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臉】駁“現代漢語70%是來自日語”這一荒謬絕倫言論

《駁所謂“離開了日本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說話”的謬論 》
關於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外來詞的話題，原來我並不關註。2007年在網易新聞論壇中日關系版面上，就不斷有人提出這個話題，我並沒有理睬。中日兩國作為一衣 帶水的鄰邦，歷史上兩國就有著十分頻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間的詞匯交換，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卻將這原本應該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 顧中國自漢唐以來和西域（或西方）接觸，特別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時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經創制了大量的新詞匯，為我們今天所使用，並傳入日本，成為今天日本 現代日語詞匯絕大多數部分的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誇大其詞，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謂的“日本外來詞”，廣為張貼傳播，大造聲勢。妄言之下，似乎中國人 離開了日本就無法生活了。不少中國人也妄言妄聽，包括一些學者，不負責任的到處傳言，甚至執意挑釁，萬般詆毀5000年的中華文明，以證明他們的所謂“只 有西方才能救中國”論點的正確。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駁斥。原打算將這帖子的題目擬訂為“談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外來詞問題”，現在索性將 帖子的題目改成“駁所謂‘離開了日本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說話’的謬論”，直截了當，一目了然。

一

現在在網絡上常看到這樣一段話：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詞語裏哪一個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

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後勤、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共和、 美學、美術、抽象、邏輯、證券、總理、儲蓄、創作、刺激、代表、動力、對照、發明、法人、概念、規則、反對、會談、機關、細胞、系統、印象、原則、參觀、 勞動、目的、衛生、綜合、克服、馬鈴薯。

答案：統統都是，全部來自日語。沒想到吧，其實，來自日語的中文還遠遠不止這些，數不勝數。雖然日語的文字源於中文，但上面這些詞語可都是日本人的創作。



扯淡！我根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馮天瑜撰寫的《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確認的472個屬於日本人利用漢字自行創造的新詞排查，只有下面幾個詞了：

服務、政策、方針、哲學、原則、科學、商業、幹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美學、美術、抽象、證券、刺激、法人、概念、會談、細胞、系統、目的、綜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學的曾昭聰教授等發表的《〈新名詞訓纂〉中的日源外來詞研究》一文中認為，“服務”、“方針”這兩個詞是中國古漢語中詞義的引申或有關，不應屬於外來詞。

是不是日本人的創作漢字新詞“遠遠不止這些，數不勝數”呢？錯！這只不過是部分中國人極端媚日的變態心理在作怪。根據《漢語外來語詞典》（劉正談、高名 凱、麥永乾、史有為編纂，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統計，現代漢語中日源外來詞共772個［1］，而決不是什麼“數不勝數”。而且，其中的 7個寫的是日語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寧）、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絲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媽）、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 （可卡因），應該予以剔除，還有一個“銭”字，意思為日本貨幣單位，也應該是固有漢字。因此，《漢語外來語詞典》中的日源外來詞應該為764個。

但是，就這個764個詞中，有一些是現代漢語中不使用的詞（可能過去曾經使用過），比如：亜鉛（鋅）、味之素（味精）、意匠（構思）、運転手（司機）、覚 書（備忘錄）、可決（通過）、看護婦（護士）、教科書（教材）、訓育（道德教育）、論理學（邏輯學）、粁（公裏）、公営（國營）、広報（報道）、虎列刺 （霍亂）、窒扶斯（傷寒）、水素（氫）、曹達（純堿）、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語（故事）、勞働組合（工會）、時計（鐘表） 等等，共48個。這樣，《漢語外來語詞典》中的日源外來詞應該為716個。

還有一些詞，是日本固有的名詞，中國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會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 名、美濃紙、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這18個詞是日本的專用名稱，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樣，只針對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詞匯當 中，未免有些牽強。

那麼，《漢語外來語詞典》中的這716個詞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創制的外來新詞呢？不！有許多是由中國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創制的新詞，後來傳到日本並為日本人 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見於衛三畏1844年在中國出版的《英華韻府歷階》；再比如“天主”一詞，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中國明代 學士共同譯著的西方倫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經采用了［2］；還有，“物理”一詞始見於明末學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3］，1872年出版的由美國傳教 士盧公明主持編纂的漢英字典《華英萃林韻府》已經將“物理”與英語的“physics”對譯［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學教材《物理階梯》首先使用 “物理”一詞的）等等。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明擺在那裏，怎麼能算是日本人創制的日本外來新詞呢？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教授朱偉京統計，《漢語外來語詞 典》中74個詞是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及中國學者著譯書籍中出現過的，有11個詞是晚清來華傳教士羅存德編《英華字典》中已有的，還有93個詞的古今詞義基 本沒有變化的，不應視為日本借詞（外來詞）［5］。

事實上，網絡上流傳的所謂“中國從日本引進的漢語詞匯”絕大部分源自於《漢語外來語詞典》，而《漢語外來語詞典》中存在的疏誤和繆詐是顯然已見的。其實， 早在1958年邵榮芬在《中國語文》1958年第7號上就發表了《評〈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的文章，對高名凱、劉正談先生所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語研 究》（下稱《研究》）一書提出質疑，指出《研究》中所稱的“日語外來詞”，“事實上有好多都是漢語本來就有的”，並列舉了服從、希望、記錄、命名等，而 《研究》中認為“先由日本人以漢字的配合去意譯歐美語言的詞，再由漢族人民搬進現代漢語裏面來，加改造而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很多意義基本沒有改變，如 破產、解放、假設、交易、作用、算術、絕對、試驗、宿舍、新聞、材料等［6］。《現代漢語外來語研究》和《漢語外來語詞典》只註視了清末民國初期中國從日 本返回的詞匯，而忽略了中國自漢唐以來，特別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時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創制了大量的新詞匯，並流入日本為日本人所采用這個事實，其中的疏誤， 顯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指出的：“迄今為止好多被認為是從日本進來的詞實際上早就存在於英華字典中或西學新書裏了。這一事實在中 國國內的漢語研究領域內恐怕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高名凱等所編《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中收錄的800余條來自日語的詞中，實際 上有很多出現在我們上述英華字典詞例中，如果再對西學新書進行全面調查，就會發現有更多的新詞實際上已在中文的語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訂許多來源於日語詞 的看法。”［7］

二

其實只要稍微有點正常思維的人想一想，就會發現問題的所在。那些吹噓所謂“日本外來語”的帖子，都是只談清末民國初期中國人從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譯西方 著作的例子，只談留日派和留歐派在音譯和意譯上的爭論，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譯的勝利。卻刻意回避了中國自古以來學習外來文化，特別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 徐光啟、李之藻等飽學之士和西方利瑪竇、鄧玉函［8］等西方俊傑合作，翻譯大量的東西方學術著作，傳播東西方文化，創制漢字學術新詞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事 實。他們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蓋！在他們戲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國離開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處了！事實上，日本是在中國的帶領下才認 識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是中國人創制的新詞匯，為日本譯著西方文獻奠定了基礎和指明了方向［9］，這樣的事實是不容回避也無法否 定的！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年）並不比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洋務運動（1861年）早，只不過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則失敗了。 這裏的種種原因並不是那些連腦子都沒有、閉著眼睛胡謅一氣的能夠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謂“震撼”或“啟迪”，只能是夢囈癡語下的自欺欺 人；信口雌黃下的那些所謂“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籃打水、空中樓閣般的夢幻。還是讓我們回顧一下漢語外來語發展的過程，還歷史的本來。

遠在東漢、南北朝至唐代，中國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譯了許多佛典，創制了大量的新詞，豐富了漢語詞庫。之後許多漢譯佛語，融入了大眾俗語，至今仍被使 用。比如“眼光”、“緣起”、“手續”、“剎那”、“現在”、“翻譯”、“翻案”、“方便”、“天堂”、“地獄”、“宿命”、“平等”、“悲觀”、“覺 悟”、“境界”、“唯心”、“實體”、“實際”、“真實”、“真理”、“真諦”、“信仰”、“因果”、“相對”、“絕對”、“信手拈來”等等［10］。漢 唐時代的漢譯佛典不僅創制了大量的漢語詞匯，也樹立了漢語借詞（外來詞）基本範式。這些詞匯都東渡日本，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詞匯，有些竟然 也被收錄在所謂的“日語外來語”中了。

當歷史將進入17世紀之際，中國再次與西方接觸，以利瑪竇、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大批傳教士來到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西方圖書文獻和儀器物品，僅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就攜帶7000余冊西書至澳門。同時，也向西方傳遞了中國文化及《四書》、《五經》、《孫子》、《老子》等典籍。其間，中西人士合作，修 編歷法，譯著了許多東西方文獻，創制了大量的漢語科學新詞匯。如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 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 “外似”等等新詞匯，引入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諸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 分”、“約分”等等新詞。這樣的事跡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經是耳熟能詳的吧。事實上，那些所謂“日本首先把這些事物的英文名稱翻譯成漢字（實際上是日文）”的 說法，都是騙人的鬼話！這樣的謊言也只有某些毫無常識的文科之士才會胡亂編造得出來，也只能騙騙那些毫無腦髓的弱智們。可這些毫無常識的文科之士竟然還整 天在那裏大言不慚的自稱什麼“有誌氣”，高談闊論什麼“科學”、“改革”、“反思”、“啟迪”，仿佛只有他們才能“救國救世”，實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則，利瑪竇於1595年譯輯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論》出現了“上帝”、“人類”等語，1599年編譯的倫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現了“上帝”、“天主”、 “生物”等語，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制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 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 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1584年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譯述的《天主聖教實錄》，意譯了“天主”、“寵愛”、“復活”等，音譯了“耶穌”等詞， 將angel譯成“天神”，後改譯為“天使”，將soul譯成“魂靈”，後改譯為“靈魂”，並自創了象形表意詞“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 之藻合譯的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 《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 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匯，艾儒略在《歐邏巴總說》一文中具體介紹了歐洲的學制：“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 一邑一鄉有小學。……”已經向中國引入了“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概念。還有眾多例子，限於篇幅，我就不一一羅列了。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學系教 授錢存訓論及當時的情景曾說過：“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國籍的耶穌會士參與翻譯西書為中文的工作，先後譯書四百多種，所涉及的範圍，對中國人而言，都是新的知 識領域。”［11］據他統計，從利瑪竇入華，至耶穌會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間，耶穌會士在華著譯書437種，其中宗教書251種，占57%；人 文學書（地理地圖、語言文字、哲學、教育等）55種，占13%；自然科學書131種，占30%。如此多的譯著新書，對於中國又都是新的知識領域，所以，新 創造的漢語詞匯、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這樣提出：“文言文多是單音節詞，白話文多是雙音節和多音節詞。而且現代許多從西方來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單音節詞很難對應。”其實這樣的說法 也是種謬誤。我就舉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名曰赤縣神州。”［12］這裏的“中國”、“赤縣”、“神州”都是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詞，如果將它們看作單音節詞，司馬遷的那句話就無法理解了。該篇中還有：“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 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這裏的“名山”、“大川”、“物類”、“海外人”等等都應該是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否則也將無法理解的。這就說明了早在漢代 中國的文言文已經不僅是單音節詞了。因此，以文言文單音節詞為由，來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對漢語新詞做出的巨大貢獻，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這“百年禁教”的時期中國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譯著的西方文獻，非但 傳播不廣，而且已經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學在中國幾成絕學。但解除禁教令後，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隨著西力東侵愈演愈烈，西學東漸及新語創譯又達到了新的 高潮。到19世紀末為止，近60年裏中國譯著的西學新書遠遠超過明末清初的190年間，內容更為廣泛。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 《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也創造了許許多多漢語新詞 匯，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厘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 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 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14］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采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 的法律詞匯術語達250余例。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 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 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 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采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 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采用，嚴復、梁啟超等均采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 本”所取代。［15］《微積溯源》中厘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厘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 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因此，漢文的“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利用不僅是通過中國渠道吸收西洋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 匯裏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16］

外國傳教士還在中國開設了出版機構，如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誌略》（1851年）、《博物新 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 等書籍，厘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國人 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 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 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 數備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還編纂中西詞典供來華傳教士研習漢語。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 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 位”、“行為”等詞匯與英語進行了對譯。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 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 “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匯的漢英對 譯，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 “公報”、“想象”、“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 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 《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 “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17］。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 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匯，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 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制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鹹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 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象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 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有讀者曾留言說：“我們現 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專有名詞都是日本從西文中翻譯，然後傳入。其實最早日本從江南制造局的翻譯館買了很大一批科學書籍回去，存於現在極有名的東洋文 庫，之後這些名詞又‘出口轉內銷’回來了。”［18］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制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 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 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裏去了。”［19］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 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從上述可知，其實在近代，日本從中國輸入並被采用的新詞匯，是中國從日本引進新詞匯的數十倍之多！所謂“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外來詞”，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或 與西方人士合作創制的！為什麼某些中國人，包括某些學者，閉口不談這一情況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國向日本輸入新詞匯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四

現在有些人認為，像“革命”、“經濟”、“共和”等日本用中國古代已有詞匯與西方概念對譯，產生新詞義的詞，都屬於日語外來詞。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實則 謬誤，關鍵忽略了漢語的詞匯是可以多義的（註意：是“一詞多義”）這一點，引起了定義上的混亂。從“一詞多義”的定義來看，如果某詞的意思發生了根本的變 化，屬於“舊詞新義”的範疇，而並非創造了個新詞。事實上，一些被認為是日本利用漢字自創的詞匯，輸入到中國後，詞義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也產生了新的詞 義，但卻被認為還是日語外來詞，這在道理上也就很難說通了。

我隨手翻到《現代漢語詞典》中的“簡單”條目，有三個意思：1.結構單純，頭緒少，容易理解、使用或處理；2.平凡；3.草率。顯然這三個詞義都是沒有任 何關聯的，你能說它是三個詞嗎？而且，“簡單”這詞也歸在日語外來詞中了。日語“簡單”（かんたん）在《日漢辭典》中只有：“簡單的工作”、“簡而言 之”、“簡單扼要的”三個例句（日語我就不打了），都屬於中文第一個詞義。難道說“簡單”這個詞是中國從日本引進了一個，又自創了二個嗎？那麼到底算是外 來詞還是自創詞呢？！！如果你認為既是外來詞又是自創詞，那你怎麼能夠把中國自創的詞（而且是兩個，比引進的還多）也歸在日語外來詞中呢？

從上述來看，漢語中許多中日共有的漢字詞匯，包括中國引進日本人用漢字自創的詞，也有著和日語完全不同的詞義，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觀點，都屬於日本詞匯，也就說不通了，是無法成立的。更沒有必要誇張成中國有百分之多少的詞是從日本輸入的，沒有這些詞中國人就沒法說話寫字了。

我在AC（Anti-CNN四月青年社區）曾經作過這樣一個通俗的比喻：中國人發明了一把刀是用來切菜的，可日本人拿這把刀去殺人了，擴展了它的用途，你 能說這把刀是日本人發明的嗎？不能！有網友反駁我：“你例子不對啊，事實是中國傳給日本的是把菜刀，而日本拿回來的卻是把武士刀，樣式、鍛造工藝已經完全 不同了。”當然，如果我們從日本拿回來的確實是把武士刀，樣式、制造工藝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無話可說了，那確實是日本人發明的了。但是，事實上日本人利 用中國古代已有詞匯對譯西方概念，詞的形狀、筆畫、組合、發音都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拿回來的並不是“武士刀”，還是那把“菜刀”，樣式、制造工藝並沒有 絲毫的變化呀！變化的只是用途，你能說這把“菜刀”是日本人發明的嗎？

該網友還用古代“槍”和現代“槍”一詞的不同詞義反駁我：“擁有同樣名稱但核心意義完全不同的東西能是同一個東西嗎？古人說的‘槍’和我們現在說的‘槍’ 字是一樣的，但是是一回事嗎？”其實這個例子恰恰反駁了他自己的觀點。古代“槍”是指冷兵器，和現代火器的“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是完全兩樣的東 西，沒有絲毫的聯系。但是，人們還是普遍認為，盡管“槍”這個詞的詞義擴展了，火器“槍”的詞義是新創造的，但“槍”這個詞並不是新創造的，決不會認為 “槍”這個詞又重新創造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新詞。

當然，我還有例子證明。比如“勞動者”一詞，公認是日本創造的新詞。可在日語中“勞動者”（ろぅどぅしゃ）的意思為“工人”［20］，而漢語的意思為： “參加勞動並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生活資料主要來源的人，有時專指參加體力勞動的人。”［21］顯然，漢語中的“勞動者”和日語中的並不是同一個意思，詞義 同樣也變化了，那麼，按照有些人的觀點，怎麼還認為漢語中的“勞動者”是從日本引進的“外來詞”呢？

有學者也持我同樣的觀點。如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應用語言學系的曾昭聰教授等認為：諸如“選舉”、“交通”等詞，“是從古漢語中的用法引申而來的，最多只能算 是‘外來詞義’。”“所謂‘其詞義與古代漢語原有詞義不盡相同’的那些詞義，實際上就是從古代漢語用法引申而來的詞義。引申是詞在已有詞義的基礎上，以人 類的聯想為線索而產生新的詞義的一種運動方式。日語從漢語中借用古代漢語已經存在的詞而在此基礎上引申產生新的詞義，也完全符合漢語詞義的運動規律。所以 這一類詞的新詞義，對於古漢語中已有的詞義來說，只能算是引申義，也可稱為‘外來詞義’。”［22］

有觀點認為，詞尾以“主義”、“論”、“化”、“式”、“力”，或詞頭為“泛”等等構成的新詞，如：～主義、～論、～化、～式、～力、泛～等等，全應該屬 於日語外來詞。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這樣的觀點有著自身無法解釋的矛盾。比如，持這樣觀點的公認“哲學”一詞是日本人利用漢字創作的新詞典範，屬日 本外來詞。但是，該詞顯然是用有“睿智”之義的漢字“哲”和詞尾“學”構成的新詞，而“學”這個詞尾在中國古代就常常用來與其它的詞組合構成學科名稱，如 “玄學”、“理學”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國學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創作了諸如“數學”、“化學”、“植物學”等現代學科名稱，並為日本人所采用。如 果按照上述觀點，那麼日本人用漢字“哲”和詞尾“學”構成的新學科名稱——“哲學”，應該屬於日本引進的漢語詞匯，而不是中國引進的日語詞匯。非但如此， 凡是日本人以詞尾“學”構成的新的學科名稱，如美學、經濟學等等，也都應該屬於日本引進的漢語詞匯。可持上述觀點的卻把“哲學”等又歸結為日本外來詞，這 就產生了無法解釋的矛盾。而且，這樣的構詞法是中國古代就有的。因此，所謂“詞尾以‘主義’、‘論’、‘化’、‘式’、‘力’，或詞頭為‘泛’等等構成的 新詞，均屬於日本外來詞”的觀點，也是根本無法成立的。

還有人認為，諸如“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的”等等，是日本詞匯融入到漢語詞匯中的用法，也應該屬於“日本外來詞”。我也不能同意這種 說法，其實中國早就有這樣的用法了，比如，作於元末明初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白話文章回小說《水滸傳》中就有：“開賭坊的閑柳大郎”、“誌誠老實的人”、 “他卻是個幫閑破落戶，沒信的人”等等（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又如成書於隆慶年間（1567年）的《封神演義》中就有：“娘娘猛頭，看見粉壁上詩句，大怒罵曰：‘……若不與他個報應，不見我的靈 感。’”（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等等，像《西遊記》等中肯定還有，我就不再舉例了。這裏的“誌誠老實的”、“沒信（用）的”、“疾病（的）衰老（的）懦弱不堪的”和“積 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是同種用法。這可能是中國清末民國初期時文言文還是作為書面文體，正規文獻還是采用“之乎者也”這樣的虛詞，可白話文在元 末明初時就已經有“××的”用法，怎麼能說“××的”是從日本學來的呢？更不能說“××的”詞都是引進日本的外來詞。而且，中國的“白話文”可以追溯到唐 代，說不定日本“××の”等的用法，還是從中國學去的呢！

其實，像“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連學術界也爭論不清，更何況普通百姓呢？有必要把這樣不清楚的事情毫無根據的到處渲染，故意誇大嗎？！！況 且，很多問題根本就是無法自圓其說。這樣毫無根據的的到處渲染，而且越說越玄乎，只能是某些人的病態，是某些中國人極端媚日的心理變態！甚至是出於某種政 治目的，居心不良。

有人批評我這樣的說法是“扣帽子”，是民族主義情緒。那我倒要反問一句：不是這樣的極端心理變態，有必要把自己無法自圓其說、根本沒弄不清楚的事情，去故 意渲染、無限誇大嗎？！！況且，民族主義的情緒各國都有，你就保證日本沒有？歐洲沒有？美國沒有？為什麼獨責中國呢？我看實藤惠秀先生《中國人留學日本 史》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比我的要濃得多！盡管從書中看出他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而且，我並不認為這種情緒就一定是錯的。

五

南京大學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學》1998年第8期上發表了題為“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的文章，輕率的斷言：“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 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 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23］我不清楚王彬彬教授所說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是怎麼個範圍，這個“70%”又 是如何統計出來的。而且，文章中王彬彬教授也承認自己“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一個大概”，並認為“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一件難 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亂下定論，顯然王彬彬教授的學術作風確實不夠嚴謹；如此草率的結論，不免有嘩眾取寵之嫌。可該文章後來被廣泛的轉載引用，意思也 被無限放大了。王彬彬教授原文中的“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被誇大到了“據現代語言學家研究統計，現 代漢語中的科學名詞中，有70%來自日本。”［24］從王彬彬教授所說的“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擴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整個科學領域。還有人誇張到 了“現代漢語70%詞匯是從日本輸入的，現在中國人說話、寫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來語。”（見網絡流傳帖子，我無法考證它的真實來源，就不給出註釋了） 又擴大到了整個語言領域！這樣的胡言亂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將王彬彬教授在文章中已經明確說明，連日本人自己也承認是“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 譯法的襲用”的可憐的那麼幾個詞匯，如“理論”、“銀行”、“保險”、“批評”等，也歸在“中國從日本引進的漢字詞匯”之中，並聳人聽聞的揚言：“惠及其 語言文字‘宗主國’中國，其重要性以至到了抽去這些詞匯中國現代語言工具將立即崩潰的地步”，那就未免是居心叵測了。

其實，即使按照《漢語外來語詞典》收集的詞匯，共15000條左右的外來語詞目，來自日語的外來語詞目僅占6%不到，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更沒有必要驚恐萬狀的大呼小叫：“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這只能是杯弓蛇影、杞人憂天罷了。

可能有人會這樣反駁我，認為：“那些來自日語的外來語是現代漢語中最常用，使用最頻繁的詞匯，所以離開了它們，我們就無法說話了。”是這樣嗎？我們不說 《辭海》、《漢語大詞典》這樣大型的工具書，就說常用的《現代漢語詞典》，僅1978年版的就收集了漢語常用的詞匯條目共56000余條，而且還有一詞多 義。區區數百條的日語外來語詞，僅舊版《現代漢語詞典》中收集的常用詞匯總數的1%多一點，就令你們語無倫次？呵呵！那你們的詞匯量也未免太貧乏了，詞匯 使用面也未免太狹窄了點了吧！況且，據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詞語大詞典》統計，1978年～2002年間中國就產生了漢語新詞語兩萬 余條，僅區區數百個日語外來語詞，不足中國一年產生的新詞語，就令你們捉襟見肘、瞠目結舌，你們未免也太無能點了吧！

作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完全應該知道，2000多年前荀子就說過這樣一句話：“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 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25］作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也完全應該明白，有著5000年燦爛傳統文化的中國，曾經創造出無 數個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詩句、詞匯，即使沒有那數百條的日語外來語詞，難道中國人就不能創造出其它的詞匯取代？中國人就無法說話了嗎？本來就是“名無 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嘛，這個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的道理，難道今天的大學中文系 教授還不懂嗎？！！如此草率的得出“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這樣的結論，也未免太言過其實了吧！我覺得，王彬彬教授大可不必這麼 一驚一咋的，頭皮發麻，毛骨悚然，既嚇唬了自己，又去嚇唬別人。

反觀日本，一本195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漢辭典》，後面漢字索引就共達317頁，有漢字詞匯約50000多個。就算除去日本人自行創制的詞匯，日本 還有數萬個從中國輸入的漢字詞匯。為什麼日本有那麼多個中國的漢字詞匯，他們並不會覺得離開了漢字就無法說話寫字？而中國人面對這區區數百個日語外來詞 匯，反而倒無法說話寫字了呢？！！令我不能理解的是，這些人卻在口口聲聲主張學習日本。日本人采用了那麼多的中國漢語詞匯，從來就是無動於衷，並沒有感覺 到過毛骨悚然；可我們的這些中國人，既然主張學習日本，又何必為了這區區數百個日語外來詞匯，不寒而栗呢？如果某些人仍然堅持左一聲“冷汗”右一聲“冷 汗”，咱也只能出於對同胞的關心和愛護，由衷地提醒一聲：“當心感冒”！！！

我總弄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某些中國人就是不能挺起胸膛，站直腰板，堂堂正正的做人呢？！！整天的彎腰屈膝，累不累呀？！！

在此，我要向馮天瑜教授表示感謝！為本文提供了詳實的依據。有網友提出，馮天瑜教授的《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疏於考證。其實我 早就註意到了沈國威和馮天瑜兩位的論辯，也特意查閱了《文匯報》的電子版。原來打算再查閱沈國威先生的《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可發現沒有中文版，而且手 頭也沒有沈國威先生編著的《六合叢談》。況且，如果說疏於考證，那麼我看實藤惠秀先生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更疏於考證，沒有考慮中國白話文的發展史和近 代中西人士對漢語新詞創造的問題，不少觀點都采用特例來說明，或將毫不相幹的觀點湊合在一起推斷，沈國威先生等也以此作為引用依據，那我引用馮天瑜教授的 《新語探源》，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吧。陳希亮先生對馮天瑜教授的《新語探源》的評價是“實證研究中的白璧微瑕”，肯定了“極具學術價值”，現在許多學術論 文也以馮天瑜教授的《新語探源》為依據，何況我這樣的帖子呢？而且，我並不完全采用馮天瑜教授的觀點，也參考了日本實藤惠秀先生和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 的觀點。今後還可以參考沈國威先生的觀點進行修改。當然，我的帖子如有錯誤，歡迎據理駁斥。

順便說一下，本文雖然基本采用了論文格式，但決非學術論文，只是為了帖子中的引證可以被網友們自行進一步查證，以消除某些流言的迷惑。帖子中的一些言詞， 也並非論文所采用的，千萬不要苛求。如果有人被俺踩痛了，或夾著了尾巴什麼的，只能說聲抱歉了。還是那句話，如果你不是我所說的那樣的，請不要多心，更沒 有必要心虛。

最後，我也要提醒某些舊傳統的衛道士們，鑒於清末民初以不符合中國文體習慣等，否認中國人自己創作新詞，被誤認為是日語外來詞的情況，請千萬不要無視和拋 棄今天我們漢族人所創造的文化和文明，比如中山裝、旗袍等，也是我們漢族自己的服飾，也是我們漢族5000年文化和文明的延續。否則，也將被他人所霸占 了，就像某些國家的人妄圖霸占我們過去所創造的的詞匯、文化和文明一樣。當代我們漢族人所創造的東西，更能適應我們時代的需要、社會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 如同中國近代不斷湧現的新詞匯並為人們所廣泛采用的那樣，新事物的誕生，取代舊事物，是無法抗拒的必然規律，決不是某些人的意誌能夠阻擋得了的。

註釋：

［1］這個數字是根據曹聰孫先生在2001年10月18日《今晚報》上《中日間外來詞的雙向交流》一文中的數據。我覺得這個數據更合理，而且現在網絡上流傳的“日語的外來詞”都是采用這772個；
［2］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10月；
［3］同上；
［4］陳力衛：《語詞的漂移：近代以來中日之間的知識互動與共有》，學術中國網·學者之苑，學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5］朱偉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的辨別和整理》，《日本學研究》，1994年第3期；
［6］（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出版，1983年8月；
［7］同［4］；
［8］利瑪竇（1552年—1610年），意大利傳教士，曾為16世紀歐洲卓越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的入室弟子，學識廣博；鄧玉函（1576年—1630 年），瑞士傳教士，曾是科學巨匠伽利略的摯友，同為羅馬靈采研究院院士，精於醫學、博物學、哲學、數學，並通曉德、英、法、葡、拉丁、希臘、希伯來、迦勒 底等多種文字。
［9］同［4］；
［10］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語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11］錢存訓：《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香港《明報月刊》第九卷，第八期，1974年；
［12］（西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華書局出版，1982年12月；
［13］同上；
［14］同［2］；
［15］同［2］；
［16］同［4］；
［17］同［2］，也參考了［4］的內容；
［18］鳳凰網·鳳凰文化，國學版面：《西學如何漸進？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鉤沈》，2008年11月12日，來源：世界博覽；
［19］同［4］；
［2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出版，2005年6月；
［21］陳濤主編：《日漢辭典》，商務印書館出版，1959年1月；
［22］曾昭聰、張敬穩、楊雨濛、韓葉：《〈新名詞訓纂〉中的日源外來詞研究——兼談〈漢語外來詞詞典〉的疏漏》，《語文建設通訊》第92期，2009年8月；
［23］王彬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上海文學》1998年第8期；
［24］中國僑網·華文教育，教學園地版面：《借鑒“和制漢語”的文化活態思維》，2008年4月22日，摘自：《日本新華僑報》；
［25］北京大學《荀子》註釋組：《荀子新註·正名》，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2月；

參考文獻：

1.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10月；
2. 朱偉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的辨別和整理》，《日本學研究》，1994年第3期；
3. （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出版，1983年8月；
4. 陳力衛：《語詞的漂移：近代以來中日之間的知識互動與共有》，學術中國網·學者之苑，學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5.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語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6. 劉正談、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漢語外來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
7.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
8.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出版，2005年6月；
10.徐復等編纂：《古代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1版；
11. 陳濤主編：《日漢辭典》，商務印書館出版，195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