文革，百業待興。但是今天還這樣，動不動就美國怎麽樣，只能是貽笑大方了。

20年前美國自由派學者福山寫了頗有影響的《歷史的終結》一書，認為歷史發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終結了，但今年初他在《金融時報》撰文，題目是《美國沒有什麽可以教中國的》。這些精英也許可以讀讀這篇文章。他文章中的觀點並不都有道理，但他對今天美國模式的失望是真的。

這些人還可以讀一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寫的一些比較中國和美國的文章，他從上海回紐約，他的感覺是紐約更像第三世界，這和我的感覺差不多。美國有 不少東西值得中國學習，但美國在不少方面今天也該向中國學習了。奧巴馬總統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我們的一些所謂精英還轉不過彎來。奧巴馬提出了一系列模仿中 國做法的建議，如建設高鐵、促進外貿、發展制造業、促進基礎教育等。

今天的中國可以自信地平視自己的對手，平視美國，心平氣和地看看人家的長處和短處，也看看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然後取長補短。

至於西方的“民主忽悠”,這是個“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事情。我把采用美國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如泰國、蒙古、烏克蘭、吉爾吉斯坦等；還有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科特迪瓦、剛果民主共和國。

西方模式在300萬人的蒙古和500萬人吉爾吉斯坦都成功不了，怎麽可能搬到13億人口的中國？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歷史和文化底蘊太豐富了。把美國模式搬到中國大概就像用麥當勞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麽可能成功？

我們對美國模式的態度，應該是借鑒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麥當勞，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我們的基本立場不是讓麥當勞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來 吸納麥當勞——把它的長處吸收過來，最終把它“收編”。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一個五千年沒有間斷的文明和過去30來年的成功經驗可以使我們有這樣的眼光和底氣。

張維為：中國在探索下一代政治制度


　　美國政改任務不比中國輕


　　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對中國模式所取得的成績做了肯定，但也提出四個問題，問責制、法治、如何解決出現“壞皇帝”、可持續性。和其他輕易否定中國模式的學者不同，福山教授態度比較謹慎，傾向於繼續觀察，但仍表明最終中國可能還是要采用西方制度，同時也對西方制度本身走向衰敗表示擔心。


　　這使我想起今年二月，我在漢堡和德國《時代周刊》主編對談中國模式。他剛剛訪問了上海，覺得上海越來越像紐約。他問我：是不是可以說中國正在向美國模式靠攏，而非正在創造中國模式。我說：“您可能對上海觀察得還不夠仔細。如果更仔細一點的話會發現，上海其實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了紐約。上海的機場、港口、地鐵、高鐵等‘硬件’已經超過紐約，上海在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軟件’方面做得也比紐約好。換言之，中國人在過去30年中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今後還要學，但中國人今天的眼光已經超越了美國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


　　今天的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改革實驗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所做的事業是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在福山教授關心的這些問題上，中國都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探索和創新。比方說，問責制很大程度上是指西方議會問責制。我認為這種問責制的範圍今天看來已經過於狹隘了。嚴格地講，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時代的產物。美國的三權分立都限於政治範圍內，結果難於擺脫資本力量對整個制度的控制，因而也難於避免像金融危機這樣的災難。我看美國的政治改革任務恐怕不比中國輕。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正因為如此，中國今天探索的問責制的範圍比西方問責制範圍要廣得多，例如，我們有很強的經濟問責制。各級政府在消除貧困、創造就業方面都有明確的目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去年撰文說美國過去十年的就業“增長為零”、百姓收入“增長為零”。中國過去十年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整個中國大概找不到一個就業和百姓收入“增長為零”的地方，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經濟問責制的結果。


　　我們還有政治問責制和法律問責制。我們今天的會場位於上海靜安區，這是上海許多方面工作做得比較好的一個區，許多硬件和軟件指標都超過紐約曼哈頓區，但去年一場不幸的火災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有關官員和公司人員都因此而受到行政和法律的嚴肅處理。比這場火災性質嚴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國金融危機，一場使美國多數民眾財產平均縮水達1/4的金融危機，三年過去了還沒有一個人承擔任何政治和法律責任。


　　中國講“法”也講“天”


　　不僅美國沒有人受到法律制裁，許多對危機負有直接責任的金融大鱷還照樣拿上千萬，甚至上億的獎金，美國人民和奧巴馬總統都非常憤怒，但這些人還是照樣拿獎金。這就使我想到了法治問題。從美國法治的角度來說，這些金融大鱷按合同拿錢，美國人民憤怒也沒有用。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屬於嚴重違背法律精神的法條主義。過去30年，我們從西方借鑒了不少法治的經驗，但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將對法條主義保持必要的警惕。


　　中國人的政治和法律傳統中，始終有“法”和“天”兩個概念。用今天的政治學話語來說，“天”代表的就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利益和良心，這是不能違背的。也許可以這樣來解釋這個概念：在99.9%的情況下，我們按照法律行事，但恐怕總有涉及到整個社會整體利益和良心的某些重大案件，他們占案件總量非常之小，對這一類案件，我們保留在法治的範圍內從政治上進行處理的權利。換言之，美國金融大鱷吞噬百姓錢財還可以照樣拿巨額獎金的情況，在中國不會出現。


　　中國已解決“壞皇帝”問題


　　中國體制如何解決“壞皇帝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困擾了中國歷史的問題。但我粗算了一下，即使在長達數千年的所謂“好皇帝、壞皇帝”時代，中國至少也有7個朝代比整個美國的歷史都長。


　　今天中國已解決了“壞皇帝問題”。首先，中國最高領導人早就不是世襲的了，而是靠才幹和政績上臺執政的。這是中國歷史上“選賢任能”制度的延續。第二，嚴格的任期制，和美國總統制一樣，最長就是兩任。第三，最高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個人專斷的可能性極小。第四，今天中國最高領導人及其核心團隊的選擇標準，大致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歷，期間要有相當的政績才行。中國一個省大約等於五六個歐洲國家的人口規模，治理好很不容易。有這種政績為基礎，團隊基本質量可以得到保證，選出“壞皇帝”的概率極低。


　　中國“選賢任能”的傳統，有數千年的歷史。中國今天還是延續這個傳統。我比較贊成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觀點，即任何一個民族的政治體制主要應該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任何體制的變革應該是結合傳統的有機變革。中國是個高度開放的國度，願意學習別人一切長處。我們今天政治改革一個主要思路，就是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中國這種探索的初步經驗已經表明，這個做法比光是靠“選舉”的方法，更能保證國家治理的質量。坦率地說，我現在擔心的不是中國出現“壞皇帝”，而是擔心美國下一次選舉選出來的總統可能還不如小布什。小布什八年執政，治國無方，美國國運直線下滑。再來一個比小布什還差的人，恐怕美國也承受不起，因為這是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中國的體制已經找到了解決“壞皇帝問題”的辦法，但美國體制似乎還沒有找到解決“小布什問題”的辦法。


　　至於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我想中國模式是大規模國際競爭的產物，所以生命力比較強。中國今天總體上處在自己文明大周期的上升期，甚至可以說是上升期的初級階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面。中國人講“勢”，一旦形成了“勢”，就是“大勢所趨”，所以我對中國前途比較樂觀，會有逆流，但不可能阻擋這種“大勢”。

張維為：中國人被埋沒的幸福感


編者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日前發布了最新的調查報告，對全球40個國家的公民福利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北歐國家丹麥的居民對生活最為滿意；中國也名列十大“最幸福”國家，排名第8；美國僅排名第19。然而在國內，部分國人對幸福感的體驗與報告有一定的差距。那麽，他們的幸福感到哪裏去了？本網站特編發日內瓦國際關系學院張維為教授與《瞭望東方周刊》的對話，以住房和移民潮為例，說明國人的幸福感為什麽會被埋沒。

《瞭望東方周刊》：房子是現在中國關註度最高的話題之一。有不少人說，中國現在房價這麽貴，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都買不起，怎麽能說中國就已經崛起了呢？你覺得應該如何客觀全面認識中國的房子和房價問題？

答：房價的高與不高，要看你想買什麽樣的房子。如果在上海，你指著黃浦江畔豪華的高樓說，為什麽房價這麽高，為什麽我買不起，我無法回答你；如果你指著上海外環線邊上有地鐵可通的多層房說，為什麽我買不起，那我會說：你耐心點，再工作幾年就買得起了。或者等上海的保障房上市了，你只要是個努力的勞動者，政府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上海的房價從每平房米20萬到1萬多的都有，不能簡單喊上海房價為什麽這麽高。剛到上海，沒有家底的年輕人，可以買離市心遠一點的房子，只要有地鐵，一個小時內能到達上班地，就應該可以接受。如果你暫時首付也沒有，那你可以先租房。剛來的年輕人，是否一定呆在這座城市還沒定呢，犯不著背上不輕的房貸。如果你現在已住在外環線附近，那麽經幾年的打拼，你可向市中心進軍，事業成功，你可一舉跨過中環，進入內環，或者在郊區置大房子。現在上海的常住居民大多數有自已的產權房，這個數字可能超過85%，買新房子的屬於改善型，量力而行不會太難。

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到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然後抱怨說為什麽我買不起房，這是不合適的。在全世界任何大城市沒有年輕人能輕而易舉獲得自已的住房，都需要多年打拼。而現在人們經常搬出一個所謂的收入房價比，問題是在這個比數中你拿上海、北京的什麽地方的房價來比。年輕人初次購房，不可能拿平均價來比，而應拿這個城市房子的起步價來比，否則就會得出荒謬的要工作上百年才買得起大城市房子的結論，而事實上，北京、上海有不少外來的年輕人已經置業成功（當然這其中不少人有父母的資助）。

當然，住在自已的房子裏，安居樂業，這是每一個誠實勞動的公民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這幾年由於房價長得快，確實有一部分公民初次置業遇到困難或急需改善居住條件，政府要為這部分公民降低門檻，讓他們居者有其屋。

住房是一種特殊產品，事關人的基本權利，在這個問題上我既反對完全市場化，也反對完全否定房產市場。或許重慶的做法值得參考：保最低的，限最高的（課稅），中間大段放開由市場決定。如果完全摒棄房產市場，政府過度主導、幹預這個市場，或幹脆由國家統包分配，那樣的結果是大家都經歷過的，30年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有一個同事，八十年代末在上海大學畢業，有了女朋友，想租一間房，全上海你都無法找到。當時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積可能是世界倒數第一，三代同室都不是什麽奇怪的事，家家都等著單位分房，我想我們都不要回到那樣的過去吧。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說，現在這麽多中產階級尋求移民海外，說明中國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夠。你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產階級“移民潮”？

答：中國富裕人群向外移民是個復雜的事情，原因多種多樣，包括發達國家近來對中國公民移民政策的放寬，國外投資機會多於國內，向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生活方式，送子女出國求學等等，如果只說因為中國國內缺乏安全感我覺得比較牽強，這不會是主要原因。比如說，上海人最喜歡移民美國，如果他移到紐約，那兩個城市的安全感是不能比的，上海是世界大都市中最安全的城市，午夜單身女子可放心在街上走路，但在紐約大多數地方都做不到。

不過近幾年來，中國國內居民的安全感確實下降了，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在上海，社會治安形勢沒有變壞，犯罪率平穩或略有下降，但是人們的安全感卻下降了。為什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幾年媒體發展很快，特別是新媒體。媒體天然喜歡報道負面甚至惡性新聞，因為能吸引眼球。互聯網新媒體受約束少，大量爭議的、負面的、甚至惡性的新聞集中報道出來，比以前多了不知多少倍。這不是因為現在社會比以前墮落、暴力了多少，而是因為過去沒有新媒體，我們不知道或不詳解山高水遠處的新聞。現在全國任何一個省有一個惡性刑事案件發生，各大門戶網站第一時間給你做一個專題出來，事無巨細地呈現。這些門戶網站編輯做的是文摘工作，他們當然只摘最有眼球的新聞，並且通過編輯強化“新聞性”。試想，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變化最快、地區差最大的國家，理論上幾大門戶網站的負面新聞在全世界最多最惡劣也是正常的（國外幾乎沒有這樣的超級文摘式門戶網站）。過去上海的讀者了解社會新聞主要通過《新民晚報》，每天只有一個版的外地新聞，現在這家報紙影響力大不如前，因為大家都上門戶網站看新聞，新聞“好看”而且多。但是我們的讀者心理一時還難以適應這樣一種以負面報道為主導的新聞供給模式，人們覺得好象身邊發生了太多的壞事，太沒有安全感了。其實這需要一個適應和比較過程，移民到國外後，再回頭與國內實際比較，就會得出更理性的結論。比如前一段時間就有海外華人寫文章用事實說話，比較了在中美就醫時的不同遭遇，駁斥了國內新媒體上一度喧囂的美化美國醫療條件、無視國內醫療優勢的觀點。

反思西方民主


一場有意思的辯論

今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筆者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演講後，一個歐洲學者問道：“您認為中國什麽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筆者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麽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

筆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筆者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這時，一個美國學者大聲說：“印度。”筆者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筆者回答：“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學者說：“博茨瓦納？”筆者同樣問道：“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筆者答道，“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麽好的條件，博茨瓦納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40歲。”

“那麽哥斯達黎加呢？”又有學者問。“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還是“沒有。”筆者的回答是，“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之後筆者幹脆反問：“讓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裏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時，有一些聽眾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筆者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

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麽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不能輕信西方普世價值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筆者回答：“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爭議。你們為什麽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麽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著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只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沈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茲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紛爭：為什麽正在出現的民主國家走向戰爭》。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上世紀90年代裏，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百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去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10萬人，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10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沈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世界在進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壟斷和特權，新技術革命又為民主提供了各種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應該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作為後來者，中國在自己的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從過去發達國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超越西方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民主觀，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而又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爭取最終後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既要救市，更要救窮人命


經濟危機最大受害者是窮人

美國的經濟危機牽累了整個世界。雖然美歐帶頭砸重金救市，為此承諾了數千億美金，幫助自己的金融機構脫困，但實際上，這場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可能不是富國和富人，而是窮國和窮人。這場危機已經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銳減、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外資減少、外援走低、僑匯枯竭，這對於世界上數億本來就度日如年的窮人來說，可謂雪上加霜。他們面臨的將是更多的貧困、饑餓和疾病。

美國的“9?11悲劇”造成了3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是，世界上每天死於饑餓與營養不良的兒童約有18000人，這個數目相當於6個 “9?11”。但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些每天都在發生的悲劇呢？聯合國糧食署執行幹事莫裏斯先生曾這樣說：“如果明天所有媒體都打出頭條新聞：‘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機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而且遇難者全部為兒童’，那這個世界還能無動於衷嗎？”莫裏斯用這種形象的語言告訴世界：全球的饑餓和貧困問題有多麽嚴重。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估計，今天世界65億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接近10億，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約26億。換言之，世界上約一半的人口還生活在貧困中。如果說用美元來計算世界各國的貧困程度不夠準確，那麽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今天這個世界上，約有1/6（約10億）的人屬於赤貧、常年挨餓、食不果腹；約有1/5（約13億）人，沒有安全飲水；超過1/3的人（26億）沒有基本衛生設施。這場全球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很可能就是這些窮人。

發達國家不熱衷於消除貧困

一位非洲外交官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聯合國開會討論如何“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結果無法達成共識，會議無果而終。記者問會議主席為什麽是這種結局？會議主席雙手一攤，遺憾地說：“這是因為美國人不理解‘世界各國’這個概念、歐洲人不理解‘消除貧困’這個概念”。這個誇張了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在解決世界貧困問題上無所作為的看法：美國長期奉行單邊主義，只關心涉及本國戰略利益的問題，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缺乏熱情；而歐洲和美國的高額農業補貼，又使其許多農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發展中國家，給窮國經濟帶來了災難。“今天歐洲的牛都可以拿到的補貼，比非洲的人還富有”，很多非洲人如是說。

主要發達國家對世界貧困問題的淡漠可能有深刻的歷史成因。我在想為什麽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沒有把消除貧困這麽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作為人權提出來。一個原因恐怕是：對這些啟蒙思想家，極端貧困不是他們的主要關切，他們代表的是新興的有產階級，而且在那個年代裏，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雖然歐洲當時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但極端貧困現象主要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當時歐洲白人中貧窮落魄的人，也有較多的補償機會，比如，他們可以去殖民地冒險發財，去非洲和美洲擁有自己的農場。

今天已是21世紀了，人類已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來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但世界還是讓這種悲劇持續下去，這是有悖於人類的基本良知和人權的基本理念的。我們應該指出西方主流價值體系在這個問題上的偏差並用行動來糾正這種偏差。實際上，中國就是這麽做的。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過去20年內世界上近70% 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將黯然失色。我們應該對自己在扶貧領域的經驗進行很好的總結，找出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思路和做法，並推動國際社會把消除貧困逐步確立為一種核心人權，世界扶貧事業需要中國人的智慧。

要努力救市，還要救人

世界貧困問題如果遲遲得不到緩解，那麽，今天世界的各種矛盾可能會進一步激化。

2002年夏天，我曾參加過在南非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一位激進的非洲學者在非政府論壇中這樣說：“富國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這就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和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他的話贏來了一片掌聲。他的觀點偏激了，但我們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貧困問題已與各種全球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都需要世界各國攜手來解決，否則整個世界的前景將不容樂觀。

席卷全球的這場金融危機使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國，投向了這個保持了30年穩定發展的國家及其發展模式，這個模式雖有不足，但它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大幅度改善，使中國成功避免了“休克療法”，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這場金融海嘯，這些事實本身其實就足以肯定這個模式，當然我們還要不斷探索，克服不足，使中國模式更加完善。

面對消除貧困等一系列全球治理難題的挑戰，西方主導了4、5百年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無法應對，這個秩序需要修理了，西方強勢的話語體系也開始失靈了，說句老實話，靠西方主導的這個秩序，靠西方狹隘偏頗的政治話語，當今全球治理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解決全球治理問題需要中國人的智慧。就這場危機而言，國際社會不僅要努力救市，還要救人，共同幫助世界上的窮人渡過難關；不僅要治標，還要治本，共同考慮如何從根本上糾正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中存在的價值偏差及其衍生出來的大量問題。在中國迅速崛起之時，這種眼光和精神尤為珍貴。

與世界比較，中國打幾分？


“巨無霸”指數的啟發

全世界都采用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來比較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但在1986年，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發明了“巨無霸價格指數”，認為以官方匯率折算的幣值來計算，很難準確反映各國的實際情況。於是《經濟學人》建議：不妨先用各國麥當勞的“巨無霸”價格，來確定各國貨幣的真實幣值。例如，2007年上半年，該雜誌公布的“巨無霸價格指數”中，“巨無霸”在美國售價為3.22美元，在中國為1.41美元，這說明人民幣被大大低估了。

盡管《經濟學人》也常提醒讀者，這個指數無非是一種帶點兒調侃性質的“購買力平價”比較，但細細一想，“巨無霸”價格確實也是一系列不同價格系數的綜合反映，它包含了牛肉、面粉、食用油、奶酪、店員工資、店面租賃等諸多價格因素。受此啟發，在走訪百國的過程中，我也大膽借用了“指數”概念，選了15 個國家的6個項目（出租車、貧民窟、書店、軍人、閑人、排隊），打了自己的主觀印象分，最高為5分，最低為1分，以比較中國與世界一些典型國家的發展水平。這種打分當然純屬個人的主觀印象和一孔之見，僅供感興趣者參考。

六個主觀印象

一是出租車“指數”。出租車的服務和管理，某種程度上既可以體驗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也可以感受其政府的治理能力、公司的管理能力、甚至腐敗程度等。如果一出機場，就會有很多“黑車”在拉活，那就說明這些地方無序文化占主流。美國出租車司機座位背後貼有“乘客權利憲章”，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官司過多、律師過剩的法治國家。在印度，出租車上裝有計價器，但極少使用，司機張口給你個價，你要他使用計價器，他會說，那麽你還要付空調費、行李費之類，反正要敲你一筆。這很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但總能找出一萬個理由不遵守。非洲一些國家的出租車有點不敢坐，除了車狀恐怖外，還有不少搶劫發生。隨手就能招到出租車的地方，一定是充滿競爭和活力的國家，如中國。凡是出租車需電話預約的地方，一定是競爭受到限制、社會福利頗多的國家，如歐洲。在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國家，馬路上任何車都可以當出租，一招手車一停，雙方談個價錢就上路，這說明這些地方市場經濟還不甚發達，但也說明民風比較淳樸，人的相互信任度尚高。我的出租車印象分如下：瑞士、法國、英國5分；美國、希臘4分；中國、土耳其、以色列、巴西、阿根廷3分；越南、埃及、印度、俄羅斯 2分；肯尼亞1分。

二是貧民窟“指數”。這能反映一個國家絕對貧困人口的多少。發展中國家都有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由於付不起昂貴房租，就在路邊、河邊、山坡上搭起了棚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貧民窟。印度的貧民窟規模世界最大，大城市甚至會有一半的居民住在貧民窟裏。非洲一些國家的貧民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如果沒有警察“護航”而貿然進去，一定被洗劫一空。在發達國家，貧民窟已基本絕跡。中國的貧民窟、棚戶區大量減少，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的貧民窟印象如下：瑞士、英國、美國、法國、希臘5分；中國、俄羅斯、阿根廷4分；土耳其、以色列3分；越南、巴西、埃及2分；印度、肯尼亞1分。

三是書店“指數”。書店可以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倫敦、巴黎和紐約的曼哈頓，除了有許多環境舒適、服務周全的大型書店外，還有大量的個性化書店、舊書店、專業書店、特色書店等。非洲國家的書店最可憐，數量少，門面小，顧客稀，裏面一般只有一些中小學教材，還兼售文具用品。中國的書店進步很快，大城市都有許多大型書店和特色書店。新興經濟國家書店的共同特征是實用書籍為主，高考試題、電腦技術、股票交易之類的書籍也占了中國書店的半壁江山。這大概也反映了新興經濟國家的特點，大部分人都忙於學習技能，都在“充電”以求改變自己的現狀。書店的打分如下：英國、美國、法國5分；瑞士、希臘、阿根廷、以色列4分；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巴西3分；越南、埃及、印度2分；肯尼亞1分。

四是軍人“指數”。軍人的一舉一動，可以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性，甚至是一種民族精神。土耳其軍人一舉一動，給人感覺有模有樣。希臘軍人舉止看上去比較松散，卷著衣袖抽煙的我也看到過。這兩個宿敵如果再交戰，我估計希臘要敗。以色列的軍人看上去比土耳其軍人要隨意一些，而且女兵很多，成了以軍的一道獨特風景線。我曾和以軍一些青年軍官交談過，感到他們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軍隊不屑一顧，似乎輕敵。我也見過不少守衛使館的埃及士兵，一會兒問人要香煙、一會兒要飲料。埃以如果戰爭，埃及要勝，恐怕不易。中國軍人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國已故知名作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作者索爾茲伯裏曾多次對我說：中國軍隊的素質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每次電視裏看到解放軍抗災救災，總很感動。我在日內瓦經常聽到一些人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批評，因為維和部隊來自世界各地，素質良莠不齊，但對中國的維和部隊，聽到的都是贊譽。過去並不完全理解“人民軍隊”的準確含義，後來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許多窮國國庫空空，軍餉無幾，又沒有政治教育，結果軍隊紀律渙散，百姓怨聲沸騰。我的軍人印象分如下：中國、英國、美國、土耳其5分；俄羅斯、法國、以色列、瑞士、越南4分；希臘、印度、巴西、阿根廷3分；埃及2分；肯尼亞1分。

五是閑人“指數”。“閑人”指街上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這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就業和失業的狀況，乃至發展潛力。瑞士的失業率低，給人感覺人人都有事幹。美國大城市的生活節奏快，社會競爭激烈，但黑人區明顯松散，“閑人”較多。印度的“閑人”出奇多，說明這個國家人口政策乏力，失業率高。中國的大城市人們很忙碌，“閑人”較少。以下是“閑人”的比較結果：瑞士5分；中國、美國、英國4分；法國、以色列、越南、俄羅斯、土耳其、希臘3分；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度2分；肯尼亞1分。

六是排隊“指數”。在大多數國家裏，排隊已成了最普通的習俗。西方國家中，英國和德國人排隊是最認真的，哪怕只有兩個人也會排隊。我印象中排隊最差的是印度人和我們中國人，哪怕只有三五個人，往往也爭先恐後。即使排隊了，人與人往往也靠得很近，生怕別人插進來，無人管理而自覺排隊的情況較少。不知什麽原因造成了中印兩國排隊差。大概是由於歷史上人口的壓力，長期資源相對緊缺，爭先恐後的心態就慢慢地內化了，再加上市民文化教育不足，問題就越發嚴重了。這方面我們和世界的差距真是太大了。以下是我的排隊“指數”:英國、瑞士、美國、法國、希臘5分；俄羅斯、阿根廷、以色列4分；土耳其、巴西3分；越南、埃及、肯尼亞2分；印度、中國1分。

適當時提出“文化立國”

我由此而產生了這麽幾點感想：軍人的優勢體現了我們中國人擁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軍隊如此出眾，世界上極為少見。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沒有強大的國防，就無法捍衛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強大的國防也使我們具有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欠缺的那種自信心。對於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來說，沒有這種民族自信心，就很難發展起來。閑人少、棚戶區少，表明了我們的改革開放的成績和發展的勢頭與潛力。從出租車的水準來看，我們國家目前的治理水平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也高於烏克蘭這樣的過渡經濟國家，但仍低於發達國家，反映了我們工作的改進空間。我們的書店處在世界的中遊水平,不太符合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的地位。我們必須加大文化建設的力度，並可考慮在適當的時候提出“文化立國”的概念，指導我們的文化建設和軟實力發展。

我們的排隊秩序之差，實在令人汗顏。不排隊不只是一種不良的習慣，它恐怕也折射出了我們文化中的一種無序狀況：大庭廣眾下的喧嘩和吵架、網上的人格侮辱和語言暴力，甚至不少讀書人的文章也理性缺位。

但我並不悲觀，只要我們全社會都能行動起來，不斷糾正我們自己的陋習，堅持一些年，最終我們的國家一定能以一種文明、和諧、理性、民主的形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也希望在推動市民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過程中，各個地方和部門也不妨采用打分這種方法來進行一些橫向比較，從而更好地知己知彼、取長補短，把我們的社會建設得更加溫馨、和諧、文明。

直面中西方人權之爭


關於中國人權的爭論

就在北京奧運會如火如荼進行著的八月中旬，在羅馬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會上，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一句：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比別國人更了解其本國情況，養成了指手畫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記得2005年在倫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問我：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

我說，“第一，討論中國人權，一定要先問中國人，而不是問歐美人，否則會犯常識性的錯誤。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向您見到的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近4億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時，既看到中國問題，也看到中國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別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和西方借鑒不少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和您的婦女同胞的權利”。

持平地看中西人權分歧

如果持平地看看中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五個特點。首先，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後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4000多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方法，在法制健全的國家裏容易做，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采用政治和法律途徑雙管齊下的方法來推動人權則效果更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學界還在爭論，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原總統瑪麗?羅賓遜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該成為人權。

第三、西方總認為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人權是個人的權利，有一定道理，因為西方擔心集體權利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但這個擔心又無法完全自圓其說，因為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如，丹麥漫畫家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可以損害十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能夠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貧困的國度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許多“糟糕的民主”，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裏，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產生的災難性教訓，也是值得深思的。

第五、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普世價值的問題認定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酷刑，引起全世界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意願來界定。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很多國家都不接受這種解釋。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的權利，並譴責世界上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位犯罪行為。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別人還跟不上。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資源非常有限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為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麽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時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處理人權問題，需取長補短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根據美國學者戴蒙的計算，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歐美有這麽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麽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麽不少歐洲國家裏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麽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麽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社文權利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麽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為“人權”理念註入新的內容：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這對那些只知從個人自由角度來解讀人權的人是一種全新的境界。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誌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平視西方體制，中國應更自信


一種政治制度好壞的衡量標準，說到底是老百姓的滿意程度

中西體制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

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內容和形式

從幾個民調說起

一種政治制度好壞的衡量標準，說到底是老百姓的滿意程度。今年6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意調查結果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領先於西方國家領導人。今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意大利、法國、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六國國民對現狀的滿意度僅分別為4%、7%、19%、20%、28%、30%；不滿意度分別為80%、67%、52%、 41%、36%、38%。《紐約時報》去年10月發表了一個民調：68%的美國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總體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遠遠高於西班牙（51%）、英國（44%）、加拿大（45%）、美國（39%）、法國（28%）、德國（25%）等，同一調查還發現：76%的中國人對未來表示樂觀，也高於其他國家。

如果上述民調確實反映了實情，那麽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本國現狀的總體滿意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的優劣等一系列問題。

客觀地說，中西體制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他坦率地對我說。

吃西餐引起的聯想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優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在一家德國飯店就餐的經歷。見到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我的德國朋友笑著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杯子、盤子。我後來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麽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比方說，過去30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了西方體制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 2008年抗震救災怎麽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意大利像走馬燈似地換政府，但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這正是西方民調為何有那樣結果的原因。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一部分為內容服務，如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就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程度的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就像西方民主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盡管中西體制實現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這些做法比較容易使公眾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這種形式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想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西方國家，除了少數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僅有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較高，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是要看一出好戲，要一種形式美，而內容上，誰上臺都差不多。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中餐是不如西餐分食那麽衛生，但只要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可見，在體制上，內容更重要，形式也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上可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也可從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土洋結合創造出新形式。

大膽走民主創新之路

西方政治制度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特別是在權力監督和制約方面，但在借鑒西方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唯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大膽地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競選總統，這本身是對民主的巨大傷害，正如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勒曾提出的忠告：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者，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屬於後一類。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研究並超越西方模式，特別是超越美國模式。美國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土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討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往往又不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這一點，連美國2008年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其《希望的勇氣》一書中都承認：“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金錢者的利益。”就我個人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總統選舉。所以，該借鑒什麽，應當結合中國的實際。

好戲還在後頭

我主張“積小變為大變”，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匯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力的限制、各類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類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討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

我們要使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討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某種更為完整的政治改革思路，一定會適時應運而生，就像通過前16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而無數的“小民主”的確立，最後一定能匯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將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逐步形成。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中一些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當時經濟雕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貽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份敬意。

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挖苦或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我們最終用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確的，他們最終也只能來理解、詮釋並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內容和形式。西方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這很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好戲還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