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6(7月至9月)文章

球迷戰


　當薩爾瓦多作客洪都拉斯，主隊球迷都齊集酒店外「作戰」，不斷製造噪音，阻止客隊球員休息。在比賽時，薩爾瓦多認為裁判被主隊收買，結果洪都拉斯勝出1比0，賽後薩爾瓦多球迷擁到場上毆打球證和球員。

到了洪都拉斯作客薩爾瓦多，「戰事」更趨激烈，主隊球迷除了在酒店宣戰，還組成遊行隊伍抗議。這次輪到薩爾瓦多勝出3比0，但由於在洪都拉斯的薩國人口眾多，雙方球迷的看台混戰更熱烈，竟導致兩名球迷傷重死亡。雙方最後在中立國墨西哥進行附加賽，結果薩爾瓦多獲勝，晉級決賽周。

搞出人命後，洪都拉斯乘機宣布驅逐所有薩爾瓦多人離境，實情是其土改目的。薩爾瓦多成功出線當日，兩國宣布斷絕外交關係、封閉邊境、調動軍隊，半個月後戰爭正式展開。

薩爾瓦多足球宣戰


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都要一戰，但最積極挑動足球民族主義情緒的還是薩國。這是因為被洪都拉斯遣返的都是本國貧民，令國內階級矛盾更尖銳，而且被遣返的人眼見洪都拉斯實行土改，都要有樣學樣。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又蠢蠢欲動，要是不先發制人將視線外移，革命就會爆發。

戰爭只持續了6日，戰術原始，武器都是二次大戰美國用剩的過期產品，空軍甚至要徒手拋下導彈，結果雙方各死1,000人，不分勝負。戰事在美國調停下結束，但美國建立的「中美共同市場」因此停止運作12年，直到1982年兩國和好。巧合的是，1982年也是世界盃年份，那一屆中北美洲賽區兩大強國美國和墨西哥一同失手，進入決賽周的赫然就是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這對歡喜冤家，結果雙雙首圈出局，薩爾瓦多更創下1比10負匈牙利的紀錄。

薩爾瓦多足球內戰


足球戰爭過後，薩爾瓦多軍政府達不到宣戰目的，逐漸引發出一場內戰。由於這是洪都拉斯戰爭的延續，所以又稱「足球內戰」。內戰導火線還是被洪都拉斯遣返的薩爾瓦多貧民。他們認為軍政府既不能協助同胞返回洪都拉斯、又解決不了國內經濟問題，加上地主不肯放棄和軍人的結盟，結果和反對黨、左翼游擊隊結成聯合陣線，最終在1980年和政府開戰。戰事持續了12年，是近代中美洲最殘酷的內戰之一(另一場發生在尼加拉瓜)，造成7.5萬人死亡，最終雙方隨著冷戰結束而和解。此時距離足球戰爭已20多年，薩爾瓦多經濟發展一落千丈，反而洪都拉斯步向小康，其足球隊近年進步神速，奪得2001年中北美國家盃季軍，當時甚至2比0擊敗巴西呢。　

葡萄牙•巴西•安哥拉： 由足球走向政治的拉丁鐵三角


葡萄牙打入世界盃四強期間，筆者恰巧身在該國，眼見大街小巷除了掛滿葡萄牙國旗，還經常出現兩面姊妹旗，代表同樣使用葡語的巴西和安哥拉，因為這是3個葡語國家首次同時打入決賽周。凡是它們獲勝或打得出色，酒吧幾乎都有贈飲，酒店都會送贈球衣。這個拉丁鐵三角的出現不止是球壇的事，也是對歐洲一體化的挑戰、對「拉丁一體化」的強心針。要探討這個鐵三角，我們應首先認識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eSaramago)。

諾貝爾獎得主的《石筏》狂想曲

薩拉馬戈和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一樣，是公開的左傾分子，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他在獨裁者薩拉斯(Anto-nioSalazar)統治期間固然是異見人士，就是在今日的民主葡萄牙也是個邊緣人物，因為他的作品有明顯無神論傾向，屢屢挑戰宗教禁忌，立論比《達文西密碼》更富挑釁性。葡萄牙卻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境內的小鎮花迪瑪(Fatima)更是聖母最後顯靈的聖地，保守勢力經常對薩拉馬戈口誅筆伐。最終這位文豪選擇自我流放到大西洋的西屬加那利群島。

儘管如此，薩拉馬戈作為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語作家，還是成為葡萄牙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地位比華人社會的高行健還要崇高。他對全球一體化持強烈反對態度，這除了源自他個人的共產信仰，也源自他對歐洲大陸的不信任。相反，他認為整個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擁有和歐洲大陸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經濟體系，強行加入歐盟只會被德法主導的大陸國家「消化」；半島應該和拉美及其他前殖民地靠攏，從而疏遠歐洲。

1986年，薩拉馬戈發表寓言小說《石筏》(AJangadadePedro)，講述伊比利亞半島忽然從法國邊境的庇里牛斯山斷裂，成為大西洋的孤島，慢慢向西漂浮，最終座落於非洲西岸的安哥拉和南美洲東部的巴西之間，構成一個地理獨立的「拉丁洲」。這樣的佈局，除了方便三國球隊打聯賽，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融入歐洲歸類為「全球一體化」，卻將融入拉美和非洲歸類為與之相反的「本土化和在地化」。這樣的辯證，不但在葡國有市場，而且在拉美和非洲同樣有市場，因為它們相信依靠一個世界邊陲的前宗主國，既可以享有一體化的經濟效益，又能避免被強權全面消化，並維持一定本土特色。這樣的思維，催生了一個被英語世界忽視的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dosPaisesdeLinguaPortuguesa，CPLP)。

「 葡語國家共同體」 異軍突起

CPLP在1996年成立，成員除了葡萄牙，還包括所有前葡屬殖民地，包括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畿內亞比紹、佛得角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2002年再加上剛獨立的東帝汶。組織還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是表面上相當愛國的澳門，另一個是前西班牙殖民地、位於聖多美旁邊的赤道畿內亞。這個組織以文化為名，實質目的是建立類似英聯邦的鬆散網絡，成立共同體，以抗衡歐盟。葡萄牙一直希望CPLP成員國可以擁有更緊密流動關係，曾提出互相承認國民身份、讓成員國民自由往來。雖然建議因為歐盟強烈反對而擱置，但CPLP國民依然在葡國海關享有特別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CPLP的非洲國家多是新興產油國，近年成了各國爭奪的對象，美國固然加強當地駐軍，中國亦大力進駐投資。葡萄牙這時候強化CPLP，無疑令它的國際影響力死灰復燃。例如聖多美數年前發生政變，黑手包括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兒子，CPLP最終對穩定局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國反而力有不逮。東帝汶獨立時，大多數人主張使用印尼語，少數精英卻堅持用葡語，背後也有CPLP幕後獻策。假如遊客在葡萄牙發現C朗拿度和胖朗拿度球衣並列，請不要驚訝：畢竟他們都是CPLP兄弟，還可能成為皇馬隊友，Touchwood。

馬勒當拿crossover政壇


今年世界盃每有阿根廷比賽，鏡頭都會特寫過氣球王馬勒當拿，似乎反映他依然人氣十足。對南美人民來說，馬勒當拿不但在球壇地位崇高，還是帶有反建制色彩的「人民英雄」，連帶那些吸毒、濫藥、槍擊警察等陳年醜聞，也誤打誤撞成了「反壓迫」象徵。

事實上，近年馬勒當拿已經成為政治人物。這除了建基於他的全球知名度，也因為他的「可愛」性格經常受到各國政要青睞或利用。加上馬勒當拿目前的身份是一位名嘴，主持的清談節目《十號之夜》幾乎在整個拉美黃金時段都是收視冠軍，出席的嘉賓都是政壇、體壇、藝壇重量級人物，他影響輿論的能力，也就遠超其他過氣球王。「馬勒當拿現象」已經成為美國後院的隱憂，我們自然需要逐一剖析其內涵。

香港保守勢力發展———過去、現在、葉劉、將來


香港對「保守勢力」一詞一直甚存戒心，或顧名思義地帶有偏見。這固然有其歷史因由———香港政制確保商界及左派聲音，在「均衡參與」的論調之下，「保守勢力」似乎成了眷戀政治特權、既得利益的同名詞。外國的政治傳統，卻建基在權力不可獨大的制衡邏輯，他們對保守派的正視(就算不是尊重)，與港人對「保皇黨/狗/賊」的同仇敵愾，自是雲泥之別。

葉劉淑儀女士果然是風雲人物，一篇題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碩士論文，竟然成為輿論焦點，連大綱也成為新聞，洛陽紙貴，令一般研究生既羨且妒。大概香港最近欠缺新聞之外，大家亦對史丹福充滿憧憬，看民主化研究大師LarryDiamond對當年力推23條、把希特勒與民主遺害掛鈎的前保安局長的民主洗禮，會否為「香港民主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一般認為，與其說葉劉淑儀正在為香港民主發展下定論，倒不如說這是為她籌組政黨的政治宣言，但貫穿葉劉論點的主軸———保守政治勢力的未來，倒頗堪玩味。

香港對「保守勢力」一詞一直甚存戒心，或顧名思義地帶有偏見。這固然有其歷史因由———香港政制確保商界及左派聲音，在「均衡參與」的論調之下，「保守勢力」似乎成了眷戀政治特權、既得利益的同名詞。外國的政治傳統，卻建基在權力不可獨大的制衡邏輯，他們對保守派的正視(就算不是尊重)，與港人對「保皇黨/狗/賊」的同仇敵愾，自是雲泥之別。

近代英美保守主義復興、列根和戴卓爾夫人上台前，英國劍橋大學學者RogerScruton(他也曾在史丹福教學)就出版了當時頗具爭議的《保守主義的原因》一書，論述保守主義對社會穩定的貢獻以外，更強調它對民主制度漏洞的調節功能。我們雖然對這些邏輯不盡認同，但也不敢盲目將這類觀點邊緣化和泛利益化。

例如Scruton認為英國上議院雖然從前來自世襲利益，但正是因為這樣，上議院議員才不會重視短期利益，而是重視社會和政治的延續性，否則「希特勒型政客可能充斥整個議會」。將上述邏輯稍微擴大，似乎世襲利益是什麼、誰是上議院議員反而不是關鍵，就是一群長毛壟斷整個上議院亦無妨，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宏觀調節機制，這樣才可以捍衛保守主義提倡的「人民創制權」和讓不同階層/利益自我管理的所謂「自治制度」。

將這樣的背景拉回葉劉碩士鴻文，這牽涉到兩項葉劉以及不少保守勢力的迷思：1.兩院制；2.政黨政治。

香港有關兩院制的討論，總是跟功能組別的存廢和普選掛鈎，以至我們無法明白兩院制的變化及制度特性。先看宏觀數據：全球現時大約三分一國家採用兩院制，但過去10年有急促上升趨勢，大部分發達國家(包括全部G7國家)均是兩院制。其實兩院制五花八門，兩院的權力分佈、上議院的選舉模式、處理兩院膠着的機制、上議院的立法權力等等，已變出了數十個不同組合。

再看比較制度分析：GeorgeTsebelis及JeannetteMoney在《Bicameralism》裏提到，兩院制比單院制更能帶來穩定的行政立法關係，並且能夠提高立法質素。下議院議員知道上議院會仔細審議及否決其通過的法案，制訂法律時便會更加小心、全面，而上議院的否決權亦同時成為政治制度內額外的改正機制。就算像英國的上議院般只有拖延法案的權力，亦能作為激進法例的「安全煞車掣」(legislativesafetybrake)。

近年前布政司鍾逸傑和他的專業組織，不斷嘗試推銷香港兩院制，經常被單看標題就演繹為一個笑話和倒退。我們一項名為「影子策發會」的討論，曾邀請鍾逸傑介紹他的計劃書，各黨派的參加者都多少有下述感覺：事實上，他的提案似乎比主流民主政黨的提法更激進，也比一些新泛民政黨的模糊處理更具體，客觀效果是立即提升民主派的否決能力，而增加不了多少現有保守力量的影響力，在理論層面，其實算不上保守主義的代表作。葉劉論文的兩院制，究竟是上述文不對題的版本、Scruton的版本還是另有創見，頗為耐人尋味。

此外有說葉劉淑儀會籠絡前公務員，組成「(過氣)AO黨」，逐鹿中原，以回應最近香港出現的組黨熱。但若葉劉淑儀完全認同其論文援引那本由LarryDiamond與RichardGunther所編的《PoliticalPartiesandDemocracy》，或許論文會得出相反結論，不會對政黨有過分期盼。

無錯的是，如兩位學者所言，「在建立民主政體的過程中，政黨擔當着多項重要功能」，但在同一本書內一眾學者的實證研究指出，90年代出現了全球性的政黨退潮，原因是政黨不再是代表階層利益的最佳機器，政黨架構越見精簡，由「韋伯式」官僚體制、「列寧式」的集權制，蛻變至現今講求彈性、變化的網絡模式，政黨減少了識能，公民團體、民間組織往往成為政黨的合作伙伴。

另外，政黨亦走出了不少意識形態的包袱，例如LarryDiamond老師MartinLipset指出，就連一向左右分明的歐洲政黨政治，其左右定位亦開始變得模糊，變得像美國一樣社經光譜相近、集中以道德、移民、宗教問題作為政治分野的情况(Americanizationofparties)，而這是發達國家政黨政治的大勢。

香港從來沒有強烈的經濟光譜分野，爭議都是以似是而非得政治意識形態主導，客觀現實是香港不是不夠政黨，而是政黨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甚至可能政黨太多，令行政立法關係處於多變、不定的狀態。另一邊廂，政黨的號召力低，市民的信任度不足，一般大眾要介入政治，有更多更有效、快捷的途徑。這時候，葉劉黨究竟是要利用政黨連結市民及議會、政府，來為行政立法關係建構新的潤滑油，還是要在現時的「特別」政制下確保議席？它的出現會符合Scruton筆下的學術保守主義，還是香港媒體慣常演繹的平面保守主義？以我們對一位史丹福碩士的學術高度的高度學術期盼，這同樣是耐人尋味的。

反英帝國球王


馬勒當拿和巴西球王比利一樣，都是在貧民區長大，自小受反帝國主義思想教育。他出道初年並不反美，而是反英，因為那時英國剛在福克蘭戰役擊敗阿根廷，而且勝得並不完全光彩。為此馬勒當拿故意對英格蘭隊施予「上帝之手」，一直拒絕道歉，而且每次對英格蘭都特別醒神，他那「一扭六」第一金球就是以英格蘭後衛為敵人。

每談起這些得意往事，球王都說是英格蘭的「報應」。反英之餘，馬勒當拿效力意大利拿玻里球隊，亦認同南意的「反北方壓迫情結」，自稱「勞動人民老朋友」。南意球隊一向成績平平，球王卻扭轉了整個意大利球壇勢力分佈，所以後來他被追稅，也認為是北方發達區的「陰謀」。這類「反帝國、反壓迫」思想，在他退役後得到徹底爆發。

捷古華拉=馬勒當拿﹖


馬勒當拿的手臂，刻有一個捷古華拉圖像紋身。捷古華拉出生於阿根廷、協助古巴革命，馬勒當拿也是阿根廷人，同樣「協助」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繼續革命」，所以古巴人稱他為「捷馬勒當拿」。

雖然古巴足球水平甚低，但卡斯特羅是標準球迷，認為馬勒當拿式盤球有他當年打游擊的靈活色彩。馬勒當拿戒毒期間，被美國拒絕入境，卡斯特羅卻邀請他當貴賓，一住經年。

自此球王稱卡斯特羅為「第一偉人」，卡斯特羅也賞面擔任球王清談節目的嘉賓。這是古巴近年最成功的投資：凡是卡斯特羅到不了的地方，馬勒當拿都會以代言人身份出現。年前布殊在美洲峰會期間訪問阿根廷，馬勒當拿慨然向古巴承諾，帶領阿根廷人進行反美示威，高呼「打倒謀殺犯布殊」，令卡斯特羅大為過癮。

反美左翼新偶像


馬勒當拿被卡斯特羅迷倒後，逐漸成為拉丁美洲左翼政黨的共同站台明星。例如厄瓜多爾前總統卡拉姆自稱「狂人」，希望塑造平民總統的形象，橋段之一就是邀請馬勒當拿復出到自己投資的厄國球隊踢球。但球王已經不滿足於球場，他更希望與高層會面。

目前拉美人氣最盛的反美領袖當首推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此君也是馬勒當拿球迷，兩人在去年舉行「峰會」後，球王又宣佈「愛上」查韋斯，認為委內瑞拉實行的反美民粹福利主義十分偉大，值得全球效法。05年，另一反美左翼總統摩拉里斯在玻利維亞當選，宣布和卡斯特羅、查韋斯結盟。此人也是馬勒當拿的同志：那場美洲峰會場外的萬人反美示威，就是以馬、卡、查三人為領導核心，卡斯特羅為幕後指揮。

Que Sera Sera———世界盃終曲的政治正確


世界盃雖然曲終人散，但在港觀賞直播的觀眾，卻沒有多少機會留意現場曲目。在我們欣賞林尚義和澤文西的同時，德國大會在中場休息、賽前賽後，原來都在別具寓意地播歌。歌曲也許忽視亞非拉文化，但強調政治正確，對此我們不妨倒敘說起。

威爾第《阿依達》Vs 華格納《女武 神》

意大利奪冠後，現場除了響遍皇后樂隊的《WearetheChampions》，就是奏起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阿依達》大進行曲。這段曲目來自歌劇第二幕第二場景，背景是埃及大將擊敗埃塞俄比亞軍，法老和群眾出城歡迎，將士衣錦還鄉，所以是球員憑歌寄意的選擇。加上這齣1871年首演的歌劇以虛構的非洲為賣點而盛行全歐，地位和歐盟盟歌貝多芬的《快樂頌》相若，只有非洲國家聽起來或覺帶有東方主義味道。

威爾第的音樂，和同期德國作曲家華格納屬於互相競爭的兩個流派。曾幾何時，德國主辦的國際盛事，每選擇華格納首本名曲、也是發表於1871年的《女武神》揭幕；德國旅遊界宣傳世盃，亦將參觀華格納故居萊比錫列為套票內容。

不過，由於華格納被指是積極宣傳反猶太理論、提倡優生學的種族主義者，死後被希特勒引為知己、嘉許為先知，納粹掌權期間，華格納音樂就成了樣板戲代名詞。結果戰後德國為免麻煩，輕易不敢以《女武神》代表日耳曼民族。要是德國奪冠，是否另當別論，已無從稽考。

《I Will Survive 》•後現代宣言

這屆比賽每以十二碼決勝負，現場都響起1978年美國黑人女歌手GloriaGaynor主唱的的士高名曲《IWillSurvive》，寄意比賽球隊在最後階段survive。這歌已成為跳舞經典，近年出現了大量翻唱版本，令它在新一代的地位壓倒瑞典組合Abba的《DancingQueen》。最具代表性的新版本來自樂隊HermesHouseBand2000年錄製的lalalamix：每當DJ在派對推出這歌，高潮每每出現，狂歡中途更有一個停頓變奏，其時現場忽然漆黑，情侶懂得這是濕吻時候。世界盃播放的版本，自然是lalalamix。值得留意的是《IWillSurvive》和另一首香港大學生熟悉的《YMCA》，都被視為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的聖詩。前者講述分手後的女性如何survive，什麼「IusedtocrybutnowIholdmyheaduphigh」、「I’mnotthatchaineduplittlepersonstillinlovewithyou」，多少帶有性別顛倒意識，十分黃偉文；後者由不少成員是同性戀者的組合Vil-lagePeople角色扮演演繹，被當成是走到「男」青年會的出櫃之作，在七十年代，都算得上是顛覆傳統社會結構的後現代先驅。在一個舉世矚目的國際體壇盛事，德國選擇《IWillSurvive》，除了獲得年輕球迷共鳴，也隱隱傳遞了足球並非只是男性玩意的信息。

《 Que Sera Sera 》•施丹式隨緣

大會最具匠心的選擇，還是在90分鐘完場打和到加時的休息期間，播放1956年希治閣電影《擒兇記》主題曲、老牌荷李活影星桃麗絲黛(DorisDay)主唱的《QueSeraSera》。曲名是西班牙文，「que」是「what」，「sera」是「willbe」，英文副題是《Whateverwillbewillbe》，原意直譯為「天知道」，原是交代電影結局的出人意表。簡煉的歌詞，內含慧黠的哲學：小孩問母親將來如何，女兒問情人將來如何，人老了答小孩問將來如何，都是一句「Queserasera,whateverwillbewillbe,thefuture’snotourstosee」，那是以另一方式講述東方的隨緣，又比Beatles的《Letitbe》積極。以如此心境迎接加時，可算神來之筆。

歌曲以拉丁文為題，官方記載的作者是美國人RayEvans，然而據旅居法國的傳媒前輩高潔考證，詞人其實是法國的EddyMarnay。他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曾與各國頂級音樂人共事，每有新人與他合作，都免不了翻唱一次《QueSeraSera》。

歌曲也曾被改篇為時代曲，一是白光的《世事多變化》，一是葛蘭的《將來是個謎》。這樣的背景、這樣的詞意，讓各國人民對歌曲都倍感親切，甚至數十年前香港轟動一時的「三狼案」主犯被執行死刑前，寫信向英女王求情，也引述《QueSeraSera》歌詞。身為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的施丹，在決賽加時應驗了鄉里的預言，也許是玷污了剎那芳華，但人生就是如此，queserasera。

總統傍友


拉美左翼總統有了馬勒當拿這將王牌，最大好處是有了收視保證，有甚麼國內議題希望記者採訪，都可以搬出球王。最無厘頭的例子是去年委內瑞拉邀請巴西、哥倫比亞、西班牙四國總統舉行拉丁國家峰會，原以為是大堆頭製作，但傳媒毫無興趣，於是靈光一閃，請馬勒當拿擔任「神秘嘉賓」，讓他跟各國元首「親切交談」。當日報章標題就是「馬勒當拿認同巴西教練人選」、「馬勒當拿感謝哥倫比亞醫療隊」，那個被打入冷宮的峰會才大收宣傳之效。

狂人大聯盟


馬勒當拿除得到左翼群眾歡迎，也有意識地統戰一切美國敵人，曾說「我就是拉登」來宣示大無畏精神。他和利比亞領袖卡達菲，也建立了類似和卡斯特羅的緊密關係，球王還專門把在奧運會服食禁藥的好友、前百米飛人賓莊遜介紹到利比亞，並把協助飛人進行禁藥訓練的技術員一併引進。賓莊遜是加拿大人，身敗名裂後視西方媒體為天敵，馬勒當拿認為前世界拳王泰臣也是西方霸權受害人，專門邀請他擔任節目嘉賓，兩人惺惺相惜。這個龐大的「狂人大聯盟」有另類宣傳作用，是美國心腹小患之一，反映球王的眼光有一定保證。

黎巴嫩大戰略


以色列和真主黨之戰，是近年中東最迷離的衝突。表面上，它由偶發事件引起，加上美國支持以色列，以方對哈馬斯殺雞儆猴，才令戰事迅速擴大。但單靠偶發理論，解釋不了五大遠因：

一、以色列每年都受挑釁，當年被伊拉克飛毛腿導彈襲擊沒有還擊，80年代末被真主黨綁去士兵也沒有還擊，何以這次有別？

二、黎巴嫩是中東政經重建得最快的國家，本月還提供恐怖分子襲擊紐約隧道的情報，貝魯特的戰後生活則極盡奢華，總之是西方的重要驛站。何以西方冒險讓它重陷亂局？

三、為何真主黨後台伊朗表現得異常克制，和它在核談判的態度大相徑庭？

四、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去年被神秘暗殺，至今陰謀處處，和現在的衝突有否聯繫？

五、黎巴嫩國防部長說一旦以色列進行地面攻擊，政府就和真主黨並肩作戰。這是黎國政府首次如此表態，和以往以國入侵的反應大異。何以美以官方還規定稱呼戰爭為「以真之戰」？

要解答上述疑問，我們應以宏觀角度分析真主黨的身分和整盤美國佈局，才不會見樹不見林。

大中亞•泛中東

本欄曾述及美國的「泛中東和北非計劃」，也就是通過武力在中東扶植西式民主政權，來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這計劃實行了五年，最大障礙就是最東的目標伊朗。美國國務院去年推出又一巨獻：「大中亞計劃」，即通過合法選舉在中亞扶植親美政權(七色革命)，目標也是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所謂「大中亞」，除了有前蘇聯共和國，也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乃至新疆，最大障礙又是最西的目標伊朗。美國地緣學派的終極策略，是要讓「泛中東」和「大中亞」兩大計劃合流，那樣才足以組成一條暢通無阻的能源管道。美國在9/11後建立的反恐同盟已經瓦解，借基地予美軍的中亞國家都不願參與中東事務，只希望兩大戰區割裂。美國不斷向伊朗施壓，除了公開目的，還包括打通兩大計劃的潛藏目的。

伊朗剛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希望引導上海六國一同抗衡「大中亞計劃」，拉攏它們反串連，中俄因此被美國國防部長批評為「荒謬絕倫」。筆者參加了一些內地研究中亞的組織，被告知抗擊「大中亞」也成了中國前沿戰略。有見及此，美國忽然成立了一個叫「大中亞國家代表會議」的組織，在上海組織開會同一日開張打對台，由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牽頭，討論如何把中東的美國優勢繞過伊朗引入中亞，顯示華府對打通兩大計劃越來越焦慮。

真主黨• NSA

美國正面攻擊伊朗不能達到上述目的，卻會令中亞各國對美國武力存有戒心，也和強調和平「革命」的前提背道而馳。伊朗扶持的真主黨就足以扮演要角：我們應注意美國輿論並未將真主黨和伊朗看成整體，而是開始將真主黨演繹為蓋達那樣的非國家個體(NSA)。

真主黨無疑一如蓋達，除有軍事組織，還有政治支部(負責參與選舉)、社會支部(負責提供福利)、外交支部(代表作是令歐盟拒絕承認它們是恐怖組織)，更有跨國支部。例如阿富汗塔利班垮台後，美國聲稱部分塔利班和蓋達成員逃到黎巴嫩接受真主黨庇護；真主黨和哈馬斯建有策略性聯盟；而且正如電影《油激暗戰》所述，中亞油田、阿富汗鴉片和中東武器的黑市市場，多依靠中亞—伊朗—真主黨這條美國較難監察的管道進行貿易。

當伊朗抵抗美國而自衛，中亞或會寄予同情；但伊朗抗美以只是為真主黨，則難以拉攏上海組織。核談判在伊朗掌握當中，但這波危機不同，伊朗希望它愈快解決愈好。假如以色列和真主黨全面開戰，伊朗即陷入兩難：若不提供支持，即難以向盟友交代，也令其中東反美「英雄」形象受損；若公開出手，則無可避免波及唯恐動亂的中亞，其邁入「大上海」的算盤就難以打響。所以以色列攻擊真主黨，多少能夠令中亞政府和地下集團在免於武力衝擊的前提下受到物流衝擊，感受到和伊朗走近的風險。美國更可以利用真主黨的NSA身分，名正言順和中亞、中東各國串連，一如打擊蓋達的副策略一樣。

哈里里•非敘利亞化

我們也應回顧哈里里的暗殺。這位前總理不是一般政客，而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超級大亨，被視為重建黎巴嫩的總設計師。他被殺時置身於戒備森嚴的保安系統，由私人軍隊和國家同時保護，但最終被遙控炸死。哈里里以反敘著稱，所以美以立刻製造敘利亞是黑手的輿論，結果敘利亞被迫從黎國撤軍。但中東同時流傳另一陰謀版本，認為敘利亞毫無動機謀殺哈里里，因為它不想撤軍，也明白這樣的暗殺，帳必會被算到自己頭上。

布殊近日老是說敘利亞沒有盡地區安全義務，但日前以色列北方戰線高級指揮官弗里德曼放話，表示只要敘利亞不「直接」捲入戰鬥，「我將保持現行政策」。似乎戰爭原來的對象不但不是敘利亞，美以還可能經過盤算以免敘利亞捲入，打亂孤立伊朗、開通兩大計劃的目標。當然，戰場容易失控，敘利亞還是可能在民粹壓力下軍事支援真主黨，但單論戰前的理性部署，真主黨在整個黎巴嫩大戰略中，只是奇貨可居的載體而已。

總統夢幻組合


馬勒當拿明白他的政治人氣並非來自政治才能，而是來自對政治的藐視。阿根廷人最討厭的就是政客，政客無論來自甚麼黨派，都經常在街頭被路人圍毆。但阿根廷總統梅內姆下台後，球王為了報答朋友多年來的庇護，曾答應和梅內姆組成「夢幻組合」競選正副總統。現任總統有見及此，怕弄假成真，連忙安排一堆慈善職位予球王「貢獻國家」。目前拉美各國吹左風，不少政治明星都是硬銷業餘的門外漢，有野心家真的鎖定馬勒當拿為未來阿根廷總統。現在馬勒當拿戒毒成功，形象比足球時代還正面，何況他是公認民族主義者，說不定好戲在後頭。

「打倒比利」運動


不少足球名宿成為體育官僚，碧根鮑華和柏天尼可說是走入建制的典範。馬勒當拿有大量fans，在一人一票的世紀球王選舉當選冠軍，就是因為拒絕走這條路，聲稱一生反建制。在這屆世界盃，碧根鮑華邀請了160位冠軍級名宿揭幕，只有馬勒當拿拒絕出席，因為他要和卡斯特羅一起對「西方秩序」抗爭。

巴西球王比利更成了馬勒當拿塑造形象的工具。每次顯示自己如何不諧世俗，馬勒當拿都明串比利，認為他擔任巴西體育部長是和貪官同流合污，又「揭發」比利結上美國製造領帶是「喪心病狂」。然而馬勒當拿的清談節目偏偏邀請比利擔任頭炮，二人在鏡頭前「情同父子」，節目收視爆燈，馬勒當拿從政的演藝天份，當堂表露無遺。

迦太基DNA


每天都有人說要「追究歷史責任」，特別對日本道歉問題耿耿於懷，但中國人卻難得關注解決歷史的大手筆。論千年恩怨，中日關係只是小兒科，二千年前古羅馬和北非商業巨人迦太基(Carthage)的兩雄決戰，比拼了三場古代大戰，才叫氣勢磅礡。

20年前，兩個自稱是羅馬和迦太基直系傳人的國家—意大利和突尼西亞—忽然簽訂「和約」，聲稱是完成二千年前祖先的使命，藉此呼籲維持現代地中海和平。對此突尼西亞比意大利熱心得多，但真正的贏家是電腦遊戲程式設計員，因為塵封的迦太基歷史終於合法出土，「文明霸業」一類劇本終於找到堪和羅馬匹敵的對手。自此北非國家硬銷光輝，都要提上迦太基，按電台用語，就是希望建構「迦太基DNA」，儘管純迦太基人幾乎已經滅絕。

漢尼拔大象


若今日非洲真的有「迦太基DNA」，迦太基名將漢尼拔自然是DNA的代表人物。漢尼拔之成名，除了因為他帶領迦太基軍隊從非洲走到西班牙、穿越阿爾卑斯山、直接攻擊羅馬的意大利本部，製造了比共產黨長征誇張百倍的浪漫旅途，更因為他率領的是史上最著名的大象兵團。要帶領大象走以上那段路，幾乎比摩西渡紅海還要不可思議，於是這場迦太基難逃一敗的戰爭，被賦予了希臘神話式悲劇色彩。當非洲國家處於今日世界邊陲，迦太基大象軍團變成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比埃及金字塔對現代非洲人心靈影響更大。

日本的「迦太基學」


非洲古文明迦太基被學者從書架普及為通識，內裡有日本人的龐大貢獻，因為擅長借古諷今的日本人搞出了一門「迦太基學」。

這門學問的出現，源自日本國內不少人視美國為假想敵，對美日同盟毫無信心。在七、八十年代，「美國霸權終結論」甚囂塵上，「日本經濟威脅論」也是耳熟能詳的評論，日本左右翼都有人擔心美國妒忌日本的經濟成就，而出橫手以政治或軍事方式懲罰日本。例如日本比較文化學者森本哲郎就出版了一本名為《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的「迦太基遺書」，開宗明義將迦太基定位為「古代最會做生意的國家」、「和現代日本十分類似」，認為美國就像羅馬，為了垂涎日本的財富、顧忌經濟大國變身為政治軍事大國的「迦太基潛能」，可以無所不為。

商業古國戰敗=戰勝


以非洲古國迦太基比喻今日日本，是相當有創意、又有市場的事。最令日本人覺得言之有理的，是兩國戰敗後的共同命運。

迦太基以今日突尼西亞為本部，全盛時期也建立了一個實質帝國，領地包括北非沿岸、西班牙半島、法國薩丁尼亞島、意大利西西里島、中東西部等。當時的地中海並非羅馬內海，卻是迦太基內海。

這樣的規模，可比全盛時期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當時的皇軍，也將北太平洋變成「內洋」。後來羅馬軍隊打敗迦太基，負方放棄大量領土，只剩下本部城鎮，又要簽署屈辱性的條約，原來應該是永不翻身。但出乎意料的是，迦太基的經濟實力迅速恢復，而且脫掉了連串殖民地負擔，經濟實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竟然比戰前更好——也就是和二戰戰敗的日本異曲同工。

古代史的通識教育


二千年前，戰敗國迦太基經濟繁榮，反而戰勝國羅馬要消化新土地、又出現帝國過份擴張的瓶頸，自然擔心迦太基捲土重來。羅馬最終決定徹底毀滅迦太基文明、進行大屠殺，防止鳳凰再生。當日本以迦太基自稱，「做生意太成功會招致滅頂之災」也就成了警語。這類論據，曾被應用在秦史。例如一本叫《秦公司興亡史》的書認為對秦國贏氏王室來說，秦始皇統一天下是「大成功蘊藏大殺機」，累得百年老店秦公司迅速覆亡。日本人對這類警語是認真的，近年既懂得收斂鋒芒、避免和美國經濟正面交鋒，擴張時也沒有中國那樣全方位，以免像「秦公司」大起大落。類比難免穿鑿附會，但啟發了獨立思考，算得上真正的通識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