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2）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人發指。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裏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他爹：你為什麽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他爹沖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板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 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
　　
　　 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賽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不少人談北歐模式，中國能夠今天就達到北歐的水平固然好，但這確實不現實，這還需要我們很多年的不懈奮鬥，而且丹麥這樣的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 “出口”到美洲，英國還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奴隸和無數華工“苦力”當時都是合法的。
　　
　　 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跡。
　　
　　 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麽苛刻：遊戲規則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大家如能從這麽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就不可能成為今天的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只有這樣，中國才有輝煌的未來。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非常認命，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
　　
　　 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這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
　　
　　 過去30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音響、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 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
　　
　　 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達到55%，都大大低於中國，但滿意度最差的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裏。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這方面國際社會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3）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
　　
　　 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貧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的印象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華人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人數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占整個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
　　
　　 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很多，中產階級的陣容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
　　
　　 中國整體的發展的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復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註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卷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註意“不養懶漢”。歐洲不少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呆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我們還是要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防止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只會最終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
　　
　　 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麽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都是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
　　
　　 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裏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來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恨不得花完才好。非洲人儲蓄少，與此有關。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4）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裏多了一只山羊，心裏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麽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泄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導致了普遍貧困，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誌高擡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做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四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財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短短幾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骨肉同胞血濃於水的認識得到了升華，中國的社會向前大大地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2006年浦東的人均GDP是10000美金，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 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采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
　　
　　 這裏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系。浦東2006年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系，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裏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裏，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裏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裏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裏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
　　
　　 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我們改革開放30年，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系。
　　
　　　　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
　　
　　 可以說沒有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
　　
　　 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
　　
　　 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麽？ 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沖突和戰爭。
　　
　　 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珍惜。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能夠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最終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使中國真正邁入新型發達國家的行列。

　　四、腐敗問題：國際視角的觀察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此，我們一定要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於什麽地位？中國的腐敗屬於什麽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麽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5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菲律賓 烏克蘭 肯尼亞
　　　　2004 1 5 16 71 91 95 104 122 129
　　　　2005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並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
　　
　　 我自己采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出租車管理。在烏克蘭、在俄羅斯，這些都是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出租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期望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出租車管理處，他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麽沒有計價器，要麽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出租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癱瘓了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確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相對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如南非和肯尼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裏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隨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麽，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
　　
　　　　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出租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當然你去新加坡坐計程車，服務就更加規範。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麽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麽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 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斯威士蘭看過一個藥店，我問有阿司匹林麽？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麽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是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於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隨著體制轉型的結束，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中國那裏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於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通過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並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乃至大部分西歐國家資源都不豐富。一個國家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註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註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的是，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汙了，存在外國銀行，但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長了四倍，但我不久前訪問了尼日利亞，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一篇非洲《東非報》的評論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政府也不需要征稅，當然也就沒有了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於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麽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你知道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兇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你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持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於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汙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汙委員會指控為貪汙，反貪汙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出來，裏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兵，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裏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我不清楚事情的真偽，但我的感覺是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於掌心之中。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1）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高度關系，甚至可以說是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麽？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 → “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 “低腐敗”。
　　
　　 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子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
　　
　　 但這些國家幾乎都能夠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麽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 “高腐敗” →“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沈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
　　
　　 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麽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發達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的記憶中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
　　
　　 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Peter Eigan教授：怎麽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裏，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非洲等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
　　
　　 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麽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麽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個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 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2）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展過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導致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和韓國後來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采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制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汙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裏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 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
　　　　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股市震蕩：1萬5000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
　　
　　 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鉆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叠，最後不得不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註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現在人們開始用“第二代腐敗”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不文明”的腐敗，就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文明”的腐敗，則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次貸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麽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沖鋒的時候要沖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
　　
　　 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虎後怕狼，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裏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3）
　　
　　　　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采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采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采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盡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盡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癥，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系。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系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系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系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上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的現代化社會。
　　
　　 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1）
　　
　　　　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沈重代價就是環境的惡化。雖然國際社會公認，從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環境就逐漸惡化，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們自己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也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形勢相當嚴峻，必須認真解決好，因為這將關系到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
　　
　　 中國也曾希望能夠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還是沒有走出“先汙染，後治理”的怪圈，這可能也是人類認識世界一種歷史宿命：盡管一個社會總有少數人會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必須走一條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但要使得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一點，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甚至需要等到汙染直接威脅了多數人生活品質的時候，大家才會頓悟，從而走上真正的環保之路。西方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中國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經歷了不少環境災難之後，我們終於提出了“生態文明”這個概念，表明我們對環保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環保也成了全世界的關切。我在海外遇到環保專家，總請教這麽一個問題：中國生態惡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從鄧小平分析問題的方法中受到的一個啟發。
　　
　　 鄧小平做大的決策，總是首先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估計透，估計到最壞的局面，然後再看中國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當年與英國人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就考慮了最壞的局面：英國資金帶頭撤走，其他外資跟著走。鄧仔細考慮了這些可能性，然後作出判斷：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即使這些資金不回來，其他資金也會流入。
　　
　　 這個問題思考透了之後，他就在傲慢的英國撒切爾首相面前，把話說那麽擲地有聲，一錘定音。我們的生態環境現在很脆弱，這關系到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扭轉環境惡化的被動局面。
　　
　　　　我請教過多位歐洲的環保專家，他們都告訴我：只要中國下定決心搞環保，一定可以扭轉現在的局面。他們說，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汙染至少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嚴重，但經過努力，歐洲今天已經成了環保相當成功的地方。倫敦的汙染曾非常嚴重，倫敦過去的別名叫“霧都”，而“霧都”的最大危機爆發是20世紀 50年代。
　　
　　 1952年12月倫敦曾出現過一周內4000多人死於煤煙汙染事故。1953年倫敦的煤煙汙染又導致800多人死亡。這樣推算，我估計當時倫敦的汙染情況可能不亞於現在中國汙染最嚴重的城市。歐洲最大的河流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遊泳，因此我推斷：其汙染程度可能不亞於今天的淮河、黃河。
　　
　　 瑞士森林裏的樹木開始枯死，歐洲北海沿岸出現紅潮。最後，歐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環保的共識，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認真著手解決環境問題，嚴格立法執法，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歐洲環保專家還認為：只要我們善待自然，保護環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復能力非常之強，萊茵河、泰晤士河都是這樣慢慢康復的。
　　
　　　　有人說，我們人口壓力太大，環保很難做。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做一個最壞的假設：我們的人口確實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資源擁有量來比較，我們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環境汙染也很嚴重，出現過水俁病，曾在短期內造成1400多人死亡，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終於形成了全民的環保共識，然後經過僅10來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轉了環境惡化的頹勢，使日本奇跡般地從一個汙染大國變成了環保大國。如果我們在環保方面能向日本學習，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計就可以扭轉目前在環保方面的頹勢。
　　
　　　　另外，在生態文明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環保雖然做得好，但是德國的工業革命和上百年的內外戰爭毀壞了大量的森林，德國現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戰後植樹造林形成的，“從生物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個非常差的國家，我們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態森林，連一條狼都沒有。而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
　　
　　 我由此而想到：我們要痛下決心，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就是保住了我們環境生態的根。生物多樣性最終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巨大收益。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2）
　　
　　　　我曾訪問過哥斯達黎加，對此有一些感觸。哥斯達黎加走過一段彎路。 從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勵砍伐熱帶雨林，建牧場養牛，因為美國快餐業迅速發展，哥斯達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國，能賺大錢。但後來這裏的人意識到，原始雨林的土層很薄，不適合農牧業，而保持熱帶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無限。我去了哥斯達黎加的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聽的，給人的感覺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悶熱的浪潮向你沖來，然後是各種各樣奇妙的聲音，鳥、蟲、小動物的歡樂世界，還有色彩斑斕的奇異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劃著小船，沿河而上，兩岸的樹千奇百怪，一些樹倒掛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遠處簡陋的小平房，還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煙囪還都冒著炊煙，這時候你突然感到人類生活已經靠大自然太近了，千萬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這些熱帶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環境和生態問題相當程度上也是我們的體制造成的，與我們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關系。但解決環境汙染問題，恐怕還是要靠我們的體制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推倒重來。我們模式中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但我們模式背後的一些思想，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不斷的試驗、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繼續指導我們的環保工作。
　　
　　 例如，中國政府決定，為了節約能源，空調夏天不得低於某個度數，冬天不得高於某個度數，這種強勢的規定對全國環保都有意義。我們常說幹部的考核指標只看 GDP，結果造成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那麽，我們現在可以在幹部考核項目中融入環保的內容，並且加大這部分內容在考核體系中的力度，這就可能大大推動我們的環保事業。
　　
　　 也有人說我們如果能夠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環保，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這個觀點不無道理。哥斯達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經把“環保立國”定為國策。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能不能從一些省份開始試驗“環保立省”？對那裏幹部的考核主要用綠色指數，而不是用GDP。
　　
　　　　實際上，換一個角度看，推動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又何嘗不是世界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機會。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軟實力大幅下降，固然與其發動的愚蠢的伊拉克戰爭有關，但也與美國不願意改變其個人自由至上與財富消費第一的生活方式有關。在歐洲，一談到美國對能源的超級浪費和布什的環境政策，人們只能搖頭。
　　
　　 但歐洲也有自己的難處：雖然在環保意識和技術創新等許多方面，歐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歐洲已是發達國家，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還是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雖然北歐一些國家騎自行車已蔚然成風，但在多數南歐和東歐國家，每個家庭還是擁有或者渴望擁有兩輛車。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似乎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中國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工業文明？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必須告別美國和歐洲已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擁抱一種更為健康、更為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對我們是嚴峻挑戰，但也是難得的機遇。
　　
　　　　首先，這樣做對中國自己有利。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支撐高汙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產方式。中國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已經高度脆弱，環境汙染已危及國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危及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潘嶽先生說要算兩筆賬，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傳統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們還要付出多少經濟、社會、政治、健康的代價？二是走循環經濟、綠色生產和消費、可再生能源的生態工業文明的道路，這個轉型成本有多少，風險有多少，好處有多少。這個賬算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地推動生態文明。
　　
　　　　這方面，考慮得最徹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據《金融時報》報道，以色列準備用太陽能發電站來供電，全國使用電動汽車。在全國建設5萬個太陽能汽車電池充電站，以色列的佩雷斯總統說，“太陽能是民主的，誰都可以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幾年內我們的石油進口可以減少一半，十年內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石油。世界上的兩大問題：石油是最大的汙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資助者（石油生產國幾乎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約有兩百萬輛機動車，以色列計劃投資50億美金，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來解決這些汽車的用電需求。這個計劃是否最終能夠實現，現在還難以定論。如果我們撇開以、阿沖突這個政治因素，客觀地看待這個設想，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值得我們的研究和借鑒。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3）
　　
　　
　　　　第二，環保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環保意識反映了個人修養，也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一個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到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馬路上，就體現了這個人的文化素養。一個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開，裝入不同的垃圾箱，這是一個家庭文化的提升。
　　
　　 環保可以使我們民族形成一種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現在歐洲已經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為穿出去就等於違背了保護野生瀕危動物的主流文化。現在在瑞典等國開始出現一種新文化，以開耗油的大車為恥辱，以開環保車，甚至騎自行車為時尚。
　　
　　 法國的環保宣傳比較柔性。每家都會收到使用煤氣須知，告訴你暖氣每降低一度，就可以為你自己節省多少錢，就可以為緩和全球變暖做出貢獻。如果我們也能形成這種環保文化和時尚，那麽對於我們這個似乎過於講究物質生活的社會，也會是一種巨大的文化提升。
　　
　　 在環保方面，我們應該也可以走到美國的前面去。如果我們能以環保為契機，推動有個性、有品位的環保生活方式，這將有助於改造我們現在崇尚奢華的社會風氣、有助於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文化修養和素質。我在智利訪問的時候，一位當地的學者對我說了這麽一段話：“智利的國歌很美，裏面有一句這樣的歌詞：‘智利，純凈的藍天，百花點綴的歡樂伊甸園’，但是很遺憾, 如果全球氣候再變暖下去，南極冰川將溶化，我們的國歌歌詞也要改成‘無花點綴的失樂園’ 。”她又對我說：“看到南極冰川的溶化，你知道我是什麽心情嗎？就像你們看到萬裏長城塌陷了。”她這句話打動了我，我也希望我們國人也都有這種強烈的環保情懷。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也可以成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一塊試驗田。環保離不開民主參與，只有全民自覺地廣泛地參與，才能做好環保事業。環保也是一個需要政府和民間攜手推進，才能做成的事業。我們可以嘗試在環保領域內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落實依法治國，實行信息公開，推行民主決策和輿論監督，開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
　　
　　 這種改革試驗的風險較小，而成功的幾率較大。這個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對於整個國家今後的政治改革都會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第四，環保也很有市場。現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生態文明建設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回收和利用舊鋼鐵就是一個產業，德國的廢鋼回收率已達80%，荷蘭是78%，中國才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興產業，丹麥的風能發電已經占到了該國總發電量的 20%。雖然現在太陽能、風能在世界能源總量中的比例還不到2%，但增長的速度很快，中國這方面不能落後。
　　
　　 如果今後中國自己生產的環保節能車，能占領中國的廣大市場，並打入歐美市場，這本身就包含了無窮的商機，而且也能改變國外對中國環境汙染的負面印象。
　　
　　　　第五，生態文明建設也是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驗。作為現代化事業的後來者，我們應該比西方做得更好，應該能給世界帶來一些新的驚喜。如果我們能把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實踐，創造性地轉用於生態文明建設，這不僅可以更好地推動我們的環保事業，而且可以帶動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進步。中國模式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與軟實力，也會對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
　　
　　　　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我們的世界更加和諧，也為了我們自己的碧水、藍天、白雲和好心情，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變被動為主動，義無反顧地走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之路，並最終以一個環保大國和強國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第六章 環球同此涼熱
　　
　　從歐洲到美國，從南斯拉夫到東歐、到印度，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所見所聞，都會聯想到自己的國家，並因此而獲得某種感悟和認知。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了解我們的外部世界，我們要了解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特征，了解歐洲今天的現狀，了解印度的真實面貌，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崩潰的，了解東歐國家的風風雨雨。總之，了解別人能使我們的崛起變得更加自信、理性和精彩。
　　（略）
　　
　　
　　第七章 軟實力，更觸動世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和新的話語、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詮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其實，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西方政治軟實力崛起的擔憂，因為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麽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話語的分量舉足輕重，好戲還在後頭。

　　中國有什麽理念能影響世界 張維為
　　
　　
　　2009-03-17 14:03:42
　　
　　 2月下旬，巴黎郊外舉行了一次頗有特色的“中國與西方知識分子高峰會”，討論中國發展模式及其國際影響。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有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模式和理念，成了討論的一個焦點。我認為中國30年巨變的背後有其獨特的理念，並談了實事求是、和諧中道、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勵精圖治的良政、政績合法性等七個中國理念，其中最核心的是“實事求是”。這些理念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可能會影響這個世界的未來。
　　
　　“實事求是”是一個很中國的概念，早在2千年前的《漢書》中就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名言，指做學問需要誠實的態度，後來明清之際又興起了“實學”，即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律和真理。1978年，鄧小平明確地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中國的“實事求事”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因此而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畢竟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擺脫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象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
　　
　　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這個理念也使中國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因為中國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的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中國因而決定大膽地從實際出發，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整個國家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
　　
　　中國把保持穩定、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使中國實現了自己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年的跨越式發展，使近 4億人脫貧，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成功抵制了休克療法、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今天席卷世界的金融浩劫。中國模式有其缺陷，但這些成績已足以確立中國模式在當今世界上的影響和地位。
　　
　　“實事求是”理念也使西方“民主化”口號很難忽悠中國。西方在世界各地到處推動所謂“民主化”，口號很動聽，但中國人要看事實，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麽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麽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麽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麽受寵，但在自己的國家卻為大多數民眾所鄙視？ 為什麽臺灣學了西方模式，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麽韓國“民主化”之後的許多情況也和臺灣類似，還不幸地成為1997年和當前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麽東歐“民主化”已20年了，但根據歐洲權威研究機構的評估，其民主品質普遍低劣，大都還不如陳水扁主政時的臺灣？它們的經濟命脈也幾乎全被西方銀行等機構掌控，真不知道東歐國家這次如何度過金融海嘯。為什麽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夠有效地消除腐敗並實現現代化的例子？
　　
　　當今世界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的競爭，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政治標準，都是如此。現代管理學認為標準競爭有三種戰略，一是追隨者戰略：采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後面生產，這是價值鏈中最低端的；二是參與者戰略，即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這明顯優於前者；三是領導者戰略，就是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成為領導者，讓人家按照你的標準走，這是利益最大化的辦法。在國際政治中，西方奉行的就是領導者戰略，要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西方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把別的國家弄得分崩離析，民不聊生，也不用道歉，因為他推動的是所謂“普世價值”，怎麽會錯？只是西方總體實力日漸下降，其政治影響力也大打折扣：伊拉克戰爭的困局實際上標誌了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破產，而當前美歐金融危機則表明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已經失敗。
　　
　　西方主導了4、5百年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需要修理了，西方強勢的話語體系已經嚴重失靈了，說句老實話，靠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靠西方的話語體系，當今全球治理的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因為這種秩序和話語往往就是造成今天諸多問題的根源，從金融危機到全球變暖到文明沖突，都是這樣。
　　
　　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了很多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日之崛起。但今天的世界面臨這麽多的挑戰，需要各國的智慧，包括中國的智慧，特別是“實事求是”的智慧，才能解決好。在世界政治標準的競爭中，中國將采取參與者和領導者戰略，中國的崛起過程也將是一個“中國標準”形成的過程，這種標準也一定會影響世界秩序和話語的演變，也惟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才會是真正的崛起，我們這個世界也才會變得更加公正、和平與美好。

　　張維為在《紐約時報》撰文：中國成功的八個理念
　　
　　
　　2009-10-03 17:28:09
　　
　　 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於2009年10月1日中國60周年國慶之際，刊登了張維為教授的文章：“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並加了題註： “西方應該研究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該文的中文譯文：
　　
　　
　　
　　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
　　
　　張維為
　　
　　北京今天慶祝人民共和國誕辰六十周年，這種盛大慶典無疑會使一些人不爽，這些人的意識形態傾向無法容忍一個“共產黨國家”如此自豪。但是我們有必要客觀地看待中國，看一下究竟什麽原因使得這個國家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度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批評中國的人總是說盡管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成績，但中國未能提供大的理念，而本人認為，正是中國的大理念帶來了中國戲劇般的崛起。這裏概述一下八個中國理念：
　　
　　第一、實事求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觀念，也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座右銘。鄧小平認為，判斷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應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不管是東方的教條還是西方的教條），而應該是事實。通過對事實的檢驗，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共產主義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而民主化通常出現在現代化實現之後，而非之前。北京因而在1978年決定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采取了一種務實的、不斷試錯的方式來推動自己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第二、民生為大。北京信奉這個古老的中華治國理念，並突出強調消除貧困是最基本的人權。這個理念使中國在一代人時間內實現了近四億人的脫貧，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成就。中國可能糾正了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在人權方面的一個疏忽（盡管這一點會有爭議），即西方把人權幾乎完全界定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個中國理念對於全世界的窮人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三、整體思維。受其哲學傳統的影響，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至今，一直推行著一個整體的現代化戰略。這使北京能夠在中國變革的各個階段都確立輕重緩急的優先順序。一般都是相對容易的改革先行，然後以更大的決心推進更為艱難的改革。這一點與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民粹主義和短視政治形成了對照。
　　
　　第四、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繁榮的時代都離不開比較開明的強勢政府。不同於美國人所主張的“政府是必要的惡”，中國的變革由一個開明的、致力於發展的政府所領導；不同於米哈伊· 戈爾巴喬夫，他放棄了舊體制，結果卻發現自己的帝國轟然崩潰，鄧小平把中國的舊體制從追求烏托邦轉化為追求現代化。不管這個體制存有多少缺陷，它有能力凝聚整個國家對於現代化的共識，能夠執行艱巨的戰略目標，如強制推動銀行系統的改革、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大力刺激中國經濟走出全球衰退等。
　　
　　第五、良政比民主化更為重要。中國拒絕“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老生常談，認為一個政府的性質，包括其合法性，應由其實質內容，即良政來決定；應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麽來檢驗。盡管中國國家體制還缺少透明度、法律制度還不夠健全，但它還是主導了世界最快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根據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在中國所做的調查，76%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樂觀，位列被調查的17個主要國家的榜首。
　　
　　第六、政績合法性。受儒家擇優選拔精英制度的影響，中國在其整個政治體制內廣泛地推行擇優選拔，盡管這樣的努力並不都成功。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中國領導人能幹、老練、久經鍛煉。
　　
　　第七、有選擇的學習、適應。在中國的世俗文化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贊譽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了巨大的選擇性學習能力和應對挑戰的自我調適能力。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迅速地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
　　
　　第八、和而不同。中國今天重新推崇這個儒家用來治理龐大而錯綜復雜社會時所信奉的和諧理想。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並力求盡快建設一個能夠覆蓋全國所有百姓的社保網。
　　
　　中國仍然面臨諸多嚴峻挑戰，如解決腐敗問題，減少地區差距等，但在今後的歲月裏，中國可能還會繼續沿著這些理念演變，而非擁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原因是這些理念似乎可行，而且大致符合人們的常識判斷和中國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形成於中國數千年延綿不斷歷史演變，其間包括了20多個朝代，至少7 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國的歷史都長。
　　
　　中國會繼續向西方學習，因為這對中國有益，但西方今天也許應該，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為了西方自己的利益，西方需要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國理念，甚至學習一些中國理念，不管這些理念可能顯得多麽陌生奇怪。這不僅是為了避免再次對這個重要國家（其本身是一個文明）做出意識形態驅動的誤判，這也是為了豐富整個世界的集體智慧，以應對消除貧困、氣候變化、文明沖突等問題帶來的挑戰。

　　中國模式的優勢是“百國之和”
　　
　　---兼論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
　　
　　
　　 中國崛起是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
　　
　　 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麽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坦率地說，一個5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它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
　　
　　 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以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些特征本質上反映了中國漫長歷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國之和”大格局。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點。
　　
　　 以獨特的政治為例。中國的人口、疆土、歷史、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決定了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要失去“天命”。
　　
　　 中國2010年一個春運就達25億人次，今年春運估計還要超出這個數目。這是什麽概念？這意味著在一個月內把整個北美、歐洲和非洲的人口都挪動一下，這就是中國面臨的特殊挑戰，你必須解決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普通百姓把國運昌盛、國家長治久安看的很重。很難想象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
　　
　　 中國的執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如果執政集團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麽國家將陷入混亂和分裂。“文明型國家”本質上是歷史上形成的“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定會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後中國迅速失控，四分分裂，天下大亂，這是我們必須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
　　
　　 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我曾遇到過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麽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從哪裏來。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按照當代國際法，這樣做也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如果你連國家的合法性都沒有，你政權的合法性從哪裏來？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換言之，即使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也只是一種非常勉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麽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合法性的論述關鍵是兩個理念：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在今天對外開放、國際互動的全新基礎上，這種源遠流長的合法性來源仍然是中國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麽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什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的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在中國發展模式的引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人口、地域、歷史、文化四大“超級因素”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有其它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但如果我們放棄中國模式，轉而照搬西方模式，那麽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可能很快變成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借口；“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沖突的根源。
　　
　　 總之，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中國自己“文明型國家”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蹤無影，最後整個國家都會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實在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張維為：中國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我們還沒有講好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
　　
　　
　　
　　“西方的‘中國崩潰論’持續了大約20年，現在已經崩潰了，因為西方對中國的悲觀預測都以失敗告終。現在輪到國內的‘中國崩潰論’崩潰了，我估計不要20年”
　　
　　
　　
　　現在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擔任教授的張維為，最為中國學界和讀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支持者。張維為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翻譯，後留學瑞士，成為國際關系學者。
　　
　　
　　
　　“我走了100多個國家，發現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都不成功，這使我對西方整個話語體系產生了懷疑。”他對本刊記者說。他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多次指出，基於他行走百國的經驗，橫向來看，中國發展道路是“最不壞”的。中國的未來，“不是所謂‘把故宮拆掉建白宮’，而是制度創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適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張維為還說，“西方的‘中國崩潰論’持續了大約20年，現在已經崩潰了，因為西方對中國的悲觀預測都以失敗告終。現在輪到國內的‘中國崩潰論’崩潰了，我估計不要20年”。他為此寫出了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面對中國這麽一個大國的崛起，我們要有點歷史感，看歷史上其他大國崛起時候的情況，付出過多少代價。中國人最沒有理由悲觀，中國崛起的大勢放在那裏，不可阻擋。”他對本刊記者說。
　　
　　
　　
　　“中國發展經驗的基本特征已經成型，而且應該堅持下去”
　　
　　《瞭望東方周刊》：擔任翻譯的經歷，對於你後來人生中理解國際和中國問題，有什麽樣的影響？
　　
　　張維為：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從1983年開始，為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的，特別是有機會替鄧小平做了不少翻譯。
　　
　　那時候我也很年輕，隨著自己閱歷的增多，才漸漸理解了什麽叫具有超常視野的大政治家。他過去預測的很多事情、指出的很多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都被證明是正確的。比如說，他講“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美國人如果了解後面這一句的話，恐怕就不會有今天的金融危機了。
　　
　　記得一次鄧小平與外賓談到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外賓問他，為什麽中國當時不擔心蘇聯出兵幹涉？蘇聯當時的軍事實力比中國強很多。鄧小平回答說，蘇聯是一個超級大國，但一個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來，怎麽敢打中國。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鄧小平思考問題的方法。在做大決定的時候，他總是把事情推到最壞的地步，然後看能不能應對，能夠應對，他就做出決定了。
　　
　　這一點其實也適用於今天。美國高調地聲稱要“重返亞洲”，但它今天有能力再承擔一場戰爭嗎？如果它連小小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擺不平的話。所以戰略上我們可以藐視對手，但戰術上要重視。
　　
　　《瞭望東方周刊》：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年來發展的成功經驗被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稱為“中國模式”。你是“中國模式”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有學者認為，中國還在探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不能稱之為“模式”。你如何看待？
　　
　　張維為：我講的“中國模式”，就是“中國道路”，只是因為國際上把“中國道路”都稱為“中國模式”，所以我用了國際上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這個“模式”，跟所謂“浦東模式”、“重慶模式”、“溫州模式”、“深圳模式”一樣，就是指自己獨特的發展經驗的總結，而且是開放的，發展中的，可以不斷完善的。
　　
　　但中國發展經驗的基本特征已經成型，而且應該堅持下去。我在書中把它解構為“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八個基本特點。這是對中國比較行之有效的經驗的一個總結。至於未來方向，當然不能是所謂的“拆掉故宮建白宮”，而只能是制度創新，我們要建立超越西方的、適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我們也正在這樣做。
　　
　　“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這句話是真理。
　　
　　
　　
　　“基尼系數很難把中國的問題說清楚”
　　
　　《瞭望東方周刊》：我們來談一些具體的問題。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以“基尼系數”等西方指標來衡量中國的發展是不客觀的。為什麽？
　　
　　張維為：西方制定的指標往往脫離非西方國家的國情，也脫離中國的國情。比如基尼系數就很難把中國的問題說清楚。
　　
　　我們中國收入最低的是農民，但我們進行過土地改革，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過土地改革，農民既沒有地也沒有房。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怎麽能說明中國農民的生活情況？我們至少應該把農民的地和房子的價值也折算進去，再來進行橫向比較，才會比較客觀。但基尼系數不計算這些，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所以這個概念很難說明中國的真實情況。
　　
　　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應該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出發，開發新的指標體系，然後推向國際。標準競爭畢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
　　
　　《瞭望東方周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在去年為本刊撰文說，美國人不能只看到中國總體GDP超越日本，中國人均GDP還差很遠。
　　
　　張維為：人均GDP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概念。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所有關於中國的排名，只要引入兩個因素，就會發生巨大變化：第一個因素是用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PP），而不是官方匯率來進行計算。打個比方，日本餐館吃飯比中國貴10倍。按照官方匯率來計算，同樣準備一頓飯，日本餐館創造的GDP就比中國餐館大10倍，以此類推，誤差只會越來越大。
　　
　　一般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結果更靠譜。英國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在1992年就超過了日本，在2009年超過了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在內的歐洲12個老牌工業國經濟總和，並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的房產。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住房自有率全球領先。我去浦東看一個朋友，他的房子買的時候是兩萬元一平米，現在是四萬多一平米。樓下管物業的樓嫂以為我是來買房子的，跟我說，現在房子好貴啊，我一年的工資一平米都買不起。但我問她，你有沒有房子？她一下子眉開眼笑，說她有三套。她是浦東的原住民，我幫她算了一下，她的房產約等於250萬人民幣。我告訴她，你有29萬歐元的資產，比50%的瑞士人、50%的美國人資產都要富。過去30年，中國人總體財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無人可比。
　　
　　
　　
　　“在瑞士，35歲基本是不可能買得起房子的”
　　
　　《瞭望東方周刊》：你怎麽看待中國房價太高的問題？這會影響你對中國模式的判斷嗎？
　　
　　張維為：我看過《蝸居》，記得裏面有一句經典的臺詞：“我們加在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說，兩個人都不到35歲，要有自己的產權房子。在瑞士沒人敢說這樣的話，因為做不到。其實又有哪個發達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一般西方國家的典型的中產階級，一輩子最大的財產就是一套產權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大約為上海的一半。實事求是地說，國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某種意義上也展示了在中國模式指導下，中國迅速崛起的勢頭。
　　
　　我上海每次坐出租車，都跟司機聊天，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但我粗粗問了一下，他們絕大部分都有房產，平均1.5套。一半以上的人都付清了貸款。如果論資產，他們到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是中產階級。
　　
　　在歐洲，能拿到銀行的放貸，就是對你中產階級地位的確認。在瑞士，如果你房產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階層，政府要征你“財富稅”。這也是刺激消費的一種方法，不讓你付清貸款，讓你更多地消費。
　　
　　我個人認為，對於很多人來說，應考慮先租房，有了積累再買房，這也是國際慣例。當然房屋租賃市場需要更好地規範。但考慮到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產傳統，我們也需要探索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比方說，我們可以把租賃和購房結合起來，租賃房屋達到一定的年限，租戶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租賃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參照1998年房改，以建築成本價加一些條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給適合條件的年輕家庭，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有恒產者有恒心，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有利，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和消費也是有益的。
　　
　　
　　
　　長遠看來，一定規模的移民海外對中國是利大於弊
　　
　　《瞭望東方周刊》：你怎麽看待現在不少中產階級移民海外？
　　
　　張維為：我是最不擔心移民問題的。海外移民我接觸很多，我有一個粗略的計算，70%出去以後會變得更加愛國。今後至少20年內，中國的發展機會遠遠多於海外，多於所有發達國家機會的總和。所以今天移民，就要充分考慮好自己在經濟上可能會蒙受的損失。實際上，中國現在的留學生每年回來的已經超過了每年出去的。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用的概念是“天下”，如果你有二三十年的戰略眼光，一定規模的移民海外對中國利大於弊。
　　
　　我看到西方機構在中國做的民調，比如美國皮尤中心、哥倫比亞大學，還有臺灣大學的民調，基本上結論是一致的，就是70%~80%的中國老百姓，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樂觀的。
　　
　　我們可以在中國做一個民調，問兩個問題：一是你對自己家鄉，對中國這些年的總體變化基本是滿意還是不滿意？二是，你對今後5年、10年是樂觀還是不樂觀？我想大部分人會對國家的變化和未來持肯定的態度。
　　
　　但你拿同樣的問題問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回答可能就不是這樣的了。最明顯的是，你如果問一個歐洲的年輕人，你對未來是否樂觀，能不能比你的父輩過得更好？他們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
　　
　　不管中國有多少問題，向前邁進的態勢是非常穩健的。總體上一年比一年方方面面都有進步，這才使多數百姓形成了樂觀的預期。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在哪些方面？
　　
　　張維為：中國面對很多挑戰，但我還是這個觀點：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我們也有可能解決得更好，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資源。對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逐步解決問題，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樣，一下子就全部否定。
　　
　　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的規模、速度，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在歐洲，這樣的崛起時代已經打了至少100場戰爭。中國沒有任何一場戰爭。
　　
　　我做過統計，從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太平時間沒有超過9年。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怪圈，所以中國取得了今天的成績，很不容易。再給中國10年的穩定，中國還會給世界更大的驚喜。
　　
　　
　　
　　中國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找到西方話語體系的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你做學者之後主要的工作之一，似乎是在向西方、特別是歐洲解釋中國。你一般怎麽面對他們尖銳的問題？
　　
　　張維為：我今年2月還要去海牙，到荷蘭參議院講中國發展模式。在歐洲講中國，有時候難免要辯論一番。主要是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太大。但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辯論。比如他們總是說“中國入侵西藏”。對於這一點，我就實事求是地反問：如果是“入侵”，那麽請你告訴我西藏是什麽時候是獨立的？他們說1912年辛亥革命後，西藏宣布過獨立。那我就問：但那個所謂獨立，有沒有國際承認呢？你們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承認過西藏1912年的所謂“獨立”。中國中央政府當時國家內亂，無暇自顧，但也沒有承認。沒有國際承認的獨立能算是獨立嗎？這是不符合國際法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這個事實，沒有任何西方主權國家政府質疑過。
　　
　　事實上，對於國際上很多對中國不公正的指摘，我們都需要有一種除了理論上事實上的陳述之外，還要有一種比較簡易的、別人能聽懂的表述方式。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弱點---實際上中國崛起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我們還沒有講好。這方面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瞭望東方周刊》：這牽涉到一個更大的軟實力戰略的問題，中國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軟實力和話語權。對此你有什麽建言？
　　
　　張維為：我們現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我講個具體的例子。我們在非洲做了這麽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可以一下子把我們汙蔑得一塌糊塗，說我們在跟違反人權的政權打交道。我們現在官方的回應是，中國“不幹涉內政”。這也是一種話語，但效果比較弱。無論在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優勢的話語才是強勢話語。所以我們可以說，根據中國人的理念，消除貧困就是促進人權，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權，因此中國幫助非洲消除貧困，就是促進非洲的人權，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礙別的國家幫助非洲消除貧困。這樣的話語就強勢得多。
　　
　　我們的學者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西方的話語體系其實有很多問題，比如為什麽政治權利一定要比其他權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數國家的民眾中做個民調，一定不是這個結果。
　　
　　 在這方面我們的學者要進行獨立的開發和研究，一旦突破就會海闊天空。而所有這些都還是戰術層面的，在戰略層面，最重要的仍然是一個國家的實質性崛起。歸根到底，西方是承認實力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把解釋中國的任務交給西方。中國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他們都會來研究，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教授都會來研究中國的成功故事，而這個趨勢現在已經開始了。

　　 解惑人均GDP 張維為
　　
　　
　　
　　 中國人有GDP情結，但又總被GDP困惑。中國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說中國崛起了，就說中國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二；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就用人均GDP 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於阿爾巴尼亞雲雲。不過我五年前去過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其繁華程度不如中國沿海地區的任何一個地級市。中國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在人均GDP問題上應該給國人一個實事求是的解釋。
　　
　　 讓我先回憶一段與GDP有關的經歷。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講學。在拉各斯的旅館裏碰到一位剛從赤道幾內亞回來的中國商人，我們聊了起來。我問他赤道幾內亞和尼日利亞比較，哪個國家更好一些？“那當然是尼日利亞，”他很肯定地回答。我說：“怎麽可能呢？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是 2萬美金，而尼日利亞才2千美金”。他告訴我，“拉各斯不管多麽破破爛爛，但至少有自來水，可赤道幾內亞首都大部分地區沒有自來水，沒有汙水排水系統。最可怕的是瘧疾，在赤道幾內亞常駐的中國人，包括歷任中國大使在內，沒有不得虐疾的”。
　　
　　 以我自己的觀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落後至少30年。如果這位中國商人所述屬實，我可以想象赤道幾內亞的落後程度，但北京2010年的人均GDP才1萬美金。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一倍。
　　
　　 如何解釋這種有悖常理的現象？其實原因並不復雜。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赤道幾內亞突然發現了石油，但這些資源都控制在總統及其幾個親屬的手中，接著外國公司來那裏投資開發石油，所以這個貧窮的小國就突然有了人均GDP 2萬美金的虛名。靠資源“一夜暴富”，但這種“富裕”沒有給人民帶來自來水，沒有帶來汙水排水系統，沒有帶來中產階級，其國家的財富完全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其人均GDP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什麽關系。
　　
　　 我可以打個比方：假設北京現在人均GDP最高的是朝陽區，最低的是延慶縣，但某日延慶縣突然發現了大金礦，之後又有大公司來投資，而延慶縣的人口又比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超過北京的朝陽區。所以當我們考察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時，一定要考慮多種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壽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點的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因為它包括了一些社會指數，但這個指數也有自己的問題。例如，其中的人均 GDP比重過高；未考慮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國人最大的資產所在，所以用它來衡量中國也欠準確。
　　
　　2 010年夏天，我曾在日內瓦參加過一次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辦公室（HDRO）召開的研討會。許多與會者都對人類發展指數的編撰方法提出了批評。俄羅斯代表認為報告使用的數據必須更加公正，編寫報告的過程應該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認為現在的國家排名方法不科學。他認為應該按照可比性把國家進行分類後，再來進行比較，比方說，資源稀少的國家和資源富裕的國家放在一起比較說明不了什麽問題。中國代表則認為應該“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爭議的指數和計算方法，重視吸收借用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豐富的發展知識和成功經驗，更好地反映人類面臨的各種發展挑戰”。
　　
　　 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的負責人最後也承認，這個指數系統確實存有爭議，只能通過大家的努力才能不斷完善。換言之，即使對於國際組織的指標體系，我們也要用實事求是的眼光來加以檢驗，並慎重地使用。在指標體系上，中國學者應該做出自己原創性的貢獻。
　　
　　 我一直認為只要融入兩個因素，世界上所有關於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排名都要發生巨大變化。一個因素是購買力平價；另一個因素是中國人的房產，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中國也是世界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不妨把瑞士和北京、上海做一個比較：瑞士的名義人均GDP比北京、上海高5倍，但瑞士吃飯和理發的費用比北京、上海貴10倍，瑞士的住房自有率只有36%，而北京、上海的住房自有率比瑞士高一倍。所以按匯率的計算出來的GDP容易導致對中國經濟規模和中國人真實生活水平的誤讀。
　　
　　 我個人並不介意在某些場合繼續使用匯率計算法，它也許有助於我們保持那份謙虛向上的精神。中國人習慣了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所以中國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時我也認為，我們對於自己的真實實力一定要有個比較準確的把握，既不誇張，也不縮小，既可以給人以較為令人信服的介紹，也可以防止我們對自己國情的誤判。
　　
　　 采用購買力平價也有利於避免地緣政治危機。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就談過香港總督彭定康當年誤判了中國的實力，導致了他後來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沖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經濟學人》雜誌撰文，稱“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於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合計”。而根據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大約為中國的1/3。中國的GDP是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總和的6.5倍。
　　
　　 我個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采用更為實事求是的購買力平價法將是國際上的大勢所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勇氣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標體系，超越西方指標體系影響下產生的許多國際機構的各種指數。
　　
　　 我們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獨立地開發更為客觀準確的指標體系，並從標準上來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比較，這將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

　　《文匯報》專訪張維為：對中國的悲觀預測都已破產
　　
　　 年輕時，他做過鄧小平的英文翻譯；離開翻譯崗位後，他走遍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成為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倡導者……最近，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帶來了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他將給我們講述一個怎樣的中國？ （《文匯報》記者 田曉玲）
　　
　　 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中國模式”成為國際學界熱議的話題。這些研究者中，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國學者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以自己成長於中國、行走於世界的經歷，同時具備對中國國情和西方社會的深入了解，對“中國模式”和中國問題提出了獨特的看法。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張維為教授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翻譯。這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他離開翻譯崗位後，留學瑞士，成為一名國際關系學者。多年來，他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是這些所見所聞，推動他成為“中國模式”的堅定倡導者。“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勝出，我們的模式不管有多少問題，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腳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都有借鑒意義。”
　　
　　
　　
　　 張維為教授以國際關系學者的學術背景，在親身經歷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與理念，同時提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刻命題。 “這種文明型國家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與發展，它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過去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後也還是自成體系的。”
　　
　　 我們做的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好
　　
　　 文匯報：近年來，您一直是“中國模式”的堅定倡導者。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在推動著您從事這項工作？
　　
　　 張維為（以下簡稱張）：在一個西方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裏，一個非西方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非常不容易，但中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這對於整個人類的命運來講都非常重要。我走了100多個國家後發現，不管我們的發展模式存在什麽問題，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都要遠遠高於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非西方國家。
　　
　　 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幾類：一類是發展中國家，姑且用農村人口占總人口30%-40%以上作為標準，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做的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好。過去20年，全世界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第二類是過渡經濟國家，比如東歐，我都走遍了。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總體上增加了18倍，東歐只增加了一倍，他們經歷了十來年的衰退後才開始緩慢增長，現在又陷入金融危機，當然，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第三類就是西方發達國家。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大約等於幾十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所以，談論中國要有板塊概念。今天中國的發達板塊，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發達國家，比如上海跟紐約比，硬件上全面超過紐約，機場、港口、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比紐約好，在“軟件”方面進步也很大，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等指標也都比紐約好，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進步。
　　
　　 不是我們的模式就好到天上去了；我們當然也有問題，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把“中國模式”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除以6，都可以和他們競爭。所以，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勝出了，我們的模式不管有多少問題，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腳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都有借鑒意義。
　　
　　 文匯報：走訪100多個國家的經歷，成為您總結概括“中國模式”的重要基礎。對大多數沒有如此豐富閱歷的中國公眾而言，除了講述您的親身經歷以外，您還可以用什麽辦法來說服他們認同您的概括？
　　
　　 張：我無意說服別人，我只是想提供一個國際參照。舉個例子：我看了電視劇《蝸居》，女主人公有句臺詞：我們兩人加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這意味著，一個人不到35歲就想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要求在發達國家也很難做到。
　　
　　 比如在瑞士，根本沒人敢提這樣的想法。發達國家大多數人一輩子也就擁有一套產權房。我把事實告訴大家，使我們在看問題的時候有一定的橫向比較，心態也許可以平衡一點。在很多問題上，中國實際上已經做到了發達國家做不到的事情，這本身也說明了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速度。當然，考慮到中國獨特的國情，我們需要在解決住房等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獨特思路和方法，最終，中國可以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產階層。
　　
　　 文匯報：因此，您建議在評估中國的狀況時，引入人均資產這個概念？
　　
　　 答：對。我們一般的說法是，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是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不太認同這種觀點。因為任何涉及到中國的排名，你只要引入兩個指標就會發生巨大變化：第一是貨幣實際購買力，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是上海10倍的價錢，理發也是。那麽，他們吃一碗面就比上海多創造10倍的 GDP？這顯然是荒謬的。
　　
　　 更為實事求是的方法是根據貨幣購買力來計算，國際上稱為購買力平價（PPP）。這麽計算，中國在1992年時經濟規模就超過日本了。第二個指標，就是中國人的房產。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已經成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超過了絕大多數發達國家。70%以上的城鎮居民擁有自己的房產，如果這麽大一塊資產不計入中國人的財富，任何涉及到經濟發展和富裕程度的國際排名，顯然都是不準確的。
　　
　　 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跟基因一樣，規範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文匯報：您在新著《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強調了“文明型國家”的概念。80年前，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訪問寫下《中國的問題》時，也用了“文明國家”這一關鍵詞；一年多前，英國人馬丁·雅克在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也使用了“文明國家”來描述中國。依據這一詞匯，印度是否也稱得上是 “文明型國家”呢？
　　
　　 張：的確，印度在人口規模上和中國很相像，但是它的文明是中斷的。印度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是19世紀英國殖民後才出現的，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是2000 年前就統一了，有統一的語言，而印度是靠西方語言英文來統一的。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印度人也只是少數，不到人口的10%。多數人只懂自己的方言，印度文明的整合程度比中國低很多，所以，我不把印度看做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印度發展落後於中國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體制使印度無法進行現代化所需的一些基本變革，如土地改革、婦女解放、廢除種姓制度等。
　　
　　 文匯報：您所說的“文明型國家”的含義是什麽？您在書中集中總結了“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和八大理念。“中國模式”的形成和“文明型國家”又有怎樣的關系？
　　
　　 張：世界上有很多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希臘文明等等，但他們的歷史都中斷了，比如古埃及，現在那裏的人已經不是古埃及人的後裔了。而我們在秦始皇時期就統一了，距今2000多年，這是文明形態意義上的國家。同時，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現代國家”。將古老文明形態和“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假如古埃及文明沒有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並實現現代國家轉型，那麽也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假如古羅馬帝國沒有分裂，延續至今，歐洲也可能整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看，中國本質上也是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是歷史上無數國家慢慢整合而成。據考證，春秋時期我們也有1600多個諸侯小國。
　　
　　 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有四個鮮明特點，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超深厚的文化積澱，這四個超級因素跟基因一樣，大致規範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形成中國發展道路的“路徑依賴”。
　　
　　 文匯報：“文明型國家”和“民族國家”有怎樣的關系?
　　
　　 張：所謂“民族國家”，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比如法國、德國、意大利都是這樣形成的。在西方話語裏，“民族國家”和“現代國家”早已成了同義詞。而中國 “民族國家”的形成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才開始意識到中國這樣的傳統國家，如一盤散沙，沒有西方“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和動員力。而建設“民族國家”的努力，大致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我們有5000年延續不斷的文明，這使我們國家與眾不同。我們是一個融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於一體的“文明型國家”。
　　
　　 文匯報：數千年的文明給今天中國的發展到底帶來了哪些獨特而且有利於發展的要素？
　　
　　 張：中國人最重要的素質是超強的學習能力。如果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沒有閉關鎖國，而是繼續向世界開放，我們可能就不會錯過當時工業革命的契機。現在我們重新向世界開放，學習各國好的東西，整個國家便迅速崛起。中國文明強調實踐理性，西方的哲學傳統強調“是什麽（to be）”的概念，而中國則強調“做什麽（to do）”；正是由於哲學觀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最後才落實到行動。
　　
　　 中國則正好相反，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現在提出“和諧”理念，可以追溯到《易經》。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智慧結晶。中國文明只要保持對外開放的態勢，就會不斷取長補短，推陳出新，最終超越自己，也超越別人。
　　
　　 從認為中國要崩潰，到認識到中國崛起，這是一件不壞的事情
　　
　　 文匯報：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曾經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其中之一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從“中國崩潰論”到產生這種擔憂，對中國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張：隨著金融海嘯，“中國崩潰論”在西方崩潰了。作為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破產了；作為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也危機四伏；而極力向世界推銷美國模式的美國更是金融海嘯的發源地。
　　
　　 “中國崩潰論”在西方大約盛行了20年，但最後對中國的所有悲觀預測全部破產，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崩潰了。但現在國內的“中國崩潰論”還有市場，不過我認為最後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西方從“中國崩潰論”鼓噪一時，到現在對中國崛起憂心忡忡，我認為至少是一件不壞的事情，這表明西方最終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和實力。當然這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一些西方鷹派會更多地想要遏制中國。
　　
　　 文匯報：那麽，西方最終會不會以您所說的“克服自己話語僵化，最終接近、接受我們的話語”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崛起？
　　
　　 張：隨著中國崛起，越來越多的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思考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存在的問題。西方應該歡迎中國話語的崛起，因為光靠西方話語，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全球問題都解決不了。
　　
　　 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將是一個中國話語崛起的過程，西方現在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我們不必太在乎。西方國家是最承認實力的，最終隨著中國崛起，西方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理解和解釋你的成功。
　　
　　 文匯報：您曾經說，主體文明的復興，是一個不斷產生新標準的過程。這是否就是中國崛起提供給世界的積極因素？
　　
　　 張：中國是“文明型國家”，有定力，不會人雲亦雲，失去自我，而只會不斷產生自己的新標準，並影響世界。中國是不斷產生自己標準的內源型主體文明。過去 30年，我們實際上就在不斷創造自己的標準。奧運會、世博會、高鐵建設、城市化、新能源革命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標準，對其他國家有啟迪。有些方面，我們應該努力與別人接軌，因為我們善於學習；有些方面，不需要接軌，因為我們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國情；還有些方面，恐怕是別人需要和我們接軌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做法代表了未來。
　　
　　 文匯報：具體到西方話語似乎已經束手無策的全球治理問題上，中國話語又能提供怎樣的解決方案？
　　
　　 張：中國的崛起方式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寶貴智慧。比如，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經驗，許多國家可以借鑒。中國在非洲扶貧比西方模式成功得多，所以，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讓西方國家非常吃驚。全球治理的一個難題是如何預防文明沖突；中國主張不同文明彼此包容、和而不同，這比西方的文明對抗理念高明得多。
　　
　　 文匯報：您在書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討論西方模式中的民主。究竟什麽是民主？民主是不是個好東西？或者說，民主如何才是個好東西呢?
　　
　　 張：我的觀點是：好民主才是好東西。西方所謂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黨制。我認為這是民主理念的異化。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誌，各個國家應該通過自己的實踐，來探索適合自己民情和國情的民主形式。只有適合本國民情和國情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話語，其中“民心向背”是一個核心概念。
　　
　　 “民心”不同於“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代表的是長期和整體的利益。另一個核心概念是“選賢任能”，治國必須是人才。過去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官員，這種制度領先過歐洲上千年。
　　
　　 西方今天把民主僅僅看作程序正確和程序正義；中國人認為治國者必須是人才，這個觀念非常重要。所謂制度好、人不重要的看法，是極為片面的。在當今世界，一個企業都必須具有很強的人才觀念才能生存下來、適應競爭，更何況比一個企業復雜千萬倍的國家呢？
　　
　　 文匯報：我們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那麽，這些問題最後又是如何解決的？
　　
　　 張：我舉個例子，就是將今天的中國和工業革命時期崛起的英國作類比。英國當時是什麽情況？英國本土只有一千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加上海外殖民地，大英帝國大概有上億人。他們實行的議會選舉制度僅限於英國本土有財產、有地位的男性白種人，女人和窮人沒有選舉權，海外殖民地人口也沒有。英國崛起時，把國內的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送到美洲，大英帝國的地區差別比今天的中國大幾十倍。
　　
　　 而我們今天崛起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自己境內加以化解。英國崛起過程中打了多少戰爭？掠奪了多少別人的財富？而我們在崛起過程中沒有發動戰爭，沒有掠奪別人，而是給世界大多數人民帶來利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崛起的意義非同尋常。
　　
　　 文匯報：在您看來，下一階段，中國發展首要的突破點在哪裏？
　　
　　 張：發展經濟和經濟結構調整仍然是關鍵，還有社會改革，包括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改革。我對中國未來相當樂觀。中國城鎮化進程才剛剛開始，今後每年都會有兩三千萬人成為城鎮居民。這意味著大量的發展機遇。中國只要保持國家政治穩定，比較高速的增長應該可以持續15到20年。這期間，中國的發展機會可能比所有發達國家的機會加在一起還要多。
　　
　　（來源：《文匯報》文匯學人 2011年3月21日）

　　《新京報》專訪張維為：中國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英文翻譯的張維為，在這些年先後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近日，他寫下《中國震撼》一書，在書裏，他認為這些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來，沒有人把這些故事講好，講的可以讓西方人聽懂，讓老百姓也聽明白。如今，他用紙筆寫下他眼中的中國故事，他說他不回避任何尖銳問題，也不否認中國當下的確有許多要解決的問題，但是，他願意先肯定中國這些年的成就，同時也堅信這些現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用自己的話語講中國的故事
　　
　　　　新京報：先來談談《中國震撼》這本書的緣起，你是在什麽情況下決定寫這樣一本書的？
　　
　　　　張維為：我原來寫過一本書《中國觸動全球》，寫完之後還有一些想法想寫出來，這次等於是上本書的延續。我希望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語來講中國的故事，希望中國人聽得懂，外國人也能聽懂。我們現在經常講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平鋪直敘，實事求是討論問題，什麽尖銳的問題都不回避。
　　
　　　　比如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認識不足。一出國門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比所有發展中國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還要大。嚴格講，我們已經把赤貧消滅掉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轉型經濟國家比，像東歐，我們的經濟在過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個東歐增加了才一倍，當然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和發達國家也可以比，歐洲一個國家平均是1400萬人口，我們大致上是100個歐洲國家的規模。理論上講，我們人口比美國多 4倍，我們的問題比美國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國家的話。看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有一個宏觀的把握。實際上美國的問題不比中國少，美國的監獄人口比中國還多。
　　
　　　　我們的文化比較平和
　　
　　　　新京報：那是不是因為美國是法治國家？
　　
　　　　張維為：不，實際上它這個法治，被歐洲國家批評得很厲害。怎麽會有這麽高的監獄人數？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覺他們的法治已經或多或少地變味。你仔細看美國的民意測驗，大家最不喜歡的就是律師。
　　
　　　　在西方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靠打官司是可以發大財的。這個東西不能走過頭。另外，我們文化總體上是比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們受到影響的有兩千萬人，上萬記者去報道，我還沒有看到嚴重惡性的犯罪事件報道。在美國，2005年卡特裏娜風災，多少惡性犯罪案件，數千起。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中國的體制可以讓上層意誌很快貫徹，國外必須討論決議，要慢很多。
　　
　　　　張維為：我書裏提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爛了，變成意識形態的標簽。其實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蘭、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國雖然有不少問題，但是遠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治理得要好。反過來一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還有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希臘、愛爾蘭、冰島破產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國自己也沒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國模式是對世界開放
　　
　　　　新京報：中國模式是全新的嗎？
　　
　　　　張維為：這個模式是傳統和現代結合，而且是與整個世界互動的產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點是什麽，然後改進。中國模式是對世界開放，中國人具有巨大的學習能力，自我更新和適應能力。某種意義上，今後世界國家競爭就是看有沒有這種能力。我們有4億人在學英文，麥當勞到很多國家被抗議，到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問題。我們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譯作品，我們不停地學別人的東西，但沒有放棄自我。我們的基因太強了，傳統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傳統確實有問題，我們要做的是趨利避害。
　　
　　　　新京報：目前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麽？
　　
　　　　張維為：我認為中國模式主要有8個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講其中一點，即實踐理性，西方有很強的神學傳統,從一個理論推到另外一個理論.國內有些學者也學西方，一個概念推導到另一個概念，民主應該什麽樣，市場經濟是什麽，這是神學傳統。中國改革開放模式，主要特點是實踐理性，從做開始，從試驗開始。不管怎樣，去親自體驗一下。所以西方指導的變革是從修憲開始，中國相反，總是從試驗開始，覺得可以再推廣，最後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條文。這兩個方式各有利弊，總體來講，中國這種超大型國家，用比較謹慎方法推動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災難發生。
　　
　　　　我們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報：你提到中國消滅赤貧，但是很多人會覺得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張維為：要看你怎麽界定，過去30年，中國人財富增加最快。印度稱自己有3億中產。我去印度3次，我直覺觀察，他們的中產不到中國三分之一。我問印度學者，為什麽說他們有3億中產，他們說是用世界銀行一位學者的標準，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脫貧了。如果用這個標準，中國中產要有8億人。那麽我自己想用一個什麽標準衡量中產呢？如果用一個全世界都適用的經濟標準，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國家買房子都要貸款，大家都是房奴。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最大財富就是一套產權房。中國城鎮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電視劇《蝸居》，大家都說買不起房，那句經典臺詞是“我們倆加在一起都快70，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說不到35歲就有自己的產權房，這種話哪個發達國家敢說。
　　
　　　　新京報：但是現在中國買房是要靠父母資助的。
　　
　　　　張維為：這也是一個特點，我們不要把這個作為一個壞事情，要作為一個正常事情。中國文化不是以個人為起點，而是以家庭為起點，不要用西方概念來套，父母出錢，孩子還會以某種渠道回饋父母。沒必要按照西方標準，我們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報：你也提到中國大家有錢還是更願意買房，不願意消費，這說明大家對未來預期不樂觀？
　　
　　　　張維為：正好相反，人們願意在一個地方買房子就說明對這個地方有信心，房產投資是大投資。但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文化，背後是文明延續，我們是農耕文明發展過來的，對土地和住房比較眷戀，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
　　
　　　　中國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報：你在書裏對我們習慣的數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數等等。
　　
　　　　張維為：這些我都叫做西方話語，對非西方世界的問題，說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數只計算了收入差別，中國這樣的社會，我們的農民是相對弱勢群體，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這些不算進去，怎麽能算出真實狀態。現在重慶、成都綜合改革試點，很多人給城市戶口，放棄農村的土地，他不願意，因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價值。再想想日本的物價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貴多少倍，所以要用購買力評價來比較，才可能更加客觀公平。
　　
　　　　新京報：目前當下，中國比較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
　　
　　　　張維為：我們現在提到的腐敗、醫療、教育等問題都要解決，但我認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績，再來改進。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其他國家類似發展階段遇到的問題。比如高速公路收費問題，人家是高速公路還沒有建的問題。我們是農民工第二代的教育問題，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還沒有農民工，因為沒有城市化。關鍵是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可以比較快地搞醫保，美國一二百年的現代化，還有4000萬人的醫保沒有解決。
　　
　　　　新京報：中國經濟發展這麽快，會不會因為太快存在一些問題？
　　
　　　　張維為：有，因為社會經濟發展非常快，始終存在各種矛盾，心裏容易不平衡。歐洲19世紀工業革命高速發展時，動蕩戰爭非常多。我們在這麽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動蕩，而歐洲大概經歷了100場的大小戰爭，很多是在海外打的。當時歐洲的社會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輸出。英國把失業者輸送到非洲，犯人發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見者送到美洲。當時英國才1000多萬人。他們的現代化就是這樣完成的，非常血腥，貧富差距比中國現在大十幾倍、二十幾倍也沒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記者 姜妍

改革開放30周年時，穿衣、吃飯、住房、交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衣：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商品供應嚴重匱乏，人們買衣服要憑布票，且數量有限，色彩和樣式單調。大家都穿著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裝或藍色解放裝，被形容為“藍色的海洋”。改革開放後，隨著物質的豐富和思想的解放，人們的衣著變得豐富多彩，不少人穿上名牌服裝或時裝，服飾已不僅僅是禦寒的工具，更是人們顯示風度、展示個性的方式。
改革開放前，食：食物匱乏、單調，人們的營養嚴重不足，有些農村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改革開放後，十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人們不但能“吃飽”，還要“吃好”，講究營養均衡，粗細搭配，綠色食品等科學衛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前，住：人們的居住條件較差。改革開放後，不僅人均居住面積大，而且室內裝修和居住環境也有明顯的改善。
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鐵路、公路和航線的增長都很快。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持續高速發展了30年。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以11%的年增長率高速度持續維持30年，中國是一個奇跡。以西方工業化發展道路在看，會出現經濟循環，中國好像打破了此經濟循環的命運，一直持續發展且沒有減慢的跡象。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共和國做出了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開始，古老的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到2008年，改革開放成功持續，回顧這30個年頭，中國經濟社會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發展；思想不斷解放，觀念不斷更新。
我們一起重溫歷史：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推出，第一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中央機關，第一個股份制企業的誕生，第一個獲得國際大獎的中國影片，第一個在國內舉辦的外國時裝展，第一部移動電話的問世……許多現在看來已經成為基本常識的“新生事物”，在當時曾經引起多麽劇烈的震動。
中國的一代代領導人，為我們的祖國勾畫了一幅宏偉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