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確，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於英國。法國的作法是先確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 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確立了總統制之後。
　　
　　 加拿大學者納多和巴爾洛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註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節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產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產者，進而產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隨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
　　
　　　　由於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尼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尼亞議會討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廝殺也有一定的聯系。
　　
　　　　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意大利 4 80
　　　　法國 7 67
　　　　美國 19 52
　　　　英國 20 41
　　　　德國 28 36
　　　　西班牙 30 38
　　
　　　　資料來源：2008年2月8日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於60年代越南戰爭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 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於其他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內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
　　
　　 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於西方領導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中國 72 19
　　　　約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班牙 51 44
　　　　荷蘭 49 50
　　　　英國 44 51
　　　　加拿大 45 52
　　　　土耳其 41 55
　　　　印度 41 57
　　　　美國 39 57
　　　　黎巴嫩 40 58
　　　　印度尼西亞 35 64
　　　　法國 28 71
　　　　俄羅斯 23 71
　　　　德國 25 73
　　　　波蘭 13 82
　　
　　　　資料來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民調大致反映了各國的實情，那麽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現狀的總體的認可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優劣等一系列問題。
　　
　　 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0倍以上（根據Jared Diamond的計算，美國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1倍），而人民的滿意度還如此差強人意，這種反思就更需要進行。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即便有72% 或者86%這麽高的滿意度，不滿現狀者，盡管比例低，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如履薄冰，認真地解決各種存在的問題，使老百姓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他坦率地對我說。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吃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吃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著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 的話，那麽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
　　
　　 比方說，過去30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麽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意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但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盡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眾的距離，使公眾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
　　
　　 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在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戲，至於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並不產生很大的影響。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
　　
　　 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吃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麽衛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吃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美國可以，對其他西方國家也不一定適用。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於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於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鑒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在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唯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僵化的和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應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競選總統，這本身是對民主事業的一個巨大傷害，使我想起了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勒的名言：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就屬於後面一類。
　　
　　　　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於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
　　
　　 我在研究臺海兩岸關系時曾提出：雙方應堅持“先易後難”的原則，從小事情做起，從“職能合作”做起，“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積無數個互相合作的“小中華”，最後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華”，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我覺得我們的民主建設也可以是一個類似的過程，民主建設應該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匯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利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討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
　　
　　 我們要使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討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家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日益成熟，無數的“小民主”最後一定能匯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將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們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損害民生。西方推動的人為內需，其特點就是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脫節，甚至是破壞後者的。菲律賓的政治變革就是單一政治方向的，與經濟發展無關，與民生改善無關，甚至是矛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
　　
　　 在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對於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政治體制革新，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激進政治改革上面，風險極大，因為政改和革命往往會使社會產生過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後又不太可能滿足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模式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的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國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討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又不能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這一點。
　　
　　 連美國2008年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他的《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都坦陳：“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
　　
　　　　我們政治改革中還要防止邯鄲學步。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如果還未把別人的長處學到家，就放棄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辦法，這就成了邯鄲學步，這也是可怕的。邯鄲學步的情況發展中國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國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總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來傳統中的習慣做法丟得幹幹凈凈，結果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癱瘓。
　　
　　　　至於中國以後會不會產生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內需？也許會，也許不會，現在尚難判斷，這是一個留給未來的問題。如果中國以後真正的內需和美國的真正內需一樣，那麽今後可能會產生類似美國的制度。如果內需不一樣，就不會產生類似的制度。
　　
　　 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美國的傳統差異如此之大，我很懷疑中國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的內需。但美國制度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它的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並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過程中，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 “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向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
　　
　　 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
　　
　　　　我們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確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詮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例如英國創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很長時間內，別人還是把它看作“貴族國家”，而非民主國家。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
　　
　　 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中不少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濟雕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貽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
　　
　　 如果我們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那裏，短處在哪裏，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從而搞清楚，對於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詰和揚棄，最終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莊大道。

　　第四章 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中國的真正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1）
　　
　　　　讀西方人過去寫的歷史，會發現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話語權的歷史，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數百年之久的強勢地位。法國哲學家福柯不無挖苦地說：你談論什麽並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的強弱所決定的。既然西方數百年來一直處於強勢地位，那麽其話語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導地位。
　　
　　 當年歐洲人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麽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後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的科學論證。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變了，西方也變了不少，雖然在話語權問題上，西方話語仍占主流地位，但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正在出現，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於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是這些理念，並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於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各種荒謬，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近4億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無數生靈塗炭，則被看作是捍衛人權。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崛起，那種誰擁有強權就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這裏首先要糾正一個歷史偏差。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a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 和Citoyen) 在法文裏，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 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偉XX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確實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4）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870年左右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對財富的掠奪，歐洲主要國家經歷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遭受重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幸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以3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了歐洲文明。
　　
　　 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後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後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 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2）
　　
　　　　但是持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這是可喜可賀的。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於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
　　
　　　　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確認的歷史並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麽也只有40來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多十三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是從中國借鑒來的，結果青出於藍勝於藍，我們現在要向西方學習文官制度的建設。
　　
　　　　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詮釋。伏爾泰特別贊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1）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2倍的基礎之上的。
　　
　　 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2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於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麽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40%歐洲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裏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 5%。
　　
　　 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宗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於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6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置疑的。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於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麽簡單。
　　
　　 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目叫：“從誇誇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采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沈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並“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創傷、取得和解”。這種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並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爭，做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汲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唯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確的心態。
　　
　　 “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並且要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
　　
　　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
　　
　　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愈演愈烈。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2）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錯綜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2007年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誌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
　　
　　 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揚言要抵制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目前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如果西方領袖不來赴會，北京奧運會成了亞、非、拉、俄羅斯和中國領袖的盛會，這才是西方更為擔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三、也談人權（1）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勞累死” 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爭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
　　
　　 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麽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麽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爭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著有57個成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眾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並向人權理事會匯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裏蘭卡大使接著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麽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裏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廝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裏討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麽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
　　
　　 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於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確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適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裏，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確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隨著網絡世界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
　　
　　　　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托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眾，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隨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臺，結果導致了族群廝殺和國家解體。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占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三、也談人權（2）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
　　
　　 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劃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有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爭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麽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啟迪。
　　
　　　　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
　　
　　　　我說，“第一、討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近4億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眾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 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麽五個特點。首先，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4000多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裏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註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爭論這屬不屬於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三、也談人權（3）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缺一不可。實際上西方也很重視集體的權利：西方過去和中國簽訂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代表的就是西方國家和國民在華的集體權利。治外法權就是集體權利。
　　
　　 美國過去制定種族隔離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白人在各個方面的集體和個人的特權。人權中的民族自決權就更是集體權利了。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這個擔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反過來看，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方說，丹麥漫畫家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可以損害十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能夠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於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一個貧困的國度裏，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饑餓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國家秩序。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裏，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具體的人權問題上也一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比方說，一個政府現在有1千萬美金，這筆錢可以用來改善大學生的宿舍，可以用來改進監獄犯人的居住條件，也可以用來建設廉租屋，這些用途都屬於改善人權，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權的優先順序時，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麽是普世價值，什麽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他走，這是沒有道理的。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接受這種解釋。歐洲首先應該去說服美國人接受這種觀點。
　　
　　 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來日內瓦人權理事會議介紹荷蘭的外交政策，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的權利，他還點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蘇丹、也門五個國家的名，指責這些國家對同性戀者判處死刑，並說世界上還有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位犯罪行為。如何評價各國法律對同性戀的立場是一回事，而荷蘭所認定的這種所謂歐洲價值是否屬於普世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別人還跟不上。
　　
　　 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麽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三、也談人權（4）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
　　
　　 歐美有這麽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麽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的《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麽不少歐洲國家裏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麽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麽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社文權利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麽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
　　
　　 荷蘭和英國女性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平均要低20%到25%。法國低10%左右，這是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統計。而且這些數字與十年前的1994年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差別還擴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國的差別也在20%以上。（順便說一句，日本和韓國差別更大，日本在 40%，韓國在45%左右，說明這些國家婦女權利還大有改進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訪問北京時對中國女大學生說：你們可以來日本介紹男女平等，恐怕不完全是客套話。）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誌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1）
　　
　　
　　 與人權有關的還有個公民社會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各個社會群體追求的利益也開始分化，於是出現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它們促進了社會利益相對的均勻化和平衡化，這確實是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特點。
　　
　　 中國現在也出現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處理了很多政府不該處理，也處理不了的事情，這是社會自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人民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對於加強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於優質民主社會的形成，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們鼓勵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會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這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真是希望我們國家能產生一大批優秀的公民社會組織，不沾官氣，展示自己的自主性與活力，大大推動我們的各項事業。
　　
　　 我還希望其中一些組織最終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體制束縛，馳騁於國際舞臺，代表著崛起的中國公民社會，憑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與世界其他地區主持正義的公民社會一同努力，改變現在世界上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公民社會比例過大的狀況，為建立一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公民社會問題上，照搬西方推動的公民社會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效果並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有這麽一個預設：公民社會相對於政府而存在，公民社會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與政府的關系是一種對峙的關系。西方還有自己的戰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親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來對付與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國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會在蘇聯、南斯拉夫、東歐政治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我去過進行了“顏色革命”的烏克蘭，看到示威遊行的群眾揮動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旗幟，也有歐盟的旗幟、美國的旗幟，英國的旗幟、德國的旗幟，反映出這些國家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西方資助的。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廣場上很多遊行者揮舞著西方國家的旗幟。西方鼓勵這種民間與政府對立的方法，公開扶植親西方的政權，而不考慮這種做法給這些國家的百姓帶來什麽結果。“顏色革命”使得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陷入動蕩，總體效果不佳，但迄今為止西方對此進行反思的人還不多。
　　
　　　　公民社會必定與政府對抗這種哲學也體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次，我在巴西參加一個討論消除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討會，貧民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他們城市的人口經常一半以上住在貧民窟。怎麽解決這個問題？
　　
　　 一位歐盟代表在會上發言說，公民社會應該動員起來，與政府作鬥爭，讓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來解決貧民窟的問題。會議主席問我，中國人怎麽看這個問題？我說，走訪了大量發展中國家後，我認為在消除貧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中國的經驗是：不要老是搞什麽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對抗，而是促進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確立消除貧民窟能夠造福各方這樣一種大的共識，然後制定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貧民窟改造方案。我說，你們可以組團到中國去訪問，實地了解一下中國是怎樣做的。中國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但總體上利大於弊，比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對立和對抗，這在族群比較單一、法制比較健全、教育普及、中產階級壯大的國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在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對抗容易帶來社會分裂和沖突。我1994年曾訪問過黎巴嫩，當時整個黎巴嫩已經擺脫了長達15年的內戰，一派百廢待興的景象。
　　
　　 從我在實地了解的情況來看，黎巴嫩的公民社會在內戰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相當活躍的。但是這種公民社會是完全分裂的，分別附屬於不同宗教、不同派別，如馬龍教派、德魯茲教派、遜尼派、什葉派、長槍黨等，更像是中國文革時期的各種鬧派性的組織，它們實際上加劇了黎巴嫩的分裂和沖突。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2）
　　
　　
　　 我在黎巴嫩駐埃及的領事館辦簽證時，看到領事館的墻上掛了一張畫有和平鴿的宣傳畫，上面寫著：“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復生。”表述了一個民族經歷無數大劫，仍然堅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動。
　　
　　 但這是詩人的浪漫表述，現實要殘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實地一看，這個曾被稱為“中東巴黎”的城市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戰爭的痕跡，整個市中心，包括希爾頓飯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殘垣斷壁了。這場內戰使這個人口才300多萬的國家失去了14萬生命。
　　
　　 我的導遊是個60來歲的過來人，他對我說，“戰爭已經過去了幾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還在一路走低，誰都想離開這個國家，如果我有女兒，一定讓她嫁給你。”老頭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德國工作，一個失業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會現在也很發達，2006年該國又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大選，產生了一個親西方的政權，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贊揚，但那年夏天一場突來的以、黎沖突，美國遲遲不讓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戰後重建化為烏有。直到本書完稿之時，黎巴嫩還未能產生自己的政府，各種教派和黨派的利益無法整合，外部的各種幹預使黎巴嫩的局勢更趨復雜。
　　
　　 我真是希望這個美麗的地中海國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覺得，照西方這個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張的那種公民社會，黎巴嫩恐怕很難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盧旺達也是這樣，它的非政府組織大概可以算是整個非洲大陸最活躍的了。據說按人均計算，盧旺達的非政府組織為非洲國家最多，但它們沒有能夠阻止後來的種族大屠殺。西方人權理論和公民社會理論的很多內容都形成於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形成於經濟和教育發達的社會，而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是多民族、多族群國家，經濟和教育都不發達，盲目使用西方概念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族群沖突。一旦以族群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大量產生，就會導致族群關系的緊張和對抗。
　　
　　　　尼日利亞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頗為發達的國家。但我去過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裏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險。我的感覺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個小時，就是一種奢侈。尼日利亞有那麽多促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但究竟保護了多少人權？非政府組織越多，社會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這個觀點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還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組織比中國多幾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與中國的差距都很大。從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會非常活躍，但從我的實地了解來看，相當一部分組織被黑社會控制，甚至就是黑社會的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貧民窟觀察過，貧民窟裏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控制著貧民窟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不少組織是真正在為勞苦大眾做事，但也有出於其他目的的組織，如專門負責偷電的組織，從某個地方把電偷偷地接過來，再賣給貧民窟的居民。還有負責貧民窟安全的黑社會組織，你要交保護費。為什麽印度改造貧民窟這麽難？因為貧民窟裏的人都組織了起來，而這些組織中相當一部分受黑社會控制，黑社會又與各級政客勾結，貧民窟永遠是各級政客的票倉。孟買市中心通向孟買國際機場的大道旁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寬這條公路，但幾年下來了，條件談不妥，一些劣質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客利益結合在一起，輕而易舉地“綁架”孟買市民的整體利益，阻礙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是印度民主體制在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一個嚴重瓶頸。
　　
　　　　美國福特基金公民社會項目的負責人Michael Edwards倒是個比較坦率的人，他寫了一本叫《公民社會》的書，其中提到了公民社會與政府必然對立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運作的最佳模式。他說，現在很多公民社會“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體，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會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則也會出問題”。他贊成走協商共識的道路，不要老是強調各方的對立，而是強調如何最好的解決問題。這個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3）
　　
　　
　　 我認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一定要與一個國家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實際上西方國家自己的公民社會也是這樣的。丹麥雇主協會主席馬丁森先生曾對我說，丹麥人就像一個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濟的感覺，社會上對抗比較少，議會裏討論問題也比較容易形成共識，一般總有80%的議員意見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
　　
　　 瑞士也很少出現罷工，為什麽？因為在1937年整個瑞士面臨德國法西斯入侵威脅之時，瑞士機械制造業的勞資雙方代表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約定一旦勞資雙方發生了糾紛，雙方都要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或者請第三方進行調解仲裁，資方不得隨意裁減工人，關閉工廠，工人一般不進行罷工。這樣做既保護了雙方利益，也保證了生產。
　　
　　 後來，瑞士其他行業也紛紛效法，簽訂類似協議。1941年戰爭最困難的時候，聯邦政府通過法律把這種形式固定下來。這樣，瑞士幾乎很少發生罷工事件，即使發生了，往往規模也有限。
　　
　　　　臺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臺灣在民主化方面，學習了美式民主，強調對抗，結果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導致了政黨惡鬥、商業化炒作、族群關系撕裂，經濟嚴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數上升，難怪2008年大選前，臺灣《天下》雜誌一篇文章《懷念沒有藍綠的日子》，引來多少人的噓唏，甚至到了今天，全臺灣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關註民生的強勢領導人蔣經國先生。
　　
　　 國民黨統治臺灣時期沒有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臺灣訪問，特別在臺北，你可以體察到臺灣社會存有這種讓人感到溫馨的文化底蘊，人與人很客氣，很禮貌，溫良恭儉讓，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臺灣社會雖有不少問題，但濃濃的中華文化氛圍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陸借鑒。
　　
　　 我個人覺得臺灣社會本應該在這種和諧的中華文化基礎上發展出一種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但臺灣卻走上了一條照搬美國對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現在主張族群和諧的馬英九先生上了臺，提出了“臺灣民主再造”的口號，能否成功，還需觀察。
　　
　　　　總之，一個公民社會，如果它能使一個社會最終變得更加團結，更加繁榮，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蕭條，更加混亂不堪，那麽就是一個高質量的公民社會；如果它使一個社會從團結走向分裂，甚至從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質的公民社會。我看黎巴嫩、盧旺達等國家的情況屬於後者。公民社會和政府可以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種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我們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少學一點對抗式的美國模式，多學一點丹麥、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動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2008年抗震救災體現出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巨大能量，幾乎在一夜之間呈現了一個全民參與的、開放的、透明的現代救援體系。這種民間和政府之間建設性的互動關系大大提高了我們社會的凝聚力，不僅為我們的抗震救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為中國今後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於民心的崛起，在於每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感、參與感和自豪感。
　　
　　 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把中國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們的政府和公民社會團結在一起，把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真是13億人眾誌成城，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互相提攜，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偉大力量。我希望中國式公民社會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並大大豐富國際社會關於公民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五、讓理性的聲音占上風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總理訪問加納，拜會了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裏，緊挨著大西洋邊，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裏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
　　
　　 在一個布置得非常簡樸的會客室裏，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和李鵬探討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
　　
　　 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占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
　　
　　 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納訪問，專門去參觀了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紀念館，紀念館的小賣部裏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加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結合加納實際，學習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全球化徹底脫鉤。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減政府開支，再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結果是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雕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
　　
　　 為什麽忽視農業？用聯合國貿發大會秘書長素帕猜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麽極左，要麽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 非理性的極、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的解體和南斯拉夫的崩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2
　　
　　 008年西方歪曲報道西、藏、騷、亂，鼓勵西、藏、獨、立，又使更多的中國人堅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國才有希望。這實在是壞事變成了好事。但我們今天還會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高30多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上有很多不滿，其體制自我調節的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意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體制因素的支撐，意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松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可能對我們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瑯瑯上口，富有音樂美，但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做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麽，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
　　
　　 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註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深刻而全面。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贊揚。民主制度在英國的成功一定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就是中國要被開除球籍了，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揮斥方遒。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沖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摻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占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沖動占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老練”, 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
　　
　　 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占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

　　第五章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著天要塌下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只要橫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我們沈著應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只要中國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1）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沈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
　　
　　 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在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橫向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並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和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
　　
　　 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等，終於實現了社會的基本和諧，其中有不少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但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我的觀察，並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裏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
　　
　　 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三倍、五倍、十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那種非常擁擠、骯臟、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城市人口的60%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象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五六百個人才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的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
　　
　　 那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墻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裏都有大量的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走過10來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Kibera 的貧民窟。內羅畢人口的50%住在貧民窟。但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裏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於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2）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的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麽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
　　
　　 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的或者親人的土地和私宅。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
　　
　　 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基尼系數達到了0.45，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並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
　　
　　 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於一個農民，甚至對於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誌於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可能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做這麽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近30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們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
　　
　　 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000萬到1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幹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於低種姓，其他種性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不久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麽否認，要麽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5000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
　　
　　 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裏，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比中國的嚴重程度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這個黑磚窯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黑磚窯問題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並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3）
　　
　　 至於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於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
　　
　　 我走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20多年裏都蓋了磚房，有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開始普及了，中國農村的網民數已接近4000萬。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80年代至今，死於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000萬。僅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7 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目前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4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500 萬人，去年一年死於艾滋病的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的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是青壯年，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麽？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不到50歲。盧旺達的公務員最近在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50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麽也在65歲以上啊。從我的觀察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於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大部分的農村，我們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於非洲。
　　
　　 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於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幹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47歲，烏幹達的人均壽命才45歲，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
　　
　　 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和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1）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遇到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 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25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兩倍。財政收入達5萬億元，中央和地方監管的國有資產超過20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17000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16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復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作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予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我們基本沒有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裏，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往往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作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麽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麽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麽關系？”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十年還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農民收入的優惠措施，很快就導致深圳和上海等地農民工的短缺。2008年抗震救災，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麽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