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7(10月至12月)文章

金正日很寂寞，但……


日前美國總統布殊出乎意料地親自致函北韓領袖金正日，再次勾起美國人對這位神秘領袖的興趣。金正日在美國深入民心，全拜大眾媒體所賜，特別是《衰仔樂園》班底創作的動畫《反恐戰隊》（Team America），將金正日化為卡通角色，令不少政治盲首次接觸「Kim Jong-Il」。在網站YouTube，「金正日」在上述動畫唱出的首本名曲《I'm So Ronery》是最受歡迎政治短片之一，值得我們一同點擊分析。《I'm So Ronery》X《Mr. Lonely》這首《I'm So Ronery》即《I'm SoLonely》（我很寂寞），改動是因為導演諷刺韓國人不能發出L 音，才將全曲的L 改為R，歌詞相當「感人」： 「我很努力實踐大計/但無人理會無人明白/彷彿無人當我回事」（I work rearry hard and make up greatprans/ But nobody ristens no one understands/Seems like no one takes me seriousry）； 「當我改變世界也許他們會注意我/但那刻以前我只有寂寞下去/小可憐/可憐的我」（When I change the world maybe they'llnotice me/ But until then I'rr just be ronery/Rittle ronery/ Poor rittle me）……在整齣電影，所有角色都胡胡鬧鬧，唯有「金正日」有大量內心戲，加上造型cutie，惹人「憐愛」。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曲和詞，都和越戰時代Bobby Vinton 的名曲《Mr. Lonely》（寂寞先生）相似，內容同樣催人淚下： 「我很寂寞/我是寂寞先生/希望有人和我通電」（I'm so lonely/ I'm Mr. Lonely/ Wish I hadsomeone to call on the phone） ； 「我是士兵/寂寞的士兵/不由自主地離鄉別井」（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Away fromhome through no wish of my own）……在那年代，白描歌詞比高呼和平的理論歌更打動人心， 令它成了反戰經典。兩首歌crossover，也是動畫惡搞的變種，但我們也可從中閱讀美國流行文化眼中的金正日：Disengage 伊拉克Vs Engage 北韓一、金正日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個人扭轉局勢的能力，而由於現代領袖一般不能在國內乾綱獨運、唯有他可以，所以他的心理值得研究；二、金正日被視為狂人，因為他有心理病，但他的「病」和越戰士兵一樣，只要對症下藥，是可以「痊癒」的，以後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樣；三、金正日沒有完全自絕於國際社會，只是有訊息要向世界傳達。假如不當這是動畫，上述形象基本上和美國外交界眼中的金正日一致。這符合目前在美國開始佔上風的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理論，它認為與北韓衝突存有大量不可測性，主張和平「engage」北韓，相信北韓和美國終會找到共同語言。相反在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從沒有為薩達姆建構上述公眾形象，因為主導那場戰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offensive realists）相信，伊拉克能力有限、衝突風險低，美國應盡快開戰，因此不願為薩達姆和國際溝通，也不承認他的「病」可「痊癒」。向美國國民傳遞接受金正日成為國際社會一員這樣的訊息需時，《反恐戰隊》和布殊致函都是過程，大家知道金正日很「ronery」已很足夠，其他的，在下任美國總統任期內就會明朗化了。

貝奧武夫 與封神翻案


對不是唸英國文學的朋友來說，貝奧武夫(Beowulf)並非耳熟能詳的名字，早前上畫的那齣同名電影，不過是平平無奇的西方古典英雄片。其實在當代世界重拍古典英雄片一概逃不過政治，近年內地就掀起歷史翻案熱，連重拍的《封神榜》也改了結局，為原屬違抗天命的通天教主一派討回公道，西方的《貝奧武夫》刻意偏離原著詩句，何嘗不是同樣有意翻案、搞借古諷今﹖相傳貝奧武夫活躍於公元6世紀，那在歐洲是羅馬帝國覆亡後蠻族立國、梟雄並起的所謂「英雄」時代，文字記載甚少，出現了大量屠龍、巫師、打怪獸的傳說，就像中國商末周初《封神榜》的神魔大戰。也許是因為怪獸都到了歐洲，6世紀的中國已是南北朝末期，再也沒有妖怪出現了。

英雄打回原形


貝奧武夫出自古典詩句，是英國文學的教材級作品，但這位貝君並非英國英雄，而是北歐傳入的舶來品，相傳來自瑞典南部，後來在丹麥稱王。和貝奧武夫同期的正宗英國英雄，自當首推圓桌武士的領袖阿瑟王，但近來不少著作都希望將之打回部落小領袖的原型，包括中文原創的《玻璃島：亞瑟與我三千年》。

《貝奧武夫》這齣電影也揭露了他的自私一面：他誇大戰勝水怪的數目，後來為了名譽和財富和女妖妥協，訛稱殺掉妖怪母子，再回來隱瞞向老王逼宮稱王，好讓當時的狗仔隊「吟遊詩人」四出傳頌其功績。

這樣的藝術加工，除了賦予主角立體人性，也在暗示傳統史書的英雄不過是吟遊詩人的創造。

劇終時，貝奧武夫說「英雄的時代已終結」，說的是我們的現代社會再也容不下英雄，因為他們都原形畢露。

妖怪人性化與反恐


在這歷史翻案成風的年代，大眾娛樂也經常為神話的妖怪翻案。在數碼3D版《貝奧武夫》以前，出現了另一齣《貝奧武夫與格蘭德爾》，格蘭德爾就是那頭半人半獸的妖怪，充分體現了妖怪的人性一面。妖怪被人性處理，因為在左翼文本解構風潮下，神話傳說的妖魔鬼怪常被「解釋」為影射當時少數民族，因此為了「平權原則」，我們站在歷史制高點，也要還妖怪一個公道。何況各國神話裡，妖怪的存在大多只是為了製造恐怖，對為甚麼要發動「恐怖襲擊」，則一般交代不詳，總之妖怪就是妖怪、不要多問。這和布殊製造反恐對象的宣傳手法，豈不是一模一樣？為免被認為是「曲線配合布殊外交」，新電影總對妖怪的存在和作惡予以合理解釋，這是矯枉過正還是政治正確，就言人人殊了。

王族通婚與妖怪


我們常見的西方電影妖怪，在政治史上是似曾相識的。例如《貝奧武夫》的妖怪都是英雄和女妖交配誕生﹕半人獸弱智妖的父親是老王，噴火龍的父親是貝奧武夫，那位豔麗女妖還打算誘惑新王傳宗接代。不少觀眾認為這對老王不公平，相信二人的基因不可能相差這麼遠，其實這正要說明這類「政治通婚」的不可測性，因為整部歐洲史，就是各國王族政治通婚的歷史。雖然歐洲各國戰火連綿，但各國王族幾乎都是親戚，誕生了不少低能白癡的後裔，例如巴伐利亞著名的瘋王路易，和晚期一系列土耳其蘇丹，都是智障兒。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祖母，但因為家有隱患，也被史家評為壞質DNA傳播者。當英雄君王誕下犬子，從廣義角度看，他們就是歷史的「妖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乃眾所週知。

審判赤柬與人權主權互動模型


上月，赤柬高層在度過了十多年和平日子後紛紛被捕，罪名是「反人類罪」，相信將於明年受審。對大多數人來說，審判這個瘋狂政權餘孽是大快人心，但赤柬前度盟友中國對此反應審慎，而且有內地學者私下對經常來華的赤柬溫和派、有「柬埔寨周恩來」之稱的喬森潘逃不過審判感到惋惜。惋惜之餘，也許這次審判對主權和人權的處理，再次挑起北京敏感的神經，因為一國內政在什麼時候可被國際社會干涉，一直是北京未能圓滿解答的課題。而近年出現的國際審判內政案例，最著名的有下列模型：●皮諾切特模型：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到英國旅遊時，被當地警方根據西班牙法官的起訴拘捕，理據是他在自己國內犯下的「普世罪行」（謀殺智利的西班牙人），足以被其他國家拘捕。在這案例， 「國際社會」毋須被告所在國家同意，也毋須成立國際法庭，依靠的是自己的國內法律、行普世事，最令中國震驚，也鼓勵了法輪功一類組織四出申請「起訴」江澤民。

●南斯拉夫模型：由聯合國安理會直接通過決議，在海牙設立南斯拉夫戰犯特別法庭，審判種族滅絕、反人類罪等罪行。由於法源來自安理會，中國一類大國有了保護罩，但對南斯拉夫等國而言則是主權被侵犯。南國戰犯總統米洛舍維奇就認為安理會無權設立法庭，因為它只被賦予「恢復世界秩序」的權力。

●達爾富爾模型：蘇丹達爾富爾出現人道災難後，聯合國在海牙的常設機構世界法庭（World Court, 又稱International CriminalCourt）宣布以反人類罪起訴蘇丹民團領袖。

和南斯拉夫模型不同的是，世界法庭的法源不一定來自安理會多邊協調，檢控官有更大彈性決定起訴誰。中國拒絕簽署成為受世界法庭約束的國家。

●尼加拉瓜模型：二十年前，聯合國在海牙的另一常設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of Justice）判決，美國應停止對尼加拉瓜左翼政府進行非人道攻擊。這法庭主要負責調解國與國之間的爭端，理論上，簽署了國際法庭條約的國家，就要無條件遵從其最終決定，換言之，主權國家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機制。但美國的回應是輸打贏要：決定撤回簽署，繼續出兵尼加拉瓜。

●盧旺達模型：大屠殺發生後，當地新政府主動邀請聯合國設立特別法庭，審判罪犯。由於罪犯太多，一般犯殺人罪的只交由盧旺達傳統社會的「Gacaca」社區法庭公審，一般在認罪、表白、悔過三部曲後，就以社會服務令獲釋。上月美國領事館邀請了盧旺達獨立導演J.B. Rutagarama 介紹其紀錄片《Back Home》，對Gacaca 就有第一手資料。由於得到所在國家配合，爭議最小。

●赤柬模型：柬埔寨邀請聯合國和本國法院設立「聯合法庭」。這裏的界線最模糊：究竟柬埔寨領袖洪森以往對赤柬高層宣布的特赦是否有效？曾與赤柬同路的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會否被傳召？假如一切是聯合國說了算，大概同樣出自赤柬的洪森必會敷衍了事；但假如雙方合作良好，這模型也許可作為調解人權與主權的先例。

因此，中國才密切注視， 並保持緘默。

貝奧武夫的耶穌


綜觀《貝奧武夫》一片的中世紀歷史，「正教」沒有為人民帶來任何神，最終反而是人力局部戰勝了宿命；英雄都不信耶穌，例如老王相信貝奧武夫可以解除詛咒，貝奧武夫則選擇自己解決問題。在提及妖怪而又出現天主教的電影中，這態度並不常見。然而電影卻有一名信奉新宗教天主教的大臣出現，而北歐人當時的主要信仰是戰神奧丁(Odin)。這可謂分工合作，假如神靈的責任是提供精神力量，英雄的勇氣來自戰神，只有心中不踏實的文官，才珍惜耶穌的永生。但他建議國王考慮天主教時，竟說耶穌是「羅馬傳來的新神」，即可以和其他傳統神靈並列的一員，而不是獨一的存在。這些旁枝末節，反映那時代的天主教義傳至不毛時，原來頗有和異教妥協的色彩，比今天的布殊，彈性得多了。

我在伊朗長大


伊朗作者瑪贊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漫畫《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一直是文化圈子的推介，她聯同丈夫把漫畫改編而成的電影終於上映，自然教人期待。假如以為伊朗太遙遠，只要我們把那場伊斯蘭什葉派革命代入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將主角一家代入中國小資家庭，一切就變得熟悉。在一般情況下，瑪贊莎塔碧的漫畫被用來揭發伊朗生活的封閉壓抑，但我們也可從中發現人性的追求，無論在哪個社會都差不多，反映上層政權無論如何改變，都不大可能完全扭轉人民生活形態，除非像赤柬那樣把全體城市人口趕到農村。

在伊朗人看來，漫畫反而證實了政權的高壓並不嚴重，起碼就是在革命的狂熱時期，也不及鄰國伊拉克恐怖。當漫畫和電影能讓各方各自詮釋，就成了話題之作。

紅色文革 與綠色文革


在近代歷史，有三次「綠色文革」和中國的紅色文化大革命齊名，分別來自利比亞領袖卡達菲、伊朗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和阿富汗塔利班領袖奧馬爾。他們沒有像中國那樣要建立新文化，但同樣要推翻封建文化，藉以復古，而且有輸出革命的熱情。3人當中，卡達菲的行為最有宣傳特色，他不但印刷派發大批《綠寶書》語錄，甚至將國旗改為單一綠色至今。塔利班的革命最徹底，毀滅巴米揚大佛的行徑，處處有中國文革的破四舊影子。伊朗革命則最富理論基礎，因為其領袖霍梅尼流亡法國期間，畢竟是國際認可的知名學者。然而從影片《我在伊朗長大》可見，道德警察可以輕易用物質收買，違規完全不受監管；假如這家人生活在阿富汗，恐怕必死無疑。

伊朗最後的貴族


《我在伊朗長大》片中有一幕，講述主角一家難忘革命前的小資產情懷，自行聯絡好友，在家中開懷舊舞會，在浴室古法腳釀葡萄酒，室內外出現絕對反差，彷彿時光倒流。這教人想起章詒和近年大熱的《最後的貴族》(即《往事並不如煙》)。在這作品中，作者父執輩的右派圈子在文革山雨欲來氣氛下，依然頻頻聚會想當年，外間講馬列毛主義，室內則鑽研古董與希臘文。

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一家，更曾多次偷偷舉辦類似的貴族派對，自製精美西餐糕餅，「所有的女賓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穿錦緞旗袍，轉瞬之間，我彷彿回到了『萬惡的舊社會』」；「在暖融融的氣氛裡，被權政治壓癟了的靈魂，因頓獲釋放而重新飛揚起來」……

這樣的氣氛，也許在中國和伊朗都一去不返了。

瑪贊莎塔碧 祖母與康同璧


《我在伊朗長大》片中主角教人想起《最後的貴族》，除了因為那些懷舊派對，主角祖母和章詒和筆下的康同璧也是異曲同工，恍如失散了的異國姊妹。康同璧文革時已80歲，父親是南海才子康有為，家學淵源，英語一流。她年輕時已是一代才女，獨自到印度尋父時留下名句「我是支那第一人」，連毛澤東也禮讓三分，見她居然願意留在新中國，便給她當個政協委員兼甚麼文史館員。

康同璧在文革期間倚老賣老，陽奉陰違成了右派精神祖母，家中變成中國傳統的綠洲，和《我在伊朗長大》的瑪贊莎塔碧祖母同樣可愛——後者對孫女進行性教育、傳授自由主義思想、並施以吸煙斗和沖法國咖啡的身教，也是伊朗和「舊社會」未斷裂的樞紐。

伊朗祖母的丈夫為自由犧牲，康有為在文革被開棺，同是人間慘劇。

土庫曼油田難言的秘密


土庫曼售華三百億立方天然氣，也向俄國及西方示好，背後是歷史與現實的難言秘密。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畢業，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在二零零七年結束之際回顧本年度中國外交要聞，這無疑是主觀的課題。在中美關係、六方會談、進入非洲等熱門選擇以外，我們不應忽視中亞國家土庫曼月前與中國達成協議，每年提供三百億立方米天然氣予中石油一事，因為它的重要性，在能源外交背後，還有其他深度啟示。

數字上看，從土國輸入的三百億立方米天然氣，佔了中國每年使用量的一半，對積極搜尋各國能源的北京而言，無疑是喜訊。雖然協議原則早由土庫曼已故總統尼亞佐夫簽訂，但在獨裁的中亞國家，協議在領袖交替後能否落實，往往是未知數。因此土庫曼新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和國防部長馬梅特格爾季耶夫於今年七月和十一月先後訪華，全面落實上述協議，並建立雙邊軍事合作計劃，當可作為今年中國外交獨立成就。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弗拉索夫甚至認為，土庫曼已成為中國在中亞的「最主要夥伴國」。但在一片唱好之際，我們必須問﹕既然土庫曼擁有豐富資源，天然氣存量僅次於俄羅斯，為什麼在尼亞佐夫管治的二十一年任內，都沒有積極拓展能源外交﹖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四出招商，與中國漸走漸近，會為北京帶來什麼後果﹖

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得回顧尼亞佐夫其人其事。在過去二十年，大概除了金正日，尼亞佐夫就是最具個人特色的國際獨裁領袖，不但像北韓那樣鎖國，經常下達不准跳芭蕾舞之類「無微不至」的最高指示，還大搞個人崇拜，將自己改名為「土庫曼國父」，並把日曆上的一月改為自己的名字。他經常顯示「與天鬥其樂無窮」的唯物精神，最愛搞沙漠建冰堡和人工湖一類十大建設。如此人物，原應是西方顏色革命的理想對象，尼亞佐夫卻能逃過「革命」善終，這就全憑外交手腕。土庫曼獨立初年，他就為國定下「永久中立」的外交攻略，刻意和各大國保持等量距離，成為瑞士等國以外，極少數獲聯合國認可的中立國之一。土庫曼在獨聯體內降格為觀察員，又成為唯一拒絕加入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的中亞國家，和西方國家貿易往來頻繁，成為區內外交綠洲。尼亞佐夫沒有大張旗鼓利用境內資源爭取國際地位，這是他的韜光養晦，似是希望讓哈薩克等鄰國先接受大國挑戰。

土國新總統繼位後，表面上對「國父遺教」畢恭畢敬，但外交動作頻頻，作出不少相互衝突的決定。他決定每年賣三百億立方米天然氣予中國前，先下令每年賣四百多億立方米天然氣予俄羅斯Gazprom公司，而且價格便宜得多，此外又向歐盟和伊朗開放門戶。在今年十一月，土庫曼宣布擴建通往俄羅斯的天然氣管，卻同時建設通往中國的新基建。這樣滑頭，令各方都不完全滿意，實與玩火無異。也許土庫曼擔心一旦中亞大開發的勢頭被鄰國耗盡，就錯失自己的戰略機遇，因而不甘於當瑞士式自保小國。然而這樣一來，出現能源糾紛是早晚的事，令土庫曼不得不倚重鄰國軍力捍衛資源，「永久中立」的保護罩失效可期。屆時這個和西方普世價值相距甚遠的政權，將面對生存的挑戰——重要的是，這也是對積極進入土庫曼的中國的挑戰。為什麼﹖

假如我們在中文互聯網搜索關鍵字「土庫曼」，會得到和英語搜索完全不同的結果﹕網民不會知道尼亞佐夫種種怪行，兩國能源外交的細節沒有具體交待，卻有大量關於汗血寶馬的故事。熟知中國歷史的朋友，自然知道汗血馬是漢武帝西征的藉口，它的後裔就是在土庫曼繁殖，雖然名不副實(「揮汗如血」畢竟是形容詞)，但還是被當地當作相當於熊貓的國寶看待。在零二年與零六年，尼亞佐夫兩次向中國贈送汗血馬，作為兩國友誼象徵，玉成了中國官方對土庫曼的高調宣傳。

我們不應看輕這樣的軟權力文宣﹕一方面，胡錦濤安坐京師接收汗血馬，和漢武帝勞師動眾才能奪寶的歷史對照，具有大國和平崛起的象徵意義，能滿足民族主義者的符號學追求﹔另一方面，北京對外宣傳這故事，可以掩蓋「朝貢」背後的能源外交張力，顯示中國重視面子更甚於能源的假象。因此，在尼亞佐夫任內，針對中土關係大做文章的內、外輿論都不流行，北京也相信土庫曼能源是相對少麻煩的好目標。

在土庫曼公然對各國奉行能源外交，中國的壓力也隨之加重。西方一旦競逐失利，難免以意識形態把中土兩國形象掛鈎，將土庫曼領袖種種獨裁行徑和中國政體捆綁在一起，例如中國協助土國軍隊更新武備，可被演繹為「向中立國擴張」的中國威脅論﹔土方主動贈送的汗血寶馬，亦可看成是「中國帝王」向弱國勒索的封建保護費。

事實上，土庫曼流亡份子確曾打算搞「麵粉革命」，通過贈送麵粉「拯救國內水深火熱的同胞」，一旦土庫曼「開國」後不懂平衡各國利益，出現正牌顏色革命的可能性將更高。過去的顏色革命沒有直接波及中國，因為吉爾吉斯也好、格魯吉亞也好，和中國都沒有特殊關係，但假如「革命」對象是中國外交的新希望，北京就難免被牽連。當中國外交以建立「盡責大國」為口號，是否向蘇丹、緬甸等國的人權施壓，成了西方衡量中國盡責與否的準則，「土庫曼牌」成為西方對華外交的新棋子，就不會遙不可及了。■

在德黑蘭讀羅麗塔


《我在伊朗長大》一片並非近年反映伊朗面貌的特例，另一本真人真事改編的《在德黑蘭讀羅麗塔》，也是同一系列佳作。《羅麗塔》就是講述不倫之戀的《一樹梨花壓海棠》，被不少保守社會列為禁書。

《在》書作者身為伊朗大學教師，卻私下偷偷為學生舉行秘密讀書會，補課時選讀西方名作，除了《羅麗塔》，還有《傲慢與偏見》等英國文學經典。

據說「雪夜閉門讀禁書」是十分有快感的事，但在革命高潮的伊朗，如此冒險，恐怕已構成反革命行為被定罪。

諷刺的是，到了社會日漸寬鬆，這些西方經典反而少人問津，成了象牙塔專利；再傳到百無禁忌的香港，知道《羅麗塔》的學生自然不及《龍虎門》多。

毛主席說，哪裡有壓逼、哪裡有反抗，沒有壓逼就沒有反抗，這就是他的辯證。

反沙皇與反美


《我在伊朗長大》雖然高調批判昔日的高壓封閉，但也抨擊美國霸權的功利，愛國心是無庸置疑的。這種既反獨裁、又反西方的意識形態，在第三世界的新一代十分盛行，因為西方昔日的盟友，都是國王、軍閥、大地主一類獨裁者，不過及不上後來革命上臺的新獨裁者罷了。美國最擔心的是，一旦這些國家的反美獨裁政權被推翻、舉行全民普選，可能同樣選出反美政權，屆時它們有了民意基礎，更難在道德層面被推翻。《我在伊朗長大》沒有被伊朗當局全面封殺，正是因為作者有一定反西方傾向，在革命熱情消減的今天，以往的壓逼已成如煙往事，反而漫畫政治正確的一面值得宣傳。因此我們閱讀流行文化，必須思考其深層結構，才不會滿足於最表層的訊息。

兩伊結盟的諷刺


兩伊戰爭作為二十世紀最殘酷、也最無謂的戰爭，在電影《我在伊朗長大》有不少著墨。這戰爭令兩國喪失了一整代人，雙方武器來自同樣的軍火商，大賺特賺的除了眾所周知的美國，其實也包括中國。

讓兩國「烈士」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兩伊戰爭結束後兩年的1990年，它們就打算結盟，對抗出兵援助科威特的美國，後來因為美國「克制」才沒有成事。薩達姆下台後，伊拉克成了什葉派國家，伊朗作為什葉派龍頭，搖身一變成為伊拉克真正領袖，伊拉克聲望最高的大亞阿圖拉西斯坦尼，被親美人士認為是唯德黑蘭馬首是瞻。

當年美國慫恿伊拉克進攻伊朗，正是擔心中東出現大什葉派政權，現在幾經兜轉，憂慮的現象居然真的出現，而且還是美國一力導演的結果。近十年歷史的最大諷刺，也許莫過於此。

貝娜齊爾的投名狀：塔利班與瓦濟里斯坦


貝娜齊爾被暗殺後，各方自然關注誰是兇手，也許國內直線思維認定是現任總統穆沙拉夫，美國則一廂情願鎖定蓋達和塔利班，但似乎巴基斯坦國內一股神秘力量「瓦濟里斯坦」 （Waziristan）更有做案動機。瓦濟里斯坦和塔利班、蓋達、普什圖族、穆沙拉夫都藕斷絲連，貝娜齊爾之死，和她捲入上述實力的脆弱平衡關係至巨。

塔利班源自巴基斯坦「德奧班德學校」

眾所周知，「塔利班」意即神學生，但他們的思想並非完全來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學校，而是糅合了南亞次大陸甚具影響力的遜尼派激進分支德奧班德學派 （Deobandi）。這學派起源於英國殖民時期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既體現了反殖傾向，也反映了穆斯林對印度教的抗拒，在印巴分治後，成了巴基斯坦激進精神領袖，在巴國第二大族群普什圖族當中佔主流地位。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大批沙特志願者進入巴阿邊境，德奧班德學派開始和拉登信奉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合流，保守化傾向大大加强，也令巴阿兩國的普什圖族人進一步結成一體。塔利班忽然崛起，完全是巴國政府幕後全力支持普什圖族跨境「立國」，這樣一來可疏導國內激進力量，二來可拉攏國內普什圖人支持，三來可在美蘇同步撤離阿富汗的情况下填補權力真空，挑戰印度當地區霸主。塔利班興起的時候，在位的巴基斯坦總理正是貝娜齊爾，她曾稱塔利班為「好孩子」。貝娜齊爾的前任齊亞將軍曾大力發展德奧班德學校（Madrassas），後來這些學校「兼教」瓦哈比主義，她的繼任人謝里夫也曾安排邊境警察培訓塔利班武裝，可見「挺塔」一度是巴基斯坦的跨黨派國策。

西北酋長區：不為人知的國中之國

九一一後，塔利班被逐出喀布爾，但其實沒有像華府宣傳那樣「崩潰」，只是退回巴國西北邊境，即瓦濟里斯坦地區。只是美國為了急於向伊拉克開戰，情願對阿富汗戰爭敷衍而已。瓦濟里斯坦是普什圖人主要聚居地，歷史上曾作為英俄勢力範圍緩衝區，後來成為巴阿邊境的三不管地帶，當地七大部落領袖多信奉德奧班德派，享有自治地位，從來不受巴國中央政府管轄，被稱為FATA（Federally Administered）。穆沙拉夫配合美國反恐，普遍被普什圖族視為出賣一手扶植的塔利班，其考慮之一，除了是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炸回石器時代」的威脅，還希望在美國協助下佔領FATA，因為其領袖已尾大不掉。然而巴軍雖然開進 FATA，卻擒拿不了多少塔利班高層，反而激起當地部族領袖嚴重不滿，令「巴基斯坦反恐」變成和部族武装內鬥。衝突讓政府軍傷亡慘重（不過未被美國認可為反恐盟軍傷亡），還進一步刺激了塔利班和FATA結合。估計塔利班成員有超過三分一來自巴基斯坦，即使在九一一後，FATA「學校」依然源源不斷輸送青年學生，讓塔利班獲得持續人員補充。

三年來被忽略的「瓦濟里斯坦戰爭」

2004年3月，伊斯蘭堡政府軍終於和FATA部族武裝爆發全面戰爭，七大部落乾脆宣布成立普什圖人自己的「瓦濟里斯坦酋長國」，作為夢想中的包括阿富汗全境的「普什圖斯坦」（Pushtunistan）一部分。由於當地複雜的地理環境和部族宗教政治，巴軍不但作戰失利，國內其他激進勢力也愈來愈同情塔利班。內憂外困下的穆沙拉夫政府唯有和FATA妥協，在2006年9月簽署《瓦濟里斯坦協定》。具體內容沒有公開，但據悉巴國政府 在承諾停止軍事行動 TribalAreas ，撤走政府軍，讓部族組成專門機構自治，還赦免一批與塔利班和蓋達有聯繫的武裝人員。作為交換條件，FATA停止對巴基斯坦攻擊，承諾不再跨境進入阿富汗襲擊，遣散境內外國「聖戰士」。穆沙拉夫不願承認簽署了協定，塔利班領袖奧馬爾卻公開對協定表示「歡迎」，因為得到了「塔利班化」的新根據地，對阿富汗進可攻退可守，讓美國大失面子。

穆沙拉夫今年3月撤掉首席大法官引發政治危機後，瓦濟里斯坦也開始失控，穆沙拉夫三令五申「去塔利班化」都成效微忽，連巴基斯坦在美國公布的「失敗國家龍虎榜」排名躍升二十多級到第九位。這時候，貝娜齊爾以「西方更信任的民主鬥士」姿態高調回國參選，為了突出和穆沙拉夫軍事獨裁、反恐不力的差別，特別開宗明義要強硬對付蓋達和塔利班，希望向美國抵消當年扶植塔利班的「投名狀」，但並未獲華府全力支援。對瓦濟里斯坦酋長而言，在穆沙拉夫治下，輾轉得到前所未有的自主地位，國際重要性大大提高，卻毋須受塔利班或蓋達控制，自是最美好的時光。一旦貝娜齊爾要遞交反恐業績，自需取締瓦濟里斯坦現狀，她大受激進分子和部落領袖猜疑、威嚇，乃情理之中。有趣的是，美國擔心貝娜齊爾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一直拉攏她和穆沙拉夫、前總理謝里夫三人「同居」，齊心協力搞反恐，自然徒勞無功。但現在貝娜齊爾被殺，穆沙拉夫的反恐壓力大增之餘，對「穩定力量」的需要也大增，反對派又失去最有號召的候選人，同居反恐的現象，倒可能半推半就出現。這樣的結盟沒有結構性基礎，瓦濟里斯坦就不會顧慮，他們五十年來就是周旋於不同派系的高手。塔利班殘餘分子和境內的其實為數不多的蓋達分子，也得以繼續觀望，毋須面對強政厲治的新總理。對各方而言，這都不是最好的結局，但相對於在貝娜齊爾死後爆發內戰，一切卻算是可以接受了，所有人也有了下台階，這就是政治。

德黑蘭花花公子


雖然《我在伊朗長大》的伊朗貌似封閉，但今日伊朗可謂中東最民主開放的國家之一：畢竟除了最高精神領袖，伊朗總統是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自從前任總統卡塔米上台後，女性人身自由已大部份恢復。西方遊客今日想起伊朗首都德克蘭，不會再想到封閉，反而恰恰相反，認定那是尋花問柳之都，也許這是一張一馳的必然規律，正如我們提起「北上」，潛意識還不是一樣？以往伊朗駐外大使予人精神緊張的革命感覺，但今日和強調「外樹形象」的民建聯一樣，改革派年輕有為、外表西化的一批人宣傳國家，希望用軟權力抗衡美國抹黑，否則連《伊朗長大》主角到了西方都備受歧視，甚至要喬裝法國人，以免被同學當作是「野蠻人」。由「蠻人」進化成花花公子/玩伴是否過猶不及，這就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