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2文章

伊拉克危機承先？啟後？


美國夢繫策禦伊拉克，輿論鎖定這是布殊發揚其「先發制人論」的大手筆，甚或是16世紀葡西老帝國主義與19世紀英法殖民主義的變體，證明弱肉強食的國家達爾文論(StateDarwinism)還主導國際。其實這次危機雖然有殖民主義的共相，更有殊相，承帝國之先，卻啟了多極之後。

伊拉克原為鄂圖曼土耳其一省，在一戰後1920年，由國際聯盟贈予英國，1932年獨立，但其哈希米王室向被視為倫敦附庸，直至1958年被軍事政變推翻。若美國通過戰爭撒旦，扶植另一具哈希米傀儡，創造兩大夢幻結局，則確與舊帝國主義暗合：

英國當時挑選伊拉克和約旦為新保護國，目的不在擴大殖民版圖，只在發揚柏林─布達佩斯─巴格達「3B(Berlin-Budapest-Baghdad)通道」來建立「大西亞共榮圈」，制衡蘇俄。美國若在中東另闢後院，以「新阿富汗」、「新伊拉克」、「新伊朗」等為緩沖，則能外抗中俄西漸主義、內防沙特化身恐怖大寨，與大英中東政策一脈相承，是為夢幻戰略。

帝國主義新生代？

自從伊拉克在1927年發現石油，英國即放棄高壓殖民、甚至讓其表面獨立，來交換自身石油專利，其對鄰國波斯的半殖民政策，亦以「以主權換油權」概况。美國不叫好又不叫座地出兵伊拉克，同樣明顯受國內資源巨頭全力唆擺：近年中亞五國的天然氣油田大開發，好比20年代西亞淘油熱。石油企業希望「改造」阿伊諸國，讓資源自中亞而西亞出地中海，亦好比開鑿3B通道，是為夢幻經濟。

然而今夕何夕，變不在英美帝國本心，卻在伊拉克的本錢。哈希米王族只能靠自我防衛和合縱連橫兩大外交方略與帝國周旋，是以弱國無外交。薩達姆在美國出兵前後卻能挖出五根救命草：它們並非以傳統國家為單位，而是代表全球化時代的五極：

一、聯合國，代表國家極，作用是讓主權國家對美國討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替己行道壯舉，提出法理檢核；

二、阿拉伯聯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代表政府組織極，作用是以集腋成裘的政治、外交和經濟手段，對強權反施壓；三、國際

人權小組，代表非政府組織極，作用是通過人道主義綱領，干擾各國決策層；四、

卡塔爾海灣電視台，代表資訊極，作用是通過與西方資訊霸權對立的「反資訊黑客」，描繪伊國危城悲慘世界，影響各地民意；

五、蓋達，代表非常規恐怖極，作用是在上述常規基制失效時訴諸非常手段恐懾全球，玉石俱焚。

平面棋局到立體棋局

大英與伊拉克的互動，是兩個主權國互動，敲邊鼓貨色亦以主權國為主；戰場，是一塊平面棋局。布殊與薩達姆的互動，雖也是兩主權國的互動，但兩國綜合國力並非勝負唯一要素，影響局勢的關鍵全在上述五極，相連五極的以「團體身分─資訊收發─反應手段」三角關係為核心；戰場，已層層疊的進化為多維立體棋局。

在立體棋局中，除了國家極的聯合國勉強有其前身國聯可比，其餘各極都為上世紀初所無。像卡塔爾海灣一類媒體，從前只能化身主權國喉舌，現在卻自成獨立一極，甚至還剛宣布進軍北京。阿聯、OPEC、人權小組、蓋達等跨國組織，從前只是主權國的外圍成員或內部嘍囉，此刻卻金蟬脫殼，各成一家。薩達姆若充分利用全球化新貴，對靠舊帝國手段硬上弓的布殊施以反遊說、反宣傳、非常威嚇，當能迎來哈希米王族請不來的變數；美國的夢幻結局，何以成不了俾斯麥的夢魘？

問責大歷史斷層學


問責制傳說是劃時代傑作；近日所見，時代進退，誠因人而異。史家黃仁宇的上下間隔論，以大歷史評政府管理的不同檔次，似為這煮鶴一「劃」，提供焚琴註釋。

黃氏認為現代化一大目的，就是讓政府管治上傳下達。封建中國極盛時中有冗官、下有豪強，「國家不能按數目管理」，政府已是空中樓閣，空中大老已是白忙，最高指示已難直插基層。當滿清對士大夫失控、又取締連結上下的科舉，管治更全速崩潰。直至國民黨令高層政治現代化、共產黨把基層納入版圖，中式間隔才業告消亡。

香港無疑「按數目管理」；但責問了，層是否斷不了？

回看港英時代，政府利用殖民間隔素有心得。殖民學家建立公僕大縱隊，為人民「技術性」服務；由上而中一層，遂有奶便是娘。對下層群眾，英人則予以半愚民，軟硬兼施邊緣化政治意識，再通過中層菁英，讓經濟主導社會上向力。上中下構成一條辮式「不光榮聯盟」。

回歸前後，聯盟卻巧合地瓦解。民眾獲半民主、傳媒得濫自由，基層便不再受貴人掇弄；加之市局被殺，下情難達天聽，「普羅大眾」居然漸成孤立無援的利益身份。調和陰陽的公務員慢慢化成政治中立、利益不中立的團體，擁有團體自保意識：上有決策，下有策略性選擇。自此社會三教九流，都找不出各自心儀領袖，建造了全方位斷層的特區。

發揮問責彌補功能

其實問責制的間架性設計無疑有彌合管理間隔的盼望。董老希望不動中下層一兵一卒，只靠十一位同志，便令個體意識日深的中層公僕撥亂反正；靠同樣十一人指揮意識抽離的下屬，也能「在握」民情。

惜乎其斷層灌漿手術，只以馬基維利旁門為重。讓公務員意識流散、立法迫其薪酬調整「基層化」，靠的是換名精神領袖、發箋丹書鐵卷等輕度高壓，卻打不進中層靈魂。利誘市民為政府站台、營造社會向心力，靠的是公關伎倆、廣告口號等高度低壓，卻怕愚民難持久。

其實港英主宰香港百五年，最拿手行政吸納；港華政府消弭斷層，同樣能在問責基礎上雙重吸納。首先，與其迫公務員自覺，何如釜底抽薪，打散公務員的利益團體意識：從外界吸納高薪高人之餘，更廣泛推動中層公僕與外界私僕互通。公不公、僕不僕，政府由上而下不再單一依靠，公務員不再有劃一意識，上中男女便能再苟合。

對下層管理，政府則無妨大規模吸納基層民意代表，進入政府的弼馬溫入門品位。當普羅大眾雞犬升天，問責官員在偏聽公僕與兼聽師奶外，又有民意貼身選擇，鑄造由下而上的管理主軸，何樂不為？

歷代皇帝以為撤掉身邊近臣，全國脫胎換骨，卻不知塵世不因陛下善而善，亦不因陛下惡而惡。孤臣孽子去矣，董君孤家寡人不再；社會上中下層若因此欲斷難斷，家更孤、人更寡，卻掃興了。

同是反對黨香港不及德國


德國大選，右翼敗部復活，全球意識形態洪流涌回十年河西；香港在野黨卻一沉不醒，意識潺水溜走十年河東。港人漠然的大國選舉，卻是浮世啟示錄。

德國意識形態由寂靜而囂鬧，是由身為反對派的右派推動，其特色與歐洲各國小異大同：德將政治與經濟掛鈎

一、在野右派高舉新左右意識，處於攻勢；當權左派希望輕輕放下而不能，勉強迎戰，處於守勢。德國基民盟、法國勒龐、荷蘭富圖因，不約而同以祖國光榮麻痹選民，順道抨擊當權者離經叛道，令經濟一蹶不振；當權左派請不動民族主義祖宗，亦無復興經濟的經與道，只能無奈反右，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權頓時旁落。

二、諷刺史學激勵意識大戰。歐洲近年興起以古諷今熱，拿破侖、希特勒、阿登勒、奧倫治的威廉都登上大選頭條，以或正或反、或正然若反的形象登場，為選民一刀切清左右。

三、政黨合縱連橫空間，被議會設計杜絕。在使用比例代表制的德國國會選舉，得票少於5%的政黨連比例議席亦被充公；泱泱德東共黨，也僅靠地區選舉才保住議席。英、法、荷選舉設計，與脫星也能當選的意式選舉不同，都以反泡沫黨為原則。意識之爭一起，各國各黨都難有出人意表的新同盟，議會只能壁壘分明：當德國右派基民盟只能靠死黨自民黨、左派社民黨只能靠綠黨弟兄，混沌議會自然中分。

上述特色卻非德國獨有。論意識上綱，香港民主派歷來大上特上，樂此不疲，也算處於攻勢；論歷史元素，其人無疑身體力行「毋忘六四」；論議會空間，港式比例代表制也是泡沫剋星，「非意識形候選人」由李鵬飛至鍾懿芳，一慨折翼。然則何以香港反對派嘗膽多年，嘗不回意識陽春，反被邊緣化；歐洲反對黨臥薪十載，卻臥出江湖？「逢董必反」魔咒應歸因基本法先天不足，還是後天失調？

港德反對派相比，讀者當能發覺後者把意識形態與政綱掛鈎，前者卻讓二者脫鈎。基民盟固然祖國至上，但這觀點亦能同時投射於其鏡子政綱：例如認為經濟低迷是因為施羅德的反美福利政策「把阿登納建國以來的德國國際信用抵消殆盡」。右派方程裏，「意識抬頭」與「經濟危機」不是獨立函數，而是互助的從屬函數。香港反對黨政綱則有如中學習作，分「政治」「經濟」一十八點，卻說不清意識跟政綱的關係──因為根本沒有。政治和經濟成了獨立函數，「逢X必反」反智方程便有用武之地。

而且德國反對派的意識形態能與地區融合，香港的卻二者抽離。基民盟復興明顯有借歐洲右派勢頭、法荷奧諸國同志鼓勵，來證明右翼思想是濟世良藥，令守勢當權者只能以「保住歐洲左派最後橋頭堡」負隅頑抗。台灣民主化、極權印尼被金融風暴擊垮時，本港反對派卻不能令選民有四海一體感，能夠宏觀的地區性運動，便淪為微不足道的微觀搔癢。

港將政治與經濟獨立

雖然亞洲新專權主義有其市場，但亞洲各國地區政體與金融風暴復原速度的關係，始終是本港反對派的十二碼論據，不但能借外為鑒，更能合意識經濟兩大獨立函數而為一。這與歐洲一體辯論及德國經濟危機予基民盟可乘之機雷同；但德港反對黨反應，卻可見兩者之別。

毛主席說得對：反對黨「不是請客食飯」；張國榮唱得更對：特區不知「從那天起不辨別前後，從那天起竟調亂左右」。

印尼煉獄狼來了？


狼來了寓言，人皆耳熟能詳。被警告多遍的印尼恐怖襲擊並非晴天霹靂，有議員更批評政府因「狼來了效應」而反應遲鈍。然而，牧童在狼來時大驚失色，印尼野狼千呼萬喚始出來，布殊卻鬆一口氣：「瞧，這不是狼來了嗎？」──狼來了逆向版不是惡作劇，卻是導向式預言(dictatorialprophecy)的招狼笛，招得恐怖主義君臨全球。

布殊多次警告：蓋達擴散各地，回教國家是恐怖主義高危區。此所以印尼遠離中東漩渦，也被批為恐怖主義溫牀。在講求先發制人的年代，益顯布殊先見之明。但布殊的「先見」是預言，還是御旨？亨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被批評直接激化文明衝突，但其實只是Nostradamus式末日預言，能感染信徒去實踐末日，水晶球自身無甚法力。布殊卻法力無邊。

導向式預言

且看涉嫌策劃襲擊的印尼聖戰組織(IJ)，目標是建立地區霸權，成長利用了國內分離主義，地方色彩比回教色彩濃厚，原是半典型反政府運動。「回教聖戰」，不過德國基督民主黨「基督」那樣的空洞口號。

九一一後，美國為證明恐怖主義全球化，顧名思義定性出恐怖組織，回游在名單一枝獨秀，IJ自然榜上有名，自此彷彿不能自已。

一來印尼國內組織為自保，與IJ爭相分道，令其支持日漸意識淨化。二來印尼政府得美國援手打壓IJ，後者已無招安空間。三來無回教背景而偶有過激行動的組織(如排華團)多未被定性為恐怖，令IJ自覺被祭旗，溫和主義失勢，激進主義自然抬頭。四來美國同時發動「反恐金融戰」，凍結恐怖組織的外國存款，後者資金只有愈來愈黑，愈黑愈恐怖，愈恐怖愈「蓋達化」。

美國組織反恐聯盟時一呼百應，堆砌出一個人類運動，卻反為不美。結盟，少不了威迫利誘：威迫乃非友即敵的布殊主義，利誘乃列出各國的潛藏恐怖組織，共同對付。俄羅斯有車臣、中國有東突、印度有喀什米爾、印尼有IJ，紛紛加盟，可算毛式統一戰線。可惜在全球化時代，組織已有「反跨國統戰」實力：國家統戰是戰棋式二度空間聯盟，各自為政的組織自我整合，卻令全球格局在國家上下出現三度空間玩家。

美國打擊各種「蓋達」，只是逼他們化零為整。有激進傾向的組織不一定恐怖，但當生存空間大減，對手零和受惠，便只能連成一線，無奈地愛上殺手。布殊同時出兵阿富汗、威脅伊拉克、抨擊IJ、指摘巴拉圭毒梟銀行接手上述黑錢，爭取了四國政府。求仁得仁，四者卻自我反統戰了。

俄國極端民族主義狼走了 但狼一定會來嗎？

十年前，英美報章頭條不是拉丹和蓋達，而是一個叫日里諾夫斯基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夢中的「大俄羅斯」，比蓋達的「大中東」和IJ的「大東南亞」更誇張：除了重組蘇聯，甚至連東三省和阿拉斯加都要奪回。他主張使用的武器：能令敵人突然死亡的超時代聲波槍，比自殺式炸彈更恐怖。他沒有策劃恐怖活動，但言行之激烈，對恐怖手法之認同，已令其被多國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在後冷戰至九一一的歷史磨合期，英美認為泛斯拉夫主義是西方文明敵人，俄國一度是妖魔化對象，日氏政黨在大選曾有剎那光輝，曾是魔中之王。

時移勢易，日氏無蹤，俄國無狼。但如果當年台上的是布殊，他會否指控俄國支持各地反美活動，挑起反俄戰？會否逼蓋達認俄國為後台老闆？冷戰時，非洲政變、南美工潮、巴人襲以、美人遇害，帳都算在蘇聯頭上，蘇聯亦確實援助了不少顛覆組織。然而，孰因？孰果？柏陽諷刺歷代皇帝興大獄前，自會「有人謀反」，這與布殊先發制人的「智慧」，實在不謀而合。

羅文成社會凝聚圖騰


社會凝聚力研究小組召集人關信基說：董建華不能令特區凝聚。言猶在耳，董建華治下的草民歌王羅文病逝，迎來媒體久違的溫情及時雨，卻凝聚了香港。

這特區罕例，乃似曾相識。1999年7月，小約翰甘迺迪駕駛小型飛機失事身亡，萬千美國人悲慟，世人卻尋回美國；2002年3月，王太后含笑而歿，百萬臣民夾道相送，世人卻重見英國。他們與羅文一樣，在生時是無政策影響力的社交常客，何以死後漲價，成為凝聚社會的圖騰？鄔維庸認為民意不能追頒銀紫荊勳章，乍看酸冷俱全，其實大愚若智──畢竟領大紫荊銜的安子介死時也未如此凝聚過。

延續性符號學

政治學上，延續與變革在轉型社會必須並存，以求社會在向心地變、而非離心地變。當變革的是經濟命脈、政治生態、社會環境等實體，延續的便只能是包括先人在內的隱性符號（Continuity Semiotics）。

王太后的符號，是大不列顛的夕陽回憶。貴族社會、二次大戰、天佑我王、殖民帝國，塵封數十年的黑白片段，在她死時一併解封，英國新世代才知這叫延續。小甘英年早逝，但他的身份不是自己、而是甘家後人。甘迺迪喪禮的三歲小孩軍禮道別，成為經典畫面；連小孩也死了，冷戰、古巴危機、導彈競賽等紅色往事，驀然縈迴美國藍空。

香港沒有皇室大族，政壇一俗見底，社會名人便填補了延續真空。當同期巨星或退休或棄獎或下海，羅文卻為《壞情人》得不到十大金曲耿耿於懷，正如皇太后百歲高齡依然履行公職，我們才發覺他是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的含蓄唱《獅子山下》，亂中有序地見證香港延續三十年。社會凝聚中心不能過份凡人化，而需要尼采的「超人」。自從民主風行，政客的親民職業病日重，失諸有相，社會對超人的需求就愈大。而超人，是能創造的。

反襯虛君價值

二十年來，英國人都在陪太后倒數，愈數出現愈多美麗的謊言，愈以為她長生如彭祖。當傳媒猜測太后將在110歲抑或120歲戒酒，那已是大躍進的自欺語言，太后卻成為生命超人。小甘駕駛小型飛機失事，有多次冒險前科，全國政要明知生機渺茫，卻齊拍胸膛告訴國民小甘必不可死；這也是大躍進語言，小甘卻成為冒險超人。當全城共知羅文病重，其身旁好友卻天天嚷着文革式的永遠健康，羅文頓成意志超人。超人走了，便成為神話的圖騰。

上述三人有社會地位，但都不能左右時局，功能是虛君。但凝聚承平社會的不可能是局中人：因為虛君有反襯價值，白馬非馬；後者卻是社會正面玩家，烏鴉一般黑。

據說王太后代表「維多利亞價值」，小甘代表「嬰兒代價值」，羅文代表「獅子山價值」：它們都不是清晰的單一價值，而是反向建構、與現社會抗衡的反價值。王太后的責任感、小甘的好勝精神、羅文的上進心，放諸台上可能無甚可觀，但在台下卻能反襯台上少做少錯的顢頇。延續與超人正面凝聚了社會，虛君反其道而行，其神則一。

黃仁宇說，中國現代化就是要溝通上下層建制，好比寫「立」的中間兩點。凝聚香港何嘗不是？在上層創造小組把玩水蓋的人甚多，在下層晉身維園阿伯或蠱惑仔的更多。後者不屑前者的空中樓閣，前者漠視後者的草根野棘；但兩者都需要感受社會延續、聆聽超人神話、仰視反襯虛君。因此他們得悉羅文逝世都有所揪動，令羅文元神化作連絡上下的橫樑，與王太后、小甘方生方死，為利維坦的社會心臟帶來方死方生的一起一伏，教人恍然沒有銀紫荊的四周，原來更漂亮。

俄國恐怖歌劇夜大小恐怖匯流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有一句名言：恐怖主義的目的就令人恐怖。車臣游擊隊在俄羅斯歌劇院脅持人質，寒意四溢，但就邏輯而言，令人恐怖的是否就是恐怖主義？

美國的後911反恐對象原來是大楷的Terrorism，泛指與全球文明為敵的網絡式大恐怖主義。世紀延綿的車俄衝突裏，雙方一直使用策略性非常手段，則只屬小楷的terrorism。然而在今天，大小恐怖百川匯流，世界便恐怖絕倫。

高加索反俄戰小恐怖循環

是次襲擊，原來不過是高加索反俄戰的小插曲。在車臣人眼中，戰爭三百年來從未停止過，其中可分為三階段，各有各恐怖：

自從18世紀的俄國女沙皇凱撒林大帝以「希臘計劃」為擴張方針，以從回教帝國「光復」君士坦丁堡與雅典為神聖使命，必經之路的高加索南北各國便淪為獵物。強悍的車臣人成為高加索精神領袖，在反俄聖戰(1785-1791)與山嶽民族戰(1819-1859)令俄國疲於奔命，箇中手段便包括了被俄軍稱為野蠻行為的恐怖主義。車臣聖戰之父曼蘇爾(Mansour)身為異端回教領袖，也被俄人視為拉丹。戰後俄國乘機把車臣「恐怖分子」放逐到土耳其，被車臣人視為國家恐怖主義。恐怖循環，業已啟動。

「大恐怖聯合國」與「拉丹大戰略」

到了蘇聯成立前夕的20世紀，車臣與盟邦組成山嶽共和國，重施激進故技，爭取國際承認；蘇聯則泰山壓頂吞併之，並對車臣人九儒十丐嚴加看管，更於二戰時以納粹分子之名，將車臣人大舉流放至西伯利亞，是為第二次恐怖循環。及至蘇聯解體，車臣游擊隊死灰復燃，不斷以綁架勒索等恐怖手段爭取獨立，俄軍則以屠城回應，成為恐怖循環第三波。

血洗歌劇院成為國際劇目，卻是因為俄國把車臣歸類為大恐怖主義一環，並得到美國默認：事源911後的反恐盟國報名時，都一併報上心水恐怖名單，令聯盟成了21世紀的分贓和會。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曾有成立不諧世俗的小聯合國「豪言」，現在各國口中的反恐，就是反這樣一個共同使用恐怖主義的「大恐怖聯合國」。

車臣游擊隊在東南亞霎時恐怖之際突襲莫斯科，未令人信服大恐怖聯合國的存在，卻教人想起拉丹代言人發表的「大戰略(GrandStrategy)」。內容大意為：911的目的就是令美國歇斯底里，屆時全球回教徒被針對屬意料中事，後者便相信「西方亡我回教之心不死」，各自革命，取代各地世俗政權，組成穆罕默德大回教國，此所以襲擊紐約不是取其短期震撼，而是取其長期效應，希望以此為重建神國的催化劑。從今天大小恐怖匯流，可見白癡天才，確是一線之差。

美國義舉解讀

美國迅速提出「義助」俄國解決事件，更是戲中有戲，隱含三大信息：一是對超級大國俄國國力的暗諷；二是宣布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車游曾為中情局重點支持對象)；最重要的卻是表明了對全球恐怖活動──不分大小楷──都匹夫有責。

由此推之，恐怖主義的定義便逆邏輯而行，一切不按牌理出牌的組織便成為一條辮恐怖大縱隊。波哥大、墨西哥城等每日五宗謀殺案的都會，尼泊爾、秘魯等毛式游擊隊依然活躍的國度，早晚必受美國義助。然而印尼、俄國前車之鑒，美國義助之前，自身又何以自助？

歌劇院一幕，是又一頭狼來了。李天命說：誠實的人從狼來了得到不要說謊的教訓，聰明的人得到謊言不能重覆的教訓，頑愚的人得不到任何教訓。布殊與拉丹，分別是哪類人？

反恐震央由阿富汗波及巴西


各國大選向左走向右走是政治規律，規律起點，卻不一定不偏不倚。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上任後，對內適逢大蕭條，對外面對極右思潮及世界大戰，在破天荒的四屆總統任內頒布令市場導向小政府變成積極干預大政府的「新政(NewDeal)」，又教美國獨善其身自我孤立：這兩大左傾心法，令後人施政調整一切從左開始，是為美國政壇的「羅斯福重設(FDRReset)」。這就像電腦的re-set按鈕，按後的default就是羅斯福預設值。

左派草根領袖盧拉當選巴西總統，本來不過左右規律的南美投射，但美國一年來的反恐幅射，卻令南美一左再左，大有按下羅斯福鍵之勢。

向右走：巴西人的威權選擇

巴西大選對南美大陸有水晶球效應，除了因為其龍頭地位，更因為其國情保守，左派上台殊不尋常。民主化權威JuanLinz認為：巴西有相對單純的國際關系、穩定的軍人官僚機制，令國內精英先天傾右；森巴民族則有天主教保守傳統，又認同世家大族歷史優越，一直默許右派威權。所以巴西在王國覆亡後寡頭獨裁，人民不滿卻比鄰國弱。

巴西在80年代加入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舊威權嘗盡選票加冕，黑金步伐亦未凌亂，然而適逢國際金融大陽春，國民卻「右」得其樂，漸失分寸。1994年當選的新生代總統卡多佐雖然以克林頓、貝里雅一族「新左派」自居，但其無限依靠外資的市場政策卻開放得徹底，常獲美國公開「表揚」。

及至貨幣危機從阿根廷爆發，嬗變為金融風暴，質變為政治紅潮，南美選民一如港人，把生活水平下降歸咎於「外圍因素」，決心擊垮外圍的候選人，就只有盧拉形工會領袖。南美向左走格局雖然大勢所趨，但原來只屬全球化波動的整合陣痛。其蟬過左枝，就像東歐被經濟改革折騰後還是覺得共黨最好，都是鐘擺規律。

南美左轉弧度無限擴張，卻由美國的後911政策而起。布殊原來鍾情「蝴蝶外交」：以南北美洲為軀體，日本東盟和歐盟為左右兩翼，飛撲包圍中俄阿拉伯。締結反恐聯盟後，對手變身盟友，歐盟卻日趨自立，玉蝴蝶已宣告折翼。

向左走全球化的必然與反恐的偶然

唯一未折的正是南美殘部，美國既不視之為重點反恐嘍囉，又不容其討價還價，這時卻連東非厄立特里亞都為「美厄反恐合作」忙個不亦樂乎。年中委內瑞拉的未遂政變，由美國鼓勵地主推翻「人民英雄」韋莫斯不果，導因就是韋氏得不到美援，只有繼續「鋌而走險」接觸古巴、伊拉克等「邪惡世界」，因而被美國視為向恐怖大本營靠攏。南美失去華府注視與隨之需來的經濟投資，又得不到保償取代，只有以政治轉向發泄。

加上為針對蓋達富可敵國，布殊又發動一場「經濟反恐戰」來凍結一切與恐怖有染的資產，並勒令各國照辦。南美歷來卻是黑錢樂園，二戰後大量納粹戰犯換姓改名連同資金投胎巴西，甚至間接令南美發展重生，所以各國都不加正視。美國經濟反恐，水至清則無魚，卻令後院解救金融危機的「特別資源」一元不留，受害人不論真假一體鳴冤，以為是干涉主義又一新猷。毒梟、走私王，在南美政壇舉足輕重，以往又是中情局姑息對象，這時卻左轉不甘後人。南美經濟政治外交一概左傾，已不是規律，而是羅斯福式重設。

可見在地球村時代，經濟危機能由東亞蔓延拉美，反恐震央亦由阿富汗波及巴西，普天之下，莫非人土，四海一家，庶幾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