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8(4月至6月)文章

從國際關係定義西藏問題——文化滅絕疑雲


不少年輕藏人不再對喇嘛教盲目信仰，認為昔日的文化落後。這是否算是無意中進行的文化滅絕，就見仁見智了。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台灣大選期間，西藏「巧合」地成了民進黨負面文宣的大配角。表面上，台灣和西藏距離遙遠，但除了兩地和北京政府的歷史互動以外，台灣人民基於其他文化原因，對西藏還不致於太陌生。例如達賴喇嘛長期和台灣宗教領袖保持聯繫，他的著作在書局的勵志系列熱賣中，藏獨、疆獨和台獨基本教義派一直在被稱為「小聯合國」的「不被代表的人民和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緊密合作，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至今保留名不副實的「蒙藏委員會」（因此算是保留了對藏發言權），台北那些依據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地方命名的街道也包括了一條「西藏路」……這些感知，都讓台灣民眾始終對西藏殘存著集體記憶，不能說是很重視，但也足以被借題發揮。可惜究竟西藏問題應如何從國際關係的學術角度作出定義，台灣的藍綠領袖都沒有為民眾加以釐清，這對強調選後大和解的「新台灣」而言，應是需要顧及的。

西藏的「三一四事件」發生後，達賴喇嘛最觸動國際人心的一句話，大概是指控北京這些年來在「有意無意間」滅絕西藏本土文化。西藏文化先是被二戰前後納粹德國的希姆萊「有意無意間」神秘化，納粹甚至曾在西藏找尋「生命之源」，近年再被流亡後的達賴和幕僚「有意無意間」以海外流行的跨界別「crossover」方式普及化，假如它有任何被滅絕的可能，對西方輿論而言都是極敏感的、不可接受的。但什麼才算是文化滅絕﹖我們曾談及奧巴馬在美國總統初選期間打的種族牌，他的「美國夢」代表的大熔爐主義，正是強調不同種族都要共熔在同一個大爐，假如各族人民排他地在個別社區維持著自身特色，就是抗拒美國價值的融合，起碼是不應被鼓勵的，他這個肯尼亞（肯雅）之子也不會鼓勵。換句話說，與加拿大和澳洲的鼓勵多元文化各自發展的國策相比，美國的大熔爐主義或「奧巴馬主義」，對不同文化相對有了多一層的消極規範，因此溫哥華唐人街的不懂英語的老住客，往往比三藩市唐人街的老住客感覺自在。

啟發了美國憲法的法國也有類似的熔爐存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就是圍繞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來建構。近年巴黎政府為了解決境內少數族裔數目越來越多的挑戰，更進一步強制境內多元文化的各自發展，例如通過所謂「頭巾法」，禁止宗教信徒在公開場合佩戴標誌性飾物，無論他們是穆斯林還是猶太人，因此發生了年前的巴黎騷亂，也因此要把阿爾及利亞裔的世界盃英雄齊達內（施丹）樹立為「新法國人」樣板。相比起美國，法國對境內不同文化的規範更為積極，甚至可說是干預了。因此與三藩市唐人街不懂英語的老住客相比，不懂法語的巴黎唐人街老人感覺往往更不自在。

怎樣才算是有意無意間進行文化滅絕﹖

中共政權無疑曾有意在西藏進行廣義的文化滅絕，那主要是在達賴出走後到文革時期，不過被嘗試滅絕的不止是西藏文化，其實還有整個中華文化。《活佛傳》一類西方關於西藏的電影都習慣抽取文革的極端案例，例如群眾強逼西藏喇嘛和尼姑還俗（甚至當眾宣淫）、喇嘛被逼親手燒毀佛經、毛澤東像取代了寺廟內的活佛像一類記載，來形象化文化滅絕的意涵，從而對今日的實況加以印證，內裏「有意無意間」似乎多少有移花接木的成份。文革後，北京的西藏政策自然完全不同，有意的文化滅絕應是沒有了，但說北京有意識地希望西藏融入中華文化的主體，那明顯是客觀事實﹔從學生之間的交流可見，不少年輕藏人不再對喇嘛教盲目信仰，認為昔日的文化落後，那也是客觀事實。這是否算是無意中進行的文化滅絕，就見仁見智了。

理論上，上述做法和法國希望降低境內不同文化單位的獨特性、希望他們盡快融入法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大家庭，應是大同小異的。不過它們之間，實在有不能算小的「小異」。法國主體的民族主義畢竟有哲學體系認可的核心價值，但在二十一世紀以前，北京灌輸的大中華民族主義除了「融合五十六個民族」這樣的生物性的定義，卻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實質價值。價值觀不清的國家要整合不同文化，往往是難以向外傳銷的，因為這需要頗多的威權管治元素，卻不能累積多少軟權力。何況法國新移民畢竟是自願入境、自願入籍，多少有尊重主人定下的規則的義務，但當年的西藏人是否自願加入那個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家庭，又是一筆算不清的歷史帳。難怪近年中國學者不斷希望從北京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一套類似能代表中華民族全體人民的價值觀，讓它承擔融合不同文化、乃至吸引其他國人的工具，不過這套價值如何和國家反分裂的愛國主義底線互動，一直未有一錘定音的答案，要它成為中國公民民族主義的主軸，仍有待努力。■

由「兩岸共同市場」到「日台共同協會」


台灣大選後期，民進黨主要文宣集中抹黑馬蕭陣營的「兩岸共同市場」為「一中市場」，宣傳單張使用網上百科全書的斷章取義，來「預言」台灣未來的失業苦况和劣質食品肆虐，其邏輯之混淆，足以作為中學考試題目。然而這類文宣的出現，始終反映了不少台灣民眾恐懼大陸、希望同時與其他地方保持聯繫的事實，民進黨在野後若要承接這思維、又要化破壞為建設，可以怎樣？也許它首先要參考的，是關於共同市場的不同國際案例，特別是同屬海島身分的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加勒比海共同體Vs.加勒比海國家協會加勒比海共同體成立於1973 年，目前有15 個成員、5 個副成員和7 個觀察員。它的前身是成立於1965 年的加勒比海自由貿易組織（Caribbean FreeTrade Association），再前身是1958-1962 年由英國強行將其加勒比海殖民地湊成的西印度聯邦。因此加勒比海共同體有強烈的英屬背景，並催生了一個獨特案例： 在15 個正式成員「國」當中， 包括了英屬蒙特塞拉特島（Montserrat），這是非獨立國家得到共同體正式成員身分的罕有例子，其他殖民地都只是副成員或觀察員，在其他共同體亦如是。這條界線定得相對嚴謹，因為非獨立國家往往與其母體維繫着其他整合，例如蒙島全體島民都是正式英國公民，都有自由往來歐盟國家的權利，所以它以獨立身分加入加勒比海共同體需倫敦正式批准。雖然歐盟法律不適用於蒙島，但人數不到1萬人的蒙島島民，可說是同時受惠於兩個區域整合。

抹黑「一中市場」Vs.建構「北太平洋協會」同區另一個有趣案例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我們眼中的小國，在加勒比海島嶼中是一個龐然大物，其面積和人口都遠遠拋離加勒比海共同體的島國，共同體成員都不太願意接受其加入，只批准它成為觀察員，心態有點像台灣深綠人士對大陸的保留。然而多明尼加畢竟是加勒比海一員，因此該區又在1994 年成立了加勒比海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作為不涉及共同體一類超國（supranational） 體制的跨政府（intergovernmental）區域合作組織，容納了25 個成員，多明尼加就在裏面和其他小島互動。

這些遙遠的加勒比海案例，對台灣可有不少啟發。首先，不同共同市場雖然一般不能容納同一成員，例如英國、葡萄牙等國加入歐盟前身的歐共體後， 都要退出自己一手策劃的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Free TradeArea），但主要成員身分是蒙島那樣的次主權國家，它依然有力和其他地區進行另一模式的整合。其次，從多明尼加的案例可見，雖然它與加勒比海小島進行單一市場式的經濟整合未能實現，但區內都認同它屬於同一文化圈和地緣政治圈，依然願意確保雙方在平起平坐的跨政府層次要有足夠合作。這說明了兩岸共同市場並非絕對的排他概念，台灣依然可主動提出和鄰近地區整合，例如可以將和台灣有邦交的什麼馬紹爾群島、帛琉共和國等小島國建構成北太平洋區域協會，甚至可包括日本在內，畢竟包括台灣在內的這些島嶼從前都曾接受日本管治。

大陸其實亦不妨乾脆假手台灣外交部資助這些小島，當它白手套用就是。這樣無損於兩岸經濟整合的實惠，又保存了台灣保持自主和國際空間的需求，就比單純批評「一中市場」來得積極了。

戰地記者與「誤傷」


美軍從伊拉克撤兵提出「薩爾瓦多模型」的另一個相關點，是戰地記者在兩場戰爭的角色。薩戰期間，左翼記者自然不受當地政府歡迎、也不受美國歡迎，常見被政府軍「誤殺」的例子，這是電影《薩爾瓦多》改編現實的劇情。伊戰期間，同樣有殉職記者聲稱被美軍「誤傷」，教人想起半島電視台在阿富汗戰爭被美軍「誤炸」、中國新華社記者在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誤殺」等故事，這些都是一般人不願意相信的巧合。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殉職記者的機構也愈來愈愛提出陰謀論，以掩飾公司提供保護不足的事實，令追究誤傷變成複雜的政治角力場。

諷刺的是，薩戰結束後，記者成為當地的最受歡迎人物，因為他們的報道能影響國家重建的命運。伊戰結束後，相信亦一樣。

台灣外交橋頭堡在中美


也許大家對中美洲小國薩爾瓦多感覺陌生，甚至對整個中美洲也感覺比非洲更遙遠。原因之一，是中美和加勒比海一向是台灣外交碩果僅存的橋頭堡，既然它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邦交，和我們接觸的機會自然更少。自從民國退守台灣，中美七國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巴拿馬和伯利茲，居然100%和台灣建交，這一來因為它們歷史較悠久、並非二戰後解殖風潮的新產品，早已和民國建交，二來它們以美國後院自居，美國卻在自己和中國建交後，示意它們和台灣維持友好關係搞平衡。因此薩爾瓦多戰後重建，有不少台灣金元的蹤跡。直到去年哥斯達黎加和台灣斷交，台灣在中美的地位才首次受挑戰，傳聞巴拿馬和尼加拉瓜也快步其後塵了。

墨索里尼變回英雄﹖


近年意大利政壇醜聞纍纍，開始有人提出借鑒當年法西斯運動優點，對獨裁者墨索里尼重新評價。墨索里尼孫女一直活躍意國政壇，目前是歐洲議會議員，常對祖父歌功頌德。事實上，意大利人將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分別看待，對前者前期的政績還是頗為肯定的，難怪有人希望把他捧回神台，方法是還原他為凡人開始。

不少關於他的電影花最大篇幅講述他和家庭、情婦的關係，令純粹看大場面的觀眾失望，其實家庭就是突顯墨魔和希魔不同的根源。

墨索里尼雖然提倡紀律，但本人終究是意大利人，富有生活情趣，喜歡寫肉麻情信，也有公開情婦，雖然討厭形式主義，但也不致於沒有品味，例如會稱呼希特拉造型為「現代版成吉思汗」，也懂得迷人地笑，儘管笑時教人想起電影的光頭邪惡博士。

奧運聖火與黃蓮聖母：北京忽視建構主義的教訓


萬名護火使者，一把熊熊聖火，北京奧運彷彿讓我們回到武俠世界，存心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1992 年的巴塞羅拿奧運會備受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分離主義威脅，1988 年的漢城奧運，原是西方批評南韓民主化進程的平台，2002 年鹽湖城冬季奧運被布殊以「9/11 英雄頌」騎劫而遭到自由主義者圍攻。為什麼它們對主辦國的挑戰，都沒有這次聖火之戰嚴峻？

奧運屢成宣傳價值觀平台

假如我們隨便問一名中國人，為什麼聖火不能熄滅，表面答案可能是聖火代表「和平、友誼、進步和光明」（溫家寶語），實際答案可能是這大損國人面子（網絡論壇語）。再問為什麼要辦奧運，答案大概一樣。但聖火代表什麼？它在古希臘代表的是對主神宙斯的祭祀，以當年中共標準，可算是封建迷信行為；它在柏林奧運被復興，代表古希臘和納粹雅里安人種論薪火相傳，全是右翼玩意；到了美國利用冬季奧運點聖火的一刻，以世貿破國旗宣傳9/11 精神，那還是同一保守意識形態圖騰。

奧運又代表什麼？在世界大同口號下，它的可塑性同樣甚大。例如奧運以往象徵發展主義，墨西哥城主辦奧運時，不以奧運場館和散佈污染的煙窗並列為恥，反而看成是肯定本國工業化的光榮，直到近年奧運才變成和環保掛鈎。總之，主辦國都有意借用奧運宣傳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而不是在配合一成不變的奧運精神。

北京奧運要傳遞的價值觀和信息，又是什麼？千頭萬緒，可歸納為下列三項：證明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宣揚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胡溫精神；從而證明中國是一個盡責任大國。但細心推敲，以北京目前做法，這些信息是不可能同時達成的。對國際社會而言，和平發展、和諧世界都是未被定義、虛無的泡沫，假如北京奧運雲集不同運動員就是促進「和諧」，那麼雅典奧運、亞特蘭大奧運無疑都很和諧，北京以此為價值觀，就被看成官樣文章。

未深化建構價值中國失議題設定權要證明這些理念不止是官腔，而是足以和美國價值、法國價值相輝映的實質內涵，邏輯上，它不但要顯示今日中國和昨日不同，也必須顯示這屆奧運和從前奧運有別，而不是完全相等。假如北京老早為08 年奧運定調為「和諧社會年」，安排和馬英九、達賴乃至香港泛民主派對話來顯示什麼是和而不同，從中暗諷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不和諧、單邊傾向，今天的護聖火行動就能往上述價值層面轉移， 「奪火使者」可被宣傳為曲解上述價值的人，北京不用如此被動。這是建構主義者AlexanderWendt 強調的「三建構」：建構國家需要的合理常識、行為規範和身分認同，並通過非國家個體在國際社會傳播開來。

中國未掌握建構主義遊戲規則可惜，除了民族主義的亢奮行動，上述價值的深化，幾乎什麼也沒有。中國要借奧運宣示進入國際社會、當盡責任大國，承諾按國際標準迎接奧運，它就放棄了對奧運背景的話語權；當中國價值觀未成功建構，面對國際輿論就難以招架。結果，作為主辦國的中國反而失去了議題設定權，也錯失了借奧運定義中國價值觀的機遇。當西方輿論對失去這些權力的中國進行集體批判，中國只能訴諸民族主義情緒，又反過來證明了中國還未成為價值觀國家。護火使者不會讓西方人想到和平發展、「Hexienism」，只會讓犬儒的西方漢學家想到義和團的紅燈照，她們崇拜的是自稱能在空中放火的黃蓮聖母。

事實上，每一屆奧運都充滿批評，但批評多集中在一至兩項主軸，例如針對鹽湖城奧運的新保守主義傾向，又或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破壞主權。只要議題鎖定了，主辦國依然握有主導權，在其他層面得到安全閥，足以繼續弘揚價值——莫斯科、柏林和鹽湖城奧運都充斥着明確價值觀，無論喜歡它們與否，它們確實達到了傳訊效果。

國人常謙稱「我們的公關做得不夠好」，以致如此這般。誠然，否認火炬熄滅的新聞發言人不能算是好公關，教人想起袁木。但軟權力的弘揚遠不止是公關遊戲，當年希特勒通過奧運讓英國右派士氣大振、日本通過奧運來隱晦控訴美國使用原子彈，這些都牽涉和國際組織的互動、對跨國媒體的掌控、本國核心價值的建立。到了北京奧運，價值觀建構不出來亦傳播不開去、對融入國際的需求比從前更多、主辦國的話語權喪失、民族主義情緒卻早被激發，這樣的格局，只反映中國未掌握建構主義的遊戲規則，軟權力比想像中弱得多。明天，無論護火不護火，對建構完備的西方話語完全無關宏旨，這才教人痛心。

盟友諷刺希特拉獨身


墨索里尼被人欣賞之處，包括他曾諷刺希特拉的私隱。希特拉和情婦伊娃的關係純粹是柏拉圖戀愛，對女色幾乎沒有興趣，近年不斷有研究指他是同性戀者，或因年少染上梅毒而喪失性能力，認為他將同性戀者拿來和猶太人一起迫害，不過是欲蓋彌彰。墨索里尼後期喪失政權，被希特拉營救後淪為傀儡，被迫處決女婿，逐漸心灰意冷，據說曾對希特拉說「結了婚的人才明白我現在的感受」。被惹怒的納粹元首針鋒相對，說「我已結了婚，和德國」。

對話無論真偽，都充分反映了兩人的人生觀：對墨索里尼來說，德軍入侵意大利、破壞他的家庭，令他痛苦，相信自己是為了保衛意大利完整，才和希特拉磨下去；希特拉在戰爭後期卻不斷用焦土政策，破壞德國的完美基建，說這是對德國人作戰不力的懲罰。

墨索里尼曾是世人偶像


對意大利人而言，近代史上無人能像墨索里尼那樣，一度成為全球偶像，這地位正是前總理兼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夢寐以求的。當年希特拉吞捷克的慕尼黑協定時，墨索里尼就是撮合希特拉和英、法元首舉行四方談判的靈魂，更親自充當翻譯，暫時「和平」解決了捷克危機。

邱吉爾、甘地、愛迪生等星級陣容，紛紛讚譽墨索里尼的貢獻，一度說他是復興本國的民族主義驕傲、和平主義同路人；只是這些說話在戰後已被西方各國故意忘記。

事實上，面對一次大戰後的全球大蕭條，唯獨墨索里尼的「社團主義」短期內解決了部分經濟問題，對外又恢復領土，加上反共立場堅定，令他成了全球最受歡迎人物，連希特拉上前索簽名，也被這大明星拒絕。

假如丘吉爾成了獨裁者


今天的英國歷史英雄丘吉爾，少年時性格反叛，曾以浪蕩游子形象行走江湖，唯一令他心服的偶像，就是墨索里尼。

他早年曾親自到意大利拜訪墨索里尼，更說假如他生在那個時代的意大利，「肯定會成為法西斯」。

此後兩人私交甚篤，甚至二戰開打後，丘吉爾還秘密以割地游說墨索里尼保持中立，反而英國國內那些軟弱的政客，讓丘吉爾瞧不起。

據說戰後就是丘吉爾堅持就地處決墨索里尼，原因是害怕兩人的親密關係在法庭曝光。

換個角度看，其實丘吉爾在二戰期間也有過大量帶獨裁傾向的命令，戰後才被選民立刻踢走，根本沒有人相信他有興趣治國，他本人也說過戰爭結束令自己「很失落」。假如他和墨索里尼易地而處，說不定，命運可能完全一樣。

將西藏納入國際反恐﹖


中國官方和民間都傾向將西藏問題通過反恐之名與國際合流，要扭轉處於下風的國際話語權。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要發掘西藏的真相，由於新華社和西方媒體的報道手法都有其盲點，是困難的。然而演繹從來都比真相重要，北京開始以國際反恐的框架詮釋西藏，卻呼之欲出。在官方報道和評論以外，我們在網絡討論區、甚至YouTube一類網站搜索，發現一些中國網民亦開始以「恐怖分子」標籤藏獨人士，並嘗試以此與國際民間接軌。例如據名叫「龍騰虎躍」的網民轉述，一個在拉薩旅行的加拿大人目睹真相後，忍不住在自己的博客透露是「那些藏獨恐怖分子」先攻擊公安、攻擊平民，「如果放在西方會被更嚴厲地鎮壓」。再將這和近期發生的疑似疆獨分子劫機事件相提並論，可發現北京由官方到民間都逐漸傾向通過反恐之名和國際合流，作為拘捕疑犯的理據，並放下反分裂的聲調，希望扭轉處於下風的國際話語權。因為這反恐框架的法理基礎，正是布殊一手一腳構建的。

根據日內瓦條約，正式作戰的士兵被俘後就是戰俘，平民無分敵我都是平民，本土平民為保護自己的土地抗擊外來侵略者就是合法作戰的游擊隊，都受國際法保護。換句話說，一般藏人危害中國統一是受國際法保護的，而且屬政治犯，一般會被友好國家收容。假如藏獨分子正式組織武裝起義，他們就算是本土游擊隊，同樣是合法存在。九一一後，美國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創造了一個新品種﹕不屬士兵或游擊隊、不屬平民、而是來自蓋達一類恐怖組織、以非常規手段作戰的「非法戰鬥人員」。無論他們是什麼國籍，代表他們的已不是國家，而是從事非法活動的「非國家個體」，所以他們被俘後不是戰俘，被捕後也不是法律定義的被賦予人權的疑犯，只是拘留者。這就是美國得以在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隨便進行逼供的「理論」基礎。

美國國務院列為正式恐怖組織的四十多個團體，都有資格提供非法戰鬥人員。然而這樣的定義充滿歧義，因為不少非國家個體和國家實際上是相通的。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無疑曾有效運作政府，曾和美國建立溝通熱線，負責和華府打交道的塔利班外事人員原是和西方外交家平起平坐的座上客，政權倒台後卻成了關塔那摩的「非法戰鬥人員」，營內最憤憤不平的就是他們。根據布殊的定義，要是西藏事件的策劃者被確認為恐怖分子，不止是那些直接造成平民死傷的人、還有能被證明和事件有關的西藏流亡政府若干高層，理論上都可被演繹為「非法戰鬥人員」。這樣一來，北京可繞過分離主義、西藏文化等敏感議題對之通緝，即使不能讓西方信服，也能以「批評西方對反恐有雙重標準」抗衡。

雄天宗VS藏青團

四月初，新華社發表詳細研究報告，不但「披露」達賴集團（不是達賴本人）策劃西藏事件，更首次對七個被視為激進派系的傾向藏獨的組織點名，包括知名度最高的西藏青年團，相信它將成為北京輿論的反恐宣傳對象。這宣傳的邏輯結果是什麼﹖表面上只要現任達賴離世，藏青團那幾乎全盤西化的領導層將會更傾向使用暴力、更希望遠離北京。陰謀論都說這正符合北京利益，華府在九一一後將疆獨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列為四十多個官方恐怖組織之一，將成為北京向西方就「藏獨恐怖組織」施壓的先例，屆時北京將西藏問題疆獨化、邊緣化，就顯得順理成章。

然而，這樣的算盤是充滿隱憂的，因為西藏和反恐的聯繫，還有另一個重要面向。九一一後，達賴陣營曾公開點名稱藏傳佛教支派雄天宗（Shugden）為「佛教基本教義派」、「佛教塔利班」。這固然涉及藏傳佛教內部的數百年鬥爭，例如達賴認為雄天宗崇拜的復仇之神多傑雄天（Dorje Shugden）是邪神，但上述標籤有往績支持，例如雄天宗曾威脅暗殺達賴，並成功暗殺了數名公開反對他們的達賴好友，包括藏語教授洛桑嘉措。北京一直樂見西藏窩裏鬥，希望以此顯示達賴高壓對付異己的一面，然而雄天宗針對達賴的公開理由，正是說達賴和北京保持溝通的中間路線出賣西藏。

就算後達賴時代真的由激進派系掌控西藏流亡政府；就算北京真的將西藏問題納入反恐框架；就算西方真的要在反恐口號下做點表示，也不可能將所有激進藏人當作恐怖分子。在國際博弈下，西方會針對雄天宗多於針對藏青會，就像美國只把ETIM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卻容許改頭換面的東土耳其斯坦自由組織ETLO一類其他疆獨組織在境內活動，一般人不會懂得分辨的。只要宣傳得宜，華府反而為其他疆獨分子提供「非恐怖分子」的身分認同，對原來就處在國際道德高地的西藏，就更易辦了。那時西方既滿足了反恐要求，又名正言順支持西藏自由運動，北京同樣面對國際壓力，卻得承受更多恐怖襲擊，屆時藏獨問題是邊緣化還是車臣化，殊難定論。■

法西斯「包容」一面


昔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排除異己、手腕高壓，但始終沒有希特拉那樣專制。因為國王還握有精神實權，法西斯內部的最高委員會也可以通過投票把他搞下台，這都是在納粹德國不可想像的。墨索里尼後期跟隨納粹反猶，但早期十分克制，其實法西斯黨還頗得猶太社區支持，也和後來以色列的錫安復國運動有合作關係，相對羅馬天主教會對猶太人的歧視而言，墨索里尼的國家主義態度已是「包容」、「進步」。

當然，墨索里尼的短暫聲望，不少源自法西斯自我宣傳，讓世界忽視意大利隱藏的問題，但畢竟那種影響力和親和力曾是客觀存在。

假如他的政權保持中立、捱過二戰，再加入戰後歐洲反共陣營，就可能得到善終，這就是他一手扶植的西班牙法西斯領袖佛朗哥選擇的路。

當墨索里尼變成汪精衛


自從墨索里尼私自決定出兵希臘、而又戰敗，就逐漸淪為德國的附庸，失去平起平坐的身價，希特拉也愈來愈看不起意大利，特別是無可救藥的意軍。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國內罷免後，又復出領導北意大利政府，但已變成和滿洲國溥儀、汪精衛南京政府和法國維希政府無甚分別的傀儡。

然而，墨索里尼畢竟還有個人威望，起碼有和希特拉隨時直接通話的能力。對希特拉來說，這已是他的人情味的極限。戰後，有學者認為假如墨索里尼不是和希特拉有特殊關係、並願意屈身成為傀儡，德軍必會直接接收意大利，屆時戰況只會更慘烈，這說法和汪精衛的下海邏輯一模一樣。

當然，這不足以彌補墨索里尼加入二戰的重大失誤，但也反映他並非一味失去理性的戰爭狂人。

假如「墨魔」不是軍事白癡


客觀地說，墨索里尼從受國內外歡迎的領袖，變成人民敵人，最大關鍵是不懂打仗卻要打仗。雖然他聲稱是「凱撒大帝復生」，建立了名不副實的意大利帝國，但這位鄉下出身的宣傳大師，從來沒有興趣鑽研戰術(又是和希特拉完全不同)，只有興趣搞外交(堅持天天回親筆信予全球fans)。

意大利軍隊在政府地位原來就不高，裝備也沒有現代化起來。加上墨索里尼愛越權指揮，意軍幾乎沒有任何名將，到了戰場就甚麼紀律也失去，經常全軍投降或出現元帥被自己人擊斃的奇事。這些問題在和平時代也許可以掩埋過去，但最後墨索里尼被自己的宣傳蒙騙，以為復興了羅馬帝國，自然悲劇收場。他的經歷，成了今日意大利人借鑒的寶庫，如何量力而行地維持大國體面，一向是他們的要務。

閱讀西藏的兩重遊戲理論


當「雙重遊戲」出現不同玩家，無論是北京還是達賴，其實早已沒有單方面和解的能力。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筆者剛到美國參加一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那裏的學者多談及西藏，關注面卻放在北京和西藏各自的內部矛盾，而不是大義凜然的民族主義或價值理念。這就像近年國際關係學者研究中美或中日關係時，喜愛使用研究內政和外交之間如何互動的「兩重遊戲理論」(Two-level Game)，著重不同內部玩家發揮的獨特作用，並以此來建議外交部放棄鐵板一塊的「國Vs國」政策。當我們借用上述理論，西藏問題的內部玩家可細碎化為下列「遊戲」的參與者﹕

（一）北京中央政府VS漢人地方幹部﹕

北京經常宣傳中央對藏政策十分寬容，不但協助藏人保護其獨特文化，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復各地藏廟。問題是，政策並不一定能在地方層面得以落實。不少前線民族矛盾，都是被地方層面的小事激化的。據參與上述會議的中國學者表示，有些西藏地方幹部私自訂下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行政指令，例如只容許藏人學藏語到某程度，又或對藏人出家當喇嘛施以種種比入黨更嚴格的限制，甚至在游泳池一類公眾地方容許種族分流。這類現象，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大藏區」尤為明顯。

（二）西藏舊貴族VS西藏新貴族﹕

北京提倡的西藏自治模式，一直依靠吸納的藏人傳統貴族管治。不少中央信任的藏人領袖，都有活佛、主持一類頭銜。他們在文革當中飽受衝擊，但多已恢復，更被邀請成為改革開放利益集團的裙帶成員。例如班禪喇嘛延伸的集團，據說對開發西藏的投資事務頗有染指。與此同時，北京鼓勵中華民族「文明融和」，方法是讓藏人學習「先進文化」，與北京、與國際接軌。這樣一來，台上的人都是那些舊貴族，但中國其他領導層，卻充斥著接受高等現代教育的新貴。部分年輕藏人投向達蘭薩拉、或變得忽然愛國，都有部分前程的考量。

（三）流亡小藏人VS流亡大藏人﹕

達賴喇嘛就是有意和北京和解，他也有心無力，因為西藏流亡政府堅持以包括西藏自治區外所有藏人聚居地的「大藏區」為討論主體。這問題有深刻的歷史淵源﹕當年毛澤東實行土改，並未嚴重波及西藏自治區，受影響最深、反抗最力的其實是「大藏區」的藏人，特別是以好戰、尚武著稱的武俠小說常客康巴人。康巴人紛紛逃到小藏區，接受達賴庇護，自此雙方結成了共生關係，也加速了達賴的出走。結果，西藏流亡議會訂下一個變相比例代表制，「大藏區」的三個單位各佔十名代表，小藏區只是三個單位之一，此外還有一些海外代表，一切放下「大藏區」概念的提案自然不可能被通過。這對今天藏人數目最多的「小藏區」利益而言可謂類制度霸權，不可能沒有內部矛盾出現。有趣的是，北京硬是將居住在貴州的壯族人劃分為獨立計算的「布依族」，當年卻沒有將康巴人從藏族的概念劃分出來。

（四）藏人VS回人﹕

外間常以為漢人和藏人的衝突構成了西藏問題的主要內涵，其實藏人和當地回人的衝突也許還要嚴重。無論是一九五零年的進入西藏，還是一九五九年的達賴出走事件，回人都發揮了先頭部隊的角色。對藏人而言，也許以往回人更值得怨恨。這矛盾也是歷史形成﹕一九四九年前，西藏邊境的中國西北地區由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軍閥集團「馬家軍」控制，他們在青海、甘肅、寧夏等「大藏區」進行神權和宗族合一的管治，藏人一直是被打壓對象。其中「青海王」馬步芳尤其著名，有名言「除生我和我生者外無不姦」流傳後世。然而近年一些爭取疆獨的回人卻改為同情藏人，以示同仇敵愾。在近年的西藏事件，雙方不少參與者其實都是回人，不過身份沒有公開罷了。

（五）達蘭薩拉藏人VS達蘭薩拉印人﹕

西藏流亡政府處於北印度達蘭薩拉，官方言論視印度為恩人，然而藏人和當地印人不可避免的也有局部衝突。由於印度在部分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實行有自己特色的平權原則，達蘭薩拉的若干工作規定得找印度人做，對西藏自治政府來說，在身旁出現的非藏人自然較在中國時更多。當地藏人的正式身份都是「難民」，小部分印度人對這些難民不怎麼歡迎，甚至擔心這些藏人永遠賴著不走，也是情理之中。

當「雙重遊戲」出現不同玩家，無論是北京還是達賴，其實早已沒有單方面和解的能力。任何人要改變現狀，都要同時在上述玩家之間作出適當互動。現在北京的西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國政策，都是舊思維，彈性有限，也難找到突破。雙方都應發展一些完全由第三者經手的「白手套」，才足以直接接觸「雙重遊戲」的其他玩家，通過非官方形式影響其他玩家的取態。二十一世紀被認為是威權細碎化的世紀，各種各樣的非國家個體行將興起，要是政府還不習慣和那些從前不對等的單位發展準外交關係，就未免落於人後了。■

危地與瓜地


筆者剛到中美洲危地馬拉，出發前在書店發現的中文旅遊書，只有從台灣購下的一本《瓜地馬拉親歷記》。Guatemala譯為「危地」還是「瓜地」，表面上只是以「Gua」還是「ua」為重音的技術問題，其實卻反映了數十年來兩岸刻意製造分別的默契。

例如我們口中的沙特阿拉伯，到了台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非洲西部的小國塞拉利昂，到了台灣就是意譯的「獅子山國」。

一般而言，凡是以往和台灣關係友好的、特別是保留外交關係的，譯名都會「好」一點，台灣鐵杆盟友危地馬拉就是典型例子。一般人認為危地馬拉十分「危險」，首都危地馬拉城更簡稱危城；但台灣對那個城市卻譯為瓜地馬拉都，簡稱「瓜都」，聽來就像是花都巴黎般有韻味。

洪都拉斯與宏都拉斯


中美洲長期作為台灣外交的最後橋頭堡，主要中美國家都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中美各國的譯名一直被海峽兩岸各自表述，感覺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除了瓜地馬拉，台灣又稱另一友邦洪都拉斯(Honduras)為「宏都拉斯」。

「洪」與「宏」在普通話雖然發音相同，含義卻十分不同：洪都予人聯繫到「洪門」、「洪興」等現實或電影的草莽幫會；洪都拉斯就像一個落後地區、遍地罪案的山寨王國。但「宏都」顧名思義，聽來卻似是一個十分宏偉的首都，假如不看地圖，就容易以為那是一個大國。

事實上，洪都拉斯和其他鄰國一樣，經濟大力依靠美援，軍政府曾和薩爾瓦多軍人打過一場勞民傷財的「足球戰爭」而不勝，是怎麼也稱不上「宏都」的。

建構傳統理念


說到Design和Architecture，設計和建築，今天的人，總以為這是相當浪漫的行業。浪漫，自然伴隨著以下的套版形象：不規律的生活、藝術家的脾氣、主觀的判斷、客觀標準的缺乏等。

然而，曾幾何時，設計和建築被視為科學一樣的工作。畫一幅巴羅克時代的建築油畫、設計一座佛羅倫斯的圓頂教堂，對比當時江湖煉金術士才願意做的種種「科學」實驗，委實嚴謹得多。

換句話說，當時的「科學家」反而才是浪漫的人，才有閒情、也有資格故弄玄虛。以著名的意大利天才藝術家達文西為例，他雖然身兼藝術家和科學家的雙重身份，但他的機械設計圖都帶有玩票性質，不少根本毫不可行，反而他在計算蒙羅麗莎微笑的光線折射角度時，卻保證心無旁騖。對意大利人而言，蒙羅麗莎的微笑具有生活上的實用價值，起碼比達文西的機械圖實用得多。

為甚麼今天的設計師和建築師 ，往往被看作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難以規管的化外之人？主要原因，大概是不少設計「大師」和建築「大師」的作品，都不能為常人懂得鑒賞。

這些作品多帶有對傳統的顛覆性，而基本上，對傳統顛覆，就是對一切客觀標準的顛覆，這是普羅大眾難以理解的。常人沒有了單一標準，自然不會對這些作品有好評，也不會認為這些作品具有任何權威性，這便造就了傳統。傳統的人不會挑戰現代科學的權威，對現有的標準盲目崇信，自然對前衛設計師、建築師充滿質疑，就像對中世紀的「科學家」煉金術士的質疑一樣。

為此，所有大師成名後，都有意通過種種刻意舉動，來證明自己依然有製造傳統作品的能力。他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只是不為，而非不能，這是他們同時維持潮流領袖身份和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憑藉。

要是貝聿銘只有玻璃金字塔傳世，就不可能得到今天的地位，百人會那樣的傳統精英，又怎會有勇氣與他為伍？我們常以為男士雜誌拍攝的Design和Architecture作品多有前衛之作，其實那些被介紹的大師都有傳統的一面，都知道甚麼是雅俗共賞，否則又怎會有機會和大家見面？

中美洲的台灣譯名


除了瓜地馬拉(及其首都瓜地馬拉都)和宏都拉斯，台灣又稱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為哥斯大黎加。

當這些名字成了一個整體、一套三份，「瓜都」、「宏都」、「大黎加」，就構成了台灣外交構建「大中美洲」的想像，彷彿那些僅餘的友邦並非遙遠的雞肋、亦非北京口中的「危地」、「洪門」和「達泥」，而是一堆大國。

可惜台灣外交的這個最後橋頭堡已開始鬆動，「哥斯大黎加」率先在年前和台北斷交、改和北京建交，不知道北京會否為其正名。

接著，盛傳握有重要地理資源的巴拿馬也快將步其後塵。

難怪近年有學者提議，北京應外判一些無關痛癢的小國予台灣，讓它出錢養起來，這樣一來自己可以省錢，二來向對方釋出善意，三來也可構建「大中華」分工合作的概念，堪稱新思維。

馬賽克民族主義


當年寫博士論文時，研究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看過大量關於內地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筆戰。與香港早年的普選議題相比，那戰場，慘烈得多。好些學者只要有了情緒，無論是左是右，都變得沒有邏輯可言。當時在想：幸好香港不是那樣。

聖火來了。早前，一個所屬網絡籌備了一個座談會，邀請非政府組織談論對北京奧運的看法，講者包括國際NGO 代表，內裏有談及西藏問題。雖然講者也有不少高度評價奧運的內地學者，但事後還是有人說，什麼時候你們這樣不愛國？

又是早前，同一網絡另一部門在聖火到港當日印刷了一份特刊，獲一些大商場協助免費派發，主軸是講述聖火的歷史和象徵，及它與核心價值的關係。特刊雖是文化刊物，事後還是有人質問何以裏面沒有「民主女神」，說什麼時候你們這樣盲目愛國？

歡迎聖火關注西藏變成排他關係這類邏輯，是多麼的熟悉。什麼時候歡迎聖火和關注西藏變成了排他的零和關係，取代了同樣非黑即白的舊劇本？國際教育一直強調，什麼雪山獅子旗、國殤之柱、火炬和聖火，都是一堆供人各自演繹的圖騰，它們本身的價值是要被賦予的，而不是宣泄性的。它們的並存，突顯了香港對中國的價值。不少西方青年拿起雪山獅子旗和穿上捷古華拉肖像Tee 的感覺一樣，也和內地青年恭迎聖火的心態一樣，那是在建構一種自己相信的價值，無論那是什麼。這些由馬賽克結成的價值提升至國家層面，為國旗賦予實質的價值，這就是通過「馬賽克民族主義」（mosaic nationalism）建立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紅衣橙衣動員強化迫害情意結聖火和雪山獅子原來都象徵和平、和諧。現在，在不同演繹下，都同樣變成了反壓迫。為什麼真正的公民民族主義理念沒有人理會，卻有人動員穿紅衣，也有人動員穿橙衣，繼而互相批評，都在不同層面強化一個被迫害情意結？因為，我們的教育其實沒有告訴我們價值和個人建構的關係，沒有釋放個體獨自借用公共圖騰建構個人價值的能量。這樣的能量，足以抵消不同陣營動員的力量。就像曾幾何時對政治狂熱的台灣各派，現在也喪失了大量動員潛能，此消彼長，換來的是選民自發的對青天白日旗、綠色寶島旗和聯合國旗的價值重構。這裏的「重構」，源自動用陣營的主觀意願，卻經過各自的思想旅程，而得到各自的結果，這在月前的大選表露無遺。到了今天，愈是統派的人，愈是要高調尊重台獨旗，因為通過尊重這面旗，能反過來提升自己那面旗的價值底蘊。

內地不少深受官方重視的學者已在不斷探討公民民族主義的建構，不少智囊組織都在提議解構國旗的象徵，讓這些價值以馬賽克方式下放到國民教育，連上海也曾推出了搶奪普世價值、而不是敵我矛盾的教科書。在我們宣傳「祥雲從天降、聖火耀明珠」之時，但願香港也能與中國的這一面接軌。

呂秀蓮電視劇在中南美


台灣的中美洲友邦正逐漸喪失，但它多年來投放在當地的心力，似亦不能抹殺。

在危地馬拉期間遇見好些台商，他們早年願意遠道而來，正是因為台北政府通過經濟援助鼓勵台商「鞏固邦交」。在一些當地古蹟，竟有台灣研究隊和留學生在常駐研究，赫然有「台灣歡迎你」中文字樣，宣傳效應十分到家。

今年有一本呂秀蓮撰寫的小說《這三個女人》被台灣改篇成電視劇，呂秀蓮沒擔當女主角，但還是得到台灣新聞局贊助，她更興致勃勃聲稱要在中南美洲推廣該劇、出品西班牙語版，希望在當地形成「哈台風」；夢想似是不切實際，但也合乎國際對軟權力的要求。

台灣經營多年的這塊「飛地」在馬英九手中有何下場，卻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