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6(10月至12月)文章

剛果對付「稅基太窄」


比利時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立國」後，開徵不同稅種，洋洋大觀。首先是推行以橡膠象牙為主的「實物稅」，稅額由官員決定，為鼓勵稅吏更有工作動力，實行業績(收到的稅款)與薪金掛鈎，造就稅吏肆意加稅。

其次是「人頭稅」，亦即無償徭役，規定土著每月須為國家付出40小時勞力，地方政府可將之轉換為收取實物或自調稅額，結果實際上人民往往要勞動20多日才能交足稅額，造成大量人 民死亡。

最後為「雜項稅」，包括為軍隊提供食宿，或向殖民官員送野味家禽。以一條100戶的村莊計，每月最少要交5頭豬或羊、50隻雞、125擔木薯、15公斤粟米以及15公斤山薯。這些都是他早著先機，為免「稅基太窄」的權宜之計，唐唐或許可以從他身上取經呢。

埃及恐怖盲俠與 9/11前後傳 (下)


上周我們談及埃及恐怖盲俠拉赫曼與蓋達的政變。其實他之所以一度比拉登更恐怖，除了他的宗教背景，還因為他有在美國本土活動的潛能。

9/11 前傳：美國獨立 日大襲擊？

蘇聯撤出阿富汗後，拉赫曼輾轉來到北美，極富野心地強化蓋達美國支部。在西半球，他就是「聖戰」最高領導，受不少清真寺教眾盲目支持。大概因為他是中情局舊部，華府雖然明白其反美意識，但還是「念舊」地准許盲俠入境(另一說法是美國甕中捉鱉，但觀乎當時克林頓的外交，不似有如此遠見)。

我們熟悉的9/11早在1993年已有前科：當時是以汽車炸彈襲擊世貿大樓地面數層，幕後黑手正是拉赫曼。襲擊成功後，拉赫曼策劃了鮮為人知但更大手筆的美國獨立日大戰，計劃同時向華盛頓五大地標發動恐怖襲擊，包括聯合國總部、聯邦調查局總部、以及交通三大樞紐林肯隧道、荷蘭隧道和華盛頓大橋。一切就緒，拉赫曼卻在6月被捕，被判終身監禁，目前依然服役，多次以停止服食糖尿病藥、進食m&m朱古力諸如此類的把戲來「激勵反美士氣」，還通過左翼律師對外發號施令，包括號召穆斯林殺光猶太人云云。整個獨立日計劃的基本元素，例如同步襲擊、戲劇效果、恐慌計算，都為日後的蓋達代表作埋下了伏筆。拉登成功在美國本土策劃9/11，拉赫曼的網絡居功至偉。

拯 救盲俠運動：埃及幫架空拉登？

不久埃及幫另一巨頭扎瓦希里解散自己的派系埃及伊斯蘭聖戰，全面和蓋達整合，成為拉登頭號助手和組織發言人。這固然可以說是拉登的成功，但何嘗不可以看作是埃及幫挾持蓋達？盲俠嫡系伊斯蘭教團則有萬多人拒絕加入，對拉登拒絕營救拉赫曼相當不滿，情願分道揚鑣，開始返回在地化原狀，只搞針對埃及的恐怖襲擊，特別要打擊旅遊業，以圖換取埃及政府向美國施壓。死了五十多名外國遊客的樂蜀大屠殺就是教團營救盲俠的最大手筆，日後開羅政府都要動用軍隊護送遊客參觀古文明。

今天拉登生死成疑、扎瓦希里則不斷出鏡，假如他能夠和盲俠嫡系搞好關係，遙奉獄中的拉赫曼為精神領袖，其實完全有資格自立門戶，將蓋達據為埃及人己有。蓋達網絡無論缺了誰也不要緊，埃及幫集體出走卻可以致命，因為他們掌握了組織最基本建設，必要時還可以和兄弟會融和。扎卡維死後，繼任所謂蓋達伊拉克支部領袖的穆哈吉爾(AbuHamzaal-Muhajer)又是埃及人，也是瓦扎希里的埃及伊斯蘭聖戰舊部。他改變了扎卡維的游擊戰略，只號召下屬綁架在伊拉克的西方承包商，目的就是要美國釋放盲俠，反映埃及幫的影響已愈趨明顯，令「顯赫一時」的蓋達跨國公司可能打回各自為戰的原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拉赫曼固然是恐怖元老，但難道不可能成為蓋達分裂的靈魂？

「斷手殘肢籃」的故事


利奧波德制度下的剛果最盛產的是什麼？橡樹象牙？木薯大蕉？通通不是，答案是「熏蹄豬手」。

當時法例規定，假如剛果人民生產的橡膠和象牙不達標，懲罰便是被砍手、砍腳或被槍殺。部份工頭為證明自己盡忠職守，嚴打逃稅漏稅之徒，實行寧濫勿缺，迫令不少土著親身演繹「壯士斷臂」四字，工頭定期將一筐筐裝滿斷手殘肢的大籃子交給上頭，以表忠貞。又因工頭想得過份周到，考慮過非洲氣候既濕且熱，是以發明用煙熏方法保存這些手腳，遂製成風味小菜。

後來這味家鄉小炒之名，廣泛流傳到軍隊中，當武裝軍隊竄入村寨，除滿載充公得來的劫掠物外，亦附送被砍下兼經煙熏烤的手臂腳瓜，作為向當局邀功論賞的物證。

一個歐洲文明國家領袖居然產生了後來非洲狂人的品味，委實不可思議。

策略「發達」委員會？


策略發展委員會重新被啟動，成為政府最重要的諮詢組織，至今剛好一年。當初政府高調強調其作用，可惜，這批委員討論、辯論了什麼，市民所知不多，亦無權過問。策發會功用固然成疑，但政府透過這諮詢機器究竟表達着一套什麼的「發展觀」？究竟政府推動的「策略發展」，會把香港帶到哪裏？

過去半年，Roundtable舉行了一系列研討會，參加者事先均細閱策發會文件，希望以此為切入點，反思香港策略發展。結果卻是，無論參加者來自哪個專業、階層、年齡，均覺得策發會文件有太多前設，大家奇怪，難度策發會變成「策略發達委員會」？

策略「 發達」？

只以遣詞用字歸納政府的發展觀，當然有欠科學，但無論談及任何範疇的發展，策發會文件均充斥「經濟繁榮」、「經濟發展」、「營商」、「競爭力」等詞彙，就連行政委員會為香港定下的「定位與前景」，全部均以經濟為主調(如：亞洲的主要服務中心、我國最重要的服務業城市、提供高增值服務的知識型經濟、亞洲營商和生活環境最佳的地方)，以致社會與政治發展，均是為推動香港經濟巨輪服務(教育是為「內地經濟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確保香港面對經濟全球化及周邊區域經濟崛起等趨勢而不失卻其競爭優勢」)，政治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則，更是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民主的爭拗帶來了「衝突」、「矛盾」，影響社會和諧，「希望政府擴大職能」、「民眾的需求與要求有增無減」被約化成「民粹主義勃興」。

政府的偏執，側面反映了社會民風。香港社群每談到「發展」，箭嘴終是指向經濟領域，而「發展」亦往往被矮化為GDP、工資、股市、樓市的純粹數字增長，財富積累，薪金上升，自然國泰民安，政開人和，香港若不生金蛋，便是完蛋。市民亦被要求自力更生，努力搵錢，專心創富，推動經濟，一些在西方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改革，只要有減少公司、商家盈利之嫌，均會惹來強烈反彈，政治發展更不知就裏被放在經濟發展的對立面，「Don'trocktheboat」的船民心態，仍然彰彰可據。

綜觀國際，「策略發展」從來不會與「經濟增長」等同，需要全面視野與多軌並施，且必須以人為本，以提升人的能力、健康、公民質素、精神文明、政治參與為己任。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在《Develop-mentas Freedom》中提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增長從來只是手段，背後真正目的，是發展能否增加市民所享的自由，除了令市民不受貧窮、饑荒所困，更要進一步看發展能否驅除社會不公、社會建設不足、醫療設備落後、政府專制腐敗等，消除對市民生存、生活自由的威脅，並提升人類的能力與質素。因此，發展除了是催谷GDP增長，還牽涉福利改革、制度建設、政治改革、財富重新分配等項目。

歐美國家亦一早把生活質素放進國家策略發展的重要綱領。Anthony Giddens最近「重返娘家」，赴倫敦經濟學院講述歐洲社會發展何去何從，他在新著《Europeinthe Global Age》指出，歐洲發展正在十字路口，歐盟東擴、人口流動、全球競爭、社會流動減慢、生活壓力日增等宏觀變遷，均把歐洲各國社會發展模式變得不合時宜。

Anthony Giddens認為，現時改革關鍵在於歐洲政府能否自我更新，把社會公義引進其發展的藍圖，並且引入所謂「正面福利」(positivewelfare)，政府除了提供社會保障，更應造就環境，鼓勵市民體現自我，釋放潛能，社會的發展力量便會源源不絕。因此，提倡工作平衡、文化多元、尊重弱勢社群、體驗公民力量，均應是政府推動發展時不可或缺的部分。

回望祖國，政府、學者亦逐漸跳出「GDP增長」的迷思，講求制度建設、社會公義、關懷弱者云云。「發展才是硬道理」說了廿年，大陸學界卻不斷對此作出修正。在沙士肆虐時，王紹光教授便曾以〈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為題(《讀書》2003年第6期)，批評這套論述「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他一切都可以被犧牲，包括生態環境、社會公正、職工權益、公共衛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近年提出「綠色發展指數」，作為真正衡量中國發展的正確指標。他認為，除了經濟面值的實質增長，我們更要關心污染、公害、浪費資源等伴隨的「副產品」，並把所帶來的「界外經濟效應」放進我們衡量發展的方程式。類似想法同樣適用於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問題。

重構發展觀 建立新 公民

香港美其名為「亞洲國際都會」，生活條件、公民質素遠超發展中國家，但若直至今天，政治領導、社會精英居然還是畫地為牢，只能端出「搵錢至上」的經濟城市發展觀，怎能不令人感到汗顏？而事實上，「經濟大過天」的發展視野，其惡果亦逐漸出現，港人默默承受。

當我們只把放大鏡聚焦在冷冰冰的經濟數字，「謀求發展」往往成為不同階層你死我活的困獸鬥，市民蛻變成只懂競爭、耗盡精力工作的搵錢機器，工時驟升，壓力增加，私人時間被榨乾，家庭團聚、個人進修的機會與時間減少，更有數不盡的人不堪工作壓力，導致精神衰弱甚至尋死。

無錯，確保一己精神健康，個人當然責無旁貸，但有更多環境因素卻是遠超於個人，亦不能依賴商界自律、市場自然調節，需要政府適時介入調整。當過去數年香港一切有關生活質素(如環保、工作壓力、心理健康等)的指標全面倒退，政府怎能再視而不見，不把這些納入香港的整體發展議程？更不用說香港貧富懸殊還是「亞洲第一」，安居樂業、生活穩定對不少弱勢社群甚至工人階層，仍是遙遙無期，「8元時薪」、「3000元月薪」只屬冰山一角，社會各界卻好像覺得不需做什麼、不需改變什麼。

說港人不關心社會公義或生活質素，當然有欠公允。市民不滿今年的施政報告，最終令特首「民望插水」，也許正反映除了派錢或推動經濟，市民更希望政府能夠有更長遠視野及講求現代文明，並果敢面對迫切問題，以開放態度辯論。但在香港的政治歷史中，港人往往只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積極表態，卻沒有把一些對公民意識與生活價值的堅持，以持續的社會及政治運動表達，形成足以扭轉既定政策方針或發展觀的壓力，更遑論把對民主改革的思考連結到改善生活質素、推廣社會公義的抱負之上。

上層政治圈子受着地產及商界利益團體掣肘，要求政府主動轉向，大力把社會公義、照顧弱勢、持續發展、精神健康、政治開明投進其發展議程，看似緣木求魚。但當民間開始覺醒，漸漸體現其公民權力，並對香港不同的發展議題進行重新定義，甚至發起影子組織，提出另類發展綱領，形成輿論壓力，政府沒有法子不正面回應。民間獻策，亦補充着政府的發展藍圖，加強政府的認受與民主管治，何樂而不為？

政府亦要明白，任何發展綱領，若脫離市民所急所想，並隔絕於種種有關策略發展的國際新思潮，實行起來，自然事倍功半，亦難得民心。策略發展，自要社會力量配合，民眾歸心，發展才會持續、穩固。策發會是否司其職，公眾並不關心，但至少我們仍未就香港的發展藍圖進行開誠、深入的公眾辯論，錯失種種機遇，才是讓人婉惜。相信這亦是港人對策發會的最大期望。

比利時王室末路﹖


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長達24年的獨裁統治終於在1908年結束，因為比利時國會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不得不把國王私人領地變成正式殖民地，那時剛果已死掉一半人口。如此政績令利奧波德二世成為當時最不受歡迎的國王，被歐洲同行所不齒，甚至在他的喪禮中，群眾也向其屍體喝倒彩。

此後比利時王室威望持續不振，殺人王的兒子是一名種族主義者兼反猶分子，和希特拉關係藕斷絲連，二戰後被國人當作賣國賊，被迫下臺讓位。

不久比利時被迫放棄剩餘的所有非洲殖民地，一時間，似乎王室已走到盡頭。雖然比王至今在位，但形同虛設，永遠喪失政治能量。當年利奧波德以為開拓非洲是突破國家弱勢的奇招，想不到卻敲起家族的喪鐘，更被翻舊賬稱為世紀屠夫，天道輪迴，確是奇妙。

史上最得人心的侵略者


來自K隆星的宇宙侵略軍特殊先鋒部隊隊長Keroro及其隊員，在2004年登陸東京，今年成功在本港搶灘，掀起全城KeroKero熱，還帶挈鄭嘉穎獲得本年兒歌金曲金獎(兼最佳男主角)。片中頭戴太平洋戰爭中日軍「豬耳帽」的軍曹，據說是一頭進化了的外星青蛙，他跟戰鬥小隊來到藍星地球的任務，就是進行侵略。雖然在動漫世界，Keroro常因醉心於砌高達模型，以致侵略藍星總是失敗，但在現實世界，他卻徹底成功俘虜大量藍星人，Keroro嘜頭商品隨處可見，由食物遊戲電話鈴聲電器到汽車，應有盡有。

然而據說因軍曹侵略意識太過外露，令愛國有心人大為緊張，為了緊急捍衛本土，在各大論壇網站上呼籲抵制Keroro，以免軍國主義入侵云云。究竟這一代會否發現軍曹是日本皇軍的借屍還魂？

軍曹日出禁旗


Keroro軍曹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再三復辟的代言人，除了因為其頭戴日本皇軍軍帽、以及帽上的日本陸軍紅星徽號累事，還有一項非常惹火的象徵，就是在卡通片頭加插的激似日本海軍軍艦旗「日出旗」的圖像。根據大陸民族主義憤青又一據點《日寇志》「揭露」，「日出旗」於1898年11月3日正式被日本使用，依照海軍軍艦的旗章標準，旗上一共有16度光芒，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圖騰。假如沒有了軍曹而在中國懸掛這幅旗，後果不堪設想；就是掩蓋旗面的不是軍曹而是趙薇，也要面對撥糞禮。為甚麼Keroro做到的，趙薇做不到﹖

民主黨「大勝」的背後： 利伯曼和查費爾的故事


美國中期選舉過後，鷹派圖騰拉姆斯菲爾德終於下台，各國形容為「美國變天」，一廂情願寄望「後布殊」時代到來，也一廂情願寄望民主黨兩年後贏得總統大選。不過，當我們閱讀民主黨「大勝」，當發現這結果無疑是美國兩黨鐘擺效應的顯示、反映選民求變，卻不代表布殊這些年來大力推廣的新保守主義不受歡迎，反而可能加速民主黨「新保守化」。

戈爾前副總統拍檔退黨當選

其中一個具啟發性的例子是康涅迪格州參議員選舉。筆者當年留學身處該東岸州份，多少明白當地居民視民主黨人利伯曼(JoeLieberman)為萬年領袖，就像甘迺迪家族在麻省的地位無可動搖。利伯曼1989年開始當選參議員，2000年獲戈爾選為副總統拍檔，成為第一位競選副總統的猶太人，搶去不少傳統支持共和黨的猶太票。

近年他的立場和共和黨愈走愈近，包括投票支持耶魯同窗布殊攻打伊拉克，以及認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道德和市場立場，更不用說身為猶太人要挺以色列到底，雖然依舊對環保一類共和黨忽略的議題窮追猛打，但已被視為布殊隱形盟友，因此在今年康州民主黨初選被當作叛徒，失去黨提名資格。此後他退黨以獨立身份參選，擊敗兩大黨候選人連任，其中共和黨候選人只有10%選票，反映傳統共和黨支持者都改投利伯曼，共和黨重量級大老包括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新保守主義精神教父布克萊等群起支持他，不少民主黨人也不介意他的叛離和新保守傾向———只要他不是共和黨員就好。

羅德島「 共皮民心」參議員連任失敗

另一標誌性選舉出現在另一東岸重鎮羅德島。該州現任參議員共和黨的查菲(LincolnChafee)屬黨內自由派，貧苦出身，支持由墮胎到平權政策的非新保守教條，被視為「共皮民心」。這次他連任失敗，被民主黨保守派挑戰者懷特豪斯(SheldonWhitehouse)取代，後者初選時面對走激進民粹反戰路線的對手希勒(CarlSheeler)，已顯示其右傾的一面。如此結果，反映選民並不真正在乎候選人的具體傾向，只相信共和黨當權已久，是時候推倒重來，否則就造就長期霸權。難怪查菲敗選後表示考慮退出共和黨，更聲稱民主黨得勝是「好事」。

不少民主黨智庫近年鼓吹檢討策略，提議傚法共和黨爭奪宗教道德高地，因為民主黨原來就代表耶教正統，而新保守主義已成為美國國教，只能向右走才能和對手一較高下。事實上，民主黨掌控兩院可以是一大危機，因他們為了維持並不充裕的優勢，很可能被黨內右派牽着走；反而要是保持在野身份，就沒有這樣的包袱。到了2008年，很可能兩黨的官方路線會出奇地相似，屆時選民對共和黨的厭惡業已消減，民主黨要是還沒有發展出獨特的意識形態，無論是誰當選總統，都不見得會走和布殊截然不同的路。

Keroro符號學


早在1902年，剛滿周歲的日本天皇裕仁坐在嬰兒車上舉起日出旗，被拍下經典名照，「中國人民感情」就不斷被這面邪旗傷害﹔裕仁的昭和時代，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肆意擴張的年代。日出旗今天以Keroro面目捲土重來﹐自然具有重大符號學(Semiotics)意義。

符號學最著名的學者當是法國的羅蘭巴特，相信一切符號都有深層含義，像納粹的反十字邪惡符號Swastika，其實和東方古老文明大有聯繫。

假如新納粹分子傚法軍曹的智慧，製造Q版反十字牌朱古力，英法等國必定大為震動，起碼不會鴉雀無聲。難得中韓等國容許軍曹登堂入室，可見符號學這門學問還是西方學院的玩意，華人社會的反應還是遲鈍了半世紀，即使是看《達文西密碼》，也不會對符號產生任何興趣，誠屬可哀。

後現代軍曹


Keroro軍曹另一絕招，就是參考《功夫》或《舊年暑期搞乜鬼》一類手法，專門是將一些過往日本和外國的經典鏡頭及情節，重新以搞笑動畫版本作出非線性出現，是為所謂「惡搞」。

例如軍曹在練習足球時會說「足球是我們的好朋友」、Tamama會變成「超級撒亞人」、Keroro又會拿出「竹蜻蜓」狀叮噹道具，放肆得比周星馳將元華變成楊過、火雲邪神變成奸人更徹底。

這些重新組合經典場面的作風，可以算是後現代主義的非解構、重構公式之一，相當像文學大師李歐梵筆下的新香港文化精神，儘管據說周星馳對被稱為「後現代解構大師」抗拒非常。

正是如此後現代，軍曹的軍國主義色彩才不甚了了，可見這些文化批判理論並非單是紙上談兵，而是有實用價值的。

「安倍軍曹」新生代


Keroro的軍階為軍曹，是二戰日本投降前陸軍的軍階。今日軍曹藏身於大眾文化，又意味些甚麼?

近年日本右翼開始更積極地鼓動民意，宣傳當年發動「大東亞聖戰」是為了「解放被西方奴役的亞洲人民」，與伊拉克戰爭同樣神聖，藉此重新激發民族情緒，政府則以「回應民意」突破戰後向國際社會作出的安全承諾。文化堡壘不曾失守，正是日本政府、右翼政客以及保守派知識分子多年的堅持，而軍曹的面世，遠比甚麼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更能捍衛軍國主義精神。

今年安倍晉三當選第90任日本首相，成為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日本領袖，他這一代眼中的軍國主義已經幻化為日常生活的可愛軍曹，再沒有親歷其境的原罪。如何面對「安倍軍曹」新生代，相信會令習慣硬橋硬馬批日的憤青大傷腦筋。

荷蘭孌童新政黨


剛進行的荷蘭國會大選原來毫無特別，直到今年5月31日忽然冒出一個新政黨。這政黨名為「兄弟之愛、自由與多元黨」(NVD)，黨內高層都有特殊性傾向，特別喜愛和幼童發生性行為，例如黨司庫貝治就曾在20年前因為性侵犯11歲男童罪成。

雖然荷蘭的法律已相當包容，阿姆斯特丹也是馳名大麻天堂，但這批名副其實的同志認為禁止和兒童發生性行為的法律，還是有違「真正」自由精神，所以決定破天荒站出來組黨，爭取「多元」權益。

面對如此騎呢偏鋒的政黨，連出名包容的荷蘭選民也受不了，雖然法律不能直接對之取締，但政黨還是連五百個支持者的簽名也弄不全，所以不符參選資格。然而由它引起的連串對人權自由的辯論受到全球廣泛注視，爭議才剛剛開始。

孌童癖合法化﹖


荷蘭對紅燈區管理寬鬆，淫業興旺，近年更和泰國「齊名」為東西兩大孌童性地。直到10年前，荷蘭出了一名孌童殺人狂，荷蘭人才對孌童癖者另眼相看。

今天這個新孌童政黨最開宗明義的政綱，自然就是要求兒童性交合法化，也就是將合法性交年齡降低至12歲，准許合法藏有兒童裸照，容許任何人隨意在公眾地方裸體，並最終取締孌童罪。

黨高層當然不承認這些訴求是(完全)為自己的品味度身定造，聲稱不過是「為兒童著想」，相信一刀切的合法性交年齡「剝奪了早熟的兒童享受性愛的權利」，只會令兒童對性更好奇，造成更多社會不安。從年前米高積遜的案例可見，不少對兒童有特殊喜好的當事人都自認在「幫助」兒童、根本沒有害人，孌童黨正是同一產品。

人獸交合法化﹖


荷蘭孌童政黨為證明黨名「兄弟之愛、自由與多元」並非擺擺樣子，也順道為其他同志爭取權益，包括要求人獸交合法化，「不過不得虐待動物」。這明顯並非為選票而提，而是在嘗試建構放諸四海皆準的新性愛觀。它唯一沒有觸及的性禁忌就剩下屍姦了。

其實荷蘭並非人獸交最繁盛的國家，因為這類感情一般源自農業大國︰農村男女有時實在沒有合適對象發泄，只能就地取材「寄情」於驢馬(較常見)或雞蛇(難度較高)。

美國有一個著名電視節目《Jerry Springer Show》，最愛找舊情人一類嘉賓或各種邊緣人上來「清談」，嘉賓每以當眾打架或脫衣裸體收場。記得主持曾帶了一堆來自美國南部的動物和嘉賓「探討新問題」，但尚不敢公開鼓吹人獸交合法化，可見荷蘭走得多麼前。

幼兒性教育﹖


荷蘭孌童黨另有一項相對具「建設性」的政綱，就是主張幼兒在幼稚園就要接受性教育。為了讓兒童得到更多觀摩經驗，除了降低合法性交年齡，也要各大電視台在早上兒童時段多播色情電影。

雖然主流輿論對此嚴詞痛斥，但上述政綱也是有「理論基礎」的，而且出處還相當著名。根據心理學之父佛洛伊德的學說，幾乎一切潛意識都是和廣義的性有關，由嬰兒要奶嘴到小學生夢見樓梯都是對性的渴求。他的不少弟子正是受不了如此「一切都是性」的演繹，才出走自立門戶。當然，大師沒有提倡幼兒性教育，但這個荷蘭「包容黨」卻在利用上述學說，解釋何以連幼兒也不能抽離於性。既然有理論撐腰，這樣的政綱就比紛紛參選的脫星去得更盡，無論是否有來者，都可算前無古人。

富圖恩的荷蘭寓言


荷蘭出現孌童政黨看似無厘頭，但其實和荷蘭近年一股政治奇風有關。數百年來，荷蘭政局一直相對平和，直到數年前冒起一位別樹一幟的政治明星富圖恩(Pim Fortuyn)，才吹皺一池春水。

此人原是大學教授，口才極了得，也是公開的男同性戀者，後來離開學院，以反移民、反伊斯蘭等極右政綱從政，在2002年獨自成立新政黨，在地方議會選舉爆冷大獲全勝，卻在競選國會議席時被暗殺，成為荷蘭數百年來首名被暗殺的政客。

這案例可說深具寓言性︰何以以包容著稱的荷蘭人會如此支持一名極右分子﹖這和他的同性戀身份有否關係﹖為何暗殺他的荷蘭人又不對他包容﹖富圖恩死後，荷蘭人對自由的極限、包容的底線，開始出現了全新反思，孌童政黨不過是順應上述哲學思辯而起罷了。

種族主義=非常性經﹖


有不少鼓吹絕對自由的團體，以捍衛憲法賦予的權利為名，專門反對「政治不正確」的概念，希望所有人都有資格發聲，哪怕言論是何等過份。在他們看來，無論是3K黨也好、孌童黨也好，都不過在行使公民權利﹔無論社會對孌童癖多麼反感，也不應取締這批人的言論空間，正如不應取締新納粹主義的黨報一樣。

於是一批有趣的同盟開始成型︰極端種族主義者和性喜好獨特的自由主義者原屬光譜兩極，但言論都被主流打壓，唯有逐漸以捍衛言論自由為名走在一起。久而久之，物以類聚，不少性傾向受壓迫的人開始信奉種族主義，不少種族主義者也培養出另類性傾向。據說，荷蘭的極右天王富圖恩死前也曾與妙齡少年發生性行為。甚麼是自由、甚麼是多元，其實是循環論證，哪裡有單一答案﹖

域多利的風雲歲月


　　印象中對監獄沒有多大的好感或好奇，想起的意境大概還是《監獄風雲》內所說的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規條、紀律和監察的封閉系統，在裏面的人，如果不是懲罰的執行者、指令的行使者，便是正接受現代社會文明懲罰的犯人。想起域多利監獄最後的任務，原來是準備收押反對世貿會議的示威人士，彷彿都是一些整治社會秩序的工作。

　　香港的中西區夾雜着很多東西，好多層次，包括最殖民地的東西，最神秘的東西，英國人的管治正是由這裏開始向外延伸。

　　一八四一年之後，監獄、警署、法院陸續出現，更慢慢建造出一個代表英國管治勢力的小王國。而當英國人在香港建成首間監獄後，就將監獄外的街道命名為奧卑利街；無論監獄位置與街名，都仿傚倫敦奧卑利街的古老監獄，這正正反映了英國對殖民地的管治態度。

　　在殖民政府管治的時代，階級觀念極濃，即使是監獄的職員，也會因不同種族而有懸殊的地位；其中英籍職員地位最優越，其次為葡籍、印巴籍，最後是華籍。而由於當時華籍職員普遍出身草根階層，加上不諳英語，通常在獄中做雜役工作。另外，犯人待遇亦有參差，外籍犯人囚室一般比華籍犯人囚室大四、五倍。而且，華人囚室內只有一張草蓆，外籍犯人囚室則有吊床，據從前看守過域多利監獄的職員證實，這情況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

一幕真正的《監獄風雲》

　　香港懲教史上，發生過一幕真正的監獄風雲：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的赤柱監獄暴動。據當時報道，暴動起因是囚犯對膳食不滿意，但大家都知道監獄內有不少黑暗勢力，而暴動之後，監獄署對囚犯大肆整治，訂立新規則，並開始用新方法管理。退休懲教署職員李兆安形容：「我地好做好多……（以前） 佢哋（犯人）仲有講少少佢哋例，七十年代我哋講我哋例……犯人都知道制度……暴動影響到成個監獄署好大步！」

列法定古蹟

　　域多利監獄內共有六個監倉，最古老的是四倉，監倉內的牆壁，仍然保留十九世紀的照明系統—油燈座；此外，無論是拱形天花、鐵窗和木門都顯露出英國建築的精細技術。而建於二十世紀初的五倉，囚室設計像船倉般兩邊並排，中間樓梯可直通三樓，這都成為日後荔枝角、赤柱監倉的設計藍本。其實域多利監獄大小角落，都積累著歷史，隱藏着一段又一段香港故事。

　　一九九五年，政府將域多利監獄、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整個建築群，一共二十七幢建築物，全部列為法定古蹟，域多利監獄內大部分建築被保留。建築師羅慶鴻認為：「一個文物建築將來點用，要尊重佢嘅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同社會價值……作為政府，要更加認真去睇呢個建築物……發掘佢真正價值出嚟！」

　　一個面向國際的城市應該有她「平實」但「獨特」的風格，其政治、商業、文化都可以是一個整合。要學習的或許是如何透過這地方的建築層次與秩序、古蹟的保育等政策，來展示這個地方的文化質素和水平，使這個城巿更有吸引力。

　　楊倩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沈旭暉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五集《域多利的風雲歲月》，與觀眾細味域多利監獄的歷史點滴，節目將於明日（十二月三日）晚上七時半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

輻射特工案的結構性前瞻


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年科被神秘毒殺，由於涉及輻射，已被看成大殺傷武器擴散的微型恐怖行為。調查幕後黑手一如估領袖遊戲，屬新君王們的專利，但我們從中不妨預測一個結構性現象，就是涉及特工的政治暗殺會否愈來愈多。

特工缺乏復員制度

9/11 後，美國重新認可特工「維護安全」的行為，大力加強國土安全部的行政裝備，以往屬於聯邦密探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得到全新支援，進入事業高峰。不少資深特工表面上離開政府，其實是轉道私人機構，例如伊拉克戰爭催生的新興行業「承包商」，讓不少華府友人以私人方式管理伊拉克，內裏自然包括職業特工隊。歐洲各國配合反恐，也普遍縱容特工勢力膨脹。到了今年，反恐需要被調低，連英美都也釀調整政策，國會很可能縮小相關開支，人已在江湖的特工面對失業困境，究竟如何自處？除了自我增值轉型，他們最大的出路就是（降價）搜尋新客戶、特別是各國以外的新客戶，例如黑市大亨、秘密幫派和老實商人，因為這起碼少了叛國的麻煩。

評論員和媒體習慣一切以小見大、無限上綱，其實不少政治趨勢源自非常微觀的切身問題，例如官僚結構如何保障自身利益而影響國際關係，就是美國學者近年發掘的新興趣。冷戰結束後，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大批特工流落街頭，種族隔離後的南非又淘汰了一堆過剩專才，他們除了靠販賣回憶錄度日，就是改投「明主」，於是九十年代恐怖主義全速發展，也復興了僱傭兵這行業。

出兵科威特自辯的「結構性理據」

剛被判死刑的薩達姆庭上自辯時，相當耐心地向法官解釋：要是伊拉克不入侵科威特，兩伊戰爭期間入伍的新兵就無所事事，復員又沒有合適工作， 「唯有」通過戰爭解決問題：由於西方當年支持他抗衡伊朗，卻沒有顧及善後，也有他們的結構性責任。當然，各方視之為強詞奪理，但這也反映了不少大趨勢都不一定源自無可無不可的野心，正如蘇聯撤出阿富汗後，西方支持的「聖戰士」在想何去何從，不少人其實想回家，但是英美支援反蘇的資金並沒有包含復員金，於是拉登得到最後勝利，將他們收編成蓋達，也為前線戰士解決了生計，和更重要的身分問題。

由此可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剩餘戰士，以及英美的過氣特務，都有社會經濟層面的共性，結果前者加入的是恐怖市場，後者則加入非國家特務市場。後9/11 特務為顯示反恐時代學得的新技術，來淘汰冷戰遺下的前輩，自然要使用種種奇幻戲劇性做案方法來吸引買家。年前黎巴嫩大亨總理哈里尼被謀殺，就涉及高科技軍隊式炸彈爆破，當時評論就懷疑是某國軍隊所為。「似可敵國」對經手特工來說，是最具宣傳效用的CV，正如這次毒殺俄國特工的高手也被懷疑是政府外腦，百倍身價同樣可期，類似好戲只怕陸續有來。

溥儀復辟現代版


我們熟悉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曾兩次復辟，一次來自辮子軍閥張勳，一次來自日本關東軍，都是依靠人家的武力。

兩次復辟之間，他已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紫禁城，當時馮軍語帶嘲諷地對他說︰如今恭喜你享有中國公民的權利，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回來競選總統吧。溥儀被「明串」而又做不到的，當代保加利亞廢王卻奇跡般做到，成為史上第一位成功靠真正一人一票「復辟」、而又願意「屈就」擔任共和國總理的國王。

此人名叫西蒙二世，1943年六歲登基，3年後王朝被共黨推翻，一直流亡海外，直到2001年居然當選保加利亞總理，去年雖然被選民轟下台，但還是被邀請擔任執政聯盟的虛君。這種民主復辟模型，可算21世紀一大發明，也許愛新覺羅家族值得再三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