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土改,致所有曾經地主或貧農的後代們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誌們應該怎樣理解？

首先要承認，地主裏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裏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系嗎？沒有。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

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誌的座談》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

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

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贊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

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醒。

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鄭道儒，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

李學先老人，是我黨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年輕時代，參加地方農民運動，帶領“赤衛隊”強行分了自家的田地，並沒收了自己父親名下的房產與店鋪，終身未得到父親的原諒。


鄭道儒老先生，世代書香門第，大田主傳家，終身反對我黨的“赤色激進主義”，1949年後逃亡臺灣，任流亡政府的經濟部長。在此期間，主持了臺灣南部廣大地區的土改工作，向權力機關移交、最終處死的地主超過6700人。


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異的人，不約而同地贊同進行土改，並身體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與階級。

可見，對於土改的問題，在中國的那個年代，無論國、共，是有誌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陸，自1927年張靜江主持浙江土改失敗後，國一方只有動嘴，而再未有動手的能力，將局面讓與共；而在臺灣，蔣校長整肅黨紀，清除異己，終於可以放手發動土改


以上所述，是中國的情況。那麼，中國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沒有不同。所有殖民時代終結後的後進國家，或稱後發國家，在進行工業化的初期，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並產生了幾乎相同的社會效果。

以下，舉幾個較有名的例證

1、土耳其“田土新政”


1924年，在凱末爾當選首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後的僅一年後，凱末爾領導新的政權班底，進行了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土改。

盡管凱末爾在獨立戰爭勝利後，迅速拋棄了曾經的支持者蘇聯，並大力抨擊蘇聯的“激進主義”，但在土改的問題上，凱末爾與列寧幾乎完全一致。

凱末爾以“教產歸功、神產均分”為口號，強征了全國境內79%的耕地，判處超過13萬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時判處37地主親屬進行“無限期強制勞動”。這其中，69%的人，在以後三年內過勞死。

這種殘酷的土改行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書中，被描述為“民族邁向工業化復興的第一步”，廣受贊譽。

2、昭和政改


1946年，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年。

在美國的直接幹預下，由經過“戰後肅清”的六大財閥聯合出資，首屆戰後政府推動的土改，在日本大規模展開，史稱“昭和政改”。

這次土改，逐日美軍作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達15.6萬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單。日本官方以“戰時支持軍國主義國策”為號召，對名單內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單內的土地所有者，進行了強制性的土地征繳。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強制性再分配，4.9萬名地主被處死，超過21萬人被判處各種徒刑。從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終結。

3、韓國“反奸歸土”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親自推動下，韓國政府以“整肅日奸，剝奪日產”的名義，發起遍及全境的土改運動，史稱“反奸歸土”。

這場歷史三年的土改運動，以打擊日占時代韓奸的名義，強制性剝奪了1.6萬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價格象征性贖買了3.92萬地主的土地。

兩項合一，韓國的舊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掃而空，完成了韓國進行工業化發展的“不動產積累”。

在現代韓國的教科書中，“反奸歸土”被認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為數不多的政績之一。

當下在韓國國內，有一些原地主的後代們，試圖向政府討還被強征的土地。韓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就是每隔幾年，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韓奸”運動。

4、伊朗“神聖公有”


1961年，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正式頒行“王國田產征繳令”，宣布將在3年時間內，由政府出資，贖買23.7萬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稱“神聖公有”。

在此後的五年內，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場價格17分之一的價格，“贖買”的17.4萬地主的土地，即便出價低得驚人，也幾乎耗光了政府的現金儲備。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聖的白色革命”為號召，無償征繳了余下的近7萬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補償。

在此期間，伊朗政府共判處1.9萬地主死刑，強制流放約13.6萬人。

這場殘酷的土改運動，卻被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政權所肯定，並堅定不移地維護。

5、阿根廷“十月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進入“戰時緊急狀態”，原因是“強制推行全國土地征繳運動”，這項運動，史稱“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稱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來的11個月時間內，阿根廷政府出動3萬余國防軍人，7.4萬警察，對全國33.6萬大土地所有者進行了逮捕、公訴、刑罰甚至處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內超過93%的土地被政府強制收繳，其中41%被均分給貧農，其余國有化。

整個運動期間，約3.1萬名地主被殺死，27.9萬人被流放、強制勞動等，這也成為日後阿根廷國內反庇隆勢力最常拿來抨擊的實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書中，都把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認定為“促進國家進行工業化轉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聯合國159個成員國中，119個進行了大規模全國性的土改運動。

這其中，63個國家進行的是完全無償的土地強征，56個國家則支付了平均不足市價15分之一的“贖買補償”。

在這些波瀾壯闊的土改中，累計死亡人數，大約在675萬—890萬之間，體罰、刑罰、流放人數更倍於此。


由此可見，所謂土改，即政權對私人土地的無償征繳，或有限補償強制贖買行動，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民族種族，不分地理氣候，不分政治體制……

唯一決定土改是否進行的標準，就是該國是否趕上了殖民主義的末班車。



各國土改的原因，歸根結底只有一點：

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與耕種方式束縛的可流通資本，以及勞動力，強制使其進入大工業流轉領域，參與工業化的起步進程。


在這一點上，只有早期的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殖民主義的巨大資本優勢，以龐大資本流通，沖擊本國舊土地所有結構，讓土地所有權的轉變比較“溫和與理性”；

而未參與到殖民時代資本掠奪的後發國家，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由於沒有龐大的流動性資本，無法對舊土地所有結構進行資本沖擊，而只能采取行政、軍事化的強制措施，硬性改變土地所有制。


在這一點上，一生強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適先生，做了深刻的總結：

“我反對赤色主義，主要是反對他們廢除民人資本和建立完全國家壟斷這兩點。具體到土地改革，甚至階級之間的沖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無論其善惡，都註定被歷史洪流所淹沒。這是後進的工業國的必須選擇，便是痛苦，也要做……”


總結一下，“土改”這項運動，因其資本掠奪的本質，必然充斥血腥與暴力，這是必須承認的


“土改”本身，並不包含任何道德評判、善惡區分和司法度量，它僅僅是一種生產模式轉型的基礎建設。

在“土改”中獲益的人們，不代表他們正義與善良；

被“土改”傷害的人們，也不代表他們邪惡與奸詐。

他們的境遇不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處的資本背景不同。


這也就是所謂“個人面對時代轉折時的不可抗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