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6(10月至12月)文章

保加利亞廢王創業版


保加利亞廢王西蒙二世流亡海外初年一貧如洗，一度只有200美元，被迫從頭做起，後來雖然從國內獲得部分遺產，但已鍛煉了和別的流亡王族不一樣的氣質。他有一句名言﹕流亡是國王最好的教育。於是他毅然下海經商，成為意大利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那樣的大亨，發跡後再才重新建構自己的國王身份，刻意資助其他流亡國民，作為其總投資的一部分，後來證明這是一本萬利。他和其他西歐王室的先天關係，又反過來成為其生意擔保，讓保加利亞人相信唯有他能和歐盟接軌。這樣的創業經歷，比起一直領養殘廢餐的一干東歐廢王與及無數富豪第二代無疑長進得多，因為他能從實踐學懂官商勾結的潛規則，一旦當權，也不容易被手下嘍囉蒙蔽。

反政治形象的皇家建構


保加利亞廢王能在流亡半世紀後以海歸精英身份當選本國領袖，其實和阿諾舒華辛力加變身加州州長、AV演員小白菜成為意大利國會議員一樣，都是源自他們的反政治形象，與及他們帶來那職業政客缺乏的新鮮感。自從東歐變天，保加利亞萬年共黨領袖日夫科夫下台，當地民主選舉比台灣更混亂，國民相信「凡是政客都是人類渣滓」的血酬定律，只望找個可靠的替代品。

廢王身為富翁，被認為不會故意貪污，這是優勢之一；他曾擔任國家元首，曾經滄海，聲稱從政只為團結國民，可超越政黨爭拗，這是優勢之二；他在國外是社交名流，和英女皇等人份屬親戚，擁有先天的國際身份，這是優勢之三。結果曾幾何時是獨裁象徵的「國王」，就忽然變成民主守護神。

流亡王室的賣淫企業﹖


2001年，保加利亞廢王組成「西蒙二世國民運動黨」，奪得國會多數議席，國王陛下也成了共和國「總理陛下」。他的內閣由技術官僚組成，成份應有盡有，甚至包括一名魔術師，以凸顯非主流政治色彩。雖然他只擔任4年總理，政黨就在下屆大選失去多數議席，但表現已比其他曇花一現的政治明星好，起碼成功振興經濟，讓保加利亞入歐盟變成可望可即。

可惜他在今年被捲入一件奇怪的歐洲高檔賣淫集團醜聞，幾乎清譽盡毀。這集團據說由意大利廢王子經營，專門為歐洲名流提供一流性服務，成員據說是前度王室，以保障「王家」視野和血統。假如廢王創造由國王到民選總理的奇跡後，再創下由總理到馬伕的紀錄，他的一生就真夠傳奇。

女流之輩


　　早前熱播的遊戲節目《美女廚房》通過一類由賣相、創意到口味的分析，得出「原來現在的女子是不懂得煮飯」的結論，像是對女性的信心、價值都下了判決。這類遊戲節目故然是娛樂了大家，但亦反映了社會對兩性角色有不同的期望，暗示男女角色的僵化。

　　縱然是文明的社會如香港，原來由家庭的期望，工作性質和待遇，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抱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中國觀念，認為女人應該留在家中生兒育女、打理家務。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在理性化的現代社會，市場會自然調控、不斷整合、或透過低收入的工種及制度上同工不同酬來延續社會結構，男性權力的再製造（reproduce）變成理所當然的理性。

七十年代的工運

　　七十年代是一個火紅年代的標記。或許當年的釣魚台運動、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很大程度是學生運動，但社會上的不平不公亦曾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工運。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三百多名華員會護士組的休班護士，穿着整齊的護士制服，以九個人為一小隊的形式，由中環皇后碼頭遊行到港督府請願，要求男女同工同酬，這是香港第一次公務員、亦是第一次護士的遊行請願。正如前華員會護士組秘書李明佩女士的憶述：「七一年的遊行……可以話係官逼民反，大家都好氣憤……最後決定貼大字報。」

　　一九四七年，政府的薪酬委員會報告中寫明，即使男女擔任相同的工作，女性公務員的薪酬應為男性的八成左右，原因是：「假設在一般情況下，男性公務員需要養妻活兒，而女性公務員並沒有這種負擔。」（Report of the Hong Kong Salaries Commission）。其實，由六十年代開始已經有多個婦女團體組成「爭取同工同酬工作委員會」，不斷向港英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全面實行男女同工同酬。

成就了香港經驗

　　到一九七○年，薪酬委員會接納護士的要求，但原來政府同工同酬的意思是將男護士的起薪點降低，與女護士看齊，所以就引發七一年的遊行請願。這次歷史性的遊行請願，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支持，港英政府最終在短短幾日後就答應了護士界的要求。

　　從七十年代反資反殖運動的經驗看，我們知道當有群眾壓力時，港英政府是會回應群眾的不滿。正如六六、六七暴動後，在卜公碼頭為年輕人舉辦的露天新潮舞會及香港節，都是港英政府在政策和態度上的回應。

　　七十年代的同工同酬運動只局限於公務員、教師及護士，沒有改變工廠女工的薪酬待遇。而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勞動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製造業，製造業工人佔香港整體勞動人口差不多一半，當中又以女工佔大多數。當年曾當製衣廠女工的王思樺說：「七十年代女工地位好高，管工都怕佢地走。」老闆更會請樂隊到工廠娛樂工人。另一位女工蘇蘊明憶述：「十一歲開始工作，因為唔夠年齡，要借他人身份證，遇檢查時便要走鬼；後來讀夜校都俾阿媽打，因為無加班搵少咗錢。」

工廠皇后

　　當「拎手袋」是現在ＯＬ的上班模樣，返工廠便是六十年代女性的一個概括面貌。當時陳寶珠的一套電影《郎如春日風》中的插曲〈工廠妹萬歲〉的歌詞裏就有這樣幾句：「大把工廠女，賺錢養屋企，勤勞去工作，正式好女兒」，正正描述了當時的女工，經濟能力開始提高，性格亦都變得比較獨立、自信。但由於工廠裏的性別分層十分明顯，所以高收入的工作仍然是集中由男性擔任。

　　我們可以說，「香港夢」不是絕對，卻絕非偶然，是不少女工犧牲了讀書的機會（縱然是夜校）而成就了的「香港故事」。

　　楊倩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沈旭暉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六集《女流之輩》，從勞動市場看兩性地位的變化，節目將於明日（十二月十日）晚上七時半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www.rthk.org.hk）視像直播及可供重溫。

從美國新伊拉克政策看「有機智庫」


美國伊拉克研究小組發表報告之時，正值駐伊美軍死亡數字突破二千九百、邁向三千大關。這數字恰恰和9/11死亡數字首尾呼應，反映「三千」這個死亡上限已成為美國人心理關口，極可能成為日後美國考慮出兵與否的量化準則。下述準則在伊拉克政策調整後，似乎顯得順理成章。

三千死亡上限的遊戲規則

首先，拉姆斯菲爾德力倡、以加強空權和高科技武器為主的軍事改革並沒有被放棄，反而美國人相信軍備還不夠厲害，更有效在游擊戰減少傷亡的武器——諸如音波武器——會被進一步研發。然而就是有如斯武器，只要潛在敵人基數過大，美國也會用回基辛格時代的外交思維，也就是先合縱連橫施以現實主義壓力，再借用代理國家和內鬼打代理人戰爭……但當這套邏輯應用於實際政局，我們卻發現它已難自圓其說。假如伊朗政府被更狂熱宗教分子取代，美國要先發制掉，但又不敢貿然出兵，怕製造另一個伊拉克，按上述邏輯它就會先通過聯合國制裁，再培養一批「伊奸」，繼而慫恿阿拉伯鄰國共同出兵，頂多派專家指導作戰。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冷戰時代美國需要代理人，目的是圍堵共產陣營，幾乎不講求代理人自我管治的能力；但現在美國外交利益卻要維持穩定，而這是資助嘍囉推翻伊朗政權後不可能出現的。既不捨得軍隊傷亡，又不容被干涉地區長期動亂，基辛格外交就不可能全面復活。

中世紀十字軍也是「有機智庫」

突破上述兩難的方案，是美國智庫一直探討的問題。這樣的方案，須符合下列條件：一、有和正規美軍相等能力的軍事人員參與戰事和戰後維和；二、上述人士在戰場出現不會引起內政反彈；三、上述人士可傳遞美國政府不能傳遞的外交信息，讓交戰各方繞過華府便宜行事。

只要正規美軍退役加入國際保安公司，以打工心態承擔軍隊任務，就可符合條件一二。當保安公司發展研究機關，以經濟計算方式和各陣營打交道，以確保前線僱員得到最低死亡率，就會為了達到這經濟前提，來自動從事非政府外交，而且比政府外交更不講求理念，這樣條件三就能達到。上述情况並非遙不可及，相信在下場美國不願直接參與、但為理想為現實都不能不表態的大戰就會出現。

問題是這樣的公司變成有機實體，就要為自己的生存尋找商機，它們的研究部必會研究哪裏「適合」出現戰爭，再肩負影響政府、製造輿論等工作，像商業公司和政府的暗標玩意，自我宣布中標。這樣的實體，其實和現有智庫無大分別，只是它們有直屬武裝和其他機關，毋須單靠捐款為生，更能製造生存空間。那時候，美國政府軍只負責自衛，國民也不容許他們出擊犧牲，「有機智庫」就成為一具跨國活動怪物。

其實中世紀十字軍（特別是後期十字軍）正是當時的跨國有機智庫，他們先製造出兵理據，再從教王和封建領主得到出兵合理性，繼而靠打仗為生，突破國界限制，為自己提供一站式服務，有時又無厘頭和穆斯林妥協，反而攻打其他基督徒，所以有人認為他們都是敵基督。

亞運卡巴迪政治


假如只看電視直播，我們或會以為本屆亞運是中國示範表演，失去了不少觀賞另類比賽的機會。

對港人最陌生的亞運項目當首推類似麻鷹捉雞仔的卡巴迪，而這也成了體育評述員的新興詞彙，例句︰「這位體育迷騎呢到連卡巴迪都睇」﹔「連卡巴迪都有得玩，打麻雀都應該有金牌」，或「要香港發展獨特項目，不妨放棄足球齊玩卡巴迪。」可見這項1990年才成為正式比賽的南亞民間遊戲雖已修成正果，但也一直備受揶揄。

本屆亞運卡巴迪只有六國參賽，而且四國來自南亞，難免被只懂表面證供的人評為「小眾」得過份。其實卡巴迪進入正規視野的背後，有種種複雜的地緣政治社會考量，計算比增設武術一類非奧運項目複雜得多，絕對是亞運近年最明智的投資之一。

卡巴迪促進南亞整合


　卡巴迪這運動據說源自四千年前北印度，由一位印度神話的悲劇英雄以寡敵眾自衛衍生，原來只盛行於旁遮普邦一帶，後來傳播到今日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和伊朗。由於玩法簡單，毋須任何成本和道具，而又講求簡單的摔跤和步走技巧，適合物質條件有限、身體矮小但靈活的南亞人。自從印巴在1948年分治，全球首個卡巴迪聯會就在1950年成立於印度，致力搞「卡巴迪外交」，令卡巴迪成為南亞緊張局勢的友誼大使。南亞各國的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徒之間，與及不同分離主義之間，也只有卡巴迪是共同語言。由於卡巴迪在南亞以外幾乎不為人知，提起卡巴迪就可以令南亞各國將其他國家化成「他者」，得到整合的向心力，作用比七人欖球溝通英聯邦各國更大。

卡巴迪與錫克教圖騰


中國人眼中的騎呢遊戲卡巴迪在印度地位崇高，一流職業卡巴迪運動員更是碧咸那樣的印度明星，但印度政府卻沒有全力推動卡巴迪國際化，受到不少國民批評。內裡玄機是卡巴迪一直是旁遮普邦的官方邦技(「卡巴迪」就是旁遮普語「閉氣」的意思)，而旁遮普邦是錫克教大本營，也是其中一個搞分離主義爭取脫離印度的地方。暗殺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的兇手，就是貼身衛隊內爭取「旁獨」的錫克教徒。假如卡巴迪排除萬難成為國際流行運動，錫克教徒肯定會藉此宣傳旁遮普文化，搶去印度主導權。筆者曾和學生參觀港島錫克廟，廟內大師雖然處處強調和印度教和而不同，但除了一些衣裝差異，外人還是難以概括旁遮普特色。也許，「卡巴迪發源地」正是填補這一文化包裝的殺著。

卡巴迪的全球化階級


卡巴迪勉強因為滲入柔道元素而傳到日本，但始終局限在南亞，不過它成為亞運項目卻相當政治正確，甚至有全球化色彩。這是因為南亞盛產廉價勞工，不少西亞國家的主要少數民族都是印巴裔工人，若連流動人口也算上，他們甚至在數量上壓倒本土人，本屆主辦國卡塔爾即是典型例子。所以卡塔爾的卡巴迪會場大受歡迎，有大批印巴觀眾進場，人氣居然比主流比賽更盛，氣氛和亞洲一體化理念十分吻合。而且卡巴迪作為成本最低的運動，登上大雅之堂也有其階級含義，宣示了亞運當局有意照顧基層國家、基層人民，用以和馬術一類貴族運動對照。人口過億的孟加拉一類窮國要是沒有卡巴迪，幾乎沒有機會爭取亞運獎牌，所以加入卡巴迪可以說是照顧、也可以算是施捨般的正面歧視。

中國崛起的卡巴迪觀


　

卡巴迪曾在希特拉時代的柏林奧運被列為表演項目，到了1990年才被北京亞運選中，和東南亞的藤球一道成為正式比賽。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真心尊重卡巴迪︰恰恰相反，中國當年刻意向各國示好、卡巴迪又只能產生一面金牌，才願意像保護動物那樣豎起卡巴迪這面友好圖騰。

北京亞運期間，當局明知沒有中國觀眾願意看卡巴迪，不惜故意造馬安排啦啦隊支持南亞各隊撐場，來宣示中國的大國氣度。

如此造作，和歷代接受各方蠻族朝貢其實異曲同工。自此中國網民每提起印度，都可以用「那個只會玩卡巴迪的國家」來形容，比西方以「只會功夫」來形容中國更富諷刺性，也得到更良好的自我感覺。史上只有大國才懂得玩這套正面歧視，可見中國崛起確不是癡人說夢。

粵語傾談


「師妹，係定啦！呀！不如我地去前面間客棧歇一歇囉！」這樣的對白像是幾十年前粵語長片的對白，不屬於現在二○○六年這一分鐘我們的說法。

　　正如裴達禮 （Hugh Baker）教授所說，其實語言本身就有生命，不同的時地人所說的「話」，語法的運用都有意無意地反映了那時間╱空間的社會面貌，這個過程從有語言那天就開始了，誰也管不了。

　　除了主體民族漢族文化外，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廣東話滲透了不少壯族、客家、畲族的文化，如薄扶林的「薄」和「林」，在古壯語中解作「口」和「水」，而壯語的修飾詞是放在主語之後，所以「薄扶林」的意思是「水口」。另外，沙田、大埔同上水這些名稱，都是客家人的地名，可以說我們的廣東話其實混雜了其他民族的文化。

三及第．《經紀日記》

　　三及第是流行於省港的一種獨特的文體，所謂三及第，即由文言文、白話文、粵語所組合而成的一種文體（甚至四及第，即再加上廣東英文，如「昔日好豆泥，今則鴉路恤『箭牌Arrow』 矣」）。三及第文章的題材眾多，有奇情、功夫、社會小說以及反諷時弊的怪論，是貼近當時小市民口味的通俗小說。

　　高雄（一九一八至一九八一），原名高德熊，是五十年代很受歡迎的三及第作家，四十年代曾任《新生晚報》副刊編輯，曾以筆名經紀拉寫《經紀日記》。高雄先生一邊寫得通俗，一邊暴露了許多社會上的現狀、黑幕，揭露了壞人壞事，既有通俗趣味，亦用庶民的語言寫出庶民心聲。

　　《經紀日記》改編而成的《經紀拉》電影系列，由張瑛扮演的經紀拉是本地電影市儈小人物的典型，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粵語金曲

　　粵語流行曲在六十年代仍被視為不高檔的東西，因為當時統治階層和經濟權力，為講英語和操國語的階層所支配。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低下層的消費能力提高，文化活動再不是上流社會的專利，粵語順理成章成為娛樂文化的主導語言，粵語流行曲亦成為香港樂壇的主流。

　　現在的主流作詞人，不論寫實言情記事都傾向意境的刻劃，白話書寫。而用廣東口語寫的反而在網上流傳，去年一個搭棚工人，填了一首改編歌《住屋村大》，成為主流市場的次文化。當中就有這樣的歌詞：「原來屋村有好多都斯文，叫阿嬸的永遠是阿嬸。原來就係憑住你膽色過人，阿嬸從來未結婚。係卦？都算係卦？班師奶唔化」。普羅大眾主動參與，沒有商業意味，因應自己的經驗出發，是百分百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

　　想不到，到了今日，粵語語境的世界和所謂的「正統」的表述空間還是涇渭分明。

港式．文化．本土意識

　　上層的文化和歷史，自然有上層的社會精英按時序記載，然而，這些歷史是屬於誰人的？所謂「港式」，一直都在港人的生活中交錯重疊，交織成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延續了香港的故事。

　　其實本土意識這四個字含意豐富，從日常的生活風格，例如「吹水」、「囉」這些生活基本法，日積月累、潛移默化地便成為了我們的民間智慧。正如林伯經營奶茶咖啡生意已六十多年，雖然他不清楚港式西點幾時開始興起，但他還記得在四、五十年代，一杯奶茶賣兩毫半子，而當時咖啡比奶茶受歡迎，而七分茶三分咖啡的鴛鴦，就是行船客教他沖的。港式奶茶仿效英國人加進糖和奶，茶卻是由幾種茶葉混成的。或許「港式奶茶」的發明是老闆為了減低成本，但的確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文化面貌。

　　本土身份的建構從來就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糅雜的進行式工程。所謂香港文化，往往是升斗市民在日常的生活風格。廣東話或許粗俗，但亦因為他不是「正統」 反而最貼近民生，民情。

　　楊倩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沈旭暉為研究助理教授

　　摘錄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七集《粵語傾談》，從廣東話的演變看港式文化。

　　節目將於明日（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七時半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www.rthk.org.hk）視像直播及可供重溫。

皮諾切特的「大智利外交」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病逝，其佛利民經濟和反人權紀錄再帶來爭議，但他那頗有國際視野的外交卻沒有引起注視，因此這裏希望介紹一些冷門書籍， 來重構皮氏的「大智利」。

皮諾切特@Piccadilly

雖然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眾所周知的皮氏密友，但二人緣何交好卻是一個謎，英國左翼作家Andy Beckett 的《Pinochet in Piccadilly》（Piccadilly 廣場為倫敦景點）即嘗試解謎。例如它講述皮諾切特在英國探訪戴夫人時被起訴，令鐵娘子一反多年低調，四出奔波演說營救老友，甚至騎劫自己的黨大會來聲援皮氏——當時她才首次披露智利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秘密為英國提供阿根廷情報，又給予後勤支援。

但這本書以穿皮諾切特軍服的戴太為封面，稱後者為「英國皮諾切特」，還是因為作者認為英國右派上台，也是受皮氏「感召」。事緣英國在七十年代處於左右過渡，戴夫人出道時的顧問Robert Moss 曾以皮氏推翻左翼總統阿連德後帶來經濟奇蹟的案例，警告英國再不打擊左翼就會「令民主崩潰」，並著有《Collapseof Democracy》一書，大大鼓舞了保守黨人。

對皮諾切特來說，美國支持雖屬必不可少，但他更願視英國為第二祖家，而這涉及文化政治考量。一方面，不少智利上層人物都有英國血緣/聯繫，就是其政敵阿連德亦如是，阿連德女兒目前更是英國名作家，這成了智利精英「去南美化」的本錢。

另一方面，皮氏並非對美國完全信賴，當年阿連德信任這位日後推翻自己的同鄉，就是看重後者的「愛國心」。加上智利異見人士不少和前宗主國西班牙有關係，皮氏相信唯有英國能制衡西班牙，遂更積極拓展英智關係。

南錐禿鷹行動的南美一體野心

此外雖然皮氏暗算阿根廷，但也算得上推動南美一體化的先驅。他的理念和左翼玻利亞維爾主義自然全不一樣，但後者將南美視為整體，卻符合皮氏的自強欲望。於是他在政權穩固後，聯繫了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情報機關，商討統一對付左翼分子，稱為「南錐禿鷹行動」，由情報分享到暗殺無所不包，馬德里大學博士邱稔壤的著作《從政治外交層面看南錐禿鷹行動引發之人權爭議》對此有專門討論。

皮氏在倫敦曾參觀蠟像館，刻意走到列寧像前說「你錯了」，是忠實反共信徒，在冷戰大氣候搞跨國反共，原是意料中事。然而禿鷹行動未受美國認可，反而它的對象包括華府和歐洲的親共人士，最後美國甚至主動警告西葡兩國加緊防範，認為「皮諾切特南美集團」已開始失控。

南美刻意隱瞞的這段往事，反映其獨裁者有不靠美國聯合行動的意願，而當時唯有皮諾切特具聲望號召各國。這就像沙特阿拉伯在七十年代為防北也門共黨入侵，卻怕引美國狼入室，最後居然邀請急需突破外交孤立的台灣兵協防，是為台灣外交史奇案「大漠案」（見當事人劉忠武著的《大漠案揭密》）。至今不少智利人懷念/容忍皮諾切特，除了因為他帶來經濟復蘇，也許和他在位時的「大國」風範亦不無關係。

首席兒童恐怖分子


　

談起當代首席恐怖分子，必會惹起究竟是拉登還是布殊的辯論，但誰是近年首席「兒童恐怖分子」卻有國際公論，「眾望所歸」的當選者有兩名，他們是緬甸少數民族克倫族的孿生兄弟。這對兄弟曾率領一支自號「神軍」爭取脫離緬甸建立「克倫共和國」，為此搞過不少典型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的活動，如突襲緬甸駐泰國大使館並綁架人質，佔領泰國醫院脅持全院數百病人，行為和廣受國際報道的車臣游擊隊如出一轍。

當時這對兄弟年僅12歲，登時成為東南亞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他們自以為很「型」的持槍長髮抽煙造型成了攝影經典。和其他童兵不同的是他們並非傀儡，而是擁有絕對獨裁權力的軍事領袖，行為獨立自主，被同胞當作天神看待。

緬甸魔童軍傳說


緬甸孿生童子領袖的軍隊「神軍」屬於克倫族分離主義聯盟成員，他們二人因為舌頭和指甲呈黑色，而被當地人當作法力無邊。

西方專家說這不過是嚼檳榔的成果，甚至是先天壞血病，但因二人確曾多次效法毛澤東游擊戰，成功帶領族人逃過人數多百倍的大軍追趕，他們自然被愈吹愈神，彷彿無所不曉。雖然整支神軍戰鬥人員不過數百老弱殘兵，但兄弟聲稱有萬多名「隱形戰士」守護左右，而且他們像義和團刀槍不入，甚至有未來戰士那種用「念力」發射子彈的異能，總之集古今中外神話fusion之大成。有趣的是當神軍被殲滅後，還有不少遊客慕名而來，要求這雙兄弟指點迷津，可見泰緬邊境的原始部落因為連年戰亂，似乎落後文明社會一百年。

克倫族的反民主宿命


緬甸克倫族的兒童恐怖領袖，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宿命歷史。

據說他們的祖先是中國人，後來輾轉逃難到緬甸，雖然人口至今也有數百萬，但一直和當地主流緬族人不睦。

英國殖民管治緬甸期間，一再祭起拿手的分而治之伎倆，通過資助克倫族來平衡緬族，所以緬甸獨立之日，也是克倫族爭取「克獨」之時。

當緬甸被軍政府獨裁管治，又採取半鎖國政策，克倫人雖然得到西方支援，但受大環境影響，生計依然越來越差，於是不少族民變節加入政府軍，最後只剩下童兵一類的二流角色充當山大王。

就算緬甸忽然全面民主，也可能是大緬族時代的開端，甚至連昂山素姬的父親當年也力主鎮壓克倫人。

難怪不少爭取獨立的民族從不提一人一票，因為民主對他們而言，也是被多數人壓迫的另一宿命。

金三角唯一反毒叛軍


　緬甸魔童軍雖然搞恐怖襲擊，但同時自稱正義之師而獲西方認同，因為他們在金三角是僅有堅持向毒品say no的游擊隊。那雙兒童領袖以天主教義治軍，特別對屬下吸毒反感，因為克倫族本來就自視為全緬最文明部族，以源自中華上國自豪，就是規模大十倍的克倫正規軍，也要遵守近乎刻板的清教徒紀律﹕不但吸毒販毒是死刑，重婚納妾又是死刑，甚至喝酒也要坐牢，完全不像鄰近叛軍。

諷刺的是這些教條雖然對族民健康有正面作用，但克倫軍隊自此失去經濟基礎，只能靠外國接濟，它的對手則全通過販毒牟取暴利，更獨立自主，也更受重視。雖然克倫基地都貼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類通告，結果卻離「革命」成功越來越遠，不得不教人感嘆理想和現實大有鴻溝。

《從一「蚊」說起》


陳果執導的《細路祥》中的祥仔有這樣的對白：「原來嚮呢到人人都係為咗錢，華東賑災為咗錢、菲律賓工人喺度做嘢又係為咗錢……『錢』的確可以解決問題。」

　　這次我們就從一「蚊」說起，由一元的外貌、體積及幣值的演變，看香港社會經濟狀況及小市民生活面貌的轉變。

　　流通硬幣，有人叫做散銀、碎紙、散紙或零錢，現代金融學稱之為「輔幣」。香港第一枚一元硬幣於一八六六年由香港鑄幣廠鑄造，直徑有三十八毫米，重約二十七克，九成銀造，當時稱為「大洋」，但只發行了三年，因需求量過少，鑄幣廠於一八六八年倒閉。一八七二年，政府特許當時的上海滙理銀行，即今日的滙豐銀行，發行一元鈔票，直至一九六○年，港府再次鑄造及發行一元硬幣，這種一元硬幣，一般俗稱為「大餅」。

一「毫」都不能少

　　香港人口於戰後至六十年代急速增加，經濟亦開始逐步起飛，但社會並不像今天那樣富裕，不少市民經歷過四、五十年代的貧困日子。當年資源匱乏，生活不易，所以除了日常必需品的消費外，不會胡亂花錢。

　　一元在六十年代或之前，已有相當的購買力。香港錢幣研究會會長馬德和憶述：「五十年代還在讀小學，若有一毫幾角零用已相當開心，當時一條雪條一毫子，大排擋一碗粉是五毫子……現在一元已買不到什麼，物價在這幾十年升了很多，現在很多鋪頭連五毫、兩毫也拒絕收取。」現在即或扭蛋也要五元，「一元」除了「Yes！咭」，可以買到的東西只怕會愈來愈少，儘管這是社會進步的現象。

「斗零」的重要

　　一九七二年，海底隧道未通車之前，市民要過海，一定要依賴渡海小輪，天星小輪可以說是佔據了香港人半個世紀的集體回憶。當年報紙、涼茶、白粥只是一毫，巴士、電車兩毫已能坐畢全程，可想而知「斗零」（五仙）對於六十年代大部分升斗市民來說是那麼的「重要」。所以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加價，市民群起反對，恐懼其起「帶頭作用」，引起其他交通工具陸續加價。

八達通．審慎理財

　　文明社會創造了很多擁有權的概念（ownership）與實體（owner），與不同年代的人的慾望相呼應，各自對號入座。

　　當年褲袋內如有幾個沉甸甸的一元硬幣，那種「擁有」的真實感已足以使人感覺良好。錢罌收藏家嚴桂思回想他的小時候說：「有幾個毫子在褲袋內，伸手在袋內拿着，能感覺到那幾個斗零、毫子在褲袋內隨步流動，對錢有一種很實在的感覺。」然而，今日我們以「易借易還」取代審慎理財的做法，八達通這類一觸即過的電子收費系統，方便得令現今的中小學生對用錢的概念模糊。

　　生於後匱乏年代的新一代，相對地不用靠儲錢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對錢的感覺自然沒那麼實在，所謂「擁有」，已投射到其他物件了。

亞洲價值

　　有人說，自力更生、勤勞和企業精神是華人社會獨特的政治經濟生存方式的整合，成就了七十年代東亞經濟神話。七十年代一分幾角賺來不易，當年勞苦大眾多數以「積穀防飢」的生活態度去應付不時之需。

　　正如當年流行的《恒生銀行儲蓄曲》就有這樣的歌詞：「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正正反映昔日社會氣氛，鼓勵「勤儉就是美德」的生活態度與我們的亞洲價值相呼應。錢罌和餅乾罐的確是傳統的儲蓄模式，實實在在地把一個一個硬幣投入錢罌，就好似明天會更好一樣。當時銀行業界亦順應社會大潮流，有些以「一元開戶」作為招徠，更有以贈送錢罌作為推廣手法；當年就有一間「康年儲蓄銀行」，可見銀行對儲蓄業務的重視。

　　或許「今朝有酒今朝醉」是現今香港人的生活態度，但在全球化及中國和平崛起的衝擊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的定位，還是要由我們的一元投資策略做起。

　　楊倩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沈旭暉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八集《流通硬幣與儲蓄文化》，節目將於明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時半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港台網上廣播站http://tv.rthk.org.hk 視象直播及可供重溫。

亞運的終結與最後一人


本屆亞運結束，獎牌排名似是意料中事，內裏卻隱含未來信息，因為它已對「體育和民族主義掛鉤」這遊戲進行顛覆。

數據上，人口50 萬而且體育風氣不盛的主辦國卡塔爾得到9 面金牌排第9，自然是真神的奇蹟；人口相若的海灣小國巴林忽然得到7 金，對體壇的震撼也不遑多讓。有趣的是兩國官員一直承認國內天然環境惡劣，生產不了一流運動員，唯一成就體育強國的方法就是收購。難怪兩國所獲的9 面賽跑金牌，幾乎全部來自肯雅和埃塞俄比亞入籍的外援，價碼是終生每月一千美元津貼+一百萬美元金牌獎金。此外卡塔爾金牌足球隊中場靈魂來自烏拉圭；銀牌籃球隊有5 名塞內加爾球員；連象棋銅牌得主也是中國人妻諸宸。

卡塔爾外援Vs 香港國援

事實上，卡塔爾就像商業公司，希望多哈成為「西亞國際都會」，就像香港聘請公關自我包裝成「亞洲國際都會」。卡塔爾亞運代表團的作用，不過是總公司的創意宣傳隊，獎金是公關費，和俄國油王艾巴莫域治以天價購買車路士球星不遑多讓。「卡塔爾」已變成商業品牌，超越了國家層次，由於國際人口流動法規漏洞處處，各國真的要厚起臉皮吸納「他者運動員」這批非軍事僱傭兵，確是沒有太多監管。假如富國變本加厲，體育民族主義自當將終結，國家隊難免逐步「超聯化」。一百年後，獎牌榜上就是卡塔爾、中海洋和車路士集團並駕齊驅。

上述故事跟我們並不遙遠。香港回歸後積極邀請國援參加世界賽，對國際記者來說，也是「卡塔爾化」。假如卡塔爾發現香港媒體報道羽毛球亞軍「黑妹」才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之女」，香港足球隊也有（技術不怎麼樣的）喀麥隆球員，當會會心微笑。

體育侏儒印度：在地文化的「保育」？

另一方面，人口十億的大國印度在獎牌榜位居第8，僅比卡塔爾高一名；再一併算奧運總帳，自從中國在1984 年參賽，共獲金牌112枚，其間印度總成績是1 銀2 銅。有經濟學者曾根據國家人口和天然資源等數據，算出印度位於奧運國力榜倒數第一。這樣懸殊的對比，令不少內地學者暨網民每逢體育盛事就順便嘲諷印度一番，從而證明崛起中國的綜合國力是多麼強勁。深入研究下，印式官僚、民主失效、國家發展策略、種姓制度、婆羅門教義、恆河水質都被他們歸咎為罪魁，這樣與之相反的一切，自然就是中國國力騰飛的功臣。

然而印度體育不堪一擊，也反映在新德里拒絕投資的前提下，它確是更按民間（和贊助商）口味發展。貧民能隨時練習的卡巴迪、板球和象棋成了國技，印度人也就不會無緣無故去跨欄。雖然這些都是主流社會眼中的騎呢運動，但正如演員經常莫名其妙在山上不停唱歌一小時的印度寶李活（Bollywood）電影，它們都反映了印度人對本土的熱愛，也說明印度體育的社會性並未完全受全球化影響：也許政府不冲金，還是對在地文化的「保育」。雖然印度在本屆賽事又出現了銀牌得主不能通過性別測試的奇事，但當亞運民族主義被商業收購和非國家個體蠶食，對「只重參與」理念最堅定不移的印度運動員，還是最有可能成為堅持體育本地化的最後一人。

由魔童到難民兒童


數年前，克倫族神軍被緬甸和泰國軍隊聯手圍攻，全軍覆沒，孿生兒童領袖向泰國投降，被開恩按一般童兵處理，沒有被當作恐怖分子起訴，和父母家人一起被安排住進難民營。自此二人成了難民營活名勝，生活也徹底改變。哥哥15歲時成家立室，愛上彈結他，聲稱要到西方深造音樂出唱片，再用音樂「曲線救國」，所以對他的長髮倍加呵護，越看越像搖滾樂手，又經常被記者形容為「面目清秀得像女子」，造型似有多少斷背傾向﹔弟弟則對記者表示希望到中國學習黃飛鴻功夫，回緬再戰江湖。

國畫大師張大千年少時曾為山賊擔任書記，自稱藝術靈感全憑這段經歷而激發，可見亂世確能出藝術家。無論這雙傳奇兒童未來如何，相較一些被困於特區醬缸的人，也許已算得上不枉此生。

耆那教


聖誕新年假期不失為探討基督以外其他宗教文明的大好機會。當文明衝突變成各大宗教開戰時掛在口邊的爛名詞，一些古老教派就成了現代人尋找智慧的新方向，因此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宗教領袖近年在西方大為走紅，而另一個古老印度宗教「耆那教」(Jainism)同樣開始與國際接軌。

耆那教興起和佛教同期，它的真正創教人(被稱為第24祖)「大雄」(偉大的英雄)生平幾乎是釋迦牟尼翻版：同樣是出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王子，同樣出家修行悟道，也同樣教導弟子弘法。

由於耆那教義表面上和佛教無太大不同，它傳入中國時被各朝國民視為「騎呢佛教」(裸型外道)，僧侶也被國人稱為「野和尚」。本是同根生，耆那卻變成小眾，全是因為其極嚴苛兼異常的苦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