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隱士 - 岳飛、秦檜、趙構二十大疑案

他對這一切充滿了留戀，依依不捨。 八、九年後，他說過此時內心的企望——“我想給金人下跪，可是連下跪的機會都沒有啊！”

趙構的意誌已經徹底崩潰，他承受不了這麼大的壓力，他忍受不瞭如此漫長的極限生存。 如果此時能夠用全部的大宋國土去換取他生命的安全，他是真會去下跪的。
南京即位之初，趙構滿懷建立豐功偉績的憧憬；揚州讀書之日，他還有一飛沖天的遐想；匹馬南渡之後，他的中興夢已恍如一絲飄渺的幻影；浮海逃生之時，他僅僅只剩下一個庸人求生的本能。

趙構已經意識到：求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完顏粘罕、完顏兀術甚至不屑於給他下跪的機會。 “搜山檢海擒趙構”這個口號再明顯不過了——怎麼求人家也不肯饒了他。 他們已經下決心除掉他這個獨苗，徹底滅亡趙宋，逐步把大宋的全部疆土混入大金的版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趙構一味去求，所以只能得到這樣的結果。
趙構的處境與南宋的那些文臣武將還有所不同，他們還可能有別的出路。
文臣們要求生，可以捨了官職俸祿，避居山野，苟全性命於亂世，趙構登舟出海時，很多大臣就選擇了這條路；如果躲避不了，他們可以叛國投敵，甚至還可以在金國去謀個官職，劉豫、杜充就是這樣做的。
武將們要求生，可以避敵不戰，望風潰逃，劉光世、張俊、王（左王右燮）不正是如此嗎？ 他們不必打得過金兵，只要打得過老百姓就行，就可以去當盜賊發國難財，李成、戚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還可以勾結金軍，希求敵國的恩賞，甚至可以考慮把趙構抓起來送給金國，博取個封王列侯，苗傅、劉正彥就曾經做過這種嘗試……

惟有趙構，他躲到哪裡，金兵就要追到哪裡，他屈膝投降也絕不會有好的結果——要么身首異處，要么如父兄一樣，永遠地被囚禁於東北極寒之地。

趙構要想活下去，除了抵抗之外別無選擇。 可是，此時的趙構心裡越來越明白：以自己的學識、才幹、勇氣、意志，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根本沒有可能去和完顏粘罕、完顏兀術較量。 他只能依靠身邊的文臣武將，可這些公卿士大夫們都不是王佐之才，武將則更無折衝禦侮之力。 更何況，他們還有別的路可走。
靠他們靠得住嗎？
但是，不靠他們又能靠誰呢？
趙構的極限生存還將繼續下去。

浮海逃生的歲月，趙構君臣是在等待和發抖中度過的，他們不得不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金國這個崛起於海隅的小邦可以如此肆意地凌辱、蹂躪一個泱泱大國？ 可以如此輕易地把大宋的皇帝抓到東北，趕進海裡？
正月末汪藻上的那份奏章，把南宋朝臣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呈現在了我們面前——汪藻把一切問題的根源簡單化地認為是武將不忠、無能，而皇帝最主要的問題是對武將駕馭乏術。
這只能說明：趙構君臣雖然遭受了接而連三的失敗，經歷了一次次如喪家之犬般的逃亡，但他們的反思依然是膚淺的。 汪藻的奏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趙構身邊的士大夫們的戰略思維水平，他們對現狀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但遠沒有認識到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沒有看到問題的要害。
趙構、朝廷主要的問題僅僅是駕馭武將乏術嗎？
遠遠不止如此。

宋朝積弱的根源到底在哪裡？ 趙構作為這個中央大國的皇帝，應該如何去改變現狀？ 即位三年以來，他到底犯下了那些戰略錯誤？

回答這種問題對趙構來說太難了，這不是他此時的思維能力所能辦得到的。 汪藻說罪在武將，趙構也就如此認為了，因為這正好契合了他此時的心理。 他正對武將們極度憤恨，但嘴裡連一句重話也不敢說。 劉光世、張俊、王（左王右燮）的行為“人皆切齒”，趙構又豈能不切齒？ 他的痛恨比別人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趙構不敢處罰！ 苗劉兵變使他從此內心對這些手握重兵，不受“義理”約束的武夫心懷懼怕，尤其在此刻的風雨飄搖之中，他就怕得更加厲害。

趙構駕馭武將之術是“以利誘之”，這在他給張俊的那封親筆信裡顯露無遺。 也許因為自己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皇帝，趙構的信中沒有一個字是用軍人的責任去要求張俊，全是利益的計算：如果我被擒殺，那麼，你從建炎元年到現在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保住了我，我一定讓你享盡榮華富貴；保不住我，我想給你榮華富貴也給不了。

應該說趙構很了解張俊，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他們是同一類人，容易理解彼此的心理。

趙構可能還沒意識到：僅以榮華富貴去激勵武將，也就往往吸引的是圖謀榮華富貴的將領。 而要享受榮華富貴，那是有一個前提條件的——首先要把命保住，命沒了還怎麼去享受？
趙構的這一認識局限，決定了他用不好此時真正能砥柱中流的人物，那些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恰恰是不會為榮華富貴所動的，前有重國家大義，自奉甚薄的宗澤，後有渴望盡忠報國，名垂青史的岳飛。 在國運艱難、危險重重的關頭，只有這些人才能帶領大眾力挽狂瀾，他們才是南宋的希望，但他們的英雄壯舉卻一直沒能引起趙構的足夠注意。
人往往習慣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去思維別人，而宗澤、岳飛是與趙構、張俊、劉光世完全不同的“另類”，趙構很難真正理解他們。

皇帝和朝廷逃到了海上，完全喪失了對全國局勢的控制能力，各路、各州、各郡各自為守，徹底失去了統一指揮。 外敵的蹂躪和自己軍隊的失控使大宋子民墮入了空前的災難。 於是，在金兵最為猖獗之時，內亂也接二連三的開始爆發。

建炎四年鼎州的鐘相起義是一個外敵入侵引發內亂的典型代表。

金國要實現徹底滅亡宋朝的吞天夢想，他們不但要打擊南宋的軍事力量，並且要在戰爭中盡最大可能地破壞南宋人民的生存條件，從而加劇宋朝的固有的、潛在的社會矛盾，把南宋逼入為爭奪生存資源而自相殘殺的深淵，動搖趙構朝廷的統治。
趙構即位本來就是承末世衰朽之續，早在徽宗朝，政治的黑暗腐敗和貪官污吏的橫行不法，深深地埋下了社會矛盾禍根，在很多地方，百姓的反抗已經醞釀到了爆發的邊緣。 金國的大舉南侵，使外部矛盾上升到了首位，但是，國內矛盾並沒有就此消失。
建炎之初，李綱、宗澤所採取的一系列策略，都是力圖在抵抗外敵的同時，把國內的矛盾逐步消化。 要達到這一目標，必然會觸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因此李綱、宗澤要獲得成功，僅靠民心尚不夠，還必須有皇權的絕對支持。
趙構在這個問題上也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錯誤。 現存的、潛在的國內矛盾如果駕馭不當，將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年僅二十歲的趙構對之還遠遠認識不到。

建炎四年，金國的滅宋策略迅速將南宋內部矛盾推向了頂點。 趙構朝廷對此既無具有前瞻性的預防，在戰爭中又不知道如何使用有針對性的手段保護經濟和生產，更未實施有力措施來善後。 於此相反，南宋的大部分地區的官府、絕大多數的軍隊在這方面非常稱職起扮演了金軍幫兇的角色，使戰爭的破壞範圍遠遠地超出了交戰區域。
趙構和皇室逃到哪裡，哪裡的百姓就會慘遭荼毒，正如汪藻的奏章所言：“陛下經過哪一路，哪一路就遭受兵火之災；經過哪一州哪一縣，哪一州哪一縣就慘遭塗炭！”如果金兵追及，則是“金虜長驅直入而無人奮起抗敵保民，官軍沿路作惡又不敢將其繩之以法”；即便金軍沒有追及，比如隆祐太后逃至虔州，金兵並未追至，但因護衛的軍隊魚肉百姓，還是激起了大變。
大宋子民在企盼皇帝、朝廷為他們作主，企盼官軍能保護他們的家園，但是皇帝、朝廷、官軍卻成了百姓的“災星”，他們走到哪裡就把禍難帶到哪裡，使那裡的百姓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最後揭竿而起……
汪藻奏章裡的那句警告——“臣恐人心一旦解體，陛下將從此無所依靠啊！這樣下去，陛下將來還能往哪裡去啊！”— —是足以讓趙構發抖的。
事實印證了汪藻的擔心，在他上這道奏章十幾日後，鐘相在鼎州起兵。 朝廷已經對此無能為力，輔臣們拿不出什麼良策。

要安撫，卻既拿不出錢財救濟也不能免當地的賦稅；要平定，更是沒有那個能力。 當地官府除了繼續用孔彥舟這一類的軍賊來鎮壓，也沒有別的辦法。 這無疑是飲鴆止渴，不但沒有除掉禍根，反而助長了這些喪盡天良的軍賊們的氣焰，使他們此後更加肆無忌憚，把更多的百姓逼得造反，朝廷反而還要更加依賴他們——孔彥舟不就是因為逼出了鐘相起義，從而得以從軍賊變成軍官的麼？

這是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長此以往，趙構真的是要落到無處可去的地步。 趙構朝廷雖然對此心知肚明，卻也只能將錯就錯地一路錯下去。

建炎四年，是自宋金戰爭以來宋朝被打得最慘的一年。 天下大亂，亂到了趙構朝廷只能聽之任之、得過且過的地步。 趙構已經只剩下苦捱的份了，只能寄希望於上天的眷顧，祈求上天的保佑，讓他把這場災難捱過去。

建炎四年二月，趙構終於捱到了完顏兀術班師北撤。 雖然大將張俊、辛企宗就帶兵在他身邊，趙構君臣根本沒敢動追擊的念頭，他們還是和金軍保持著足夠的“安全距離”，只盼望著金兵早點離開，越快越好。

趙構考慮的是下一步再往哪裡去，哪里相對安全。 在考慮這一問題時，趙構和大多數朝廷大臣頭腦裡都不自覺地設定了一個前提因素，那就是金兵是不可戰勝的。 有了這個前提，當然是商量來商量去卻怎麼也商量不出一個結果。

建炎四年三月，趙構聽到了一個超出他期望的喜訊——韓世忠兌現了正月裡的諾言，在鎮江江面上截住了完顏兀術。 趙構大感欣慰，他是何等盼望武將敢於去和金兵對陣啊！
接下來的消息更是讓趙構極為欣喜振奮，韓世忠把完顏兀術逼進了黃天蕩。 此時，他甚至在振奮中爽快地同意了呂頤浩的建議，下詔親征，要號令所有兵馬去策應韓世忠——他太需要一場胜利了！
然而下詔當天，趙鼎就給趙構潑了一盆冷水——如果陛下靠近金軍，他們回戈一擊，招架得住嗎？
招不招架得住那要看趙構能不能激勵起武將、士兵去拼死一戰。 這不是趙構心裡能夠有底的，他只能觀察大將們的態度。
呂頤浩和以趙鼎為首的臺諫官們從意見分歧發展成激烈衝突，從表面上看，趙鼎等人以祖宗家法為武器，以呂頤浩專權專橫為把柄，最終把他這個宰相趕下了台。
然而，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實質上，此時決定宰相和臺諫官們鬥爭勝負的是統兵大將們的態度。
趙構要御駕親征，必須依靠當時統兵大將。 從岳飛在廣德接到“王命”這件事來看，朝廷已經全面下達了進軍的命令。 但是統兵大將張​​俊、辛企宗，還有劉光世，他們對北上策應韓世忠一事是何反應呢？
他們的反應讓趙構甚為失望——這邊張俊不肯出兵，那邊劉光世不表態。
趙構再一次發現：如果是剿匪平盜，自己的詔命對張俊、劉光世等將領還能起作用，但要去和金軍較量，自己根本指揮不動他們。

武將們的反應對趙構的最後決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也許光憑趙鼎等臺諫官未必鬥得倒呂頤浩，如果張俊、劉光世、辛企宗積極請戰或者聞命即行，那麼勝利的很可能就是呂頤浩了。 而如果他們不敢打，趙構哪敢御駕親征？

趙構又要自食其言了，這讓他再次失信於天下，並且面臨雙重的難堪——除了出爾反爾的難堪，還有指揮不了軍隊的難堪。

天子的威與信掃地無存。

從趙構開大元帥府起，在歷次出戰和避敵的意見分歧中，趙構最終都選擇了避敵。

第一次是在靖康元年末，宗澤主張救援東京；汪伯彥主張“奉大王於萬全之地”。 趙構採納汪伯彥的意見；
第二次是在建炎元年秋，李綱主張先回東京、如東京不能守，則首先考慮入關陝、其次守襄陽；黃潛善、汪伯彥主張南下避敵。 趙構罷了李綱的相位；
第三次是在建炎三年初，揚州之難後，呂頤浩、葉夢得等人跪在庭外泣請趙構暫留鎮江，聲援江北；王淵勸趙構逃往杭州，趙構聽了王淵的。
第四次是在建炎三年秋，胡寅上七策，請趙構提兵渡江；朝廷的士大夫們意在逃往杭州。 趙構讓呂頤浩罷免了胡寅；
第五次是在建炎三年末，呂頤浩、趙鼎等主張出海避敵，鄭望之反對，趙構貶了鄭望之。
這一次，趙構仍然邁不出向前的一步，最後以呂頤浩罷相，取消御駕親征而告終。
他不是不知道呂頤浩請他御駕親征，決不是要讓他親自上陣，僅僅只是靠近前線一點，起到激勵、監督將帥的作用；他也不是不知道這對鞏固他的統治，收復失去了人心有何等重要的意義，然而自己不會也不敢去打仗，張俊這些武將不敢去，他哪裡還敢動，連喊一喊也心裡都會發怵。

從趙構後來對待呂頤浩的態度看，趙構並不想讓呂頤浩離開朝廷。 儘管呂頤浩此前已經在趙構面前承認了他們這些不練達兵事的文臣難濟今日之急，但畢竟呂頤浩是願與他共患難的宰相，趙構身邊這樣的人已經很少了。
趙構既不願意罷免呂頤浩，也不願意貶謫趙鼎，這幾個浮海逃生時沒有離他而去的大臣是趙構此時的精神支柱。 趙構當然是希望他們同心協力、和睦相處，可他們偏偏要鬧得勢不兩立——再鬧走幾個朝廷就快沒人了！
然而，已經鬧到了這個地步，不罷免呂頤浩這事如何收場？ 更重要的是——御駕親征的詔書又怎麼收得回來？

呂頤浩主持避敵總是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一次言戰就丟了烏紗，誰讓你慫恿皇帝往金軍嘴邊送？

金軍到底是不是強大到了不可戰勝的程度呢？ 事實做了相反的證明。
韓世忠的截江之戰，以八千人阻擋號稱十萬的金軍達四十八天之久。 讓普天下人看到了一線希望——只要善於利用地理上的優勢，發揮自身的長處，抓住金兵的弱點，擊敗、殺傷他們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說韓世忠能在長江上創造奇蹟是因為金兵不習水戰，那麼岳飛與金兵的交鋒則向世人昭示：在陸地上，金軍也並非不可戰勝——只要任將得人、治軍有方、訓練得法、賞罰得當、用兵有謀，南宋完全有可能鍛造出在陸上與金國鐵騎全面抗衡的精銳之師。

不懂軍事也不敢走向抗金戰場的趙構君臣，絲毫沒有從韓世忠、岳飛與金軍的較量中總結出有價值的東西。 他們提起金軍仍然只有恐懼，居然還沒有看到對手顯而易見的弱點，更沒有真正覺察到：李彥仙、趙立、陳淬、岳飛這些將領的頑強抵抗，對金軍尤其是對女真正兵的殺傷，使陝州、楚州、建康城下留下了一具具金兵的屍體——金國經不起這樣消耗。 這些忠臣義士之所以挽回不了南宋失敗的結局，不僅是因為他們位卑權輕、勢單力薄，更是因為他們浴血奮戰獲得的成果在被輕易地葬送。

趙構朝廷裡倒是有了一些變化，完顏兀術的渡江窮追終於替南宋把那些割地議和派“清除了”，把趙構君臣逼上了抵抗的道路。 但如何去抵抗呢？ 不論是趙構還是他身邊的文臣武將，沒有一個能真正拿出有效的方案。
范宗尹所能提出的也不過是一個“稍复藩鎮之法”的措施，這種分散力量的消極防禦戰略，表明他們“實不知兵”；而大雜燴式的鎮撫使任命，又說明他們既無知人之明，也無用人之術。
趙構雖然已經註意到了岳飛，但他並未對岳飛有足夠的重視，這從對韓世忠和岳飛兩人獎賞的差異上看得很分明。
韓世忠截江之戰一開始，趙構立即下詔嘉獎；收到捷報時，趙構不僅對韓世忠作出了極高的評價，還封其為兩鎮節度使，使他成為宋朝自開國以來，繼韓琦、文彥博之後第三個獲此至高殊榮的人；韓世忠遭到火攻敗往鎮江之後，趙構還下詔賞韓世忠軍白金三萬兩。

岳飛收復建康之戰是在陸上與金軍交鋒，並且是在張俊統兵數万卻寸步不敢向前之時，帶領幾千人馬拔去了南宋心窩上的釘子。 按理說，對岳飛也應該重賞，而且獎賞岳飛比獎賞韓世忠容易，韓世忠已經是官至從二品，正任官已經是節度使，而岳飛的階官只是小小的武德大夫，官秩不過是正七品，在宋朝武階中居第16階，岳飛的遙郡官為英州刺史（遙郡官中最低一階），可以擢升的空間很大。 然而，朝廷只升岳飛為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 武功大夫也是正七品，在宋朝武階中居第15階，遙郡防禦使比遙郡刺史高兩階，通共算在一起也就是升了三階。

趙構賞賜岳飛的是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槍、百花袍等，與賞給韓世忠軍的三萬兩白金相比，就顯得太菲薄了。 這種賞賜方法不像是在論功行賞，倒頗有些看人打發的味道。 （如果岳飛像苗傅一樣帶的是皇帝的護衛軍，趙構肯定是不敢這麼打發的。）

治軍之道，賞罰必須公正分明，否則趙構朝廷想要扭轉軍隊的頹勢，那會比登天還難。

在此不得不再提一下戚方，如果說對岳飛的賞賜還只是有失於公平，在對戚方的處理上就完全是是非不分了。 這種不抗外敵、四處作惡的悍匪，不但在被岳飛追得走投無路時還能絕處逢生，而且他燒殺搶掠的滔天罪惡可以通過獻上珠寶而一筆勾銷，甚至跟太監們打打“業務牌” 就可以在軍隊中照樣升官，還升得不比岳飛慢多少。

這是在鼓勵軍人遇敵逃跑，鼓勵官軍去當盜賊。 賞罰如此，又怎能不讓那些與金兵浴血奮戰的義士寒心？ 能對此不予計較的人又能有多少？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真有一個不計較官職、賞錢的將領來到趙構面前時，趙構卻他遠沒有當年宗澤那樣的慧眼，能看出岳飛是一個難得的將才。

九、在真相的背後

建炎四年，南宋如大江決堤，連皇帝都落到了浮海逃生的地步，其背後有著深刻的原因。

對比一下兩國的戰爭條件和綜合國力，宋在人口、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都處於絕對優勢，疆域內又有峻嶺雄關、長江大河等眾多有利的地形條件，還有堅城強弩、海舟戰艦……
難道僅僅因為缺乏戰馬，組建不了強大的騎兵，就一定要敗到如此不堪的程度？
顯而易見：宋的失敗只能是敗在“人”這個最關鍵的因素上。 也就是說，“人”的問題不解決，即便有充足的戰馬，宋依然會敗。
分析南宋失敗的原因，我們也不必去為古人想辦法，只須看看當時的人曾經提出的建議和方案，分析一下這些方案的可行性，並參照戰爭中實際發生的情況，評估一下如果這些方案得以實施或部分得以實施，能不能使南宋避免建炎四年的慘敗，或者能不能使南宋不至於敗到這種地步。

先回顧一下建炎元年李綱提出來的幾項重要建議：

1、對金策略：能守然後才可以戰，能戰然後才可以和。 如果戰不能勝，慾和則更無可能。 應勵精圖治，先求固守，等政事修、士氣振，然後方可大舉。
2、力爭保住東京、中原，沿黃河、淮河、長江設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依次駐軍防守，建立梯次防禦體系。 屯積錢糧，盡力使帥府能積聚的糧草夠三年之用，要郡夠二年之用，次要郡夠一年之用。

3、如果沒有固守東京的把握，則以經營關陝為首選，次則退守襄陽，萬不得已時退到建康。

4、嚴懲僭逆、偽命，整厲士風，改變士大夫階層鮮廉寡恥的現狀。

5、改革軍政，嚴格紀律，分明賞罰，以振奮士氣，改變軍隊現狀。
6、括買馬匹，增加騎兵，並製造戰車，以克制金國騎兵。
7、在長江、淮河一線製造戰船，擴編水軍。

上述建議的第一項是基於對宋金關係發展趨勢的正確判斷而提出的基本國策，事實證明：背離這一國策，寄希望於割地求和，不修戰備，其結果只能是堅定金國徹底滅亡趙宋的決心，助長金軍猖獗南侵的氣焰。
趙構朝廷在基本國策上犯下大錯，決定了他們此後又接連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

上述建議的第二項是防禦戰略的基本點（此策雖然有缺陷，但當時沒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案，故本文以此方案來分析），意欲將防禦的主戰場設在北方。 這是李綱綜合了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的考慮之後提出來。
從政治上看：趙構堅守中原可以昭示天下——新天子是有德之君，不割祖宗之地、不忘父兄之仇、不棄大宋子民。 這對於以支子即位的趙構來說，無疑有利於鞏固其帝位、有利於增強其政治號召力、有利於其獲得民心的擁戴；對於國家來說，穩固了趙構的帝位，可以避免宗室爭位、群雄並起，避免陷入內亂。

從經濟上看：堅守中原不僅可以保證富庶的江南不受戰爭的破壞，還可以避免河南、山東、江淮的農業生產和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為持久抗戰保存經濟支撐力，保住拖垮對手的條件。

從軍事上看：把主戰場設在河南、山東、黃淮地區，可利用的克制金國騎兵的地理條件不如關陝、襄陽、江南，在短期內無法擺脫被動防禦的局面。 宋軍雖然在戰鬥力上居於劣勢，但在數量佔絕對優勢；兼之金軍秋高而來，春暖而去，進攻週期很短。 宋朝只要措置得法，是可以做到在防禦中消耗金軍的。

正是因為從多方面權衡了得失，所以李綱把守住中原作為建炎之初的最高戰略目標。 但是，出於對當時現狀的了解，尤其是經歷了兵敗河東的挫折，李綱對軍隊已經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他對守住東京、中原並沒有絕對的把握。

上述建議的第三項實際上是預備案，如果經過努力，依然得出東京守不住判斷，則可以退而求其次。 但預備案的核心是——不到萬不得已，趙構和朝廷不可離開北方。

建炎三年，曾經必欲置李綱於死地而後快的張浚，其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實施李綱提出的經營關陝的計劃；建炎四年，趙鼎也開始認識到李綱退守襄陽之策的道理。 （這一點還可以從趙鼎後來力主岳飛收復襄陽得到證明，下文會有詳敘，此處暫不論述。）

上述建議的第四項、第五項意在改變宋朝文恬武嬉的頹態，此非一日之功，但必須立即著手，因為這正是要改變“人”，醫治宋朝的病根。
上述建議的第六項是當務之急，其實施的難度很大，但並非不可能。 （後來岳飛在條件比建炎初差得多的情況下，依然組建起了一支精銳騎兵，可作為證明。）

上述建議的第七項是確保江淮的措施，實施起來沒有任何困難，對於南宋來說，擴編水軍比組建強大的騎兵那會簡單得多也快得多，宋朝的造船業已經相當發達，長江一線也有充足的兵員，完全能夠在短時間內初具規模。
以上所有的方案，趙構都有實施的條件，並且他也具備實施的能力。 即位之初，他可以決定不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宰相而外用李綱，並且還可以為此輕而易舉地罷免范宗尹、顏岐，這足以表明當時的朝廷裡還沒有人能把意志強加給他這個年輕的新天子——徽宗、欽宗朝的那些元老、重臣，有的在趙佶和趙桓的明爭暗鬥中被誅殺、流放，有的如何栗、孫傅、張叔夜一樣被擄至金國，有的如耿南仲一樣犯下了誤國大罪，有的如張邦昌、王時雍身背僭逆、偽命之罪。 而那些“隨龍人”除了定策之功，又實在沒有別的政績、戰功值得一提。
權力走廊接近真空。
在填補這一真空的人當中，除了李綱，還沒人能有資格被扣上“震主之威”的帽子，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趙構也能罷免李綱。

如果趙構在宋金關係上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就應該會重用李綱、宗澤、張所等主戰派領袖，那麼上述的李綱的七項建議是完全可能實施的。
不該做也做不得的事趙構做了不少，這些該做也能做的事他卻一件沒做。 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如果他做了一兩件，南宋不會敗得如此之慘，他也不至於差點在海上翻船喪命。
尤其是李綱提出的在江淮擴編水軍的計劃，其必要性更是在這次戰爭中被徹底證明，其可行性也能夠從韓世忠截江之戰看得清清楚楚——至少在水上，南宋很容易取得優勢，金軍要適應水戰至少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建炎三年初，如果有強大的水軍守衛淮河，趙構又何須倉惶渡江？ 如果有強大的水軍守衛長江，趙構渡江後又何須一路逃跑？ 現在金軍又如何能如此輕易地連渡淮河、長江？ 又怎麼可能讓完顏兀術深入腹心之地、橫掃江浙？

孫子兵法雲：“不恃其不來，恃其有所不敢來”。 從李綱罷相起，趙構朝廷不是想方設法提高軍事力量和軍隊的作戰能力，讓金兵不敢來，而是一直奉行所謂“忍一時之辱，圖千秋之業”的“深謀遠略” 。 辱倒是忍了，挖空心思地設法滿足金國對土地、財富的要求，想讓金兵不來，可結果是越忍越辱。

除了李綱之外，宗澤等人也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建議，例如：
1、全力支持兩河義軍，使其對金軍形成牽制；
2、誓死守衛北方，保護人民，保護農業和經濟，變盜為兵以加強抗金力量；
3、爭取西夏與宋結盟，既減輕陝西的壓力，又使金國有後顧之憂；
4、尋訪遼國貴族子孫，鼓勵其起兵擾動金國腹心。

宗澤的建議表明當時他已經充分認識到：大宋除了地理條件之外還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力量，金國一舉滅亡大宋是不可能的。 在內，反抗異族的侵略是北方人民的願望；在外，西夏和遼國的殘餘勢力是有可能聯合的，在對金問題上，他們與宋有著共同的利益。 （完顏粘罕對此從來不敢掉以輕心。後面我們將會看到，張浚一著手經營關陝、聯絡西夏，金國立即做出了什麼樣的反應。）

然而，這些建議趙構也一個沒有採納。 宗澤在沒有朝廷支持的情況下，在北方盡最大可能做了他能做的事，這些努力在建炎元年末至建炎二年初的東京保衛戰中顯示出了作用，趙構也得以在揚州平安地過了一年。

事實證明了宗澤判斷的正確性，但趙構朝廷仍然沒有因此而有所改變。 此後，他們坐視尚在為國守土的兩河忠臣義士被困到矢盡援絕，坐視包括信王在內的北方義軍被金兵逐個擊破；在外交策略上，趙構絲毫意識不到聯絡西夏和遼殘餘勢力的重要性，不僅沒能設法與西夏達成聯盟，他們割地求和的態度反而使西夏覺得南宋朝廷懦弱無能，由此更加不敢開罪金國。
趙構這是自斷左膀右臂，為金軍長驅江淮鋪平道路。

建炎三年胡寅提出的“七策”，大部分是把李綱、宗澤等人以前的建議重提，但另外有一條很值得注意——讓趙構親自統帥軍隊，建立天子之軍。

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指望一個已經武裝起來的人心甘情願服從那個沒有武裝起來的人，或是沒有武裝的人廁身於已經武裝起來的臣僕之中能夠安安穩穩，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為一方抱著蔑視的態度，他方抱著猜疑，這兩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處共事的。所以，一個君主如果不懂軍事，除了已經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獲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夠信賴他們。”
這一觀點用在趙構身上十分合適。 儘管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人對趙構的態度也許還不能稱之為蔑視，但敢於公然抗旨卻是不爭的事實，這至少說明他們對趙構沒有一個臣子對皇帝應有的最起碼的敬畏之心。

趙構也許不能把其中的道理總結得像馬基雅維里這麼清楚，但他的行為卻足以說明他已經知道自己在武將心目中的份量，他又何嘗不希望自己對軍隊有足夠的掌控力？

然而，在趙構看來，自己統率軍隊無疑會增大了生命危險。 儘管統率軍隊不等於親自上陣，僅僅只是有靠近敵人一些的可能，但趙構還是邁不出往前的一步，他連這個膽量也沒有。
趙構這個在戰爭中即位的皇帝，在必須靠軍事力量解決問題的危亡關頭，不敢出來掌握軍隊。 不敢去經歷，所以永遠不會真正懂得戰爭；不懂得戰爭，所以把那麼多有價值的建議、那麼多有利條件都白白丟棄了。 他認識不到以南宋的戰爭潛力，只要敢於抵抗，只要能堅持下去，儘管可能會遭受不少的挫折，付出不小的代價，但哪怕是硬拼，也可以把金國拖得由強轉弱，可以使宋金戰爭的形勢發生變化。

趙構不過是一介庸懦之人，在歷次抉擇關頭，他最終都選擇躲到一個“萬全之地”。 自己要躲開危險，當然只能是靠別人去承擔危險的使命，而能驅使別人去出生入死的，在趙構看來一個是“義理”，另一個是榮華富貴。
史載：趙構在讀《資治通鑑》之初，就特別推崇司馬光。 這很可能是因為司馬光在開篇時的那句話說到趙構的心裡去了——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仔細閱讀史料，就會發現在趙構讀《資治通鑑》之前，幾乎看不到他的言論裡出現“義理”一詞；但在他讀《資治通鑑》之後，“義理” 就總是掛在他嘴邊，諸如“士大夫當知義理”、“武人少知義理”之類。

趙構所理解的“義理”，無非是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的人，應當為天子奔走而服役；無非是君臣之間，如天地不可易位。

人處在不同的位置，就往往會有不同的利害計算，​​而他自己的價值判斷也往往會被這些利害計算所左右。
趙構當臣子的時候，是不太可能對司馬光的這番言論推崇備至的，因為那時“義理”要求他去奔走服役。 按“義理”的要求，他在靖康元年末絕不應該避敵，而應該冒著生命危險去救援東京。 那時，“義理”對他個人的利益是不利的；現在，他成為了皇帝，“義理”要求天下人為自己奔走服役，對他個人的利益大大有利。 於是，趙構就“恨不能與司馬光同時”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如此，只不過往往察覺不到自己的價值判斷在被利害計算左右而已。 在現實中，那些自身的利害計算不能左右其價值判斷的人其實是少數，而且他們常常被視為怪人，比如宗澤。
趙構以“義理”來要求南宋的文臣，這也算是他讀《資治通鑑》的收穫吧。 對於武將，趙構一直認為他們比不了讀聖賢之書的文臣，不太容易用“義理”來驅使，於是想以榮華富貴換取他們的忠心。

趙構原以為憑藉這樣的馭人之術，他就可以在遠離戰火的萬全之地驅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的人，讓他們為自己擋住金兵，為自己成就中興大業。 這種幼稚的想法可以概括為——不必自己有文韜武略，只要會用有文韜武略之人；不必自己親冒矢石，只要能使別人舍生忘死。

但實際情況卻絕非如此，趙構對治國用兵一竅不通，就識不出誰是張良、韓信，遇到臣子們有不同的意見，他沒有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 正因如此，即位三年以來，他一次次將那些真知灼見棄之如敝屣，在關乎生死存亡的重大決策上一次次鑄成大錯。 雖然每一次錯誤都有輔國重臣出來代君受過，但是這些錯誤所造成的後果卻是他想躲也躲不過，必須去承受的。

隨著國運江河日下，趙構自己的處境也越來越凶險。 到了登舟出海的生死關頭，趙構突然發現“義理”對大多數士大夫已經不起作用，而榮華富貴也已不能使武將替他去賣命。
趙構真的是束手無策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朕何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