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博通 - 另一個角度看曆史：冷戰

248.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⑥）
之所以産生迷局。
那就是因爲，無法看清大躍進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並沒有把大躍進看成是毛澤東的一次戰略，並且沒有深刻的理解到共産主義死結的問題，以及官權與族權之間的矛盾。
說的更深一點，那就是並不認爲中國自己是在進步的，而是認爲中國是落後的，正是因爲沒有看到自己的進步，所以認爲自己又走了老路。
並且最重點在于不明白爲什麽失敗了。
也就是說，假如沒有看明白這些問題，那麽自然認爲毛澤東又回到了老路上，去追求控制力去了，那麽，這並不是不合理的，因爲視線無法看清整個事情的全貌，那麽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假如什麽都不去思考，只是從一個表面去看曆史，那麽曆史的面貌自然是這樣的。
但我認爲，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
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大躍進是一次原本就在毛澤東心中計劃好的戰略，還是大躍進是在發展中逐漸出現的，這兩者的區別是根本區別，甚至是看待問題的一個分水嶺。
他們最大不同就是在一個問題上。
大躍進是不是需要成功的。
後者自然是必須讓大躍進成功，因爲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大躍進，那麽大躍進作爲一種在發展中出現的運動，那麽自然必須是追求成功的，而最終失敗了，自然是得不償失的，造成了很多問題的一次錯誤運動。
但是，如果大躍進是一種戰略，那麽大躍進就有了可以失敗的理由，那麽這個理由是什麽呢？
那就是毛澤東要利用大躍進的失敗來讓自己承擔責任。
那麽毛澤東爲什麽要去承擔這個責任，或者說毛澤東爲什麽要去犧牲他自己呢？
因爲毛澤東認爲，只有犧牲了自己，才能壓制的住死結雙方的爭鬥，而如果不壓制雙方的爭鬥，那麽必然在之後産生雙方的爭鬥。
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了後來的結果，那就是死結的雙方：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必然爭鬥，這個結果並不是在建國後的發展中明白的，而是在一開始就明白了。
所以，毛澤東需要用自己的犧牲，來成就革命，也就是說，讓自己去承擔責任。

249.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⑦）
說到底，一切的根本就在于，生産力和資源不夠，這才毛澤東采取大躍進戰略的初衷，大躍進一旦失敗，並不是毛澤東戰略的結束，相反是他戰略的一個開始。
大躍進的失敗，會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人們會承認一點，那就是生産力和資源並不會憑空蹦出來，是需要通過發展才能得到的，這一點是毛澤東希望達成的最終目的。
也就是說，發展生産力和發展資源是毛澤東在承擔了大躍進責任以後下來爲新的接班人上台來實現政策的一條新路。
毛澤東自己去承擔問題的責任，而後任者發展則是一條新路。
並且在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和不切實際的各種想法，都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並不是由兩方誰造成的，而是毛澤東自己造成，如果可以把結論引導成這樣，那麽毛澤東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犧牲，來成就後人。
因爲，鬥爭綱領和理論共産主義，一定會不停的掐起來，雙方最大的爭議就是貧與富的問題。
社會資源的稀少和生産力的不均已經生産力的低下，自然造成理論共産主義的不滿，而把發展所造成的貧富問題，歸納與脫離了共産主義路線的錯誤是一定會出現的。
也就是所謂的走資派。或者叫右派。
但事實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真的去想走資本主義路線，卻更難。
因爲在官權的作用和行爲論的作用下，想要讓官權變成徹底的族權是不容易的，因爲族權難以過得了行爲論這一關。
也就是說即便官權變成了族權，最終也會重新回到官權，卻難以真的從此就變成族權。所以，想真的去做走資派，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爲族權是一種落後的方式，而官權的方式原本就比他先進，所以即便是官權回到了族權，也一定是向前發展，而難以向後發展。
如果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一種經濟學理論，那麽不但沒有理解資本主義的根本，更是沒有透徹的弄明白資本主義的堡壘法是如何運作的。
在中國這種盤香法的環境下，更是難以建立穩固的堡壘法。
所以，走資派這種想法，是理論共産主義對于鬥爭綱領的一種鬥爭方式，是死結造成的一種結果。
那麽反過來就行了麽?

250.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⑧）
答案是也不行.
因爲生産力和資源不足，一旦按照理論共産主義的要求去實行，最終注定從理論共産主義所追求的通過生産力來創造大量資源來達到共富。
變成均貧。
舉例來說，什麽是共産主義，共産主義的根本是一個高資源高福利的社會，也就是資源多到了一種不用分的地步。
我們假設一個人每天要吃1碗大米飯，這個地方有10個人，那麽很簡單的就是這裏的10個人每天要吃10碗大米飯.
如果當資源極多的時候，每天可以給他們供給100碗大米飯，那麽他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紛爭的理由。
因爲資源多到了一種極限，也就是資源多到了人接受不了的極限，那麽分配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很簡單，一個人一天只需要吃1碗米飯就可以了，他可以吃2碗，甚至3碗，但不管怎麽說，他吃米飯是有極限的。
也就是說，人的接受能力是有極限的，當你吃到5碗的時候，你就受不了了，何況每天給你這麽吃，你根本就受不了，所以，最終不用別人跟你說，你自己就不爭了。
那麽另一個高要求就是，你的資源是怎麽得到的？
答案是生産得到的，也就是說，另一個必要因素就是高生産力。高生産力和高資源就可以促成共産主義，因爲資源太多了，人們失去了爭的意義。
但是反過來呢？
如果沒有高資源又沒有高生産力呢？
結果就是爭鬥起來，假設需求沒有變，還是10碗米飯，但是只能産出5碗米飯，那麽這是不夠吃的。
所以，一旦又按照理論共産主義的制度去分配，那麽自然結果就是把5碗米飯分給10個人吃，而這種分的過程就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那就是，這5碗米飯並不一定是10個人共同生産出來，這種現實的情況注定存在，那麽結局是什麽？
結果就是沒有生産力的人，卻可以得到別人用生産力生産出來的米飯，結局就是從共富走向了均貧，理由在于，他們會要求對方把米飯分出來。
而這種均貧會造成一種加速的現象出現。
生産力會快速的萎縮。

251.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⑨）
生産力爲什麽會萎縮？
因爲道理很簡單，那就是生産了也是得到那麽多，不生産還能得到那麽多，那麽自然不生産會更加的得利，這樣的現象就發生在大鍋飯中。
那麽這不是很奇怪麽，只要大家一起生産，就自然可以得到更高的生産力，爲什麽生産力不但不增加，反而會降低呢？
因爲生産力是不同的。
人之所以會出現貧富差距，實際上和人的心是善還是惡是沒有必然關系的，我並不相信世間有必然的善與惡，我認爲人近善則善，近惡則惡，並且雙方是可以轉換的。
所以，導致貧富差距的根本就是生産力的不同，而對于族權來說，爲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自然是可以讓自己更加安全的一種方式，那麽排他就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
族權和官權謀求生産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族權需要爲“自己”謀求更多的生産力，那麽外侵是自然的，而官權需要爲“系統”謀求更多的生産力，那麽容進越多的人，不但不會減弱“系統”的力量只會越來越強。
那麽爲什麽理論共産主義會失敗呢？
理論共産主義失敗的根本是在沒有達到可以實行理論共産主義的高資源和高生産力的情況下實行了共産主義制度。
那資源和生産力都是不夠的，所以他不但不能增加積極性還會打壓積極性，因爲問題在于兩點，第一點是簡單的，那就是不生産也能得到相對應的資源，那麽生産積極性就下去了，生産積極性下去了，資源自然減少。
另一點就是非常關鍵的了，那就是一旦按照這樣執行，找比別人富的人就會很自然的成爲一種運動，這種結局就是不斷的相互監視。
而誰都不敢成爲富的人了。
這樣提高生産的欲望自然就被壓低了，但問題是一旦這樣的行動開始就很難停下了，因爲富有是一種概念，就好像有100元是富有，後來10元是富有一樣。
隨著相對資源的減少，那麽原來並不算富有的人也開始變得“富有起來”，而社會如果不是靠生産增加資源來分配，是以找誰更加富有的話。
那麽資源最終必然越來少，理由很簡單，因爲社會是需要消耗資源才能維持的，當資源越少，這種找富有的行爲就越會激烈。
逐漸形成了“貧窮”的族權和“富有”的族權，雙方在不斷的相互尋找中越來越弱，那麽社會也就變得越來越極端，最終失敗。

252.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有制並不絕對代表社會主義或者共産主義，而私有制也並不代表著資本主義。
如果認爲共産主義是公有制，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那麽就是把兩種學派當做了經濟學上的理論了，但問題是兩者都不是經濟學理論，而是政治學和社會制度的理論。
爲什麽會出現公有制代表了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代表了私有制？
我認爲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冷戰的出現和蘇聯的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實行公有制的時候，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真實狀態，所以爲了彌補生産力不足和資源不足，蘇聯實行了公有制至上的理論。
因爲實行了公有制至上的理論導致了蘇聯的生産力和資源快速增加，在世界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強國，這種現象導致了思想上公有制等同于共産主義。
而我認爲，之所以是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爲，人們都忽視了社會主義的作用，人爲的壓低了社會主義的存在感，這也是死結造成的結果。
因爲在社會主義中，必然存在私有制，所以對于理論共産主義來說，造成的貧富差距自然是他們不滿的對象。
但問題是，這和社會制度有很大的關系，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他們是族權國家，那麽族權自己的利益自然是重要的，所以盡最大可能把資源控制住，是他們的努力方向。
當資源較多的時候，社會會出現資源增加的現象，也就是僞社會主義的現象出現，當資源減少的時候，自然提供給社會的資源就會減少，那麽自然首先被砍的也是提供給社會的保障。
那麽在官權下，私有制會如何呢？
請注意，官權和族權他們運作的方式是極爲不同的，族權是給予“自己”，而官權是“給予”系統，所以，如果簡單的認爲私有制就等同與資本主義，便沒有看清問題的本質，或者說把公有制等同于共産主義，也沒有看清問題的本質。
對于現代社會來說，稅收是各種制度的主要經濟來源手段，而導致社會活力增加的根本就在于貿易和生産之中，所以不管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可以爲官權本身提供稅收，官權得到了稅收，就可以去進行投資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
而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本身就是商業所必須的溫床，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良性的循環，那麽該怎麽解決貧富不均呢?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那就是官權系統本身就會彌補這個問題，對于官權系統本身來說，在官權系統內的所有的組成部分都是官權系統本身，如果是健康的，那麽官權系統只會越來越強，也就是說，對于官權系統本身來說。
建設基礎設施和投資社會保障，不但不會使得官權系統本身變弱，相反會使得官權系統越來越強大，因爲良好的基礎設施可以吸引來貿易，而社會保障會使得生産力不斷增加。
所以，官權的運作環境和族權的運作環境是不同的，另外，社會主義的作用是必須重視的，也就是說，想要達成共産主義，首先必然達到社會主義。

253.1949-1978（毛澤東的最初方案（11））
所以，當分析清楚了這些問題的時候，回到原點看這個問題。
那麽情況就可以很清晰的看清了。
對于毛澤東來說，假如他什麽都不做，順著正常的軌道去做，那麽結果是什麽呢？
結果是選擇兩邊最終都會失敗。
因爲假如選擇了鬥爭綱領也就是發展經濟，那麽因爲生産力和資源過于低下，連社會主義對資源的要求都無法達到。
那麽結果自然是理論共産主義認爲這是走資派在作祟，也就是他們會認爲，這背離了共産主義的理想。
官權系統的資源和生産力不夠，自然導致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一出現，自然是被認爲背叛了共産主義。
那麽實行理論共産主義就行了麽？
事實上，實行了理論共産主義，也不行，因爲生産力和資源不夠，那麽就會從追求共富變成均貧。
並且一旦形成這樣的格局，就會越來越極端，因爲資源越少，容易極端，那麽越極端就越是造成生産積極性的破壞。
這種惡性循環會不斷的持續下去，並且也難以扭轉。
所以，一切的根本就是我們的生産力和資源不夠，無法爲官權系統提供足夠支撐起理論共産主義所需的資源，又不能發展輕易地發展。
雙方的爭鬥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一定會發生。
並且一旦發生雙方的爭鬥，兩者就無法停下來，因爲他們本身就是同源的，相互之間很難徹底的切開，則最有可能形成的直接結果。
就是，官權從此退化爲族權。
如果一旦退化爲族權，那麽爭鬥不但不會休止，相反會變得更加激烈，當更加激烈的時候死結就更激烈。
這種複雜而相互矛盾的情況一旦出現，那麽官權也就退化爲了族權，也就是說，中國也會出現蘇聯的現象，那就是從追求構建系統上。
變成增強控制力上，而一旦變成如此，最終必然走向失敗。
一切最爲尴尬和諷刺的是，假如能夠解開死結，並且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最終一定能到共産主義，但死結阻礙著這一切，能否打開就是最關鍵的問題了。
毛澤東並不是在問題發展了以後看明白了這個問題，而是在之前就已經看明白了，所以他要發動大躍進，但出了問題。
一個原本毛澤東信任的人，單純的人，卻並不明白自己的行爲正在攪亂毛澤東的大戰略。
最終讓毛澤東的戰略失敗，改變了局勢。
講明白這個問題的開端，就可以正式的開始分析建國後的情形了。

254.1949-1978（解放西藏①）
對于1949年的中國來說，西藏還並沒有解放，之所以上來先說西藏問題，因爲這關系到西藏問題本身，還關系到中國和印度的關系，還關系世俗與宗教的問題，所以需要說明白。並且三大戰役和國民黨的失敗在以前也說過了，就不重複了。
那麽要在西藏問題中談什麽呢？
西藏問題是族權和官權的一次博弈，西藏問題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59年西藏叛亂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叛亂平息後至今的階段。
爲什麽會有這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各自都有什麽意義是分析的目的，另外這也是宗教與世俗之間的一次博弈。
對于我們去更好的理解世俗和宗教之間的關系是有幫助的。
而想要了解西藏就首先要了解宗教和政教合一。
有很多人說一種思想，那就是說中國人沒有宗教，這顯然是不對的，中國不僅有自己的宗教，中國更是存在過政教合一的時代。
那就是殷商王朝。
要非常注意的是，今天的漢字的意義是什麽？
現在的漢字主要是起到一種交流的載體作用，是一種語言，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在殷商時代事情並不是這樣，文字是什麽？
文字是與神進行交流的一種媒介。也就是政教合一的關鍵證據。
爲什麽殷商文明更多的是把文字刻在甲骨上，以至于後來把殷商的文字叫甲骨文呢？因爲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然後扔進器皿或者儀式用的火中燒，用龜裂的程度來進行占蔔。並且，當時的文字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種資源。
殷商文明是一個高度的與宗教結合的文明，也就是政教合一的文明，那麽爲什麽後來會出現周王朝的周禮封建制度呢？
實際上，這與商朝有很大關系，因爲從事實上說，周王朝在開始只是一個中等族權，他沒有能力單獨擊敗商朝，所以，他組成了聯軍。
最終擊敗了殷商，但值得注意的是，周王朝可以擊敗對方，並不是只是周王朝自己的力量，別人也出力了，所以最早的周王朝所使用的金文，爲什麽是青銅文字，爲什麽都要刻在器皿上？又爲什麽出現了封建制度周禮呢？
因爲戰爭不是周王朝自己打的，所以他需要一套可以容納其他的諸侯的制度，而刻在青銅上的金文就是一種承認對方身份地位的“印信”，爲什麽會出現周禮，因爲擊敗商朝的不是光他自己，所以，出現了一種複雜的局面。
這其中包括四大類人，周朝自己的人，幫助周朝擊敗商朝的人，以及失敗的商朝人，以及其他人，在這種複雜的局面下，孕育出了周禮，以一套公族壓制旁族的封建制度，自然可以解決複雜的關系。
並且可以形成相互之間的聯盟與權力義務都非常清晰的制度，從周朝開始中國便進入了封建時代。而就在上千年以後，共産主義已經出現在中國大地的時候。
在西藏，還是封建時代。
爲什麽會這樣，又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是值得分析的。

255.1949-1978（解放西藏②）
那麽爲什麽要談政教合一，因爲如果不理解政教合一，那麽就不能理解西藏，也不能看明白爲什麽TG最後在西藏會取得勝利。
政教合一，最大的原因，就是封建制度和宗教本身都是族權，所以他們之間的運行方式是相同的，那麽自然可以結合，並且這種導致的結果就是相互增強。
那麽商王朝爲什麽那麽喜歡占蔔？
就是強調一個觀點，那就是君權神授。
用一種神秘又複雜的占蔔儀式來確保和增強自己的控制力，這就是商人什麽大事情都喜歡占蔔的原因，也就是通過神秘來增強自己的控制力。
通過政教合一，讓排他性提升到最高的程度，這就是政教合一的特點。
但是不可否認的就是，資源在族權中也占據極大的地位，當資源較多的時候，政教合一也可以提供一些包容性，比如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
那麽反過來，當資源減少的時候，那麽宗教就會變得極端，說到底還是生産力和資源的根本問題。
可以發現的一個事情就是，越是資源少的地方，對于“異教徒”的排斥越是深重，那麽宗教爲什麽那麽在乎其他宗教呢？
宗教在乎其他宗教的關鍵，一方面因爲宗教是一種族權，那自然是排他的。另一個是就在于宗教是一種契約關系。
信徒和宗教達成了某一種“契約”，所以信徒一定會在乎“契約”本身，並且排斥其他宗教，因爲如果其他宗教是可以存在的。
那麽“契約”本身就出現了問題甚至無法達成。
所以“契約”才往往追求唯一性。
重點就在于，“契約”本身能否達成是宗教的關鍵，那麽當資源較多的時候，不用完成“契約”，信教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資源，可以平常的生活。
當資源匮乏的時候，“契約”的重要性的不斷的提升。
越是資源減少，“契約”的重要性越是重要，這也是爲什麽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紀時資源因爲相互的內戰導致下降後，變得極端起來。
並且無法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但是等到現代以後，資源大規模的增加，對于其他教派變得寬容的根本。
所以，越是生産力低下的地方，政教合一的力量越強大，因爲他能把排他性提升到最高的程度。
而西藏，恰恰，滿足這個情況。

256.1949-1978（解放西藏③）
西藏之所以出現到了近代還是封建制度的最主要原因是資源和生産力的問題，首先西藏並不缺少先進文化的陪伴，但是爲何始終停留在一種原始狀態，就是因爲環境太過惡劣。
在西藏生活的人由于環境的影響，導致交通極爲不便，這一點是阻礙發展生産力的關鍵一點，山下平原的物資難以與山上發生交換，所以造成了西藏的封閉和落後。
這讓西藏形成了一種獨有的封閉性文化特點，這種特點一直讓西藏的封建文化持續，並且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與中原王朝的關系，那就是西藏擁有一定有限的自主權，類似于藩鎮的形式。
在中原王朝與西藏之間的關系上，西藏承認屬于是王朝的一部分，但又擁有一些自主權，這種模式一直沿用到了解放西藏前，所以西藏問題就進入了第一個階段。
那就是和平解放西藏。
可以看到在第一個階段，解放軍很容易就進入了拉薩，並且西藏的代表也很快與TG達成了協議，也就是《十七條協議》。
那麽爲什麽那麽輕松的就簽署了協議，這是西藏問題與其他地方較爲不同的地方，對于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武力解放，相反到了西藏卻爲何是可以一馬平川的快速和平解放呢？
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的地方政府，也就是政教合一政府認爲自己可以複制自己的藩鎮權力。
也就是說，從古至今對于西藏來說，接受中原政權的統治，成爲王朝的一部分已經有數百年了，在這數百年裏，得利多于失利。
並且由于自己的這種封閉環境造成了封建族權不但可以從中原王朝得到利益又可以保持自己的一定自主權，那麽自然沒有不加入的理由。
所以，快速的簽署了《十七條協議》。
那麽爲什麽情況又發生了改變？
發生改變的最重要理由並不只是在于共産主義的先進性上，從根本上說即便是過去的王朝制度都比西藏的封建制度要先進的多。事實上最大的改變是運輸技術上。
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交通工具打開了封閉已久的西藏高原，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古代王朝長期對于西藏的建設處于一種緩慢的速度。
最重要的不是沒有發開的欲望，而是沒有開發的能力，投入將會非常巨大，但因爲運輸方式效率極低，所以産出將不成正比，對于開發的熱情就減小了。
而新的運輸方式，加快了物資之間的流動和人員之間的流動，這種改變才真正的打開了這片沈睡已久的土地。
一場新的革命就要開始在西藏上演。

257.1949-1978（解放西藏④）
從事實上說，西藏的政教合一和封建制度並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而是一種非常標准的封建制度。
作爲公族的貴族，宗教人士和地主，他們壟斷了資源，然後利用這些壓制旁族，而爲什麽西藏會出現大規模的農奴現象。
因爲資源的稀少造成了這種極端現象的出現，當社會資源越是稀少的時候，農奴大規模出現也就沒有任何做不出來的了。
我可以想象當時最初進入西藏的解放軍和其他不了解西藏真實狀況的人看到這種現象，肯定是心懷不滿的。
對于動不動就欠下子孫債的農奴悲慘處境有一種深刻的憤怒，這種不滿情緒和新進入的思想自然造成了封建族權的警惕。
爲什麽會進入到第二個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在一開始封建族權並不認爲這些來自山下的人有什麽辦法改變這種局面。
但他們顯然低估了TG和官權的實力。
真正使得封建族權害怕的，並不是解放軍的武力，亦或是新的思想，因爲封建族權手中牢牢地控制著資源。
如果資源的量沒有任何改變，那麽他們就能控制局面。
所以，真正讓封建族權害怕的，卻是一條公路的建成。那就是：
青藏公路。
青藏公路僅僅在數年間就被修通了，這才是真正觸及到了封建族權底線的根本大事，因爲這條路一旦修通，那麽就標志了西藏的貿易將會逐漸發展起來。
而貿易一旦發達起來，西藏所需要的商品就會流入，西藏的商品就會流出，這種現象就會很快的增加西藏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源一增加。
革命就必然爆發。
古代王朝對于西藏並不是沒有開發的熱情，而是沒有開發的能力。
那麽爲什麽要修青藏公路？
因爲對于官權來說，任何所管轄的地區都屬于系統的一部分，所以，對于那個地區的投資將會爲自己在以後帶來好處，這種投資得回報的做法就是官權很自然的想法。
因爲系統本身越強，那麽官權本身就越強，這就是官權樂于投資基礎設施的理由。
可想而知的就是，西藏社會正在出現革命的醞釀，道理很簡單，因爲西藏人也想過好日子，又有誰想去做農奴呢？
但在這中間還橫亘著一個關鍵性的要素。
那就是世俗與宗教之間的隱含矛盾。

258.1949-1978（解放西藏⑤）
可以看到西藏現代革命有一種特別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革命初期，西藏人有一種觀望情緒，並不像中原地帶，一遇到新的思想馬上就沸騰起來了，那麽爲什麽有這樣的情緒呢？
我認爲，根本原因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西藏人民具備推翻封建制度的溫床，卻缺少推翻封建制度所需要的勇氣，因爲，資源太少了。而資源太過于稀少導致了他們有一個大大的問號，那就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基本問題。
也就是說，封建制度的大壩在和平解放西藏以後就開始出現了裂紋，道理很簡單，當西藏受壓迫的農奴們和中原人聊天的時候，自然可以明白的就是，在山的外面人們已經是自由身了，那麽農奴對于自己的這種奴隸身份，自然有一種不滿。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封建族權手中控制著在他們眼中的絕對的資源，所以，他們處于一種觀望狀態。
而隨著青藏公路的修通，這種情緒開始變化，因爲當貿易增加的時候，農奴對于新生活的渴望是多麽的強烈。
但他們還有一個顧慮，那就是宗教的問題了。
這也就是第二個大問題了，宗教對他們來說有一種什麽影響呢？
他們在懼怕。
懼怕什麽呢？事實上並不是懼怕宗教對于他們的壓迫，而是懼怕自己與宗教達成的“契約”無法完成。這是造成觀望情緒的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說，對于很多農奴來說，他們深受著殘酷的迫害，對他們而言“現世”是對于他們無盡的懲罰，如果能夠完成“契約”那麽他們就可以去“來世”。或者他們所相信的“契約”中對于他們的承諾。
而如果革命了，那麽很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契約”無法達成，那麽對于已經遭受到了無盡壓榨的農奴來說，不但不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讓他們無法接受的事情。
爲什麽農奴中的一些人，明明受著強烈的壓迫，卻對于壓迫者無限的忠誠呢？因爲他們訂立了“契約”，這種“契約”關系讓這些人認爲，自己的“來世”可以享受幸福，而想幸福就要在“現世”承受痛苦。
所以爲什麽宗教戰爭總是在宗教國家發生，其根本原因就是人們活的太痛苦了，而唯一離開痛苦走向幸福的方式就是和宗教訂立“契約”。
而當宗教發生問題的時候，“契約”將會可能失效，所以爲了保護“契約”才會去保護宗教，這就是橫亘在西藏革命上的第二個大問題。
但是，這兩個問題正是官權所擅長結局的。

259.1949-1978（解放西藏⑥）
對于官權來說，這兩個問題並不是什麽大問題，因爲不要談TG，就是過去的王朝時代，就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關于資源的問題，由于西藏的獨特地理環境，造成了西藏的封閉狀態，而當青藏公路修成了以後，那麽，他們就有了運輸的“生命線”，通過這條生命線就可以各種商品和資源源源不斷的輸送進入和輸送出來。
並且對于官權本身，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根本不怕階級之間的流動，相反允許階級之間的相互流動，這與族權要封鎖固化階級是有根本不同的，對于官權來說，吸引各種人才成爲系統的一部分，是自然的。
另外，不同的是，官權對于投資的熱情也是存在的，所以改善西藏的基礎設置，發展西藏的經濟是官權本身就樂意的，這與族權之間相互封鎖資源，公族壓制旁族的做法形成了反差。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于“契約”的問題。
其實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還要簡單，那就是人們爲什麽要信仰宗教？
宗教是哲學的一種體現，哲學是對于已知和未知的一種解釋，那麽自然宗教可以對于死亡後形成一種自我的解釋，這種解釋也就是“契約”形成的基礎。
對于宗教來說，有兩種存在，一種是“現世”一種是“來世”，或者死後去的地方，比如天堂或者地獄，而宗教之所以願意和信徒訂立“契約”，就是因爲他們自己也無力讓教徒的“現世”改變，自然願意在“來世”上做文章。
那麽就要講一個根本的問題了，爲什麽中國的宗教無法上升到其他國家的地位呢？爲什麽中國人“現世”那麽熱衷呢？
答案看起來是複雜的，其實是特別簡單的，那就是因爲：
官權。
官權的出現，讓人們不用去定“契約”便可以在“現世”改變自己，在“現世”就有改變的機會和資格，爲什麽還要去寄予“來世”呢？
並且人活在世上，每一天都是“現世”，如果你每天都在努力，那麽你的生活早就改變了，對于宗教的“契約”依賴就少了，所以，當依賴少了，宗教的作用就下降了。
所以，當你只要刻苦努力就有發展的資格的時候，關鍵是你有資格改變自己的人生的時候，那麽你就不會再去把自己的一切心思都寄予“契約”上了。
而，西藏的情況就是，當青藏公路修通的時候。
農奴改變自己命運的資格就出現了。

260.1949-1978（解放西藏⑦）
對于一個農奴來說，他醒了要受壓迫，幹活的時候要受壓迫，吃飯的時候要受壓迫，甚至睡覺的時候受壓迫，更甚的也許他在夢裏都要受到壓迫。
就算是死了，也並不是解脫了，相反，還是壓迫。
因爲，他很有可能欠下的是子孫債，他成爲了農奴，他的子孫就可能被迫爲奴，在高利貸的無盡折磨中，他沒什麽好選擇的。
所以，當有一條新希望出現的時候，他們會不去選擇麽？
爲什麽會進入第二階段呢，爲什麽和平解放西藏以後會出現封建族權的叛亂呢？
因爲TG和新中國改變了他們的根本環境，也就是打開了封鎖著西藏社會資源的大門，讓社會資源源源不斷的流入西藏，社會資源開始上升。
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近代革命必然發生。
當“現世”就可以得到改變自己命運的觀念在日益成長的時候，封建族權真正的害怕了，這並不難理解，一旦社會的制度出現了根本的動蕩，處于公族的壓制者角色的封建族權，自然懼怕一直被壓迫的旁族烽起。
所以，他們要趁自己還能在最後可以控制資源的時刻要“拼一拼”，但實際上，從青藏公路修成的那天起，他們就注定失敗。
因爲當西藏農奴活的還不如農奴主的狗幸福時候，如果他們沒有“希望”，他們只能去默默的乞求“契約”能夠靈驗。
而當他們有了“希望”的時候，所爆發出來的那種驚人的力量，那種對于改變自己命運的狂熱，就將徹底打敗封建族權。
時代正式來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西藏封建族權武裝叛亂的時候，可以說叛亂以極快的速度就被平息了，爲什麽可以那麽快的就平息？
因爲，正是有著西藏人民的支持，才可以快速的擊敗封建族權勢力，西藏的封建制度存在了數個世紀，然而僅僅就那麽一瞬，就徹底的瓦解了。
在叛亂的整個過程中，外國勢力都在企圖希望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麽爲什麽沒有成功呢？
是新中國自己給了西藏人民希望，是新中國給了他們翻身的機會，對于農奴來說，一朝得解放便如同改天換日一般。
真正讓他們恢複了自由的新中國，那麽他們怎麽會去支持外國呢？
而就在這個階段，作爲政教合一和封建制度領袖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叛逃到了印度。
那麽該怎麽評價他呢?
又該怎麽看待中印關系關系呢？

261.1949-1978（解放西藏⑧）
達賴喇嘛並不是一個宗教領袖的尊號，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族權領袖，這是達賴喇嘛的最基本定義。
到了新中國進入西藏的時候，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位的時候，而十四世達賴喇嘛也就和之前的達賴喇嘛基本是一樣的，都是西藏的封建族權領袖。
所以，隨著西藏近代革命的發展，達賴喇嘛到底是站在人民的一邊，還是封建族權的一邊就非常明顯了，因爲他自己本來就是封建族權的領袖，那麽他自然要站在封建族權的一邊，這是沒有任何說不清道不明的。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態度和封建族權的態度基本上是一樣的，那就是再一開始的時候並不認爲新中國和舊中國有什麽不同。
也就是不認爲新中國有能力改變西藏的封建制度格局，便很容易的就歸于了新中國，但隨著青藏公路的修通，西藏爆發革命的根本格局已經難以轉變。
所以，自然十四世達賴喇嘛對于新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那麽是否可以說，十四世達賴喇嘛不同意封建族權的意見，是被強迫的呢？
我認爲，這裏就必須說明白一點，封建族權是一個標准的族權思想，所以對于達賴喇嘛來說，他並不是一個宗教領袖，而是封建族權的公族領袖，所以，他之所以可以得到公族領袖的地位，就在于他需要維護公族的地位。
那麽從人性的角度上說，當局勢沒有徹底走向白熱化的時候，達賴喇嘛可能起到了一定緩解的作用，但是當矛盾白熱化的時候，他就必須遵從于自己的身份。
不能說他是反對的，他是被迫的，我並不這樣認爲，因爲他的權力和地位的來源本身就是屬于公族利益的。
問題就在于，當公路一修通便無人能阻止革命的爆發，不管誰是什麽意見，百萬農奴要翻身的這種狂熱，就沒有人能阻止的了，這並不只是因爲新思想所決定的。
而是由社會資源上漲決定的。
那麽爲什麽要強調這一點？
因爲過去的王朝並不是不想開發，而是沒有能力開發，所以當能開發新的運輸方式的時候，便無人能阻止革命的爆發了。
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出逃也不並不是曆史上的獨特事件，上一代達賴喇嘛，也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就因爲反英戰爭的失敗而向北出逃，被清王朝勸了回去。
這次，十四世達賴喇嘛選擇向印度出逃，這就使得原本就想摩拳擦掌的印度，越發膨脹了起來。

262.1949-1978（解放西藏⑨）
這是西藏問題的最後一個小節，那麽就要說明白，當西藏近代革命發生了以後所産生了什麽樣的一個結局。
西藏近代革命的爆發根本原因是落後的封建制度因爲環境的限制被保存下來，但同樣是因爲環境的改變，導致新的出路出現所以封建制度最終崩潰。
那麽西藏近代革命以後發生了什麽呢？
發生的根本改變就是西藏的封建制度徹底的瓦解，百萬農奴徹底翻身成了自由人，這是無人可以否認的。
我想說的是，西藏之所以可以在新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依賴的是兩點：
第一點是運輸方式的改變，這是主要的一點。
第二點就是官權的運作方式，這也是主要的一點，對于官權本身來說，爲什麽要投資西藏，爲什麽要修建青藏公路，因爲西藏是官權所管轄的一個部分，所以對于官權來說，投資西藏，讓西藏的生産力上升和社會資源上升，對官權本身是有什麽樣的意義呢？
這是官權和族權之間的一個最大區別。
爲什麽官權是容他的而族權是排他的，因爲對于族權來說，當西藏人的生産力和社會資源上升的時候，西藏人本身就會強一些，這種強對于族權來說是警惕的，甚至希望徹底否定的，因爲族權需要的就是打壓旁族，鞏固公族的實力。
這與西藏封建制度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封建制度要求公族壓迫和壓榨農奴，爲什麽要進行那麽徹底和那麽殘酷的壓迫，根本理由就是要確保自己的地位永遠不變上。
所以，公族任何對于旁族的投資都是被嚴格控制的。
但是對于官權來說，西藏人都是他系統中的一部分，所以發展了西藏，事實上對于官權是有好處的，因爲當對于西藏的投資逐漸加大的時候，西藏人能力的上漲會産生一個效應，那就是逐漸也會提供資源給官權，讓官權拿著這一些資源去別的地方投資。
西藏人的富裕並不是官權抵制的，相反是期盼的，因爲當生産力增加以後，稅收就會增加，逐漸的西藏就由純投資變成了一些財稅上的貢獻。
那麽當西藏人因爲公平的對待和一些優惠的對待使得他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的時候，他們是會産生對于官權的向心力，還是離心力呢？
我想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西藏人也是普通人，也想過幸福而簡單的生活，當這個制度給他們帶來富裕了以後，他們爲什麽反對呢？
曆史證明了這一點，從西藏進入新的階段以後，幾十年來，雖然仍舊爆發了一些騷亂，但是曆史的大勢是什麽？
是西藏的人民沒有選擇站在那些分裂份子的一邊，由分裂分子制造的騷亂都快速的平息了下去。
騷亂之所以快速的平息的根本就是生活在西藏的人民想要過普通的日子，而他們的發展和努力正在讓他們過上這種日子，這種根本大勢是客觀存在的，如果這個事實是客觀存在的，那麽那些分裂分子就沒有能力讓西藏進入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動亂中。而只是在某一特定時間內對于弱者下手，制造混亂。
但是想要分裂西藏的舉動，最先不答應的就是西藏人民，分裂分子的想法無法代表數百萬西藏人的想法。
西藏隨著發展，他的社會資源只會越來越多，尤其是青藏鐵路的修通，這種趨勢只能是越來明顯。
封建制度，再也無法回來了。

263.1949-1978（中印戰爭①）
中印戰爭是中國和印度在1962年發生的一場有限的戰爭，規模並不夠大，但是印象足夠大，以至于印度始終把這次戰爭當作“國恥”難以忘懷。
那麽，爲什麽會爆發中印戰爭，這場戰爭又代表了什麽，是需要重點分析的，而想要看清戰爭的本質，則需要看清印度的問題。
所以，講清楚印度的問題是關鍵，由于印度的曆史同樣悠久，也屬四大古文明之一，這個系列並不是把印度作爲主角，視線從印度的反英革命開始說。
首先，作爲印度的驕傲，在這次反英革命中做爲分量最重的是由聖雄甘地所領導的“非暴力運動”。
但我認爲，“非暴力運動”以及甘地所領導的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
那麽爲什麽這麽說？
如果從一個小的曆史觀，只看到甘地領導的反英鬥爭，那麽是有一定積極的意義的，這一點是可以承認的。
那就是反英鬥爭的過程中，采取了一種非暴力的運動，當然也不是全然沒有暴力，但起碼減少了損失，這場鬥爭之所以被人們稱頌，其根本就是因爲，他是非暴力的。
但是從一個大曆史觀看，曆史證明了這場運動是失敗的。
憑什麽說，這場運動是失敗的呢？又憑什麽說曆史證明了這一點呢？
因爲印度在後來出現了大規模的分裂，表面上這是英國人的陰謀，但實質上是印度革命的失敗造成的結果，下面分析。
問題就在于，什麽是鬥爭和融合，對于一個民族來說，鬥爭的理由是由于舊的制度已經無法運行了，他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而融合是指的有人找到了新的方向，成就了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必須要改善過去制度的問題，從而讓社會容有更多的容他性，使得社會更加文明和先進。
這樣的革命才是根本性的革命，才是一種成功的革命。
請問，甘地的革命，取得了這個結果麽？
答案是否定的。
甘地的革命並沒有改變印度是一個族權國家的根本，並且也沒有廢除存在于印度的種姓制度，而印度的分裂，事實上就是這種革命的失敗的後果。
所以，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族權思想的結果。

264.1949-1978（中印戰爭②）
甘地作爲印度近代史的一個風雲人物，他本身的作爲是值得稱贊的，這一點沒有任何問題，對于甘地來說，他深刻的感到了印度的苦難和悲慘，所以印度想要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在這個問題上，甘地是有資格被後人稱做聖雄甘地的。
那麽他的不抵抗運動和不合作運動爲什麽可以興起？
因爲，他的這種運動是一種泛族權思想，也就是凡是印度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他想采用一種非暴力的運動讓殖民者自己離開印度。
這種想法是好的，但是也是壞的。
好的地方在于他確實讓參與者非常踴躍，降低了武裝革命本身的代價和風險，使得大量的愛國人士參與其中，這是甘地積極的一面，也是好的一面。
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如此好的革命，爲什麽又是不好的呢？
因爲族權思想是排他的。
甘地的革命是不是排他的呢？
回答是排他的，但是排他的手段是非暴力的，也就是想要“請”殖民者自己離開，從而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這存在一個根本隱患。
那就是，當他們的排他對象是英國人的時候，印度本身的公族和旁族是可以團結在一起的，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批的民衆不顧英國人的打壓，踴躍的參與其中，因爲對他們來說，國家複興同樣是他們的理想。印度的公族和旁族可以團結在一起。完成很多的壯舉。
但是，當排他的對象變化的時候，事情就不是這麽簡單了。
反對英國人的時候，自然是只要登高一呼，必然一呼百應，對于印度人來說，並不缺少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勇氣。
甘地的“革命”最大的隱患不是缺少人支持，或者說懼怕革命成功，相反，甘地的革命最大的敵人恰恰就是“革命”成功了。
爲什麽這麽說呢？
這看起來是相互矛盾的，因爲甘地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想要讓印度獨立，恢複國家的獨立性，這一點是革命的目的，也是人們踴躍參與的根本。
但是，一旦革命成功了，就必然要組建一個新的印度，那麽，那時候，革命就必須面對一個根本問題。
那就是，誰是公族，誰是旁族了。
而正是公旁之爭讓印度分裂了。

265.1949-1978（中印戰爭③）
對于英國人來說，自然不願意讓印度獨立，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了，印度對于英國的作用可以說無可替代的，印度是扼守歐亞大陸海運的關鍵支點。
並且印度的資源豐富，人力充足，如果擁有印度可以爲英國提供大量的資源，但是局面正在惡化，印度雖然一直被英國殖民，但是對于印度本身來說，他是存在深刻的反英思想的，而英國也一直對印度采取一種壓制的態度。
隨著局勢的變化，印度正在變成一塊雞肋，甘地的反英運動規模越來越大，參加人數也成倍增加，並且對于英國來說，美國和日本事實上都是他的競爭對手。
因爲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亦或是歐洲，對于南亞或者東南亞來說，都是侵略者，所以，對于英國來說，自己也是一個殖民者，隨著局勢對于英國的不利，英國對于印度的控制正在逐漸減弱。
並且對于英國來說，甘地的不抵抗運動正在隨時有變成抵抗運動的風險，所以，到底是繼續固守，還是主動撤退，是擺在英國面前的選擇題。
英國人不甘心就這麽結束，所以他們看中了印度內部的伊斯蘭族權和印度教族權之間的主要衝突，在英國已經明確要撤走的時候。
印度的內部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是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所以，就在印度獨立的前一天，伊斯蘭族權搶先建國，也就是巴基斯坦的出現。
那麽爲什麽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這是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間的宗教矛盾引起的，亦或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麻煩，但實質上，其根本原因並不如此簡單。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們是族權思想，所以，沒有比族權思想更加先進的官權思想支持，那麽族權之間由合作轉變爲對立就是自然的了。
也就是因爲容他性不夠和印度的社會資源與生産力稀少的根本原因造成了巴基斯坦的獨立，這一點就是甘地革命最失敗的一點。
所以，從一個小的曆史觀去看問題，那麽自然是甘地的革命是勝利的，但是從一個更大的曆史觀去看，甘地的革命只是取得了獨立的結果，卻沒有使得印度産生出更加先進的思想，並爲之後埋下了更大的問題。
這是這次革命失敗的原因。
而甘地的革命在取得印度獨立以後，他事實上還蘊藏著一個更加深刻的隱患，這就是印度的種姓制度。
這個制度的問題，就必然在將來爆發出一場更大規模的鬥爭，這場鬥爭不是會不會來，而是一定會來，只是規模是大，還是小的問題。

266.1949-1978（中印戰爭④）
如果說印度的分裂是印度沒有革命成功的後果，那麽印度內部的事務，則是對印度本身更大的威脅，印度內部醞釀著一場更大的根本性危機。
也就是由種姓族權制度所帶來的危機。
不管如何說，現代的生産力都有非常卓越的上升，由機械和通訊引發的生産力大爆發必然會使得，生産力得到很明顯的提升。
所以，印度永遠要面臨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
印度發展了要引發革命，不發展同樣要引發革命，這個新的革命是必然要發生的，而這是用甘地的非暴力革命無法避免的。
那麽爲什麽印度發展了要革命，不發展同樣要革命呢？
因爲，如果印度發展了起來，那麽社會資源必然上升，由于社會上升所導致的結果自然是低種姓的人對于自己身份的不滿，所以注定要引發革命。
如果印度沒有發展起來，那麽社會資源最終會兩界分化到極限，當這個極限到來的時候，那麽低種姓的人因爲沒有社會資源，所以最終也要爆發革命。
對于印度來說，這個門檻是無法輕易用非暴力走過的，那麽這個深刻的矛盾有沒有人注意到呢？答案當然是有的，那就是甘地的繼任者。
尼赫魯。
印度是在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國家，甚至我認爲他的重要性超過了很多歐洲的國家，那麽爲什麽印度的是如此的重要呢？
那就是因爲，尼赫魯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試驗。
也就是說，印度引發了一種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革，這于追求共産主義和追求資本主義的國家們産生了不同。
印度的這種嘗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爲發展社會主義思想，就沒有共産主義死結的根本問題。
印度的現代化革命並不是由共産主義所引發的，而是由族權思想引發的，所以印度並沒有鬥爭綱領和理論共産主義之間的死結困擾。
但結局是很遺憾的，最終可以看到，印度的這種嘗試失敗了，失敗的重要理由就是因爲沒有官權的鑰匙。
而最終讓族權成爲了整個改革的核心，那麽失敗也沒什麽難以理解的了。但是我認爲印度雖然失敗了，但這條路走了出來，是非常關鍵的。
對于印度來說，巴基斯坦的建國是對他們的羞辱，所以他們要回來自己的利益，印度發動了第一次印巴戰爭。

267.1949-1978（中印戰爭⑤）
表面上看印巴戰爭是由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引起來的，但我認爲，實質上是印度對于自己的分裂感到不滿，並且要確立自己在南亞次大陸最強國地位而打的戰爭。
第一次印巴戰爭並不是直接發生在兩方之間，而是在克什米爾這個地方打了起來，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和印度三方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三角關系。
那就是克什米爾想要獨立，但是巴基斯坦想要吞並克什米爾，而印度借由克什米爾打擊巴基斯坦，三方在沒有這種混戰的時候，這是克什米爾的獨立問題。
但是當克什米爾成爲一個交鋒的戰場的時候，就不再是克什米爾問題，而是南亞次大陸誰是執牛耳者的問題了。
當時的特殊局面就是印度如果真的成了南亞次大陸的強者，那麽對于歐美來說也是一個很基本的威脅，所以，從一個更大的角度上說，印度當時的舉動是變換整個世界局勢的一種做法，那麽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
在這種情形下，戰爭一直持續著，但第一次印巴戰爭本身對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來說都是並不失利的，戰爭爆發在克什米爾，沒有傷害到雙方的根本，這是第一次印巴戰爭的特點。而克什米爾最終被兩國分割是一個事實。
從結果上看後發制人的印度取得了一些成功，這爲第二次印巴戰爭兩方直接衝突制造了溫床，第二次印巴戰爭開始前印度做了精心的准備。
並且把目標直接鎖定在了巴基斯坦身上，這次戰爭是雙方對資源，對于族權衝突和地位的一次真正較量，但此時的世界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那就是新中國不但出現了，並且在朝鮮擊敗了美國又擊敗了蘇聯，這對印度來說，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又是一個潛在的機遇。
那麽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這就與西藏有關了，西藏是一個天然的屏障，不僅保護著中國，也保護著印度，對于中國和印度來說，西藏的情況決定了雙方的關系。
如果新中國沒有能力開發西藏，那麽形式是對印度有利的，如果新中國能夠有能力開發西藏，那麽形式就是對印度不利的，因爲如果西藏的實力增強，那麽對于印度是一種明顯的威脅，而落後的西藏就同樣可以使得印度有一個安全的北方。
所以，西藏的弱小和貧窮將會讓印度在南亞次大陸得到較大的或者天然的優勢。而對于印度來說，新中國如果開發了西藏並借由西藏把手伸向南亞次大陸。
那麽對于印度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而兩次印巴戰爭的結果是，雙方並沒有打開局面，沒有打開僵局，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的青藏公路通車了。
情勢對于印度開始不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