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8(4月至6月)文章

非洲虛君對西藏的啟示


達賴的身份、性質，和南非祖魯王、烏干達卡巴卡相似，而他們正是解決民族衝突的關鍵。

沈旭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北京和達賴代表會晤，雖然雙方之前都有秘密接觸，但這次高調宣傳，還是讓人有一定期望。不少評論認為，雙方沒有什麼好談，西藏激進派不會放棄獨立夢，北京也不可能接受大藏區自治。然而，這並不代表雙方不存在利益交接的空間﹕只要暫時將主權、自治權等概念抽離於國際法，不把獨立、自治和統一放在絕對排他性地位，在國際社會就能找到不少對西藏具啟發性的案例。

首先，我們可參考南非憲法。自從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憲法隨之在一九九三年更改，最有趣的部分是界定了境內一個「國王」的身份地位，這人就是祖魯(Zulu)王。在殖民主義滲入前，祖魯是非洲南部強國，電影《祖魯戰爭》就記述了王國和英國的鬥爭，結局自然是原住民戰敗，不少王族被流放到大西洋聖赫勒拿島，也就是拿破侖的最後流放地。祖魯被併入南非後，它的國王不再被國際社會認可，儘管王室後人仍承繼國王尊號，也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因卡塔自由黨」，維持著民族潛力。白人政權終結後，因卡塔一度成為政壇關鍵少數，經討價還價，南非憲法正式承認境內有一個合法祖魯王「行使統治權力」，有國家副總理級別待遇，轄下還有自己的內閣和政府，連前南非總統孟德拉也和祖魯王結成親家，稱之為「吾王」。祖魯王沒有實權，境內行政工作都隸屬南非地方政府，但憲法規定他是全體八百萬祖魯人的「最高代表」，也就是八百萬人的合法精神領袖。最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祖魯王居住的夸祖魯—拿塔爾省(KwaZulu-Natal)由因卡塔執政，國王這個虛君有了同一民族的民選政府配合，就變相擴大了實質政治影響力。

另一個類似案例同樣來自非洲，出現於烏干達。烏干達是多民族國家，主體是布干達王國(Buganda)，其國王尊號為卡巴卡(Kabbaka)，在英國殖民管治期間，承擔著間接管治的責任。烏干達獨立後，卡巴卡被推舉為總統，數年後被軍閥趕下台，整個布干達王國的編制也被廢除。在「烏干達狂人」阿敏獨裁管治期間，任何談及「布干達民族主義」的人，均被當作賣國論處。阿敏覆亡後，烏干達中央政府卻發現布干達遺民始終難以融入國家，而且常威脅搞騷亂，於是在一九九三年決定讓布干達復國，由在西方口碑甚佳的民選總統穆索文尼(Yoweri Museveni)親自出面，邀請在英國流亡三十年的布干達王子復位為卡巴卡，稱穆塔比二世(Muwenda Mutebi II)。他同樣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王宮，自然也沒有實權，卻被法律賦予「捍衛傳統」的責任。於是，各樣久違了的布干達傳統一律被恢復，什麼豹皮王座、三跪九叩、羽毛紅冠，都從博物館拿回人間，布干達那座被列為世界遺蹟的「茅宮」也重新運作起來。事實上，現任卡巴卡作為劍橋大學法學畢業生，幾乎已是地道英國人，他的父親在位時也是英國策封的爵士，嗜好和英國王室一樣是打馬球，只是回到境內才要「飾演」土王。然而，一旦布干達所屬的地區由布干達人擔任地方領袖，土王的實質政治影響力就不能被抹殺。

回到現實。北京宣布，「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說「達賴方面」，而不是此前宣傳的「達賴集團」﹔強調談判對象是「達賴私人代表」，而不是「達賴集團代表」，這反映北京鎖定的對手還是達賴本人，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無論上述處理是有心還是無意，即使是達賴本人，近年也不時強調自己和流亡政府有分工﹕他個人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西藏事件後還以「辭職」警告藏人不要鬧事)，政府則來自流亡的民選機關。

當我們以非洲案例相引證，達賴的身份、性質，和祖魯王、卡巴卡其實不遑多讓，北京其實也沒有反對他成為藏人精神領袖。理論上，只要他成了有法律地位的精神領袖、虛君，保存自己的內廷，藏人居住的地區則根據另一準則選出藏人管治，達賴即使不能以自己的政府直接管治大藏區，其政治影響力也會比祖魯王和卡巴卡大，因為他在民族身份以外，還握有宗教威權。

對北京而言，只要達賴成了法律規範的虛君，讓他在境內像祖魯王那樣恢復活佛的傳統繁文縟節，賦予他在非政治領域的影響力，鼓勵他像祖魯王一樣頻繁接待外賓，藏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滿足，他們選出的政府就不一定是那個流亡政府，而可能是願意和中央合作、懂得發展經濟的本土政府，就像南非因卡塔自由黨。

當然，這裏有一個不能調解的細節，那自然是北京目前不容許南非式、乃至烏干達式選舉出現，但相對整個西藏問題而言，這已是枝節。只要北京把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脫鈎，先認可其精神領袖的虛君地位，再觸碰自治區如何自治的實質問題，那樣無論達賴是否願意到中國定居，對雙方而言，都是前進了一步。■

拉美反美的實效


危地馬拉有深厚反美傳統，源自1954年中情局策劃的一場稱為「成功行動」的政變，被學者視為美國赤裸干涉中南美的代表作，同期另一代表作是美國推翻伊朗改革派領袖的「埃賈克斯行動」。近年左翼領袖在拉美紛紛上台，最新案例是巴拉圭執政六十年的右翼集團也被拉下來；危地馬拉現任總統也算是左翼，不過立場相對溫和。事實上，不少表面左傾的拉美領袖都不能大舉調節國家政策，連姿態最激進、資源最豐富的委內瑞拉查維斯，也不能切斷和美國的貿易聯繫；面積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巴西和阿根廷，也不得不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訂下的章程妥協。剩下來的小國是左是右、是市場化還是國有化，其實都是口號多於實際。選舉鐘擺的真正效應，從來值得商榷。

土人演員歷蘇之死


假如大家不善忘，應還記得電影《上帝也瘋狂》，和它的主角土人歷蘇。這電影講述一個可樂玻璃瓶被乘客從飛機拋下，落在歷蘇所屬的原始部落，被當作不祥象徵，歷蘇因而被派往「世界的盡頭」把可樂瓶「還給上帝」，讓部落重獲祥和。

電影凸顯了文明和原始的差異，而又沒有過份獵奇，當年叫好叫座，連帶歷蘇也成了世界明星。數年前，他無聲無息地在家鄉逝世，死因是肺結核發作，華文媒體卻斷章取義，報道他「在原始田野出門撿拾木頭時離奇暴斃」，強調他和大自然原生態的結合，似乎到死還要炒作他的原始身份。

事實上，歷蘇的形象，只有極少屬於他自己，主要卻是被我們重構；而真正的歷蘇，早在他接拍港產片《非洲和尚》時，就已經「死了」。

就怕你們太愛國反美民族主義示威對共黨政權的挑戰


根據內地的世代政治論﹐我們知道有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六四的一代﹐還有「九九的一代」——首次參與大規模群眾活動﹐就是以遊行示威回應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一代。對這代人的心路歷程﹐內地年輕作家許知遠有詳細描述。近日圍繞奧運的民族主義宣示﹐令不少西方人擔心中國民族主義瀕臨失控。但其實真正擔心的﹐是北京。我們不妨暫時忘記奧運﹐重溫近十年中國反美行動的進程﹐就會明白民族主義已成了有獨立個性的有機生命體。

想當年﹐南斯拉夫炸館示威爆發後﹐北京在第三天就嚴令終止一切集會。表面上﹐是怕群眾失控、過分衝擊外國利益﹐例如有CNN女記者採訪﹐被情緒高漲的群眾圍着說「殺死她」。事實上﹐更嚴峻的挑戰是批判北京表現軟弱的口號﹐例如有示威人士說江澤民是縮頭龜、懷念起毛主席、讚揚俄羅斯葉利欽的強硬﹐或號召解放軍援助南斯拉夫。自此，北京並不擔心國民不夠愛國﹐卻擔心政府被批評不夠愛國。

2年後﹐發生南海中美撞擊事件﹐出產了機師王偉這名新烈士﹐當局卻不容許任何反美示威——除了法新社報道75人在事發現場的海南島自發遊行﹐高呼中國人是懦夫、江澤民下台﹐但這僅有的一宗相關新聞﹐從來不獲內地證實。官方處理兩事的偏差﹐源自群眾和官方立場的背離﹕在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中﹐北京拒絕承認這是意外﹐和群眾訴求一致﹔但在撞擊事件中﹐北京希望將之定性為意外，而不是任何陰謀﹐和群眾的演繹出現了較大偏差﹐也就沒有信心迎接大規模反美示威帶來的變數。

示威級別控制背後；只准不反政府的愛國到了伊拉克戰爭﹐一般華人都同情伊拉克。北京的官方態度是反對美國繞過聯合國出兵﹐但又不能對薩達姆政權支持﹐因此想出了「三級制」回應申辦反美示威的人。「第一級」被應用於在京居住的外國人﹐他們的反戰訴求和中國官方幾乎一致﹐被准許遊行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這是1999年美國使館被衝擊以來﹐這條示威路線首次被批准。「第二級」被應用於學生團體﹐他們原來要求在美國使館面前示威﹐被拒﹐不過得以在校園內遊行。「第三級」被應用於最愛國的新左派學者﹐他們由童小溪和新左在線雜誌《中國與世界》負責人李寧牽頭。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後來出現重重障礙﹐包括名額被限制至40人﹐被要求以40分鐘終結遊行﹐地點只能在遠離美國使館的朝陽公園﹐規定不可使用擴音器、不可進行演講、不可舉行靜坐抗議等等。到了遊行當日﹐他們還被通知要臨時提前一小時出發﹐搞手唯有憤而取消遊行。他們事後在互聯網揭露﹐連內部動員的電郵也遭受審查。由此可見﹐表面上最愛國的一群﹐已成了官方處理民族主義「親疏有別」的受害人﹐因為他們對政府而言最難控制﹐而且對國家其他政策（包括如何提升中央集權與執政能力）也有同樣興趣﹐不像學生只着重民族主義的表面宣泄﹐可以通過書記、讀書會、評核報告「曉以大義」加以疏導。

網上留言的指桑罵槐密碼

在媒體討論區和網上討論區﹐群眾借題發揮的傾向更明顯。著名的憤青大本營「強國論壇」就是在1999年出現﹐原名就是反對北約空襲中國駐南使館論壇。當時的論壇內容﹐充滿對3名喪生中國記者的同情﹐強調「他們的血不會白流」﹐重申「中國人民不可侮」——這還是比較內斂的。到了撞機事件﹐由於群眾缺乏公開示威的渠道﹐網上悼念機師王偉的文章﹐就顯得充滿針對性。例如一首名叫《王偉﹐你在哪裏》的「新詩」﹐就有「強盜要回家了」、「虛偽的人又要慶祝人權的勝利」、「魔鬼再次成功顯示其普世價值」、「通過踐踏我們國土的尊嚴和人類的靈魂」等字句﹐對政府處理的不滿溢於言表﹐明顯在批評北京無力保護國土尊嚴﹐以致讓「強盜」從容回家。

到了9.11﹐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反恐同盟﹐網上卻充斥一片歌頌拉登的聲音﹐不少網民高呼「炸得好」。在北京大學BBS討論區﹐出現了一首名叫《無畏者無懼》、副題「哀悼9.11劫機英雄」的「新詩」﹐內有如下詩句﹕「強盜希望以藉口掩飾自己的罪惡」、「他們喜歡說什麼人權高於主權」、「今天你們代表上帝行正義之事」、「毫不猶疑地刺穿強盜的胸膛」。細心研究從這些字句﹐可發現這首「詩」的作者和《王偉﹐你在哪裏》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顯是信奉同一意識形態影響的人﹐都對世界局勢感到不滿﹐對中國的角色感到無助。後來在伊戰﹐北京容許局部反美示威﹐網絡的反政府信息減弱了﹐頂多出現了頂包「薩達姆」仿效毛澤東創作的《沁園春．雪》﹕「拉登老弟﹐只識駕機撞世貿。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錦濤」﹐起碼對「錦濤」沒有附和美國表示肯定。

由此可見﹐北京的擔心﹐並非愛國熱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會否觸及國民對其他政府施政的不滿。新左派認為政府不夠愛國﹐可順帶批評官方經濟政策容許貧富懸殊﹔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不夠愛國﹐可暗示領導人不懂得通過民選制度整合愛國思想﹐才逼使他們以激進方式宣泄。這些﹐都是拿着紅旗反紅旗。現在北京對奧運的愛國熱情稍微降溫﹐一廂情願地強調「奧運和政治分開」﹐這話不單是說給國際社會聽﹐也是要13億人民恭聽。

部分內容譯自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文章標題為編者所擬）

歷蘇的他者形象


土人歷蘇在《上帝也瘋狂》的形象雖然樸實，但媒體刻意宣傳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土人，則未免虛假。例如他接拍影片時，雖然只獲數百美元片酬，並因為不知道鈔票有甚麼用而讓它隨風飄去，但這不過反映歷蘇部落的經濟結算單位不同。後來他懂得討價還價了，還讓擁有了不少牛羊，成了部落風雲人物。

他來到東方拍電影時，早已知道那是一部爛片，卻還是擺出同一款笑臉，自然也不是沒有演技的人。結果，當《上帝也瘋狂》出現了續集，以及香港導演拍攝的三四五集《非洲和尚》、《香港也瘋狂》和《非洲超人》，原始crossover文明的橋段就徹底玩爛。

到最後，歷蘇只能飾演被安排的他者，滿足香港觀眾的獵奇慾，被徹底王晶化，再也拍不回西片了。

墨索里尼對西藏的啟示


墨索里尼以《拉特蘭條約》處理宗教問題，主權和領土不絕對掛鈎也是處理西藏問題的啓示。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上週談及一些非洲國中之「國」對西藏的啟示，其實國際關係尚有不少案例，足以讓牽涉西藏問題的各方借鑑。假如北京能充份承認達賴的宗教身份、只要他抽離於現實政治，八十年前梵蒂岡問題的解決方案，依然值得我們重溫。

嚴格來說，我們熟悉的「梵蒂岡城國」（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是定義獨特的國家，擁有聖彼德大教堂附近的零點四四平方公里土地，但它的主體「天主教廷」（Holy See）其實同樣擁有「主權」，也是國際法承認的主權法人。一旦教宗喪失梵蒂岡僅有的、象徵式的土地，天主教廷在國際社會，依然是獨立主權實體。事實上，意大利統一後，原來屬於教廷的「教皇國」（Papal States）全部領土被兼併，教宗自己宣布成為囚徒，從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二九年，天主教廷沒有一寸獨立土地，卻依然是主權實體，依然和各國保持外交關係。梵蒂岡那塊比一般公園更小的土地，不過是方便世人對「國家」的慣性想像而賦予的工具。邏輯上，要求西藏獨立的人、希望達賴有國家元首身份的人，可以要求土地，也可以要求主權，後者並不一定要西藏脫離中國。

創造梵蒂岡城國的人，是今天身敗名裂的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其實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成功令意大利成為疑似強國，得到邱吉爾、甘地、愛迪生等人的共同崇拜，卻一度被當作國際和平使者，幾乎是國際政治的頭號明星。原因之一，就是他為意大利解決了棘手的教廷問題。在一九二九年與教宗庇奧十一世代表簽訂《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y）——此前雙方關係，並不比今天的北京和達賴好。條約精髓，就是讓意大利主動割讓領土，將梵蒂岡的國家身份視為教廷宗教身份的延伸，保證尊重教廷主權，更賦予教宗等同國家元首的世俗統治權，並讓教廷參與意大利主權內的教育和家庭事務，以換取教廷承認意大利統一的既定事實。為免教宗成為太上皇，《拉特蘭條約》規定意大利教會神職人員必須是意大利人、忠於意大利政府。但對民族主義者而言，主動割讓土地，哪怕是如此象徵式的土地，依然殊不容易，對墨索里尼而言，尤甚。因此當時輿論對條約一致讚揚，認為墨索里尼擁有超前的國際視野。

表面上，梵蒂岡城國的「國民」只有一千人﹔實際上，教宗的真正服務對象是教廷統轄的全球天主教徒。既然教廷有了雙重身份，理論上，梵蒂岡和教廷可以分別和各國建交。不過為了避免混亂，梵蒂岡不行使國家外交權，而是委託教廷處理一切外交事務。因此，梵蒂岡通過教廷體系和各國簽訂的條約，只是宗教契約、教廷契約（Concordat），而不是正式的外交條約，是為了規範和其他國家在教會層面的關係，而不是確立那零點四四平方公里土地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其實是取巧的﹕由於教廷同時擁有領土，教廷契約經常被誤會成外交關係，前者的涵蓋內容比一般外交條約要廣，因為教廷足以干涉主權國家內部的教會事務，正常國家卻不能凌駕別國主權﹔但教廷有了國家身份，就被約定俗成當作「唯一能合法凌駕主權的國家」。這對教廷而言，自屬上算。對意大利而言，表面上這是「喪權辱國」，但實際上，墨索里尼卻永遠解決了其統一問題﹔「教廷保護者」的身份，更成了意大利的重要國際資產，也是它始終擁有一定國際地位的原因。《拉特蘭條約》，是雙贏。

西藏和梵蒂岡當然不能直接類比，起碼西藏問題還有民族成份。但北京其實沒有否認達賴是藏人精神領袖，也沒有否認他可以擔任（包括好萊塢影星理察·基爾在內的）全球藏傳佛教信徒的精神領袖。假如北京承認「達賴廷」——而不是西藏——為主權實體，讓達賴本人成為持有主權的國家元首，讓他自行和各國簽訂「活佛條約」，規範各國藏傳佛教徒的事宜，中國其實毋須割讓土地，也足以滿足藏人的宗教訴求。

就是世人不習慣接受「沒有國土的主權」這樣抽象的概念，假如北京讓布達拉宮成為梵蒂岡那樣的象徵性一千人城國，甚至將數座寺廟交予達賴管治，就像梵蒂岡擁有十多座意大利教堂的主權，西藏獨立的理論基礎就會削弱一半，藏人也得到朝聖的向心力。只要藏人相信北京政府更能協助解決經濟問題，心靈問題有了有主權地位的「達賴廷」照顧，「拉特蘭模式」對北京而言，不但沒有實質損失，還可以像意大利那樣，對境內宗教國施以影響。活佛體系甚至可協助中國累積軟權力，就像教宗成了意大利弘揚軟權力的武器一樣。一旦解決了宗教，那裏剩下的，就純粹是地方主義與中央主義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全球多不勝數，對西藏的關注，也就失去不可取代的獨特性了。■

納米比亞「大使」歷蘇


演員歷蘇成名時，被宣傳為南非土人，其實他的故鄉在納米比亞(Namibia)。《上帝也瘋狂》上映時，納米比亞還是南非白人政權託管地，被不少南非白人看作「國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種族隔離主義崩潰前夕，才在1990年獨立。自此，根本沒有現代國家概念、也沒有涉及納國獨立鬥爭的歷蘇，忽然成了這個新興國家的最知名人物，經常被本國政府拿來宣傳，稱之為「納國人的驕傲」。

納國外交官出訪時，都會將國家需要的一切形象，無論是勤奮、樸實、有創意、友善還是國際化，牽強地與歷蘇聯繫在一起，當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諷刺的是，歷蘇的真正寄託，是在自己所屬的部落；至於部落屬於哪個國家，完全不是他有興趣知道的事。

政治任命以外──社會科學第三部門的實驗


作為陳智遠的好友和Roundtable 創辦人之一，我一直跟他說，當你的動向確定，就是我退居幕後管理之時。等了這天很久了，所以這幾天，很快樂。有人說，政治很簡單，「一係入，一係唔入」，或只看誰是誰的人。水至清則無魚，我不相信黃興桂品評十二碼的邏輯，就是一切。

在大學的社會科學學系，每年都有學生當政務官、學者、文化人、企業人、搞社運。

畢業後，依然是朋友。Roundtable 的定位，不應是、或不應單是論政團體、青年智庫、民間組織、社會企業……說到底，這是一個社會科學網絡，作為大學社科的現實延伸，希望在同一屋簷下，衍生不同子組織╱機關，分拆上述功能。自然也和社科系一樣，有各種人、各樣出路、不同合作伙伴。由我們旋轉到民間團體的成員，從來不比旋轉到建制的少。社會應是這樣運作的。

對政治投資者、議題運動員來說， 「我們」vs. 「他們」，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題。但縱然個別核心成員走到政府、綁在皇后碼頭圓柱、當愛國商人、走進傳媒、加入政黨、發國際學者夢，這都是暫時的副產品，只是人生旅程的一步。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釋放社科人應有的社會潛能。這是無分立場、年齡的。

為何在港念社科只得月薪9000？

坦白說，從小到大，都有一個心結：為何在外國念社科的人是精英，在香港只得月薪9000？為何西方左翼學者可以是百萬富翁，在港卻以稿費價3 角餬口？為何海外社科人和商界的旋轉門建基於專業知識，不是變賣網絡？這不是個別出路問題——畢竟我的背景是幸運的，友人了解我不會在著書立說前放棄國際關係，才能凝聚起來。但作為自中學起選讀文科的人，說我對上述社會結構沒有感懷、不希望改變，是騙人的，這和對香港喪失國際價值的憂慮一樣。假如同樣背景的人在西方為名為利、為理想為自由，都有更好的路，這要麼代表他們的價值建基於虛無，要麼代表他們在東方的潛能未被釋放。

我們相信後者，因此，出現了Roundtable。

筆者曾在《明報》思潮版寫過好些文章，談論建構「社科第三部門」， 不贅。

Roundtable 以「橋樑」、「旋轉門」、「孵化機」概念化理念，只是希望延伸大學社科的社會功能。所以，我們希望連接由研究到非研究、建制到反建制、文字到媒體的各條路，讓有質素、不愛鑽營的人才進入社會各部門。研究、活動、普及學術的重點不單是本身，也是作為訓練跨學科、跨部門生存力的中介，讓下一代得到我們沒有的機會，逐步制度化催生社科人才的機制。個別成員的發展，是整個實驗的一環，但也只是其中一環而已。

有人以純政治角度演繹這實驗，是難免的，這是多元社會的一部分。雖然偶爾禁不住想，怎能主觀愛打扮，就當所有好看的人是對手？但有了不同質疑監察貪嗔癡，我們才能保持應有的多元。這組織發展至今，已走進管理教科書的典型瓶頸，但對組織宗旨，何謂本、何謂末，應是清晰的。人生是有階段的，必須知所進退，我們的責任，只是不讓理念偏離、不要本末倒置，此外日常營運、延伸的子組織，必須促進世代交替。

朋友，隨緣，努力。

南非布樹人


歷蘇不希望被稱為南非人或納米比亞人，因為他的主要忠誠，奉獻於所屬部落布樹人(Bushmen)。布樹人又稱閃族人，顧名思義就是矮人，平均身高都不到五呎。他們曾是非洲主要人種之一，也被視為語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甚至有人說成是現代人類的真正祖先，目前總人數已剩下不到十萬。

布樹人大量滅絕的原因，主要是殖民勢力入侵非洲時，眼見他們的身形和一般非洲人不同，居然將之當作野獸捕獵。諷刺的是，布樹人的主要生活內容同樣是打獵，這三者就構成了一個殘忍的生物圈。自從布樹人出了歷蘇，南部非洲各國才開始保護這個瀕臨絕種的民族，甚至圈地讓他們自由打獵。雖然心態還是把他們當作展品、供養起來，但總算是一種進步，也算是歷蘇接觸西方的貢獻。

納米比亞命名學


歷蘇所屬的納米比亞共和國原名「西南非洲」，首先對它殖民的是德國人。歐洲列強爭奪非洲期間，德國到得最遲，只得到數片貧瘠土地。後來它戰敗，土地也被不同戰勝國託管。西南非洲並沒有交予英、法，而是被名義上同屬戰勝國的南非奪去，當時南非領土持續擴張，一度希望將西南非洲兼併為本國第五大省。有見及此，當地原住民的獨立運動，一切以正名開始，假如這塊土地還是叫作西南非洲，南非的宗主權就理直氣壯，所以原住民堅持把土地喚作「納米比亞」，即遙遠的乾燥平地。類似的政治正確改名遊戲，一度流行於全非，例如納國鄰近的津巴布韋原稱羅德西亞、馬拉維原稱尼亞薩蘭，都是紀念英國人。難怪香港回歸時，不少人擔心再也沒有皇后大道東，touchwood。

被遺忘的寶貴時光


甚麼是最寶貴的時刻？霎時想起的，反而是它的反義詞，被遺忘的時光。它們，是一組辯証。

自從有了《無間道》，〈被遺忘的時光〉這首陳宏銘曲詞、蔡琴主唱的陳年老歌，忽然變得街知巷聞。「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記憶中那歡樂的情景/慢慢的浮現在我的腦海」??為甚麼，那些應是畢生難忘的歡樂情景，最終都被遺忘，唯有在撩動琴弦的時候，才「慢慢的浮現在腦海」？

原因，可能相當人性。但這卻是普遍的人性：最寶貴的時刻，往往就是人生最平淡的日常生活，一般人卻往往不願意承認，總要強調自己不平凡的一面。佛學入門第一課教導我們：不少人一生的不快樂，就是源自一剎那的快樂。

例如一個落選議員，會鬱鬱寡歡至死；一個得過最佳營業員大獎的經紀，會因為再得不到同一數目的保單而受盡白眼；一個獲獎學金出國讀書的人，會因為在日後工作失去領袖地位，而變得憤世嫉俗。對他們來說，最寶貴的一刻，是上位的一刻、風光的一刻，還是恬淡怡然的一刻？

邏輯上，和實際上，答案自然都是後者。但是，一般人不會甘於平淡；就是本質上甘於平淡，也不容易抵受旁人的目光。東西方都有諺語，說家鄉中沒有先知，因為鄉里都知道先知凡人的一面；僕人眼中也沒有偉人，因為他們知道偉人還不是要吃睡拉撒，卸了妝，可能比自己還不堪。

在英語世界，這喚作「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熟悉的讓人輕視。所以，企業全球招聘老是要請外籍人士、回流人士，因為他們有benefits of doubts，也就是不被熟悉的優惠。

既是這樣，為甚麼還要自欺欺人，說一生最寶貴的時刻是得到甚麼獎、升了甚麼職、獲贈了甚麼寶石？小時候，和父母兄弟聚在一起看無聊的電視劇、到學校被無聊的老師罰留堂、和球場的頑童打無聊的架，這些無聊的日常瑣事，不是更寶貴、更真實的時光嗎？

不久前，回到久違的中學校園，碰見一位久違十年的校工，她十分熱情的告訴我，今年將退休，並遞給我一份學生校報對她的榮休專訪。那一刻，教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對precious moments的定義，有了重新的認知。

西藏與「虛擬主權論」


有主權無土地的馬耳他騎士團，作為「虛擬主權論」的特例，或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新思路。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上週我們介紹了梵蒂岡、天主教廷在國際主權理論的獨特地位，解釋了它何以今天有土地、有主權，在一八七零——一九二九年卻是有主權、無土地。其實，國際社會還有更徹底的「虛擬主權論」，並有一個現存的特例，同樣足以提供西藏問題的參考。

這特例也是主權實體，名叫「耶路撒冷、羅德島與馬耳他聖約翰獨立軍事醫院騎士團」(Sovrano Militare Ordine Ospedaliero di San Giovanni di Geru -salemme)，也就是電腦RPG遊戲常出現的「馬耳他騎士團」。其主權演化，可粗分為四階段﹕

首先，它的前身成立於一零八零年，原來只是教廷授權的慈善團體，在十字軍東征佔領耶路撒冷後，變成具獨立編制的政治、軍事實體，實質上負責了耶路撒冷王國的防務，在講述上述歷史背景的電影《天國驕雄》也曾出場。在這階段，騎士團沒有主權、也沒有土地，大概屬於今天定義的「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s——NSA)。

後來，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騎士團在一三零九年撤退到今天屬於希臘的羅德島，取代了當地的拜占廷帝國管治，在那裏建立了被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主權國家。在這階段，騎士團有主權、也有土地，基本上，是常見的主權國家。

二百年後，羅德島又被穆斯林攻陷，無家可歸的騎士團得到身兼西西里島國王的神聖羅馬皇帝協助，安排他們在其領土範圍內的馬耳他島復國。在這階段，騎士團有主權(作為羅德島國的延伸)，只需每年向西西里國王繳交一馬耳他元作為租金。但嚴格說依然是租用別人土地，不過由於租價過分象徵式，國際社會一般都視馬耳他為騎士團自身領土。

到了一七九八年，拿破崙發動歐洲戰爭，順道佔領馬耳他島作為地中海樞紐，騎士團再次被趕走。這次，他們再也沒有遇上善心人收容，其主體最終在一八三四年轉型為今天的騎士團。他們在羅馬購買了一座大廈為總部，在總部內享有治外法權(而不是主權)，不過騎士團依然被各國接受為主權實體。在這階段，騎士團有主權、無土地，成了「虛擬主權」的教材案例，直到今天。

時至今日，騎士團成功和世上約一百個國家建立正式的「國與國」外交關係，還向各國派駐大使，又發行自己的護照和郵票。除了沒有領土，騎士團實體的一切和正常國家沒有多大分別，而且獲承認的程度，遠勝巴勒斯坦、西薩哈拉等具爭議性的準國家，似乎也超過早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世上自封的虛擬國家、迷你國家為數不少，但得到如此廣泛承認的，只此一家。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作為「主權國家俱樂部」，並沒把騎士團接納為梵蒂岡那樣的「非成員國」，只是邀請它和巴勒斯坦等一起擔任「永久觀察員」——大概因為聯合國成立時，騎士團已沒有了土地，而騎士團的主權身份，也受到部分國際法學者質疑。近年西藏流亡政府的目標之一，就是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年前個別西藏代表得以在聯合國會議作專題報告，已視之為一大勝利。假如中國不放心直接以「梵蒂岡模式」和達賴和解，改為採用「馬耳他騎士團模式」，也不失為談判的起點。

何況未來的國際關係規則很可能更改，屆時騎士團一類有永遠觀察員身份的主權實體，其實頗有機會被接納為正式成員。要理解這發展，我們不妨設問以下問題﹕假如聯合國成員國因某種原因主動放棄全部國土，會得到如何對待﹖會被開除會籍，還是繼續被當作國家下去﹖這假設並非天方夜譚，例如面積比五十分之一個香港還小的太平洋島國瑙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和圖瓦盧(Tuvalu)，都是超微型國家，它們一直擔心溫室效應會令所在的小島被淹沒。其中資源豐盛的瑙魯人早在澳洲購下一座「瑙魯大廈」，希望讓全體國民——不過是一萬人，和騎士團正式國民人數相若——在危難時移居，再向澳洲爭取治外法權。屆時，今天身為聯合國成員國的瑙魯就會徹底「騎士團化」。聯合國是否接受虛擬主權這樣的概念，已不容再逃避。

香港回歸前，曾有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方案，希望讓中國恢復主權、但聘請英國人為總經理管治，其實也是類似的思維，不過沒有涉及「次主權」框架而已。假如將同樣邏輯應用於西藏，中國還是毋須放棄土地，也可以承認「達賴廷」為馬耳他騎士團那樣的「西藏活佛團」，也就是默許它作為主權實體，代表全球藏傳佛教徒的宗教利益，只要雙方有默契，神職可以推薦後者加入聯合國作為永久觀察員。到了「瑙魯危機」變成現實，主權和領土在國際關係的地位必然受到調整，屆時說不定西藏毋須擁有梵蒂岡的象徵式土地，也有機會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聯合國。主權概念的進一步演化，說不定會帶來新一波動盪，但也可能有助解決好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世界大同、民胞物與的境界能否隨之而生，就見仁見智了。■

假如納米比亞不獨立


納米比亞在1990年獲得獨立，南非則在1993年正式終結白人政權，黑人當家作主。南非治安自此一落千丈，愛滋病等問題十分嚴重，但依然是黑非洲最繁榮的國家，隱然成為非洲龍頭。曾幾何時，納國人民抗拒和南非合併，但眼見自己獨立後發展緩慢，南非當權者卻成了「自己人」，開始有人質疑究竟獨立是否明智。

事實上，假如納國獲得南非的高度自治承諾，以及南非中央政府的經濟援助，也許不少納國人都不太在意是否獨立。不少近年獨立的新國家像東帝汶、立陶宛、斯洛伐克等，都有不少國民質疑獨立是否上算，起碼以短期利益而言，都像得不償失。對只有部落概念的歷蘇一類原住民而言，「代表」他的究竟是納米比亞還是南非，更是毫無關係。

國際社會的「飛地」


納米比亞獨立後完全脫離南非管治，卻遺下大西洋海岸旁的「鯨灣」屬於南非主權。這類和本土不接壤的土地，通稱飛地(enclave)，一般源自新國家和前宗主國的討價還價，須知後者多希望維持影響力，和掌握關鍵地理位置。立陶宛獨立時，俄羅斯就堅持控制一個波羅的海港口；阿拉伯半島的阿曼，也擁有好些遠離國土的小飛地。

美國以往強行在巴拿馬建立歸華府統治的「運河區」，原理也是一樣。納國獨立前，南非政府刻意將鯨灣劃入開普頓省，就是為了製造既定事實，也成功爭取了其主權。直到白人政權垮台，曼德拉成為總統，才在1994年將鯨灣交還納國。

曾有人提議中國在東南亞建立飛地領土，說來異想天開，不過倒有國際先例可援引呢。

非洲地圖的手指走廊


我們細看納米比亞地圖，會發現它除了曾有一塊屬於南非的「飛地」，還有一條狹長得離奇的走廊，從本部往東延伸450公里，恍如一條私家公路，這就是非洲版圖最有特色的卡普里維走廊(Caprivi Strip)。

它原來並不屬於納國，只是因為德國統治當地期間，為方便這塊殖民地得到中非桑比亞河的資源，和與東非德屬殖民地溝通，以及為日後出現的德意志非洲帝國鋪路，才從英國手上硬要過來。

在日後所有非洲戰爭期間，這條走廊都起著關鍵作用，成了各國黑人圍堵南非白人政權的通道。

類似的走廊在國際社會尚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連接印度東部和西部的班加走廊，後來印度嫌走廊不夠寬，擔心東部脫軌而去，因此兼併了走廊外圍的小國錫金。

中國提名台灣西藏的智慧


有沒有可能由中國提名台灣、西藏得到聯合國獨立成員身份？歷史有這樣的先例。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就職時，表示與胡錦濤就「中國」作為概念的了解沒有分歧，分歧只是生活價值等問題。達賴喇嘛在代表與北京會面後，也重申不是要西藏獨立。不過與此同時，台灣依然希望以獨立身份加入聯合國，無論使用什麼名字﹔西藏既然要求最大自主性，自然也主觀希望有國際社會背書。其實沒有土地、甚至沒有主權，是否就不能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有沒有可能讓台灣、西藏得到聯合國獨立成員身份，而且還要由中國提名﹖理論上，可能性是存在的，歷史也有這樣的先例。

聯合國在一九四四年籌備時，美、蘇雙方對主權的定義，就翻來覆去，作出連串討論。按照羅斯福原來的設想，聯合國成員必須是有主權、有土地的國家，而且必須涵蓋所有大國，以免重蹈國際聯盟失敗、間接導致二戰爆發的覆轍。蘇聯卻要求對主權彈性演繹，因為理論上，蘇聯本身只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身份介乎聯邦與邦聯之間。既然蘇聯當時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在我們今天熟悉的十五國外，還有一個後來被降級的卡里利亞—芬蘭加盟共和國），斯大林原來希望它們可以全部成為聯合國始創國﹔與此同時，蘇聯則為凌駕它們之上、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須知整個否決權的制度，也是蘇聯提出的。換句話說，斯大林在搞霸權的背後，其實也提出了一個「兩級國家制」，認為美、蘇、英、法等大國可以凌駕一般國家，那些「一般國家」的主權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屬於上述大國的「重疊主權」，兩種身份都可以加入聯合國，毋須非黑即白。

因此，蘇聯也支持當時沒有完全獨立的殖民地、自治領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這固然有現實考慮（這些成員較易傾向蘇聯），但也符合上述理論基礎。最終，在討價還價下，只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成功入聯，讓蘇聯事實上有了三票﹔此外，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還是美國託管地的菲律賓，都成為聯合國創始國。換句話說，當時的烏克蘭人、白俄人、印度人和菲律賓人，在聯合國都有了兩個代表，因為蘇、英、美三國的議席理論上也包含了它們。在印、菲獨立、斯大林死後，主權在聯合國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例如在太平洋、西印度群島一帶的微型國家大舉獨立時，就有提議它們只應以一個類似「微型國家聯盟」的身份加入聯合國，以免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也是「兩級國家制」的變種。

不過，自從蘇聯解體，重疊主權的案例就不再在聯合國出現了，世界對主權的演繹變得越來越絕對、越來越沒有彈性，成了零和遊戲。例如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不能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但其實它的身份，和獨立前屬於美國的菲律賓只是大同小異。又如分別在八、九十年代加入聯合國的北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和帕流共和國，原來的身份都是美國託管地，它們在一九八六年和美國簽署「自由組合條約」時（這是國際法的先例），還不能名正言順加入聯合國，各國也不敢把它們當國家看待，怕美國不高興。直到國際法專家多番向美國求證，確認三國能擁有獨立主權，聯合國才敢接受它們，儘管它們作為美國附庸的身份，乃眾所週知。

有趣的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推展，和歐盟一類區域超國整合(Supra-national)組織的出現，當年斯大林提出的「兩級國家制」，已越來越接近現實。一些現在不可能實現的做法，在數十年後，可能變得順理成章，因為那時國際法對主權的概念，不可能和今天一模一樣。

近年開始有學者提出讓歐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法則降級為普通成員，或起碼讓歐盟主要成員輪流成為常任理事，而不是讓影響力日益下降的英、法壟斷歐洲代表權。也有人想過讓美國五十州同時成為聯合國成員，並保留美國的常任理事國身份，以反映其足以抵銷五十國的國際影響力。蘇聯解體時，要是獨聯體、而不是俄羅斯繼承蘇聯的常任理事國位置，當年斯大林的「兩級國家制」就會變相重現。

根據同樣假設，中國說不定有一天亦可比照白俄、烏克蘭模式，提名西藏、台灣等加入聯合國，只要它們接受中國的整體概念、承認屬於一個中國，那就是在國際社會確立了概念中國的版圖。

根據同一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可將現在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持有者改為「中國」，繼而再多提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會員、由同一政府控制，從而得到類似當年蘇聯在聯合國的地位，也許還能將新加坡、蒙古等，吸納為概念中國的成員，無論其身份是聯邦、邦聯，還是什麼。

這些假設，在國際法未被修正前，目前自然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對下一代領袖來說，有了這樣的視野，再集中發展經濟，相信會比現在容易。■

手指走廊也搞獨立


納米比亞的手指走廊雖是重要戰略資源，但自從南部非洲沒有了白人根據地，它卻成了這個新生國家的負擔。畢竟這樣抽離的領土實在難以管理，令近年走廊上的原住民勞斯族人出現了分離主義，成立了爭取獨立的「卡普里維解放軍」，希望獨立後再和其他文化接近的鄰國合併。

這支軍隊人數只有數百，理論上難成氣候，當地自然也沒有獨立、自給自足的條件。但卡軍得到鄰國博茨瓦納支持，根本毋須以走廊為大本營，納國政府也就難以剷除。1999年，走廊軍隊成功策劃了納米比亞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襲擊，逼使中央政府也要反恐。

其實納國政府心知肚明，不可能長期維持這塊奇怪的領土，但誰也沒有信心以土地換取和平，因為世界各國都有憤青。

尼泊爾毛游


本年度首個政體變更出現在尼泊爾。廢王室立共和並不教人意外，但掌權的是毛派游擊隊，卻頗為逆世界潮流。在各地激進左派紛紛向右轉之時，尼泊爾毛游更是鶴立雞群。類似的游擊隊在各國殘留不少，但真能掌權的絕無僅有；就是最成功的秘魯光明之旅，也難逃領袖被捕坐牢的命運。一般相信，這支游擊隊既然願意參與民主選舉，就不可能走回頭路，其實他們早就控制尼泊爾八成土地，並實行毛式管治、綁架勒索，與選不選舉基本上沒有關係。假如尼游模式足以生存、奪權，國際對左派之死的假定，恐怕就得重新修正。那些奄奄一息的各國左翼同志們，也找到一絲希望。各國重視尼泊爾變天，全在於此。

「西藏—納粹互動」釋讀


西藏在西方，代表了被欣羨的民族素質、宗教精神、普世價值，構成三個同心圓。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自從西藏成為全球焦點之後，開始有人對達賴喇嘛翻舊帳，連他的幼時玩伴納粹黨員哈勒(Heinrich Harrer)——即電影《西藏七年》的主人翁，也被拿來批鬥。究竟納粹和西藏有何關係，由於還有二戰機密檔案尚未完全解封，其實沒有人能說清。不過這段歷史，卻能有助我們了解西方人的西藏情結。

西藏與納粹神話

根據納粹那個複雜的雅利安種族神話體系，德國人所屬的民族是天神的後裔——這並不特別，幾乎所有民族的神話，都如此解釋自己的由來。特別的是，納粹神學家認為雅利安民族源自古代傳說「亞特蘭提斯」，認為那是神的文明，相信亞特蘭提斯被地震毀滅時，島民分別流向南亞次大陸和歐亞大陸，成了西藏人和德國人，更相信前者依然握有神力。當時歐洲又盛行「地心空洞說」，相信地心住了神秘人，西藏則是通往地心德國祖先的通道。所以，西藏很神秘。後來，納粹派了兩個調查團到西藏考察，一方面通過「人種學」方法論，研究西藏人和德國人的異同，另一方面希望尋找一切有神秘跡象的符號。結果，團員發現了當地確有控制時間的「世界軸心」傳說，發現藏傳佛教符號和納粹的反十字符號不謀而合(事實是納粹以此為標記時主動參考了東方神秘主義，並非巧合)，再發現西藏貴族制和納粹獨裁亦有類同，總之，一切覺得很上套。納粹初露敗跡時，希姆萊再次派團到西藏，據說是希望找到世界軸心、讓時光倒流、建立不死兵團云云……然而這類記載未得到德國官方檔案證實，頗為難以入信。那除了神秘主義，為什麼納粹硬是要到西藏﹖

西藏與納粹地緣政治

事實上，納粹不能明確分辨北印度、西藏、新疆等文化的不同。鎖定西藏，多少是受了地緣政治學派影響。德國地緣政治大師荷斯豪菲(Karl Haushofer)是二十世紀重要國際關係學者，不但影響了希特勒(Hitler)，他的門徒赫斯(Rudolf Hess)更是納粹副元首。根據其理論，德國尋找生存空間(Lebensraum)，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心臟地帶，也就是整片歐亞大陸。鞏固心臟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讓別人掃蕩心臟兩側，所以荷斯豪菲主張和意大利、日本結盟是出於策略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原因。在上述計劃中，德、日的勢力交界就是西藏，荷斯豪菲本人是粗通梵文的印度、西藏迷，更希望在西藏建立根據地，作為地緣政治交接點。西藏貴族雖然封閉，但也並非對世界局勢一無所知，習慣了和英、俄等政府周旋，也知道西方兩大陣營的鬥爭，因此才准許納粹訪問。有說納粹崩潰後，總部發現有西藏喇嘛屍體，究竟那是神秘主義的代表、還是聯絡員，語焉不詳。其實，就是在二戰期間支持同盟國的印度，也有不少印度人主張和德、日結盟，以加速獨立。西藏不抗拒德、日代表，大概有同樣含義。否則似乎難以解釋納粹的西藏檔案被戰勝國一封再封﹕要是內容只有神話，就不是機密了。

今天我們應注意的，反而是上述神話對西藏形象的影響。雅利安主義的「理論基礎」現在被視作荒誕不經，但西方人的種族潛意識也不能一朝沖散。畢竟，將西藏聯繫到神秘主義的不止是納粹，還有十九世紀末興起的連串流行文學，小說《失落的地平線》(即香格里拉)就是典型例子。在西方人心目中，藏人和其他第三世界民族不同，屬於「優等民族」一類，這和不少大漢沙文主義者看不起藏人封建落後，恰成對比。西藏既被賦予神秘地位，藏傳佛教被看成是擁有古代智慧的神秘宗教，《失落的地平線》的西藏，根本就是桃花源和挪亞方舟的結合。雖然納粹神話崩潰，但西方人依然相信西藏宗教傳承了人類古文明遺產、有匡扶世人的功能，這解釋了為什麼活佛、轉世等概念能被西方人接受，非洲巫術就難了。此所以達賴能從容回應幼時與納粹黨員亦師亦友的事實，他說「藏人習慣被戰敗了的狗感動」——上綱上線的人批評這是逃避責任，但其實達賴的談話技巧乃一以貫之，例如他回應伊拉克戰爭時，也只說「祈禱逐步結束戰爭」而已。他要飾演的是超然於國族、文化鬥爭的普世角色，因為他知道捍衛西藏文化、藏傳佛教的工作，早已經有人代勞。

西藏情結的緣由

結果，西藏在西方，代表了被欣羨的民族素質、宗教精神、普世價值，構成三個同心圓。不少漢人相信的卻恰恰相反，認為藏人素質低下、全靠中央開發、宗教思想落後而且導人迷信，只是為了一己民族和宗教利益搞事。西方人則對中國代表的民族素質有所懷疑，標籤中國為沒有信仰的國家，亦不相信北京近年提出的普世價值能超越國家利益。中國和西方對西藏有不同預設立場，就是源自上述同心圓的對比了。■

印度毛派與尼泊爾毛派


現在上台的這支尼泊爾毛派游擊隊歷史並不悠久，只成立於1990年，但它的前身可追溯至六十年代。當時中國搞文革，亢奮地輸出革命，批評蘇聯為修正主義，希望北京成為世界革命聖都。最先受影響的自然是四鄰的激進青年。除了眾所周知的柬埔寨、越南等國出現激進共黨、印度也在六十年代冒出毛派游擊隊，更聲稱「中共的領袖就是我們的領袖」。在印度政府高壓打擊下，印共的不同支派始終難成氣候，但成立毛游的風氣卻啟發了尼泊爾邊境人民，造就了數支名目不同的共產游擊隊。經過重重分裂合併，今天終於修成正果。

毛澤東播種，居然在40年後還能收成，相信對內地人而言，也難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