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賴經濟學 - 第三章 政治的終結

　　“政治性是人的基本屬性。”

　　——安東尼奧·葛蘭西

　　2003年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一隊汽車從意大利金融警衛隊（海關警察局）駛出，向著卡拉布裏亞區的熱亞陶羅港疾駛而去。在多巖石的意大利西南部海岸，熱亞陶羅港位於一個少見的沙地海灘，其縱向延伸出去，便是由恩特蘭蓋塔（黑手黨組織）控制的領地，那是卡拉布裏亞區的一個犯罪組織。這裏每年靠岸 3 000艘輪船和300萬集裝箱，是歐洲第三大港口，在全世界排名第十八位。它是一個專門的轉船港，就是說，貨物在這個港口從大船（50 000噸）轉裝至小一些的船只上。不過那天早晨，意大利金融警衛隊的車隊卻並非前往那些國際碼頭，而是直接駛向當地的港口。警方迅速包圍了一艘來自南美的小船，當時船員們正準備卸載船上的大理石貨物。

　　看到警方戳穿了一些大理石，從中取出可疑的神秘包裹後，一旁的船員們驚呆了。這些錐形包裹中的東西看似一種白色乳酪狀物體，不過仔細一看就會發現它們的實質了：它們是用密封術包裝的成袋的可卡因，每袋重量1公斤，總共有5 500袋。船長出具的運輸單證上顯示，這艘船的承租人是一家名叫米格爾·迪斯、由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偽造的進出口公司；這船貨物的買方是拉沃馬莫和馬莫— 伊美非，均是位於熱亞陶羅港附近的卡拉布裏亞區韋博瓦倫齊亞鎮的兩個大理石公司。而那些大理石是要發送到一個當地的礦井，其所有人是文贊諾·巴比爾裏和弗朗塞斯克·溫特裏希，此二人都是曼庫索恩底裏納的成員，那是當地的一個恩特蘭蓋塔家族。這批貨物的船運公司——丹麥的馬士基航運有限公司——對貨物的真實情況毫不知情，船員和船長更是如此。

　　這批可卡因的發現歸功於一個代號為“起飛”的為期3年的跟蹤調查計劃，那是由意大利國家憲兵部隊的特別行動小組（ROS）和金融警衛隊聯合進行的，行動涉及好幾個國家的反毒品部隊的合作。然而這一行動的成功大部分還要歸功於一個知情人提供的情報——在對付恩特蘭蓋塔組織的過程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該知情人透露了可卡因交付的方式、時間和地點。

　　而那天發生的情況也證明這次的確是一個例外。因為在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幾百次非法貨物中可能只有一次能被發現。在熱亞陶羅港，只有少數入港集裝箱被搜查，因為搜查需要大量時間，其費用也令人望而生畏。而問題的核心遠遠不是什麽例行港口檢查工作做得不夠；它與恩特蘭蓋塔組織的重組密切相關，它原本是一個全國性有組織犯罪團夥，經過重組後變成了各種犯罪組織的“全職服務提供商”。“熱亞陶羅是新的恩特蘭蓋塔組織的生命線，為國際犯罪提供了一種保證其不受任何懲戒的全球基礎設施，”一個參與“起飛”行動的秘密偵探透露說，“如果這批大理石貨物得以交付，則恩特蘭蓋塔組織將通過它在歐洲的大型恩底裏納網絡出售這批可卡因，其中也可能包括蘇聯陣營。”同一網絡組織也負責清洗所得利潤並將其用於投資合法商務。作為交換，該組織保留其所經手所有商品的30％的價值，這一金額也就是它的利潤率。沒有哪一個其他犯罪實體能夠提供此類服務。恩特蘭蓋塔組織所從事的工作已經不僅僅是犯罪；它還通過提供非法基礎設施，參與全球市場的運作。它向其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打包服務，從跨大洋走私到公文管理。

　　恩特蘭蓋塔組織的前身是西西裏黑手黨，其歷史還要追溯至意大利統一為一個國家的時代。一群西西裏黑手黨成員（意大利語“picciotti”）被新的北方統治者逐出故土，穿過墨西拿海峽在卡拉布裏亞區定居下來，他們在那裏創立了恩特蘭蓋塔組織，這個詞最早來源於希臘語 “andragathia”，意思是忠誠和勇氣，也正是這兩個特點讓這個組織的創建者們很快登上了權力的巔峰。

　　因為組織內部的成員總是維持一個很親密的小圈子，且以通婚作為整個組織的黏合劑，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恩特蘭蓋塔一直都主要在意大利境內發展壯大。與西西裏黑手黨不同，這個組織在過去從不看向大西洋彼岸，而是在意大利境內集中活動，沿意大利半島形成了一個恩底裏納網絡。因此，這個組織的地理身份一直是它的一個很明顯的特征。以腐化和恐嚇為手段，總是保持低調的恩底裏納組織靠著威逼利誘將魔爪伸向意大利的各個組織機構，從銀行到工業，從當地政府到國有企業。20世紀70年代，由於共濟會會員的成功滲透，恩底裏納建立了通往司法和政黨的直接通道。該組織為數不多的幾個叛逆者之一加科莫·勞羅透露說，幾位老板都成了共濟會會員，從而在整個國家各個機構內部保持較強勢力。

　　從其內部結構來看，恩特蘭蓋塔也不同於其前身。它沒有一個類似於西西裏黑手黨那樣的金字塔型建構，而是一個類似於恩底裏納聯邦的組織，實施“領地自治”。如今，恩底裏納作為一個集體機構分布於世界各地，他們在地理上仍然與故土有著一絲聯系，但是卻沒有像西西裏黑手黨那樣一個職能性的內部圈子，因此整個組織不能夠進行內部領導，內部的任何人也無法對其他人的活動提出疑問。各家族首領每年聚會一次，討論業務，制定計劃，之後，各老板就在其自己的領地上執行相關的決定。在恩特蘭蓋塔，內部圈子基本上就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早已被排除在恩底裏納的日常活動之外了。

　　如今，意大利官方認為恩特蘭蓋塔單在意大利就包括160個家族的大約6 000人；從全球來看，他們的成員人數達到10 000人，作案範圍從悉尼到加州，從布魯塞爾到邁阿密。內部通婚保證了這個組織高度的黏合性，有效地防止了恩底裏納組織的內訌，保證了成員對組織的忠誠。

　　歷史上，這個組織一直是地下活動，遠離人們關註中心的。恩底裏納組織避免了西西裏黑手黨作為宣傳策略的引人註目的公開殺人行為，而是采用了低調的處刑和暗殺，例如在1991年8月，他們就以西西裏黑手黨的名義殺害了安東尼奧·思科佩裏蒂法官。保密一直是恩特蘭蓋塔組織的首要規則，它在其框架內部建立了一個秘密社團，人稱“聖塔”。就連媒體也曾零星泛泛地報道過它的活動，其恪守秘密的特點一直維系到今日。“恩特蘭蓋塔組織就像是月亮的黑暗一面，” 佛羅裏達的地區律師茱莉·亭沃在談到恩底裏納在美國的擴散時這樣說道，“你看不見它。”

　　盡管他們的策略和情況不同，恩特蘭蓋塔的行為準則卻是效仿西西裏黑手黨制定的。恩特蘭蓋塔內部傳唱的歌謠就是充滿了暴力，以“成王敗寇”或“以血還血”之類的歌名叫囂其成員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敢質疑或不服從其上級的命令，就一定會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的親人也不能幸免。背叛是要株連九族的，懲罰的方式包括宗教極刑和各種野蠻刑罰。全球網絡的忠誠和統一所依賴的是法國社會學家愛彌爾·塗爾幹所謂的組織成員之間的“機械連帶”，就是通過相像和相似性確定的一種集體意識。

　　黑手黨組織最初就是通過其對“組織相似性，包括組織模式、文化和命名規則等平行特點”的共同認識構建的。拿西西裏黑手黨來說，它最初就是19世紀的西西裏農民對於加裏波第軍事統治該島的集體反抗。機械連帶在原始社會尤其明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逐漸消退。一個多世紀以來，恩底裏納組織內部嚴格執行通婚規則，這保證了這一組織很強的部落特征，如果你願意，完全可以說這個組織是在種族上由一個家庭不斷拓展而成的。同時，它遏制了變化，“家庭紐帶不僅作為一個保守秘密，改善安全狀況的屏蔽，也能夠有助於保留原領地的同一性，並在家族遷徙的其他領地一代一代繁殖下去”。一個意大利政府報告中如是說。

　　不同於西西裏黑手黨，恩特蘭蓋塔從未試圖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它的主要目標一直是控制當地經濟。其控制地區內部的每一家企業，甚至包括教堂在內，都須要每月交付的保護費，即“花邊兒”，就是這種控制力的象征。在下一節我們會討論到，對經濟而不是政治的重視對於恩特蘭蓋塔轉變成為一個全球犯罪的全方位服務提供商有著重要意義。

　　20世紀90年代初，前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導致了南斯拉夫內戰的爆發。混亂狀態代替了政治，這一現象對合法和非法生意都有影響。例如，在南斯拉夫國境線上的惡性民族混戰，就堵住了傳統的跨巴爾幹走私通道。恩特蘭蓋塔看到了這一特殊形式的新機遇，說服來自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和伊斯蘭的走私者穿越亞得裏亞海，繞道卡拉布裏亞區來拓展他們的生意。從土耳其到阿爾巴尼亞，各種產品和人被非法販運至卡拉布裏亞海岸，使之很快成為全歐洲的一個新的非法入境點。到巴爾幹戰爭結束之時，這些活動已經非常繁榮，舊的路線也就再也沒有再開通。對於恩特蘭蓋塔來說，新的國際生意無異於柏林墻的倒塌帶來的一個出乎意料的惡性結果。

　　恩底裏納能夠將其網絡改裝成為冷戰後的新經濟和政治地盤，從而充分利用前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帶來的新機遇，這無疑促成了卡拉布裏亞區有組織犯罪的蛻變。不同於高度政治化的西西裏黑手黨，恩特蘭蓋塔組織從來都避免在其自己的領地上與新來者對抗。相反，它鼓勵新來者將其骯臟的生意帶到它在意大利的領地上來，它就這樣適應了新的特殊形勢。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它開始建立與哥倫比亞卡特爾的密切聯系，因西方國家吸毒習慣的根本性轉變而從中漁利。由於艾滋病的擴散，海洛因的消費大大降低，而整個歐洲對於可卡因的需求卻大大提高。

　　從巴爾幹走私者到拉丁美洲毒品卡特爾，恩特蘭蓋塔在整個90年代偽造了多個盈利的合資企業。利用其在意大利經濟基礎設施內部的專業技能和關鍵地位，該組織幫助它的合作夥伴們滲入歐洲市場並從中獲利。地盤特征仍然是有組織犯罪的關鍵，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犯罪的地理區域也呈指數擴張。當地犯罪組織看到了新的幾乎與日俱增的國際機遇，卡莫拉組織最近的轉變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過去幾年裏，這一那不勒斯黑手黨組織已經通過與在意大利運作的三合會結成合資企業，成功地實行了對其骯臟交易的國際化。來自當地犯罪組織的競爭使得一個組織無法像20世紀的西西裏黑手黨那樣，形成一個完全壟斷了跨大西洋犯罪的網絡，它更加鼓勵經濟聯盟。這樣，圍繞著外國和當地犯罪集團之間的合資經營，全球化有組織犯罪的新模式就形成了。這就是恩特蘭蓋塔所遵循的範例。

　　“恩特蘭蓋塔組織並非想要對其領地進行控制，而是將其非法活動所得投資到國外，為其客戶服務。”這是2000年意大利國會關於恩特蘭蓋塔組織在德國、東歐和澳大利亞的活動的報告中所說。20世紀90年代，恩底裏納的成員移居海外建立新的犯罪網絡，他們在那裏監管走私活動，為其客戶建立其洗錢中心。來自新客戶的服務需求日益增加，使得他們很快就把業務擴展到了歐洲以外。該組織在全球各地復制了其在意大利境內取得成功的高度一體化的網絡。這就擴大了二戰後移居至卡拉布裏亞區的移民社區，同時又將其組織結構進行了國際化。“這些老板的孩子們在歐洲和美國的大學註冊，在那裏獲得法學、會計學和金融學位。許多人後來移居摩納哥、盧森堡、瑞士和幾個其他稅務天堂居住，他們在那裏創造各種復雜的洗錢計劃。”意大利新聞調查記者溫琴佐·斯帕葛諾羅說。例如在 2000年，意大利官方曾曝露了一起大型犯罪行動，從意大利延伸至瑞士和德國，該行動涉及好幾個銀行，其中就有位於米蘭的德意誌銀行。吉塞佩·莫拉比托的恩底裏納組織，也稱提拉得裏托（意為“向前”）在俄羅斯、波蘭、馬耳他、西班牙和立陶宛等國進行洗錢、銀行詐騙和債券復制等非法活動。

　　能夠利用外部不可預見的因素，諸如因為蘇聯陣營的解體所帶來的新經濟條件等因素，再加上國家行為體越來越無能，使得恩特蘭蓋塔的轉型成為可能。最近的研究顯示，黑手黨出現在“現代化社會正在進行經濟擴展，但沒有一個法律框架來可靠地保護財產權利、解決商務爭端的時期”。這一解釋對於恩特蘭蓋塔組織壟斷歐洲洗錢活動的例子無疑是正確的。歐洲大陸在引入歐元這一統一貨幣之後，並沒有一個與之同步的同質性反洗錢立法同時出臺。正如下一節中所要闡釋的，在這一背景下，喬治·W.布什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恰將國際洗錢活動的震中從美國轉移到了歐洲，從而將恩特蘭蓋塔推上了全球犯罪的奧林匹亞山。

　　在9·11事件發生以前，通過非法、犯罪和恐怖經濟生成的高達150萬億美元是在美國以美元進行清洗的。由於該經濟80％的利潤是以現金清洗的，這些實體貨幣也就進入了美國境內。入境主要是通過境外投資設廠和設立在西印度群島的空殼銀行進行的。200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該立法大大限制了美國境內的民間自由度，其在金融方面的規定則大大降低了在美國境內以美元洗錢的金額。例如，美國各家銀行和在美國註冊的銀行不能夠再與境外空殼銀行進行交易了。此外，《愛國者法案》使得美國貨幣管理機構有權監控在全世界進行的美元交易。如今，一家美國銀行或在美國註冊的外國銀行如果不向有關當局報告世界任何地方進行的可疑美元交易，則被視為違法。

　　《愛國者法案》成功地阻止了骯臟交易和恐怖組織的黑錢進入美國境內，但是，因為它僅在美國、對美元交易適用，它無法遏制國外的恐怖主義融資、犯罪活動和洗錢。這些骯臟的交易只需轉向歐洲即可，在那裏，新的統一歐洲貨幣使得像恩特蘭蓋塔這樣已經涉及洗錢活動的組織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天賜良機。“歐元的生效使得執法部門無法針對歐盟內部的現金運輸和交換探查這些非法收益的地理源頭。”一位來自歐洲刑警組織、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士承認說。來自金融警衛隊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04年，意大利境內的洗錢活動增加了70％。歐元的引入還降低了洗錢的成本。“過去，恩特蘭蓋塔組織利用旅遊兌換口來清洗其得到的各種貨幣的骯臟利潤。這些兌換口的成本很高，每兌換1美元的成本為50裏拉，還費時費力。”意大利金融警衛隊的一位上校凱薩·諾塔·塞拉希解釋說。

　　如今，只需很小的成本就能夠把來自一個國家的大宗現金清洗成另一個國家的現金。缺乏一個歐盟層面上的監管制度，即要求對進出歐盟各國的現金進行報告的制度，促成了這些大宗現金的來回轉運。“大宗現金轉運使得有組織犯罪可以找到並到達一片片滋生犯罪的肥沃土壤，在那裏，他們更容易將現金註入合法的銀行系統。缺乏管制的歐洲市場成為一系列便宜貨的購物單，這些人借此逃避了檢查。”上文提到的那個歐洲刑警組織人士如是說。近來來自歐洲刑警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01年以來，現金被轉入歐洲境內的金額一直呈上升趨勢。

　　在2005年的查布行動（Operation Chub）期間，英國海關多佛分局攔截了一輛從英國駛往南歐的冷藏車。該冷藏車中發現了大約350萬英鎊的現金；據說這些錢來自於毒品販賣，準備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等國用於房地產業的再投資。北歐的房地產中介機構也證實說，常常有可疑的買主來找他們，希望以現金結算大宗買賣。“起飛”行動透露，恩特蘭蓋塔計劃利用在西班牙販賣哥倫比亞可卡因的所得為哥倫比亞卡特爾在比利時和荷蘭購買房產。“歐洲洗錢機制的低效在房地產業尤其明顯，因為當地土地法沒有更新，跟不上反洗錢的國際標準，”歐洲刑警組織人士說，“此外，當地土地登記處無法進行跨境交流；因此無法證實是否有人在不同的轄區購買房產。”

　　《愛國者法案》還促使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找到了新的走私路徑。毒品卡特爾害怕美國在包括其本國在內的全世界監控美元交易，因此，關鍵問題不再是如何清洗骯臟的利潤，而變成了如何將以美元為主的現金從一個國家轉入另一個國家。毒品卡特爾基本上不知道如何在不驚動美國貨幣管理機構的前提下用美元進行投資，一位居住在哥倫比亞的西西裏移民找到了解決卡特爾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出生於西西裏的薩爾瓦多爾·曼庫索——準軍事哥倫比亞恐怖主義組織AUC的頭目——向卡特爾介紹了恩特蘭蓋塔。“曼庫索成了連接環節，即兩個組織的‘中間人’。”溫琴佐·斯帕葛諾羅解釋說。恩特蘭蓋塔承諾向毒品大亨們提供在歐洲境內的一整套服務：從毒品走私到洗錢再到用歐元進行合法投資，之前似乎從沒有人提出過如此誘人的服務項目。

　　由於歐洲境內沒有一個像《愛國者法案》那樣的立法，再加上好幾個境外設施的存在，形勢對於恩特蘭蓋塔從事新的非法活動非常有利。“例如，在比利時生成的歐元房地產投資利潤，即可在沒有任何篩查的情況下轉往波哥大。”歐洲刑警組織人士透露。這樣說來，《愛國者法案》不僅沒有遏制洗錢，還方便了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在歐洲擴大其走私活動，又使得恩特蘭蓋塔能夠強化其全球犯罪活動全方位服務提供商的地位。

　　通婚制度在漢娜·阿倫特所謂的恩特蘭蓋塔的“無關政治特性”中處於核心重要的地位。隸屬於一個組織是一種自然現象，她寫道，因為“人們生來就是這個組織的一部分，且一貫如此”，但是構成一個組織卻全然不同於生來是一個猶太人、穆斯林或某一黑手黨家族的成員。政治要求一種超越個人親屬關系之外的關系，其因共同的利益而牢牢維系在一起，主要依賴於自由選擇。每個人所擁有的不是基因需要，而是一種廣泛和普遍的需求。人類是政治動物，阿倫特總結道，自由便是他們與政治組織共存的全部理由。沒有自由，政治便沒有任何意義。正因為此，一旦自由死亡，暴力開始，政治也就跟著終結了。

　　在恩特蘭蓋塔控制的領地，沒有什麽自由選擇，就連恩底裏納成員之間也沒有。這些部落領地是存在於政治之外的，統治著它們的是暴力。阿倫特將其比喻為沙漠。“這片沙漠上充斥著的所有事物都能夠削弱一個可憐的四海為家的靈魂——沖突、苦難、無數的人以及宿命……危險就在於，很遺憾，人最終會習慣這片沙漠，以至於最終適應了這裏的生活，以此為家。”人類是適應性很強的動物，歷史上有無數的例子證明，人類在沒有自由選擇的時候也完全能夠生存，以至於他最後根本不清楚自由的意義何在了。很明顯，恩特蘭蓋塔組織的成員就具有這一特性，他們對於自己居住的政治沙漠以外的生活一無所知。阿倫特認為，他們秉持的是無宇宙論，完全無視那個環繞著他們的政治宇宙。他們在這個社會學意義上幽閉恐怖的恩底裏納內部出生和成長起來，被迫通婚，對於這些人來說，唯一的生活就是這種家族強加到他們頭上的生活。

　　然而，沒有政治並不能阻止恩底裏納組織做生意，政治需要自由選擇，經濟卻並不需要。當機會來叩門，人就會和他人做生意，“不會問什麽多余的問題。”所有人都在尋求對自己有利：改善經濟水平、積聚財富、有錢有權，這一點在民主體制或在極權主義體制下並無差別。利潤是經濟的唯一驅動力，即使在政治上失敗的國家，生意一樣能夠繁榮，我們已經看到，在葉利欽的俄羅斯寡頭們一樣能聚集財富，甚至在漢娜·阿倫特的沙漠中也是如此。從本質上來說，這些經濟體系具有很高的剝削性。

　　因此，政治作為一種自由選擇就成為唯一能夠防止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麽在她關於馬克思的評論中，阿倫特堅決反對政治屈從於生產力的觀點。在這位德國政治哲學家看來，經濟不過是改善政治、改善人們福利的一種手段而已；它可以促進進步和發展，就像現代醫藥可以改善我們的身體健康、技術可以促進交流一樣，如此說來，經濟的任務非常有限。任何偏離這一範式的做法都會將其轉化為一種無賴勢力，一種強有力的剝削變異體。

　　阿倫特對於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之所以有此見解，正是建立在她對於納粹在德國登上權力巔峰的觀察之上的。她親眼目睹了魏瑪共和國在希特勒和他的夥伴們腐蝕性的宣傳之下解體的過程。這些人將德國的經濟危機轉化為一種強大的力量，腐蝕了民主機構，殘酷打擊持不同政見者。在納粹的手中，經濟成了一種邪惡的力量。

　　同樣造成創傷的經濟轉型，例如經濟全球化和前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再次釋放出同樣的無賴經濟勢力。政治參與未能對此類變化進行持續有效的控制，使得這一轉變成為可能。阿倫特警告說：“商業全球化應該伴隨著政治和法律對於商業的控制，其形式不僅可以是社會精英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或世界經濟論壇，也可以是公民可以進行辯論的空間，到一定程度，可以通過這類辯論形成能夠影響其生活的貿易做法。”公民需要表達擔憂、發表意見的機會，領導層則必須傾聽這些擔憂和意見並隨之做出行動。政治的心跳可以以一種清楚而洪亮的聲音反映出整個民族的意誌，將壓力集團、公司顯要和宗教狂人的竊竊私語壓制下去。

　　19世紀和20世紀興起於歐洲和北美的民族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實現人民的意誌，除此之外再無更高使命。這些民族國家的宗旨是通過在民眾中進行公平的資源分配來追求國家利益，它們是現代政治的基石。漢娜·阿倫特認為，當國家解體，無政府狀態替代中央政府時，政治也就隨之消亡了；公民失去了自由，暴力取代了權威。這時經濟情況如何呢？經濟不也是受害的一方嗎？不盡然。我們都知道，經濟可以在無政府的政治沙漠中繁榮增長。例如，在柏林墻倒塌之後，像恩特蘭蓋塔這樣的無政府、無關政治的組織就能給從蘇聯陣營內部蔓延的無賴經濟中獲益。

　　在恩特蘭蓋塔組織的變形過程中有3個關鍵因素共同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結構、速度和秘密。在10年時間裏，該組織完全能夠將其過去一個多世紀在意大利境內建立、屢經考驗和強化的網絡出口至世界各地。這一現象就發生在外國警察和反走私部門的眼皮地下，後者完全不知道該組織的厲害之處。例如，意大利金融警衛隊只是在一批運往美國的小型武器出現在熱亞陶羅港之後，才說服德國當局與“起飛”行動合作。“我們證明了恩特蘭蓋塔在為其哥倫比亞客戶走私武器之後，才讓德國人上船。在那以前，他們認為那不過是卡拉布裏亞區當地的一個犯罪組織而已。”凱薩·諾塔·塞拉希上校解釋說。

　　說到底，恩特蘭蓋塔組織之所以能夠發生轉型，就是因為恩底裏納組織成功地進行了地理移植，再加上在該組織及其客戶瞄準的地區，國家機構的力量非常薄弱。換句話說，“國家無法掌控經濟的重大轉型……可以導致黑手黨在此樹立其牢固地位”。當政治無法對經濟變化加以控制，犯罪分子當然有機可乘，蘇聯陣營解體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就是這一點的最好證明。黑市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找到發展機遇；組織有序的黑市更是繁榮。

　　從冷戰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讓世界的許多地區處於無人監管的狀態。在新形成的政治真空（阿倫特比喻中的沙漠）中，有著強大地理網絡的組織更容易通過將其網絡繁殖或擴張至法律管轄範圍之外而從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獲利。它們往往會向各種合法和非法行為者提供保護，以此來填補國家權力的缺失所造成的真空。這樣，它們保證了經濟的繼續存在和繁榮，後者也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種無賴力量。我們在保加利亞特權階層的犯罪化進程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保加利亞的例子可以被看作是前蘇聯陣營政治轉型的模板。保加利亞國內發生的一切同樣發生在許多其他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亞各共和國。特權階層的犯罪化進程是對經濟、並繼而對整個國家繼續實施控制的重要步驟。與許多人的想法不同，柏林墻的倒塌沒有讓特權階層太吃驚。1979年，在蘇聯武裝入侵阿富汗之後，克格勃曾預期，在下一個10年，東歐社會主義體系將解體。“特權階層有10年時間可以進行重組，利用無法避免的向資本主義的轉變獲利。1982年，保加利亞統治階層的精英成員開始與保加利亞國有企業及地處海外的虛構的外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為了給這些合資企業融資，他們從保加利亞國有銀行中借錢，之後把這些資金轉運至境外。”一位前保加利亞黑手黨成員透露說，“這一過程加速了前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終結。在1987年到1988年間，這些虛構的合資企業吞掉了近 100億美元的保加利亞國有資金。截止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時，特權階層已經成功轉型，保有其在境外賬戶中的大宗保加利亞貨幣財富。”

　　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通過掠奪保加利亞國有財富獲得的金錢為特權階層轉化為一個犯罪組織融資，其培養並最終形成了保加利亞當地的黑手黨。從國家那裏偷來的金錢幫助將過去的共產主義網絡（包括保密單位和運動員隊伍在內）轉化為一個新的犯罪網絡。這些新網絡為其控制當地經濟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

　　例如，新生的保加利亞黑手黨把運動員隊伍變成了他們的打手和保鏢，這些網絡原來的“東歐共產主義”結構促成了這一轉變。在冷戰期間，兩個陣營之間最流行的對抗地帶往往是奧運會和各類世界錦標賽，體育使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得以升華。蘇聯陣營世界將獲勝的運動員推崇為現代精英階層。拳擊手和摔跤手尤其受到歡迎，因為他們象征著共產主義對付腐朽的資本主義時在體力、肌肉方面的優越性。國家給予運動員很好的照顧，給予他們獨一無二的特權，認為他們是社會主義的驕傲。他們在特殊的體育學院中受訓，在那裏長大成人，並居住在那裏。他們只受很少的教育，將一生的時間都花費在體育館和運動中心裏。運動員根據不同的體育項目進行分類：摔跤手、舉重運動員、皮劃艇運動員，等等。體育創造了一種朋友圈子，運動員身份也建立在人們對權力的向往之上。盡管來自於不同的民族和社會背景，這些運動員有著很強的歸屬感和對其組織的忠誠。其身份反映、也定義了他們在冷戰時期兩相對立的時代背景下的特定角色，他們是通過與西方運動員的身體對立獲得這種身份的。他們的部落主義集體精神與恩底裏納那種建立在相像和相似性基礎上的機械連帶或集體意識有著同樣的特征。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東歐共產主義各國的體育館失去了國家資助，運動員喪失了其特定身份、居住地點以及指定的角色。然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終結並沒有破壞他們對組織的忠誠感。“在社會結構解體、社會分化之後，拳擊手、摔跤手和舉重運動員等大多來自於保加利亞下層社會的人仍然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照顧。他們之間的連帶關系仍然非常牢固。”這些運動員失業了，沒有一個賺錢的職業，但是卻有著很強的黏合力，因此很容易成為新興的當地黑手黨的捕獵對象，後者利用他們建立了一個處處充滿生機、充滿凝聚力和忠誠感的網絡。

　　在保加利亞，黑手黨成員向前冠軍們提供金錢、好車、女人和新的社會地位。他們在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後的角色就是恐嚇他人，確保人們了解是誰在統治著這個國家。“在索菲亞，你可以一眼看出他們：這些人塊頭很大，多半都是長相很醜的男人，常常穿著黑衣，戴著墨鏡。”保加利亞新聞調查記者佐亞·狄米特羅瓦說。這些人被稱為“醜臉”，成了黑手黨的強壯打手，這一點並非只發生在保加利亞的獨特現象。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俄羅斯，那裏的當地黑手黨吸收運動員、蘇聯聖戰（即所謂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軍人，後者除身體強壯外，對武器也有著深入了解。

　　“在保加利亞，1990年到1995年這段時期，整個國家完全是混亂狀態，充斥著各種非法交易，整個國家陷入癱瘓狀態。”佐亞·狄米特羅瓦解釋說。在這一背景下，敲詐勒索，特別是在私有和公共交通部門的敲詐勒索，成了新興黑手黨最有利可圖的營生，醜臉們為這一行動提供了基礎的支持結構。1991 年以後，來自西方的機動車可以很容易地在保加利亞走私和販賣，這個國家在數年裏一直經歷著長期的機動車短缺。隨著車輛走私的驟升，汽車偷盜現象也猖獗起來。黑手黨不僅進行走私行動，也利用醜臉們出售“偽造的汽車保險”，這是一種保護人們的汽車免於被盜的敲詐形式。“人們被迫投保。如果你拒絕投保，醜臉們就會拿走你的車燒掉。他們迫使人們為一切支付保護費，包括保險費，確保一旦有外國人偷走了你的車，你能夠得到補償。前東歐共產主義領導人就是這一交易的背後黑手，他們是坐在金字塔最頂端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保加利亞保密組織，和克格勃有著密切聯系。”

　　走私機動車的繁榮營生很快擴大了。下一步就是通過對商業和客流交通的控制，對鄰國的走私交易建立壟斷。“黑手黨控制了所有的交通工具。1990年以前唯一的國家運輸公司索美特被一群黑手黨人經營的小型運輸公司替代。”

　　走私填補了巨大需求，同時迎合了一種真實存在的商業機遇。柏林墻的倒塌造成了各種商品的長期短缺，從消費商品到工業材料。在1989年以前，保加利亞85％的貿易都是在蘇聯陣營內部進行的。蘇聯的解體終結了這一貿易流，使得保加利亞國內經濟走向停滯。隨著國門打開，且國家職能完全缺失，非法貿易替代了進出口流，成為人們唯一的謀生方式。因此，特權階層和黑手黨用他們自己的犯罪生意取代了國家的經濟任務。

　　到1990年初，土耳其走私路徑已經成為最方便、也最有利可圖的商業道路。令人震驚的是，貧困的婦女促成了這一非法貿易。1989年，保加利亞將土耳其少數民族驅逐出境，造成了“婦女向導”這一獨特現象。

　　這些婦女在被踢出保加利亞後別無選擇，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和家人，她們決心促成其民族發源國土耳其與其出生國保加利亞之間的走私。她們作為走私者的口譯員，利用包括性服務在內的一切腐敗形式，促成走私物品在保加利亞入境。

　　走私物品在大型批發市場中進行公開買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走私市場，位於索菲亞的伊利安茨市場，就是在90年代初興起的，來自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商人和走私者們在那裏累計起他們的貿易。在當時開始發展其保險營生的保加利亞黑手黨也控制著該市場。它向婦女向導和貿易商們提供保護，後者往往會在前往索菲亞的高速公路上被當地劫匪們搶劫。

　　黑手黨還賄賂警察和邊境當局。“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是一名警察，在看到了各種形式的腐敗之後，我離開了那一崗位，”一位前保加利亞警察說，“我們逮捕了很多人，不過他們只需給我的老板們一筆錢，就會重新獲得自由。我的同行們有60％轉向了另一邊，現在他們都為地下組織工作了。原因是：警察的薪水是350列弗，相當於175歐元，而黑手黨老板每月支付給保鏢的薪水是1 000列弗，相當於500歐元。也有人向我提供過這樣薪水的工作崗位，但我拒絕了，那就是為什麽我離開了警察崗位，成了一名出租車司機。”

　　截止到聯合國在巴爾幹實施禁運之時，所謂的南斯拉夫禁運（1992—1995年）原是為了對受到戰爭重創的地區實施隔離，結果卻使保加利亞黑手黨控制了大多數從巴爾幹通往西方的走私通道，做好充分準備從禁運中大賺一筆。“南斯拉夫禁運禁止石油和武器運往這一地區，這一舉措是保加利亞黑手黨獲利的主要來源。正是在禁運期間，黑手黨加強了他們的財政勢力，它通過走私石油和武器而一舉暴富。石油來自黑海，武器來自蘇聯陣營。”在保加利亞的索菲亞民主研究中心研究犯罪的專家蒂赫米爾·貝斯洛夫解釋道。

　　而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繁忙的石油和武器運輸將保加利亞的貨幣基礎設施也派上了用場。“大多數販賣武器的利潤都從塞爾維亞途經馬其頓流向了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國有銀行首席審計師考爾約·帕拉莫夫解釋說，“塞爾維亞人不使用馬其頓的銀行，因為不信任後者。塞爾維亞銀行，如第一東方國際銀行（First East International Bank）和精英銀行（Elitbank）從這些活動，以及將塞爾維亞貨幣出口至瑞士銀行的活動中獲得了大筆利潤，他們取錢的時候用的都是軍用大布口袋。有一次，1 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800萬美元）被作為貴重包裹裝上了飛機，那居然被看作是一次合法的銀行業務。平均每天有大約1 000萬～1 200萬美元被帶出國境，而在東歐共產主義體制下，資本運輸基本上不存在。”在境外的家庭中也發現了大額現金。“從1993年到1994年，大約有10億美元被轉往國外。沒有這些資金，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黑手黨不可能變得如此強大和富有。銀行賬戶整日開開閉閉，公司註冊後經營一兩天業務就關張了，又有新的公司註冊成立。誰也不能對這些人采取任何法律行動，因為他們控制了警察、司法，政治家們也迫於他們的淫威閉上了嘴巴。”

　　保加利亞特權階層的犯罪化過程顯示了恩特蘭蓋塔組織變形的所有重要特點：一個有著很強的機械連帶關系的網絡，顯示出堅實的部落黏合力，一個“受到啟發”的領導階層，懂得適應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巴爾幹戰爭爆發後不斷變化的政治氣候。兩個網絡都能夠、也願意充分利用即將到來的全球市場經濟。國家行為者在無法控制經濟變化方面體現出來的經濟軟弱性為這些網絡完成其使命提供了良好條件。它們的轉型發生在一個長期暴力的背景下，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背景，它們才最終實現了轉型。的確，暴力使得他們有可能利用新的機遇，讓經濟流動起來：在巴爾幹走私武器和石油的營生充實了巴爾幹的貨幣供應這一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暴力取代了政治，在保加利亞這個實例中，醜臉們起到了震懾人民的作用。最終，暴力抹殺了政治的意義，人們的頭腦中不再出現“自由選擇”之類的詞語。就這樣，誠實的保加利亞警察決心放棄這一職業，轉而去做出租車司機。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人會逐漸適應沙漠的生活。

　　恩特蘭蓋塔在全球犯罪的渾濁現實中對權力的攫取讓我們進一步看清了主要的政治勝利，例如冷戰的結束，以及諸如《愛國者法案》等關鍵政策的出臺，在一個經濟日益全球化、政治卻蜷縮在國境之內無法施展手腳的世界，將帶來不可預知的後果。在重大轉型期間，非法生意因為操縱著大型服務網絡，可以取代國民經濟，而有權力的政府實施的各項政策也賦予有組織犯罪極大的權力。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無法避免這樣一個問題：政治死了嗎？

　　漢娜·阿倫特對於該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即使在沙漠深處也有綠洲，即使“綠洲被沙暴或一個入侵的世界破壞了，也仍有水源，將思想和靈魂聚在一起”。最終，綠洲會因為地下水源的存在重新恢復。納粹的失敗就證明了這並非全無道理的樂觀主義。阿倫特之所以對未來有著無可動搖的希望，是因為她堅信，政治始終是人類的自然屬性，它是我們追求自由的天性。“綠洲存在於政治關系之外”，不會因某一種政治體系的失敗而被徹底摧毀。當我們的國家被逼入沙漠，“是我們作為集體存在的政治出現了問題，而我們作為個人依然是可以作為、可以創造的：科學家和藝術家被隔離起來，而人與人之間內在的、與世界無關的關系仍然存在於愛，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存在於友誼當中。當一顆心碰觸到另一顆心（例如在友誼中），或者當他們周圍的世界燃燒起來（例如在愛情中）時，我們是能夠看到這種維系的，沒有綠洲的存在，我們便不知道如何呼吸了”。漢娜·阿倫特固執地認為，人類是政治動物，他們有著足夠強大的情感、思想和物質力量一次再次地贏取自由。

　　然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已經不同於這位德國政治哲學家看到的那個世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我們幾乎無法界定政治的地理邊界，這方面的嘗試甚至可能帶來令人失望的意外後果。《愛國者法案》就是如此，它將洗錢活動的震中從美國轉移至歐盟，從而為美國的主要同盟——歐盟帶來了巨大破壞。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積極和消極之間的界限因為經濟利益的存在而不斷被模糊和抹殺。就在寡頭們從自己的人民手中盜取了國家的財富之後，七國集團變成了八國集團。全球化的政治已經遠遠超出了各國的崇高理想，以至於它成為一種完全不可預知的爭奪經濟權力的惡性鬥爭。阿倫特是圍繞著民族國家是一種理想的政府形式這樣一個觀點做出分析的。但是自柏林墻倒塌以來，民族國家已經被人們未能預料的無賴經濟相互依存性腐蝕，從而阻礙政治實現其目標。誰也沒有預見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那些積極推動並促成東歐社會主義體系解體的人，鐵幕兩邊的政治家們，都沒有預見到，他們的決定竟造成了這樣令人失望的後果，無賴經濟勢力已經將他們的整個國家陷於奴役。羅納德·裏根總統並沒有計劃讓美國中產階級走向赤貧，他不知道對邪惡帝國的勝利會讓全球勞動力市場充斥著來自各國的便宜勞動力。然而這些確是事實。

　　矛盾的是，在一個全球化的國家，政治的國家界限，這一能夠保證公民自由選擇的重要因素，已成為國家政策成功的最大障礙。喬治·布什和新保守主義者天真地認為《愛國者法案》就是對恐怖和罪惡金錢的最好威懾，他們沒有意識到，在全球監控美元交易沒有能夠遏制洗錢，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其他貨幣一樣存在，其他境外設施也一樣運行，其他金融大道對正常渠道內外的骯臟營生都是大門敞開的。就在政治仍然蜷縮於國境之內時，經濟開始走向全球化，並在這一進程中突破了國家政治的限制。在這一背景下，政治和公民需要之間的關系不得不沿著新的經濟和政治平衡線重新商議和界定。正如我在本書結尾部分所說，如今任何新的社會契約都必須是因為全球化引發的一場重大革命的結果。

　　然而，全球重組的廣泛程度卻讓我們看到，無賴經濟所產生的利潤並非一定產生於法律之外運行的獨立網絡，事實上，政治體系顯示出與這些網絡的根本相似性，他們可以共享無賴經濟帶來的利益。這些新體系是菲利普·伯比特所謂市場國家的一種變體——這位研究核戰略的歷史學家曾就職於白宮和國會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新的政治實體偏離了公民保護者這樣的傳統角色，轉而擁有了一種更類似於“企業主”的角色。“民族國家之所以合理存在，是因為它承諾更好地為國家謀取物質福利，而市場國家則承諾為每一個個體公民提供最大機會。”這樣，某些民族國家就適應了新的經濟氣候，在此過程中，他們改變了政治和個體公民之間的關系。

　　自冷戰結束以來，從民族國家到市場國家的轉變的重要特點，乃是政治和無賴經濟之間就最高權力的爭奪，這場鬥爭至今沒有明確的結果。但是如果漢娜·阿倫特是對的，人們就有力量贏取這場鬥爭，阻止政治的死亡，重新商議一個新的社會契約。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政治沙漠中，並開始用新的思想澆灌這一片沙漠。第一步就要求我們揭穿無賴經濟學編織的各種經濟假象。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夠執行自己的選擇權，重新商議其參政的新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