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 “獨裁的困難”及“三個烏托邦”

以上談的都是民主的困難，而獨裁也有它的困難。獨裁的困難乍一看有兩方面。其一是代表性——獨裁是以一人代表全體，相比之下（間接）民主是以少數人（議員）的利益代表全體。但能否代表得好，關鍵其實不在於代表的人數多少，而在於代表者的利益與全體利益是否密切相關。像房東雖然是以一人代表多個租客的利益去選擇如何使用房子裏的公共空間，但他的收入直接來自於租客，還承受著外面其它房子的競爭壓力，為租客的利益著想就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著想，恐怕比起租客選舉幾個人出來組成的委員會更能從整體大局出發去進行公共選擇吧。

獨裁的另一個困難是武斷性。這兩個困難其實可以歸為一個困難，那就是獨裁者可能不夠明智。獨裁者如果明智，他會深知自己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密切相關。

尤其是“家天下”式的獨裁。正如整個房子（當然也就包括房子內對租客而言是公共空間的部分）的產權清楚地界定給房東時的情況那樣，當整個國家的產權清楚地界定給了獨裁者，對具體的使用者來說存在著公共空間，對獨裁者而言卻都是他的私有財產，明智的獨裁者沒有理由不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顧全大局、追求全體利益的最大化。而明智的獨裁者也會深知自己受信息費用的約束，因此會致力於任用賢與能作為他的耳與目，盡可能地降低武斷決策的盲目性。是的，完美的獨裁者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明智。因為明智的人決不會殘暴——殘暴對他的利益沒有好處——，但糊塗的仁慈卻會導致好心辦壞事。像李後主、宋徽宗那樣的君主或皇帝，其實他們的能力與性格都絕非殘暴或昏庸，只是適合的是當藝術家。事實上，自古以來，無論東西方，都認為最理想的政治是明君賢主（東方）或哲學王（西方）——而不是道德楷模——的獨裁。

於是獨裁的真正困難其實是如果獨裁者不明智，理論上權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上，難以將之擺脫。宮廷政變、揭竿起義或多或少都會帶來流血的代價，但交易費用是否一定就高於現代西方國家兩三年舉行一次議會選舉、四五年舉行一次最高領導人選舉、還有各個層面上的地方選舉耗費在拉票競選上的成本（而且從趨勢看是一次比一次更大），則很難說。我個人認為宮廷政變的交易費用最低，因為牽涉面窄得多，一般而言頻率也比定期選舉要低。起義會導致牽涉甚廣的戰爭，交易費用應該是最高的。但大家也別只盯著屬於發達國家的那些民主國家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它們的政局動蕩、乃至戰事頻仍並非罕見。

與這個困難其實是同一性質、但表現不同的是，如何選擇明智的繼承人。子承父業的規則有其清楚界定產權、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鬥爭的交易費用的重大好處，這解釋了為何古代社會都采用它。但以血統來界定繼承的產權雖然有清楚的好處，卻無法保證明智也能夠遺傳。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離百分之百可靠差得很遠。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家族企業的傳承也面臨同樣的困難。

我曾看過一個日本人將中國的《貞觀政要》翻譯成日文出版，他為該日文版寫的前言發人深省。他說，有人會感到疑惑，現代社會已經是民主社會，這種古代封建皇朝關於帝王術的書籍還有閱讀學習的價值嗎？他的回答是：其實這種書籍在現代比在古代更有價值！因為古代只有做皇帝的人才有需要看這書，現在卻是每一家企業的老板在他的企業之內就是一個小皇帝，就都有必要掌握這種帝王術。顯然，此人把獨裁的含義掌握得很到位，也深諳明智的獨裁是最好的，但困難正在於如何做到明智。向古代名君學習是一種辦法。可惜如前所述，學習（教育）並不能確保人一定能變得明智。

至於阿克頓爵士那句“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敗”經常被人用於批判獨裁，卻是經不起推敲的。什麽是“權力”？是指私有產權嗎？“絕對的權力”又是什麽？是指得到清楚界定的私有產權嗎？應該不是，應該是指毫無約束的權利界定（例如擁有關於蘋果的絕對產權，於是可以用蘋果去砸人家的頭）。但這跟“腐敗”有什麽關系？他說的“腐敗”可能是指侵犯了其他人的產權（例如被蘋果砸了頭的人的生命權）。但結合對上述明智獨裁的分析，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更像是指一個人高高在上慣了，容易變得剛愎自用，也就是變得不明智。但一個人不明智跟他是不是長時間掌握龐大權力並無必然聯系，反倒是因為以往不斷地證明他的決策是正確的，他就容易形成“我認為是對的就是對的”的想法，這種自信一旦過了頭就會成了自負。但是從歷史上來看，暴君可不並是因為長時間執政才腐化而成的。有名君之稱的康熙在位60年，有暴君之稱的隋煬帝在位卻不過14年。所以，不是權力使人腐敗，而是愚蠢的人有了權力搞起破壞來能造成巨大的傷害。也不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敗，而是絕對的權力如果落在愚蠢的人手上，要以交易費用較高的革命起義的方式來阻止他。


三個烏托邦


傳統經濟學證明了，一個全知全能、大公無私的獨裁者按人們的偏好狀況和生產能力來安排生產與消費，與市場之中各人按價格的指引來進行生產與消費，結果是一樣的，都達到帕累托最優。傳統經濟學的問題，是它意識到這要求獨裁者是完全明智的（知道所有信息，且明白社會的整體利益就是他的個人利益），但它沒意識到這也要求使用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這裏我要補加前面說過的一點，如果使用直接民主，且任何事項都是全票通過，則結果也會跟前面完全明智的獨裁、交易費用為零的市場是一樣的，同樣達到帕累托最優。因為既然是直接民主，所有人都參與了決策，又是全票通過，必定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利益。

前面說過，市場、獨裁、民主是三種選擇的方式。對應這三種方式，分別有三個烏托邦：交易費用為零的市場，完全明智的獨裁者，所有事項都全票通過的直接民主。說它們是烏托邦，是因為從結果上說它們都能達到帕累托最優，但從現實上看它們都不可能實現。

使用市場不可能沒有交易費用，使用市場的交易費用相對於所能獲得的利益而言太高時市場就不會出現。公共空間的產權要界定本來就不容易，雖然前面提到過理論上可以用股份的方式來界定並分配出去，可是如果涉及的人太多——就算是一個小區的業主也多達數百上千，更不要說一個國家的合資格選民的人數了——，交易談判的費用就會很高。因為信息費用（交易費用的一種）的存在，沒有獨裁者能完全明智。同樣因為信息費用的存在，要一個社會上的所有人對所有事務都有深入了解而知道該怎麽為自己的利益投票是不可能的。而跟所有人談判並修改方案至所有人都滿意、因此投票時大家都投贊成票所需的費用不會比談判達成市場交易的費用更低。也就是說，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有市場、獨裁、民主這三種不同的選擇方式，也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相應的三個烏托邦都不可能實現！


最後的總結：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困難的領域，不是因為要使用的理論與前面所學有什麽不同，而是人們需要竭力擺脫意識形態等主觀感情對客觀分析的幹擾——現在的人們大多都不假思索地認定民主就是好、獨裁就是壞，完全無視自古以來人類絕大部分時代使用的政治體制或公共選擇的模式就是獨裁；也完全無視即使是現代，絕大部分時候人們都不是以頻頻投票來作出決策或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