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6(10月至12月)文章

耆那教與反恐


近年獲西方注視的印度耆那教主要教義為「非暴力」、「不牽掛」和「不執著」，此外還有誠實、禁慾、奉獻等。所謂非暴力就是絕對不殺生；不牽掛是放棄一起世俗物質包袱，認為任何財富都會導致痛苦；不執著即相信世間沒有絕對真理，不應作任何爭拗，只應自己修行脫離輪迴。

這些教義比佛教起源更早，出世得更徹底。它認為宇宙無始無終，所以我們要杜絕對任何神的崇拜，而不是像印度教和佛教那樣廣泛吸收各式神明加入，也不是像一神論宗教說什麼「非友即敵」，更是對各基本教義派的當頭棒喝。所以當恐怖主義和布殊主義同步興起，耆那教就被西方知識分子視為清泉。何況邏輯上，「耆那基本教義派」永不會成為恐怖分子，儘管相當可能做出不少一般人眼中的怪行。

「住」得其樂


家與家庭

　　無論是「沒有國，哪有家」那種對國家民族觀念的大是大非或是「處處無家處處家」的顛沛流離，都可見「家」對個人及社會的重要。

　　在傳統中國社會裏，「家」的位置代表地緣，而「家庭」則是血緣、婚姻或領養關係所構成的一個基本單位。香港早期有不同的居住模式，如木屋、徙置大廈、唐樓板間房等等，所謂「個人空間」，對大部分升斗市民來說只是天方夜譚。這裏我們就以「棲身之所」探討一下居住環境的轉變及第一批公屋的出現，探視香港昔日的社會狀況及變化。

　　五十年代，數以萬計的香港人棲身木屋。由於木屋以木料為主，密密麻麻，沒規管搭建，居民又多以火水爐煮食，火災時有發生，其中以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災情最嚴重，災民人數最多。

　　當時的港督葛量洪在報告中指出，這場大火波及石硤尾、白田村、窩仔村和大埔村，災場廣及四十一英畝，相當於十六萬四千平方公尺，五萬多人頓成災民，無家可歸。

　　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後，為了取締漫山遍野的木屋以及安置流離失所的災民，政府制訂房屋政策。房屋署高級建築師?翠芷憶述：「當時政府亦相當迅速地回應，大火之後六日就起了兩層木加磚的平房，叫做『保寧平房』，在幾個月之後，平房陸續落成，起『保寧平房』，是政府第一次用公帑起樓給市民住，石硤尾大火揭開公營房屋的序幕。」

　　港英政府於一九五四年實施徙置法案，在災區原地興建了一共有八座大廈，每座有六層高的徙置區。後來為了加快安置步伐而增建七層大廈，每一層大概有六十四個一百多平方呎的單位，每一個單位可以住五到八個人。由五四年至六一年，政府共起了一百一十五座每層有六十四單位的「Ｈ型」、三十一座每層有三十二個單位的「Ｉ型」大廈。讓數以萬計的人分批上樓，我們之稱為 「七層大廈」或「徙廈」。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當時香港人口高速增長，政府制訂公營房屋政策，安排市民「上樓」，讓社會安定發展。「天井型」、「Ｉ型」、「Ｈ型」公屋都成了大家共同生活的地方。住屋問題開始解決，隨之而來是教育、就業等問題。

　　為了配合需要，當時的「七層大廈」都物盡其用，一般的生活基本設備都是共用，每幢「Ｈ型」徙置區樓宇的天台可用做小學，中間空位做活動空間，這正是「七層徙置區」的標記；「標記」之所以能成為「標記」，是由人的生活演繹出來，成為很多人的集體回憶。

　　五六十年代，一般平民百姓的居住環境都比較擠迫，很多人都住在沒有電梯的「唐樓」，細路哥、老人家上落六、七層樓都要靠自己雙腳「?樓梯」，正所謂「少?腳骨力都唔得」。為了多住人，不少唐樓單位會被間成很多板間房，分租出去，所以出現「二房東」、「三房客」、「包租婆」這類稱謂。

　　當年寸金尺土，很多升斗市民只能租住數十呎的板間房。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回想當年十數伙人迫住千多呎的單位，每伙以木板分隔：「……我印象好深刻，食飯、?覺都係?張床啦。我?將塊六呎乘四呎?床板打橫放，然後加多塊板?尾，咁樣先夠闊，好似沙甸魚咁擺到多?人。」可以說，板間房的生活記載?無數香港故事。

理想居停，山環水抱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市民開始脫貧，擁有自己的「安樂窩」是不少人心中的「幸福」畫像。以前唐樓是整條街或者全幢大廈買賣，直到五六十年代，香港才引入「分層樓契」的概念，其後更有分期付款，市民才比較容易買到樓。香港第一個大型屋苑樓盤要算是美孚新村，一個單位一戶，而且規劃成一個小城鎮般，除了住宅單位外，亦有很多配套設置，如商鋪、酒樓、街市等，可以說是香港居住環境演變的一個里程碑。

　　踏入二十一世紀，雖然我們有「香港是一個面向國際的金融城市」這類的大論述，但從房屋的模式的轉變，可仔細體味到一個城市的規劃和節奏，還有升斗市民對生活的執?和努力向上的堅持，這正正是香港人對這地方的自覺與認同的明證。

　　楊倩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沈旭暉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九集《「住」得其樂》，節目將於明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時半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

　　港台網上廣播站http://tv.rthk.org.hk視象直播及可供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