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但是當達。賴。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並被給予政治避難時，中國開始以戰略眼光對待這些分界線了。周提出一個以中國對東部領土宣稱換取印度對西部領土宣稱的交易，換句話說，就是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承認中國對阿克塞欽主權宣稱的談判基礎。

　　幾乎所有的後殖民地國家都堅持他們獨立時的（殖民地）邊界。把這個擺在談判桌上招來無盡的爭議和國內的壓力。基於他不是被選舉談判他認為是印度不可爭議的領土的原則，尼赫魯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絕了中國的提議。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謂的“前進政策”。為了克服它對有爭議領土的不抗爭印象，印度向前推進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國以前越過分界線建立的崗哨。印度指揮官被授權可以在他們自行辨別的情況下對中國軍隊開火，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時候，毛為了避免沖突曾命令中國軍隊後撤二十公裏，這一舉動更加強了印度的方針。印度的計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軍隊不會抵抗印度的前進而只是以此為借口規避。印度軍隊被命令，用印度關於戰爭的歷史記錄中的話說，“從我們目前的位置朝著國際承認的邊境巡邏盡可能地遠，防止中國人進一步前進並攻下任何在我們領土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哨所。”

　　這證明完全是計算錯誤。毛立刻撤銷了以前的後退命令。但他仍然謹慎地告誡北京的中央軍委：“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要註意形勢。”這還不是軍事行動命令；而是提醒作戰略準備計劃。這樣，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戰略運籌開始了：貫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準備；速戰速決。

　　在中央軍委和高級指揮官的會議上，毛用一句成語評論尼赫魯的前進政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山下的中國部隊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太容忍了—中國人認為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

　　中央軍委隨即下令部隊停止後撤，並要求中國軍隊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對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國的哨所接近他們，包圍他們。正如毛概括道：“你揮槍，我也揮槍。我們面對面看誰怕誰。”毛把這一方針叫做：“針鋒相對”（基辛格原話：武裝共存）。事實上，這開始了一盤喜馬拉雅山下的圍棋。

　　準確的指示下達到部隊指戰員。目標仍然是避免大沖突。中國部隊被要求不準開火，除非印軍接近到五十米以內。除此之外，任何軍事行動需要來自更高權威的命令。

　　印度的計劃者註意到中國已經停止後退但也觀察到中國人的克制開火。他們下結論認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試探，而是把目標定在“將中國人已經占領的哨所推回去。”

　　因為中國聲明的兩個方針目標—阻止印軍前進和避免流血—都沒得到滿足，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突然出擊或許能逼迫印度回到談判桌上來並終止目前這種以牙還牙的狀態。

　　在追求著一目標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很關心美國是否會借中印沖突之機放手讓臺灣反攻大陸。另一個憂慮是美國為了防止河內將老撾變成越南戰爭的後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會是美國最後通過老撾進攻中國的前奏。中國領導人不能相信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時還沒有戰爭升級）只是為了局部戰略利益。

　　中國領導人想辦法把兩點都搞明白了，這顯示了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的全面性。華沙會談被選定為獲取美方意圖的途徑。中國大使被從度假中召回並被指示約見美國大使。他宣稱北京註意到了臺灣準備在大陸登陸的跡象。美國大使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兒，他被指示回答美國希望和平因而 “在當前局勢下”不會支持臺灣的主動進攻。正如會談中的中國大使王炳南事後回憶，這一信息對北京的最後決定“至關重大”。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政府是否問過自己為什麽（中國）有這一特殊約見要求。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別。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有了這些保證，毛於1962年十月召集中國領導人宣布了最後的決定，即開戰：

　　“我們跟老蔣打過。我們跟日本打過，跟美國也打過。我們都沒有害怕過。而且每次都是我們贏了。現在印度（阿三）想跟我們打。自然地，我們是不害怕的。我們不能讓出一寸土地，我們若讓出一寸，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掠取相當於福建省那麽大的一塊地盤。。。。現在尼赫魯把頭伸出來讓我們打，我們不打就是不夠朋友。來而不往禮非禮也！”

　　在10月6日，決定基本傳達下去了。戰略計劃是發起大部隊攻擊產生驚敵之效果逼迫印度談判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停止對中國的騷擾。

　　在進攻命令下達之前，赫魯曉夫傳來話說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將履行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支持中國。鑒於中蘇近幾年的關系和克裏姆林宮以前在中印關系上的中立態度，這一表態一反常態。最可信的解釋是赫魯曉夫需要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持他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國攤牌。古巴危機過後他就再也不提這事了。

　　中國的進攻分兩階段發生：10月20開始為時四天的初期攻勢，隨後在11月中旬開展了大部隊攻擊，直抵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傳統帝國天朝的邊境。至此PLA停止了前進並後退到開始進攻的地方，遠離它宣稱的邊界線。這塊有爭議的領土至今仍有爭議，但是兩邊都不越過實際控制線強化他們的宣稱。

　　中國的戰略與臺海島嶼危機相似。中國在1962年的中印戰爭中沒有征服任何土地—盡管她繼續宣稱麥克馬洪線南部的領土主權。這反映了政治判斷和後勤現實。占領的東區領土需要穿越艱苦地形的切實的延長供給線。

　　戰爭結束了，毛又一次經受住了危機的考驗—而這次他大獲全勝—盡管中國境內的大饑荒剛剛結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朝鮮戰爭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對手對中國的低估；關於中國能力估計的未經證實的情報；對中國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環境和她在軍事上如何反應的嚴重錯誤把握。

　　同時，1962年的戰爭在中蘇關系不可挽回地變壞的時候為中國增添了另一個對手。事實證明蘇聯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導彈運載船一樣逃得快。

　　一旦喜馬拉雅山麓的軍事沖突升級，莫斯科立馬采取中立立場。好比往中國的傷口上撒鹽，赫魯曉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則為他的中立辯護。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報》—中國GCD的官方喉舌—編輯部評論文章忿怒地指出這是第一次一個GC國家沒有站在另一個GC國家一邊反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對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他應該清楚地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應該對敵人冷酷無情而對自己的同誌充滿熱情。”評論文章要求中國的盟友“檢查他們的意識並問他們自己什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什麽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到了1964年，蘇聯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紗。提到古巴導彈危機，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蘇維埃政治局委員和理論家，指責中國在蘇聯最困難的時刻侵略印度：

　　“事實是在加勒比海危機的最關鍵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印邊境擴大了武裝沖突。不論中國領導人以何種借口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他們逃脫不掉實際上幫助了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聯盟的責任。”

　　中國，幾乎剛剛克服大饑荒，現在四面樹敵。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有了這些保證，毛於1962年十月召集中國領導人宣布了最後的決定，即開戰：
　　“我們跟老蔣打過。我們跟日本打過，跟美國也打過。我們都沒有害怕過。而且每次都是我們贏了。現在印度（阿三）想跟我們打。自然地，我們是不害怕的。我們不能讓出一寸土地，我們若讓出一寸，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掠取相當於福建省那麽大的一塊地盤。。。。現在尼赫魯把頭伸出來讓我們打，我們不打就是不夠朋友。來而不往禮非禮也！”

　　在10月6日，決定基本傳達下去了。戰略計劃是發起大部隊攻擊產生驚敵之效果逼迫印度談判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停止對中國的騷擾。

　　在進攻命令下達之前，赫魯曉夫傳來話說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將履行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支持中國。鑒於中蘇近幾年的關系和克裏姆林宮以前在中印關系上的中立態度，這一表態一反常態。最可信的解釋是赫魯曉夫需要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持他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國攤牌。古巴危機過後他就再也不提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這一潛在的國家危急時刻，毛選擇了砸碎國家機器和GC黨。他向頑固的傳統中國文化殘余發動了他希望證明是最後的一次攻擊—從這個廢墟上將站立起一代，他預言，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革命者起來反對國內外一切敵人並能夠保衛革命事業成果。他把中國推進一場歷時十年的意識形態狂熱、惡毒的拉幫結派、和近乎內戰的運動—它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沒有一個機構在運動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國範圍內，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傳機器鼓動起來的“群眾”暴力沖突中解體。傑出的GCD和PLA領袖—他們是人民革命戰爭的領導—被一一打倒並遭到公開的羞辱。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國社會的脊梁—全面癱瘓，課堂停課使得年輕一代在全國到處串聯並響應毛的號召：“到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

　　許多這些突然毫無約束的青年參加到紅衛兵的不同派別中去，青年民兵們發著意識形態高燒行動在正常的組織機構之外（經常與之相對）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滿激情的口號鼓勵他們的幹勁：“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贊許他們攻擊現存的GCD官僚體系和傳統的社會習俗並鼓勵他們在掃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習慣）的鬥爭中不要怕“天下大亂”。毛認為“四舊”是中國虛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報》更是以發表編輯部評論文章“無政府主義好”煽風點火—明顯地、政府批準地反對中國幾千年的河蟹秩序的傳統。

　　　　結果是驚人的人性和組織機構性塗炭，中國的權利和權威的組織—包括GCD高層—一個接一個地在青年意識形態突擊隊面前低頭。中國—之前以勤學和博學而受到尊重的文明—變成一個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學生暴打老師和燒毀書籍，專家和高官被送到農場和工廠向文盲的工人和農民學習革命實踐。殘忍的場景在全國範圍內不斷上演，紅衛兵和同派的群眾—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為了躲過“革命風暴”—把他們的憤怒發泄到任何一個他們以為帶有復辟封建舊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幾千年的鬼魂也無法平息打砸搶的怒火。革命師生從北京跑到孔子的家鄉，發誓將老聖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連根拔除，焚書、砸碑、掘墳。在北京，紅衛兵的打砸搶毀壞了首都6843處中的4992處“歷史文物”古跡。紫禁城據說是在周恩來的個人交涉下幸免於難。

　　一個在傳統上由孔學精英們管理的社會現在要從沒受過教育的農民那裏尋找智慧的源泉。大學關門了。任何人被指定為“專家”就成為嫌疑犯，專業能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概念。

　　中國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鏈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國對蘇聯集團、西方國家和她自己的歷史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憤怒。中國的外交官和使館人員對所在國公民高談闊論“MZD思想”等革命理論。與七十年前的義和團場景相似，紅衛兵團夥沖擊外國駐京使館，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國逃奔的英國領館人員。當英國外交部長寫信給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建議中英兩國“在現階段保持外交關系但從各國首都撤回領事館人員”時，他沒有收到回音，因為中國外交部長本人也被“鬥爭”了而不能回信。最後，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識形態無懈可擊的”駐開羅大使黃華一人，所有的中國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館人員都被召回國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和參加革命運動。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和幾十個國家整天處於爭吵之中，她只跟一個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保持真正正面的關系。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象征性標記就是毛的語錄“小紅書（紅寶書，譯者）”，由林彪在1964年編輯而成（林彪後來成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變企圖後坐飛機逃往國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每個中國人都被要求攜帶一本“小紅書”。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許--下，在全國範圍內紅衛兵高舉著紅寶書“圍困”公共建築，沖擊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紅衛兵也不比被他們革命的幹部更幸運，最終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兩難遭遇。以意識形態而非正式組織聯系在一起，紅衛兵分成不同派系爭取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和個人追求。派系鬥爭變得相當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紅衛兵並把忠於他的黨政軍領導人安排到負責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個“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新政策開始了。截至此時，軍隊是中國最後的一個指令結構仍然樹立不到的組織。於是，它被指令去發揮遠遠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隊指戰員被派去管理政府、農村和工廠，而這一切都是在他們保衛國家的責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響是災難性的。毛逝世以後，第二代和第三代—這些人幾乎都曾經是受害者—對它的評價都是譴責性的。鄧小平，1979-1991年間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曾經爭辯道文化大革命幾乎在組織上毀滅GCD並至少暫時地將她的聲譽降低到最低點。

　　最近幾年，當人們的個人記憶消退時，另一種風潮正悄然興起。其觀點是承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錯誤，但是它開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他的答案是災難性的。毛觀察的問題是現代國家—特別是GC國家—與其人民的關系。在主要以農業為基礎—盡管初步工業化--的社會，統治方法取決於公民大眾的理解力。當然，在獨裁社會，相關者人數有限。但無論何種政體，決策者和決策實施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否則，統治就得用強制的辦法貫徹下去，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就是法律規定的社會框架越來越無縫可插，使得問題更加復雜。政治體系作出決策，但其執行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政治和公眾分開的官僚體制，能夠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選舉，如果有的話。即使在美國，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萬頁，不誇張地說，也只有幾個立法者仔細通讀。特別是在GGGC國家，官僚自成一體以潛規則運作。政治階級和官僚階級之間以及他們共同與大眾之間都存在裂縫。以此方式，一個官員階級就順著官僚慣性而產生了。毛企圖以一次性的大掃蕩解決問題而幾乎癱瘓了整個中國社會。中國學者和政府的咨政顧問胡鞍鋼所著的一本書辯論道，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鄧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民心。他提議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一個例題去研究怎樣把中國的決策系統變得“更透明、更科學和更組織機構化。”

　　一個失去的機會？

　　回頭來看，人們會想美國是否有可能較早十年開啟與中國的對話。中國的亂局會是一個嚴肅對話的起始點嗎？換句話說，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嗎？對中國的開放能夠發生得早一點嗎？

　　事實是，美國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礙就是毛的繼續革命。毛在這個階段決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著對赫魯曉夫和平共存堅定的憤恨，毛與資本主義的頭號霸主握手言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國這邊有過一些試探性的愛撫，朝著中國政策靈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蘇聯軌道上權威的分段性”,並批評美國的亞洲政策“太僵化。”他爭辯道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美國應該隨著情況變化重新檢討它的“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們不應該總穿著死板的政策外套，結果忽略了或不能夠察覺客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肯尼迪的景願不顯山露水—但是當他成為總統的時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著相反方向講的：對外敵意不減和對內猛列地掃除反對勢力和礙手礙腳的組織機構，而不是溫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發表後的幾年中，毛發動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臺海危機和大躍進。當肯尼迪成為總統時，中國在一次邊境沖突中對印度進行了軍事攻擊，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亞洲對共產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那時沒有和解的趨勢信號使肯尼迪讓美國人調臺聆聽。

　　肯尼迪政府確實擺出人性姿態—為緩解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提高中國貧瘠的農業生產條件。提議被描述為保障“和平糧食”的努力，不過，它要求中國表達懇求指定支援的“認真願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認對任何外援的依賴。他在華沙大使級會談的代表回答說，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

　　在林登。約翰遜總統期的最後一年，總統本人開始考慮朝著不對抗之路邁出一步。1966年，（美國）國務院指示它的談判者在華沙大使級會談中采取積極的態度並授權他們在談判桌旁開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觸。1966年3月，美國代表在會談中伸出橄欖枝，聲稱“美國政府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進一步關系。”—美國官員第一次在正式場合上使用1949年後新中國的全稱。
　　
　　最後，約翰遜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關於亞洲政策的講話中提出一個和平選項：“持久和平無法到來亞洲，如果七億中國人民被他們的統治者隔絕於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聲稱願意看到“與我們以前稱之為敵人的國家和解”並“和平共存。”

　　這些觀點針對中國不確定的態度變化被作為抽象的願望提出。其後沒有具體結論，也不可能有。因為這些聲明正好與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重合，而那時中國已扭回到藐視性敵意的身姿。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幾乎沒有發出邀請函—也許有意躲避美國的和解意向。至於這點，華盛頓在阻止軍事挑釁上表現了充分的戰術技巧，如在兩次臺海危機中，但在一個流體式發展的政治框架內形成相對應的外交策略方面卻缺少想象力。
　　一個1960年作出的國家情報估計表達出其基本的評價：

　　GCD中國危機政策的基本原則--在遠東建立中國霸權—在這一報告的估算期間幾乎不會發生可以察覺的變化。這個政權會繼續猛列地反美並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價的情況下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打擊美國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發燒和對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會讓北京錯誤地計算風險。

　　有充足的證據支持以上主導型觀點。至於中國何以取得這些橫掃千軍的目標就留下公開的疑問了。受到大躍進災難性的破壞，六十年代的中國是非常疲憊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數被接受再教育）為字符拼寫了事實上的全球大撤退。

　　這對美國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麽？

　　如何可能建立一個團結的亞洲集團？

　　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基點—中蘇聯手共謀共產擴張—是否對呢？

　　美國被越南戰爭和國內的反戰暴亂束縛手腳，沒有找到機會去考慮這些問題。

　　另一部分造成美國腦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線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在（麥卡錫主導的，譯者註）調查誰失去了中國的過程中黯然離開國務院。其結果，一群出色的蘇聯問題專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導了國務院思想，他們相信與中國和解將冒與蘇聯發生戰爭的風險。

　　但是，即使是對頭的問題被提出來，也沒有機會考驗它（們）的答案。有些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曾勸告毛對新形勢調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對外聯絡處主任，在給周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比四面樹敵對中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加速經濟發展有著更大幫助。

　　毛根本不聽，他宣稱：

　　“我們黨內有些人提倡“三緩一減”。他們說我們應該對帝國主義緩和，對反動派緩和，對修正主義緩和，而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支援則應該減少。這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毛堅持挑戰各方面可能的對手這一政策。他繼續說：

　　“中國應該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堅持鬥爭，並對一切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派別給予更大的援助。”

　　最後，當六十年代過去時，毛本人也開始意識到對中國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積的方式增長。沿著她漫長的邊境線，中國面對一個可怕的蘇聯軍事帝國，一個被羞辱的對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國軍事部署和正在升級的戰爭，不服氣的臺北的流亡政府，歷史上的強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它把中國當作難以寬恕的對頭。只有他們之間的宿怨才避免了他們共同挑戰中國。但是沒有一個謹慎的政治家能夠永遠拿這一暫時的自我克制作賭註—特別是蘇聯好像對北京不斷升級的挑戰忍到了頭。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證明他知道如何玩謹慎，就像他玩大膽一樣。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曠世無雙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澤東握手的那一刻，兩人的國家都在動蕩之中。中國幾乎被文化大革命耗盡元氣；美國的政治之弦被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運動繃得緊緊的。中國面對著周邊戰火的前景—特別是與蘇聯實際軍事沖突正在發生。尼克松在充滿暗殺和不理性沖突的六十年代末走進白宮，繼承了越南戰爭和急迫結束它的國內政治。

　　毛試圖用經典的中國計謀—以夷制夷和遠交近攻--將中國帶出絕地。尼克松，抱著一顆對他的社會價值真誠的心，利用威爾遜原理邀請中國重新回到國際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雜誌中寫道：

　　“我們只是承受不起永遠把中國置於國際大家庭之外，任她培養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脅鄰居。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沒有地方容納十億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僅僅號召和解的外交姿態調整。他喜歡外交挑戰（與美國城市的社會改革相似）：“在每種情況下，對話必須打開；在每種情況下，霸道必須停止而教育必須開始；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讓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遠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動力；但它不會自動選擇方法。毛和尼克松兩人都面對巨大的障礙開始對話，更別談中美和解了。他們的國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對方當作難以寬恕的敵人。中國把美國稱為“資本帝國主義”，用毛的話說，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按理論，它只能在戰爭中解決自身的矛盾。與美國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戰爭也許。

　　美國的認知正是中國的鏡子映像。十年的軍事沖突和幾乎接近的沖突好像鑄成了國家的見解，就是中國把自己當作世界革命的源泉總想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對美國人來說，毛比蘇聯更不可饒恕。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須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國內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壇。這對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個特殊的挑戰。
　　
　　中國的戰略

　　盡管少有幾個觀察家在那時註意到，從1965年開始，毛略微改變了他對美國的聲調—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個細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義。毛喜愛對美國轉達他的思想的一個途徑就是會見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兩人曾在三十年代共產黨的延安根據地會過面。斯諾把他在那裏的經歷提煉成一本書《紅星照耀中國》，把毛描述為一個浪漫主義的農民遊擊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邀請斯諾到北京並發表了一些令人吃驚的評論—或者說如果華盛頓有人註意到就真的讓人吃驚了。毛對斯諾說：

　　“我個人自然地為歷史的力量把中美兩國人民分隔十五年而無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遺憾。今天這個鴻溝加深了。不過，我自己不相信它會以戰爭和人類的災難而結束。”

　　（不可想象）這樣的話從這樣一個領袖嘴裏說出，他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稱他準備好了與美國打核戰爭，他的宣稱聲色並茂以致於嚇壞了蘇聯和它的東歐盟友，使他們遠離中國。但是，當蘇聯擺出強硬的姿勢時，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準備考慮應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國。

　　在會見斯諾的時候，美國軍隊正在中國的鄰國越南大量集結。盡管局勢的挑戰與十五年前在朝鮮的相似，但這次毛選擇了克制。局限於非戰鬥性支援，中國提供了物資、道德支持和大約十萬後勤部隊幫助北越建設通訊和基礎設施。對斯諾，毛明白地說中國只會在中國的土地上與美國交戰，而不是越南：

　　“我們不會從我們這邊發起戰爭，只有當美國進攻我們才會還擊。。。。就像我已經說過的，請安心相信我們不會先打美國。”

　　好像擔心美國忽略這點，毛又重述中國所關心的是越南人必須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對付他們的局勢：

　　“中國人民正在忙國內的事情。在自己邊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為。為什麽中國人民要那樣做呢？越南人民能夠對付他們的局勢。”

　　毛接下來更像一個科學家分析自然現象而不像一個國家領導人對待邊境戰爭那樣猜想越南戰爭的各種可能結果。這與毛對待朝鮮戰爭的態度截然相反--盡管越南與朝鮮對中國安全的戰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結果中只有一個是主席樂意接受的--“舉行和談，讓美國部隊呆在西貢附近，像南朝鮮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兩個越南狀態的繼續。每個處理越南戰爭的美國總統都願意以這一結果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