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同年在雅爾塔，斯大林堅持讓他的盟友，羅斯福。富蘭克林和溫斯頓。丘吉爾，同意給蘇聯在滿洲的特殊權利（包括將大連和旅順的港口當作海軍基地）予以國際承認，作為對日宣戰的條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國民政府簽署了確認雅爾塔協議的條約。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共產黨巨人的會見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識形態而熱烈擁抱。正如尼基塔。赫魯曉夫，當時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員，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斯大林熱衷於對尊敬的嘉賓表現他的待客熱情，而且他知道怎麽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間，斯大林有時會好幾天不看他一眼。因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沒有派人接待他，沒人敢去看他。後來，毛讓人知道如果繼續這樣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當斯大林聽到毛的抱怨後，又跟他共進了一頓晚餐。

　　從一開始就清楚，斯大林並不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他放棄以出兵對日作戰為代價換來的利益的理由。在會談時，毛開場白就強調他需要和平：“關於中國很多重要問題的決定都取決於未來的和平前景。考慮如此，中央委員會委托我從您，斯大林同誌，這裏得到保證，如何保持國際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證，或許只想降低毛要求緊急援助的價碼和將匆忙結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問題也是蘇聯嚴重關切的，盡管在過去的四年裏我們已經有了和平。至於中國，目前沒有即將發生的威脅。誰想打仗？日本還沒有站起來，根本沒準備進行戰爭；美國盡管叫囂戰爭，但其實它不怕什麽就怕戰爭；歐洲也怕戰爭；實質上，沒人會與中國打仗，除非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和平依靠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繼續友好，和平不僅能持續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長。

　　如果真的如此，軍事聯盟就沒必要了。當毛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態度。他作出令人吃驚的斷言，新的結盟條約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條約就足夠了。而這個條約是與蔣介石在不同的情況下簽署的。為了加強他的論點，斯大林還聲稱蘇聯的地位早已設計好得足以避免“美國和英國有任何改動雅爾塔協議的法理依據”。

　　其實際效果是，斯大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會受到蘇聯與毛剛剛推翻的國民政府簽署的條約的最佳庇護。斯大林很得意他的這一論點以至於他接著讓毛“請求”他繼續行使蔣介石讓給他在滿洲和新疆的權利。毛作為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以重新定義斯大林的權利的方式拒絕了這些要求。他爭辯說，目前關於滿洲鐵路的安排符合“中國利益”，因為它為中國幹部參加鐵路和工業建設提供了一個培訓所。中國人員在受訓結束後將接管鐵路。蘇聯專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訓完成。

　　在主張友好和肯定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的同時，兩個馬吉雅維利主義者實際上為誰占主導而角力（在中國周邊一塊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資深，而且在當時更強大。毛占盡地利而更自信。兩人都是偉大的戰略家，當然意識到沿著這條道走下去他們的利益必將發生沖突。
　　
　　經過一個月的討價還價，斯大林讓步了，同意聯盟條約。不過，斯大林堅持大連和旅順仍然是蘇聯的基地，直到與日本達成和平協議。最後北京和莫斯科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了中蘇友好互助聯盟條約（西方的情人節誒，不知是否巧合？譯者）。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溜沒溜掉的東西：在與第三方發生沖突時互相支援的義務。理論上，中國亦有義務在全球事務上幫助蘇聯。但在實際操作上，當中國周邊若隱若現的潛伏危機擡頭時，它給毛罩上一張安全網。中國為此付出的價錢也相當不小：采礦、鐵路和滿洲和新疆的租地；大連和旅順的港口作為蘇聯海軍基地。幾年後，毛仍然當著赫魯曉夫的面怨氣連天的牢騷斯大林想把這些租地變成“半殖民地”。

　　至於對斯大林來說，一個強大的東方鄰居的出現是一場噩夢。沒有一個俄羅斯統治者能夠忽視沿著中俄兩千英裏長的邊境雙方人口的懸殊對比：中國的五億人口對西伯利亞的不到四千萬人口。

　　中國發展到何等階段這些數字才變得重要呢？意識形態上的貌似相同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加強了這一關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會懷疑當一個強人認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強大起來時他會抵觸聯盟中的正統強權，不管他們關系多麽親密（黑社會啊，譯者註）。斯大林，一個剛跟毛過過招的人，當然知道他（毛）不會謙讓他的主義真。
　　
　　艾奇遜和中國鐵托主義的誘餌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間，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演出著另一段戲，預示著共產世界的潛伏危機和美國在這一三角關系中若隱若現的可能作用。劇情是美國國務卿迪•艾奇遜回應國內關於“誰丟失了中國”的批評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國務院在1949年8月發布了一篇針對國民黨在大陸垮臺的白皮書。盡管美國當時仍然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白皮書則把國民黨描述為“腐敗，反動和低效率的”。艾奇遜這樣總結並建議杜魯門總統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可預見的結果已經超出了美國政府可能控制的範圍。任何這個國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內做過的或可能做過的事情都不可能改變這一結果。。。。那是中國內部力量角逐的產物，這個國家（美國）企圖影響它但沒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眾社俱樂部的一個講話中，艾奇遜加強了白皮書中的觀點並提出一個環視亞洲的新政策。他的講話包含了三個基本重點。第一點是華盛頓在中國內戰裏徹底洗手。艾奇遜聲言國民黨表現出不僅僅政治上不夠資格而且“任何軍事指揮無可與其比的昏庸無能”。共產黨人，艾奇遜推論道，“沒有制造這一條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這一點的暴露。蔣介石現在只是一個領著殘兵敗將盤踞在中國海岸邊一個小島上的逃難者。

　　既然已經把大陸讓給了共產黨人，無論其地理影響如何，再抵制共產黨人占領臺灣已無任何意義。

　　事實上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斷，它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參謀起草總統簽字同意的一份國家政策文獻。這份文件於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結論是“福爾摩薩（臺灣）的戰略重要性不足作為公然軍事行動的合理依據”杜魯門在1950年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了相似的一點：“美國政府不會為福爾摩薩上的中國軍隊提供任何軍事援助和教導。”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地，艾奇遜沒有給誰可能在長遠利益上威脅中國獨立這一問題留下絲毫疑問,他說：

　　共產主義的概念和技法讓俄羅斯帝國裝備了一種更陰險的新的滲透性武器。有了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國發生的是蘇聯把中國北部的省份從中國分離開來並附在蘇聯體上。這一過程已經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滿洲也幾乎完成。我相信在內蒙古和新疆蘇聯的情報人員正在高興地給莫斯科打報告。這就是正在那裏發生的事情。

　　艾奇遜的最後一點更對未來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它直接暗示了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倡議與中國的關系應該基於國家利益，艾奇遜直言中國的主權完整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管它國內的意識形態如何：“我們必須采取我們過去一直采取的立場，就是任何破壞中國主權完整的人是中國的敵人，也與我們的利益背道而馳。”

　　從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出發，艾奇遜為新的中美關系鋪墊了一個溫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東西方關系消失的一天，過去的關系在最壞時是掠奪主義，而在最好時是溫情主義。那種關系結束了，今天的東西方關系特別是在遠東必須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幫助。

　　下一個美國政府高官對共產黨中國發表同樣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後，理查德•尼克松對他的內閣提出了相似的觀點。

　　艾奇遜講話精心巧妙的措辭有意觸動斯大林多處敏感神經。事實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動一動。他立馬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揚•維辛斯基和部長會議主席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緊急召見那時還滯留在莫斯科進行聯盟談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遜正在耍“離間計”，而事實上是邀請毛表忠心。這可是一個慌亂無措的姿態，與平時斯大林鎮定而穎悟的秉性不符。因為表忠心這一要求本身定義了對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潛在能力。如果你的夥伴有想法有能力叛離你，那麽表衷心就可信嗎？如果不是，那還有什麽必要呢？況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遜的“離間計”是對當前中蘇關系的一個準確闡述。

　　蘇聯的兩位外交大員要毛表態否定艾奇遜關於蘇聯企圖部分分離並主控中國的指控，並建議毛說這是對中國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評論，點上一支煙慢條斯理地朝蘇聯使者索要艾奇遜講話的拷貝並詢問了艾奇遜可能的動機。幾天後，毛批準了一條諷刺批評艾奇遜的聲明。與蘇聯由外交部作出反應相比，北京把這事交給官方的新聞局去拒絕艾奇遜的建議。聲明在語言上否定了艾奇遜的“誹謗離間”，但是它在外交禮儀上的相對低層次使中國進退有余。毛選擇不在莫斯科為他的依然孤立的國家尋求安全保障的時侯去深挖艾奇遜講話的含義

　　毛遲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以他特征的語氣，就脫離蘇聯靠近美國的選擇，似乎是沖著艾奇遜卻又沒指名道姓地說：

　　中國和蘇聯是站在一起的。。。現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的這一立場。。。他們認為中國應當站到中間來，為美國和蘇聯搭一座橋。。。如果中國站在美國和蘇聯的中間，這好像是一個有利的位置，一個獨立的位置，但是其實她是不可能獨立的。美國並不可靠，她會給你一點東西，但不會多。難道帝國主義能給你一頓飽飯嗎？它不能。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準備給毛一頓“飽飯”，那會怎樣呢？這個問題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看了。

　　金日成和朝鮮戰爭爆發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戲那樣演下去幾年，也許十幾年，如果只是兩個有疑心病的絕對統治者勾心鬥角，把自己的槍口準星校正到對方的目標（動機）上。這時，在遠東地理政治亂局中竄出一個金日成。斯大林曾在與毛的第一次會談中調侃過這位北朝鮮的領袖。斯大林為了避開中國與蘇聯軍事聯盟的話題曾調笑地提醒（對中國）和平的威脅只有來自北朝鮮如果“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沒想到斯大林一語成讖（譯者註）。

　　當然金日成不是真的這麽做。相反，他決定侵略南朝鮮，而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國都帶向了全球戰爭的邊緣，特別是導致中國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

　　在北朝鮮進攻南朝鮮之前，幾乎不可想象剛剛從內戰拔出腿的中國會跟擁有核武的美國交戰。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兩個共產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們的相互猜疑，盡管他完全依賴這兩個他不可與之相比的強大的盟友。

　　朝鮮在1910年並入日本帝國並很快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1945年，日本戰敗後，蘇聯軍隊占領著朝鮮北部，而美國軍隊占領著南部。兩者的分界線，38度緯線，是任意劃分的。這僅是兩國軍隊在二戰結束時的進軍界限。

　　當占領軍在1949年撤離時，兩邊的占領區就分別成了主權國家，但他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各自的統治者，北邊的金日成和南邊的李承晚，都曾經為了統一朝鮮的利益以生命對日作戰。他們沒有理由現在放棄，他們都自稱自己是代表全朝鮮的領導。在分界線上，兩邊的沖突時有發生。

　　從1949年6月美國從南朝鮮撤軍開始，在1949年到1950年間，金日成一直企圖說服斯大林和毛默許他進攻南朝鮮。兩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訊問毛對這一進攻的看法，毛盡管樂見其成，卻擔心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認為任何征服南朝鮮的工程應當放在中國內戰結束--包括臺灣解放--以後來實行。

　　正是毛的這一目標給了金日成工程一個啟動激勵。金日成似乎確信，不管美國的聲明多麽含糊其辭，美國幾乎不可能接受兩場共產主義軍事征服的結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鮮的目標，爭取在中國成功占領臺灣而美國有了別的想法之前。

　　幾個月後，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變了主意。在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給金日成開了綠燈。斯大林強調了他相信美國不會出兵幹涉。解密的前蘇聯外交文件把此事記錄在案：

　　斯大林同誌對金日成肯定國際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允許（我們）在朝鮮統一問題上采取更大的主動性。既然現在已經簽署了中蘇友好條約，美國會更加小心地挑戰亞洲的共產主義力量。根據美國來的情報，正是這樣。壓倒性的民意情緒是不幹涉。這種情緒特別被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最近擁有了原子彈和平壤力量的加強所震懾。

　　那以後，在這件事情上就沒有任何中蘇直接對話的官方記錄。金日成和他的使團成為這兩位共產巨人在朝鮮問題上交流的通勤車。斯大林和毛為在朝鮮爭取主導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讓另一夥伴得手。在這個過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軍的五萬朝鮮族師全副武裝送到朝鮮。毛的動機是鼓勵金日成的（統一朝鮮）設計還是表現出盡意識形態義務而避免中國最終全面軍事參與？無論毛的最終意圖是什麽，其實際結果是大大加強了平壤的軍事地位。

　　在美國國內關於朝鮮戰爭的爭論中，艾奇遜1950年1月的亞洲政策講話遭到了廣泛批評，因為它把朝鮮置於美國“太平洋防禦圈”之外因而給北朝鮮的侵略開了“綠燈”。在美國對太平洋承諾這點上，艾奇遜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創。美國遠東司令部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949年3月在東京的一次新聞訪談中就提出相似觀點：

　　現在，太平洋已成為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湖，我們的防線連成了一條包圍亞洲海岸的島鏈。它從菲律賓開始，東接琉球群島包括沖繩，然後彎向日本，在經阿留申島到阿拉斯加。

　　從那以後，美國從朝鮮撤出了大部分駐軍。當時，一項援助朝鮮的提案正在國會討論，並遇到相當的阻力。艾奇遜被逼得只好重復麥克阿瑟的原話說：“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安全防線由一條連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島，再從琉球到菲律賓群島組成”（順序到了個個）。

　　至於朝鮮，艾奇遜指給出了一個模糊的解釋，反映出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的搖擺不定：

　　“既然南朝鮮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幾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承認”，艾奇遜爭理道,“我們的責任就更直接而我們的機會就更清楚了”（盡管這些“責任”和“機會”到底是什麽？艾奇遜一開始就沒有解釋過，特別是它們包不包括自衛反擊）。

　　如果襲擊不是發生在太平洋島鏈的南部或東部地區，艾奇遜建議，“開始的抵抗必須依靠那裏的人民，然後依照聯合國憲章決定文明世界采取的行動”。

　　國家威懾必須意圖明確，正是這點艾奇遜失分了。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懷叵測地鼓動金日成找毛談，說毛對“東方的事情”更了解。實際上，他是想盡量把自己的擔子卸到中國人的肩膀上。他告訴金日成“不要期望從蘇聯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持”，他解釋說莫斯科關心“西方的局勢”還忙不過來。

　　斯大林左手拿著他的煙鬥，一雙鷹眼直視著金，警告他說：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會動一根指頭。你必須找毛幫你。”

　　金日成圓胖的臉上依然掛著慈祥的笑容。

　　這就一個真實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裏之外，作弄人，謹慎而心機縝密，在獲得地理政治利益的同時把責任和風險都撂給中國人。

　　斯大林慣用此伎倆，事實上他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就是以解希特勒後顧之憂而讓他放開膽去打西方—從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他也下了同樣的註。（斯大林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美國出兵幹涉，對中國的威脅就會增加而中國對蘇聯的依賴也會增加。如果中國響應美國的挑戰，它必然需要蘇聯的援助，結果一樣。如果中國置身事外，莫斯科就會拿下錯覺幻想的北朝鮮。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飛往北京與毛秘密會晤。在到達的當天，金向毛報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進攻計劃並請毛肯定他的支持。

　　為了進一步降低風險，斯大林在他鼓勵發動的進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鮮軍隊裏的所有蘇聯顧問，以示不相幹。當發現這一招大大減弱了北朝鮮軍隊的表現能力是，他又把他們派了回去，不過是以塔斯社新聞記者的身份作掩護。

　　兩個共產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發動一場具有全球國際影響的戰爭呢？後來毛身邊的一位翻譯總結記錄了毛和金日成之間的談話：

　　金告訴毛斯大林同意了他進攻南朝鮮的計劃。毛詢問了金如果北朝鮮進攻南朝鮮美國的可能反應會是什麽，強調一是因為李承晚政權是美國的傀儡二是因為朝鮮離日本太近，美國幹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過，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國不會出兵至少時間來不及因為北朝鮮只要兩至三個星期就能解決戰鬥。毛也確實問過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國的軍事支援並答應派三個軍駐紮在中朝邊境。金“非常自負地”（用毛自己的話說）說用北朝鮮自己的力量和南邊遊擊隊的合作，他們自己就能解決問題，不用中國的軍隊。

　　金的陳述顯然把毛震倒了，以致於他提前結束了會見並命令周恩來給莫斯科發加急電報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實。第二天，莫斯科回電，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給了毛。電報解釋道：

　　在他與朝鮮同誌的談話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鮮的統一計劃。關於這點，我們原則上堅持最後的決定應當由朝鮮和中國同誌一起作。如果中國同誌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將留待以後討論。

　　這當然把否決這一工程的責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進一步表明自己與此無關（給了金日成又一個誇大其詞的機會），斯大林預叫出讓北京回電的牌來：“朝鮮同誌可以告訴你們談話的細節”。

　　毛和金接下來的談話可能就是一個永遠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帶著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對莫斯科這麽說的。毛也許會算計著默許征服南朝鮮將來可以作為中國解放臺灣獲得蘇聯海軍支援的一個籌碼。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即使美國對共產主義占領南朝鮮漠不關心，美國公眾意見也不會允許杜魯門政府旁觀共產黨在臺灣海峽的另一個軍事行動。

　　及至十年以後，莫斯科和北京還都各不承認誰實際上最後給金日成開的綠燈。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和那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大吵。赫說：“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會那樣做的。”而彭回敬說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對戰爭的。。。是斯大林同誌同意的。”

　　可是當時，兩個共產巨人都沒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樂觀預測是錯誤的會對全球造成何等影響，就這樣滑入戰爭。當美國加入戰爭以後，兩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國的幹涉：抵抗入侵

　　政治計劃的一大問題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決定時刻的情緒。杜魯門，愛其遜，和麥克阿瑟的各種聲明在做出的時候都反映了當時美國的想法。美國對國際社會安全的承諾在國內總是有爭議的，那時還不包含朝鮮的防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還正在組建。但是，當美國的政治決策者們為了共產入侵而面對面碰頭的時候，他們就不管紙上的政策了。

　　金日成於6月25日發起進攻，北朝鮮軍南下勢如破竹。美國隨即作出讓GC領袖們吃了一驚的舉動，不但出兵幹涉還把它與中國內戰聯系起來。美國首先派地面部隊占據南方的釜山港口，並迅速建立了周邊防區。這一行動由聯合國授權，決定被通過是因為蘇聯因抗議臺北占據中國的席位而缺席。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強制“中立化”即防止兩邊任何一方攻擊對方。其動機是獲得國會和民意的廣泛支持，沒有證據表明它是意圖把戰爭擴大化而與中國對抗的行動。

　　在那個決定之前，毛把解放（基辛格原詞是攻擊）臺灣當作是他的下個軍事目標並為此在中國東南的一個省份福建省集結了大量軍隊。美國已經多次—包括杜魯門在1月5日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傳遞了它無意阻擋這一行動的信息。

　　杜魯門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的決定主要為取悅於民意，當然也為降低美國在朝鮮的風險。在宣布艦隊出發時，杜魯門一面強調臺灣防務的重要性一面又勸誡“福爾摩薩島上的中國政府停止一切對大陸的海空軍事行動”，甚至警告：“第七艦隊會看到這是一個完成事實”。

　　對毛來說，一碗水端平的姿勢是不可想象的；他認為這是虛偽的表現。毛的擔心是美國意圖重返中國內戰之中。杜魯門公告之後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將美國的行動歸為對亞洲的侵略：

　　美國侵略亞洲只能喚起亞洲人民更廣泛更堅定的抵抗。杜魯門1月5日說過美國不會幹預臺灣事務。現在他自己就證明他是在撒謊。他撕毀了所有關於美國不幹涉中國內政的國際協議。

　　在中國，圍棋的意識立刻浮現在行動上。美國一面派兵去朝鮮一面又派艦隊到臺灣，就像在圍棋盤上落下兩子，對中國形成可怕的包圍之勢。

　　當戰爭爆發之時，美國沒有一個關於朝鮮的軍事計劃。美國宣布它的朝鮮戰爭目的是擊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義是對一個主權實體采取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那麽，用什麽標誌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線狀態嗎？這樣，豈不是告訴侵略者他最壞的結果就是什麽也沒丟失？仰或是徹底消滅北朝鮮的軍事侵略能力？沒有證據表明這一基本問題在最初的軍事行動中被考慮過。也許因為當時政府的全部註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邊防區。實際效果上，就是讓軍事行動牽著政治決定的鼻子走。

　　直至麥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遠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兩棲登陸勝利，遏止了北朝鮮前進的沖力，並打開了收復南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之路，杜魯門政府選擇了讓軍事行動繼續直到朝鮮統一。他假設北京會接受在傳統侵略中國的路線上陳列美國軍隊這一事實。

　　在北朝鮮境內軍事推進的決定是由聯合國決議授權的，這個決議是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以投票超過三分之二而通過的。它授意：“所有成員國行動起來迎來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主權完整的朝鮮國。”中國出兵反對美國被認為是超出中國能力範圍的。　　

　　不幸的是，這些觀點遠遠不符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美國軍力剛一插入臺灣海峽，毛立刻認為第七艦隊的出現是對亞洲的入侵。因錯誤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和美國走進直接的沖突中去。美國極力迫使中國在它提倡的國際秩序中低頭，而這個秩序是被聯合國認可的（其實是被美國操縱的，基辛格沒承認這點），沒有其它選擇。但從一開始，毛就不準備接受任何一個他在那裏沒有發言權的國際體系。美國最好的戰略企圖就是沿某一條分界線停戰，可以是鴨綠江，如果美國占上風的話；也可以是北朝鮮前線上任何一條線，比如平壤到無山，如果中國出兵迫使或美國單方停戰的話。

　　最不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國默許美國陳兵鴨綠江邊，特別是因為日本曾經從這裏入侵滿洲裏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國在兩個戰線上都戰略萎縮，一個在臺灣一個在北朝鮮，她的反應極不可能會是被動的，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開時就失去了對朝鮮事件的控制。兩邊的誤解交錯疊加。美國沒想到北朝鮮會進攻；中國沒想到美國的反應。每一邊又用自己的行動加強了對方的誤解。在這一（誤解）的過程的終端就是兩年的中美戰爭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國出擊：另一種震懾。

　　沒有一個軍事學家能夠想到剛從內戰解脫出來裝備著繳獲國民黨武器的人民解放軍能夠迎戰一支有原子彈支持的現代化軍隊。但毛不是一個傳統的軍事戰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鮮的行動就必須先理解一些中國的東西：據敵於千裏之外，戰略和心理優勝，合起來或許可以被“西方戰略學”稱之為威懾或叫先發制人。

　　在西方，冷戰和核武器的毀滅性制造了一種威懾的概念：將毀滅遠大於任何可能收獲的風險展示給可能的挑戰者。威脅的效果用還未發生的事情來衡量，也就是說，避免了戰爭。

　　對毛來說，西方的威懾概念還太被動。他拒絕中國站在被動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動出擊。在某種程度上，這與西方的先發制人的概念相似，即首先出擊以預防受襲。但按西方的原則，先發制人意在軍事取勝。毛的先發制人的不同點在於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懾。他的動機力與其說是發動一次決定勝負的軍事打擊毋寧說是改變心理平衡，不是打敗敵人而是扭轉風險計算的結果。正如我們在以後的章節中看到，中國在1954-58年間的臺海危機、1962年的中印邊境沖突、1969-71年間的中蘇烏蘇裏江戰鬥、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的行動都有一種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擊然後是政治角力。在中國人眼裏，把雙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後，真正威懾的目的就達到了。

　　中國的先發制人觀點與西方的威懾概念想撞的結果往往產生惡性循環：中國的自衛行動會被外界認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懾會被中國人解釋為包圍。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和中國就在這一兩難論壇裏摔跤，無法脫身。

　　一般常識把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向鴨綠江—中朝邊境—進發作為中國決定出兵的時刻。另一個理論說這是共產主義擴張的本性使然—像在東歐發生的那樣。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兩種理論都是不正確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鮮問題上不曾有過一個戰略設計，至少在挑戰主權的意義上；戰爭開始前，他們只關心平衡蘇聯在那裏的影響。他們更沒想到會在那裏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們是在猶豫和深思熟慮之後選擇先發制人而進入戰爭的。

　　事實上，勾動中國出兵計劃扳機的事件是美國首次派兵釜山和強制臺灣海峽“中立化”。從那時起，毛就命令計劃出兵朝鮮，至少，為了防止北朝鮮崩潰--或許為了徹底驅逐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這一最大革命目標。遠在美國軍隊推進到三八線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國出兵，北朝鮮要完蛋。阻止美國進軍到鴨綠江只是一個附帶的因素。在毛的想法裏，它（美國兵指鴨綠江）創造了一個突然襲擊的時機和調動民意支持的機會。當1950年8月美國阻止了北朝鮮的前進時，中國出兵變得相當有可能；而當美國在仁川登陸迂回包抄北朝鮮軍隊讓戰場上洪流倒卷並沖過三八線的時候，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的戰略學通常表現出三個特征：對長期發展趨勢明察秋毫的分析，戰術選項的仔細研究，和運作決策的分頭探索。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僅在美國出兵朝鮮兩周後，周恩來主持了兩次中國領導人的集體會議，研究分析美國軍事行動對中國的影響。計劃開始了。與會者同意將原來為解放（基辛格原詞，侵略）臺灣而駐紮在福建沿海的部隊派到中朝邊境去，並將其改編為東北邊防軍，以“保衛東北邊境和支援朝鮮人民軍”為使命。到七月底—美軍跨過三八線前兩個多月，多達二十五萬人的中國部隊已經部署在中朝邊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會議在八月繼續召開。8月4日，仁川登陸前六個星期，那時局勢對入侵的北朝鮮軍隊還是相當有利，前線仍深入南朝鮮縱深，直逼釜山，毛懷疑北朝鮮的能力，告誡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贏了，他們就會被勝利沖昏頭腦；然後，他們就會沖著我們來。我們必須幫助朝鮮，我們必須支援他們。這可以是以誌願軍的形式，在我們選擇的時間，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也做了同樣的分析：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打垮北朝鮮，他們就會變得妄自尊大，和平就會受到威脅。我們要保證勝利，就必須增強中國的影響，這將可能改變國際局勢。我們必須作長遠規劃。”

　　總之，是預計仍然挺進的北朝鮮軍隊戰敗這一結果--而不是美國軍隊到底在什麽地方—是中國必須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將領們“在兩個月內完成準備等待參戰的命令。”

　　8月13日，中國的第十三軍團舉行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討論這一任務。盡管對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與會者一直同意中國“應當主動出擊，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打碎敵人侵略的美夢。”

　　與此同時，軍事參謀們也在進行沙盤推演和分析。中國人得出結論：西方人可能直覺地認為這不可能，以至於我們能夠贏得這場對美國的戰爭。其論據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插手會局限它投入朝鮮的力量最多到五十萬，而我們有四百萬軍隊。中國離戰場更近使我們占有後勤優勢。中國的計劃者還認為他們也占有心理優勢，因為世界人民支持中國。

　　核打擊的可能性居然一點也沒使中國的計劃者感到恐懼—也許因為他們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經驗而且也沒辦法得到它。他們（盡管不是沒有主要的反對者）總結出美國用核武作反應是不可能的；一是因為蘇聯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為朝鮮半島上“鋸齒交錯的戰場形勢”使美國投鼠忌器—對中國進入朝鮮的部隊進行核打擊也會消滅美國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對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總結了中國的戰略：

　　“我們不能把朝鮮問題只看成是兄弟國家的事情或東北的事情。這一問題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國際問題。”

　　周繼續說：

　　“這正是世界鬥爭的焦點。。。在占領朝鮮後，美國肯定會轉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國家。因此，朝鮮問題至少是東方的關鍵。”

　　周最後總結道，由於朝鮮局勢最近的逆轉，“我們的任務更加艱巨。。。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和最快的準備。”

　　周還強調了秘密行動的需要：“我們將秘密參戰給敵人突然一擊。”
　　
　　這一切發生在麥克阿瑟在仁川兩棲登陸的幾個星期之前。事實上，中國的一個戰略研究小組預測了這一事件。那時，離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還有一個月之遙。簡短地說，中國參戰是基於戰略趨勢的考慮，而不是對美國某個特定的戰術動作作出的反應，更不是為了保衛三八線的法律確定性。中國的進攻是一種先發制人的戰略，為避免尚未發生的危險和基於對美國最終意圖的錯誤理解。這當然也是表達朝鮮在中國長期戰略計算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特別是在當今世界更關乎尋常。也許，毛堅持他的事業也是為了挽回他默許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戲而丟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會因一方面讓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出現另一方面讓美國陳兵中朝邊境而造成的中國戰略困局而遭到共產世界其他領袖們的責備。

　　中國出兵的障礙相當恐怖，毛必須盡展其領袖風采才能獲得同僚的支持。有兩位主要指揮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種借口推掉了指揮東北邊防軍的責任。毛最後發現了彭德懷願意肩負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懷作戰英勇而為其賦詩：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譯者】

　　毛占了上風，就像他在所有關鍵決定時刻一樣，中國軍隊準備入朝參戰的準備工作不屈不饒的進行著。1950年10月19日，迎著向北挺進的聯合國軍，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誓死（基辛格原詞：決心）保衛朝鮮。他們的目的是用武力捍衛三八線的“當前狀態”，在技術上，其實是執行聯合國的決議。兩軍相交已經有了命中註定的性質：中國人握緊拳頭準備突然一擊，而美國和它的同盟軍對等待在他們前進的終點的挑戰茫然無知。
　　
　　周在一邊精心搭建外交舞臺。9月24日，他對聯合國決議提出抗議，指出這是“美國指使的旨在把朝鮮戰爭擴大化的行動，其目的是武裝侵略臺灣，更進一步武裝侵略中國。”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駐中國大使帕尼卡美國軍隊會越過三八線，“如果美國軍隊真的這麽做了，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無動於衷，我們會幹預。請轉告你們的總理。”帕尼卡回答說他預見越線在十二小時之內就可能發生，但是印度政府不會在收到電報十八小時內“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國的事兒。今晚談話的目的是讓你們知道我們對尼赫魯總理在他的信中提出的問題的態度。”這次談話更多是把已經決定的東西作為公開記錄，而不是對和平作最後的懇求，像通常那樣。

　　這個時候，斯大林以一個扭轉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現身，想把這個他從一開始慫恿的而不願看到它就此結束的沖突繼續下去。北朝鮮軍隊正在潰退，蘇聯情報員預報美國在另一側海岸的無山登陸（其實是錯誤的）。中國出兵幹預的準備已箭在弦上但尚未發。斯大林10月1日發電給毛要求中國出兵。他堅持如果美國對中國出戰作出全面戰爭反應的話他已準備好了保證蘇聯的軍事支援：

　　當然，我考慮到美國，盡管它沒有準備一場大戰，也可能為了面子打一場大戰（的可能性）。這就會把中國拖入戰爭，也會把蘇聯一起拖入戰爭，因為它和中國結成互助友好同盟。我們怕嗎？以我的觀點，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在一起比美國和英國加起來強，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德國除外，但他現在還幫不了美國）不足為道。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就讓它現在來吧，至少別等到幾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成為美國的盟友，那時美國和日本就會把李承晚統治的整個朝鮮作為橋頭堡。

　　從表面價值上看，這封非同尋常的電報似乎是斷言斯大林已經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以避免朝鮮陷入美國的戰略圈裏。一個統一的、親美的朝鮮再加上早晚會復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亞洲構成了與北約在歐洲相仿的威脅。這種東西夾擊的局勢對蘇聯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體事件中，在考驗面前，斯大林證明了他不情願實施對毛的全面承諾—甚至一點都不想跟美國直接對抗。他知道現在攤牌力量平衡對他不利，而不是兩邊戰爭的問題。他意圖在亞洲拖住美國的軍事力量並把中國帶進一個日益依賴蘇聯的企業。不過，斯大林的信確確實實地顯示了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家多麽嚴重地估計朝鮮的戰略重要性，盡管同床異夢。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為了革命團結友誼而抽象地計劃出兵是一回事。具體實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別是北朝鮮當時已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出兵急需蘇聯的物資，特別是空中掩護，因為人民解放軍那時還沒有值得一提的空軍。因此，當出兵參戰的問題提到政治局討論時，毛收到了左右兩難的反響，以致於他遲遲下不了最後的決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體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揮入朝部隊的責任）和周恩來去俄羅斯討論蘇聯軍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沒覺得有理由為此改變他的日程表。他讓周到他的療養別墅來，盡管（也許有意地）在這裏周沒有與北京通訊聯絡的工具，除非使用蘇聯的頻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誡斯大林，沒有蘇聯所承諾的支援保證，中國很可能實施不了她兩個月來準備的行動。因為中國是斯大林挑起的這場沖突的舞臺主角，她的戲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持和提供的“道具”。當面對現實時，毛的同僚反應左右為難。有些人甚至直言國內的經濟發展才是當前的優先選擇。毛第一次猶豫不決，盡管只是短暫的一時。是為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不可逆轉之前爭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態呢？還是他真的決定不了？

　　中國內部不決的一個征兆是關於毛10月2日晚給斯大林發電報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檔案各有一份，且內容大相徑庭。

　　北京檔案館收藏的電文原件是毛親筆手寫的。中國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許從未發給莫斯科—寫道：北京“決定以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名義派兵入朝與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戰和支援朝鮮同誌。”毛還說，如果沒有中國力量的幹預，“朝鮮革命軍將被徹底打敗，而美國侵略者一旦占領全朝鮮將勢不可擋。這對整個遠東局勢將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們必須準備好應對美國宣戰和接下來美國空軍對中國主要城市和工業基地的轟炸以及美國海軍對中國沿海的攻擊。”

　　中國的計劃是在10月15日從滿洲南部調動十二個師入朝。“初期階段”，毛寫道，他們只集結在三八線以北對越過三八線的敵人“開展防衛性戰役”。在此期間，“他們等待蘇聯運送武器。一旦他們裝備好了，他們將與朝鮮同誌並肩反攻，徹底消滅美國侵略者。”

　　毛10月2日電報的另一版本是由蘇聯駐京大使發出、由莫斯科接受並存入俄羅斯總統檔案。在那封電文裏，毛告知斯大林北京還沒有準備好派兵。他保留了這一可能性，稱在與莫斯科磋商（暗含蘇聯的附加軍事援助）後，北京願意加入沖突。

　　多年來，學者們都把第一個版本當作唯一的實效版本；當第二個版本出現時，有人就懷疑其中的一個是故意制造出來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由中國學者沈誌華（音譯）提出來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國領導人意見不一，結果發出一份措辭圓滑的電文（第二版本）。兩者的差距顯示即使中國部隊已經向著朝鮮前進，中國的領導層還在爭論在邁出卒子過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蘇聯確認的軍事支持到何時。

　　斯大林知道，僅次於美國陳兵邊境，毛最不想要的結果是在滿洲與朝鮮接壤的少數民族地區成立一個帶有主權性質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經意識到毛邁出了回不了頭的一步。在此時，中國處於選擇美國陳兵鴨綠江--這將威脅就近的幾乎半個中國的工業基地--還是一個不高興的蘇聯—不僅不給支援，很可能還要求恢復它在滿洲的“權利”—兩者之間。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計劃進行，即使仍在與斯大林討價還價之中。他處在一個只有出兵幹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護自己免於落入蘇聯的設計（圈套）。

　　10月19日，在幾天等待蘇聯的物資供給保證之後，毛命令他的部隊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斯大林提供了相當的後勤支援，在不與美國直接接觸的條件下（比如，對滿洲但不對朝鮮的空中掩護）。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過早返回莫斯科，從那裏他能夠跟北京直接通話。其後，斯大林好像想通了。為了防止毛把蘇聯整進一個一面負擔裝備解放軍另一面得不到牽制美國軍力在朝鮮的境地，斯大林告訴周只有中國軍隊進入朝鮮成為事實以後，援助才會啟動。後來，斯大林兌現了蘇聯的承諾，當然，小心謹慎的斯大林只將空中支援局限於中國領土之上。與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達的準備在朝鮮全面開戰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別啊。

　　兩個共產領袖互相摸索了對方的癢處（需要）和痛處（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蘇聯的軍事援助使其軍隊現代化—某些中國消息來源稱在朝鮮戰爭期間他得到了足足裝備六十四個步兵師和二十二個飛行大隊的武器裝備—而斯大林把中國緊緊捆綁在朝鮮的中美對抗之中。
　　
　　中美對抗

　　對這些GC世界內部的權謀運作，美國只是個旁觀者。它沒有考慮過在三八線停止和統一朝鮮之間的中間地帶，並忽視了中國關於越過那條線的後果的警告。艾奇遜令人不解地沒有將這些警告當作是官方通信，以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許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視毛。

　　至今從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沒有顯示出任何一方曾認真討論過外交選擇。周跟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多次會議都沒有表露過這樣的意圖。與流行的觀點相反，北京“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幾乎肯定是轉移視線的戰略戰術。到那時，毛已經讓PLA的朝鮮族師從滿洲開進北朝鮮，把臺灣方面的大量部隊調集到東北邊境，並對斯大林和金承諾中國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戰局面的唯一機會也許能在毛對周的指示當中發現。周當時還在莫斯科，中國部隊正準備跨過鴨綠江，毛當時的戰略意圖是：

　　我們的部隊要繼續加強防衛。如果在下六個月中敵人只是頑固堅守平壤和無山而不北進的話，我們的部隊不會進攻平壤和無山。只有等到我們的部隊裝備訓練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壓倒優勢，再進攻平壤和無山。總之，我們有六個月的時間不會講發動進攻的事情。

　　當然，在六個月的時間裏中國沒有機會取得他們稱之為的絕對“壓倒優勢”。

　　如果美軍真的在平壤-無山（朝鮮半島的窄脖子）一線停步，那就會給毛的戰略關註制造一個緩沖區嗎？如果美國對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結果會不同嗎？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參戰換來軍隊現代化呢？或許毛跟周提到的那六個月就是一個外交接觸的機會。但從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個緩沖區肯定不是毛的負有革命戰略責任的想法。再說了，他是一位真正孫子的學生，能夠同時追求兩種看似矛盾的戰略意圖。美國在史上任何時候都沒有過這種能力。美國選擇了聯合國認可的鴨綠江分界線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決的朝鮮半島脖頸線

　　這樣一來，三角關系的每一邊都朝著一個制造全球沖突的戰爭走去。戰線前推後移。中國軍隊一時拿下漢城又被驅退，直到雙方在戰場上對峙形成僵局，接下來是長達兩年的停戰談判。在此期間，美國軍隊限制了進攻性行動。這幾乎是蘇聯的理想結果。整個過程中，蘇聯的意見是把談判拖得越久越好，戰爭也越長越好。最後，停戰協議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生效，基本上回歸到以三八線為界的戰前狀態。

　　沒有一個參戰者完全達到預期目的。對美國來說，停戰協議實現了它參戰的最初目標：否定北朝鮮侵略的勝利；但是，與此同時，它讓中國，在當時還是一個相當虛弱的國家，站起來與一個核大國打仗並迫使他不得前進一步。它保持了美國保護盟友的信譽但以初期盟友反對和國內意見不一為代價。觀察家們不能忘記在美國國內發生的關於戰爭目的的爭論。麥克阿瑟將軍應用傳統戰法尋求勝利；（美國）政府則把它當作是將美國引入亞洲的誘餌—這正是斯大林的戰略意圖—而準備以軍事上的平手（也許，從長遠觀點看，是政治上的退讓）結束。其軍事和政治目標的不協調一致讓亞洲其他的挑戰者相信美國國內在戰爭問題上的軟肋就是沒有明確的軍事結果—這一兩難境地在十年後復仇性的越南戰爭漩渦中再次出現。

　　北京也不能說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標，至少用傳統上的軍事話語說。毛沒有成功地把全朝鮮從“美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像中國的宣傳機器最初宣稱的那樣。但他的參戰達到了更大、某種意義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讓“新中國”經受了戰火的洗禮，扔掉了近代歷史中戴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種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了中國現在是一個軍事大國而且敢於用力量維護她的利益；加強了中國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並在他瞅準時機時出手打擊美國（毛相信美國一直計劃最終侵略中國）。新意識形態的主要貢獻不是他的戰略構想而不過是他藐視敵人的意誌和行駛他的航船的風。
　　
　　在那個廣義上，朝鮮戰爭就不僅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立為一個軍事大國和亞洲革命的中心。它還建立起一種令對手害怕和尊重的軍事威信，其後幾十年間不減。中國出兵幹涉朝鮮的記憶在其後的越南戰爭中很大地約束了美國的戰略設計。北京成功地利用戰爭和與其相隨的“抗美援朝”宣傳和“三反五反”整肅運動完成了兩大中心任務：消滅國內反D分子，激起民眾的“革命熱情”和國家驕傲感。毛把這場戰爭嵌進“打敗狂妄的美帝侵略者”這一畫框裏，掀起了中國人對西方掠奪的憎恨情緒；他們把戰場上的勝利看作是中國近百年來虛弱和受欺負之後的精神復元。中國從戰爭中筋疲力盡地，但令國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來。

　　具有諷刺性意味的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輸家就是斯大林。他給了金日成開戰的綠燈，並鼓動甚至說要挾毛大規模幹預。受到美國默許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鼓舞，他計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鮮重復中國的模式。美國的出兵阻止了那個目標。他鼓動毛出兵，期望這一行動的後果是中國與美國的長期敵意和中國對蘇聯的長期依賴。

　　斯大林在戰略形勢預測上是正確的，但他嚴重錯誤地計算了後果。中國對蘇聯的依靠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的重新武裝，由蘇聯一手實施的，在最後卻縮短了中國能夠自己行動的時間。中美的對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沒有使中國與蘇聯走得更近，更沒有降低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與其相反，毛計算出他可以同時玩兩個超級大國於股掌之間。美國與蘇聯爭鬥的意義尤為深遠，毛判斷他幾乎可以不為蘇聯在冷戰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價，他甚至不用請示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威脅另一方，在其後的幾場危機中他也確實如此做了。在朝鮮戰爭之後，中蘇關系開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慫恿金日成冒險玩的黑幕把戲；他壓迫中國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蘇聯支援的不情願方式，這些都是以有償貸款的形式。在十年內，蘇聯就變成中國的主要對手。再過十年，轉向聯盟將會發生。

　　第六章 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抗衡

　　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外交家奧拓。馮。俾斯麥曾經說過，在一個由五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裏，你最好是三個一組的其中一個。由此推理，在三個大國的遊戲當中，你應該選擇一個雙人組。

　　這一俗套戲路沒有被中、美、蘇三角關系的任何一方采納--至少要等十五年後—部分因為毛不按常規動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為目標。毛的政策是基於相反的目的。他學會利用交疊的敵意。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爭鬥才是冷戰的戰略實質，華盛頓和北京的敵意是次要矛盾，盡管它決定了亞洲的外交。但是兩個共產國家從來沒有把他們分別對美國的敵意合並到一起—除了在朝鮮戰爭中短暫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為毛在意識形態原則和地理戰略上逐漸演變為莫斯科的對手。

　　以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當然不在三角關系的平等對手位置上。他是當時最弱最易受攻擊的一位。但是，憑著玩弄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敵意和制造一個藐視核毀滅的印象，他為中國營造了一個外交避難所。毛給強權政治空間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我還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沒有向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尋求支持—如傳統的力量平衡理論所提醒的—他利用蘇聯和美國互相害怕這點同時分別挑戰他的對手。

　　在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內，毛又在臺灣海峽的一次危機中與美國軍事對抗。幾乎同時，他開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夠同時從事這兩個事業，因為他計算到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會讓另一個打敗他。這就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光輝應用典範，它把物質貧乏變成一種心理財富。

　　在朝鮮戰爭結束時，傳統的國際關系學生—特別是西方學者—以為毛需要一段靜養期。自GCD勝利後，幾乎沒有一個滿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經濟蘇聯化，三反五反等等組成了一個一幕接一幕的戲劇性的國內議事日程。同時，這個遠未發達的國家還與具有最先進軍事技術的核大國進行了一場戰爭。

　　毛沒有意圖以一個養息社會的人物走進歷史。相反，他發動中國打出一套組合拳：兩次在臺海與美國對抗，中印戰爭，和與蘇聯之間的不斷增長的意識形態和地理政治鬥爭。

　　與此相對比，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換屆為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國內秩序恢復“正常”並持續其後十年之久。在國際上，朝鮮戰爭成為共產擴張的樣板，無論是以政治顛覆還是軍事侵略的形式。亞洲其他地區提供了相互證實的事實證據：馬來西亞的遊擊戰爭；新加坡激進左派的暴動；和印度支那的戰爭。美國曲解共產主義的地方就是認為共產國家是緊密一體。其實，即使在早期，兩個共產巨人之間就存在著深深的壑溝。

　　艾森豪威爾政府借鑒美國在歐洲的經驗辦法處理（亞洲共產）侵略的威脅。他以馬歇爾計劃為榜樣試圖幫助與共產世界接壤的國家鼓起活力，用北約的形式建立軍事聯盟，如由中國南部周邊國家組成的東南亞聯盟條約組織。它沒有考慮亞洲的政治氣候與歐洲的條件不同。戰後的歐洲國家都是有著良好政體的成型國家。這些國家的活力在於提升現實達到預期目標，即恢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搗毀的政治經濟體系—這一發展性工程被證明在歷史長河的簡短一瞬間是可以管理好的。由於國內穩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問題就是防衛軍事進攻跨過國際確認的邊境線。

　　在亞洲中國的周邊，那些國家還正處於成型的過程中。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在種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樹立一個政治共識和可以接受的政體。這不是一個軍事任務，而更是觀念性的任務。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國內叛亂分子的遊擊戰爭，而不是來自邊境的有組織的進攻。這一挑戰在印度支那尤為甚，在那裏法國殖民工程項目的結束留下了四個國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撾。這幾個國家之間有著不明的邊界和獨立性弱的國家傳統。這些矛盾有著本身的動力學，不是北京，莫斯科或華盛頓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關系政治影響。因此，在亞洲，幾乎沒有純粹軍事意義上的挑戰。軍事戰略和政治及社會改革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臺海危機

　　北京和臺北都承認同一個中國的國家身份，但他們各自宣稱相互競爭的版本。以國民黨的看法，臺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是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暫居地，就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他們是被共產主義起義排斥到這裏的，他們會返回大陸恢復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臺灣是一個叛離的省份，它與大陸分開並與外國強權結盟是中國“百年恥辱“的最後汙點。兩邊都承認大陸和臺灣是同一政治實體的部分。異議在於哪個”中央政府”是正統的統治者。

　　華盛頓和它的盟國周期性地試探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不同的國家承認這一想法—也就是“兩個中國”的方案。中國的兩邊都大聲吵嚷地拒絕這一提議—基於一點是它排除了他們各自解放對方而完成國家統一的神聖義務。華盛頓，與其最初（關於中國內戰結果的）判斷相悖，肯定了臺灣的姿態，即承認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政府，享有在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代表中國的席位。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後成為國務卿—迪。盧斯科1951年講明了當時杜魯門政府的這一姿態：“北京政府不是中國的政府。。。它不具備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說話的資格。”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來說是法律和外交的虛無體，盡管她實際控制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將是以後二十年美國的官方姿態，雖不時有些微調。

　　臆想未到的後果就是美國自動卷入中國內戰。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國投入到近百年來西方列強瓜分控制中國的陰謀中去。以北京的觀點看，只要臺灣保持一個分立的政權並接受外國政治軍事援助，建立“新中國”的工程就沒有完成。

　　美國，蔣的主要盟友，對國民黨反攻大陸沒有多少胃口。盡管國會中臺灣的支持者不時地對白宮嗆聲：“放手讓蔣幹！”，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認真考慮一個將中國內戰GCD勝利結果逆轉的戰役—但GCD對此卻有深深的誤解。

　　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在1954年8月，僅比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其前戲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國民黨軍殘部留守在幾個環繞大陸海岸的防禦工事加固的近海島嶼上。這些島嶼，包括金門、馬祖和幾個剛剛露出海面的礁石島，與大陸比與臺灣更接近。依據誰來看，這些近海島嶼可以說是臺灣的第一防線，或者說，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是最後反攻大陸的前沿陣地。

　　對於十年內將要引起兩次臺海危機和蘇美一時揚言準備使用核武器的事件嚴重程度來說，這些近海島嶼的位置就有點奇怪了。蘇聯和美國都對這些近海島嶼沒有戰略興趣。事實證明，中國（大陸）也沒有。相反地，毛只把它們當作國際關系的邊鼓來敲：是他在第一次對美國和第二次對蘇聯—特別是赫魯曉夫--大戰略的一部分。

　　金門離大陸的主要港口城市廈門在最近點也就兩英裏；馬祖與福州幾乎也一樣近。這兩個島嶼可以從大陸用肉眼看到並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內。臺灣在其一百英裏之後。1949年PLA搶灘登島的企圖被國民黨頑強的抵抗打退了。朝鮮戰爭開始時杜魯門派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強迫毛無限期地推遲了進攻臺灣的計劃，而北京對莫斯科支援“解放”臺灣的請求也被推諉了—導致最終疏遠的第一個縫隙。

　　當艾森豪威爾繼杜魯門成為總統的時候，局勢變得越來越復雜。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艾森豪威爾宣布結束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任務。因為第七艦隊防止了雙邊的攻擊，艾森豪威爾推理道：這一任務“意味著美國海軍事實上被要求作為一支保護共產中國的臂膀”即使中國軍隊正在朝鮮殺傷美國部隊。現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峽，因為美國人“當然沒有義務保護在朝鮮與我們打仗的國家。”

　　在中國，第七艦隊入駛臺海被看作是美國的一個主要侵略行動。現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駛出拉開了一個新危機的序幕。臺北開始派上萬的部隊和軍械裝備加強金門馬祖的防衛。

　　中美兩邊都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中國絕不會放棄收回臺灣的承諾，他可以在壓倒性障礙如第七艦隊面前推遲實施行動。當第七艦隊撤離後，與其相當的障礙沒有了。對美國來說，它承諾臺灣的防衛，但為了如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樣的那些近海島嶼開戰就是另一回事了。當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與臺灣談判聯防條款和其後建立東盟組織的時候，沖突就迫在眉睫了。

　　當遇到挑戰時，毛通常采取最令人無法想像的和最復雜的路徑。當國務卿約翰。杜勒斯飛往馬尼拉建立東盟組織時，毛下令大舉炮轟金門馬祖—敲擊臺灣自治的船首和考驗華盛頓對亞洲多邊防務的承諾。

　　首批炮轟金門打死了兩名美國軍官，於是招來三個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開到臺海附近區域。為保持與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護臂膀”的聲調一致，華盛頓現在同意國民黨軍隊對大陸進行報復性的炮擊和空襲。與此同時，聯席參謀長會議的參謀們開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計劃，如果危機升級的話。艾森豪威爾讓此計劃暫時擱置一邊，同意先尋求一個聯合國停火議案。在沒人想要的領土上發生的危機變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過，這一危機貌似沒有任何政治目標。中國沒有直接威脅臺灣；美國也不想改變海峽的現狀。這一危機與其說是匆忙的對抗—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毋寧說是危機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練習題。兩邊都在政治層面上宣布這是一個軍事沖突但卻實際上朝著防止它發生的復雜原則運作。在臺灣海峽的外交角力場上，孫子活了。

　　結果是“鬥共存”，不是戰爭。為了威懾由於誤解美國決心而可能產生戰爭—如在朝鮮那樣—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臺灣駐華盛頓大使在計劃了很長時間的美臺聯防條款上簽了字。不過，有關正在受到炮擊的島嶼，美國則言辭模糊：條款只包含臺灣和澎湖列島。它沒提到金門馬祖和其它接近大陸的領土，把他們留在其後的定義中，“如雙方同意而決定”。

　　在毛這邊，他一面用標識筆把美國最犀利的武器塗抹圓渾，一面禁止他的指揮官攻擊美國軍隊。在一個氣氛不相稱的會談中，他對芬蘭（駐京）大使表示他藐視核威脅，他說：

　　中國人民不會屈服於美國原子彈的恫嚇。我們的國家有六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只有一小打原子彈，不夠消滅中國。就算美國的原子彈強大，它掉到中國的土地上，也就砸個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對整個宇宙也不算什麼，也許是太陽系的一個主要事件。。。如果美國用飛機加A彈來侵略中國，那麼中國就用小米加步槍肯定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們。

　　中國的兩邊都在玩圍棋，大陸開始向美臺聯防條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陳島和一江山島，兩個沒有被條款包含的小島。兩邊都繼續小心地定義他們的界線。美國不想防衛那些小島，事實上，第七艦隊還幫助國民黨軍隊撤離。解放軍則不朝美國軍艦開火。

　　事實證明，毛的誇大其詞更讓蘇聯頭皮發麻而對美國沒什麼影響。因為他迫使赫魯曉夫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有義務）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為對俄羅斯沒有戰略意義的小島擔著卷入核戰爭的風險。對此，赫魯曉夫不斷強調這是不可接受的。蘇聯的那些人口稀少的東歐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說的中國能夠犧牲半數人口在戰爭中最後取得勝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國這一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表現堪稱匹配毛的靈活性。他們沒有真想考驗毛對核武的忍耐度。但他們也沒有放棄保衛國家利益的選項。在1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他們安排國會兩院通過了一個議案授權艾森豪威爾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衛臺灣、澎湖列島和臺海的“其他有關位置和領土”。危機管理的藝術就是把註下得足夠大使得對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還牙。以這一原理為基準，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杜勒斯宣稱美國已準備好用戰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產主義進攻，“就像你會用子彈或其它什麼東西一樣。”這是美國第一次就正在發生的危機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脅。
　　
　　毛也證明他自己更願意口稱藐視核戰爭而不想實踐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不結盟國家大會的周恩來發出退讓的聲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欖枝：

　　“中國政府不想與美利堅合眾國進行一場戰爭。中國政府願意坐下來與美國政府談判討論松弛遠東緊張關系的問題，特別是松弛臺灣地區的緊張關系。”

　　一周後，中國停止了臺灣海峽的炮擊戰役。

　　結果跟朝鮮戰爭一樣是打個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標。美國壓下了一次軍事威脅。毛知道大陸軍隊在協調抵抗下沒有能力占領金門馬祖。其後，他解釋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訴赫魯曉夫他不想占領那些近海島嶼，他是把它當作一種威脅使得臺灣不得脫離大陸：

　　“我們所做的就是表現我們的能力。我們不想讓蔣介石離我們太遠。我們要把他留在我們能夠得著的地方。有他在（金門馬祖）就意味著我們能用我們的岸炮和我們的空軍打他。如果我們占領了那些島嶼，我們就失去了任何時候我們想讓他難受的機會。”

　　按那個說法，北京炮擊金門是重新強調“一個中國”但又抑制她的行動到防止“兩個中國”的概念產生的程度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戰略意圖並有著實際的核武器知識，它發現一個領袖只為了象征性的一點意思而甘冒核戰爭風險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魯曉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擊，你就應該拿下這些島嶼；如果你認為沒必要拿下這些島嶼，那麼開火有什麼用呢？我不明白你的這個方針。”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辭冒火的毛的傳記中，甚至有人說在危機中毛的真正動機是制造一個核戰爭的氣氛有多麼迫在眉睫，從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幫助北京發展核武以分擔蘇聯的壓力。在所有關於這次危機的非直覺效果方面，明顯地就是蘇聯的決定—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重新加強了—幫助北京搞核項目，使自己能夠在未來的危機中離這位愛惹麻煩的盟友遠點，和把中國核防護問題留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機的一個結果是美國和中國恢復了正式對話。在1954年為解決法國和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之間的第一次越南戰爭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北京和華盛頓似乎極不情願地同意在日內瓦建立領事級官方接觸。

　　這一安排為避免由誤會引起沖突而設置了一個安全網構架。但兩邊都沒有明確說明。或者說，明確的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走。朝鮮戰爭使得杜魯門政府中止了所有對中國的外交倡議。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朝鮮戰爭後期入主白宮—認為中國是最不妥協最革命的共產大國。因此它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在亞洲建立一個安全體系阻擋中國可能的侵略。對中國的外交原則是避免她破壞仍然脆弱的安全體系如東盟和即將建立的日韓聯盟。在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絕和戰略設計。

　　毛的態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在鏡子裏的影像。臺灣問題為雙方沖突制造了一個永遠的起因，特別是只要美國把臺灣當作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關系中這本質上是一個死扣，因為中國不會談其他事情除非美國從臺灣撤兵，而美國不會談撤兵除非中國宣稱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同樣道理，中美對話在第一次臺海危機後轉入地下，因為只要雙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沒什麽可談的。美國重申臺灣的身份要通過北京和臺北之間的談判來解決，而且要有美國和日本參加。北京將此提議解釋為重新打開開羅會議決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羅會議決議宣布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堅拒“放棄使用武力”的要求，稱其為是對中國政府在其管轄下的國土上行使主權的幹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裏中國的主要談判者，在他的回憶錄裏描述了這一死扣：“回過頭來看，當時讓美國改變它的中國政策是不可能的。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單刀直入地談臺灣問題，這個問題是最困難的，最不可能解決的，也是最帶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談話毫無結果。”

　　但至少，以上談判達成兩點一致。一個是步驟性的：把日內瓦接觸從領事級提升到大使級。（大使級的重要性在於大使是國家首腦的個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響。）這一步驟只把無所作為機構化了。在從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間裏，在中國和美國駐當地的大使之間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會議（其中大多數在華沙舉行）。只有一個實質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達成的，美國和中國都同意讓由於內戰滯留在各自國家的對方公民回國。

　　因此，在十多年的時間裏，美國的方針聚焦在從中國打探是否有放棄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盧斯科1966年在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所說：“我們年復一年地尋找某些信號能夠表明共產中國準備放棄使用武力去解決爭論。我們還尋找了能夠暗示中它準備放棄美國是頭號敵人這一立場的標識。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充滿敵意的和堅決的。”

　　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其他任何國家都從來沒有展示過這麽嚴格的談判先決條件，總括放棄使用武力。盧斯科註意到在中國的激烈的言辭和相對抑制的國際表現之間存在的差距。盡管如此，他爭辯道，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應當基於言辭—意識形態比行為更重要：

　　有人說我們應該忽視中國共產領袖所說的話而根據他們所做的事判斷他們。確實是，他們在行動上比言語上更謹慎—他們自己做得比他們挑動蘇聯做得更謹慎。。。但是我們不認同他們宣稱的未來意圖和計劃，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原則。

　　基於以上態度，以中國拒絕放棄使用武力為借口，美國把日內瓦會談從大使級降級到一等秘書級。中國撤走了她的代表團，會談暫停。第二次臺海危機接踵而來—當然表面上是另一個原因。

　　毛、赫魯曉夫和中蘇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執政三十年後辭世。他的接班人是—經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期—赫魯曉夫。斯大林統治的恐怖給赫魯曉夫一代留下了心理傷疤。他們都是一些從三十年代大肅反運動中爬到雲梯最高層的人，其他幾乎一代領導人都在人間消失了。他們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為代價買來了政治上的高升。他們見證了—並且參加了—統治集團的下崗大甩賣，他們更擔心同樣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們；斯大林確實在他死前正著手另一波肅反。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改造這一產生組織性恐怖的體系。他們只試圖改變一些行為方法，批評斯大林濫用權利，同時堅持他們為之終身奮鬥的核心信仰。（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魯曉夫秘密講話的心理根據，如下討論。）

　　無論作何姿態，新的領導層在心裏深處知道蘇聯在終極意義上是競爭不利的。赫魯曉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形容：1961年的超高當量的熱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後通牒，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等等。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些雜亂無章的腳步似乎是在走向與美國（赫魯曉夫心裏知道它遠比蘇聯強大）談判前獲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對於中國，赫魯曉夫的姿態既是屈尊施恩又郁悶於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和挑戰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他樂意獲得與中國聯盟的戰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國版的意識形態。他想給毛一個好印象，但又沒有學習毛真正用的語法。毛利用蘇聯威脅，從來不管蘇聯的優先選項。最後，赫魯曉夫繃著冷漠的臉收回了他當初與中國結盟的承諾並逐漸加強了蘇聯在中國邊境的軍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受這一姿態鼓舞，采取了對中國先發制人的行動（此是後話）。

　　意識形態把北京和莫斯科連結到一起，意識形態又使他們分離。有太多的歷史問題提出問號。中國領導人不能忘記沙皇的領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背著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間的第一次會晤進行得也不太好。當毛主動走進蘇聯的保護傘下時，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說服斯大林，而且他為結盟付出了在滿洲和新疆的重大經濟讓步，使中國的統一跛腳。

　　歷史只是開端，當代的經歷更是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摩擦因素。蘇聯把共產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它的領袖在莫斯科。它在東歐建立了一片衛星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對蘇維埃政治局來說，同樣的格局在亞洲出現應當是自然的（和必須的）。

　　用中國歷史的辭句、他的中國中心論、和他自己對共產意識形態的定義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這（蘇聯的老大感，譯者）更令毛厭惡。文化差異也加大了潛在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蘇聯領導人普遍對中國歷史的敏感性茫然無知。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是，赫魯曉夫要求中國為西伯利亞的伐木工程提供勞力。他觸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經。毛在1958年對他說：

　　“你知道，赫魯曉夫同誌，多年來廣泛的觀點是中國經濟不發達、人口過多和大批失業，它是廉價勞動力的好市場。但是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認為這一態度非常具有侮辱性。從您口中說出，更是尷尬。如果我們接受您的提議，其他國家。。。會認為蘇聯對中國的印象和資本主義西方一樣。”

　　毛的感情豐富的中國中心論不允許他參加莫斯科管理的蘇維埃帝國企業。那個帝國安全和政治的焦點是在歐洲，這是毛次要關心的問題。當1955年蘇聯建立共產國家的華沙條約組織與北約作對時，毛拒絕參加。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捍衛權交給一個聯盟。
　　
　　與此相反，周恩來被派往萬隆參加1955年的亞非國家會議。這一會議掀起了一個新鮮的並自相矛盾的運動--不結盟運動。毛想用蘇聯作為減輕美國在角逐亞洲霸權中給中國施壓的平衡砝碼。但同時他也試圖組織不結盟國家形成反對蘇聯霸權的安全網。在這個意義上，幾乎從一開始，兩位共產巨人就在互相競爭。

　　基本的差別植根於兩個社會的本質之中。俄羅斯曾遭受外國殘暴力量的經久摧殘，它從未宣稱過它是其他社會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羅斯人。他的最偉大的統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國的思想家和專家請到朝中向他們學習先進的東西—這對中國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羅斯統治者以他們的堅韌性贏得人民的愛戴，而不是“偉大性”。俄羅斯外交在超乎尋常的程度上依賴於超級權力。俄羅斯幾乎沒有他不在其地駐軍的盟友。因此，俄羅斯外交是權力相向的，頑強地堅守固定位置並把外交變成殘酷的戰爭。

　　毛代表的社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組織的和，至少在中國人眼裏，最溫馨的政治體制。她的表現給予國際最廣泛的影響是智慧。當一個中國統治者懇求他的人民辛勤勞動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勵他們再現輝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裏這一觀念被（西方列強）移位了。這樣的國家顯然不可能玩一個小角色。

　　在基於意識形態的社會裏，定義合權利的法性是關鍵。毛當著埃德加。斯諾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教師；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成就的哲學家，他不會讓出共產世界智慧領袖的位子。毛的擁有自我定義正統權利的宣稱威脅了莫斯科帝國的粘合性並為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國家解釋開了先例。以解釋主義開始的刺激演變成關於理論和實踐的爭論並最後導致實際軍事碰撞。

　　人民共和國開始根據蘇聯三、四十年代的經濟政策計劃它的經濟。1952年，周恩來跑大老遠到莫斯科征詢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發出他的意見，強調北京要采取一個平衡的方式把經濟增長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開地把中國經濟與蘇聯經濟區分開來並強調與蘇聯盟國相比中國面對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戰：

　　“我們有二十年根據地的經驗和經受了三場革命戰爭的鍛煉；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能夠快速地建立一個國家，並完成革命的任務。。。。我們人口眾多，我們的形勢大好。我們的人民勤苦耐勞。。。所以，我們能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在1956年四月一次關於經濟政策的講話中，毛把實際差別轉變成哲學意義上的問題，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定義為有特色的和超越蘇聯的：

　　“我們已經比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做得更好了。蘇聯長期未能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糧食產量。東歐國家的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嚴重發展不平衡。我們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

　　中國和蘇聯對當務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別轉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沖突。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否定了斯大林，並細數其罪行。赫魯曉夫的講話震撼了共產世界。幾十年的經驗是基於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來的，包括在中國，不管毛對斯大林作為盟友的行為有多麽不快，他正式承認斯大林在意識形態上的特殊貢獻。當時，非蘇聯代表--包括中國代表—都不被允許在會議大廳聆聽赫魯曉夫的講話，莫斯科甚至拒絕給這些親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權威性的文本，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閡。北京根據中國代表的不完全筆記臨時拼湊了一份赫魯曉夫講話二手版；最後中國領導人不得不依據從紐約時報報導翻譯過來的中文譯本。

　　北京沒有浪費多少時間就指責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寶劍。”斯大林當初害怕的中國鐵托主義以捍衛斯大林的意識形態遺產的方式擡起頭來。毛把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義”—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攻擊—它暗示蘇聯正在偏離共產主義回到資本主義的過去。

　　為了恢復一統，1957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會。毛也參加了；這是他第二次離開中國的國土，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旅行。蘇聯剛剛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大會為此歡欣鼓舞，相信--許多西方國家亦有同感—蘇聯的技術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納了這一觀點，譏諷性地宣稱：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他從美國力量相對衰退這一表象得出的結論更讓他的蘇聯盟友頭疼，也就是說，中國處在一個更強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後，毛對他的身邊人員（醫生）說：“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們。他們要捆住我們的手腳。但他們是一廂情願，癡人說夢。”

　　1957年莫斯科大會重新明確了赫魯曉夫的號召，社會主義陣營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說，和平競爭，譯者），這一目標正是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會議上批評斯大林的同時首次提出來的。在令人吃驚地反駁赫魯曉夫的方針同時，毛利用這個時機號召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肩並肩聯合起來，同時不忘再次發表中國藐視核毀滅的標準宣言，他宣稱：

　　我們不應該害怕戰爭。我們不應該害怕原子彈和導彈。無論任何戰爭爆發—常規的或是熱核的—我們將勝利。對於中國來說，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這算什麽？戰爭就是戰爭。幾年就過去了，我們會開始幹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魯曉夫發現毛的講話“讓人憂心忡忡”，回憶起當毛用異想天開的鄉土語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時臺下聽眾神經緊張的咧嘴幹笑。毛講話以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袖安托寧•諾沃特尼抱怨道：“那我們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兩千萬人。我們可能在戰爭中失去最後的一個靈魂，我們會不剩一人何談重新開始。”

　　到現在，中國和蘇聯開始經常地公開地鬧矛盾，然而他們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魯曉夫似乎相信恢復同誌式友誼秩序等待蘇聯的主動倡議。他沒明白—或者說，他明白了但不承認—他的和平共存方針在毛的眼裏是與中蘇聯盟不協調的。因為毛確信，在危機中，害怕只能長他人誌氣。

　　在這些情況下，毛沒有失去任何機會加強中國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魯曉夫通過蘇聯大使向毛提議在中國建一座無線電發射臺與蘇聯潛艇通訊，並幫助中國造潛艇，作為蘇聯海軍使用中國港口的回報。因為中國是蘇聯的正式盟友，而蘇聯為增強中國軍力又提供了大量裝備和技術，赫魯曉夫顯然以為毛會欣然接受。他被證明是犯了災難性的錯誤。毛（龍顏）大怒，嚴厲訓斥了蘇聯大使。這給莫斯科敲響了警鐘，以致於赫魯曉夫親赴北京去寬慰這位盟友受傷的驕傲。
　　
　　不過，到了北京之後，赫魯曉夫又提出了一個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給予中國使用北冰洋蘇聯潛艇基地特殊許可--以換取蘇聯使用中國太平洋的不凍港。“不！”毛回答，“我們兩樣都不同意。每個國家都應該把武裝部隊放在自己的領土上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正如主席回憶道：

　　“我們有過英國人和其它外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用我們的土地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正常的結盟關系中，在某個特定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通常導致雙方加倍努力去解決其他議題上的分歧。在赫魯曉夫1958年那個命途多舛的訪問期間，它好像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時機羅列無窮無盡的抱怨分類表。

　　赫魯曉夫一開始責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權的表示就使自己處於下風。毛對共產世界的運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個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魯曉夫進行了一系列對話，在其中毛誘使赫魯曉夫表現得又蠢又尷尬—也許故意讓中國幹部看這個挑戰斯大林形象的蘇聯領導人是多麽不靠譜。

　　它還給毛一個機會言明莫斯科的過分行為是如何深深刺傷他。毛特別提到斯大林的居高臨下態度。

　　毛：我們革命勝利後，斯大林懷疑它的性質。他相信中國是另一個南斯拉夫。

　　赫魯曉夫：是的。他認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時候，他不想跟我們簽訂友好條約，他也不想廢除與國民黨的舊條約。我想起費多連柯（蘇聯翻譯）和科瓦列夫（蘇聯特使）轉告我斯大林的建議讓我去鄉間走走看看。但我告訴他們我只有三項任務：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的。因此我說如果你們不想簽訂友好條約，那就那麽地，我會完成我的三項任務。

　　雙方的需要很快將話題從歷史轉到當前的爭論中來。當赫魯曉夫問毛是不是中國真的認為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時，毛讓赫魯曉夫明白這種物質交換性的同盟很傷感情：

　　“這不是紅色或白色帝國主義的問題。有一個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順港並把新疆和滿洲變成半殖民地，他還開了四家合資公司。這都是他幹的好事。”

　　依然是，無論毛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重批評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識形態貢獻。

　　赫魯曉夫：你捍衛斯大林。而你批評我批評斯大林。現在又反過來。

　　毛：你批評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魯曉夫：在黨代會上，我也講了這個。

　　毛：我總是說，現在，和那時在莫斯科，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應當是公正的。我們只是對批評的嚴格標準有不同意見。我們相信斯大林的十個手指，只有三個是壞的。

　　第二天，毛以在遊泳池接待赫魯曉夫而不是貴賓室的方式把會談的調子定好了。赫魯曉夫不會遊泳，只得套上遊泳圈。兩位政治家邊遊邊談，翻譯就在遊泳池兩邊跟著來回跑。赫魯曉夫後來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擺在上風位置的方式。過一會兒，我有點暈。。。。我爬上來，坐在邊上，把兩腿放在泳池裏。現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遊泳。”

　　（兩國）關系在接下的一年中變得越來越壞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後），赫魯曉夫又來到北京。這次是他訪問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峰會返回的途中，來給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簡報。中國領導人早就非常懷疑赫魯曉夫在美國逗留（的動機），更被他關於達。賴。喇。嘛問題（書中說的是中印交戰，估計是穿越時空的錯誤，譯者）站在印度的立場上而激怒。

　　赫魯曉夫，外交不是他的華麗外套，在會談中提到達。賴。喇。嘛這一敏感問題；沒有幾個這樣的問題更能夠讓中國人怒發沖冠。他批評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亂期間手段不夠硬，使得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說一個客人不該說的話：西藏。事件是你的錯。你統治西藏，你就應該有情報來源在那裏，你就應該知道達。賴。喇。嘛的意圖和計劃。”毛不想談這個問題，但赫魯曉夫堅持討論這個題目，直言中國人應該把達。賴。喇。嘛幹掉而不是讓他跑掉：

　　赫魯曉夫：。。。關於達。賴。喇。嘛從西藏逃跑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會讓他跑掉。他躺在棺材裏更好。而現在他在印度，也許他會去美國。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好嗎？

　　毛：這不可能；我們那時不能逮捕他。我們也不能禁止他離境，因為與印度的邊境很長，他可以在任何一點跨過。

　　赫魯曉夫：不是逮捕的問題；我是說你讓他走是個錯誤。如果你給他機會逃到印度，那麽幹尼赫魯什麽事兒？我們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錯，而不是尼赫魯的錯。

　　那是毛和赫魯曉夫最後一次談話。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後十幾年的時間裏世界把中蘇緊張看作是共產大家庭裏兩個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義的戰鬥。在與蘇聯關系緊張上升期間，毛又發動了一場與美國有關的危機。
　　
　　第二次臺海危機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對近海島嶼開始了另一波大規模炮擊，並伴隨著宣傳喇叭大聲齊鳴解放臺灣。兩周後，它暫停了一時，接著又展開連續二十九天的轟擊。最後，它有點奇怪地形成每月單日打雙日不打的規律，還特意明白警告島上居民並避開島上的重要軍事設施—毛對他的高級將領說這是一場“政治仗”而不是常規的軍事戰略。

　　在這次危機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們）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試探美國對臺灣防衛的承諾。炮擊也是對美國把第一次危機後建立起來的中美對話機制降級而做出的反應。但是最主要的動力似乎是提升中國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機開始的一次領導集訓會上，毛對他的同僚解釋說炮擊金門馬祖是中國對美國幹涉黎巴嫩的反應，那年夏天美國和英國部隊在那裏登陸：

　　“坦白地說，炮轟金門就是該輪到我們有目的地制造國際緊張關系了。我們要給美國一個教訓。美國欺負（霸淩）我們好多年了，現在我們有了機會，為什麽不做給他瞧瞧？美國在中東點了一把火，我們就在遠東點一把。我們看他們能怎麽樣。”

　　炮打近海島嶼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打蘇聯的臉。蘇聯默許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舉動正好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給力呈鮮明對比。

　　彰顯了它的軍事決心，毛解釋道，中國現在可以在兩個場地上重新與美國對話了，“一個行動的場地和一個談話的場地”—這是孫子的鬥爭共存原理在現代主動攻擊威懾中的應用。

　　炮擊近海島嶼的最重要的一個維度與其說是刺激美國超級強權毋寧說是挑戰中國的正式盟友蘇聯。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存原則在毛的眼裏會讓蘇聯成為一個麻煩的盟友甚至說是潛在的對手。毛是這樣推理的，如果臺海危機被推向戰爭邊緣，赫魯曉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與中國為盟之間選擇。

　　在某種意義上毛又贏了。讓毛有恃無恐的是至少當著全世界的面蘇聯表面上公開支持中國對臺灣海峽的政策。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那次關於潛艇基地的災難性的相遇—三個星期之後，更巧的是第一次臺海危機開始的那周赫魯曉夫也在北京。兩次，無論是開始還是期間，毛都沒有告訴蘇聯他的意圖。但在每次危機中華盛頓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爾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動不僅僅得到蘇聯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蘇聯指示。北京把它的蘇聯盟友夾塞在它的外交隊伍裏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第二次臺海危機與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別在於蘇聯為盟友不自覺地卷入核威脅而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臺海危機中，大約有1000人左右的傷亡。如在第一次臺海危機一樣，北京結合了挑釁性的核威脅召喚和巧妙校對的戰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將官們以避免造成美軍的傷亡的方式炮擊。將官們回答這個保證做不到。然後，他命令他們不要射過這些近海島嶼的領空，只朝國民黨軍艦開火，即使美國軍艦開火也不回擊。在這次危機之前和期間，中國的宣傳機器吹響了“我們必須解放臺灣”的號角。但當解放軍的電臺廣播中國軍隊登陸“近在眼前”並號召國民黨官兵站過來“參加解放臺灣的偉大事業”時，毛宣布這是個“嚴重錯誤。”

　　至於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個會玩鬥爭共存的對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國對臺灣防衛的承諾，包括“有關陣地如金門和馬祖。”杜勒斯直覺到中國的有限目標，因此釋放了美國有意將危機控制在一定局限內的信號：

　　“任憑中國共產黨人怎麽說和到目前為止所做，不過，還不清楚他們的目的事實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臺灣和近海島嶼。”

　　9月5日，周恩來肯定了中國的有限目標，稱北京這次沖突的目的是恢復大使級中美對話。

　　9月6日，白宮發表了一個聲明說美國駐華沙大使已準備好代表美國恢復對話。

　　交流至此，危機就該結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絡的戲，兩邊開始都重復老掉牙的威脅最後又峰回路轉地以恢復大使級對話而謝幕。

　　在這一三角關系遊戲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魯曉夫。不止一次地聽到毛大膽宣稱對核戰爭的藐視（一年前在莫斯科和這次在北京），他幾乎被一方面懼怕核戰爭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國一邊失去這個重要的盟友的雙重矛盾撕裂開來。他忠誠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識形態盟友會是他戰略上的對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識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結合到以不斷威脅使用它為基點的外交中去。
　　
　　當一個哆嗦的政治家走到兩難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擇路。赫魯曉夫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到北京去懇勸北京克制沖動；他知道這可能不好使，作為平衡，他又給中國領導人看一封他寫給艾森豪威爾的信的草稿。這封信強調：“對我們偉大的朋友、同盟和緊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就是對蘇聯的攻擊”並警告“蘇聯將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衛我們兩個國家。”

　　結果兩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爾婉拒了赫魯曉夫的信。艾森豪威爾表示歡迎中國願意回到大使級會談的態度並堅持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而對赫魯曉夫，只讓他奉勸北京克制。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只是別人編排的戲劇裏的一個角色這一事實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謀，他指出：“這一緊張的軍事行動於八月二十三日開始，僅在您訪問北京三個星期之後。”

　　幾乎同時，在1956年9月11日發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爾用了一堆風卷殘葉式的理由將美國的參與公正化。他警告：炮擊金門馬祖就如希特勒占領萊茵蘭，墨索裏尼占領埃塞俄比亞，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領滿洲（這個比較肯定很令中國人生氣）。

　　葛羅米柯在北京也沒好到哪裏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後公開地大談核戰爭的可能性和蘇聯對美國核報復的條件。因為毛看到（到了這個時候）戰爭的危險已經遠去了，核威脅只是空口白話。在他的回憶錄中，葛羅米柯回憶起被毛的膽大包天驚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國領導人對他講的：

　　我想美國人很可能會對中國發起戰爭，中國必須考慮這個可能性，我們確實考慮了。但我們絕不投降！如果美國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我們的軍隊必須從邊境地區往內部深處撤回。我們先吸引敵人深入進來，然後像鉗子一樣把美國軍隊鉗制在中國內部。等到美國人正好到了中國中部的省份時，你們就把你們所有的東西往他們的頭上砸。

　　毛沒有請求蘇聯的幫助，除非等待美國軍隊被吸引到中國的縱深，而這一情景根本不會發生。葛羅米柯發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盡管華盛頓和北京已經同意大使級會談，赫魯曉夫仍出了兩手昏招以防核戰爭。為了鎮定他以為的北京對美國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蘇聯的防空導彈部隊到福建的建議。北京推遲答復直到危機過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條件是蘇聯部隊必須在中國指揮之下—結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魯曉夫給艾森豪威爾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經緊張的進一步表現，他懇請克制並警告核戰爭就要到來。他只是不知中國和美國事實上在他發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

　　1959年3月，赫魯曉夫在與毛的會談中交代了蘇聯在臺海外交中的態度：

　　就我們兩個之間保密地說，我們說我們不會就臺灣問題打仗，但是為了給外人聽，我們則說相反的話，也就是說當因為臺灣而局勢惡化時蘇聯將保衛中國。與之相反，美國宣布他們將保衛臺灣。因此，出現了一種戰前狀態。

　　赫魯曉夫讓毛把他調戲進一個一事無成的事業，他還同時裝作聰明和玩世不恭。特別是當要作戰爭與和平的最終決定時，一個戰略家必須明白訛詐並考慮空洞的恐嚇給未來的可信度帶來何等影響。在臺灣問題上，毛利用了赫魯曉夫的兩難引誘他作出自己不想實施的核威脅，為了維護一個他不關心的利益和一個憎恨他的盟國領袖，繃緊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弦。

　　現在我們只能想象毛在偷著樂：他把莫斯科和華盛頓騙得互相威脅使用核武器，只為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微不足道的地方爭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義上最不值錢的一塊房地產。更何況，毛是在他想做的時候做的，是以他在宣傳得勝的方式做的，而當時中國仍然比美國或蘇聯弱很多。中國的宣傳機器宣稱重返中美大使級會談大大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一手挑起危機又一手關閉它，毛斷言他達到了目的：

　　 “我們打了這場戰役，使得美國願意跟我們談話了。美國打開了大門。形勢好象對他們不利，如果他們不和我們談，他們就日夜不得安寧。OK，那我們就談吧。在總的形勢上看，與美國以會話或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是好的，因為我們是熱愛和平的人們。”

　　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更復雜的估算。他把第二次臺海危機當作是證明了中國的兩個黨有能力能夠在核威脅的烏雲下跨過意識形態的障礙心照不宣地相互討價還價。十五年後，周對訪華的尼克松總統闡述了當時北京的戰略：

　　“在1958年的時候，那時的國務卿杜勒斯要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以使臺灣跟大陸徹底斷開，並在那裏劃一條線。蔣介石不想這樣做。我們也勸他不要從金門馬祖撤退。我們勸他的辦法就是朝他們打炮彈—也就是說，我們在單日炮打他們，雙日不打，節假日我們也不打。不用其它傳遞信息的辦法，只用炮打的辦法他們就明白了。”

　　不過，這些輝煌戰果必須與危機的全球影響平衡。大使級會談幾乎剛剛恢復就陷於死寂。毛的不明確的動作事實上將中美關系凍結在對手的姿勢上，其後十年不變。中國決心要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的表達像種子在華盛頓生長成一個信仰教條，使得雙邊都失去了靈活外交的騰挪余地。

　　而對蘇聯領導的影響也與毛的意願相反。非但沒有放棄和平共存方針，莫斯科對毛的誑語和打核戰爭的擦邊球感到相當恐懼。他戲謔性地揚言核戰爭對世界社會主義有利和對莫斯科不請示也令莫斯科相當不快。在危機之後，莫斯科中斷了與北京的核合作，並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給北京一個模型原子彈的承諾。1960年，赫魯曉夫從中國撤走蘇聯專家並取消全部援助項目，他宣稱：

　　“我們不能簡單地坐視不管，讓我們的最合格的專家--些那在我們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中受到鍛煉的人—用他們提供的幫助換來不是別的而是騷擾。”

　　在國際上，毛讓人看到了中國在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讓人汗毛倒樹的反應。這會使她的強鄰在中國發生（毛即將發起）內亂時不敢貿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國日趨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後重新考慮他的外交政策。
　　
　　至此，第六章結束。
　　下一章：六十年代的危機（包括中印戰爭）
　　Stay Tuned。

　　第七章 危機四伏的十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個十年期間，她的堅強的領導駕駛著他們征服的古老的帝國破船走到一個國際重要大國的位置上。第二個十年由毛加速國內繼續革命的企圖所主導。繼續革命的動力是毛的主義，他相信道德和意識形態力量能夠克服物質的局限性。這十年是在國內混亂中開始也是在混亂中結束，兩次都是由中國自己的領袖命令發起的。這次危機震動了中國大廈的每塊磚頭使中國幾乎斷絕了與外界所有的接觸；幾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國的兩大主要社會結構停運修整：一是經濟，以大躍進開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結束。外交不時髦了，戰爭才是。當毛感到國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戰，在他自己造成的陣痛中，中國再次站立起來，在西部最前線，在艱苦的喜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喜馬拉雅山麓下的邊境爭端和1962年

　　至196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開始剛剛走過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她已經與美國在朝鮮打過一仗並就臺海近海島嶼進行了兩場有美國參與的軍事對抗。她重新占領西藏和新疆，恢復了帝國王朝歷史邊境範圍內（除蒙古和臺灣外）的中國權威。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還沒有完全過去。盡管如此，當中國定義的歷史邊境被印度挑戰時，毛在另一個軍事沖突面前沒有萎縮。

　　中印邊境危機有關兩塊領土，位於喜馬拉雅山麓下渺無人跡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間。基本上，問題出自對殖民歷史的解釋。

　　中國宣布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國王朝邊境線，包括中國稱之為的“南西藏”，但實際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魯納恰爾邦”。而印度的定義就是相對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國人為阻止俄羅斯帝國在西藏的前進而界定的分界線發展而來。最後有關文件是由大不列顛和西藏在1914年簽署的，在東區劃下了一條以英國的主要談判者起名的麥克馬洪線。

　　中國與西藏有過相當長的關系。蒙古人曾經在十三世紀發起的一波遠征中同時征服過西藏和中原，使兩者在政治上親密接觸。以後，清朝曾經常地幹涉西藏事務，驅逐其他非漢族力量從南邊或西邊進入西藏。最後，北京宣稱其宗主權有“天朝特使”在拉薩行使。北京，從清朝開始，認為西藏是由中國皇帝統治的“天下”的一部分。並保留推翻有敵意的“無照經營者”的權利；但是距離和西藏人的遊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國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當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於中國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強的嚴重制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縮了。在清朝垮臺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在西姆拉召開了一個有中國和西藏代表參加的會議，目標是劃定印度與西藏的邊境線。中國政府，沒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對這一行動，在原則上否定了任何對歷史宣稱過的領土主權的退讓。北京的態度由其駐加爾各答（英屬印度政府所在地）代辦陸興祺的話反映出來：

　　“我們的國家現在很虛弱；我們的外交關系很復雜很困難而我們的財政又十分緊張。但無論如何，西藏對中國十分重要，我們必須在會議談判上寸步不讓。”

　　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在兩難的境地中在決議文件上只寫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沒有簽字。西藏和英國的代表簽了字。在外交實踐中，寫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凍結書面文字，它意味著談判結束。簽字則意味生效。中國堅持西藏代表不具備簽署邊界協議的合法權利，因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因而無效力行使主權。她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南部的印度當局的有效性，盡管她開始也沒反對。

　　在西區，有爭議的領土被稱為阿克塞欽。她幾乎不可從印度進入，這也正是為什麽1955年中國修建一條連接新疆和西藏的鐵路時印度花了幾個月才知道的原因。這一地區的歷史起源也是有問題的。英國把它畫在幾乎所有的官方地圖上但卻從來沒有管理過。當印度宣布從大英聯邦獨立出來時，它沒有宣稱與英國過去宣稱的領土不相關。她把阿克塞欽和麥克馬洪線都包括在它的地圖上。

　　兩條分界線都具有戰略意義。在五十年代，兩邊的位置之間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國把麥克馬洪線看作是代表英國計劃分離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號。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宣稱對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為印度的傳統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間有歷史聯系。但他有準備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只要西藏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在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魯拒絕了把西藏政治身份問題提交聯合國的請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