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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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30 pm
經濟第一併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序： 晚明啟示——經濟第一併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中國人的自信心越來越強了。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越來越強。不像二十多年前，在說四大發明的時候，人們都說“噓，別再自戀了，老躺在過去的光榮裏那可不利於發展喲！”
而如今，我們的成就感來了！成就感回來後，再去看歷史，忽然發現“呀！原來我們的祖先那麼牛！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會更好！”另一方面，如同許多或成名或有錢的人，往往會把自己的祖先也變成名人富人一樣，中國人開始尋求一種歷史的必然性——我的成名、我的富貴那是天定的！
似乎“富貴”之後，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晚明的歷史充分證明：經濟第一併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很可惜，在今天，“富貴天定”的觀念已經成為一些人的思維定式，認為解決了經濟問題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富貴氣質病
就在這種“富貴”的氣質中，有兩種現象開始出現。其一，有人愈發地狂妄，狂妄得成為我們過去痛恨的人。其二，有人反思:既然我們的祖先那麼牛，那為什麼後來衰落了呢？因此，便有人四處尋找造成衰落的原因。
就在這時，一些外國人恰逢其時地向中國人介紹說：哎呀，其實你們中國人一直很發達、很富裕呢。鴉片戰爭之前，你們的國民生產總值還是世界第一呢！比現在的世界第一強國還要強大。特別是明朝，你們是白銀帝國呀！全世界的白銀最少有三分之一都是你們中國的，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總計的財富都不如中國。
國內的一些學者也紛紛出來，向人們說：中國人曾經很富裕。這很像股市，熊市的時候炒股專家們集體噤聲，牛市鼎盛之時牛頭馬面一個個爭先涌現一樣。
其實，這有什麼意義呢？上述言論確實非常正確。然而，它卻無法掩蓋住一個事實：如此富裕、強大的一個帝國，即使當時整個歐洲聯合起來，都沒有中國富裕，也不如中國的軍事實力強大。但其結果呢？在一次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下，在幾個農民和落第秀才的鼓動下，明帝國被輕而易舉地打垮了。
如果不把這種病態的“富貴氣質”拿出來曬一曬，經常閱讀歷史的中國人難保不再次誤入歧途。我們中國人經常寫歷史、看歷史，但似乎這麼豐富的歷史資源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
晚明成為白銀帝國、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可炫耀的
晚明的白銀帝國現象，是一種虛假的繁榮。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大朝代，如兩漢、隋、唐、明、清，以經濟實力論皆居世界前列甚至第一。在農業社會，只要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下有一個智力中等的皇帝治理，像中國這樣土地尚算夠用的國家，興旺發達很正常。
中國在農耕社會，和平時間一長，人口自然就會急速上升。在明代之前，從整個世界範圍看，和平時期人口多，其國民生產總值自然就會高，兩漢、隋、唐、北宋、明、清就屬於這種情況。
相反，中歐在歷史上的相當長時間內，因為戰亂比較多，國家小，人口少，農業技術、科學技術、文化水準等較之中國又都不發達，自然會長期落後於中國。
但明朝相較其他朝代的特殊性在於：人口的擴張帶動了農業技術、農業工程水準大幅度的提高，而貧窮地區百姓經商、走私現象較為普遍，使得明朝後期經濟產生了高度泡沫化現象。
晚明敗亡的商人、官僚商人因素
商人勢力在晚明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儘管歷史上有過陶朱公、呂不韋等大商人影響國家甚至歷史進程的案例，但他們僅僅是作為個體存在，還沒有對中國整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到了中唐以後開始有了變化，特別是南宋，商人的勢力已經到了影響中國經濟的地步。元朝商人的地位同樣非常重要。到了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更是達到了新的高度。商人不但開始影響中國經濟，更是開始全面影響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
但是，儘管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非常喜人，卻對政權的穩定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基本由商人控制的晚明政權，使得傳統的民族大義、忠君愛國等思想缺失，從而讓崇禎皇帝怒道：居官有同貿易。
又如，朱元璋父子在明初創建的非常發達的救災體系（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救災方式在明代幾乎都能找到），到了明代中後期政府由於財政危機而無力救災，以至於要依靠海盜政商合一的鄭芝龍家族。
白銀帝國下的商人、商品經濟，沒有繼續向資本主義前進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因為商人作為那個時期新興的權力階層，時代給予它的時間太短了。在短時間內，沒有形成統一的商人思維，而商人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改變“暴發戶”的宿命，他們不但沒有促進國家的強大反而拆了國家的臺。於是導致了商品經濟越發達，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是明朝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同時，明代商人的上層，也是規模最大的商人集團，即官僚商人，他們在前述的破壞力中居主體地位，在明朝被推翻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卑劣至極。那種認為官僚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保國的說法十分幼稚。
明亡于什麼
與此相反，在白銀帝國下的下層民眾生活反而不如明代中前期。商品經濟是隨著明政權日漸衰落而發達起來的，最終，卻隨著明朝一起滅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晚明經濟的泡沫化，這种經濟的特點是：東部沿海地區高度發達，中西部內陸地區貧困落後。
東部沿海地區、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猖獗，中西部內陸地區鹽茶馬貿易始終處在國家的高度壟斷下，在權力階層享受既得利益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卻讓大部分民眾品嘗著悲苦。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集團，與倭寇、地方富商富戶、朝廷官員相勾結，致使倭寇百年難以被剿滅。許許多多的抗倭英雄，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入牢中，甚至有些二品大員都不得不以自殺進行抗爭，提督朱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消費嚴重畸形，以色情業為代表的娛樂業高度發達。說句難聽的話，明帝國中後期男妓女妓遍佈中華，就是在偏遠的內陸省份，村妓都在一定範圍內存在著。由此，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奢靡之風氾濫，加上商人勢力的推波助瀾，使得明朝終亡于享樂。
關於明帝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如此強大的情況下，為何突然在幾十年內崩潰了，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貨幣政策失敗論、與歐洲進行國際貿易戰失敗論、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失敗論，以及氣候導致災害頻仍論、瘟疫敗國論等。其實，明朝的敗亡，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上述原因，以及商人的負面作用、吏治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出現的結果。
明代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不在於經濟有多麼強大，而在於部分地區的經濟強大、部分人的富有，為何沒有轉化成全方位的強大和富有。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腳踏實地地探討其中的原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我們讀史的根本目的。
作者
2012年4月于“五無齋”
序： 晚明啟示——經濟第一併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中國人的自信心越來越強了。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越來越強。不像二十多年前，在說四大發明的時候，人們都說“噓，別再自戀了，老躺在過去的光榮裏那可不利於發展喲！”
而如今，我們的成就感來了！成就感回來後，再去看歷史，忽然發現“呀！原來我們的祖先那麼牛！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會更好！”另一方面，如同許多或成名或有錢的人，往往會把自己的祖先也變成名人富人一樣，中國人開始尋求一種歷史的必然性——我的成名、我的富貴那是天定的！
似乎“富貴”之後，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晚明的歷史充分證明：經濟第一併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很可惜，在今天，“富貴天定”的觀念已經成為一些人的思維定式，認為解決了經濟問題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富貴氣質病
就在這種“富貴”的氣質中，有兩種現象開始出現。其一，有人愈發地狂妄，狂妄得成為我們過去痛恨的人。其二，有人反思:既然我們的祖先那麼牛，那為什麼後來衰落了呢？因此，便有人四處尋找造成衰落的原因。
就在這時，一些外國人恰逢其時地向中國人介紹說：哎呀，其實你們中國人一直很發達、很富裕呢。鴉片戰爭之前，你們的國民生產總值還是世界第一呢！比現在的世界第一強國還要強大。特別是明朝，你們是白銀帝國呀！全世界的白銀最少有三分之一都是你們中國的，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總計的財富都不如中國。
國內的一些學者也紛紛出來，向人們說：中國人曾經很富裕。這很像股市，熊市的時候炒股專家們集體噤聲，牛市鼎盛之時牛頭馬面一個個爭先涌現一樣。
其實，這有什麼意義呢？上述言論確實非常正確。然而，它卻無法掩蓋住一個事實：如此富裕、強大的一個帝國，即使當時整個歐洲聯合起來，都沒有中國富裕，也不如中國的軍事實力強大。但其結果呢？在一次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下，在幾個農民和落第秀才的鼓動下，明帝國被輕而易舉地打垮了。
如果不把這種病態的“富貴氣質”拿出來曬一曬，經常閱讀歷史的中國人難保不再次誤入歧途。我們中國人經常寫歷史、看歷史，但似乎這麼豐富的歷史資源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
晚明成為白銀帝國、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可炫耀的
晚明的白銀帝國現象，是一種虛假的繁榮。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大朝代，如兩漢、隋、唐、明、清，以經濟實力論皆居世界前列甚至第一。在農業社會，只要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下有一個智力中等的皇帝治理，像中國這樣土地尚算夠用的國家，興旺發達很正常。
中國在農耕社會，和平時間一長，人口自然就會急速上升。在明代之前，從整個世界範圍看，和平時期人口多，其國民生產總值自然就會高，兩漢、隋、唐、北宋、明、清就屬於這種情況。
相反，中歐在歷史上的相當長時間內，因為戰亂比較多，國家小，人口少，農業技術、科學技術、文化水準等較之中國又都不發達，自然會長期落後於中國。
但明朝相較其他朝代的特殊性在於：人口的擴張帶動了農業技術、農業工程水準大幅度的提高，而貧窮地區百姓經商、走私現象較為普遍，使得明朝後期經濟產生了高度泡沫化現象。
晚明敗亡的商人、官僚商人因素
商人勢力在晚明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儘管歷史上有過陶朱公、呂不韋等大商人影響國家甚至歷史進程的案例，但他們僅僅是作為個體存在，還沒有對中國整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到了中唐以後開始有了變化，特別是南宋，商人的勢力已經到了影響中國經濟的地步。元朝商人的地位同樣非常重要。到了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更是達到了新的高度。商人不但開始影響中國經濟，更是開始全面影響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
但是，儘管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非常喜人，卻對政權的穩定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基本由商人控制的晚明政權，使得傳統的民族大義、忠君愛國等思想缺失，從而讓崇禎皇帝怒道：居官有同貿易。
又如，朱元璋父子在明初創建的非常發達的救災體系（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救災方式在明代幾乎都能找到），到了明代中後期政府由於財政危機而無力救災，以至於要依靠海盜政商合一的鄭芝龍家族。
白銀帝國下的商人、商品經濟，沒有繼續向資本主義前進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因為商人作為那個時期新興的權力階層，時代給予它的時間太短了。在短時間內，沒有形成統一的商人思維，而商人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改變“暴發戶”的宿命，他們不但沒有促進國家的強大反而拆了國家的臺。於是導致了商品經濟越發達，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是明朝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同時，明代商人的上層，也是規模最大的商人集團，即官僚商人，他們在前述的破壞力中居主體地位，在明朝被推翻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卑劣至極。那種認為官僚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保國的說法十分幼稚。
明亡于什麼
與此相反，在白銀帝國下的下層民眾生活反而不如明代中前期。商品經濟是隨著明政權日漸衰落而發達起來的，最終，卻隨著明朝一起滅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晚明經濟的泡沫化，這种經濟的特點是：東部沿海地區高度發達，中西部內陸地區貧困落後。
東部沿海地區、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猖獗，中西部內陸地區鹽茶馬貿易始終處在國家的高度壟斷下，在權力階層享受既得利益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卻讓大部分民眾品嘗著悲苦。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集團，與倭寇、地方富商富戶、朝廷官員相勾結，致使倭寇百年難以被剿滅。許許多多的抗倭英雄，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入牢中，甚至有些二品大員都不得不以自殺進行抗爭，提督朱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消費嚴重畸形，以色情業為代表的娛樂業高度發達。說句難聽的話，明帝國中後期男妓女妓遍佈中華，就是在偏遠的內陸省份，村妓都在一定範圍內存在著。由此，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奢靡之風氾濫，加上商人勢力的推波助瀾，使得明朝終亡于享樂。
關於明帝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如此強大的情況下，為何突然在幾十年內崩潰了，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貨幣政策失敗論、與歐洲進行國際貿易戰失敗論、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失敗論，以及氣候導致災害頻仍論、瘟疫敗國論等。其實，明朝的敗亡，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上述原因，以及商人的負面作用、吏治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出現的結果。
明代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不在於經濟有多麼強大，而在於部分地區的經濟強大、部分人的富有，為何沒有轉化成全方位的強大和富有。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腳踏實地地探討其中的原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我們讀史的根本目的。
作者
2012年4月于“五無齋”
Admin- Admin
- 文章數 : 15038
注冊日期 : 2009-07-11 -
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31 pm
白銀帝國的形成必須要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
白銀帝國的形成必須要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在需求方面，明帝國商業的發達，催生出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兩大商人勢力。在他們和傳統統治階層的共同享樂化消費傾向下，明朝中後期出現了全國性的享樂化消費，因此造成了對白銀的巨大需求，這便構成了前三章的主體內容。
第一、二章主要介紹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勢力的增長。因為明政府希望壟斷商業利益，這便使得一些政府行為的背後有了官僚商人的影子，例如王崇古、張四維等老晉商的崛起。
第四章則主要談及了貨幣供給以及白銀帝國的正式形成。明帝國並不承認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這便與民間的巨大需求產生了矛盾。因此，這就需要政府在經濟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上予以最終承認，這便使一條鞭法的出現成為必然。
經過四章的闡述，白銀帝國是如何形成的已經躍然紙上，讀者也將從中讀出筆者對白銀帝國的批評。在當今史學界，絕大部分專家學者都對白銀帝國持正面評價，只有少部分專家學者對其提出批評，而這部書的批評算得上是最系統、措詞最嚴厲的了。
因為，在筆者看來：白銀帝國形成後，全民性的享樂主義造成絕大部分白銀流入權力階層、走私集團和官僚商人集團的私囊中，明中央政府以及廣大中小商人和百姓其實並沒有多少白銀。明帝國一些行業的興盛，特別是娛樂業的興盛，所托起的階層則是上述集團及其幫閒者，與廣大百姓無關。明帝國亡于“白銀”是筆者寫作本書的主體思想。
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無論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都遠遠強於世界其他 國家。然而，晚明卻在最強大的時候滅亡了，人們應該驚訝，但又不應該驚訝。因為，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一切滅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其一，白銀帝國造成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奢靡，官員插手經濟領域，將官場變成商場，這一現象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唯一。
其二，白銀帝國造成中央沒錢，帝國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瘟疫、農民起義等問題時，沒有財力支援，朱元璋所創立的非常先進的救災體系，甚至整個荒政政策（包括救災體系、預防體系、災後救援）完全失效。
歷來對於明帝國衰亡的原因有許多種說法，其實，晚明敗亡的直接原因在於白銀帝國的光環掩蓋了諸多亂政問題，這些問題在第五章進行了重點分析。
第六章是在本書完成後，在各位師長、朋友、部分提前閱讀草稿的讀者的提醒下新增的章節。側重描述了商業與貿易方面的政策的出臺過程及權力鬥爭，以及對百姓的影響，但對於農業經濟中的權力鬥爭及影響涉及非常少。所以，倉促間補寫的第六章並沒有按照“評書體”去寫。
俗話說得好，“要致富先修路”，朱元璋自開國以來，便對交通問題極為重視。有的朋友認為：交通等基礎建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共識，沒有必要進行具體闡述。然而，在歷史上，這一點並非被許多人認可，例如非常著名的晚清洋務運動。洋務企業的產品之所以難以盈利，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交通問題。在這點上，晚清統治者比朱氏父子差得太遠了。
在尚未完成統一之時，朱元璋便對全國的道路系統、郵政快遞系統進行了全盤規劃。道路系統使得長途運輸、短程販賣成為可能，貨物也由小商品變成了大宗商品。郵政快遞系統無疑使資訊交流變得快捷，在保證邊關資訊傳送、政令傳達、民間書信往來的同時，更使得商人間的商業資訊交流有了長足進展。
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貿易和商人的迅速成長。然而，由於建國初，朱元璋希望最大化地保障軍事供給，因此，在各方面都加大了政府管控，商業也不例外。儘管實力有限，明初政府仍然對兩件最重要的商品，即茶葉和鹽的運輸、銷售地區和銷售價格作了統一調控。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商人的需要，卻沒有徹底解決走私問題，從而使得明代陸路走私極為猖獗。在這背後，隱藏著明政府妄圖壟斷商業利潤的企圖，而正是這種企圖使得走私問題伴隨了整個明朝歷史。
在陸路貿易發展的同時，明代的海路貿易也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到了明代後期，隨著葡萄牙在南美殖民地的白銀大量進入中國，中國的商品經濟初步發展起來。然而，隨著與北方最大的敵人蒙古修好，明帝國再次忽略了海路貿易。由此，中國喪失了一次成為海上貿易大國的絕佳機會。
第一章·帝國前奏
貓鼠遊戲中的走私與反走私
第一回明代九成的商業稅進了誰的口袋
明代四通八達的交通，使商品貿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例如，以北京為中心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它們分別是：京遼線（北京通州到遼寧瀋陽、開原）、保成線（河北保定到四川成都）、保桂線（河北保定到廣西桂林）、鄭昆線（河南鄭州到雲南昆明）、德廣線（山東德州到廣東廣州）、德福線（山東德州到福建福州），而以南京為中心同樣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
交通幹線將整個中國連在了一起，而水路交通的發展同樣不容小覷。自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便大力開河、修整河道，特別是對京杭大運河的利用更是被認為是歷代最充分的。在公路、水路交通大發展下，中國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然而，統治者希望借著專賣這一形式壟斷利益，由此便迫使各種走私現象大範圍出現。當朱元璋鐵腕父子相繼去世後，明代皇帝們面對走私更是手足無措，從而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在流失中，老晉商、徽商、粵商等相繼崛起。可它們的出現非但沒有使走私問題得到解決，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化。
因為歷史上投資渠道較少，諸如股票、期貨、重工業等投資方向都沒有，因此，鹽茶絲綢等商品走私便成為首選。可以說，明代發達的交通使它成為當時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同時，又埋下了日後落敗的隱患。成也交通，敗也交通！對於交通建設，朱元璋可謂是不遺餘力，還發生過一個為了修路而殺開國功臣的故事。
陸路交通四通八達
奢香修路
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金鑾殿上，朱元璋看著跪在地上的一個彝族女子。此女年紀不大，不到30歲，長得秀麗端莊，儒雅中透著一股倔強。她就是著名的彝族女首領奢香夫人。她14歲（1375年）嫁給貴州宣慰使靄翠為妻。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年）靄翠病逝，奢香代其幼子襲貴州省宣慰使職。
朱元璋看著她，笑道：“奢香夫人此來，難道就是為了告馬曄嗎？”
奢香夫人回道：“大明皇帝萬歲！臣自洪武十四年襲宣慰使以來，領兵協助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剿滅段氏及蒙元殘余，統一雲南。我族人願為萬歲效犬馬之勞，萬歲對我等也洪恩備至。萬不想都指揮使馬曄竟對我裸衣笞打。漢人有句話叫，士可殺不可辱，馬曄如此侮辱我，我等族人決不答應。我與宣慰同知劉淑貞皆為女子，似這等侮辱是問漢族女子該如何？”
朱元璋面帶殺機：“馬曄如此害我，我決不輕饒！”
奢香夫人聞聽，喜極而泣：“萬歲皇恩浩蕩！”
朱元璋聽罷，微微一笑：“奢香夫人，我一定為你做主，以‘開邊釁，擅辱命婦’的罪名捉拿他。但馬曄也是朝中大臣，今我抓他為你申冤，爾有何報之？”
奢香夫人聞聽，思考了很久，回答道：“萬歲自登基以來，廣開道路，以便世人通行。今我皇如此天恩，我必帶族人將貴州修得四通八達，與內地交通自此無礙。”
朱元璋聞聽霍然站起，朗聲笑道：“奢香夫人此舉于國有大功，休說一個馬曄，就是十個，我也殺得！”
事後，馬皇后又在禦花園款待奢香夫人。臨走前，奢香夫人又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絲織品、香料等賞賜。
一百多年後的某一天，有一位正值壯年的書生，走在茂密的山林中，踏著亂石與枯草，並且時不時地捂著屁股。此人身材高挑，用今天的尺子一量，大概得有一米八，瘦削的長方臉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兩腮深凹，兩條細長的眉毛顯得有些女性化，紅紅的薄薄的嘴唇包裹著兩排潔白的牙齒，高高的鼻樑上是一雙鳳眼，顯示出此人必是睿智之人。
此人一邊走，一邊說：“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說罷，長嘆一聲：“唉，想我已經七天沒刷牙（中國式牙膏牙刷產生於宋代）了！終於到了，這貴州龍場好難走呀！”
這位愛乾淨的人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後人稱為“心學”集大成者的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可是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最著名的大學子。今天，有許多人甚至認為，他是繼孔子之後的第二大哲學家。然而，如果沒有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叫奢香的女人，恐怕他從北京來貴州的路將更加難走。
奢香回到貴州後，便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後開闢了兩條驛道，打通了貴州通往雲南、四川、湖南的交通幹線。朱元璋為此大呼：“奢香歸附，勝得十萬雄兵！”。
奢香開闢的道路人們稱為“龍場九驛”，長達五百六十多公里。在當時，龍場九驛有兩條主幹路：一條由貴陽東北的水東經威寧到雲南昭通，另外一條由貴陽向北經修文到雲南西谷裏、西城關、大渡河、歸化再到畢節。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38歲的奢香夫人病逝，朱元璋派特使前往參加葬禮，加謚號為“大明順德夫人”。
由朱元璋對奢香夫人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對交通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有著深刻認識。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稱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的驛站，將南京公館改為“會同館”，在全國各地設立水馬驛站、郵局（遞運所）、快遞局（急遞鋪）。
第二年，他又頒詔，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稱為“驛”。每攻佔一個地方，朱元璋便要求工兵隊伍迅速修路修建驛站。這其中，既有軍事原因，更有對日後經濟建設的考慮。
明朝的道路寬十丈，每六十里設置一個驛站，供傳遞公文、信件的人和馬匹休息，甚至還經常派高級官員專門去修路，先後“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命普定侯陳桓往陜西修連雲棧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沿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在邊疆地區，朱元璋也進行了大規模的道路修建，例如，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立了大寧都司，在轄境內修了四條主要交通幹線，其中一條由北京豐臺途經順義驛、密雲驛、石匣驛（今密雲東北）、古北口、青松驛（今河北灤平），至興州中屯衛（今河北承德市西灤河）。
朱元璋之後的歷代皇帝都對交通非常重視。例如永樂皇帝不但繼續增加關內道路設施，對關外也非常重視。永樂七年（1409年）在黑龍江地區建立奴兒幹都司，修建驛站45處，在黑龍江、吉林地區共修建了六條主要交通幹線。
到了明代中後期，陸路交通已經極為發達。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北京為中心修建的六條交通幹線外，南京作為陪都，交通也非常發達。例如寧京線（由南京經徐州、濟寧、德州到北京）、寧太線（由南京經烽煙、蘇州、歸德、開封到太原）、寧西線（南京到西安）等。
北京和南京的交通幹線往往合併在一處，例如寧西線和保成線的交合。寧西線，由南京經開封、鄭州、陜州、華州到西安，保成線由河北保定經正定、邢臺、安陽、汲縣、泌陽、洛陽、三門峽、華縣、西安、岐山、寶雞、勉縣西老城、廣元、閬中縣東、三台到成都。
省會城市間直達的一級公路至少有兩條，省間的二級公路至少有四條。例如，北京到北直隸各府：A.經通州、三河、玉田、豐潤、永平府（今盧龍縣一帶）、山海關通關外；B.經良鄉、涿州、安肅（今河北徐水）、保定府、慶都、新樂（今新樂東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欒城、趙州（今趙縣）、內丘、順德府、沙河（今南和縣）、邯鄲入山西；C.經良鄉、涿州、新城（今新城縣東南）、任丘、河間府、獻縣、阜城、景州，至山東德州；D.經順德府、廣平府、肥鄉、大名，至山東觀縣、臨清。
交通發達之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由此帶動了城市發展。在各個交通幹線上興起了一大批交通中心城市，而這些城市因為商品、人員的增多，其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好。例如，天津、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廣州、西安、襄陽、重慶、成都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明帝國對於海南島的道路建設。明代整個海南島沒有開通主要交通幹線的地區不過二百里而已，這對於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來說著實不易。
在陸路交通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水路交通也逐漸發達起來。明政府對於京杭大運河的利用，被後世認為是利用得最好的，交通的發達極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加快了資金流動，為明代商業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封建社會利用得最好的大運河
倒楣的隋煬帝
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倒楣的一個帝王，他並非昏君。可不幸的是，他的姨父和姨兄弟們奪了他的江山。更不幸的是，他的姨表弟李世民卻是公認的明君，明君的對立面不是昏君又是什麼呢？其實，隋煬帝對於中國歷史有兩大貢獻：一是對抗北方民族取得了巨大勝利，二是為了溝通南北經濟修築了京杭大運河。他的問題是好大喜功，不注意百姓的承受力，造成了民不聊生，一直到今天隋煬帝還在被人咒罵，就如下面這段說唱所表現的。
手挑龍簾挂金鉤，有一位無道昏王要下揚州。這昏王，水路旱路他不走，在這平地挖了一道溝。河裏頭沒有水，這船兒沒有法兒走。文官拉縴他不用，武官拉縴他不準。傳下了聖旨：挑選黎民下了河溝。挑下了十五六歲的桃花女，十八九歲的大學究。男女對面拉一處啊。昏王就把這寶箭抽，箭射龍繩分了左右，姑娘小子兒摔了跟頭。男女對面摔一處啊，又是恨來又是羞。將船拉到了揚州去呀，昏王他臨死時變成了牛。這老牛老馬刀下死，大塊肉來它上了秤頭。
扒下了牛皮蒙大鼓，一挂挂在了鐘鼓樓。萬歲皇爺心歡喜，封他一個是定國的侯兒。剩下的骨頭沒有用處啊，賭博場裏色子投。仨一群倆一夥，圍著色盆內呢樂悠悠。這個叫三那個嚷六，三也不成六也不就。你咋這麼賤骨頭！
這個京東大鼓段子叫做《隋煬帝下揚州》。可以說，隋煬帝的過很大，但功也非常大，將他與桀紂放在一起，實在與歷史真實不符。之所以為其鳴冤，就在於他開鑿了大運河，使中國的水路交通為之大變，一千三四百年來對中國經濟發展起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水路交通不比陸路交通，它被大規模建造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水路交通受地形影響很大。因此，凡是水多的地方水路交通自然發達。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居功至偉。而整個封建社會，明朝對於京杭大運河的治理是最好的。
京杭大運河並非一次性修成。春秋吳王夫差于西元前486年開鑿邗溝（從今揚州市到淮安市），將長江和淮河貫通，戰國時期的梁惠成王于西元前360年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溝通黃河和濟水），魏惠王又于西元前360年開鑿了鴻溝（溝通了黃河和淮河）。
到了隋煬帝時期，京杭大運河開始被大規模地開鑿。隋大業元年（605年）朝廷動員了百萬民眾開鑿了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並且改造了邗溝和江南運河的諸多河道。大業三年（608年）又開鑿永濟渠，將運河連接到了今天的北京市宣武門、和平門一帶。自此，才有了京杭大運河一說，據說全長2400公里。
到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下令開鑿會通河（山東運河），起自東平，至臨清抵達禦河，全長二百五十多裏，建閘門31道，共用民工二百五十多萬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郭守敬的建議下，忽必烈再次動用二百八十多萬人，開鑿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長一百六十多裏。
這樣，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連接起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濟水六大水系。自此，京杭大運河被分為七段：北京到通州稱通惠河，長82公里；通州到天津稱北運河，長186公里；天津到山東臨清稱南運河，長400公里；臨清到山東棗莊市臺兒莊稱魯運河，長約500公里；臺兒莊到淮安稱中運河，長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稱裏運河，長約180公里；鎮江到杭州稱江南運河，長約330公里。
明代的大運河主要用於運糧，也促進了商業活動，大運河沿岸的城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運河的興衰影響著沿岸城市的命運。例如，淮安在古代無論是經濟、軍事、政治，還是文化都曾經非常發達，但隨著運河的衰落，淮安也失去了往日的興盛。
大運河不但對經濟非常重要，對國家安全同樣非常重要，每年從運河運往北方九邊、災區、國有糧庫、市面的糧食就在千萬石以上。如永樂十九年（1421年）為354萬石，宣德六年（1431年）為549萬石，正統元年（1436年）為450萬石……上述數字僅僅是稻米的數量，其他糧食，如粟米豆麥等尚未統計。
水路交通的發達，直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達。交通好了，人們就會願意外出進行商品交換，這樣，對於貨幣的需求就越來越大；交通的建設又帶動了房地產、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政府為此就要提高貨幣供應量，然而中國是貧銀國，大量的貨幣就需要借助海外貿易從外部引入。海外貿易引起大量貨幣的進入進出，不可能不被政府重視。因此，商業稅的徵收逐漸受到權力階層的關注。但是，明中央政府的商業稅收卻在整個稅收體系的比重一直不高。明代農業稅和鹽稅幾乎佔到80％以上，商業稅始終沒有佔據主要地位。明朝中後期的商業興隆是有目共睹的，按理說商業稅的比重應該比較高，但為什麼這麼低？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白銀帝國的形成必須要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在需求方面，明帝國商業的發達，催生出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兩大商人勢力。在他們和傳統統治階層的共同享樂化消費傾向下，明朝中後期出現了全國性的享樂化消費，因此造成了對白銀的巨大需求，這便構成了前三章的主體內容。
第一、二章主要介紹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勢力的增長。因為明政府希望壟斷商業利益，這便使得一些政府行為的背後有了官僚商人的影子，例如王崇古、張四維等老晉商的崛起。
第四章則主要談及了貨幣供給以及白銀帝國的正式形成。明帝國並不承認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這便與民間的巨大需求產生了矛盾。因此，這就需要政府在經濟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上予以最終承認，這便使一條鞭法的出現成為必然。
經過四章的闡述，白銀帝國是如何形成的已經躍然紙上，讀者也將從中讀出筆者對白銀帝國的批評。在當今史學界，絕大部分專家學者都對白銀帝國持正面評價，只有少部分專家學者對其提出批評，而這部書的批評算得上是最系統、措詞最嚴厲的了。
因為，在筆者看來：白銀帝國形成後，全民性的享樂主義造成絕大部分白銀流入權力階層、走私集團和官僚商人集團的私囊中，明中央政府以及廣大中小商人和百姓其實並沒有多少白銀。明帝國一些行業的興盛，特別是娛樂業的興盛，所托起的階層則是上述集團及其幫閒者，與廣大百姓無關。明帝國亡于“白銀”是筆者寫作本書的主體思想。
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無論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都遠遠強於世界其他 國家。然而，晚明卻在最強大的時候滅亡了，人們應該驚訝，但又不應該驚訝。因為，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一切滅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其一，白銀帝國造成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奢靡，官員插手經濟領域，將官場變成商場，這一現象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唯一。
其二，白銀帝國造成中央沒錢，帝國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瘟疫、農民起義等問題時，沒有財力支援，朱元璋所創立的非常先進的救災體系，甚至整個荒政政策（包括救災體系、預防體系、災後救援）完全失效。
歷來對於明帝國衰亡的原因有許多種說法，其實，晚明敗亡的直接原因在於白銀帝國的光環掩蓋了諸多亂政問題，這些問題在第五章進行了重點分析。
第六章是在本書完成後，在各位師長、朋友、部分提前閱讀草稿的讀者的提醒下新增的章節。側重描述了商業與貿易方面的政策的出臺過程及權力鬥爭，以及對百姓的影響，但對於農業經濟中的權力鬥爭及影響涉及非常少。所以，倉促間補寫的第六章並沒有按照“評書體”去寫。
俗話說得好，“要致富先修路”，朱元璋自開國以來，便對交通問題極為重視。有的朋友認為：交通等基礎建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共識，沒有必要進行具體闡述。然而，在歷史上，這一點並非被許多人認可，例如非常著名的晚清洋務運動。洋務企業的產品之所以難以盈利，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交通問題。在這點上，晚清統治者比朱氏父子差得太遠了。
在尚未完成統一之時，朱元璋便對全國的道路系統、郵政快遞系統進行了全盤規劃。道路系統使得長途運輸、短程販賣成為可能，貨物也由小商品變成了大宗商品。郵政快遞系統無疑使資訊交流變得快捷，在保證邊關資訊傳送、政令傳達、民間書信往來的同時，更使得商人間的商業資訊交流有了長足進展。
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貿易和商人的迅速成長。然而，由於建國初，朱元璋希望最大化地保障軍事供給，因此，在各方面都加大了政府管控，商業也不例外。儘管實力有限，明初政府仍然對兩件最重要的商品，即茶葉和鹽的運輸、銷售地區和銷售價格作了統一調控。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商人的需要，卻沒有徹底解決走私問題，從而使得明代陸路走私極為猖獗。在這背後，隱藏著明政府妄圖壟斷商業利潤的企圖，而正是這種企圖使得走私問題伴隨了整個明朝歷史。
在陸路貿易發展的同時，明代的海路貿易也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到了明代後期，隨著葡萄牙在南美殖民地的白銀大量進入中國，中國的商品經濟初步發展起來。然而，隨著與北方最大的敵人蒙古修好，明帝國再次忽略了海路貿易。由此，中國喪失了一次成為海上貿易大國的絕佳機會。
第一章·帝國前奏
貓鼠遊戲中的走私與反走私
第一回明代九成的商業稅進了誰的口袋
明代四通八達的交通，使商品貿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例如，以北京為中心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它們分別是：京遼線（北京通州到遼寧瀋陽、開原）、保成線（河北保定到四川成都）、保桂線（河北保定到廣西桂林）、鄭昆線（河南鄭州到雲南昆明）、德廣線（山東德州到廣東廣州）、德福線（山東德州到福建福州），而以南京為中心同樣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
交通幹線將整個中國連在了一起，而水路交通的發展同樣不容小覷。自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便大力開河、修整河道，特別是對京杭大運河的利用更是被認為是歷代最充分的。在公路、水路交通大發展下，中國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然而，統治者希望借著專賣這一形式壟斷利益，由此便迫使各種走私現象大範圍出現。當朱元璋鐵腕父子相繼去世後，明代皇帝們面對走私更是手足無措，從而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在流失中，老晉商、徽商、粵商等相繼崛起。可它們的出現非但沒有使走私問題得到解決，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化。
因為歷史上投資渠道較少，諸如股票、期貨、重工業等投資方向都沒有，因此，鹽茶絲綢等商品走私便成為首選。可以說，明代發達的交通使它成為當時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同時，又埋下了日後落敗的隱患。成也交通，敗也交通！對於交通建設，朱元璋可謂是不遺餘力，還發生過一個為了修路而殺開國功臣的故事。
陸路交通四通八達
奢香修路
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金鑾殿上，朱元璋看著跪在地上的一個彝族女子。此女年紀不大，不到30歲，長得秀麗端莊，儒雅中透著一股倔強。她就是著名的彝族女首領奢香夫人。她14歲（1375年）嫁給貴州宣慰使靄翠為妻。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年）靄翠病逝，奢香代其幼子襲貴州省宣慰使職。
朱元璋看著她，笑道：“奢香夫人此來，難道就是為了告馬曄嗎？”
奢香夫人回道：“大明皇帝萬歲！臣自洪武十四年襲宣慰使以來，領兵協助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剿滅段氏及蒙元殘余，統一雲南。我族人願為萬歲效犬馬之勞，萬歲對我等也洪恩備至。萬不想都指揮使馬曄竟對我裸衣笞打。漢人有句話叫，士可殺不可辱，馬曄如此侮辱我，我等族人決不答應。我與宣慰同知劉淑貞皆為女子，似這等侮辱是問漢族女子該如何？”
朱元璋面帶殺機：“馬曄如此害我，我決不輕饒！”
奢香夫人聞聽，喜極而泣：“萬歲皇恩浩蕩！”
朱元璋聽罷，微微一笑：“奢香夫人，我一定為你做主，以‘開邊釁，擅辱命婦’的罪名捉拿他。但馬曄也是朝中大臣，今我抓他為你申冤，爾有何報之？”
奢香夫人聞聽，思考了很久，回答道：“萬歲自登基以來，廣開道路，以便世人通行。今我皇如此天恩，我必帶族人將貴州修得四通八達，與內地交通自此無礙。”
朱元璋聞聽霍然站起，朗聲笑道：“奢香夫人此舉于國有大功，休說一個馬曄，就是十個，我也殺得！”
事後，馬皇后又在禦花園款待奢香夫人。臨走前，奢香夫人又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絲織品、香料等賞賜。
一百多年後的某一天，有一位正值壯年的書生，走在茂密的山林中，踏著亂石與枯草，並且時不時地捂著屁股。此人身材高挑，用今天的尺子一量，大概得有一米八，瘦削的長方臉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兩腮深凹，兩條細長的眉毛顯得有些女性化，紅紅的薄薄的嘴唇包裹著兩排潔白的牙齒，高高的鼻樑上是一雙鳳眼，顯示出此人必是睿智之人。
此人一邊走，一邊說：“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說罷，長嘆一聲：“唉，想我已經七天沒刷牙（中國式牙膏牙刷產生於宋代）了！終於到了，這貴州龍場好難走呀！”
這位愛乾淨的人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後人稱為“心學”集大成者的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可是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最著名的大學子。今天，有許多人甚至認為，他是繼孔子之後的第二大哲學家。然而，如果沒有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叫奢香的女人，恐怕他從北京來貴州的路將更加難走。
奢香回到貴州後，便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後開闢了兩條驛道，打通了貴州通往雲南、四川、湖南的交通幹線。朱元璋為此大呼：“奢香歸附，勝得十萬雄兵！”。
奢香開闢的道路人們稱為“龍場九驛”，長達五百六十多公里。在當時，龍場九驛有兩條主幹路：一條由貴陽東北的水東經威寧到雲南昭通，另外一條由貴陽向北經修文到雲南西谷裏、西城關、大渡河、歸化再到畢節。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38歲的奢香夫人病逝，朱元璋派特使前往參加葬禮，加謚號為“大明順德夫人”。
由朱元璋對奢香夫人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對交通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有著深刻認識。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稱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的驛站，將南京公館改為“會同館”，在全國各地設立水馬驛站、郵局（遞運所）、快遞局（急遞鋪）。
第二年，他又頒詔，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稱為“驛”。每攻佔一個地方，朱元璋便要求工兵隊伍迅速修路修建驛站。這其中，既有軍事原因，更有對日後經濟建設的考慮。
明朝的道路寬十丈，每六十里設置一個驛站，供傳遞公文、信件的人和馬匹休息，甚至還經常派高級官員專門去修路，先後“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命普定侯陳桓往陜西修連雲棧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沿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在邊疆地區，朱元璋也進行了大規模的道路修建，例如，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立了大寧都司，在轄境內修了四條主要交通幹線，其中一條由北京豐臺途經順義驛、密雲驛、石匣驛（今密雲東北）、古北口、青松驛（今河北灤平），至興州中屯衛（今河北承德市西灤河）。
朱元璋之後的歷代皇帝都對交通非常重視。例如永樂皇帝不但繼續增加關內道路設施，對關外也非常重視。永樂七年（1409年）在黑龍江地區建立奴兒幹都司，修建驛站45處，在黑龍江、吉林地區共修建了六條主要交通幹線。
到了明代中後期，陸路交通已經極為發達。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北京為中心修建的六條交通幹線外，南京作為陪都，交通也非常發達。例如寧京線（由南京經徐州、濟寧、德州到北京）、寧太線（由南京經烽煙、蘇州、歸德、開封到太原）、寧西線（南京到西安）等。
北京和南京的交通幹線往往合併在一處，例如寧西線和保成線的交合。寧西線，由南京經開封、鄭州、陜州、華州到西安，保成線由河北保定經正定、邢臺、安陽、汲縣、泌陽、洛陽、三門峽、華縣、西安、岐山、寶雞、勉縣西老城、廣元、閬中縣東、三台到成都。
省會城市間直達的一級公路至少有兩條，省間的二級公路至少有四條。例如，北京到北直隸各府：A.經通州、三河、玉田、豐潤、永平府（今盧龍縣一帶）、山海關通關外；B.經良鄉、涿州、安肅（今河北徐水）、保定府、慶都、新樂（今新樂東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欒城、趙州（今趙縣）、內丘、順德府、沙河（今南和縣）、邯鄲入山西；C.經良鄉、涿州、新城（今新城縣東南）、任丘、河間府、獻縣、阜城、景州，至山東德州；D.經順德府、廣平府、肥鄉、大名，至山東觀縣、臨清。
交通發達之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由此帶動了城市發展。在各個交通幹線上興起了一大批交通中心城市，而這些城市因為商品、人員的增多，其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好。例如，天津、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廣州、西安、襄陽、重慶、成都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明帝國對於海南島的道路建設。明代整個海南島沒有開通主要交通幹線的地區不過二百里而已，這對於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來說著實不易。
在陸路交通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水路交通也逐漸發達起來。明政府對於京杭大運河的利用，被後世認為是利用得最好的，交通的發達極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加快了資金流動，為明代商業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封建社會利用得最好的大運河
倒楣的隋煬帝
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倒楣的一個帝王，他並非昏君。可不幸的是，他的姨父和姨兄弟們奪了他的江山。更不幸的是，他的姨表弟李世民卻是公認的明君，明君的對立面不是昏君又是什麼呢？其實，隋煬帝對於中國歷史有兩大貢獻：一是對抗北方民族取得了巨大勝利，二是為了溝通南北經濟修築了京杭大運河。他的問題是好大喜功，不注意百姓的承受力，造成了民不聊生，一直到今天隋煬帝還在被人咒罵，就如下面這段說唱所表現的。
手挑龍簾挂金鉤，有一位無道昏王要下揚州。這昏王，水路旱路他不走，在這平地挖了一道溝。河裏頭沒有水，這船兒沒有法兒走。文官拉縴他不用，武官拉縴他不準。傳下了聖旨：挑選黎民下了河溝。挑下了十五六歲的桃花女，十八九歲的大學究。男女對面拉一處啊。昏王就把這寶箭抽，箭射龍繩分了左右，姑娘小子兒摔了跟頭。男女對面摔一處啊，又是恨來又是羞。將船拉到了揚州去呀，昏王他臨死時變成了牛。這老牛老馬刀下死，大塊肉來它上了秤頭。
扒下了牛皮蒙大鼓，一挂挂在了鐘鼓樓。萬歲皇爺心歡喜，封他一個是定國的侯兒。剩下的骨頭沒有用處啊，賭博場裏色子投。仨一群倆一夥，圍著色盆內呢樂悠悠。這個叫三那個嚷六，三也不成六也不就。你咋這麼賤骨頭！
這個京東大鼓段子叫做《隋煬帝下揚州》。可以說，隋煬帝的過很大，但功也非常大，將他與桀紂放在一起，實在與歷史真實不符。之所以為其鳴冤，就在於他開鑿了大運河，使中國的水路交通為之大變，一千三四百年來對中國經濟發展起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水路交通不比陸路交通，它被大規模建造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水路交通受地形影響很大。因此，凡是水多的地方水路交通自然發達。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居功至偉。而整個封建社會，明朝對於京杭大運河的治理是最好的。
京杭大運河並非一次性修成。春秋吳王夫差于西元前486年開鑿邗溝（從今揚州市到淮安市），將長江和淮河貫通，戰國時期的梁惠成王于西元前360年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溝通黃河和濟水），魏惠王又于西元前360年開鑿了鴻溝（溝通了黃河和淮河）。
到了隋煬帝時期，京杭大運河開始被大規模地開鑿。隋大業元年（605年）朝廷動員了百萬民眾開鑿了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並且改造了邗溝和江南運河的諸多河道。大業三年（608年）又開鑿永濟渠，將運河連接到了今天的北京市宣武門、和平門一帶。自此，才有了京杭大運河一說，據說全長2400公里。
到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下令開鑿會通河（山東運河），起自東平，至臨清抵達禦河，全長二百五十多裏，建閘門31道，共用民工二百五十多萬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郭守敬的建議下，忽必烈再次動用二百八十多萬人，開鑿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長一百六十多裏。
這樣，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連接起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濟水六大水系。自此，京杭大運河被分為七段：北京到通州稱通惠河，長82公里；通州到天津稱北運河，長186公里；天津到山東臨清稱南運河，長400公里；臨清到山東棗莊市臺兒莊稱魯運河，長約500公里；臺兒莊到淮安稱中運河，長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稱裏運河，長約180公里；鎮江到杭州稱江南運河，長約330公里。
明代的大運河主要用於運糧，也促進了商業活動，大運河沿岸的城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運河的興衰影響著沿岸城市的命運。例如，淮安在古代無論是經濟、軍事、政治，還是文化都曾經非常發達，但隨著運河的衰落，淮安也失去了往日的興盛。
大運河不但對經濟非常重要，對國家安全同樣非常重要，每年從運河運往北方九邊、災區、國有糧庫、市面的糧食就在千萬石以上。如永樂十九年（1421年）為354萬石，宣德六年（1431年）為549萬石，正統元年（1436年）為450萬石……上述數字僅僅是稻米的數量，其他糧食，如粟米豆麥等尚未統計。
水路交通的發達，直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達。交通好了，人們就會願意外出進行商品交換，這樣，對於貨幣的需求就越來越大；交通的建設又帶動了房地產、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政府為此就要提高貨幣供應量，然而中國是貧銀國，大量的貨幣就需要借助海外貿易從外部引入。海外貿易引起大量貨幣的進入進出，不可能不被政府重視。因此，商業稅的徵收逐漸受到權力階層的關注。但是，明中央政府的商業稅收卻在整個稅收體系的比重一直不高。明代農業稅和鹽稅幾乎佔到80％以上，商業稅始終沒有佔據主要地位。明朝中後期的商業興隆是有目共睹的，按理說商業稅的比重應該比較高，但為什麼這麼低？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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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32 pm
明代九成的商業稅進了誰的口袋
陸二燒燈草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有個叫陸二的人見街坊有人因為經商致富，便決定利用家鄉的資源去A處賣燈草（即燈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燈草放到船上直奔A處而去。
“陸老闆，前邊有個收費站！”船老大的聲音傳來。“這麼快呀，到收費站了！”“不是，七天前剛設的！聽說是知府劉大人設的。”“哦，交吧。”
陸二並沒有當回事兒，命手下人出面交稅。他懂法，稅率是三十稅一。船上的草價值8兩銀子，交稅二錢六，再加上各種費用四五錢銀子夠了。隨後，陸二便叫小夥計陸炳拿了壺酒，端上一盤牛肉準備小酌一番。酒剛斟上，船老大走了進來，“陸爺，稅款交了。”“船老大，來來來，坐下，咱們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艙內。
二人舉杯欲飲，就聽船夫高喊“收費站到了，交稅！”陸二一愣，“船老大，怎麼又到收費站了？”“哦，對了對了，這是王知縣設的收費站。”“哦，陸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對視而笑，“唉，這年頭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邊兒，他就能收稅！”“是呀，是呀。來來，咱們喝一口！”二人一飲而盡。
陸二手中的酒盅還未放下，就聽船夫嚷道：“收費站到了，交稅！”“啊！”陸二臉色一變，“船老大，這是怎麼回事兒呀！”“這是京城回家休養的趙公公設的收費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稅吧！”陸二陰沉著臉，從包袱中取出四錢銀子交給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會兒回到船艙二人繼續飲酒。
你一言，我一語，家長裏短話不盡。就在這時，一人高呼“交稅！”陸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這咋又到收費站了呀！”“你不知道，這是前邊正規收費站臨時增設的臨時收費站。”“臨時多久了？”“好像臨時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這、這，唉，沒辦法，交吧！”
陸二和船老大就這樣一邊吃一邊交稅，結果一百多裏的水路有十來處收費站，陸二為此交了足有四兩銀子。陸二的心拔涼拔涼的。這船燈草價值八兩，收稅四兩，買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銷也有四兩。這傢夥，自己這次買賣不要說賺錢了，不賠已經阿彌陀佛了。
陸二端著酒杯的手在顫抖，他的心在滴血。這時，又聽有人高聲喊“收費！”陸二哎呀一聲，手中的酒杯當啷一聲掉在了地上。“這可如何是好啊？賠了，賠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際，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陸老闆，咋了？不是收費站到了，是‘首飛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飛山’，我呸，怎麼和收費站諧音呀。”陸二和船老大、陸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陸二再一看京杭大運河上的船隻更少了，他不禁問道：“船老大，前往A處還有多少個收費站呀！”“陸老闆，這個我還真不好說，收費站天天都在增，剛才經過的那個收費站，上次我路過的時候還沒有呢。保守估計還有十處吧！”“啊！”陸二一聽，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沉思良久之後，陸二顫抖著說：“陸炳，你去把船上的燈草全都放到岸上來！”“為啥？”船老大和陸炳都非常好奇。“燒了吧！”“燒了？咱們辛辛苦苦的……”“別說了，你們想想，前後二十多處收費站，光收費站就要去了我們八兩多銀子，除去往返船費、吃住、買草的錢，如果我們再繼續走，那可就賠大了。如果想不賠就得把這船燈草的價格提高到20兩，而A處的價格是八兩，你們說我們能賣得出去嗎？總而言之都是賠呀，倒不如燒了它，我和陸炳從陸路走回去。這樣的話，也許就只賠個一兩。唉，早知買賣這樣，我就不做了！”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輝，在他的《金陵瑣事》中記載下陸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難明瞭明朝後期貪官污吏對小商人的壓榨有多麼嚴重。萬曆年間，是明代商業受到壓制比較嚴重的時期。即使如此，因為前後皇帝們或無所作為或治國有方，商業並沒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著。明朝後期中國商業的發達的主要表現為：東南沿海發達的走私經濟和海盜經濟、邊關的貿易、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江南絲織棉貿易、京杭大運河沿線貿易。
然而，這些地區也是受盤剝比較重的地區。例如，京杭大運河除了運軍糧和政府攤派的糧食之外，商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稅主要有四大類。
第一類是貨物稅（商稅，針對貨物徵收）。洪武年間除了農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繳稅外，其他都需要繳稅。收稅額度是商品售價的三十分之一。稅收收繳是除北京、南京、鳳陽這個三個都城外，當時的一線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稅收人員負責，二線城市以下則歸各省負責。地方商稅是小部分上繳國庫，大部分留做地方財政支出。
第二類是船鈔（通行稅，針對交通工具徵稅，戶部徵收）。1423年明政府開徵船鈔，之前則徵收通行稅。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濟寧、濟寧到臨清、臨清到通州這五段，對運載能力在100石的船隻，每過一段行程徵收稅款100貫鈔（折銀1.25兩）。收稅站設在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九江、杭州、滸墅關。徵收船鈔後，除了臨清外，其他大部地區都不再徵收通行稅。
第三類是抽分（特別商品稅，工部徵收），即對木料、竹子、麻、桐油、鐵、煤、木炭、釘子、銅線等製造船隻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進行徵稅。收稅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蘭州、廣寧、荊州、太平、蕪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個收稅站外，其他地區都是一個。
第四類是貨物堆放許可稅（門攤稅，對貨主徵收）：貨棧、貨攤每三個月繳納一次許可稅，徵收方式是由該地行業協會中的頭面人物（會長）收繳後交給地方官。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稅收機關人員、徵收種類越來越多。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上百名，如果加上相應的保安隊伍，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數百人。徵稅的品種，包括奢侈品（如絲織品、高級瓷器）、進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絹、西瓜、大蔥等我們今天常見的東西），多達兩千種。對這些商品都作了細緻的稅收規定。例如：
藥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百文；荔枝、圓眼、冬筍、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臘胭脂每兩，土粉、土硝、鹼、松香、墨煤、麻、肥皂末香槐花、膠棗、雞頭、螃蟹、蛤蜊每十斤，幹兔、雞、鴨每只，白茶盅每六個，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雙，竹掃帚每十把，蒲席每領，雜毛小皮每張，氈、帽每個，草鞋每十雙，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對日常生活用品徵稅（喪葬用物及舟車絲帛之類免稅，又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免稅），到了中後期幾乎對所有東西都徵稅。很顯然，稅收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員低薪制度，特別是吏役沒有薪水，這種制度的負面作用比我們今天某些行業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於稅收的多少與吏役的收入掛鉤，因此，他們在積極徵稅的同時，必然勒索剋扣，甚至對一些戰略物資強行徵稅。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規定：對於執行政府任務的運糧、運物資的漕運軍船不得徵收船鈔。起初，吏役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漕糧等徵稅，只是對漕運糧船上的船員所帶的自備糧草、燃料徵稅。但其後，隨著吏治的腐敗，吏役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明政府對吏役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沒有察覺，也數次明文禁止這種行為，然而，基層政府的運作要靠他們，而他們不徵稅就沒有收入來源，那他們的積極性從何而來？所以，最終還是老樣子，役吏們仍然無法無天，商業稅徵收的地點越來越多，直到明朝滅亡。
皇家田莊的宦官們見徵稅大有甜頭，便紛紛私設徵稅點。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此惡行。
同時，徵稅時暗中索取、罰款、強迫捐獻等事情也屢禁不止。
還有嚴苛的懲罰偷逃稅的措施，例如：稅收清單上的商品有一件沒有繳納稅款的話，清單上的所有商品都要雙倍繳納。而且徵稅的隨意性也很大，稅如何徵、哪些該減免完全由徵稅官員做主。
此外，重復徵收嚴重，例如從河西務到北京這一河段上就有三個收稅站。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為了某項事務，也往往強行向商家無端徵稅，美其名曰“捐獻”。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琛就建議對通州、徐州的船隻徵收“濟漕”費，也就是要求商家無償幫助官家的漕運。理由就是為了國防建設，“國”好了他們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規模、大幅度地徵稅，那麼，稅收成績肯定很好了。然而，從數字上看，商業稅並不多，例如1488年，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4600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1貫折合0.003兩，因此，折銀為13.8萬兩。
1544年，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5200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1貫折合0.005兩，因此，折銀為26萬兩。
然而，萬不可被假像迷惑。真實的稅收則遠不止26萬兩。因為上述徵稅的弊端，真正進入中央財政的稅收不及真實稅收的十分之一。據黃仁宇先生估計，每年光在京杭大運河上運輸的棉布價值就高達50萬兩。而棉布只是十種大宗商品中的一種而已，況且棉布與木材、食鹽、糧食等相比，其每年運送的數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實際上的商品貨物價值，估計1000萬兩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保守估計，每年僅貨物稅就可以徵收33萬兩，比全國的商業稅收還要多，即使我們承認十分之一這個數字，那麼，其餘十分之九的稅又跑到了誰的口袋裏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級、各種權勢人物）的稅收盤剝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與官員聯合的巨商富賈和走私者的偷稅行為，都是造成稅收不能進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走私經濟下許多商人的財富在短時間內膨脹，不但使稅收出現問題，更使“官鬥不過吏，吏受制于商”這種現象成為常態。因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則是當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則需要搜刮民脂民膏，這樣商人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吏的“老闆”。到後來，商人甚至到了影響地方政局的地步，而這又加強了“白銀帝國”的負面因素，從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證據更加充分了。
下面我們就介紹一個官商鬥的案例。
陸二燒燈草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有個叫陸二的人見街坊有人因為經商致富，便決定利用家鄉的資源去A處賣燈草（即燈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燈草放到船上直奔A處而去。
“陸老闆，前邊有個收費站！”船老大的聲音傳來。“這麼快呀，到收費站了！”“不是，七天前剛設的！聽說是知府劉大人設的。”“哦，交吧。”
陸二並沒有當回事兒，命手下人出面交稅。他懂法，稅率是三十稅一。船上的草價值8兩銀子，交稅二錢六，再加上各種費用四五錢銀子夠了。隨後，陸二便叫小夥計陸炳拿了壺酒，端上一盤牛肉準備小酌一番。酒剛斟上，船老大走了進來，“陸爺，稅款交了。”“船老大，來來來，坐下，咱們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艙內。
二人舉杯欲飲，就聽船夫高喊“收費站到了，交稅！”陸二一愣，“船老大，怎麼又到收費站了？”“哦，對了對了，這是王知縣設的收費站。”“哦，陸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對視而笑，“唉，這年頭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邊兒，他就能收稅！”“是呀，是呀。來來，咱們喝一口！”二人一飲而盡。
陸二手中的酒盅還未放下，就聽船夫嚷道：“收費站到了，交稅！”“啊！”陸二臉色一變，“船老大，這是怎麼回事兒呀！”“這是京城回家休養的趙公公設的收費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稅吧！”陸二陰沉著臉，從包袱中取出四錢銀子交給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會兒回到船艙二人繼續飲酒。
你一言，我一語，家長裏短話不盡。就在這時，一人高呼“交稅！”陸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這咋又到收費站了呀！”“你不知道，這是前邊正規收費站臨時增設的臨時收費站。”“臨時多久了？”“好像臨時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這、這，唉，沒辦法，交吧！”
陸二和船老大就這樣一邊吃一邊交稅，結果一百多裏的水路有十來處收費站，陸二為此交了足有四兩銀子。陸二的心拔涼拔涼的。這船燈草價值八兩，收稅四兩，買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銷也有四兩。這傢夥，自己這次買賣不要說賺錢了，不賠已經阿彌陀佛了。
陸二端著酒杯的手在顫抖，他的心在滴血。這時，又聽有人高聲喊“收費！”陸二哎呀一聲，手中的酒杯當啷一聲掉在了地上。“這可如何是好啊？賠了，賠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際，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陸老闆，咋了？不是收費站到了，是‘首飛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飛山’，我呸，怎麼和收費站諧音呀。”陸二和船老大、陸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陸二再一看京杭大運河上的船隻更少了，他不禁問道：“船老大，前往A處還有多少個收費站呀！”“陸老闆，這個我還真不好說，收費站天天都在增，剛才經過的那個收費站，上次我路過的時候還沒有呢。保守估計還有十處吧！”“啊！”陸二一聽，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沉思良久之後，陸二顫抖著說：“陸炳，你去把船上的燈草全都放到岸上來！”“為啥？”船老大和陸炳都非常好奇。“燒了吧！”“燒了？咱們辛辛苦苦的……”“別說了，你們想想，前後二十多處收費站，光收費站就要去了我們八兩多銀子，除去往返船費、吃住、買草的錢，如果我們再繼續走，那可就賠大了。如果想不賠就得把這船燈草的價格提高到20兩，而A處的價格是八兩，你們說我們能賣得出去嗎？總而言之都是賠呀，倒不如燒了它，我和陸炳從陸路走回去。這樣的話，也許就只賠個一兩。唉，早知買賣這樣，我就不做了！”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輝，在他的《金陵瑣事》中記載下陸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難明瞭明朝後期貪官污吏對小商人的壓榨有多麼嚴重。萬曆年間，是明代商業受到壓制比較嚴重的時期。即使如此，因為前後皇帝們或無所作為或治國有方，商業並沒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著。明朝後期中國商業的發達的主要表現為：東南沿海發達的走私經濟和海盜經濟、邊關的貿易、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江南絲織棉貿易、京杭大運河沿線貿易。
然而，這些地區也是受盤剝比較重的地區。例如，京杭大運河除了運軍糧和政府攤派的糧食之外，商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稅主要有四大類。
第一類是貨物稅（商稅，針對貨物徵收）。洪武年間除了農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繳稅外，其他都需要繳稅。收稅額度是商品售價的三十分之一。稅收收繳是除北京、南京、鳳陽這個三個都城外，當時的一線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稅收人員負責，二線城市以下則歸各省負責。地方商稅是小部分上繳國庫，大部分留做地方財政支出。
第二類是船鈔（通行稅，針對交通工具徵稅，戶部徵收）。1423年明政府開徵船鈔，之前則徵收通行稅。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濟寧、濟寧到臨清、臨清到通州這五段，對運載能力在100石的船隻，每過一段行程徵收稅款100貫鈔（折銀1.25兩）。收稅站設在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九江、杭州、滸墅關。徵收船鈔後，除了臨清外，其他大部地區都不再徵收通行稅。
第三類是抽分（特別商品稅，工部徵收），即對木料、竹子、麻、桐油、鐵、煤、木炭、釘子、銅線等製造船隻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進行徵稅。收稅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蘭州、廣寧、荊州、太平、蕪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個收稅站外，其他地區都是一個。
第四類是貨物堆放許可稅（門攤稅，對貨主徵收）：貨棧、貨攤每三個月繳納一次許可稅，徵收方式是由該地行業協會中的頭面人物（會長）收繳後交給地方官。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稅收機關人員、徵收種類越來越多。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上百名，如果加上相應的保安隊伍，每個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多達數百人。徵稅的品種，包括奢侈品（如絲織品、高級瓷器）、進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絹、西瓜、大蔥等我們今天常見的東西），多達兩千種。對這些商品都作了細緻的稅收規定。例如：
藥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個，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百文；荔枝、圓眼、冬筍、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臘胭脂每兩，土粉、土硝、鹼、松香、墨煤、麻、肥皂末香槐花、膠棗、雞頭、螃蟹、蛤蜊每十斤，幹兔、雞、鴨每只，白茶盅每六個，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雙，竹掃帚每十把，蒲席每領，雜毛小皮每張，氈、帽每個，草鞋每十雙，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對日常生活用品徵稅（喪葬用物及舟車絲帛之類免稅，又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免稅），到了中後期幾乎對所有東西都徵稅。很顯然，稅收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員低薪制度，特別是吏役沒有薪水，這種制度的負面作用比我們今天某些行業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於稅收的多少與吏役的收入掛鉤，因此，他們在積極徵稅的同時，必然勒索剋扣，甚至對一些戰略物資強行徵稅。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規定：對於執行政府任務的運糧、運物資的漕運軍船不得徵收船鈔。起初，吏役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漕糧等徵稅，只是對漕運糧船上的船員所帶的自備糧草、燃料徵稅。但其後，隨著吏治的腐敗，吏役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明政府對吏役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沒有察覺，也數次明文禁止這種行為，然而，基層政府的運作要靠他們，而他們不徵稅就沒有收入來源，那他們的積極性從何而來？所以，最終還是老樣子，役吏們仍然無法無天，商業稅徵收的地點越來越多，直到明朝滅亡。
皇家田莊的宦官們見徵稅大有甜頭，便紛紛私設徵稅點。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此惡行。
同時，徵稅時暗中索取、罰款、強迫捐獻等事情也屢禁不止。
還有嚴苛的懲罰偷逃稅的措施，例如：稅收清單上的商品有一件沒有繳納稅款的話，清單上的所有商品都要雙倍繳納。而且徵稅的隨意性也很大，稅如何徵、哪些該減免完全由徵稅官員做主。
此外，重復徵收嚴重，例如從河西務到北京這一河段上就有三個收稅站。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為了某項事務，也往往強行向商家無端徵稅，美其名曰“捐獻”。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琛就建議對通州、徐州的船隻徵收“濟漕”費，也就是要求商家無償幫助官家的漕運。理由就是為了國防建設，“國”好了他們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規模、大幅度地徵稅，那麼，稅收成績肯定很好了。然而，從數字上看，商業稅並不多，例如1488年，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4600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1貫折合0.003兩，因此，折銀為13.8萬兩。
1544年，全國的貨物稅和通行稅總計5200萬貫鈔。該年鈔和銀子的比價是1貫折合0.005兩，因此，折銀為26萬兩。
然而，萬不可被假像迷惑。真實的稅收則遠不止26萬兩。因為上述徵稅的弊端，真正進入中央財政的稅收不及真實稅收的十分之一。據黃仁宇先生估計，每年光在京杭大運河上運輸的棉布價值就高達50萬兩。而棉布只是十種大宗商品中的一種而已，況且棉布與木材、食鹽、糧食等相比，其每年運送的數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實際上的商品貨物價值，估計1000萬兩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保守估計，每年僅貨物稅就可以徵收33萬兩，比全國的商業稅收還要多，即使我們承認十分之一這個數字，那麼，其餘十分之九的稅又跑到了誰的口袋裏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級、各種權勢人物）的稅收盤剝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與官員聯合的巨商富賈和走私者的偷稅行為，都是造成稅收不能進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走私經濟下許多商人的財富在短時間內膨脹，不但使稅收出現問題，更使“官鬥不過吏，吏受制于商”這種現象成為常態。因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則是當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則需要搜刮民脂民膏，這樣商人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吏的“老闆”。到後來，商人甚至到了影響地方政局的地步，而這又加強了“白銀帝國”的負面因素，從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證據更加充分了。
下面我們就介紹一個官商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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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35 pm
官鬥不過商
顧尚書與鄒百萬的衝突
嘉靖年間，無錫有三大富人，分別是鄒望、華麟祥、安號桂。顧尚書榮僖公因為“丁憂”回轉家中，一日乘坐官轎正行進在路上。突然，轎子後面一陣驚擾。顧尚書掀開轎簾一看，只見一頂極為華麗的轎子飛快地奔來，後面還跟著一溜這樣的轎子，飛快地超越了顧尚書的轎子。顧尚書仔細一看，不禁大驚失色，轎子裏的人全是和尚。
顧尚書連忙詢問這是怎麼回事，隨從忙說：“無錫首富鄒望的老母親死了，聽說請了一百多位僧人為她超度，來來往往皆用這種轎子接送。”“啊！好有錢呀！”顧尚書發著感慨回到了家中。剛一進屋，就見管家慌慌張張地迎了上來，“大人呀，咱們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鄒百萬給扒了。”“什麼！”顧尚書勃然大怒，“好你個鄒望，人家怕你，我是尚書我可不怕你！拿著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門告他，不把他法辦了我這尚書白當了！”
果然，沒有多久，鄒望就被捉進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鄒望被抓的那天下午，無錫城裏的所有買賣人紛紛罷市要求釋放鄒望。知府一聽連忙放了鄒望，商戶們這才陸續營業。顧尚書見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無法交代，連忙來到尚書大人的家中請罪。
“顧大人，卑職實在是挺不住了呀！這全無錫的商人如果罷市的話，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著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評呀！”
“這鄒望就這麼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無錫有三大富，這三大富平日裏交結廣泛，就是京城裏的達官顯貴們都與他交好。自從抓了鄒百萬之後，那兩個大戶也給我捎信來，如果不放了他，全無錫所有商人都要罷市罷業。”“這麼厲害呀！”“是呀。您還不知道呢，聽說他們還發了話，您的家人只要在無錫買東西，無論是蔬菜水果魚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會賣給您！”
“胡說！我不信！”顧尚書連忙派家人到無錫街頭去買東西，哪成想果然各個商家一聽說是顧尚書家的人買東西，無論出多高的價錢也不賣。顧尚書聽聞此言，默默無語。這時，門衛拿著一封信來到會客室，“老爺，剛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們家的門口，看信封好像是給您的！”顧尚書接過信來一看，直嚇得臉色蒼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來我這裡保護我！”
“顧大人，並非我不願幫您。跟您說實話吧，今天來拜訪您，您知道我為什麼要騎馬而來嗎？”“不知道。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轎夫聽說是來您這裡，紛紛說病了不來呀！”“啊！”顧尚書呆若木雞，“人們常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看來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書今日敗矣！”
究其顧尚書失敗的原因，乃在於交通發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勢力的強大。商人強大之後，結合自宋代以後出現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歷史事實，便形成了“官鬥不過商”的情況。吏是當地人，且工資不由財政支出，全靠盤剝百姓和商人賄賂，自然形成了依賴商人的情況。而不僅僅是吏，後期的官與官鬥、皇帝與官鬥，鬥的背後都站著商人。
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曾經對商人勢力進行過抑制，但效果並不好。例如，萬曆年間儘管對商業的剝削比較嚴重，但明代中後期的商業仍然總體上獲得了長足發展。在萬曆時期，商人不但已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在朝中已經培植了強大的代言人勢力。魏忠賢和東林黨的衝突，其實就是皇權與商人勢力的鬥爭。到了明朝後期，特別是南明政權時期，商人（更具體地說是官商）已經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級的朝政可以說是在天啟、崇禎朝非常明顯。但早在嘉靖年間，一些地方政權就已經被商人壟斷，地方政府官員在某種程度上也要聽命于富商巨賈，無錫鄒望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明代中後期國內貿易隨著交通的發達，以前南北貨物難以大規模交換的現狀被徹底改變。南方以賣方身份出現在北方市場，主要供應絲織品、瓷器、棉布、木料、紙張、漆器、有色金屬、皮革等。北方輸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紗線。
商業的高度發達則直接促進了城市發展，例如淮安因為運河而興盛，它被荷蘭大使霍姆在1644年稱為“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幾年間由小漁村變成大城市一樣，明代京杭大運河的繁榮，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成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為大運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較急，為了行駛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條備用運河，1587年在這條備用運河的某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名叫“夏鎮”的地方。而17世紀初，皇帝便派了一名親戚坐鎮此地專管收稅。
在萬曆、崇禎年代，由於水路交通的大發展，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的興盛，中國逐漸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們是：北京、南京、杭州、鎮江、廣州、福州、蘇州、上海（當時稱松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揚州（主要是今天揚州下轄的儀徵市，當時稱儀真）、蕪湖、景德鎮。城市的發展又帶動了官與商的合流，最終到了萬曆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的出身雖然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們對於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個時期，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是商人出身。
僅拿明代晉商典型的張家、王家為例。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禮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之所以成為首輔，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書、陜西總督），而王崇古的爺爺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政；在經濟上，則靠其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誨、二弟張四教、四弟張四象等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哥哥王崇義、從弟王崇勳、伯父王文顯、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鹽商。
張家、王家在聯姻的同時，還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自強的兄弟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聯合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鹽業市場。以至於御史永郜為此憤怒地說道：鹽法之所以敗壞，就是被權勢之家所壟斷。因此，官商家族成為明代非常明顯的特徵，也是商人與官員進行爭鬥的後臺。
商人的勢力增強並不僅僅表現在官商一體化以及官商鬥爭上，更體現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經營方向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這又是晚明出現社會風氣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敗明的原因之一。
引領風尚的明代商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讀書人
萬曆年間的蘇州城內，鋪戶興旺、買賣興隆。在各色商鋪之中，許多商人、富家子弟、讀書人、官員流連其間。舉人李樂在書童的幾次催促下，終於放下了書本來到大街上散心休息。書童李來一邊走一邊說：“少爺，今天出來可不能白出來呀，再過幾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買些東西呀。龔春瓦瓶現在非常有名，不如買一個吧。”“龔春瓦瓶？什麼牌子？”
“哎呀，少爺，您真是讀書讀死了。龔春、時大彬兩個人是現在做瓦瓶最好的兩個人，他們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細膩溫潤非常好，每個都能賣到二三兩呀！”
“啊？二三兩？要知道二三兩銀子，那可是農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積攢下來的呀。這麼貴重的東西，咱們買它作甚。”李樂一口回絕。李來聽罷，沉思一會兒，又道：“那就買個胡四銅爐或趙良璧錫器，一兩銀子就行。少爺，人家大門大戶都買這些東西，咱們如果沒有，還不讓人家笑話。”
“不行不行，我們讀書人應該儉樸持家。那些奢侈品給人帶來的無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給那些內心空虛的人充門面，像我這樣自信的人根本用不著那些東西。”
“哼，儉樸現在被人看做是陋習呀。就是那些貧民、農民都買這些東西，咱們能不買？”
“啊？”李樂大吃一驚。“現在的人都這麼富？”
“哪呀，他們買的都是假的，樣子一樣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數載，是用宣紙、真竹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紙、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買假冒產品，我買了又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李樂正在說話間，突然，眼見前方紅霞一片。李樂仔細一看，發現這片紅霞原來是一大群讀書人，他們個個身穿紅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結隊地去郊外遊玩。李樂癡呆呆地看著，“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麼人？”
李來一看樂了，“這些人是去參加虎丘書會的。”
李樂聽罷，只是輕聲嘆了一口氣，“回吧”。整晚李樂都沒有睡著，他在輾轉反側間，苦想著：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簡樸，全都追逐奢華，仁義禮智信將何處所存。讀書人本來應該安守清貧，可如今也追隨時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樂擦了擦眼淚，不禁吟出一首詩來，詩曰：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儘是讀書人。
李樂是一位傳統的儒家子弟，對信仰很執著。然而，這種人畢竟是少數，根本無法阻擋社會潮流。因為商人勢力大增，他們開始由順從風俗，逐漸變為影響甚至引領風潮。明代中後期的商業非常興隆，商人出售的產品逐漸超越了日常用品的範圍，奢侈品增多，逐漸引領了社會時尚甚至影響了民眾的生活。
例如，萬曆之前製鞋一般都是婦女的工作，萬曆年間則有了男人從事製鞋業。那時，南京橋夫營的鞋業非常發達。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後來出現了比較輕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來到了南京，他用黃草編的鞋非常漂亮，富貴之家爭相購買，之後平常人家也買這種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區原本沒有夏天穿的襪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氈襪子，直到萬曆年間才開始出現布做的襪子。還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響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商人在給民眾帶來生活方便的同時，對當時的基礎建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商人對於當地建築業、交通業的投資首先是為了自己經商方便，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卻不容忽視。例如商人對於商路的開拓，給百姓出行也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開闢商道對於經商意義重大。例如，自唐代開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不斷地將食鹽、茶葉、木材、布匹、文房四寶等，販往長江沿岸的安慶、九江等交通口岸，在當地收購桂魚、生豬、植物油等特產銷往徽州山區。在這條商路上，有不少地區當時尚未開發。徽商為此修路、建橋、挖水井等，對當地的生活和經濟、文化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他們逐漸開闢了數條商路，其中一條就是：由徽州（今安徽黃山市）經祁門、石臺向東，經過三縣交界的仙寓山櫸根嶺之後，沿石臺邊境進入東至縣，過了雞頭嶺後走設源到排篷的三建橋。由此分道：一路經過大蜈蚣嶺走洋湖，向西到東流縣，向北從小路嘴、雁汊到安慶或沿江上行至武漢等地；一路經小蜈蚣嶺過葛公、高嶺、尚合、徐村，到達東至縣城，再翻過縣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廣東。
與此同時，一些介紹商路的書籍成為商人經商時的必備手冊。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明隆慶四年（1570年）休寧縣人黃汴撰，又名《圖注水陸路程圖》，《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士商必要》〕，《天下路程圖引》〔明天啟六年（1626年）憺漪子編，又名《士商要覽》〕，《士庶備覽》，《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撥錦》，《天下四民三台萬用正宗》，《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水陸路程》，《新安原版士商類要》，《士商類要》，《寰宇通衡書》等。
上述這些商路圖書，除了為商人帶去便利外，更彌補了正史的諸多不足，提供了不少正史沒有收錄的行程路線圖。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收集水路路線143條，陸路路線100條，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驛路外，又收錄了水路路線127條，而且標注了各個驛站之間的距離，非常便於客商使用。
為了便於記憶，這些商路圖書還將一些地名編成歌謠。例如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說的是從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橦梓關富陽，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為了讓商人能夠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了解當地風俗，更重要的是了解當地的基礎建設、物產，從而更有利於經商活動，這些商路圖書往往對風土人情、酒店旅館、治安狀況等都有詳細的記述。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識，諸如山川險夷、物產出處、行程風險、水旱碼頭、牙儈好壞、門攤課稅、名勝古跡，乃至轎夫船戶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衛生，皆有記述。
因為海陸交通路線的開闢，明政府又大規模地開發交通工具、構建交通設施、完善交通管制機構，這些直接促進了大規模的商品流動，海上貿易的發展還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遠銷到歐洲。
在這些商品中，有三大商品對於明朝的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產生了巨大影響。限于篇幅，本書僅對鹽茶貿易進行介紹，對於絲綢布匹貿易的情況留待以後介紹。
顧尚書與鄒百萬的衝突
嘉靖年間，無錫有三大富人，分別是鄒望、華麟祥、安號桂。顧尚書榮僖公因為“丁憂”回轉家中，一日乘坐官轎正行進在路上。突然，轎子後面一陣驚擾。顧尚書掀開轎簾一看，只見一頂極為華麗的轎子飛快地奔來，後面還跟著一溜這樣的轎子，飛快地超越了顧尚書的轎子。顧尚書仔細一看，不禁大驚失色，轎子裏的人全是和尚。
顧尚書連忙詢問這是怎麼回事，隨從忙說：“無錫首富鄒望的老母親死了，聽說請了一百多位僧人為她超度，來來往往皆用這種轎子接送。”“啊！好有錢呀！”顧尚書發著感慨回到了家中。剛一進屋，就見管家慌慌張張地迎了上來，“大人呀，咱們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鄒百萬給扒了。”“什麼！”顧尚書勃然大怒，“好你個鄒望，人家怕你，我是尚書我可不怕你！拿著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門告他，不把他法辦了我這尚書白當了！”
果然，沒有多久，鄒望就被捉進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鄒望被抓的那天下午，無錫城裏的所有買賣人紛紛罷市要求釋放鄒望。知府一聽連忙放了鄒望，商戶們這才陸續營業。顧尚書見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無法交代，連忙來到尚書大人的家中請罪。
“顧大人，卑職實在是挺不住了呀！這全無錫的商人如果罷市的話，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著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評呀！”
“這鄒望就這麼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無錫有三大富，這三大富平日裏交結廣泛，就是京城裏的達官顯貴們都與他交好。自從抓了鄒百萬之後，那兩個大戶也給我捎信來，如果不放了他，全無錫所有商人都要罷市罷業。”“這麼厲害呀！”“是呀。您還不知道呢，聽說他們還發了話，您的家人只要在無錫買東西，無論是蔬菜水果魚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會賣給您！”
“胡說！我不信！”顧尚書連忙派家人到無錫街頭去買東西，哪成想果然各個商家一聽說是顧尚書家的人買東西，無論出多高的價錢也不賣。顧尚書聽聞此言，默默無語。這時，門衛拿著一封信來到會客室，“老爺，剛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們家的門口，看信封好像是給您的！”顧尚書接過信來一看，直嚇得臉色蒼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來我這裡保護我！”
“顧大人，並非我不願幫您。跟您說實話吧，今天來拜訪您，您知道我為什麼要騎馬而來嗎？”“不知道。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轎夫聽說是來您這裡，紛紛說病了不來呀！”“啊！”顧尚書呆若木雞，“人們常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看來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書今日敗矣！”
究其顧尚書失敗的原因，乃在於交通發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勢力的強大。商人強大之後，結合自宋代以後出現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歷史事實，便形成了“官鬥不過商”的情況。吏是當地人，且工資不由財政支出，全靠盤剝百姓和商人賄賂，自然形成了依賴商人的情況。而不僅僅是吏，後期的官與官鬥、皇帝與官鬥，鬥的背後都站著商人。
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曾經對商人勢力進行過抑制，但效果並不好。例如，萬曆年間儘管對商業的剝削比較嚴重，但明代中後期的商業仍然總體上獲得了長足發展。在萬曆時期，商人不但已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在朝中已經培植了強大的代言人勢力。魏忠賢和東林黨的衝突，其實就是皇權與商人勢力的鬥爭。到了明朝後期，特別是南明政權時期，商人（更具體地說是官商）已經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級的朝政可以說是在天啟、崇禎朝非常明顯。但早在嘉靖年間，一些地方政權就已經被商人壟斷，地方政府官員在某種程度上也要聽命于富商巨賈，無錫鄒望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明代中後期國內貿易隨著交通的發達，以前南北貨物難以大規模交換的現狀被徹底改變。南方以賣方身份出現在北方市場，主要供應絲織品、瓷器、棉布、木料、紙張、漆器、有色金屬、皮革等。北方輸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紗線。
商業的高度發達則直接促進了城市發展，例如淮安因為運河而興盛，它被荷蘭大使霍姆在1644年稱為“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幾年間由小漁村變成大城市一樣，明代京杭大運河的繁榮，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成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為大運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較急，為了行駛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條備用運河，1587年在這條備用運河的某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名叫“夏鎮”的地方。而17世紀初，皇帝便派了一名親戚坐鎮此地專管收稅。
在萬曆、崇禎年代，由於水路交通的大發展，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的興盛，中國逐漸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們是：北京、南京、杭州、鎮江、廣州、福州、蘇州、上海（當時稱松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揚州（主要是今天揚州下轄的儀徵市，當時稱儀真）、蕪湖、景德鎮。城市的發展又帶動了官與商的合流，最終到了萬曆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的出身雖然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們對於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個時期，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是商人出身。
僅拿明代晉商典型的張家、王家為例。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禮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之所以成為首輔，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書、陜西總督），而王崇古的爺爺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政；在經濟上，則靠其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誨、二弟張四教、四弟張四象等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哥哥王崇義、從弟王崇勳、伯父王文顯、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鹽商。
張家、王家在聯姻的同時，還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自強的兄弟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聯合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鹽業市場。以至於御史永郜為此憤怒地說道：鹽法之所以敗壞，就是被權勢之家所壟斷。因此，官商家族成為明代非常明顯的特徵，也是商人與官員進行爭鬥的後臺。
商人的勢力增強並不僅僅表現在官商一體化以及官商鬥爭上，更體現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經營方向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這又是晚明出現社會風氣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敗明的原因之一。
引領風尚的明代商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讀書人
萬曆年間的蘇州城內，鋪戶興旺、買賣興隆。在各色商鋪之中，許多商人、富家子弟、讀書人、官員流連其間。舉人李樂在書童的幾次催促下，終於放下了書本來到大街上散心休息。書童李來一邊走一邊說：“少爺，今天出來可不能白出來呀，再過幾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買些東西呀。龔春瓦瓶現在非常有名，不如買一個吧。”“龔春瓦瓶？什麼牌子？”
“哎呀，少爺，您真是讀書讀死了。龔春、時大彬兩個人是現在做瓦瓶最好的兩個人，他們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細膩溫潤非常好，每個都能賣到二三兩呀！”
“啊？二三兩？要知道二三兩銀子，那可是農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積攢下來的呀。這麼貴重的東西，咱們買它作甚。”李樂一口回絕。李來聽罷，沉思一會兒，又道：“那就買個胡四銅爐或趙良璧錫器，一兩銀子就行。少爺，人家大門大戶都買這些東西，咱們如果沒有，還不讓人家笑話。”
“不行不行，我們讀書人應該儉樸持家。那些奢侈品給人帶來的無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給那些內心空虛的人充門面，像我這樣自信的人根本用不著那些東西。”
“哼，儉樸現在被人看做是陋習呀。就是那些貧民、農民都買這些東西，咱們能不買？”
“啊？”李樂大吃一驚。“現在的人都這麼富？”
“哪呀，他們買的都是假的，樣子一樣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數載，是用宣紙、真竹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紙、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買假冒產品，我買了又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李樂正在說話間，突然，眼見前方紅霞一片。李樂仔細一看，發現這片紅霞原來是一大群讀書人，他們個個身穿紅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結隊地去郊外遊玩。李樂癡呆呆地看著，“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麼人？”
李來一看樂了，“這些人是去參加虎丘書會的。”
李樂聽罷，只是輕聲嘆了一口氣，“回吧”。整晚李樂都沒有睡著，他在輾轉反側間，苦想著：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簡樸，全都追逐奢華，仁義禮智信將何處所存。讀書人本來應該安守清貧，可如今也追隨時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樂擦了擦眼淚，不禁吟出一首詩來，詩曰：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儘是讀書人。
李樂是一位傳統的儒家子弟，對信仰很執著。然而，這種人畢竟是少數，根本無法阻擋社會潮流。因為商人勢力大增，他們開始由順從風俗，逐漸變為影響甚至引領風潮。明代中後期的商業非常興隆，商人出售的產品逐漸超越了日常用品的範圍，奢侈品增多，逐漸引領了社會時尚甚至影響了民眾的生活。
例如，萬曆之前製鞋一般都是婦女的工作，萬曆年間則有了男人從事製鞋業。那時，南京橋夫營的鞋業非常發達。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後來出現了比較輕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來到了南京，他用黃草編的鞋非常漂亮，富貴之家爭相購買，之後平常人家也買這種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區原本沒有夏天穿的襪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氈襪子，直到萬曆年間才開始出現布做的襪子。還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響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商人在給民眾帶來生活方便的同時，對當時的基礎建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商人對於當地建築業、交通業的投資首先是為了自己經商方便，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卻不容忽視。例如商人對於商路的開拓，給百姓出行也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開闢商道對於經商意義重大。例如，自唐代開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不斷地將食鹽、茶葉、木材、布匹、文房四寶等，販往長江沿岸的安慶、九江等交通口岸，在當地收購桂魚、生豬、植物油等特產銷往徽州山區。在這條商路上，有不少地區當時尚未開發。徽商為此修路、建橋、挖水井等，對當地的生活和經濟、文化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他們逐漸開闢了數條商路，其中一條就是：由徽州（今安徽黃山市）經祁門、石臺向東，經過三縣交界的仙寓山櫸根嶺之後，沿石臺邊境進入東至縣，過了雞頭嶺後走設源到排篷的三建橋。由此分道：一路經過大蜈蚣嶺走洋湖，向西到東流縣，向北從小路嘴、雁汊到安慶或沿江上行至武漢等地；一路經小蜈蚣嶺過葛公、高嶺、尚合、徐村，到達東至縣城，再翻過縣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廣東。
與此同時，一些介紹商路的書籍成為商人經商時的必備手冊。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明隆慶四年（1570年）休寧縣人黃汴撰，又名《圖注水陸路程圖》，《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士商必要》〕，《天下路程圖引》〔明天啟六年（1626年）憺漪子編，又名《士商要覽》〕，《士庶備覽》，《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撥錦》，《天下四民三台萬用正宗》，《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水陸路程》，《新安原版士商類要》，《士商類要》，《寰宇通衡書》等。
上述這些商路圖書，除了為商人帶去便利外，更彌補了正史的諸多不足，提供了不少正史沒有收錄的行程路線圖。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收集水路路線143條，陸路路線100條，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驛路外，又收錄了水路路線127條，而且標注了各個驛站之間的距離，非常便於客商使用。
為了便於記憶，這些商路圖書還將一些地名編成歌謠。例如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說的是從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橦梓關富陽，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為了讓商人能夠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了解當地風俗，更重要的是了解當地的基礎建設、物產，從而更有利於經商活動，這些商路圖書往往對風土人情、酒店旅館、治安狀況等都有詳細的記述。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識，諸如山川險夷、物產出處、行程風險、水旱碼頭、牙儈好壞、門攤課稅、名勝古跡，乃至轎夫船戶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衛生，皆有記述。
因為海陸交通路線的開闢，明政府又大規模地開發交通工具、構建交通設施、完善交通管制機構，這些直接促進了大規模的商品流動，海上貿易的發展還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遠銷到歐洲。
在這些商品中，有三大商品對於明朝的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產生了巨大影響。限于篇幅，本書僅對鹽茶貿易進行介紹，對於絲綢布匹貿易的情況留待以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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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39 pm
第二回明代的搶鹽風波
鹽在歷史上極為重要，自漢代開始就屬於專賣商品。在封建社會，鹽茶稅是從狹義商業稅中分離出來的。專賣制度形成了鹽的暴利，進而使得國家稅收大大仰仗于鹽。鹽稅比農業稅更為重要，它是明朝第一大稅種，佔了整個稅收的一半左右。
因為專賣，就培育出了官僚商人的代表——老晉商。官僚商人壟斷商業、控制朝政，在他們的壓制下，鹽業走私經濟發達，又造成大量稅收流失，鹽成為官商民爭搶的對象。為此，我們可以給本節做一個小結。
鹽的重要——鹽業專賣——鹽業暴利——暴利下的走私——鹽政體制的不合理——官僚體系無力杜絕走私甚至與走私合流產生腐敗——國家稅收大規模流失。
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
張居正愛才不愛德
鹽看似普通，其實是一種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在歷史上甚至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明朝名臣龐尚鵬就是因為得罪了鹽商而被罷了官。不過機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萬曆四年（1576年）龐尚鵬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撫。這在許多人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這一年，張居正得了一場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權力鬥爭愈來愈嚴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條鞭法在實行過程中因為用人不當出現了不少問題。為此，張居正憂心忡忡。有人舉薦一位德才兼備的大臣龐尚鵬前往江南再推一條鞭法，張居正聞聽連連搖頭：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決不用他。
“為何？”來人非常詫異。“我用的人必須要有才。”“龐尚鵬就非常有才呀，我給您介紹一下這個人。”
嘉靖年間，廣東南海人龐尚鵬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間著名的廉直官員。河南的一些貪官一聽龐尚鵬來了，不是稱病就是辭職，或者是趕緊請求外派。巡撫蔡汝楠一看，傻了。這可咋工作呀！龐尚鵬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們常說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員也不再多而在能幹！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會耽誤工作！”蔡汝楠一聽連連點頭：“對呀對呀，你我定會好好合作。”
一年後，雙方合作甚歡。對於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滿意。可就在這時，河南忽然發生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巡撫蔡汝楠眼見此情此景，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盤算。如果這個時候告訴皇上河南遭災了而且損失慘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對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沒了。
為此，蔡汝楠決定獻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樂業。龐尚鵬一聽，雙目緊緊地盯著巡撫：蔡大人，天災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減少損失，儘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獻白鹿騙皇上高興。同僚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也很可能不會揭穿你，但你捫心自問一下，這樣對得起百姓嗎？
蔡汝楠聞聽，面露慚愧。龐尚鵬這樣做令河南官員為之敬佩。到後來，龐尚鵬被任命為浙江巡按，在七年裏他眼見地方官吏魚肉百姓，特別是在稅收方面，利用國家漏洞偷稅漏稅，為此龐尚鵬首先將他們一個個地法辦。其次，針對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偷稅漏稅現象，先後推行了裏甲均平法、十段錦法、一條鞭法（龐尚鵬是第一個在全省推行一條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將人丁收稅改為按田地收稅，因為效果顯著，南方的其他地區紛紛效倣。因此，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前，南方許多省份已經施行多年。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張居正說著，看著來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麼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聽話！”“哦。”來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說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來人說完起身告辭。出了張府，來人冷笑一聲：“張居正呀張居正，你雖為能臣良相，但權力之心過重。不論忠奸善惡，唯馬首是瞻者可得榮華，你這樣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長遠嗎！你樹敵太多，龐公才德兼備你不用之，那天下必有人對此不服！”
張居正之所以拒絕龐尚鵬入閣，根本原因是權力之爭。其重要原因則在於張居正改革集團內部的核心成員，如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就出身於鹽商家族，鹽商憑藉雄厚的財力影響著政局。龐尚鵬得罪了鹽商也就意味著得罪了張氏集團。明政府的鹽業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鹽商勢力的增長。
因為食鹽屬於生活必需品，產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後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於鹽非常看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曆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後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具體執行的經驗，對於一條鞭法的優缺點體味並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並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範圍內出現，最終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灶戶負責，進入“灶籍”。洪武時期灶戶大概有9.2150萬戶，灶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灶戶為12.0244萬戶，灶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曆時期灶戶為8.2502萬戶，灶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灶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伕、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剝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灶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灶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尷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灶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於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於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鹽區取食鹽，之後到指定地區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願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區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於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模開發，“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誇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放並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後隨著軍田荒廢並被文武官員、太監、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模兼併，軍田已經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後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商。邊商（以陜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商都開始在九邊、產鹽區（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後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餉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陜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係到政府對於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曆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佔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雲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陜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於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後期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私鹽氾濫：從萬曆與浙江官員的一次對抗說起
鹽山上長樹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葉永盛正在廳堂內休息。突然，書童稟告說京城來了特快專遞，是從民營渠道發來的一封信，想搶在聖旨之前先發到他的手中。葉永盛聽罷，心中一震，他知道肯定京城出事了。他連忙讓送信的人進來，急急忙忙地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份邸報。讀罷邸報，葉永盛大驚失色。原來，皇帝聽信浙江忠義右衛百戶宦官高時夏的謊言，說浙江、福建的余鹽堆積如山，如果把它們都賣出去的話，可以得到30萬兩白銀。
信封內還附了一幅畫。葉永盛看罷哭笑不得。原來，高時夏為了表示自己的證據確鑿，畫了一張鹽山圖。令葉永盛好笑的是，在鹽山上竟然長著茂密的大樹。“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鹽山上長樹！哈哈，真是千古奇觀呀！不，萬古奇觀！”
葉永盛為此半年內連續上了五道奏疏。十一月初九第一道奏疏就火藥味十足，斥責高時夏、高寀（這個人令人髮指的行為我們後文還有交代）等人是危害邊關（九邊）的群姦，田應璧、吳應其等宵小已經把兩淮、蒲解兩大鹽場給搞壞了。如今高時夏竟然向兩浙鹽場伸出了黑手，說什麼浙江、福建的余鹽可以賣30萬兩白銀。他說：福建鹽場我不知道情況，兩浙鹽場的事情我可知道。
兩浙的鹽稅銀送京城14萬兩，九邊9.7萬兩。但這些可不全是鹽的稅還包括沿海沙地以及灶戶的人丁稅，其實真正的鹽稅不過9萬多兩而已。而兩浙還欠著人家邊商4萬兩銀子呢，所謂的鹽山全是一些人為了討皇帝的歡心而蓄意編造的謊言。
大概不到一個月，葉永盛再次上疏。這次他舉起了朱元璋的《大明律》。葉永盛認為高時夏等人之所以盯上兩浙鹽場，其目的就在於鹽走私。因此，他查閱了《大明律》，先後將法律條文給萬曆皇帝看，像什麼杖一百、徙三百里等等。並再次聲明：兩浙即使“化土為金”也斷不會有30萬兩白銀的余鹽。
其後，葉永盛靜待了三個多月，但皇帝的回饋還沒有來。葉永盛再次在二月底三月初上了第三道奏疏，對萬曆十九年（1591年）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春為止的九年零一季的鹽引總額進行了統計，一共是322.5979萬引，共欠國家和商家99.1557萬引。說道：如果真的余鹽堆積如山，為了政績、為了還債我能不賣嗎？如今因為兩浙鹽場貧瘠、海水衝決、逃戶嚴重等原因，實在是難以滿足國家的要求。現在為了湊足這個錢數我已經竭盡所能了，只能有1.6萬兩，太監讓我交2.6萬兩，我實在是辦不到，絕對辦不到。萬歲，您想讓國庫充盈的想法我理解，但是您不要忘記，國庫增加1萬兩那麼供給九邊的就少1萬兩呀，長此以往，九邊該怎麼辦？
兩個月後，葉永盛經歷了高興與絕望的兩重天。起初萬曆皇帝要求查兩浙余鹽是否真的沒有，結果真的沒有。但後來，萬曆又要求按照原計劃攤派給兩浙15萬兩，葉永盛再次上書，他說：按照《大明會典》的規定，我們兩浙年鹽稅稅收為14萬兩，如今加派余鹽15萬兩，那就等於我們把給國庫的14萬兩都給了陛下您的小金庫內帑。那麼九邊怎麼辦？如今九邊危急您不可不察呀。臣還聽說，您對兩淮、河東等鹽場可不一樣。兩淮鹽場每年鹽稅60萬，您要求增派給內帑12萬，增派與原額相比為五分之一；河東年鹽稅為19.8萬兩，增派給內帑不到3萬兩，增派與原額相比為六分之一。可兩浙呢？卻是1.2倍，比兩淮、河東重了6倍多。此消息一齣，灶戶紛紛逃亡，商人預見兩浙不會再有商賣的鹽，所以都不買鹽了。如今的兩浙真是一片衰敗景象呀。如果皇上真的要增派，那我也沒辦法，那就公平些吧，按照兩淮、河東的比例，給我們最多增派2.8萬兩吧。
上第四道奏疏後不到一個月，五月二十四日葉永盛上了第五道疏。與此同時，浙江巡撫也上疏說浙江的鹽稅增加兩萬就已夠多了，為了保證民生，應該按季度分批次交給宦官們主管的內帑。葉永盛這第五道奏疏，基本上屬於膽戰心驚的自我表白。因為，三個月前兩浙鹽場的1.6萬兩白銀已經送入內帑之中，可萬曆沒有任何回音，也沒有簽收的憑據，葉永盛認為肯定是萬曆生氣了，嫌銀子少，或者內官私吞了。
最終，萬曆皇帝下旨：高時夏以前的奏鹽是胡說八道，兩浙確實無余鹽。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們多想些辦法給我湊夠2.6萬兩，分夏秋兩季交給內帑。
因為鹽的利潤極大，通常凈利潤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萬千權貴競折腰。首先進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說。其次就是各方權貴。這種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現過，但因為朱元璋父子時代，法律比較嚴苛、對宦官的約束較為嚴格，這種現象並不多見。自成化年間開始，宦官巧取豪奪的案例越來越多。
本來皇室、王府、官員等政府已經給了相應的食鹽配給。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討鹽100引嘗到甜頭後，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討1000引。成化年間，各藩王討鹽的數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鹽也是20萬斤，顯然這麼多鹽是吃不了的。那麼多出來的幹什麼？私賣。
隨著私賣現象越來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間，藩王們討要的數量則十幾倍、幾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興王奏討1萬引，兩年後將紀錄大規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萬引。其後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從此以後，再次恢復到了千引時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監也開始進入私鹽運輸領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販私鹽達到了10萬引，得銀500多兩，甚至武裝走私。一次，甚至毆打巡檢典史，打死稅務官員一名。雖然有剛正廉潔的宦官汪直出面將覃力朋抓捕問罪，刑部也以販私鹽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過問下沒有被處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賣長蘆鹽于兩淮處10萬引開始，太監們則公開進入了賣私鹽的隊伍。
成化年間，唯一被處罰的太監就是熊保。因為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麼背景，最終驚動了東廠太監，熊保被發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戶”。成化年間太監因為賣私鹽打死了人還會受到處罰，但到了萬曆年間，高寀害死了上百條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腦髓，仍然逍遙法外。
在藩王、太監先後販私鹽之後，文武官員、地方官紳也陸續加入私鹽隊伍。結果，國家鹽法遭到破壞，最終不得不進行改革。
不斷改革下的真實：從明代七位百姓的悲慘命運說起
鹽在歷史上極為重要，自漢代開始就屬於專賣商品。在封建社會，鹽茶稅是從狹義商業稅中分離出來的。專賣制度形成了鹽的暴利，進而使得國家稅收大大仰仗于鹽。鹽稅比農業稅更為重要，它是明朝第一大稅種，佔了整個稅收的一半左右。
因為專賣，就培育出了官僚商人的代表——老晉商。官僚商人壟斷商業、控制朝政，在他們的壓制下，鹽業走私經濟發達，又造成大量稅收流失，鹽成為官商民爭搶的對象。為此，我們可以給本節做一個小結。
鹽的重要——鹽業專賣——鹽業暴利——暴利下的走私——鹽政體制的不合理——官僚體系無力杜絕走私甚至與走私合流產生腐敗——國家稅收大規模流失。
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
張居正愛才不愛德
鹽看似普通，其實是一種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在歷史上甚至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明朝名臣龐尚鵬就是因為得罪了鹽商而被罷了官。不過機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萬曆四年（1576年）龐尚鵬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撫。這在許多人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這一年，張居正得了一場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權力鬥爭愈來愈嚴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條鞭法在實行過程中因為用人不當出現了不少問題。為此，張居正憂心忡忡。有人舉薦一位德才兼備的大臣龐尚鵬前往江南再推一條鞭法，張居正聞聽連連搖頭：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決不用他。
“為何？”來人非常詫異。“我用的人必須要有才。”“龐尚鵬就非常有才呀，我給您介紹一下這個人。”
嘉靖年間，廣東南海人龐尚鵬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間著名的廉直官員。河南的一些貪官一聽龐尚鵬來了，不是稱病就是辭職，或者是趕緊請求外派。巡撫蔡汝楠一看，傻了。這可咋工作呀！龐尚鵬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們常說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員也不再多而在能幹！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會耽誤工作！”蔡汝楠一聽連連點頭：“對呀對呀，你我定會好好合作。”
一年後，雙方合作甚歡。對於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滿意。可就在這時，河南忽然發生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巡撫蔡汝楠眼見此情此景，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盤算。如果這個時候告訴皇上河南遭災了而且損失慘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對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沒了。
為此，蔡汝楠決定獻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樂業。龐尚鵬一聽，雙目緊緊地盯著巡撫：蔡大人，天災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減少損失，儘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獻白鹿騙皇上高興。同僚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也很可能不會揭穿你，但你捫心自問一下，這樣對得起百姓嗎？
蔡汝楠聞聽，面露慚愧。龐尚鵬這樣做令河南官員為之敬佩。到後來，龐尚鵬被任命為浙江巡按，在七年裏他眼見地方官吏魚肉百姓，特別是在稅收方面，利用國家漏洞偷稅漏稅，為此龐尚鵬首先將他們一個個地法辦。其次，針對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偷稅漏稅現象，先後推行了裏甲均平法、十段錦法、一條鞭法（龐尚鵬是第一個在全省推行一條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將人丁收稅改為按田地收稅，因為效果顯著，南方的其他地區紛紛效倣。因此，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前，南方許多省份已經施行多年。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張居正說著，看著來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麼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聽話！”“哦。”來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說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來人說完起身告辭。出了張府，來人冷笑一聲：“張居正呀張居正，你雖為能臣良相，但權力之心過重。不論忠奸善惡，唯馬首是瞻者可得榮華，你這樣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長遠嗎！你樹敵太多，龐公才德兼備你不用之，那天下必有人對此不服！”
張居正之所以拒絕龐尚鵬入閣，根本原因是權力之爭。其重要原因則在於張居正改革集團內部的核心成員，如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就出身於鹽商家族，鹽商憑藉雄厚的財力影響著政局。龐尚鵬得罪了鹽商也就意味著得罪了張氏集團。明政府的鹽業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鹽商勢力的增長。
因為食鹽屬於生活必需品，產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後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於鹽非常看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曆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後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具體執行的經驗，對於一條鞭法的優缺點體味並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並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範圍內出現，最終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灶戶負責，進入“灶籍”。洪武時期灶戶大概有9.2150萬戶，灶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灶戶為12.0244萬戶，灶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曆時期灶戶為8.2502萬戶，灶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灶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伕、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剝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灶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灶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尷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灶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於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於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鹽區取食鹽，之後到指定地區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願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區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於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模開發，“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誇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放並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後隨著軍田荒廢並被文武官員、太監、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模兼併，軍田已經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後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商。邊商（以陜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商都開始在九邊、產鹽區（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後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餉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陜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係到政府對於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曆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佔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雲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陜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於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後期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私鹽氾濫：從萬曆與浙江官員的一次對抗說起
鹽山上長樹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葉永盛正在廳堂內休息。突然，書童稟告說京城來了特快專遞，是從民營渠道發來的一封信，想搶在聖旨之前先發到他的手中。葉永盛聽罷，心中一震，他知道肯定京城出事了。他連忙讓送信的人進來，急急忙忙地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份邸報。讀罷邸報，葉永盛大驚失色。原來，皇帝聽信浙江忠義右衛百戶宦官高時夏的謊言，說浙江、福建的余鹽堆積如山，如果把它們都賣出去的話，可以得到30萬兩白銀。
信封內還附了一幅畫。葉永盛看罷哭笑不得。原來，高時夏為了表示自己的證據確鑿，畫了一張鹽山圖。令葉永盛好笑的是，在鹽山上竟然長著茂密的大樹。“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鹽山上長樹！哈哈，真是千古奇觀呀！不，萬古奇觀！”
葉永盛為此半年內連續上了五道奏疏。十一月初九第一道奏疏就火藥味十足，斥責高時夏、高寀（這個人令人髮指的行為我們後文還有交代）等人是危害邊關（九邊）的群姦，田應璧、吳應其等宵小已經把兩淮、蒲解兩大鹽場給搞壞了。如今高時夏竟然向兩浙鹽場伸出了黑手，說什麼浙江、福建的余鹽可以賣30萬兩白銀。他說：福建鹽場我不知道情況，兩浙鹽場的事情我可知道。
兩浙的鹽稅銀送京城14萬兩，九邊9.7萬兩。但這些可不全是鹽的稅還包括沿海沙地以及灶戶的人丁稅，其實真正的鹽稅不過9萬多兩而已。而兩浙還欠著人家邊商4萬兩銀子呢，所謂的鹽山全是一些人為了討皇帝的歡心而蓄意編造的謊言。
大概不到一個月，葉永盛再次上疏。這次他舉起了朱元璋的《大明律》。葉永盛認為高時夏等人之所以盯上兩浙鹽場，其目的就在於鹽走私。因此，他查閱了《大明律》，先後將法律條文給萬曆皇帝看，像什麼杖一百、徙三百里等等。並再次聲明：兩浙即使“化土為金”也斷不會有30萬兩白銀的余鹽。
其後，葉永盛靜待了三個多月，但皇帝的回饋還沒有來。葉永盛再次在二月底三月初上了第三道奏疏，對萬曆十九年（1591年）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春為止的九年零一季的鹽引總額進行了統計，一共是322.5979萬引，共欠國家和商家99.1557萬引。說道：如果真的余鹽堆積如山，為了政績、為了還債我能不賣嗎？如今因為兩浙鹽場貧瘠、海水衝決、逃戶嚴重等原因，實在是難以滿足國家的要求。現在為了湊足這個錢數我已經竭盡所能了，只能有1.6萬兩，太監讓我交2.6萬兩，我實在是辦不到，絕對辦不到。萬歲，您想讓國庫充盈的想法我理解，但是您不要忘記，國庫增加1萬兩那麼供給九邊的就少1萬兩呀，長此以往，九邊該怎麼辦？
兩個月後，葉永盛經歷了高興與絕望的兩重天。起初萬曆皇帝要求查兩浙余鹽是否真的沒有，結果真的沒有。但後來，萬曆又要求按照原計劃攤派給兩浙15萬兩，葉永盛再次上書，他說：按照《大明會典》的規定，我們兩浙年鹽稅稅收為14萬兩，如今加派余鹽15萬兩，那就等於我們把給國庫的14萬兩都給了陛下您的小金庫內帑。那麼九邊怎麼辦？如今九邊危急您不可不察呀。臣還聽說，您對兩淮、河東等鹽場可不一樣。兩淮鹽場每年鹽稅60萬，您要求增派給內帑12萬，增派與原額相比為五分之一；河東年鹽稅為19.8萬兩，增派給內帑不到3萬兩，增派與原額相比為六分之一。可兩浙呢？卻是1.2倍，比兩淮、河東重了6倍多。此消息一齣，灶戶紛紛逃亡，商人預見兩浙不會再有商賣的鹽，所以都不買鹽了。如今的兩浙真是一片衰敗景象呀。如果皇上真的要增派，那我也沒辦法，那就公平些吧，按照兩淮、河東的比例，給我們最多增派2.8萬兩吧。
上第四道奏疏後不到一個月，五月二十四日葉永盛上了第五道疏。與此同時，浙江巡撫也上疏說浙江的鹽稅增加兩萬就已夠多了，為了保證民生，應該按季度分批次交給宦官們主管的內帑。葉永盛這第五道奏疏，基本上屬於膽戰心驚的自我表白。因為，三個月前兩浙鹽場的1.6萬兩白銀已經送入內帑之中，可萬曆沒有任何回音，也沒有簽收的憑據，葉永盛認為肯定是萬曆生氣了，嫌銀子少，或者內官私吞了。
最終，萬曆皇帝下旨：高時夏以前的奏鹽是胡說八道，兩浙確實無余鹽。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們多想些辦法給我湊夠2.6萬兩，分夏秋兩季交給內帑。
因為鹽的利潤極大，通常凈利潤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萬千權貴競折腰。首先進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說。其次就是各方權貴。這種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現過，但因為朱元璋父子時代，法律比較嚴苛、對宦官的約束較為嚴格，這種現象並不多見。自成化年間開始，宦官巧取豪奪的案例越來越多。
本來皇室、王府、官員等政府已經給了相應的食鹽配給。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討鹽100引嘗到甜頭後，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討1000引。成化年間，各藩王討鹽的數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鹽也是20萬斤，顯然這麼多鹽是吃不了的。那麼多出來的幹什麼？私賣。
隨著私賣現象越來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間，藩王們討要的數量則十幾倍、幾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興王奏討1萬引，兩年後將紀錄大規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萬引。其後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從此以後，再次恢復到了千引時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監也開始進入私鹽運輸領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販私鹽達到了10萬引，得銀500多兩，甚至武裝走私。一次，甚至毆打巡檢典史，打死稅務官員一名。雖然有剛正廉潔的宦官汪直出面將覃力朋抓捕問罪，刑部也以販私鹽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過問下沒有被處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賣長蘆鹽于兩淮處10萬引開始，太監們則公開進入了賣私鹽的隊伍。
成化年間，唯一被處罰的太監就是熊保。因為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麼背景，最終驚動了東廠太監，熊保被發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戶”。成化年間太監因為賣私鹽打死了人還會受到處罰，但到了萬曆年間，高寀害死了上百條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腦髓，仍然逍遙法外。
在藩王、太監先後販私鹽之後，文武官員、地方官紳也陸續加入私鹽隊伍。結果，國家鹽法遭到破壞，最終不得不進行改革。
不斷改革下的真實：從明代七位百姓的悲慘命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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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42 pm
一切都是為了鹽
在山東濰坊，有一個姓丁的人家，有四個兒子：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為務農艱難且沒有辦法交足稅款，兄弟四個個個犯愁。最終，丁一、丁二、丁三商量好準備賣私鹽。丁四年齡小，留在家照顧父母。丁一先找到了一個認識的灶丁于某，于某也因為灶戶的生活非常艱苦、社會地位又低，早有逃戶的想法。
于某找了兩個好朋友，一個負責鹽的搬運、一個負責外聯購買生活用品。丁氏三兄弟，丁一負責觀察巡檢軍隊動向，丁二負責尋找交通工具和買家，丁三負責接應于某三人、與他們聯繫。
鹽場周圍每隔兩三里就有一處駐軍，雖然人數不多只有三十個人，但他們經常巡視，只要發現有人形跡可疑一嚷一叫其他營的官兵就會迅速趕來。于某的一個朋友不慎被抓住了，以夾帶私鹽出場之罪被絞死，他的上司百夫長也因為監管不善被杖一百。
其他五個人一看沒有辦法，只好趕著馬車逃離了鹽場，馬車上裝著一千斤食鹽，按照市價不過三兩銀子而已。官兵追來，丁三為了保護大家，仗著一身武藝跳下馬車與官兵對打，最終被捕。盜鹽還拒捕，丁三也被殺。最終馬車也跑壞了，四個人每人背著一袋食鹽逃走。
第二天，四人覺得危險已過，這才松了一口氣，雇了一艘小船前往他鄉。不想船行了沒多遠，就碰到了收稅站。因為沒有鹽引，四人都被拖到岸上各打了五十軍棍，四袋食鹽全沒收。收稅站派衙役準備將四人押回鹽場，于某的朋友在船上突然發力，將收稅站的衙差打下了船，四人四處逃竄。無奈，于某的這位朋友因為受了傷在逃到一戶農家之後，被農家發覺有問題送了官，被斬了。
丁一走散之後，來到北京城，身無分文。正巧宮中招閹人，丁一便去宮裏做了太監。
于某則在逃亡中，入贅當地之家。結果被官府發現，以“脫籍”之罪發回原地，又發現他盜鹽，最終被斬。
丁二則逃到海上當了海盜，在一次搶劫中被打死。
唯有留在家中的丁四性命稍長，娶妻生子。但在一次水災中，兒子被大水沖走生死不明，妻子則被水災之後的瘟疫奪去了性命。丁四茍延殘喘又過了八年，35歲那一年遇大旱，被餓死在家中。不過，臨死前他聽說了一件令他興奮的事兒，他那被大水沖走的兒子沒有死，在城裏的一個大戶人家做僕人。被沖走的那一年孩子5歲，如今已經13歲了。丁四在微笑中逝去。
不要以為上面的故事是純粹的瞎編亂造，這是有歷史根據的。明代中後期，普通百姓其實就生活在這樣的境況中。
明代中後期朱元璋鹽政體制失敗，各種鹽業改革措施紛紛出籠。然而，無論怎麼改革，百姓的命運仍然是悲苦的，為了幾兩銀子就會鋌而走險，從而不斷上演人間慘劇。
朱元璋的鹽政體系是鹽業走私的根源，中後期的各種修修補補式的改革，根本解決不了鹽業走私的問題。那麼，有明一代鹽業的改革歷程怎樣？
明初，鹽的運銷分為兩大系統，引鹽系統、票鹽系統，它們都有官鹽、商鹽（客鹽）之分。引的含義就是憑證，引目由工部進行製版（銅質），宦官掌握出入，戶部蓋章後發給鹽運司。因為明初戰爭仍在繼續，所以，朱元璋便借助商人之手施行開中制。由商人運糧到邊關各鎮，邊關驗收糧食後，由倉管糧郎中發給勘合證明，拿到鹽運司進行比對照磨後發給鹽引，商人按照鹽引領取食鹽進行批驗後，按照指定銷售地區銷售食鹽。
鹽引分為大引和小引，一般規定是400斤、200斤，但由於各地度量衡較為混亂，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統一為200斤，但隨後又改為400，不久又改為200斤。但到了明末，各地標準又開始不一樣，200斤、300斤、400斤都有。
開中制雖然給明代邊關穩定、國家稅收帶來了好處，然而，由於運糧到邊關路途遙遠、花費巨大，許多商人無法涉足。只有那些距離邊關較近省份的商人獲得了大利，例如陜晉兩地的商人。陜商在是開中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對它也最支援。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這種狀況才出現了轉機。這一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建議，因為商人在崇山峻嶺間運糧實在辛苦，請兩浙的黃岩、長亭、杜瀆三場的鹽商不必再運糧，而是到收稅所按照每百斤稅銀二分的稅率繳稅，然後去幹白水溪、清溪鎮、寧海縣三地領取票據。
李遂又建議，不僅商人可以買賣鹽，灶戶、軍戶、民戶也都可以買賣。儘管票鹽施行地區僅限山區，但因為免去了運糧這道煩瑣的環節，各地方政府開始紛紛效倣。最終，兩淮鹽場也開始施行，由此開中制徹底崩盤。
隆慶二年（1568年），總理江北等處的屯鹽督御史龐尚鵬開始改革鹽務。他上奏朝廷：
國初本來是沒有邊商內商的區分的，如今居於邊疆等待鹽引的邊商都不願、也難以再跑到南方鹽場去等候支取鹽，所以，就把鹽引賣給專門守候在鹽場等待取鹽的內商。內商呢？又很難去邊疆辦理鹽引，所以他們也就樂於買鹽引。一個專門負責辦理鹽引，一個專門等候取鹽。
國初鹽法治理得很好，鹽的流通非常順暢，可以速買速賣，國家和商人都可以得利。如今鹽法不行，內商手中攥著大把大把的鹽引卻不能取鹽，所以都不願意買鹽引。這是他們的原因嗎？不是，是形勢逼得他們不敢買。為了生計他們便減價賣掉鹽引，這樣連鎖反應，邊商手中的鹽引也就賣不出去了，結果邊商辦理鹽引也不積極了。
其後，邊商為了改變于自身不利的局面，因為他們運糧到邊關的投入需要及早收回，因此急於賣掉鹽引。而內商卻沒有這方面的衝動，可以慢慢地討價還價。為了制衡內商，邊商又建議開發河鹽。結果，邊商、內商發生激烈衝突。
龐尚鵬對此進行了居中調解，對於這種違反朱元璋時代“開中納糧支鹽法”的內商、邊商情況，他並沒有反對，還為此規定了三種取鹽賣鹽憑證的價格。
到司勘合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7兩，淮北定價0.6兩；起紙關引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8兩，淮北定價0.7兩；鹽引票據，淮南鹽定價0.9兩，淮北定價0.8兩。
由此，陜商沒落，晉商成為商幫龍頭，徽商則成為後起之秀。不過，陜商在兩淮、兩浙、長蘆等鹽場失敗後，轉向了四川井鹽，從而保留了在鹽業的一席之地，並最終在清朝成為四川、雲南等地的主體鹽商。
龐尚鵬改革後不過三四十年，商人久候無鹽的情況再次廣泛出現。為此，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接受袁世振的建議，施行“綱法”，將各商所領鹽引分成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積引(即憑積存的舊引支鹽運銷)，另外九綱用新引(即由商人直接向鹽戶收購運銷)。
從此官不收鹽，收買遠銷權都歸於商，並可世襲。至此，明代鹽業大型改革完畢，綱法一直運行到明末。然而，即使能臣廉吏們嘔心瀝血地去修修補補，但最終仍然擺脫不了鹽業混亂的歷史宿命，從而發生搶鹽事件。
鹽荒下的明財政智慧
明代搶鹽風波
正統三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雲縣的白河發水災，密雲、順義等地發生水災並不算什麼，自古多災多難的百姓已經習慣了苦難。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小災卻造成了一次鹽荒。人們風風火火地去買鹽，卻發現哪都買不到鹽了。去鹽店，鹽店老闆哭喪著臉說：“沒鹽了，真的沒鹽了。不是我不想賣，確實沒了。各地鹽場要取鹽的人排成了長隊，實在弄不了呀。沒了。”
可當人們轉身走了沒有多遠，卻有一個人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大哥，要鹽嗎？我這裡什麼鹽都有。官府的大鹽和小鹽，咱們自己弄的土鹽全都有，就看您買什麼價位的了。”
“你們那多少錢一斤？”“三分銀子。”“啊？太貴了吧，以前一般不過二錢多呀！”“呀，您可真逗，這是啥時候呀，這可是鹽荒時期呀。”見來人不言語，賣私鹽的人故作神秘道：“我告訴您，您這是托劉公公的福。要不是劉公公讓自己的侄子弄了些鹽，您呀還真吃不上！”
“唉，正經地方沒有鹽賣，那只好買私鹽了！”而就在百姓們著急之際，四大鹽場周邊的鹽商們也急急火火地利用各種手段在找鹽。
形成鹽荒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江蘇、安徽、浙江同一時期水旱災害頻仍，南方的糧食一時接濟不上，鹽商無法運糧就無法取到鹽引無法賣鹽。更為嚴重的是，有鹽引也買不到鹽。因為，鹽首先要供給皇室、政府機構、鹽場周邊的權貴等，另外，這些人再加上鹽場內部人員也販私鹽，等等，鹽場當然不夠正經鹽商支取食鹽的了。為此，鹽價越來越高。
這一切都源於朱元璋時期。明政府為了較為穩定地開展鹽務，同樣將戶籍制度作為一種根本性的治理手段。朱元璋將一部分軍人和百姓劃歸為“灶戶”。他們在鹽場居住的同時進行生產。為了保證鹽務壟斷，不但規定了什麼人可以買，還規定了什麼人可以賣，而且劃定了哪種鹽賣給哪個地區的人消費，從而將市場進行分割，保障政府壟斷利益最大化。獲取利潤的前提是向百姓徵收鹽鈔、鹽糧。為了保證供給，明政府還測算了人口消費量。
明政府規定：軍人有家小的每月2斤食鹽，單身者每月1斤。南京衛戍區的軍隊食鹽則由戶部供給，按照洪武一朝規定，每斤食鹽是紙幣100文（表面上看錢不少，其實各位看看第四章就能明白，官方定價在民間根本不能執行。每斤食鹽最高100文折銀1分，但實際上，很多情況下是1錢銀子1斤）。到了永樂之後，軍餉中70％是糧食，30％是食鹽。但是，糧食常常不夠用，為此，或者多給鹽或者多給紙幣。我們下文會談及紙幣問題，紙幣幣值經常波動，因此，造成民間和軍隊都不願意接受，所以，一般也就是多給食鹽。
老百姓呢？規定是15歲以上的每月2斤鹽，10~15歲的每月1斤鹽，10歲以下的不給鹽。但是永樂二年，陳瑛改革比價之後，全國普遍實行成年人（15歲以上）每月1斤，半成年人（10~15歲）半斤。而到了老百姓那裏，則變成：市民每人每月半斤，農民每人每月2兩左右（這是明代斤兩，1斤為16兩）。農戶的配給量顯然不夠，因此，農村地區私鹽氾濫。
農戶雖然不像軍隊那樣有自己熬製的軍鹽，但地方政權借助“小鹽”、“硝鹽”等土鹽彌補了一部分缺口，然而，由於地方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地方土鹽的走私仍然較多，跨地區的私鹽氾濫。那個時期，銷售食鹽由政府劃分銷售區域，為的就是最大化地獲取壟斷利益。私鹽的氾濫阻礙了鹽的正常流通，最終造成了正統三年（1438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雲、順義等地的食鹽緊縮。
食鹽的緊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些人得到鹽引後並不急於支鹽，為的就是找到一個賣高價的時機。然而，這卻使中國贏來了另一個可能振興的機會——資本市場中的債券市場，特別是政府公債的興起。
現今的美國之所以興盛，很大程度上在於國債興盛，世界的財富全都聚集到了美國。而倒退五六百年，明代的對內國債比較發達，同時金融業例如典當業、高利貸業都較同時代的歐洲國家發達。早在南宋時期，短期公債券“交子”就佔到了賦稅收入的很大比重。以有據可查的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到開禧三年（1207年）為例，就佔到了賦稅收入的82％。
明初朱元璋為了解決邊關糧食問題，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在山西行省施行開中法。因為從山東濟南西北的陵縣、河北滄州一線運來的糧食，送到太原北部的雁門關和代州之間的太和嶺留存供給大同，路途遙遠成本較高，便分別送到大同倉、太原倉。報酬就是：每運到大同一石或太原一石三斗，就給1張淮鹽鹽引，每引可以支取200斤鹽。到達指定地點銷售完畢後，再回到相應的發給鹽引的地方繳還鹽引。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在完成了軍事儲備的同時，也節省了運費，減輕了政府負擔。
這種制度在洪武二十八年陸續地推廣到全國。由此，以政府欠債形式的鹽引制度出現了。這種鹽引既可以繼承又可以轉讓，甚至可以永久保留，只要拿著鹽引就可以取鹽。這種情況，在政治清明時期還不至於對人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隨著吏治腐敗日甚，邊屯荒廢情況嚴重、皇族官員宦官等勢力紛紛進入私鹽領域之後問題開始出現，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一下子造成搶鹽風波。到了正統五年（1440年）元月，見到鹽業有利可圖，各色人等持鹽引紛紛進入鹽場要求支鹽，甚至洪武年間的鹽引都出現了。
這一情況被正統皇帝知道後，立刻要求按照洪武舊曆給予支鹽。但是，這一事件給予明政府一定的教訓，為此，弘治元年（1487年）就對此規定，除了兒子可以繼承外：父母、沒有分家在一起吃住的兄弟、沒有且以後也不會改嫁的妻子（假若代支後改嫁官府要追回）、非過繼的孫子也可以繼承（代支），叔伯妾侄女兒（無論是否出嫁）都不許繼承。弘治三年，明政府規定鹽引有效期為35年。
其後，明朝政府設立了“存積”這種新名目。政府拿出每年食鹽供應量的20％作為因緊急事務而開出的應急鹽引的供給，凡是取得“存積鹽引”的可以優先兌換。另外的80％供應量作為“常股”。“存積”可以比“常股”優先領鹽，但問題是付出的糧食更多。其後，鹽業預算也正式建立，它就是“預行開中”制度。正德八年（1513年），內閣要求開中兩淮正德九年鹽課25萬引于大同，作為招商納糧草的資本。三個月後，延綏邊鎮也預先開中了正德九年的兩淮鹽10萬引。其後，預行開中的勢力越來越多。而鹽稅預行開中的建立，則標誌著明代的預算制度開始成型。
支取過去的存積鹽以及預支日後的開中鹽，使鹽業的制度更加完善。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2月，全國性的鹽業預算也已成型。那一年，嘉靖皇帝將第二年的各邊鎮的144.3萬多引鹽作為糧草及新兵招募費用先行發放。其後，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各邊鎮邀請商人運糧。而其後，宣府的管糧官郎中褚實建議：正月糧價正好貴，這個時候買糧不划算，反而可能會推高糧價，不如買秋糧。戶部看到建議書後非常高興，上交內閣後批准施行。為此，戶部也將開中預算的公佈提前到了五月份。
即使明政府在財政預算、鹽業改革方面展現了某種聰明才智，然而，這些努力仍然無法解決走私鹽的問題。大量稅收流失的後果就是中央政府無錢處理應急事務，使得明帝國最終轟然倒塌。鹽沒有擺脫被走私的命運，另外一大商品——茶也同樣沒有逃脫。相比于鹽，茶對於政治的重要性更大，走私對於國家的傷害並不僅僅是經濟，更對國家的穩定產生了直接衝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朱元璋給茶賦予了一個神聖的使命。
在山東濰坊，有一個姓丁的人家，有四個兒子：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為務農艱難且沒有辦法交足稅款，兄弟四個個個犯愁。最終，丁一、丁二、丁三商量好準備賣私鹽。丁四年齡小，留在家照顧父母。丁一先找到了一個認識的灶丁于某，于某也因為灶戶的生活非常艱苦、社會地位又低，早有逃戶的想法。
于某找了兩個好朋友，一個負責鹽的搬運、一個負責外聯購買生活用品。丁氏三兄弟，丁一負責觀察巡檢軍隊動向，丁二負責尋找交通工具和買家，丁三負責接應于某三人、與他們聯繫。
鹽場周圍每隔兩三里就有一處駐軍，雖然人數不多只有三十個人，但他們經常巡視，只要發現有人形跡可疑一嚷一叫其他營的官兵就會迅速趕來。于某的一個朋友不慎被抓住了，以夾帶私鹽出場之罪被絞死，他的上司百夫長也因為監管不善被杖一百。
其他五個人一看沒有辦法，只好趕著馬車逃離了鹽場，馬車上裝著一千斤食鹽，按照市價不過三兩銀子而已。官兵追來，丁三為了保護大家，仗著一身武藝跳下馬車與官兵對打，最終被捕。盜鹽還拒捕，丁三也被殺。最終馬車也跑壞了，四個人每人背著一袋食鹽逃走。
第二天，四人覺得危險已過，這才松了一口氣，雇了一艘小船前往他鄉。不想船行了沒多遠，就碰到了收稅站。因為沒有鹽引，四人都被拖到岸上各打了五十軍棍，四袋食鹽全沒收。收稅站派衙役準備將四人押回鹽場，于某的朋友在船上突然發力，將收稅站的衙差打下了船，四人四處逃竄。無奈，于某的這位朋友因為受了傷在逃到一戶農家之後，被農家發覺有問題送了官，被斬了。
丁一走散之後，來到北京城，身無分文。正巧宮中招閹人，丁一便去宮裏做了太監。
于某則在逃亡中，入贅當地之家。結果被官府發現，以“脫籍”之罪發回原地，又發現他盜鹽，最終被斬。
丁二則逃到海上當了海盜，在一次搶劫中被打死。
唯有留在家中的丁四性命稍長，娶妻生子。但在一次水災中，兒子被大水沖走生死不明，妻子則被水災之後的瘟疫奪去了性命。丁四茍延殘喘又過了八年，35歲那一年遇大旱，被餓死在家中。不過，臨死前他聽說了一件令他興奮的事兒，他那被大水沖走的兒子沒有死，在城裏的一個大戶人家做僕人。被沖走的那一年孩子5歲，如今已經13歲了。丁四在微笑中逝去。
不要以為上面的故事是純粹的瞎編亂造，這是有歷史根據的。明代中後期，普通百姓其實就生活在這樣的境況中。
明代中後期朱元璋鹽政體制失敗，各種鹽業改革措施紛紛出籠。然而，無論怎麼改革，百姓的命運仍然是悲苦的，為了幾兩銀子就會鋌而走險，從而不斷上演人間慘劇。
朱元璋的鹽政體系是鹽業走私的根源，中後期的各種修修補補式的改革，根本解決不了鹽業走私的問題。那麼，有明一代鹽業的改革歷程怎樣？
明初，鹽的運銷分為兩大系統，引鹽系統、票鹽系統，它們都有官鹽、商鹽（客鹽）之分。引的含義就是憑證，引目由工部進行製版（銅質），宦官掌握出入，戶部蓋章後發給鹽運司。因為明初戰爭仍在繼續，所以，朱元璋便借助商人之手施行開中制。由商人運糧到邊關各鎮，邊關驗收糧食後，由倉管糧郎中發給勘合證明，拿到鹽運司進行比對照磨後發給鹽引，商人按照鹽引領取食鹽進行批驗後，按照指定銷售地區銷售食鹽。
鹽引分為大引和小引，一般規定是400斤、200斤，但由於各地度量衡較為混亂，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統一為200斤，但隨後又改為400，不久又改為200斤。但到了明末，各地標準又開始不一樣，200斤、300斤、400斤都有。
開中制雖然給明代邊關穩定、國家稅收帶來了好處，然而，由於運糧到邊關路途遙遠、花費巨大，許多商人無法涉足。只有那些距離邊關較近省份的商人獲得了大利，例如陜晉兩地的商人。陜商在是開中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對它也最支援。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這種狀況才出現了轉機。這一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建議，因為商人在崇山峻嶺間運糧實在辛苦，請兩浙的黃岩、長亭、杜瀆三場的鹽商不必再運糧，而是到收稅所按照每百斤稅銀二分的稅率繳稅，然後去幹白水溪、清溪鎮、寧海縣三地領取票據。
李遂又建議，不僅商人可以買賣鹽，灶戶、軍戶、民戶也都可以買賣。儘管票鹽施行地區僅限山區，但因為免去了運糧這道煩瑣的環節，各地方政府開始紛紛效倣。最終，兩淮鹽場也開始施行，由此開中制徹底崩盤。
隆慶二年（1568年），總理江北等處的屯鹽督御史龐尚鵬開始改革鹽務。他上奏朝廷：
國初本來是沒有邊商內商的區分的，如今居於邊疆等待鹽引的邊商都不願、也難以再跑到南方鹽場去等候支取鹽，所以，就把鹽引賣給專門守候在鹽場等待取鹽的內商。內商呢？又很難去邊疆辦理鹽引，所以他們也就樂於買鹽引。一個專門負責辦理鹽引，一個專門等候取鹽。
國初鹽法治理得很好，鹽的流通非常順暢，可以速買速賣，國家和商人都可以得利。如今鹽法不行，內商手中攥著大把大把的鹽引卻不能取鹽，所以都不願意買鹽引。這是他們的原因嗎？不是，是形勢逼得他們不敢買。為了生計他們便減價賣掉鹽引，這樣連鎖反應，邊商手中的鹽引也就賣不出去了，結果邊商辦理鹽引也不積極了。
其後，邊商為了改變于自身不利的局面，因為他們運糧到邊關的投入需要及早收回，因此急於賣掉鹽引。而內商卻沒有這方面的衝動，可以慢慢地討價還價。為了制衡內商，邊商又建議開發河鹽。結果，邊商、內商發生激烈衝突。
龐尚鵬對此進行了居中調解，對於這種違反朱元璋時代“開中納糧支鹽法”的內商、邊商情況，他並沒有反對，還為此規定了三種取鹽賣鹽憑證的價格。
到司勘合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7兩，淮北定價0.6兩；起紙關引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8兩，淮北定價0.7兩；鹽引票據，淮南鹽定價0.9兩，淮北定價0.8兩。
由此，陜商沒落，晉商成為商幫龍頭，徽商則成為後起之秀。不過，陜商在兩淮、兩浙、長蘆等鹽場失敗後，轉向了四川井鹽，從而保留了在鹽業的一席之地，並最終在清朝成為四川、雲南等地的主體鹽商。
龐尚鵬改革後不過三四十年，商人久候無鹽的情況再次廣泛出現。為此，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接受袁世振的建議，施行“綱法”，將各商所領鹽引分成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積引(即憑積存的舊引支鹽運銷)，另外九綱用新引(即由商人直接向鹽戶收購運銷)。
從此官不收鹽，收買遠銷權都歸於商，並可世襲。至此，明代鹽業大型改革完畢，綱法一直運行到明末。然而，即使能臣廉吏們嘔心瀝血地去修修補補，但最終仍然擺脫不了鹽業混亂的歷史宿命，從而發生搶鹽事件。
鹽荒下的明財政智慧
明代搶鹽風波
正統三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雲縣的白河發水災，密雲、順義等地發生水災並不算什麼，自古多災多難的百姓已經習慣了苦難。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小災卻造成了一次鹽荒。人們風風火火地去買鹽，卻發現哪都買不到鹽了。去鹽店，鹽店老闆哭喪著臉說：“沒鹽了，真的沒鹽了。不是我不想賣，確實沒了。各地鹽場要取鹽的人排成了長隊，實在弄不了呀。沒了。”
可當人們轉身走了沒有多遠，卻有一個人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大哥，要鹽嗎？我這裡什麼鹽都有。官府的大鹽和小鹽，咱們自己弄的土鹽全都有，就看您買什麼價位的了。”
“你們那多少錢一斤？”“三分銀子。”“啊？太貴了吧，以前一般不過二錢多呀！”“呀，您可真逗，這是啥時候呀，這可是鹽荒時期呀。”見來人不言語，賣私鹽的人故作神秘道：“我告訴您，您這是托劉公公的福。要不是劉公公讓自己的侄子弄了些鹽，您呀還真吃不上！”
“唉，正經地方沒有鹽賣，那只好買私鹽了！”而就在百姓們著急之際，四大鹽場周邊的鹽商們也急急火火地利用各種手段在找鹽。
形成鹽荒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江蘇、安徽、浙江同一時期水旱災害頻仍，南方的糧食一時接濟不上，鹽商無法運糧就無法取到鹽引無法賣鹽。更為嚴重的是，有鹽引也買不到鹽。因為，鹽首先要供給皇室、政府機構、鹽場周邊的權貴等，另外，這些人再加上鹽場內部人員也販私鹽，等等，鹽場當然不夠正經鹽商支取食鹽的了。為此，鹽價越來越高。
這一切都源於朱元璋時期。明政府為了較為穩定地開展鹽務，同樣將戶籍制度作為一種根本性的治理手段。朱元璋將一部分軍人和百姓劃歸為“灶戶”。他們在鹽場居住的同時進行生產。為了保證鹽務壟斷，不但規定了什麼人可以買，還規定了什麼人可以賣，而且劃定了哪種鹽賣給哪個地區的人消費，從而將市場進行分割，保障政府壟斷利益最大化。獲取利潤的前提是向百姓徵收鹽鈔、鹽糧。為了保證供給，明政府還測算了人口消費量。
明政府規定：軍人有家小的每月2斤食鹽，單身者每月1斤。南京衛戍區的軍隊食鹽則由戶部供給，按照洪武一朝規定，每斤食鹽是紙幣100文（表面上看錢不少，其實各位看看第四章就能明白，官方定價在民間根本不能執行。每斤食鹽最高100文折銀1分，但實際上，很多情況下是1錢銀子1斤）。到了永樂之後，軍餉中70％是糧食，30％是食鹽。但是，糧食常常不夠用，為此，或者多給鹽或者多給紙幣。我們下文會談及紙幣問題，紙幣幣值經常波動，因此，造成民間和軍隊都不願意接受，所以，一般也就是多給食鹽。
老百姓呢？規定是15歲以上的每月2斤鹽，10~15歲的每月1斤鹽，10歲以下的不給鹽。但是永樂二年，陳瑛改革比價之後，全國普遍實行成年人（15歲以上）每月1斤，半成年人（10~15歲）半斤。而到了老百姓那裏，則變成：市民每人每月半斤，農民每人每月2兩左右（這是明代斤兩，1斤為16兩）。農戶的配給量顯然不夠，因此，農村地區私鹽氾濫。
農戶雖然不像軍隊那樣有自己熬製的軍鹽，但地方政權借助“小鹽”、“硝鹽”等土鹽彌補了一部分缺口，然而，由於地方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地方土鹽的走私仍然較多，跨地區的私鹽氾濫。那個時期，銷售食鹽由政府劃分銷售區域，為的就是最大化地獲取壟斷利益。私鹽的氾濫阻礙了鹽的正常流通，最終造成了正統三年（1438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雲、順義等地的食鹽緊縮。
食鹽的緊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些人得到鹽引後並不急於支鹽，為的就是找到一個賣高價的時機。然而，這卻使中國贏來了另一個可能振興的機會——資本市場中的債券市場，特別是政府公債的興起。
現今的美國之所以興盛，很大程度上在於國債興盛，世界的財富全都聚集到了美國。而倒退五六百年，明代的對內國債比較發達，同時金融業例如典當業、高利貸業都較同時代的歐洲國家發達。早在南宋時期，短期公債券“交子”就佔到了賦稅收入的很大比重。以有據可查的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到開禧三年（1207年）為例，就佔到了賦稅收入的82％。
明初朱元璋為了解決邊關糧食問題，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在山西行省施行開中法。因為從山東濟南西北的陵縣、河北滄州一線運來的糧食，送到太原北部的雁門關和代州之間的太和嶺留存供給大同，路途遙遠成本較高，便分別送到大同倉、太原倉。報酬就是：每運到大同一石或太原一石三斗，就給1張淮鹽鹽引，每引可以支取200斤鹽。到達指定地點銷售完畢後，再回到相應的發給鹽引的地方繳還鹽引。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在完成了軍事儲備的同時，也節省了運費，減輕了政府負擔。
這種制度在洪武二十八年陸續地推廣到全國。由此，以政府欠債形式的鹽引制度出現了。這種鹽引既可以繼承又可以轉讓，甚至可以永久保留，只要拿著鹽引就可以取鹽。這種情況，在政治清明時期還不至於對人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隨著吏治腐敗日甚，邊屯荒廢情況嚴重、皇族官員宦官等勢力紛紛進入私鹽領域之後問題開始出現，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一下子造成搶鹽風波。到了正統五年（1440年）元月，見到鹽業有利可圖，各色人等持鹽引紛紛進入鹽場要求支鹽，甚至洪武年間的鹽引都出現了。
這一情況被正統皇帝知道後，立刻要求按照洪武舊曆給予支鹽。但是，這一事件給予明政府一定的教訓，為此，弘治元年（1487年）就對此規定，除了兒子可以繼承外：父母、沒有分家在一起吃住的兄弟、沒有且以後也不會改嫁的妻子（假若代支後改嫁官府要追回）、非過繼的孫子也可以繼承（代支），叔伯妾侄女兒（無論是否出嫁）都不許繼承。弘治三年，明政府規定鹽引有效期為35年。
其後，明朝政府設立了“存積”這種新名目。政府拿出每年食鹽供應量的20％作為因緊急事務而開出的應急鹽引的供給，凡是取得“存積鹽引”的可以優先兌換。另外的80％供應量作為“常股”。“存積”可以比“常股”優先領鹽，但問題是付出的糧食更多。其後，鹽業預算也正式建立，它就是“預行開中”制度。正德八年（1513年），內閣要求開中兩淮正德九年鹽課25萬引于大同，作為招商納糧草的資本。三個月後，延綏邊鎮也預先開中了正德九年的兩淮鹽10萬引。其後，預行開中的勢力越來越多。而鹽稅預行開中的建立，則標誌著明代的預算制度開始成型。
支取過去的存積鹽以及預支日後的開中鹽，使鹽業的制度更加完善。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2月，全國性的鹽業預算也已成型。那一年，嘉靖皇帝將第二年的各邊鎮的144.3萬多引鹽作為糧草及新兵招募費用先行發放。其後，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各邊鎮邀請商人運糧。而其後，宣府的管糧官郎中褚實建議：正月糧價正好貴，這個時候買糧不划算，反而可能會推高糧價，不如買秋糧。戶部看到建議書後非常高興，上交內閣後批准施行。為此，戶部也將開中預算的公佈提前到了五月份。
即使明政府在財政預算、鹽業改革方面展現了某種聰明才智，然而，這些努力仍然無法解決走私鹽的問題。大量稅收流失的後果就是中央政府無錢處理應急事務，使得明帝國最終轟然倒塌。鹽沒有擺脫被走私的命運，另外一大商品——茶也同樣沒有逃脫。相比于鹽，茶對於政治的重要性更大，走私對於國家的傷害並不僅僅是經濟，更對國家的穩定產生了直接衝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朱元璋給茶賦予了一個神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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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47 pm
第三回茶的神聖使命：從朱元璋殺婿說起
明初，為了防禦北部蒙古人，明朝開始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一線，先後設置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張掖)、薊州、太原、固原九個軍事要鎮，史稱“九邊重鎮”。永樂時期，九邊駐軍86.3135萬人，軍馬34.2萬匹。需要屯糧、民運糧、漕糧共計469萬石，銀43萬兩。除此之外，還需要大量的棉花、布匹等。例如，萬曆六年（1578年）宣府馬市梭布銷量20.7萬多匹，山西、寧夏、陜西、固原諸鎮，梭布總銷售量在10萬匹左右。九邊官方市場所需要的梭布每年都在60萬匹左右。
除了軍人還有軍戶，八九十萬軍人至少有四倍的隨軍家屬。如果考慮原住民及其能夠關聯到的周邊居民的話，其人口數量可以達到四五百萬（當時全國人口也不過六七千萬而已）。這麼多人在遼寧、山西、陜西、河北、甘肅等地的邊境線上，需要屯田（農具、牛馬、種子）、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娛樂等。在這種情況下，邊鎮貿易也就自然逐漸興盛起來。
明代政府和軍隊所需要的棉布、絲織品大概在1500萬到2000萬匹。其中，80％以上都需要在市場上購買，再加上上文提及的食鹽，以及本節將要重點介紹的茶葉，還有鐵、糧等邊境所需的物資數量極為龐大。可以說，百姓能餓著肚子生活，但邊關將士顯然不能餓著肚子、冬天穿背心打仗。因此，朱元璋父子對邊關的生活物資極為重視。
而在這些物資中，朱元璋對於茶葉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為此不惜殺掉了自己的女婿。
駙馬歐陽倫之死
駙馬之死
洪武三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397年。駙馬歐陽倫領旨巡察四川、陜西的茶馬貿易。家奴周保騎著馬來到了駙馬的馬前，“駙馬爺，這次咱們可是碩果纍纍呀！”歐陽倫點了點頭，用馬鞭指著周保笑道“你小子鬼點子真多呀！不過，父皇執法嚴格，如今對於私販茶葉的處罰越來越嚴格。就此一次，下次可萬萬不能如此了。”周保心說：“哼，皇上是誰？你的岳父老泰山。對別人嚴對你還能嚴嗎？你也別裝孫子，看你那小樣兒，下次你比我還得積極。”
想到此處，周保對歐陽倫笑道：“陜西布政使還真是個明白人，還派人護送咱們，您看排了八十多輛大車幫咱們拉茶葉。這回咱們可賺大發了！”
歐陽倫點了點頭，“這個人我回到朝廷一定要多為他說些好話，這樣為朝廷盡心竭力辦事的好官太少了呀！”“駙馬，過了藍田縣的稅卡我們就可以賣茶葉了！”
正在這時，一人跑到二人面前。“駙馬爺，駙馬爺，前邊藍田縣河橋司巡檢要求驗茶收稅！”“什麼！豈有此理！”歐陽倫還沒有說話，周保已經氣得滿臉通紅。“駙馬爺，我瞧瞧去！”歐陽倫並未作聲，周保知道這就是默許了。周保一提馬的韁繩，隨著來人趕到了隊伍的前面。周保自打一齣生就和駙馬爺一起生活，如今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他隨著歐陽倫的成長髮跡而成長髮跡，見的人太多了。一看眼前的稅使長方臉，那張臉長得見棱見角，一看眉毛一看眼，就知道這傢夥是個耿直的性子。
“哎，誰是稅使呀！敢攔我們！”“這位大爺，我就是稅使。我知道你們是駙馬爺的人，但國家有法度，皇上有聖旨，我們作為稅務官，必須要秉公執法。請拿出路引來，我要驗收！”“喲呵，小子，駙馬爺你也敢攔，你活膩歪了！”說完，手中的馬鞭啪啪啪數聲響後，再看稅使的臉上出現了四條血痕，有的都流出了鮮血，足足帶走了三錢肉。但這個稅使毫不含糊，你是越打他是越橫，站在橋頭巋然不動。在他身後站立著許多吏役，這些人被嚇得個個面露驚恐，渾身顫抖。
“來人呀！給我打，給我砸！”“你們敢，稅務所是朝廷機關，你等朝廷中人還有法度嗎？”“甭管他，給我打，就打這小子，扒下他的褲子。”眾惡奴紛紛上前，剛把稅使褲子扒了，就聽一人喊了一聲：“慢，你們太無禮了！”眾人一聽是歐陽倫，這才停住了手。
歐陽倫騎著高頭大馬來到了稅使面前，衝著他一笑：“呵呵，知道我是誰吧？”“知道，知道，駙馬爺。”周保認為駙馬是懂法的，然而他錯了。歐陽倫一聽說知道，他是勃然大怒，厲聲喝道：“知道你還敢截，打，給我打，打完了扔下河！”“是！”
歐陽倫和周保以為打了就打了，他們哪想得到，剛到京城，他們就被朱元璋抓了起來。面對藍田方面的奏報，朱元璋眉頭緊鎖：想當年，我為貧民之時，受過多少屈辱。我曾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大權在握，自當殺盡天下貪官污吏。二十多年來我殺了數萬官員，他們有與我並肩戰鬥的戰友，有我的晚輩。我曾想，殺了這麼多人，他們總該收斂了吧。然而，嘿嘿，萬不想我的家裏人竟然帶頭仗勢欺人，我剛剛發佈了法律，他竟然敢帶頭作亂。我不殺你能服眾嗎！你別仗著你是我的愛女的丈夫就以為我不會殺你。
正在這時，太監稟報：安慶公主帶著皇外孫求見。
朱元璋面無表情地說道：朕有事情要處理，不見。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決然地殺掉自己的女婿，乃是因為茶不僅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對經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自鴉片戰爭，對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海上之前，威脅中原統治的力量主要來自北部。因此，明朝在軍事防禦的同時，更採用了“花錢買太平”的邊境貿易，而邊境貿易中最重要的就是茶葉貿易。
不僅是經濟因素，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將其看做制衡邊境少數民族的武器。茶的貿易主要是在西部邊境藏族同胞聚居地區，在北部蒙古族同胞聚居區則嚴禁茶葉貿易。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不讓蒙藏聯合起來，也就是“以茶馭番”。在東北部、北部，明政府針對蒙古族設立了馬市，而茶市則是西部及西北部。對蒙古族是馬布帛貿易，對藏族則是茶馬貿易。
對藏族地區開展的茶馬貿易是有先後順序的。明朝為了防止西北藏族聚居區的藏民與北元聯合對抗明政府，首先在當地開展了茶馬貿易。西藏地區的茶馬貿易是在其後開展的。為了防止西藏人與北元聯合，明政府除了對其政治上示好之外，最有效的武器便是茶葉。因此，為了防止北元得到茶葉，明政府嚴禁對蒙古人進行茶葉貿易。
藏族同胞非常愛喝茶，主要是因為藏族人的食物奶油、乳酪、牛羊肉等不易消化，茶能解油膩。因此，他們對於內地的茶葉需求量極大，這條經過數百年形成的茶馬古道，不但讓藏族同胞享受了茶葉的好處，更讓西藏和雲南的交通實現了對接。不僅僅是藏族同胞喜歡茶，全世界人民同樣對茶很喜愛。自從茶被引入人類生活，日漸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有人為了茶而造反。
茶馬貿易的真諦：以茶馭番
美國人為了茶葉而打仗
美國獨立戰爭打響造反第一槍的就是“茶葉黨”黨徒。1775年4月18日英軍在波士頓開始鎮壓，“茶葉黨”領導人之一保羅·裏維爾，在晚上10點騎馬狂奔向各地報信，高呼：“紅衣英軍來了，紅衣英軍來了！”。為此，他被稱為“午夜騎士”。
1773年，為了抗議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徵收鉅額茶稅（每磅三便士），波士頓人假扮荷蘭人將英國的三艘運茶船佔領，最後將342箱茶葉倒入海中。這就是著名的“茶葉黨”的由來，同時也是美國人造反的開始。而到了2009年，美國人為了反對奧巴馬的房屋救濟貸款政策，由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持人桑特利倡議成立了“新茶葉黨”。2012年美國大選中誰能夠獲得勝利，“新茶葉黨”的支援與否竟然成了決定性力量，茶黨女領袖米歇爾·巴克曼甚至成為共和黨內總統候選人預選最拉風的人選。
茶葉自漢代開始便進入人們的生活，到了明代，飲茶方式、茶類更加豐富。在明代以前，人們一般喝團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廢團茶興散茶。花茶、烏龍茶也在明代出現，從而形成了今日綠茶、紅茶、花茶、烏龍茶、普洱茶等類型。
茶葉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傳入葡萄牙，由此開始了歐洲人喝茶的歷史。1622年因為英國凱瑟琳女王只飲紅茶而拒絕喝酒，而使得英法兩國發生了間諜案。結果，法國間諜發現，女王喝的原來是中國茶。後金、蒙古也因為茶葉多次與明朝發生戰爭。
茶葉既然可以影響國際局勢，也就可以影響國內局勢。在國內，有一條著名的交通線，名字叫做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有兩條。一條是滇藏道，起自雲南西部洱海一代的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到昌都、衛藏。另一條是川藏道，自雅安一帶的產茶區進入康定後分為兩條：北線從康定向北，經過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昌都（川藏公路北線），進入衛藏地區；南線則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昌都（川藏公路南線），進入衛藏地區。
除了兩條主幹線外，還有若干支線，例如“唐藏古道”（今天的青藏線）等。茶馬古道促進了漢藏交流，加深了兩個民族的兄弟情誼。例如一首山歌唱道：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漢人；雖然住處各是各的，但每天生活在一起。
在貿易過程中，為了解決茶的運輸問題，也實行了“招商中茶”制度。
當然，招商運輸茶葉的這種形式只是作為附屬現象出現。這些茶或者給予鹽引等其他商品售賣權，或者有一部可以允許在茶馬貿易中進行售賣。
對於貿易的另一方——西北藏民，朱元璋要求：三千戶每三戶出馬一匹，四千戶則每四戶出馬一匹。馬匹的進貢與賞賜同時進行，由政府定價，物物交易。在邊貿市場，無論是交易物品的種類、數量，還是交易時間、地點，乃至進行交易的對象都由明政府規定。
明初茶馬貿易的規模，我們可以從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的上書中略窺一二：陜西諸縣茶園45頃，茶樹86萬株。四川238萬株。規定茶稅十取一。無主茶園命令軍士進行種植，茶稅十取其八。由此，茶稅所得為陜西2.6萬斤，四川100萬斤。
第二年，朱元璋在秦州（後改為西寧茶馬司）、河州、洮州設置了茶馬司，專門負責茶馬貿易。茶馬司設有司令、司丞各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大使為正九品、副使為從九品。與此同時，又建立茶課司進行茶葉徵收。再設批驗所對茶引（通常每個茶引可以販茶100斤，課稅數百錢）、茶由（販茶不足一引的稱為畸零，茶由就是販賣零星茶的執照）的真假進行鑒別。
最終，朱元璋設計出了“金牌信符”，金牌居中上寫“皇帝聖旨”，該行字的下左方寫著“合當差發”，下右方寫著“不信者死”，最下邊為“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朱元璋還規定：只有見到持金牌信符的政府官員才可以與之進行茶馬貿易，無者則以私茶販賣論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命曹國公李景隆到西涼、西寧等西北邊境頒發了41面金牌銅符，強行要求少數民族納馬。為了防止走私茶葉，朱元璋每月都派遣官員奔赴陜西、四川等地進行巡察。
私茶的判定以無茶由、茶引，或茶引、茶由與貨物不符為標準。對販私茶者的懲罰比對販私鹽的處罰要重，“私茶出境者斬”，對於邊境守將也是死罪。對於販私茶的規定，大概到了景泰年間開始放寬。成化以後，商人漸漸可以販茶。特別是到了弘治年間，招商中茶之後，茶商可以運最多3000斤茶（30引），其中1200斤交給官方，余茶可以進行販賣。
對私販鹽茶的處罰儘管很相似，但二者又有區別。販私鹽的主要懲處對像是明朝的官吏和漢人私鹽販賣者。對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同胞，因為生活所需而私販少量的茶葉，不給予處罰。即使如此，處罰也是非常嚴厲的，死罪必不可少。但即使如此也抵擋不住販賣私茶所帶來的鉅額利潤的誘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朱元璋的本意是將茶葉作為控制工具而不是商品，所以，採用的方式是壓低馬價抬高茶價。顯而易見，這會使少數民族地區吃虧。
這種情況不可能長期存在。因此，茶馬的比價起伏非常大。最終，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兵部提議：河州茶馬上馬每匹給茶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這種低廉的馬價，顯然不符合馬的實際價值，因此，馬價一路上漲。四年後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馬價已經到了962斤一匹。兩年以後，繼續上漲到1800斤左右一匹。永樂七年也達到了1186斤左右一匹。
顯而易見，40斤對1800斤這種中央與地方馬價的差別是如此懸殊。最終，政府將比價調整為上馬一匹120斤，中馬70斤，駒馬50斤。與此同時，大力實行茶禁，以期茶禁之後茶價能夠上揚。其後，果然茶葉價格上揚，宣德十年，84斤左右一匹；正統十二年43斤一匹；正德三年87斤一匹。如果折銀的話，弘治前每斤茶折銀0.02兩左右，弘治朝則上升到0.05兩。
對於每日一變的兌換數字，許多人都為之發愁。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人則是為了國家利益。楊一清這位明朝的治世能臣，在弘治年間就曾為此做過算術題。
明初，為了防禦北部蒙古人，明朝開始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一線，先後設置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張掖)、薊州、太原、固原九個軍事要鎮，史稱“九邊重鎮”。永樂時期，九邊駐軍86.3135萬人，軍馬34.2萬匹。需要屯糧、民運糧、漕糧共計469萬石，銀43萬兩。除此之外，還需要大量的棉花、布匹等。例如，萬曆六年（1578年）宣府馬市梭布銷量20.7萬多匹，山西、寧夏、陜西、固原諸鎮，梭布總銷售量在10萬匹左右。九邊官方市場所需要的梭布每年都在60萬匹左右。
除了軍人還有軍戶，八九十萬軍人至少有四倍的隨軍家屬。如果考慮原住民及其能夠關聯到的周邊居民的話，其人口數量可以達到四五百萬（當時全國人口也不過六七千萬而已）。這麼多人在遼寧、山西、陜西、河北、甘肅等地的邊境線上，需要屯田（農具、牛馬、種子）、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娛樂等。在這種情況下，邊鎮貿易也就自然逐漸興盛起來。
明代政府和軍隊所需要的棉布、絲織品大概在1500萬到2000萬匹。其中，80％以上都需要在市場上購買，再加上上文提及的食鹽，以及本節將要重點介紹的茶葉，還有鐵、糧等邊境所需的物資數量極為龐大。可以說，百姓能餓著肚子生活，但邊關將士顯然不能餓著肚子、冬天穿背心打仗。因此，朱元璋父子對邊關的生活物資極為重視。
而在這些物資中，朱元璋對於茶葉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為此不惜殺掉了自己的女婿。
駙馬歐陽倫之死
駙馬之死
洪武三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397年。駙馬歐陽倫領旨巡察四川、陜西的茶馬貿易。家奴周保騎著馬來到了駙馬的馬前，“駙馬爺，這次咱們可是碩果纍纍呀！”歐陽倫點了點頭，用馬鞭指著周保笑道“你小子鬼點子真多呀！不過，父皇執法嚴格，如今對於私販茶葉的處罰越來越嚴格。就此一次，下次可萬萬不能如此了。”周保心說：“哼，皇上是誰？你的岳父老泰山。對別人嚴對你還能嚴嗎？你也別裝孫子，看你那小樣兒，下次你比我還得積極。”
想到此處，周保對歐陽倫笑道：“陜西布政使還真是個明白人，還派人護送咱們，您看排了八十多輛大車幫咱們拉茶葉。這回咱們可賺大發了！”
歐陽倫點了點頭，“這個人我回到朝廷一定要多為他說些好話，這樣為朝廷盡心竭力辦事的好官太少了呀！”“駙馬，過了藍田縣的稅卡我們就可以賣茶葉了！”
正在這時，一人跑到二人面前。“駙馬爺，駙馬爺，前邊藍田縣河橋司巡檢要求驗茶收稅！”“什麼！豈有此理！”歐陽倫還沒有說話，周保已經氣得滿臉通紅。“駙馬爺，我瞧瞧去！”歐陽倫並未作聲，周保知道這就是默許了。周保一提馬的韁繩，隨著來人趕到了隊伍的前面。周保自打一齣生就和駙馬爺一起生活，如今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他隨著歐陽倫的成長髮跡而成長髮跡，見的人太多了。一看眼前的稅使長方臉，那張臉長得見棱見角，一看眉毛一看眼，就知道這傢夥是個耿直的性子。
“哎，誰是稅使呀！敢攔我們！”“這位大爺，我就是稅使。我知道你們是駙馬爺的人，但國家有法度，皇上有聖旨，我們作為稅務官，必須要秉公執法。請拿出路引來，我要驗收！”“喲呵，小子，駙馬爺你也敢攔，你活膩歪了！”說完，手中的馬鞭啪啪啪數聲響後，再看稅使的臉上出現了四條血痕，有的都流出了鮮血，足足帶走了三錢肉。但這個稅使毫不含糊，你是越打他是越橫，站在橋頭巋然不動。在他身後站立著許多吏役，這些人被嚇得個個面露驚恐，渾身顫抖。
“來人呀！給我打，給我砸！”“你們敢，稅務所是朝廷機關，你等朝廷中人還有法度嗎？”“甭管他，給我打，就打這小子，扒下他的褲子。”眾惡奴紛紛上前，剛把稅使褲子扒了，就聽一人喊了一聲：“慢，你們太無禮了！”眾人一聽是歐陽倫，這才停住了手。
歐陽倫騎著高頭大馬來到了稅使面前，衝著他一笑：“呵呵，知道我是誰吧？”“知道，知道，駙馬爺。”周保認為駙馬是懂法的，然而他錯了。歐陽倫一聽說知道，他是勃然大怒，厲聲喝道：“知道你還敢截，打，給我打，打完了扔下河！”“是！”
歐陽倫和周保以為打了就打了，他們哪想得到，剛到京城，他們就被朱元璋抓了起來。面對藍田方面的奏報，朱元璋眉頭緊鎖：想當年，我為貧民之時，受過多少屈辱。我曾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大權在握，自當殺盡天下貪官污吏。二十多年來我殺了數萬官員，他們有與我並肩戰鬥的戰友，有我的晚輩。我曾想，殺了這麼多人，他們總該收斂了吧。然而，嘿嘿，萬不想我的家裏人竟然帶頭仗勢欺人，我剛剛發佈了法律，他竟然敢帶頭作亂。我不殺你能服眾嗎！你別仗著你是我的愛女的丈夫就以為我不會殺你。
正在這時，太監稟報：安慶公主帶著皇外孫求見。
朱元璋面無表情地說道：朕有事情要處理，不見。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決然地殺掉自己的女婿，乃是因為茶不僅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對經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自鴉片戰爭，對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海上之前，威脅中原統治的力量主要來自北部。因此，明朝在軍事防禦的同時，更採用了“花錢買太平”的邊境貿易，而邊境貿易中最重要的就是茶葉貿易。
不僅是經濟因素，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將其看做制衡邊境少數民族的武器。茶的貿易主要是在西部邊境藏族同胞聚居地區，在北部蒙古族同胞聚居區則嚴禁茶葉貿易。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不讓蒙藏聯合起來，也就是“以茶馭番”。在東北部、北部，明政府針對蒙古族設立了馬市，而茶市則是西部及西北部。對蒙古族是馬布帛貿易，對藏族則是茶馬貿易。
對藏族地區開展的茶馬貿易是有先後順序的。明朝為了防止西北藏族聚居區的藏民與北元聯合對抗明政府，首先在當地開展了茶馬貿易。西藏地區的茶馬貿易是在其後開展的。為了防止西藏人與北元聯合，明政府除了對其政治上示好之外，最有效的武器便是茶葉。因此，為了防止北元得到茶葉，明政府嚴禁對蒙古人進行茶葉貿易。
藏族同胞非常愛喝茶，主要是因為藏族人的食物奶油、乳酪、牛羊肉等不易消化，茶能解油膩。因此，他們對於內地的茶葉需求量極大，這條經過數百年形成的茶馬古道，不但讓藏族同胞享受了茶葉的好處，更讓西藏和雲南的交通實現了對接。不僅僅是藏族同胞喜歡茶，全世界人民同樣對茶很喜愛。自從茶被引入人類生活，日漸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有人為了茶而造反。
茶馬貿易的真諦：以茶馭番
美國人為了茶葉而打仗
美國獨立戰爭打響造反第一槍的就是“茶葉黨”黨徒。1775年4月18日英軍在波士頓開始鎮壓，“茶葉黨”領導人之一保羅·裏維爾，在晚上10點騎馬狂奔向各地報信，高呼：“紅衣英軍來了，紅衣英軍來了！”。為此，他被稱為“午夜騎士”。
1773年，為了抗議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徵收鉅額茶稅（每磅三便士），波士頓人假扮荷蘭人將英國的三艘運茶船佔領，最後將342箱茶葉倒入海中。這就是著名的“茶葉黨”的由來，同時也是美國人造反的開始。而到了2009年，美國人為了反對奧巴馬的房屋救濟貸款政策，由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持人桑特利倡議成立了“新茶葉黨”。2012年美國大選中誰能夠獲得勝利，“新茶葉黨”的支援與否竟然成了決定性力量，茶黨女領袖米歇爾·巴克曼甚至成為共和黨內總統候選人預選最拉風的人選。
茶葉自漢代開始便進入人們的生活，到了明代，飲茶方式、茶類更加豐富。在明代以前，人們一般喝團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廢團茶興散茶。花茶、烏龍茶也在明代出現，從而形成了今日綠茶、紅茶、花茶、烏龍茶、普洱茶等類型。
茶葉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傳入葡萄牙，由此開始了歐洲人喝茶的歷史。1622年因為英國凱瑟琳女王只飲紅茶而拒絕喝酒，而使得英法兩國發生了間諜案。結果，法國間諜發現，女王喝的原來是中國茶。後金、蒙古也因為茶葉多次與明朝發生戰爭。
茶葉既然可以影響國際局勢，也就可以影響國內局勢。在國內，有一條著名的交通線，名字叫做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有兩條。一條是滇藏道，起自雲南西部洱海一代的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到昌都、衛藏。另一條是川藏道，自雅安一帶的產茶區進入康定後分為兩條：北線從康定向北，經過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昌都（川藏公路北線），進入衛藏地區；南線則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昌都（川藏公路南線），進入衛藏地區。
除了兩條主幹線外，還有若干支線，例如“唐藏古道”（今天的青藏線）等。茶馬古道促進了漢藏交流，加深了兩個民族的兄弟情誼。例如一首山歌唱道：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漢人；雖然住處各是各的，但每天生活在一起。
在貿易過程中，為了解決茶的運輸問題，也實行了“招商中茶”制度。
當然，招商運輸茶葉的這種形式只是作為附屬現象出現。這些茶或者給予鹽引等其他商品售賣權，或者有一部可以允許在茶馬貿易中進行售賣。
對於貿易的另一方——西北藏民，朱元璋要求：三千戶每三戶出馬一匹，四千戶則每四戶出馬一匹。馬匹的進貢與賞賜同時進行，由政府定價，物物交易。在邊貿市場，無論是交易物品的種類、數量，還是交易時間、地點，乃至進行交易的對象都由明政府規定。
明初茶馬貿易的規模，我們可以從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的上書中略窺一二：陜西諸縣茶園45頃，茶樹86萬株。四川238萬株。規定茶稅十取一。無主茶園命令軍士進行種植，茶稅十取其八。由此，茶稅所得為陜西2.6萬斤，四川100萬斤。
第二年，朱元璋在秦州（後改為西寧茶馬司）、河州、洮州設置了茶馬司，專門負責茶馬貿易。茶馬司設有司令、司丞各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大使為正九品、副使為從九品。與此同時，又建立茶課司進行茶葉徵收。再設批驗所對茶引（通常每個茶引可以販茶100斤，課稅數百錢）、茶由（販茶不足一引的稱為畸零，茶由就是販賣零星茶的執照）的真假進行鑒別。
最終，朱元璋設計出了“金牌信符”，金牌居中上寫“皇帝聖旨”，該行字的下左方寫著“合當差發”，下右方寫著“不信者死”，最下邊為“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朱元璋還規定：只有見到持金牌信符的政府官員才可以與之進行茶馬貿易，無者則以私茶販賣論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命曹國公李景隆到西涼、西寧等西北邊境頒發了41面金牌銅符，強行要求少數民族納馬。為了防止走私茶葉，朱元璋每月都派遣官員奔赴陜西、四川等地進行巡察。
私茶的判定以無茶由、茶引，或茶引、茶由與貨物不符為標準。對販私茶者的懲罰比對販私鹽的處罰要重，“私茶出境者斬”，對於邊境守將也是死罪。對於販私茶的規定，大概到了景泰年間開始放寬。成化以後，商人漸漸可以販茶。特別是到了弘治年間，招商中茶之後，茶商可以運最多3000斤茶（30引），其中1200斤交給官方，余茶可以進行販賣。
對私販鹽茶的處罰儘管很相似，但二者又有區別。販私鹽的主要懲處對像是明朝的官吏和漢人私鹽販賣者。對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同胞，因為生活所需而私販少量的茶葉，不給予處罰。即使如此，處罰也是非常嚴厲的，死罪必不可少。但即使如此也抵擋不住販賣私茶所帶來的鉅額利潤的誘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朱元璋的本意是將茶葉作為控制工具而不是商品，所以，採用的方式是壓低馬價抬高茶價。顯而易見，這會使少數民族地區吃虧。
這種情況不可能長期存在。因此，茶馬的比價起伏非常大。最終，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兵部提議：河州茶馬上馬每匹給茶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這種低廉的馬價，顯然不符合馬的實際價值，因此，馬價一路上漲。四年後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馬價已經到了962斤一匹。兩年以後，繼續上漲到1800斤左右一匹。永樂七年也達到了1186斤左右一匹。
顯而易見，40斤對1800斤這種中央與地方馬價的差別是如此懸殊。最終，政府將比價調整為上馬一匹120斤，中馬70斤，駒馬50斤。與此同時，大力實行茶禁，以期茶禁之後茶價能夠上揚。其後，果然茶葉價格上揚，宣德十年，84斤左右一匹；正統十二年43斤一匹；正德三年87斤一匹。如果折銀的話，弘治前每斤茶折銀0.02兩左右，弘治朝則上升到0.05兩。
對於每日一變的兌換數字，許多人都為之發愁。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人則是為了國家利益。楊一清這位明朝的治世能臣，在弘治年間就曾為此做過算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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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48 pm
楊一清數學政治思維
令今人汗顏的楊一清算數
弘治十七年也就是西元1504年的某一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政馬茶法、茶馬互市的楊一清，伏案看著奏報，他是越看越高興，不禁提筆向皇帝陛下寫了封奏章。他說：
因為販私茶的現象嚴重，早已經陳舊的茶馬法規、貿易法則根本無法實行。此次，我用了1570余兩銀子收購茶葉78820斤，換得馬900多匹。如果用銀直接買馬的話則至少需要7000余兩。因為目前的茶葉價格是0.02兩一斤，馬價一般為7.78兩，每匹馬就要折茶389斤。而本次交易中，每匹馬僅折茶87斤左右，折算成銀的話，每匹馬僅值1.74兩，凈利潤約6.04兩，凈利潤率高達347％。所以，萬歲呀，為了國家急缺的戰馬，為了增加國家稅收，防止鉅額利潤流入奸商、走私犯手中，朝廷應該實行招商買茶制度。國家不再統購統銷，而是由商人自行買茶到指定地點銷售，照章納稅。
這次上書之後，弘治皇帝批准了戶部的建議，決定召集陜西、山西的富商們進行茶葉招商引資。其後，楊一清再次上書，再次為皇帝算了幾道數學題。他說：
招商買茶能否成功全賴定價。茶商為了利潤絕對不會抬高收購價格，這樣，只要我們控制好運輸價格，朝廷就能得利。當然，也不能為了得利，而故意讓商人賠本，這樣就沒人買茶運茶了。經過臣的測算，官商都滿意的最佳點是，每1000斤運到茶馬司給銀50兩，其中茶價銀25兩、加工費和運費25兩。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某一兩家大型茶商買茶數量過多，就會擠佔其他中小茶商的利益。這樣，政府就可能被一兩家或幾家大型茶商鉗制，從而影響國家法律施行。所以，每名茶商買茶不能超過1萬斤。
按照以前的做法，官銀1萬兩，戰馬不過1000匹（馬價上升）。按照上述方法，官銀1萬兩，可以買茶20萬斤（茶價上升到每斤0.05兩），可買馬將近3000匹，平均67斤茶葉換一匹馬，差價為133斤。由此，凈利潤高達200％。
明代中前期，明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北方蒙古部落。到了弘治年間，蒙古部落再次崛起，邊關告急。弘治皇帝命令邊關積極備戰，然而卻忽然發現戰馬不夠了。
明初茶馬貿易每年可換來幾十萬匹馬，而此時馬匹卻少得不夠用了。為了增加戰馬，孝宗急需能人來整頓茶馬互市和苑馬寺。經過考查，兵部尚書劉大夏推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的茶法和馬政。弘治十五年（1502年）楊一清走馬上任。
楊一清發現，在邊關對茶馬貿易的管理本應是一體的，但實際卻是分頭領導。例如，馬政由太仆寺、苑馬寺負責，由巡撫兼管，茶馬司由巡茶御史主持。二者各自為政，互不配合。如此造成的結果是，茶馬司只管以茶易馬，只注意完成換馬的數量卻不重視馬的品質。苑馬寺只管將馬分配給官軍，不管馬匹能否上陣。許多戰馬買來之後，相繼病倒。為此，楊一清主張闔二為一，統一管理，由巡茶御史統一管理。
與此同時，他罷了苑馬寺卿李克恭的官職，這傢夥在任三年竟然使6400多匹戰馬被人盜賣；還撤了靈武監正李謙，這傢夥在北京借了高利貸，為了還錢到了靈武后四處搜刮。
在罷免了七八名辦事不力的官員後，他又大舉提拔一些資歷比較淺的官員，如平涼通判張檄、涇荊州知州岳思忠等。他還把山西行太仆寺卿王琰與陜西行太仆寺卿袁宏進行對調。王琰的特點是作風兇悍，袁宏是作風穩健。顯然，對於身處改革之中的他來說，王琰比袁宏更合適在他手下工作。除此之外，對於在任上一直兢兢業業的陜西馬政官員們，楊一清則為他們請功嘉獎，例如對苑馬寺卿車霆等人。
經過一番努力，陜西馬政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同理，對茶政楊一清也如法炮製。
然而，上述努力只是處理了表面問題，本質的問題還沒有涉及。根本問題是沒有茶沒有馬怎麼辦呢？明初開始施行的開中制已經完全失效。當時，陜西的茶稅只有2.6萬多斤，即使大規模地打擊私茶之後，也不過4萬多斤。因此，他一方面查實陜西茶園實際面積、產量、茶戶數等，進行補稅，由此增加將近2萬斤的茶稅；另一方面則開始施行案例中提到的招商買茶制度。
因為鹽茶是商業稅中的兩大重點，在明代關於茶葉的法規和鹽是相倣的。鹽施行開中制，茶也是如此。“招商奈米糧支茶引”也是官方壟斷生產、運輸、銷售的重要形式。但在邊關地區，官府壟斷是佔主體，像鹽那樣商售的情況則主要在內地。
楊一清在邊關施行的招商買茶制度，解決了官方買茶中的腐敗成本、運茶中的侵奪商民利益的問題。封建社會政府的話就是一切，儘管表面上說會給商民運費，然而，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應給的錢流進了官府或個人腰包，從而讓商民運茶變成了一種強制性徭役。
在這方面，朱元璋也曾經做過一些很流氓的事情。例如，為了應對邊關安全問題，朱元璋曾經實行過“運茶支鹽”制度，然而等到邊關錢糧鹽安頓好之後，又將其廢除，致使大量商人受到傷害。直到弘治後期，楊一清才實行招商買茶制度，由商人進行運輸，完成之後給予報酬或鹽引等其他商品售賣權。從楊一清改革之後，官方運茶賣茶的比重越來越低，最低的時候只佔20％。當然，這是動態的比例。
楊一清之所以對茶葉如此看重，朱元璋之所以甚至不惜殺了女婿也要整頓茶葉市場，除了邊關貿易關係政權興衰的原因之外，為了保證政府稅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很不幸的是，同鹽一樣，茶自明代初期開始就面臨著走私問題。因為，利潤非常大，許多人為此鋌而走險。楊一清就差點被他的手下們殺害。
私茶氾濫：圍攻楊一清
為走私十三將領圍攻楊一清
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發生了一起驚心動魄的走私案例，它令明代為何沒有禁絕走私的原因展露無疑。那一天，楊一清面臨著自上任以來最危險的一天。總兵劉勝率領邊嚴準、劉恩、王得、馬良、施禮、丘雄、梁守、熊完、林彥彬、文信、張信、樊祥、何安等13名將領圍功揚一清，他們個個劍拔弩張，聲稱如果不放了姚堂紹他楊一清休想站著出去。
甘肅總兵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勝看著楊一清，忽然衝著將領們怒吼道：“你們這幫狗東西，還不放下武器！膽敢對楊大人無禮！放下，放下！”馬良等人氣哼哼地把寶劍入鞘，劉恩則不陰不陽地對楊一清說道：“楊大人，您剛來邊關一年多，怎知兄弟們的苦。您是在江南被風花雪月嬌慣了的人，比不得我們這裡粗茶淡飯、風沙蔽日”。
文信也道：“楊大人，您要知道，于易宣、王奉都是我們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姚堂紹十數年來為邊關納糧納鹽作出了不少貢獻呀。”施禮道：“他們雖然私自販賣4000斤茶葉，可不過才二三百兩銀子而已。”
楊一清冷冷地看著他們，沉默著。大廳內靜得可怕，連一個繡花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到聲響。突然，楊一清拍案而起，指著他們怒道：“現在國家面臨邊關危急，你們難道想通敵嗎！你們竟然敢對長官劍拔弩張，難道你們想反叛朝廷嗎！”
眾人一聽不禁一愣，何安最先緩過勁來，一聲怒吼，手中寶劍出鞘，用劍尖指著楊一清怒道：“楊大人，我們既不通敵更不敢叛國，就是想得些小錢改善生活。這條路您不給通，那我們也只好不敬了。在邊關殺個人算得了什麼！”
“哈哈，殺個人是算不了什麼，但是你們敢殺我嗎？”楊一清豁然站起，從桌案後面走到了何安面前。雙目直視何安，“何安呀何安，你今日若敢殺我，我問你何處可讓你安生！來人呀，把何安給我抓起來！”楊一清說罷，兩名士卒上前。何安寶劍一立：“你們誰敢！”說著眼睛看著劉勝。
楊一清走到劉勝面前，笑著看著他：“劉總兵，你敢殺我嗎？”“這，這，楊大人你說笑了。我們都是同僚，誰又能狠下心來讓同僚不得安生呢！”“哼，劉大人，你們昨日來軟的，送我錢糧。今日又來硬的，無非是讓我楊一清與你們同流合污。你們與我都安生了，那邊關安危、朝廷賦稅怎麼安生？既然劉大夏劉大人推舉我主政陜西，那我楊一清就絕不能辜負皇上、劉大人對我的恩典和提舉。你們今日來硬的，我也不怕。我現在就宣讀對他們的處罰，如果你們要殺我就請便。”
楊一清說罷，回到桌案後面，拿出一支令箭，對士卒吼道：“將這意圖謀反的13個人全都給我拿了，關入牢中等候朝廷處罰。從今以後，凡我治下官吏，無論文武誰敢縱容走私者，全部降一級，如果膽敢參與分贓者全部罪加一等。”又轉過頭對劉勝說道：“劉大人，以我的官職沒有辦法處罰你，你和我就等待朝廷的決斷吧！三天前我已經特快專遞給皇上上奏章了！”
隨著時光流逝，明政府日漸昏聵，加上北部邊關地區外患解除，一些朝堂精英開始受到貶黜，典型代表就是楊一清。楊一清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元年的四年中，在弘治皇帝、兵部尚書劉大夏的支援下將陜西茶馬業搞得風風火火。例如，牧場由之前的6.6888萬頃增加到12.8473萬頃；馬匹由0.228萬匹增加到1.10871萬匹。通過茶馬貿易購入馬匹1.9077萬匹，在他離任之際，僅河州、西寧、洮州三個茶馬司還有存茶45萬多斤，陜西靈州池鹽的稅額由1.4337斤提高到5.9萬斤。
為此，正德元年（1506年）劉大夏奏請將陜西三鎮的所有軍務皆歸楊一清節制。然而，三年後的正德四年，楊一清在老上司劉大夏被捕入獄之後，因再次得罪劉瑾而入獄。雖經大學士李東陽救助才免於一死，但自此陜西馬政陷入衰落。雖然隆慶年間的總督王崇古也是一位治世名臣，但幾經努力馬匹仍不到8000匹。
茶葉走私在明初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過。例如在茶馬貿易中，明政府發現有些無良商人以假茶欺詐、以次充好坑害少數民族同胞，極為震怒。
朱元璋的本意就是利用茶葉貿易籠絡少數民族同胞，而某些商人卻為了自己的利益將他們推向了明政府的對手一邊。起初，明政府要求商人“以德經商”，並頒布了相應的法規。
少數民族處於相對落後狀態，他們對度量衡沒有認知。明政府認識到這一點後，正德十年終止了以蓖中馬進行貿易。蓖大則官虧，小則商家虧損，因此每1000斤定330蓖，以6斤4兩為準，其內茶3斤，蓖繩3斤。因為少數民族不懂度量衡，明政府還制定了標準的茶包裝規格，統一包裝。
後見其效果不明顯，明朝的皇帝們才開始使用嚴刑酷法。為了鉅額利潤，走私者也確實敢於踐踏一切。例如，有些商人賄賂官員以使自己在與少數民族發生貿易爭議中處於有利地位。為了牟利，他們還假扮少數民族人用劣馬換官茶。一些邊關將領、地方官員還將劣茶販賣給少數民族群眾。
因此，西部邊區百姓對茶馬貿易產生了極大抵觸情緒，北元殘余勢力開始借機尋求聯手。為了國防安全，明政府開始大規模地禁茶，除了四川、陜西的茶可以進行茶馬貿易外，其他產區的茶葉不準進行茶馬貿易。
其他產茶區的茶農、茶商則開始以低價走私茶葉。少數民族各部落地區因為獲得了低價茶葉，自然不會積極進行官營茶馬貿易。因此，明政府換來的馬都是一些“瘦損”之馬，而且數量越來越少，即使有些地方政府將每匹馬提高到962斤茶葉都難以換到好馬。
這種情況直到萬曆二十三年，陜西與走私茶葉興盛地區湖南的官員發生激烈衝突後才有所改觀。這一年，雙方的爭吵在皇帝那裏得到了最終裁決，湖南方面獲得了勝利，湖南茶葉得以擠入官營貿易。然而，安徽、浙江、河南等產區仍然不在邊關貿易之列，這些地區的茶葉貿易自然仍通過走私渠道進行。
邊境貿易的兩大產品茶鹽介紹完了，我們再展開地圖一看，中國的陸上鄰居還有北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他們同樣是邊境貿易的主體，然而，當時，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是一個國家，因為長期內亂，國內分裂嚴重。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並不發達，而與北韓的邊境貿易卻極為發達。北韓在永樂皇帝時期，開始成為明朝最親密的鄰居。
陸路各國貿易：以與明朝最親近的鄰居北韓為例
北韓使臣的節目表演
明崇禎年間，一次，明朝官員宴請北韓李氏王朝的使臣，接待官員請來了歌妓助興。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北韓使臣笑道：“感謝大明對我等的熱情款待。人們常說，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也要表演一些節目。”說罷，北韓使臣一指身旁的一個小孩兒，笑道：“此次朝貢，我帶著我的兒子也來到貴國，就由他來奉獻一個小節目吧。”
中國禮部官員一看，這個孩子不過七八歲，不禁非常好奇，“他會什麼呢？”北韓使臣笑道：“我們北韓與中國素來友好，大明皇帝待我國不薄。每年皇帝生日的‘聖節’、太子生日的‘韆鞦節’，不但為我國成年人記得，就是黃口孺子也可以倒背如流！”
“哦？果真如此？那就請令公子說一說。”北韓使臣用手點指，孩子張開了小嘴，高聲說道：“太祖皇爺九一八，太宗皇上四一七，仁宗皇上七二三，宣宗皇上二月九，英宗陛下雙十一，代宗皇上八月三，憲宗皇上十一二，孝宗陛下七月三，武宗皇上九二四，世宗皇上八一十，穆宗陛下一月二十三，神宗皇上八月一十七，光宗陛下八月一十一，熹宗皇上一一一四，當今陛下一二二四。”
十年後，清軍入關，禮部的一位官員逃到了北韓，當年的那位北韓使臣把他請入家中。只見，屋中放著一塊靈牌，上書：大明毅宗陛下。
禮部官員跪爬著來到靈位前，痛哭失聲。
“陛下殉國的消息兩月後才傳至我國，上到我主下到普通官員都心痛異常。我等實在想不出，大明為何會亡國，看來，多是你等誤國害君呀！”
那位禮部官員聽聞，泣血而暈倒在地。自此，便有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逢崇禎的忌日，北韓國王都要暗中為之祭奠，更有甚者還將崇禎的年號一直暗中使用。當大部分中國臣民已經忘記了大明的時候，在北韓卻有一大批人仍在想著明朝。
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有人曾經以“血濃于水”來形容，這一點也不過分。早在商朝，紂王的叔叔箕子便在亡國之後來到了北韓，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文化改造，史稱“箕子北韓”。儘管兩國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摩擦，但正如親兄弟都難免動手一樣，這種情況很正常。在絕大部分時期，兩國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剛剛建立，朱元璋便在洪武元年（1368年）12月，派遣符寶郎偰斯出使高麗。
他第二年四月來到高麗，送給國王王顓綾羅綢緞40匹。一個月後偰斯要回國，國王王顓送他鞍馬、衣服不要，宰相他送人參、藥材不要，最後，王顓命文臣寫詩贈送，偰斯真正做到了朱元璋“不拿一針一線”的要求。高麗王王顓同意停止使用“至正”年號，斷絕與蒙元的政治聯繫，並奉表來朝。八月朱元璋正式冊封王顓為高麗王並賜金印、誥文，並賜大統歷一本、錦繡絨鍛十匹，賜給太妃和王妃金鍛、色緞、線羅各四匹，賜給積極主張斷絕與蒙元的關係同明朝建立關係的高麗相國辛盹、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緞、線羅、紗各四匹。
為了讓北韓徹底脫離北元姻親關係的羈絆，對於北韓的朝貢禮品，朱元璋經常說：只要土特產就行了，禮輕情意重嘛。我們自古都是好鄰居好夥伴，不用這麼破費。後來，對高麗的貢品只接受一些土特產，其餘金銀寶物、貴重布匹和動物毛皮等一律不要。
朝中貿易主要有四種類型：朝貢貿易、和買貿易、使臣貿易和民間貿易。前三者都具有官方貿易的特徵，民間貿易由於中朝兩國相似的貿易政策，逐步轉變為邊境的民間走私貿易和邊境的民間互市貿易。
朝貢貿易一年三次，分別是皇帝的生日“聖節”、太子的生日“韆鞦節”，以及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的“正旦節”。一年三貢成為明朝藩屬國中的絕對特例，一直存在於整個明朝統治時期。高麗入貢的具體路線是：從開京出發，經北韓半島西海岸中部的禮成江口，渡黃海，抵達長江口的太倉，進入南京。
朱元璋對高麗官商貿易極為照顧，高麗商人只要持有明朝頒發的路引或文印，就可以來往于明朝的任何可以經商的地方。請注意是任何地方。與中國的態度相反，高麗王卻只對官方貿易積極運作，對於民間貿易則採取了排斥態度。
但由於蒙元勢力猶存，而且其與北韓又有姻親關係，所以，洪武一朝中國與高麗的關係起起伏伏，朝貢貿易也是開開關關。直到洪武二十年蒙元在東北的勢力被徹底清除之後，中國和高麗的關係才開始向友好方向發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自立為王，高麗進入李氏北韓階段。但因為雙方互信度非常低，中朝之間仍然沒有建立正式邦交。與此同時，北韓相繼發生兩次內亂。先是李成桂在兩個兒子被殺後將王位禪讓給次子李芳果。一年半後的1400年1月，李芳果的四弟和五弟在都城開京發動巷戰。一個月後李芳果失敗，十個月後禪讓給五弟李芳遠。
後是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朱棣即位改元之後便派人出使北韓。北韓隨即派人前來朝賀。因此，第二年四月便給北韓王頒發了新的誥命和印章。十月再次派遣宦官、翰林到北韓頒授國王冕服、各類冠服等，並附了一份豐厚的禮物。
朱棣推翻自己的侄子後，大多數藩屬國並不認同，或者認為朱允炆會捲土重來，因此朝賀永樂登基非常不積極。李氏北韓作為唯一一個恭賀的藩屬國，朱棣對其好感肯定會急速上升。因此，中朝貿易進入高潮也在情理之中。
北韓的貢物在永樂朝主要是金銀、馬匹、人參以及紙張。因為北韓的造紙技術較高，明朝政府經常要求北韓貢獻紙張。例如永樂四年（1406年）進獻了純白厚紙3000張，次年又貢獻純白紙8000張。永樂六年正月北韓王向全國發佈造紙令，五月和十一月分別貢獻純白紙1萬張、純白厚紙6000張。永樂時期，北韓進貢的紙張超過10萬張。
朱棣遷都到北京後，從陸路到中國的首都就非常方便了，因此，北韓使臣開始走陸路。從北韓義州到遼東都司的遼東八驛站，北韓使臣渡過鴨綠江後經湯站、開州、龍鳳、連山、甜水、頭館抵達遼東城（遼東八站後來因為女真人與北韓的邊貿糾紛逐漸改為：遼陽、甜水、連山、通遠堡、鎮東堡、鳳凰城、湯站、九連城）；從遼東到山海關有十七站，它們是：鞍山驛、海州衛、牛家莊驛、沙嶺驛、高平驛、盤山驛、廣寧驛、閭陽驛、十三山驛、淩河驛、杏山驛、連山驛、曹莊驛、東關驛、沙河驛、高嶺驛、山海關；由山海關到北京有十個驛站，它們是：榆關、撫寧縣、永平府、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
在永樂朝，北韓進貢的次數明顯增加。除了三個定期朝貢外，李氏北韓還以謝恩使、奏請使、進香陳慰使、進賀使、進獻使、押送使等名義進入中國朝貢。在這些貢獻中，最為特別的就是進獻處女和宦官（火者）。本來，明朝想繼承元朝與高麗通婚的傳統，繼續利用聯姻保持兩國和睦。然而，北韓太宗李芳遠為了避免內政被干涉（元朝與高麗的聯姻讓他記憶猶新），不主張聯姻。為了打消明朝對李氏北韓的懷疑，李芳遠提出用貢獻處女的方式聯姻。這些處女基本上都是北韓官員的女兒。永樂一朝，共貢獻十多名處女和近200名宦官。這些人在永樂朝除了病死之外，絕大部分都死在了“宮闈之亂”中。
除了朝貢貿易外，還有一種以物易物的官方貿易稱為“和買”。明政府首先確定戰馬和耕牛的需求數量和價格後，皇帝派遣使者通知朝方，其後北韓方面將這些運往遼東，明政府付款交割。洪武年間和買就已經出現，但明朝和高麗關係並不穩固，高麗在明元間搖擺不定，洪武七年（1374年）雙方發生衝突斷絕關係，洪武二十年（1387年）後，高麗和以後的北韓與明朝的和買才漸漸走上正軌。到建文帝時期，兩國交換戰馬不到2萬匹。永樂一朝則進入高潮，每次和買戰馬都在1萬匹以上，有時甚至達到了五六萬匹。然而，如此巨大的數量，讓明朝沒有資金（布絹）一次付清。直到宣德二年五月，永樂十九年、永樂二十一年買的2萬匹馬，所應付的大布四萬匹、大絹六萬匹才在戶部的提醒下如數補齊。
除了上述兩種貿易外，就是使臣貿易了。使臣履行完國家職責外，有的人則攜帶各類商品進行倒賣。明代使臣中朝廷官員因大多屬於儒家子弟，此類情況較少發生，但永樂時期，大批宦官被派往北韓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同樣，北韓使臣也進行著官方貿易、私家貿易和違禁貿易三種貿易。對於私家貿易，明朝歷代帝王往往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朱元璋還三次下旨不要阻攔這種貿易。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在與明朝的貿易中都是絕對沒有的。
自此以後，中朝友好情誼越來越深厚。最終，可以說親如一家。明代使臣甚至將對皇帝、大臣的一些看法與北韓君臣私下談論。例如太監尹鳳就對北韓世宗李裪言及宣宗皇帝喜歡走鷹逐犬好遊戲、皇太子亦輕佻。雙方的關係已經達到任何勢力都無法破壞的程度，例如正統七年（1442年）北韓便堅決地告知蒙元勢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口回絕蒙元了再次通交的請求。
明帝國的經濟政策中海上貿易政策最為失敗，失敗得令人痛心疾首。因為，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海軍實力全球第一，如果明帝國繼承元帝國的海外貿易政策，顯然中國的歷史甚至世界歷史都會改寫。但歷史事實卻是：朱元璋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
歷來，許多論者都對朱元璋提出了尖銳批評。然而，本書卻對朱元璋在當時所採取的政策表示理解甚至支援。以此推之，四百多年後的乾隆拒絕馬嘎爾尼，本人也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以當時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看，任何一個愛護百姓的統治者都將對其表示反感。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有三大表徵、兩大不足。三大表徵上，“禁海”與“朝貢貿易”作為明帝國對外貿易的兩大基石成為政府層面的特徵，它們與民間走私乃至海盜經濟的興盛成為三大永不變化的表徵。
之所以出現三大表徵，其根本原因在於對於海路貿易的不重視，以及由此對海外邦交國政策產生重大偏差——“花錢買太平”與“綏靖”。對於這兩點，之前許多人都將板子打在了朱元璋的屁股上，其實未必正確。
明帝國在海外貿易方面的主要錯誤應該由其後代和歷史傳承來承擔。其一，中國的海外貿易在歷史上，大多是“朝貢貿易”，這也是本書對“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地位表示尊重，但對其歷史意義表示不屑的原因；其二，自南宋起因為民生問題而導致的海上走私、海盜等問題，在明朝呈爆炸式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之後的統治者不能從民生角度看問題，一味執行“祖宗法制”造成了海路走私比陸路更嚴重、更危險的狀況。
明帝國海外貿易的第三個巨大不足，就是對於“國家海盜”的興盛不能採取有力措施。當時，歐洲各國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基本都不如中國實力雄厚。然而，在某些技術上卻比中國優秀，例如軍事技術。由此造成西方國家利用“海盜”手段，逐步蠶食中國的各種利益。明帝國並沒有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從而將中國的海外貿易通道拱手讓給了西方國家，從而使自己在未來的白銀輸入中處於很不利的位置。
同樣，如果說陸路走私使得明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流入各種強勢人手中的話，海上的走私卻促成了民間商人勢力的急劇壯大，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雄厚的資本迅速漂白。一方面，這些走私勢力又與當地士紳合作開始向政治、軍事、經濟多領域滲透，以至到了明末，明帝國的最後保護者竟然是海盜家族出身的鄭芝龍父子。
第二章·帝國軟肋
謠傳了三百年的『閉關鎖國』
第一回鄭和到了美洲又如何！中國人不可能
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
因為有了一個鄭和下西洋，引得自清朝末年開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唏噓。人們都在暢想，如果鄭和再進一步，那中國將多麼偉大！進入21世紀後，人們在外人的幫助下摸到了這種猜想的真實脈搏。許多人認為：鄭和才是首先到達美洲的人。然而，鄭和到過美洲又怎樣？歷史仍然是“禁海”繼續成為國策。因為，鄭和的下西洋在本質上不過是“賠本賺吆喝”的朝貢貿易而已。
謠言抑或真實：劉大夏火燒航海圖
令今人汗顏的楊一清算數
弘治十七年也就是西元1504年的某一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政馬茶法、茶馬互市的楊一清，伏案看著奏報，他是越看越高興，不禁提筆向皇帝陛下寫了封奏章。他說：
因為販私茶的現象嚴重，早已經陳舊的茶馬法規、貿易法則根本無法實行。此次，我用了1570余兩銀子收購茶葉78820斤，換得馬900多匹。如果用銀直接買馬的話則至少需要7000余兩。因為目前的茶葉價格是0.02兩一斤，馬價一般為7.78兩，每匹馬就要折茶389斤。而本次交易中，每匹馬僅折茶87斤左右，折算成銀的話，每匹馬僅值1.74兩，凈利潤約6.04兩，凈利潤率高達347％。所以，萬歲呀，為了國家急缺的戰馬，為了增加國家稅收，防止鉅額利潤流入奸商、走私犯手中，朝廷應該實行招商買茶制度。國家不再統購統銷，而是由商人自行買茶到指定地點銷售，照章納稅。
這次上書之後，弘治皇帝批准了戶部的建議，決定召集陜西、山西的富商們進行茶葉招商引資。其後，楊一清再次上書，再次為皇帝算了幾道數學題。他說：
招商買茶能否成功全賴定價。茶商為了利潤絕對不會抬高收購價格，這樣，只要我們控制好運輸價格，朝廷就能得利。當然，也不能為了得利，而故意讓商人賠本，這樣就沒人買茶運茶了。經過臣的測算，官商都滿意的最佳點是，每1000斤運到茶馬司給銀50兩，其中茶價銀25兩、加工費和運費25兩。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某一兩家大型茶商買茶數量過多，就會擠佔其他中小茶商的利益。這樣，政府就可能被一兩家或幾家大型茶商鉗制，從而影響國家法律施行。所以，每名茶商買茶不能超過1萬斤。
按照以前的做法，官銀1萬兩，戰馬不過1000匹（馬價上升）。按照上述方法，官銀1萬兩，可以買茶20萬斤（茶價上升到每斤0.05兩），可買馬將近3000匹，平均67斤茶葉換一匹馬，差價為133斤。由此，凈利潤高達200％。
明代中前期，明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北方蒙古部落。到了弘治年間，蒙古部落再次崛起，邊關告急。弘治皇帝命令邊關積極備戰，然而卻忽然發現戰馬不夠了。
明初茶馬貿易每年可換來幾十萬匹馬，而此時馬匹卻少得不夠用了。為了增加戰馬，孝宗急需能人來整頓茶馬互市和苑馬寺。經過考查，兵部尚書劉大夏推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的茶法和馬政。弘治十五年（1502年）楊一清走馬上任。
楊一清發現，在邊關對茶馬貿易的管理本應是一體的，但實際卻是分頭領導。例如，馬政由太仆寺、苑馬寺負責，由巡撫兼管，茶馬司由巡茶御史主持。二者各自為政，互不配合。如此造成的結果是，茶馬司只管以茶易馬，只注意完成換馬的數量卻不重視馬的品質。苑馬寺只管將馬分配給官軍，不管馬匹能否上陣。許多戰馬買來之後，相繼病倒。為此，楊一清主張闔二為一，統一管理，由巡茶御史統一管理。
與此同時，他罷了苑馬寺卿李克恭的官職，這傢夥在任三年竟然使6400多匹戰馬被人盜賣；還撤了靈武監正李謙，這傢夥在北京借了高利貸，為了還錢到了靈武后四處搜刮。
在罷免了七八名辦事不力的官員後，他又大舉提拔一些資歷比較淺的官員，如平涼通判張檄、涇荊州知州岳思忠等。他還把山西行太仆寺卿王琰與陜西行太仆寺卿袁宏進行對調。王琰的特點是作風兇悍，袁宏是作風穩健。顯然，對於身處改革之中的他來說，王琰比袁宏更合適在他手下工作。除此之外，對於在任上一直兢兢業業的陜西馬政官員們，楊一清則為他們請功嘉獎，例如對苑馬寺卿車霆等人。
經過一番努力，陜西馬政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同理，對茶政楊一清也如法炮製。
然而，上述努力只是處理了表面問題，本質的問題還沒有涉及。根本問題是沒有茶沒有馬怎麼辦呢？明初開始施行的開中制已經完全失效。當時，陜西的茶稅只有2.6萬多斤，即使大規模地打擊私茶之後，也不過4萬多斤。因此，他一方面查實陜西茶園實際面積、產量、茶戶數等，進行補稅，由此增加將近2萬斤的茶稅；另一方面則開始施行案例中提到的招商買茶制度。
因為鹽茶是商業稅中的兩大重點，在明代關於茶葉的法規和鹽是相倣的。鹽施行開中制，茶也是如此。“招商奈米糧支茶引”也是官方壟斷生產、運輸、銷售的重要形式。但在邊關地區，官府壟斷是佔主體，像鹽那樣商售的情況則主要在內地。
楊一清在邊關施行的招商買茶制度，解決了官方買茶中的腐敗成本、運茶中的侵奪商民利益的問題。封建社會政府的話就是一切，儘管表面上說會給商民運費，然而，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應給的錢流進了官府或個人腰包，從而讓商民運茶變成了一種強制性徭役。
在這方面，朱元璋也曾經做過一些很流氓的事情。例如，為了應對邊關安全問題，朱元璋曾經實行過“運茶支鹽”制度，然而等到邊關錢糧鹽安頓好之後，又將其廢除，致使大量商人受到傷害。直到弘治後期，楊一清才實行招商買茶制度，由商人進行運輸，完成之後給予報酬或鹽引等其他商品售賣權。從楊一清改革之後，官方運茶賣茶的比重越來越低，最低的時候只佔20％。當然，這是動態的比例。
楊一清之所以對茶葉如此看重，朱元璋之所以甚至不惜殺了女婿也要整頓茶葉市場，除了邊關貿易關係政權興衰的原因之外，為了保證政府稅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很不幸的是，同鹽一樣，茶自明代初期開始就面臨著走私問題。因為，利潤非常大，許多人為此鋌而走險。楊一清就差點被他的手下們殺害。
私茶氾濫：圍攻楊一清
為走私十三將領圍攻楊一清
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發生了一起驚心動魄的走私案例，它令明代為何沒有禁絕走私的原因展露無疑。那一天，楊一清面臨著自上任以來最危險的一天。總兵劉勝率領邊嚴準、劉恩、王得、馬良、施禮、丘雄、梁守、熊完、林彥彬、文信、張信、樊祥、何安等13名將領圍功揚一清，他們個個劍拔弩張，聲稱如果不放了姚堂紹他楊一清休想站著出去。
甘肅總兵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勝看著楊一清，忽然衝著將領們怒吼道：“你們這幫狗東西，還不放下武器！膽敢對楊大人無禮！放下，放下！”馬良等人氣哼哼地把寶劍入鞘，劉恩則不陰不陽地對楊一清說道：“楊大人，您剛來邊關一年多，怎知兄弟們的苦。您是在江南被風花雪月嬌慣了的人，比不得我們這裡粗茶淡飯、風沙蔽日”。
文信也道：“楊大人，您要知道，于易宣、王奉都是我們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姚堂紹十數年來為邊關納糧納鹽作出了不少貢獻呀。”施禮道：“他們雖然私自販賣4000斤茶葉，可不過才二三百兩銀子而已。”
楊一清冷冷地看著他們，沉默著。大廳內靜得可怕，連一個繡花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到聲響。突然，楊一清拍案而起，指著他們怒道：“現在國家面臨邊關危急，你們難道想通敵嗎！你們竟然敢對長官劍拔弩張，難道你們想反叛朝廷嗎！”
眾人一聽不禁一愣，何安最先緩過勁來，一聲怒吼，手中寶劍出鞘，用劍尖指著楊一清怒道：“楊大人，我們既不通敵更不敢叛國，就是想得些小錢改善生活。這條路您不給通，那我們也只好不敬了。在邊關殺個人算得了什麼！”
“哈哈，殺個人是算不了什麼，但是你們敢殺我嗎？”楊一清豁然站起，從桌案後面走到了何安面前。雙目直視何安，“何安呀何安，你今日若敢殺我，我問你何處可讓你安生！來人呀，把何安給我抓起來！”楊一清說罷，兩名士卒上前。何安寶劍一立：“你們誰敢！”說著眼睛看著劉勝。
楊一清走到劉勝面前，笑著看著他：“劉總兵，你敢殺我嗎？”“這，這，楊大人你說笑了。我們都是同僚，誰又能狠下心來讓同僚不得安生呢！”“哼，劉大人，你們昨日來軟的，送我錢糧。今日又來硬的，無非是讓我楊一清與你們同流合污。你們與我都安生了，那邊關安危、朝廷賦稅怎麼安生？既然劉大夏劉大人推舉我主政陜西，那我楊一清就絕不能辜負皇上、劉大人對我的恩典和提舉。你們今日來硬的，我也不怕。我現在就宣讀對他們的處罰，如果你們要殺我就請便。”
楊一清說罷，回到桌案後面，拿出一支令箭，對士卒吼道：“將這意圖謀反的13個人全都給我拿了，關入牢中等候朝廷處罰。從今以後，凡我治下官吏，無論文武誰敢縱容走私者，全部降一級，如果膽敢參與分贓者全部罪加一等。”又轉過頭對劉勝說道：“劉大人，以我的官職沒有辦法處罰你，你和我就等待朝廷的決斷吧！三天前我已經特快專遞給皇上上奏章了！”
隨著時光流逝，明政府日漸昏聵，加上北部邊關地區外患解除，一些朝堂精英開始受到貶黜，典型代表就是楊一清。楊一清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元年的四年中，在弘治皇帝、兵部尚書劉大夏的支援下將陜西茶馬業搞得風風火火。例如，牧場由之前的6.6888萬頃增加到12.8473萬頃；馬匹由0.228萬匹增加到1.10871萬匹。通過茶馬貿易購入馬匹1.9077萬匹，在他離任之際，僅河州、西寧、洮州三個茶馬司還有存茶45萬多斤，陜西靈州池鹽的稅額由1.4337斤提高到5.9萬斤。
為此，正德元年（1506年）劉大夏奏請將陜西三鎮的所有軍務皆歸楊一清節制。然而，三年後的正德四年，楊一清在老上司劉大夏被捕入獄之後，因再次得罪劉瑾而入獄。雖經大學士李東陽救助才免於一死，但自此陜西馬政陷入衰落。雖然隆慶年間的總督王崇古也是一位治世名臣，但幾經努力馬匹仍不到8000匹。
茶葉走私在明初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過。例如在茶馬貿易中，明政府發現有些無良商人以假茶欺詐、以次充好坑害少數民族同胞，極為震怒。
朱元璋的本意就是利用茶葉貿易籠絡少數民族同胞，而某些商人卻為了自己的利益將他們推向了明政府的對手一邊。起初，明政府要求商人“以德經商”，並頒布了相應的法規。
少數民族處於相對落後狀態，他們對度量衡沒有認知。明政府認識到這一點後，正德十年終止了以蓖中馬進行貿易。蓖大則官虧，小則商家虧損，因此每1000斤定330蓖，以6斤4兩為準，其內茶3斤，蓖繩3斤。因為少數民族不懂度量衡，明政府還制定了標準的茶包裝規格，統一包裝。
後見其效果不明顯，明朝的皇帝們才開始使用嚴刑酷法。為了鉅額利潤，走私者也確實敢於踐踏一切。例如，有些商人賄賂官員以使自己在與少數民族發生貿易爭議中處於有利地位。為了牟利，他們還假扮少數民族人用劣馬換官茶。一些邊關將領、地方官員還將劣茶販賣給少數民族群眾。
因此，西部邊區百姓對茶馬貿易產生了極大抵觸情緒，北元殘余勢力開始借機尋求聯手。為了國防安全，明政府開始大規模地禁茶，除了四川、陜西的茶可以進行茶馬貿易外，其他產區的茶葉不準進行茶馬貿易。
其他產茶區的茶農、茶商則開始以低價走私茶葉。少數民族各部落地區因為獲得了低價茶葉，自然不會積極進行官營茶馬貿易。因此，明政府換來的馬都是一些“瘦損”之馬，而且數量越來越少，即使有些地方政府將每匹馬提高到962斤茶葉都難以換到好馬。
這種情況直到萬曆二十三年，陜西與走私茶葉興盛地區湖南的官員發生激烈衝突後才有所改觀。這一年，雙方的爭吵在皇帝那裏得到了最終裁決，湖南方面獲得了勝利，湖南茶葉得以擠入官營貿易。然而，安徽、浙江、河南等產區仍然不在邊關貿易之列，這些地區的茶葉貿易自然仍通過走私渠道進行。
邊境貿易的兩大產品茶鹽介紹完了，我們再展開地圖一看，中國的陸上鄰居還有北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他們同樣是邊境貿易的主體，然而，當時，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是一個國家，因為長期內亂，國內分裂嚴重。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並不發達，而與北韓的邊境貿易卻極為發達。北韓在永樂皇帝時期，開始成為明朝最親密的鄰居。
陸路各國貿易：以與明朝最親近的鄰居北韓為例
北韓使臣的節目表演
明崇禎年間，一次，明朝官員宴請北韓李氏王朝的使臣，接待官員請來了歌妓助興。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北韓使臣笑道：“感謝大明對我等的熱情款待。人們常說，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也要表演一些節目。”說罷，北韓使臣一指身旁的一個小孩兒，笑道：“此次朝貢，我帶著我的兒子也來到貴國，就由他來奉獻一個小節目吧。”
中國禮部官員一看，這個孩子不過七八歲，不禁非常好奇，“他會什麼呢？”北韓使臣笑道：“我們北韓與中國素來友好，大明皇帝待我國不薄。每年皇帝生日的‘聖節’、太子生日的‘韆鞦節’，不但為我國成年人記得，就是黃口孺子也可以倒背如流！”
“哦？果真如此？那就請令公子說一說。”北韓使臣用手點指，孩子張開了小嘴，高聲說道：“太祖皇爺九一八，太宗皇上四一七，仁宗皇上七二三，宣宗皇上二月九，英宗陛下雙十一，代宗皇上八月三，憲宗皇上十一二，孝宗陛下七月三，武宗皇上九二四，世宗皇上八一十，穆宗陛下一月二十三，神宗皇上八月一十七，光宗陛下八月一十一，熹宗皇上一一一四，當今陛下一二二四。”
十年後，清軍入關，禮部的一位官員逃到了北韓，當年的那位北韓使臣把他請入家中。只見，屋中放著一塊靈牌，上書：大明毅宗陛下。
禮部官員跪爬著來到靈位前，痛哭失聲。
“陛下殉國的消息兩月後才傳至我國，上到我主下到普通官員都心痛異常。我等實在想不出，大明為何會亡國，看來，多是你等誤國害君呀！”
那位禮部官員聽聞，泣血而暈倒在地。自此，便有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逢崇禎的忌日，北韓國王都要暗中為之祭奠，更有甚者還將崇禎的年號一直暗中使用。當大部分中國臣民已經忘記了大明的時候，在北韓卻有一大批人仍在想著明朝。
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有人曾經以“血濃于水”來形容，這一點也不過分。早在商朝，紂王的叔叔箕子便在亡國之後來到了北韓，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文化改造，史稱“箕子北韓”。儘管兩國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摩擦，但正如親兄弟都難免動手一樣，這種情況很正常。在絕大部分時期，兩國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剛剛建立，朱元璋便在洪武元年（1368年）12月，派遣符寶郎偰斯出使高麗。
他第二年四月來到高麗，送給國王王顓綾羅綢緞40匹。一個月後偰斯要回國，國王王顓送他鞍馬、衣服不要，宰相他送人參、藥材不要，最後，王顓命文臣寫詩贈送，偰斯真正做到了朱元璋“不拿一針一線”的要求。高麗王王顓同意停止使用“至正”年號，斷絕與蒙元的政治聯繫，並奉表來朝。八月朱元璋正式冊封王顓為高麗王並賜金印、誥文，並賜大統歷一本、錦繡絨鍛十匹，賜給太妃和王妃金鍛、色緞、線羅各四匹，賜給積極主張斷絕與蒙元的關係同明朝建立關係的高麗相國辛盹、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緞、線羅、紗各四匹。
為了讓北韓徹底脫離北元姻親關係的羈絆，對於北韓的朝貢禮品，朱元璋經常說：只要土特產就行了，禮輕情意重嘛。我們自古都是好鄰居好夥伴，不用這麼破費。後來，對高麗的貢品只接受一些土特產，其餘金銀寶物、貴重布匹和動物毛皮等一律不要。
朝中貿易主要有四種類型：朝貢貿易、和買貿易、使臣貿易和民間貿易。前三者都具有官方貿易的特徵，民間貿易由於中朝兩國相似的貿易政策，逐步轉變為邊境的民間走私貿易和邊境的民間互市貿易。
朝貢貿易一年三次，分別是皇帝的生日“聖節”、太子的生日“韆鞦節”，以及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的“正旦節”。一年三貢成為明朝藩屬國中的絕對特例，一直存在於整個明朝統治時期。高麗入貢的具體路線是：從開京出發，經北韓半島西海岸中部的禮成江口，渡黃海，抵達長江口的太倉，進入南京。
朱元璋對高麗官商貿易極為照顧，高麗商人只要持有明朝頒發的路引或文印，就可以來往于明朝的任何可以經商的地方。請注意是任何地方。與中國的態度相反，高麗王卻只對官方貿易積極運作，對於民間貿易則採取了排斥態度。
但由於蒙元勢力猶存，而且其與北韓又有姻親關係，所以，洪武一朝中國與高麗的關係起起伏伏，朝貢貿易也是開開關關。直到洪武二十年蒙元在東北的勢力被徹底清除之後，中國和高麗的關係才開始向友好方向發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自立為王，高麗進入李氏北韓階段。但因為雙方互信度非常低，中朝之間仍然沒有建立正式邦交。與此同時，北韓相繼發生兩次內亂。先是李成桂在兩個兒子被殺後將王位禪讓給次子李芳果。一年半後的1400年1月，李芳果的四弟和五弟在都城開京發動巷戰。一個月後李芳果失敗，十個月後禪讓給五弟李芳遠。
後是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朱棣即位改元之後便派人出使北韓。北韓隨即派人前來朝賀。因此，第二年四月便給北韓王頒發了新的誥命和印章。十月再次派遣宦官、翰林到北韓頒授國王冕服、各類冠服等，並附了一份豐厚的禮物。
朱棣推翻自己的侄子後，大多數藩屬國並不認同，或者認為朱允炆會捲土重來，因此朝賀永樂登基非常不積極。李氏北韓作為唯一一個恭賀的藩屬國，朱棣對其好感肯定會急速上升。因此，中朝貿易進入高潮也在情理之中。
北韓的貢物在永樂朝主要是金銀、馬匹、人參以及紙張。因為北韓的造紙技術較高，明朝政府經常要求北韓貢獻紙張。例如永樂四年（1406年）進獻了純白厚紙3000張，次年又貢獻純白紙8000張。永樂六年正月北韓王向全國發佈造紙令，五月和十一月分別貢獻純白紙1萬張、純白厚紙6000張。永樂時期，北韓進貢的紙張超過10萬張。
朱棣遷都到北京後，從陸路到中國的首都就非常方便了，因此，北韓使臣開始走陸路。從北韓義州到遼東都司的遼東八驛站，北韓使臣渡過鴨綠江後經湯站、開州、龍鳳、連山、甜水、頭館抵達遼東城（遼東八站後來因為女真人與北韓的邊貿糾紛逐漸改為：遼陽、甜水、連山、通遠堡、鎮東堡、鳳凰城、湯站、九連城）；從遼東到山海關有十七站，它們是：鞍山驛、海州衛、牛家莊驛、沙嶺驛、高平驛、盤山驛、廣寧驛、閭陽驛、十三山驛、淩河驛、杏山驛、連山驛、曹莊驛、東關驛、沙河驛、高嶺驛、山海關；由山海關到北京有十個驛站，它們是：榆關、撫寧縣、永平府、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
在永樂朝，北韓進貢的次數明顯增加。除了三個定期朝貢外，李氏北韓還以謝恩使、奏請使、進香陳慰使、進賀使、進獻使、押送使等名義進入中國朝貢。在這些貢獻中，最為特別的就是進獻處女和宦官（火者）。本來，明朝想繼承元朝與高麗通婚的傳統，繼續利用聯姻保持兩國和睦。然而，北韓太宗李芳遠為了避免內政被干涉（元朝與高麗的聯姻讓他記憶猶新），不主張聯姻。為了打消明朝對李氏北韓的懷疑，李芳遠提出用貢獻處女的方式聯姻。這些處女基本上都是北韓官員的女兒。永樂一朝，共貢獻十多名處女和近200名宦官。這些人在永樂朝除了病死之外，絕大部分都死在了“宮闈之亂”中。
除了朝貢貿易外，還有一種以物易物的官方貿易稱為“和買”。明政府首先確定戰馬和耕牛的需求數量和價格後，皇帝派遣使者通知朝方，其後北韓方面將這些運往遼東，明政府付款交割。洪武年間和買就已經出現，但明朝和高麗關係並不穩固，高麗在明元間搖擺不定，洪武七年（1374年）雙方發生衝突斷絕關係，洪武二十年（1387年）後，高麗和以後的北韓與明朝的和買才漸漸走上正軌。到建文帝時期，兩國交換戰馬不到2萬匹。永樂一朝則進入高潮，每次和買戰馬都在1萬匹以上，有時甚至達到了五六萬匹。然而，如此巨大的數量，讓明朝沒有資金（布絹）一次付清。直到宣德二年五月，永樂十九年、永樂二十一年買的2萬匹馬，所應付的大布四萬匹、大絹六萬匹才在戶部的提醒下如數補齊。
除了上述兩種貿易外，就是使臣貿易了。使臣履行完國家職責外，有的人則攜帶各類商品進行倒賣。明代使臣中朝廷官員因大多屬於儒家子弟，此類情況較少發生，但永樂時期，大批宦官被派往北韓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同樣，北韓使臣也進行著官方貿易、私家貿易和違禁貿易三種貿易。對於私家貿易，明朝歷代帝王往往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朱元璋還三次下旨不要阻攔這種貿易。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在與明朝的貿易中都是絕對沒有的。
自此以後，中朝友好情誼越來越深厚。最終，可以說親如一家。明代使臣甚至將對皇帝、大臣的一些看法與北韓君臣私下談論。例如太監尹鳳就對北韓世宗李裪言及宣宗皇帝喜歡走鷹逐犬好遊戲、皇太子亦輕佻。雙方的關係已經達到任何勢力都無法破壞的程度，例如正統七年（1442年）北韓便堅決地告知蒙元勢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口回絕蒙元了再次通交的請求。
明帝國的經濟政策中海上貿易政策最為失敗，失敗得令人痛心疾首。因為，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海軍實力全球第一，如果明帝國繼承元帝國的海外貿易政策，顯然中國的歷史甚至世界歷史都會改寫。但歷史事實卻是：朱元璋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
歷來，許多論者都對朱元璋提出了尖銳批評。然而，本書卻對朱元璋在當時所採取的政策表示理解甚至支援。以此推之，四百多年後的乾隆拒絕馬嘎爾尼，本人也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以當時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看，任何一個愛護百姓的統治者都將對其表示反感。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有三大表徵、兩大不足。三大表徵上，“禁海”與“朝貢貿易”作為明帝國對外貿易的兩大基石成為政府層面的特徵，它們與民間走私乃至海盜經濟的興盛成為三大永不變化的表徵。
之所以出現三大表徵，其根本原因在於對於海路貿易的不重視，以及由此對海外邦交國政策產生重大偏差——“花錢買太平”與“綏靖”。對於這兩點，之前許多人都將板子打在了朱元璋的屁股上，其實未必正確。
明帝國在海外貿易方面的主要錯誤應該由其後代和歷史傳承來承擔。其一，中國的海外貿易在歷史上，大多是“朝貢貿易”，這也是本書對“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地位表示尊重，但對其歷史意義表示不屑的原因；其二，自南宋起因為民生問題而導致的海上走私、海盜等問題，在明朝呈爆炸式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之後的統治者不能從民生角度看問題，一味執行“祖宗法制”造成了海路走私比陸路更嚴重、更危險的狀況。
明帝國海外貿易的第三個巨大不足，就是對於“國家海盜”的興盛不能採取有力措施。當時，歐洲各國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基本都不如中國實力雄厚。然而，在某些技術上卻比中國優秀，例如軍事技術。由此造成西方國家利用“海盜”手段，逐步蠶食中國的各種利益。明帝國並沒有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從而將中國的海外貿易通道拱手讓給了西方國家，從而使自己在未來的白銀輸入中處於很不利的位置。
同樣，如果說陸路走私使得明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流入各種強勢人手中的話，海上的走私卻促成了民間商人勢力的急劇壯大，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雄厚的資本迅速漂白。一方面，這些走私勢力又與當地士紳合作開始向政治、軍事、經濟多領域滲透，以至到了明末，明帝國的最後保護者竟然是海盜家族出身的鄭芝龍父子。
第二章·帝國軟肋
謠傳了三百年的『閉關鎖國』
第一回鄭和到了美洲又如何！中國人不可能
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
因為有了一個鄭和下西洋，引得自清朝末年開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唏噓。人們都在暢想，如果鄭和再進一步，那中國將多麼偉大！進入21世紀後，人們在外人的幫助下摸到了這種猜想的真實脈搏。許多人認為：鄭和才是首先到達美洲的人。然而，鄭和到過美洲又怎樣？歷史仍然是“禁海”繼續成為國策。因為，鄭和的下西洋在本質上不過是“賠本賺吆喝”的朝貢貿易而已。
謠言抑或真實：劉大夏火燒航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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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0:52 pm
火燒航海圖
鄭和下西洋是幾乎所有上過學的人都知道的歷史事件，然而，在明代對於這件事情的功過則存在非常大的爭議。至少在四百來年的歷史評價上，官方以及當時的知識分子主體上是對鄭和持批評意見的。
話說1477年，憲宗皇帝希望重新下西洋，因此便命內廷宦官傳令兵部，要求將當年鄭和的航海圖等資料取來。這個消息一齣，可急壞了一人。此人就是車駕郎中劉大夏。
劉大夏暗自沉吟：三寶太監是一位好人，據說此公剛正廉潔，對國家忠心耿耿，對皇上的忠誠日月可鑒。但他好大喜功地下西洋，勞民傷財，下西洋使上萬將士為之殞命。運回來的東西呢，都是一些奢侈品，對百姓生活沒有任何好處。唉，我該怎麼辦？如果當今皇上也好大喜功，這可如何是好？
沉思良久之後，劉大夏用拳頭狠狠地捶打著桌面，“罷罷罷，我決不能讓皇上得到航海圖。”想到此處，劉大夏來到了檔案庫。因為他身居車駕郎中又主管檔案，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航海圖。趁人不備，他把航海圖藏到了身上。之後，回到了兵部大堂。兵部尚書項忠接到聖旨也急忙去檔案庫尋找，結果當然是不見蹤影。
憲宗皇帝見航海圖找不到了只能作罷。後世的一些官員、知識分子根據這個歷史事件進行了演繹，傳出了劉大夏火燒航海圖的故事。
因為劉大夏“燒”了鄭和的航海圖，近幾年對劉的批評在網路上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其實，仔細看看劉大夏的生平，我們可以心平氣和一些。劉大夏是一個好官，在今天看來屬於典型的思想守舊，好人辦壞事兒。作為後人心平氣和地對其評價是應當的，而且照某些人所說的，如果鄭和繼續下去，那將……其實，這純屬臆測。就算鄭和發現了美洲又能怎樣？結果還是一樣，中國仍然不會有“歐式地理大發現”。為了給劉大夏這位明代的治世能臣一個訴說的機會，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劉大夏這個人的簡歷。
劉大夏是湖南華容人，與王恕、馬文升合稱“弘治三君子”。其實，劉大夏是否燒了航海圖難以證明，但藏匿起來確屬無疑。因為，早在1465年（成化元年）越南（安南）入侵寮國，宦官汪直便建議趁機攻擊越南。宣宗立刻要求兵部交出永樂年間征戰安南時的地圖，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大夏便將圖冊藏了起來，結果致使管理圖冊的官員遭到毒打。劉大夏對兵部尚書余子俊說：“打死一個小吏不過是一條命罷了，如果安南戰事一開，死的人可就不止是千人萬人了！”
劉大夏一生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弘治六年（1493年）黃河決口，作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劉大夏前往山東、河南治水，經過兩年的奮戰，兩省水患終於解除。三年之後，劉大夏積勞成疾回到了湖南。在鄉間他將俸祿都周濟給了本地百姓，人稱“東山先生”。
劉大夏居官四十多年，為官清廉，其子孫後代皆非常清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大夏為人非常和善，即使祖田被人霸佔都不言不語、息事寧人。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劉大夏見明武帝昏庸無比，連續上疏請求歸隱。兩年後因為受宦官劉開誣陷，劉大夏被捕入獄。幸好，三個月後劉瑾被殺。正德十一年五月，81歲的劉大夏病逝。
由此可見，即使劉大夏真的燒了航海圖，諸位後人也沒必要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醜化。而且，還有一些觀點認為：劉大夏只是藏起了航海圖，等事情平息後又放回了原處。航海圖最終被銷毀的原因，一是明朝滅亡檔案丟失；二是清朝為了禁海，乾隆皇帝下令燒了航海圖。至於航海圖被誰燒的，我們實在沒有鐵定的證據。
就算鄭和航海圖沒有被燒、被藏，明帝國仍然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首先，正德皇帝尋找航海圖去海外的目的，還不如永樂皇帝宏大、富有戰略眼光。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經濟，而僅僅是顯示自己的治國能力而已。其次，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不在於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擴大海外貿易，從而讓中國儘早進入資本主義，避免明代滅亡的命運，甚至不會出現晚清之後的民族大恥辱。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在於：“中式地理大發現”所蘊涵的和平理念，與“歐式地理大發現”的血腥的對比是那麼的強烈。
中國人不會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
殺死麥哲倫的民族英雄
1521年4月27日（也有的說是4月21日），帶著六十多名侵略軍士兵登上今天菲律賓馬克坦島的一位白人——老麥，沒有想到自己作為一名高傲的貴族，並以殺死“異教徒”讓世界上所有人都皈依為他所信仰的宗教為己任的人，這一天成為他的末日。
“酋長，你們應該懂得你們的信仰是邪教，應該歸信我們！”“胡說，你是誰！”“我是來拯救你們的使者，我們將把你們從黑暗中拯救出來！”“不用，我們一直都生活在光明之中。”“這麼說，你們是不想了。那我將強迫你們信仰！否則，你們就將被視為異教徒，將被徹底消滅!”“我們從來不怕威脅，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失去生命！”
“開火！”老麥大叫一聲，躲到了一邊。在他身後的六十多名士兵開了火。頃刻間，數名當地土著居民被槍殺。那位酋長飛身躍起，一手抓住樹枝，從侍衛手中接過了大刀，厲聲說道：“殺死他們！”說罷直撲老麥。標槍呼嘯而至，侵略者相繼倒下。老麥這時站起身，拔出了身上的佩劍，左手叉腰，他想用優美的歐洲擊劍動作來迎戰眼前這個高大的皮膚黝黑的“土老帽”。
在他的心中，他是高傲的貴族，而對面的人卻是一個不懂得進化的“蠢人”，他認為他的劍可以刺穿對方的胸膛。然而，他錯了。當他的劍刺向對方胸膛的時候，那人健壯的身軀非常輕鬆地躲開了。左手的盾牌當的一聲擋住劍，右手的刀猛然砍向了老麥。老麥嚇得縮頸藏頭，還未等他明白過來，壯漢的腳已經踹在了他的臉上。正當他想站穩腳跟並舉劍刺去的時候，他的胸口一陣劇痛，壯漢的刀尖已經刺進了他的胸膛。
老麥的身子慢慢倒下，他沒有想到自己41年的人生，竟然會結束在異國他鄉。
這個人死後，有人說他是位偉大的人，有人說他是惡魔；有人說他是對物質進步、科學進步、歷史進步產生巨大推動力的人，有的人卻說他是給當時乃至四個世紀的當地人帶去無窮痛苦的侵略者。他就這樣被殺死了！有的人為此沉痛悼念，並形容為慘死、犧牲；有的人卻為之歡呼，有的人將殺死他的拉普拉普視為民族英雄乃至亞洲的英雄，因為他是第一個殺死殖民領袖的亞洲人。
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道德觀將會讓我形容那個時刻的詞彙不是“偉大的航海家在不甘中慢慢死去”，而是“當拉普拉普那正義的刀刺進了侵略者麥哲倫的胸膛時，當罪惡的血液噴濺而出時，正義的時刻終於來臨。一切愛好和平的人都應該歡呼個偉大時刻的來臨！”
在一本《最遙遠的航行》的書中記載了麥哲倫被殺死的經過，比我描述的要血腥。他首先被人用長矛刺中拿劍的右臂。之後，侵略軍用盾牌圍住他想殺出重圍，這時一位勇士揮刀上前一陣猛打猛殺，最終砍傷了麥哲倫的左腿。其他侵略者倉皇而逃，完成了所謂的偉大航行，而留在島上的貴族麥哲倫則被刺成了篩子被扔進了大海。
中國乃至絕大部分歷史學家對於以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為代表的“歐式地理大發現”（以鄭和為代表的“地理大發現”我稱之為“中式地理大發現”）敬佩之至。然而，世人也應看到，“歐式地理大發現”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了種族滅絕、種族歧視的惡魔。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唯有中國在各個文明古國中對外侵略最少，對世界和平貢獻最大。世界應該感謝中國，如果十四五世紀的中國人和當時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一樣，如果鄭和帶去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劍，那麼，整個世界都將是一片火海。當時的歐洲乃至世界沒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阻擋明帝國的刀劍。
鄭和帶給人類的是和平。如果世界上有人敢說中國人好戰，那麼他就是別有用心。因為，我們中國在最強大的十幾個世紀裏，從來沒有主動到別人家裏去砸壞人家的鍋、搶奪別人的妻女、殺害別人的親人。
當1497年達·伽馬正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時候，阿拉伯航海家馬吉德帶領他走出了死亡圈，因此，他才能夠到達印度。第一次印度之行他還沒有露出殖民者的本性。然而，當1502年再次來到印度的時候，他露出了他們國家貴族習以為常的海盜本色。在海上他不但殺害幫助他的當地國王，還垂涎阿拉伯商船的財寶，將船上幾百名乘客包括婦女兒童全部燒死，就連隨行的葡萄牙船員都評價他的這種行為是“殘暴和最無人性的手段”。
而哥倫布呢，他的最大貢獻就是讓歐洲人發現了一塊兒新大陸而已，可對於那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整個歐洲都有原罪。因此，對“歐式地理大發現”絕不能抬高，否則會造成“物質高於一切”的負面思維氾濫。
中國人絕不可能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鄭和所代表的“中式地理大發現”與前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許多喜好歷史的人的頭腦中，都縈繞著一個疑問：假如鄭和的航海事業能夠繼續下去；假如鄭和的船隊遇到西方的船隊並將其徹底打敗；假如再給明朝幾十年的時間，晚明昌達的商品經濟……所有的假如都代表著中國人內心的一種憤恨。
這種憤恨源於在1840年後我們經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而在此之前的十七個世紀裏，我們在四分之三的時間裏都是世界第一。我們難以忍受這種突然而至的屈辱以及被學生們欺負的現實。
英國的那位退役海軍軍官又告訴我們：鄭和其實是真正的“地理大發現”的開創者。它貫通了亞洲、歐洲、非洲、南北美洲五大洲的市場。
鄭和發現了美洲同樣不用驚奇，因為，早有商朝時中國人就到達過美洲的說法。
攸侯喜發現美洲大陸的傳說
西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趁著殷朝主力對外征戰之際，突然聯合八百諸侯進攻朝歌。牧野一戰，紂王臨時拼湊的軍隊被姜子牙率領的反商軍打敗。紂王自焚，天下易主。消息在半個多月後傳出，事情已定、王駕已死，各路勤王大軍紛紛止步等待武王下一步作為。人心已動。
然而，諸侯中卻有兩位不願承認周武王為新的王。他們是攸侯喜和摩虞侯。二人聽說紂王已死、朝歌已破之後，集中了部下和眷屬，以及潰敗的商朝軍隊、商人共計25萬人東渡大海，漂向了未知的世界。
他們去了哪？無人知曉。又是外國人先給咱們指明瞭方向。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歧尼發表了《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的研究》，正式提出，中國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到了美洲。其後，英國翻譯家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提出假說，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風，被吹到美洲。
其後，1913年興公、魏聲、陳漢章、朱謙之等人相繼支援外國人的觀點。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等史學巨擘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越來越相信商人的一部分敗退到了美洲，而大部分商人則敗退到了商人的發祥地河北、遼東一代。
攸候喜率軍民25萬人失蹤之後，中美洲尤卡坦半島興起了奧爾梅克文明，而這一文明與殷商文明極為相似。攸侯喜之所以跑到美洲，其原因可能就在於從山東半島坐船想回遼東，那是商人的根據地，可巧路遇大風，最終迷失方向漂到了美洲。
鄭和的“中式地理大發現”代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無論中國人以後是否重視海洋經濟，以中國人的本性根本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明朝中後期一些帝王之所以支援“海禁”，並不能排除“歐式貿易”中的負面因素：種族屠殺以及奴隸貿易。很難想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在美洲、非洲、亞洲等地的所作所為，在中國就不會出現。“歐式貿易”的“原罪問罪”被人集體忽略了。
現在，我們就簡單回顧一下“歐式地理大發現”實現的歷程。
在“歐式地理大發現”之前，東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中國——中亞——裏海——黑海——小亞細亞——西歐
第二條：中國——波斯灣——兩河流域——地中海——敘利亞——西歐
第三條：紅海轉陸路到埃及的亞歷山大——兩河流域——波斯灣——中國
明朝時，紅海這條路被阿拉伯商人控制，地中海則被威尼斯、熱那亞商人壟斷，中亞黑海則被蒙古人壟斷。15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影響地中海貿易，歐洲人對三條商路都逐漸失去了控制權。與此同時，在歐洲從王者享用到日常商品交易對黃金的需求量大增。但此時，歐洲的金礦產量逐漸減少。關於歐洲人對於黃金的需求，哥倫布曾在日記中說：“誰有了它，誰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而這時，“地球是圓的”的地理學說日漸得到承認，航海技術大進步特別是中國的羅盤針在13世紀傳入歐洲，萬事俱備只欠有人敢於冒險了。1415年葡萄牙人攻佔了非洲的林達城後，1419年佔領了馬德拉群島，1432年佔領阿蘇爾群島，1445年佔領佛德角，70年代佔領幾內亞，1487年到達好望角（其實鄭和半個世紀前就已經到達了好望角）。由此，開始了地理大發現。
1492年8月3日哥倫布率領三隻船和90多個水手，由西班牙的巴羅斯港出發，在1493年到達古巴和海地。之後，哥倫布又到了巴拿馬。因為哥倫布以為到的是印度，所以稱其為“印第安”。達·伽瑪率領四隻船和100多個水手，于1497年7月8日離開裏斯本，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西南的卡利庫特。此行，得到的香料、寶石、象牙等物品載回歐洲獲利六十多倍。其後，葡萄牙人立刻再次派出13隻船遠航，但被風暴吹到了南美巴西，於是他們佔領巴西。
1502年達·伽瑪率領20多艘船和數千名士兵，佔領了非洲東海岸莫三鼻給（今莫三比克國的莫三比克市）、蘇法拉（今莫三比克國的見拉）等地，又以海盜的行為洗劫印度、阿拉伯船隻。1509年葡萄牙人擊敗了由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組成的聯合艦隊，由此壟斷了東方貿易。
1519年9月20日麥哲倫率領5隻船和250多個水手從西班牙出發，1521年3月到達菲律賓。其後麥哲倫被殺，剩餘船隻經過印度洋繞過非洲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開闢海上航線的同時，英國和荷蘭也在進行同樣的事情。1497年亨利七世命令卡波特開闢新航線，結果到達了北美洲。其後，于1553年向北航行準備開往印度，但威羅貝爵士最終被凍死在俄羅斯。其後，荷蘭人也向北航行準備從北冰洋前往中國和印度。
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中的衝突越來越激烈，最終，兩國先在1494年劃定了“教皇子午線”；其後，又在1529年于薩拉哥撒對世界進行了第一次瓜分；此後，相繼侵略了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等國家，進而與中國發生衝突。但葡萄牙人屢次戰敗，不得已與中國合作，在澳門充當起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鄉鎮級行政管理人員，負責中國與歐美日貿易的仲介事務。
與中國的相對幸運相比，非洲和美洲人民則身處水深火熱之中。在之後的15—17世紀中，歐洲人採取各種殘酷手段對世界人民進行掠奪。以今天的紐西蘭為例，當年英國人對當地的土著居民說是租借，當雙方簽訂合同時，英文版本寫的卻是“賣與”。而在非洲，僅葡萄牙人就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末的100年裏，掠奪走黃金27.6萬千克。
自1442年開始，葡萄牙人將非洲當地人賣到歐洲為奴。1501年西班牙人也開始販賣黑奴，從而形成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奴隸貿易，僅在海上病餓而死的非洲人就有數百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所以向美洲大規模地販運奴隸，除了驚人的利潤（幾個杜卡特買一個黑人到美洲後可以賣到幾百杜卡特）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被大規模屠殺後所造成的人口銳減。西班牙人佔領中美洲、南美洲後，在短短的七八十年內就屠殺了1200萬到1500萬印第安人，在古巴、牙買加等國僅用了二十多年就殺光了所有印第安人，海地、墨西哥、秘魯等國家的印第安人被屠殺了九成左右。葡萄牙人佔領的巴西也同樣如此。
然而，中國會這樣嗎？顯然中國不會這樣，“中式地理大發現”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會是與當地人民和平相處、友好通商。然而，當他們發現這個地方對鄭和的戰略性任務沒有任何幫助後，他們就不會再光顧這個地方。比如，鄭和船隊到達印度南部進行了友好通商後，鄭和的使命完成了，中國人留給當地人的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正如侵華的排頭兵葡萄牙人、第一任赴中國使臣皮雷斯所說：中國不以掠奪他國為榮，而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樂善不倦的且非常富饒的國家。由於中國人非常懦弱，易於被制服，所以馬六甲總督無需動用許多軍隊，用征服馬六甲的10艘船，即可將中國沿海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
也許有人說，“歐式貿易”的原罪問題已經被談得夠多了，這是小節問題。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歐式貿易伴隨著數千萬人被屠殺以及上億人被奴役，可以說，太平洋從來沒有太平過，大西洋也是海底冤魂出沒，歐式貿易的價值何在？
以鄭和為代表的“中式地理大發現”在貿易上是一種“朝貢貿易”。外國敬獻，中國賞賜，而使臣夾帶的“私貨”也主要被達官顯貴們買走。儘管明朝後期使臣夾帶“私貨”的現象越來越多，民間富商們也開始購入外國商品，但這種貿易基本上是純“進口”，對政府的財政收入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隨著國力、主要關注對象的變化，朝貢貿易自然會起起伏伏。因此，“中式地理大發現”即使成立，鄭和就算到了美洲甚至澳洲乃至歐洲，無疑是多了幾十個朝貢國而已。而中國在這種貿易中永遠是“最大的利益的虧損者”，在這種貿易中，中國只是對外給予。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在其他海外國家尚不足以威脅明朝安全的情況下，在北有強敵需要廣泛國際合作的形勢下，在傳統明君觀念的影響下，鄭和以及朱棣都不可能對當時的各國進行殖民侵略，至於美洲，乃至歐洲、北非，即使中國船隊到達這些地區，也仍然是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現，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甚至是有些貪戀和平的民族，中國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因此也就不會像15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那樣，靠剝奪別人的生命、掠奪別人的財富來換取自己的興盛。
那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不是殖民侵略，會是什麼？尋找建文帝？建立海外貿易？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
鄭和下西洋是幾乎所有上過學的人都知道的歷史事件，然而，在明代對於這件事情的功過則存在非常大的爭議。至少在四百來年的歷史評價上，官方以及當時的知識分子主體上是對鄭和持批評意見的。
話說1477年，憲宗皇帝希望重新下西洋，因此便命內廷宦官傳令兵部，要求將當年鄭和的航海圖等資料取來。這個消息一齣，可急壞了一人。此人就是車駕郎中劉大夏。
劉大夏暗自沉吟：三寶太監是一位好人，據說此公剛正廉潔，對國家忠心耿耿，對皇上的忠誠日月可鑒。但他好大喜功地下西洋，勞民傷財，下西洋使上萬將士為之殞命。運回來的東西呢，都是一些奢侈品，對百姓生活沒有任何好處。唉，我該怎麼辦？如果當今皇上也好大喜功，這可如何是好？
沉思良久之後，劉大夏用拳頭狠狠地捶打著桌面，“罷罷罷，我決不能讓皇上得到航海圖。”想到此處，劉大夏來到了檔案庫。因為他身居車駕郎中又主管檔案，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航海圖。趁人不備，他把航海圖藏到了身上。之後，回到了兵部大堂。兵部尚書項忠接到聖旨也急忙去檔案庫尋找，結果當然是不見蹤影。
憲宗皇帝見航海圖找不到了只能作罷。後世的一些官員、知識分子根據這個歷史事件進行了演繹，傳出了劉大夏火燒航海圖的故事。
因為劉大夏“燒”了鄭和的航海圖，近幾年對劉的批評在網路上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其實，仔細看看劉大夏的生平，我們可以心平氣和一些。劉大夏是一個好官，在今天看來屬於典型的思想守舊，好人辦壞事兒。作為後人心平氣和地對其評價是應當的，而且照某些人所說的，如果鄭和繼續下去，那將……其實，這純屬臆測。就算鄭和發現了美洲又能怎樣？結果還是一樣，中國仍然不會有“歐式地理大發現”。為了給劉大夏這位明代的治世能臣一個訴說的機會，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劉大夏這個人的簡歷。
劉大夏是湖南華容人，與王恕、馬文升合稱“弘治三君子”。其實，劉大夏是否燒了航海圖難以證明，但藏匿起來確屬無疑。因為，早在1465年（成化元年）越南（安南）入侵寮國，宦官汪直便建議趁機攻擊越南。宣宗立刻要求兵部交出永樂年間征戰安南時的地圖，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大夏便將圖冊藏了起來，結果致使管理圖冊的官員遭到毒打。劉大夏對兵部尚書余子俊說：“打死一個小吏不過是一條命罷了，如果安南戰事一開，死的人可就不止是千人萬人了！”
劉大夏一生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弘治六年（1493年）黃河決口，作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劉大夏前往山東、河南治水，經過兩年的奮戰，兩省水患終於解除。三年之後，劉大夏積勞成疾回到了湖南。在鄉間他將俸祿都周濟給了本地百姓，人稱“東山先生”。
劉大夏居官四十多年，為官清廉，其子孫後代皆非常清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大夏為人非常和善，即使祖田被人霸佔都不言不語、息事寧人。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劉大夏見明武帝昏庸無比，連續上疏請求歸隱。兩年後因為受宦官劉開誣陷，劉大夏被捕入獄。幸好，三個月後劉瑾被殺。正德十一年五月，81歲的劉大夏病逝。
由此可見，即使劉大夏真的燒了航海圖，諸位後人也沒必要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醜化。而且，還有一些觀點認為：劉大夏只是藏起了航海圖，等事情平息後又放回了原處。航海圖最終被銷毀的原因，一是明朝滅亡檔案丟失；二是清朝為了禁海，乾隆皇帝下令燒了航海圖。至於航海圖被誰燒的，我們實在沒有鐵定的證據。
就算鄭和航海圖沒有被燒、被藏，明帝國仍然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首先，正德皇帝尋找航海圖去海外的目的，還不如永樂皇帝宏大、富有戰略眼光。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經濟，而僅僅是顯示自己的治國能力而已。其次，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不在於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擴大海外貿易，從而讓中國儘早進入資本主義，避免明代滅亡的命運，甚至不會出現晚清之後的民族大恥辱。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在於：“中式地理大發現”所蘊涵的和平理念，與“歐式地理大發現”的血腥的對比是那麼的強烈。
中國人不會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
殺死麥哲倫的民族英雄
1521年4月27日（也有的說是4月21日），帶著六十多名侵略軍士兵登上今天菲律賓馬克坦島的一位白人——老麥，沒有想到自己作為一名高傲的貴族，並以殺死“異教徒”讓世界上所有人都皈依為他所信仰的宗教為己任的人，這一天成為他的末日。
“酋長，你們應該懂得你們的信仰是邪教，應該歸信我們！”“胡說，你是誰！”“我是來拯救你們的使者，我們將把你們從黑暗中拯救出來！”“不用，我們一直都生活在光明之中。”“這麼說，你們是不想了。那我將強迫你們信仰！否則，你們就將被視為異教徒，將被徹底消滅!”“我們從來不怕威脅，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失去生命！”
“開火！”老麥大叫一聲，躲到了一邊。在他身後的六十多名士兵開了火。頃刻間，數名當地土著居民被槍殺。那位酋長飛身躍起，一手抓住樹枝，從侍衛手中接過了大刀，厲聲說道：“殺死他們！”說罷直撲老麥。標槍呼嘯而至，侵略者相繼倒下。老麥這時站起身，拔出了身上的佩劍，左手叉腰，他想用優美的歐洲擊劍動作來迎戰眼前這個高大的皮膚黝黑的“土老帽”。
在他的心中，他是高傲的貴族，而對面的人卻是一個不懂得進化的“蠢人”，他認為他的劍可以刺穿對方的胸膛。然而，他錯了。當他的劍刺向對方胸膛的時候，那人健壯的身軀非常輕鬆地躲開了。左手的盾牌當的一聲擋住劍，右手的刀猛然砍向了老麥。老麥嚇得縮頸藏頭，還未等他明白過來，壯漢的腳已經踹在了他的臉上。正當他想站穩腳跟並舉劍刺去的時候，他的胸口一陣劇痛，壯漢的刀尖已經刺進了他的胸膛。
老麥的身子慢慢倒下，他沒有想到自己41年的人生，竟然會結束在異國他鄉。
這個人死後，有人說他是位偉大的人，有人說他是惡魔；有人說他是對物質進步、科學進步、歷史進步產生巨大推動力的人，有的人卻說他是給當時乃至四個世紀的當地人帶去無窮痛苦的侵略者。他就這樣被殺死了！有的人為此沉痛悼念，並形容為慘死、犧牲；有的人卻為之歡呼，有的人將殺死他的拉普拉普視為民族英雄乃至亞洲的英雄，因為他是第一個殺死殖民領袖的亞洲人。
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道德觀將會讓我形容那個時刻的詞彙不是“偉大的航海家在不甘中慢慢死去”，而是“當拉普拉普那正義的刀刺進了侵略者麥哲倫的胸膛時，當罪惡的血液噴濺而出時，正義的時刻終於來臨。一切愛好和平的人都應該歡呼個偉大時刻的來臨！”
在一本《最遙遠的航行》的書中記載了麥哲倫被殺死的經過，比我描述的要血腥。他首先被人用長矛刺中拿劍的右臂。之後，侵略軍用盾牌圍住他想殺出重圍，這時一位勇士揮刀上前一陣猛打猛殺，最終砍傷了麥哲倫的左腿。其他侵略者倉皇而逃，完成了所謂的偉大航行，而留在島上的貴族麥哲倫則被刺成了篩子被扔進了大海。
中國乃至絕大部分歷史學家對於以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為代表的“歐式地理大發現”（以鄭和為代表的“地理大發現”我稱之為“中式地理大發現”）敬佩之至。然而，世人也應看到，“歐式地理大發現”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了種族滅絕、種族歧視的惡魔。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唯有中國在各個文明古國中對外侵略最少，對世界和平貢獻最大。世界應該感謝中國，如果十四五世紀的中國人和當時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一樣，如果鄭和帶去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劍，那麼，整個世界都將是一片火海。當時的歐洲乃至世界沒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阻擋明帝國的刀劍。
鄭和帶給人類的是和平。如果世界上有人敢說中國人好戰，那麼他就是別有用心。因為，我們中國在最強大的十幾個世紀裏，從來沒有主動到別人家裏去砸壞人家的鍋、搶奪別人的妻女、殺害別人的親人。
當1497年達·伽馬正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時候，阿拉伯航海家馬吉德帶領他走出了死亡圈，因此，他才能夠到達印度。第一次印度之行他還沒有露出殖民者的本性。然而，當1502年再次來到印度的時候，他露出了他們國家貴族習以為常的海盜本色。在海上他不但殺害幫助他的當地國王，還垂涎阿拉伯商船的財寶，將船上幾百名乘客包括婦女兒童全部燒死，就連隨行的葡萄牙船員都評價他的這種行為是“殘暴和最無人性的手段”。
而哥倫布呢，他的最大貢獻就是讓歐洲人發現了一塊兒新大陸而已，可對於那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整個歐洲都有原罪。因此，對“歐式地理大發現”絕不能抬高，否則會造成“物質高於一切”的負面思維氾濫。
中國人絕不可能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鄭和所代表的“中式地理大發現”與前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許多喜好歷史的人的頭腦中，都縈繞著一個疑問：假如鄭和的航海事業能夠繼續下去；假如鄭和的船隊遇到西方的船隊並將其徹底打敗；假如再給明朝幾十年的時間，晚明昌達的商品經濟……所有的假如都代表著中國人內心的一種憤恨。
這種憤恨源於在1840年後我們經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而在此之前的十七個世紀裏，我們在四分之三的時間裏都是世界第一。我們難以忍受這種突然而至的屈辱以及被學生們欺負的現實。
英國的那位退役海軍軍官又告訴我們：鄭和其實是真正的“地理大發現”的開創者。它貫通了亞洲、歐洲、非洲、南北美洲五大洲的市場。
鄭和發現了美洲同樣不用驚奇，因為，早有商朝時中國人就到達過美洲的說法。
攸侯喜發現美洲大陸的傳說
西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趁著殷朝主力對外征戰之際，突然聯合八百諸侯進攻朝歌。牧野一戰，紂王臨時拼湊的軍隊被姜子牙率領的反商軍打敗。紂王自焚，天下易主。消息在半個多月後傳出，事情已定、王駕已死，各路勤王大軍紛紛止步等待武王下一步作為。人心已動。
然而，諸侯中卻有兩位不願承認周武王為新的王。他們是攸侯喜和摩虞侯。二人聽說紂王已死、朝歌已破之後，集中了部下和眷屬，以及潰敗的商朝軍隊、商人共計25萬人東渡大海，漂向了未知的世界。
他們去了哪？無人知曉。又是外國人先給咱們指明瞭方向。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歧尼發表了《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的研究》，正式提出，中國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到了美洲。其後，英國翻譯家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提出假說，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風，被吹到美洲。
其後，1913年興公、魏聲、陳漢章、朱謙之等人相繼支援外國人的觀點。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等史學巨擘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越來越相信商人的一部分敗退到了美洲，而大部分商人則敗退到了商人的發祥地河北、遼東一代。
攸候喜率軍民25萬人失蹤之後，中美洲尤卡坦半島興起了奧爾梅克文明，而這一文明與殷商文明極為相似。攸侯喜之所以跑到美洲，其原因可能就在於從山東半島坐船想回遼東，那是商人的根據地，可巧路遇大風，最終迷失方向漂到了美洲。
鄭和的“中式地理大發現”代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無論中國人以後是否重視海洋經濟，以中國人的本性根本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明朝中後期一些帝王之所以支援“海禁”，並不能排除“歐式貿易”中的負面因素：種族屠殺以及奴隸貿易。很難想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在美洲、非洲、亞洲等地的所作所為，在中國就不會出現。“歐式貿易”的“原罪問罪”被人集體忽略了。
現在，我們就簡單回顧一下“歐式地理大發現”實現的歷程。
在“歐式地理大發現”之前，東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中國——中亞——裏海——黑海——小亞細亞——西歐
第二條：中國——波斯灣——兩河流域——地中海——敘利亞——西歐
第三條：紅海轉陸路到埃及的亞歷山大——兩河流域——波斯灣——中國
明朝時，紅海這條路被阿拉伯商人控制，地中海則被威尼斯、熱那亞商人壟斷，中亞黑海則被蒙古人壟斷。15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影響地中海貿易，歐洲人對三條商路都逐漸失去了控制權。與此同時，在歐洲從王者享用到日常商品交易對黃金的需求量大增。但此時，歐洲的金礦產量逐漸減少。關於歐洲人對於黃金的需求，哥倫布曾在日記中說：“誰有了它，誰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而這時，“地球是圓的”的地理學說日漸得到承認，航海技術大進步特別是中國的羅盤針在13世紀傳入歐洲，萬事俱備只欠有人敢於冒險了。1415年葡萄牙人攻佔了非洲的林達城後，1419年佔領了馬德拉群島，1432年佔領阿蘇爾群島，1445年佔領佛德角，70年代佔領幾內亞，1487年到達好望角（其實鄭和半個世紀前就已經到達了好望角）。由此，開始了地理大發現。
1492年8月3日哥倫布率領三隻船和90多個水手，由西班牙的巴羅斯港出發，在1493年到達古巴和海地。之後，哥倫布又到了巴拿馬。因為哥倫布以為到的是印度，所以稱其為“印第安”。達·伽瑪率領四隻船和100多個水手，于1497年7月8日離開裏斯本，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西南的卡利庫特。此行，得到的香料、寶石、象牙等物品載回歐洲獲利六十多倍。其後，葡萄牙人立刻再次派出13隻船遠航，但被風暴吹到了南美巴西，於是他們佔領巴西。
1502年達·伽瑪率領20多艘船和數千名士兵，佔領了非洲東海岸莫三鼻給（今莫三比克國的莫三比克市）、蘇法拉（今莫三比克國的見拉）等地，又以海盜的行為洗劫印度、阿拉伯船隻。1509年葡萄牙人擊敗了由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組成的聯合艦隊，由此壟斷了東方貿易。
1519年9月20日麥哲倫率領5隻船和250多個水手從西班牙出發，1521年3月到達菲律賓。其後麥哲倫被殺，剩餘船隻經過印度洋繞過非洲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開闢海上航線的同時，英國和荷蘭也在進行同樣的事情。1497年亨利七世命令卡波特開闢新航線，結果到達了北美洲。其後，于1553年向北航行準備開往印度，但威羅貝爵士最終被凍死在俄羅斯。其後，荷蘭人也向北航行準備從北冰洋前往中國和印度。
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中的衝突越來越激烈，最終，兩國先在1494年劃定了“教皇子午線”；其後，又在1529年于薩拉哥撒對世界進行了第一次瓜分；此後，相繼侵略了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等國家，進而與中國發生衝突。但葡萄牙人屢次戰敗，不得已與中國合作，在澳門充當起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鄉鎮級行政管理人員，負責中國與歐美日貿易的仲介事務。
與中國的相對幸運相比，非洲和美洲人民則身處水深火熱之中。在之後的15—17世紀中，歐洲人採取各種殘酷手段對世界人民進行掠奪。以今天的紐西蘭為例，當年英國人對當地的土著居民說是租借，當雙方簽訂合同時，英文版本寫的卻是“賣與”。而在非洲，僅葡萄牙人就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末的100年裏，掠奪走黃金27.6萬千克。
自1442年開始，葡萄牙人將非洲當地人賣到歐洲為奴。1501年西班牙人也開始販賣黑奴，從而形成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奴隸貿易，僅在海上病餓而死的非洲人就有數百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所以向美洲大規模地販運奴隸，除了驚人的利潤（幾個杜卡特買一個黑人到美洲後可以賣到幾百杜卡特）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被大規模屠殺後所造成的人口銳減。西班牙人佔領中美洲、南美洲後，在短短的七八十年內就屠殺了1200萬到1500萬印第安人，在古巴、牙買加等國僅用了二十多年就殺光了所有印第安人，海地、墨西哥、秘魯等國家的印第安人被屠殺了九成左右。葡萄牙人佔領的巴西也同樣如此。
然而，中國會這樣嗎？顯然中國不會這樣，“中式地理大發現”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會是與當地人民和平相處、友好通商。然而，當他們發現這個地方對鄭和的戰略性任務沒有任何幫助後，他們就不會再光顧這個地方。比如，鄭和船隊到達印度南部進行了友好通商後，鄭和的使命完成了，中國人留給當地人的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正如侵華的排頭兵葡萄牙人、第一任赴中國使臣皮雷斯所說：中國不以掠奪他國為榮，而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樂善不倦的且非常富饒的國家。由於中國人非常懦弱，易於被制服，所以馬六甲總督無需動用許多軍隊，用征服馬六甲的10艘船，即可將中國沿海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
也許有人說，“歐式貿易”的原罪問題已經被談得夠多了，這是小節問題。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歐式貿易伴隨著數千萬人被屠殺以及上億人被奴役，可以說，太平洋從來沒有太平過，大西洋也是海底冤魂出沒，歐式貿易的價值何在？
以鄭和為代表的“中式地理大發現”在貿易上是一種“朝貢貿易”。外國敬獻，中國賞賜，而使臣夾帶的“私貨”也主要被達官顯貴們買走。儘管明朝後期使臣夾帶“私貨”的現象越來越多，民間富商們也開始購入外國商品，但這種貿易基本上是純“進口”，對政府的財政收入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隨著國力、主要關注對象的變化，朝貢貿易自然會起起伏伏。因此，“中式地理大發現”即使成立，鄭和就算到了美洲甚至澳洲乃至歐洲，無疑是多了幾十個朝貢國而已。而中國在這種貿易中永遠是“最大的利益的虧損者”，在這種貿易中，中國只是對外給予。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在其他海外國家尚不足以威脅明朝安全的情況下，在北有強敵需要廣泛國際合作的形勢下，在傳統明君觀念的影響下，鄭和以及朱棣都不可能對當時的各國進行殖民侵略，至於美洲，乃至歐洲、北非，即使中國船隊到達這些地區，也仍然是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現，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甚至是有些貪戀和平的民族，中國無法實現“歐式地理大發現”，因此也就不會像15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那樣，靠剝奪別人的生命、掠奪別人的財富來換取自己的興盛。
那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不是殖民侵略，會是什麼？尋找建文帝？建立海外貿易？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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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00 pm
鄭和下西洋的真實意圖
馬三寶的故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領30萬大軍，聯合奢香夫人等當地土司武裝，進攻北元殘部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在何代村傅友德的前軍突然受到襲擊，為首的竟然是一位沒有成年的孩子。只見他騎著高頭大馬，手中一桿槍左撥右刺異常勇猛。在他身後還有許多少年。
傅友德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吃驚。“這些人是什麼人？”傅友德問身旁的一名降將。“應該是馬家軍吧，唉，但馬家軍已經全軍覆沒了，現在都是一些孤兒寡婦呀！”“馬家軍？哦，明白了！你去看看這支隊伍有多少人。”“是。”降將領命而去，三十多分鐘後回到了大帳。
“我看見了，確實是馬家軍。領頭的那個孩子叫馬和馬三寶！他爹馬哈在一個月前被我們殺死了。他有一個哥哥、四個妹妹，看樣子他是領人報仇的。大概有三四百人吧。”“什麼！三四百人竟然與我20萬大軍對陣！哈哈，我倒要看看這個娃娃什麼樣子……”
1402年，朱棣領大軍與自己的侄兒爭奪皇位的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一支神秘部隊從後面迂迴包抄而來，突然間殺向了正在騎馬助陣的朱棣，朱棣顯然沒有準備。正在慌亂之際，突然間一支箭射來，朱棣正巧側頭觀看敵情躲過了一劫，箭射在王冠上。嚇得朱棣大叫一聲，戰馬長嘶，猛然躍起把朱棣掀翻在地。“哎呀！”這時朱允炆的隊伍衝了上來，一人舉刀便砍。
正在這時，突然斜刺裏殺出一人，斷喝一聲：“休傷我主！”人到馬到槍也到，“噗”的一聲將來人扎死。
兩年後的永樂二年，已然稱帝的朱棣在南京的後宮召見那位救主的戰將。“馬和，朕念你救主之功，且多建奇功，想賞賜你點兒什麼？”那人連忙回道：“萬歲恩情，奴永世不能報答。怎敢奢求，只求萬歲韆鞦萬歲，永葆健康。”“從今天起，我想賜你姓‘鄭’，你樂意嗎？”“臣願意。”“鄭和，22年前你戰敗被俘，按照舊例將你閹割為奴，你不記恨我們嗎？”
“萬歲，既然您說是舊例，我還恨什麼。自從我到了您的麾下，如今已有21年。二十多年，您待我不薄。我只願來世做一個完人！”朱棣點了點頭，“我對你是信任的，要你負責宮中的膳食以及宮殿營造，就是對你最後的考驗。如果是別人接到這個活兒，定然是中飽私囊，而你卻分文不取，公正廉潔。朕有一個龐大的計劃要交你去完成，你願意去做嗎？它很危險，但很刺激。”
鄭和一聽，連忙說道“萬歲，何事？臣不怕危險，只求為陛下分憂。”
“朕要你為朕領兵出海，去完成一項任務。”
“臣願聽其詳。”
鄭和就在那一晚，領受了“下西洋”這一戰略性任務。以前（包括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使命是為了尋找玉璽和建文帝的下落。其實，仔細考慮一下就可以知道，這一點頂多是原因之一，甚至連主要原因都夠不上。
首先，建文帝即使活著也是一隻政治上的死老虎，不會對朱棣構成致命威脅。是活老虎的時候朱允炆都不是朱棣的對手，更何況是失敗後的死老虎。其次，玉璽儘管重要但有沒有玉璽只是關係到面子的問題，對於朱棣的統治地位也無太大影響。
曾有人異想天開地說，朱棣怕建文帝在某個地方拿著玉璽這麼一蓋，之後就率領千軍萬馬殺回來。如果玉璽真有這麼大的號召力，那麼，朱允炆就根本沒有必要逃往海外了。海外諸國更不會丟棄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去幫助一個逃亡的君主。
朱棣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其原因除了提高個人威望之外，主要是出於國家安全和財政的考慮。當時，蒙元勢力仍然有著巨大威脅，其勢力範圍不比明初朱家父子的勢力範圍小。北到俄羅斯東到高麗（北韓）西到阿富汗南到印度的廣大範圍內，蒙元都還具有影響力。當時最強大的蒙古國家是帖木兒帝國。
帖木兒在位期間（1370—1405年）不但對同屬蒙古帝國的伊爾汗國、察欽汗國發動進攻，而且在1380年攻佔了伊朗、阿富汗；1393年佔領了南高加索；1398年入侵印度佔領了德里（其後撤軍）；1402年與當時風頭正勁，吞併了東南歐的巴爾幹地區，戰敗德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多國聯軍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激戰，最終生擒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可以說，蒙元的各種勢力在中國北部、西北部極為強大，在東北、西南也具有較為強大的影響力，明朝處於被半包圍的狀態，整個陸路被切斷了。而東部以及東南沿海則沒有實力強大的敵人。綜合以上因素，可以說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為了實現以下戰略目的。
第一，向各國展示實力，警示各國勿與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明初的海軍非常強大，當時整個歐洲的戰船合起來都不如明朝海軍的實力。永樂時期擁有大約2000多艘可以用於戰爭的各類船隻，具備投入數萬乃至十幾萬軍隊攻伐的實力。因此，向這些國家展示海軍的實力，顯然是想讓各國看到明帝國的強大，警告各國不要與明帝國的敵人為伍。
第二，與各國交好，給予其更大的好處，使之不與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用現代詞彙表示就是“花錢買和平”。你要什麼？我給你。他進貢一分錢，我們還他一塊錢。由此，我們才會看到每次鄭和返航都會有一些國王、王子隨船前來入貢，最後紮根于中國。你既然全都有了，打仗的衝動自然就少了。
第三，與其他國家合作共抗蒙元。永樂帝撥給鄭和的將近三萬精銳之師，對付海盜綽綽有餘。如此大規模的軍隊，完全是為戰爭準備的。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屬於這種目的。永樂二年（1404年）實力強大的帖木兒兵分兩路，一路東進攻打明朝，一路南下攻列印度北部。
戰爭剛剛打響，明帝國就迅速作出反應。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下西洋便來到印度南部，在印度南部徘徊很久之後才繼續南下。這就涉及從西南部出擊攻打矇古，策應印度對抗蒙元的問題。因為從陸路進入印度北部與蒙元對抗所需的時間、成本並不比海路少。
從軍事角度看，如果一支奇兵突然出現在敵人面前，對其心理震懾顯然更大。陸路進兵被敵人偵察得知的可能性很高，而海路的不確定性則增加了軍事行動的突然性。當時蒙古軍隊攻佔了印度北部之後，並沒有長期駐守。鄭和在印度南部的行動，相對起到了阻嚇作用。
第四，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元朝被明打敗之後，由蒙古建立的統一秩序被打破，亟須一個國家替代蒙古在亞洲的地位，再加上明成祖朱棣要體現其即位的正當性等因素，明亟須展開公關活動。
第五，配合陸路軍事行動。例如，永樂初年，安南進攻寮國、廣西和雲南等地，永樂三年，朱棣開始進行戰爭準備，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于永樂四年（1406年）七月，命令成國公朱能、西平侯沐成、新城侯張輔等率軍攻擊安南。可巧的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時候，其船隊就曾經在永樂四年正月到六月在越南海域徘徊。結果呢，安南的南方軍隊一直未敢撤兵。鄭和率軍進入佔城後，安南更是提心吊膽，南部軍隊一直嚴密監視鄭和的軍隊。可以說鄭和的船隊對於明政府僅用了九個月就活捉了安南偽國王、偽太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防止海盜勢力與倭寇合流。鄭和的目的之一是剿殺陳祖義海盜集團，並於首次下西洋就達到了這一目的。這個多達五千余人的海上武裝集團曾令各國頭疼，但在鄭和的船隊面前不堪一擊：燒燬戰船十艘，俘獲戰船七艘，生擒陳祖義等匪首三人並帶回京城殺了頭。這樣，既消滅了海盜，又震懾了倭寇，還在南洋各國贏得了威望。
基於上述六大原因，鄭和開始了下西洋的壯舉。但是，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朝貢貿易”對於明朝經濟並無多大作用。我們現在就來談談明代的朝貢貿易。當時與中國有朝貢關係的國家的主要貢品有：
北韓：金銀器皿、白棉綢、貂皮、人參、白棉紙、種馬。
琉球（今日本沖繩）：馬、刀、象牙、瑪瑙、丁香、蘇木、胡椒、硫黃、磨刀石。
安南（今越南）：金銀器皿、犀角、象牙、熏衣香、沉香、速香、木香、墨線香。
佔城（今越南中南部）：象牙犀角、孔雀、熏衣香、烏木、蘇木、各類布巾。
日本：馬、刀劍、各種用品、蘇木、硫黃。
暹羅（今泰國）：象牙、犀角、孔雀、寶石珊瑚、各種香料、胡椒等。
對其他如真臘（今柬埔寨）、爪哇（今印尼爪哇島）、三佛齊（今馬來西亞）、蘇門答喇（今馬來西亞的蘇門答臘島）、滿剌加（今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撒馬兒罕（今烏茲別克）、魯迷（今土耳其）、天方（今沙特的麥加）、渤泥（今汶萊）、彭亨（今馬來西亞彭亨州）、百花（今東南亞某地）、西洋瑣裏（今東南亞某地）、覽邦、淡巴（今菲律賓某地）、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裏（今印度科澤科德）、娑羅（今婆羅洲，又名加裏曼丹島）、阿魯（今剛果共和國阿魯市）、小葛蘭（今斯里蘭卡西北某地）、榜葛剌（今印度東部）、錫蘭山（今斯里蘭卡）等國家的回賜物品價值大多高於進貢物品。
以上諸國的貢品分為“正貢”和“附帶貨物”。後者往往是前者的十幾倍到幾十倍。附帶貨物在弘治之前基本都由明政府給定價格購買。弘治朝之後，則一半購入，一半進入官方指定市場進行銷售。
當然，購買不全是花錢而是作價之後用中國產品折抵，當然也有回賜銅錢的情況，例如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回賜日本國王、王妃1.5萬貫銅錢，給每次朝貢的正副使節、居座、通事等每人分別賞賜銅錢1萬文、8000文、5000文。
明政府除了將一部分貢品賞賜給官員外，還將其作為薪俸發給大臣。之前，有些人經常提及這些物品有許多是日常生活用品，言外之意是百姓可以得到。但筆者認為，至少在明朝前期百姓乃至民間富商們是無法得到這些番貨的。
在回賜物品、指定價格中，為了彰顯天朝的博愛，往往將價格提高許多，是民間貿易價格的幾倍到上百倍。在這些朝貢國中，明政府對於北韓、暹羅、馬六甲、琉球四國非常好。除了北韓以外，明政府對其他國家頒發的朝貢憑證勘合比較嚴格而且頒發較少，北韓除一年三貢之外，還有不少貢奉理由。對琉球、暹羅、馬六甲三國的貢奉物品，在作價上高出其他國家許多。例如胡椒市價每斤3貫，琉球則是30貫、暹羅25貫、馬六甲20貫；烏木每斤500文，暹羅和馬六甲的竟然是40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與各國的朝貢貿易，極大促進了朝貢國的經濟發展。例如日本，許多日本學者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往往會說：沒有銅錢就難以指望我國經濟的順利發展。而反觀中國，除了樹立“天朝上國”的威儀之外，只有大量貨幣流出。
明代的銅錢有相當一部分是宋代銅錢，本國鑄造的銅錢本來就不夠，卻仍然大量賞賜給各國。再加上價格奇高，各國爭相向中國朝貢，甚至不惜大打出手。這並非是真心出於對中國的尊敬，而實實在在是利益所致。當能夠博取利益的時候關係就近，反之則遠。這就是“花錢買太平”政策最大的不足。因此，鄭和的下西洋壯舉，雖然歷史意義重大，但在經濟上卻是弊大於利。
第二回明帝國的短視：海上貿易興盛與衰敗
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朝貢貿易”就是如此，給他人做嫁衣是其最終歸宿。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和軍事的而非經濟的，因此，它對民眾生活的影響相對較少，僅僅是副產品而已。與“朝貢貿易”如影隨形的海外貿易政策就是“民間海禁”。這一問題，成為現代許多人批評朱元璋的主要口實。其實，將問題全都歸咎於朱元璋個人，既簡單化又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的“海禁”有其不得已的一面，甚至有其正確的一面。問題就在於，日後的皇帝們特別是中後期的皇帝們，在享受、腐敗方面敢於違抗“祖制”卻對“海禁”不敢進行改革。而有些皇帝例如嘉靖等卻在嚴重問題出現後，將問題的根源鎖定在了“海禁鬆弛”上，從而更加嚴格執行“海禁”，導致倭寇瘋狂侵擾東南沿海數十年。
朱元璋禁海的八大原因
鄱陽湖大戰
西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陽湖上，火光沖天、殺聲陣陣，兵士的吼叫聲震天動地，刀光劍影下燃燒的戰船紛紛沉沒。朱元璋站在戰船上冷笑著透著驕傲，陳友諒則滿臉憤怒透著無盡的傷感。當年，龐統獻連環計，曹操八十萬大軍在赤壁灰飛煙滅。現如今，陳友諒領兵60萬對敵朱元璋20萬。萬不想，巨大的戰船被困在湖內，進退不能。火箭嗖嗖地飛，陳友諒的心則冰冷冰冷的。
陳友諒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淚，對手下眾將說道：“今我戰敗，日後恐不能再生。爾等勿念我，速速逃命吧。今日看來趙普勝說得是對的，是我過於疑心。爾等替我照顧好他的後人。”眾將無不涕淚橫流。陳友諒繼續言道：“我等造船技術優良，樓櫓可高十余丈，放眼天下，無人能夠比肩，日後爾等興盛也全倚賴於它，不可忘記！”
眾人點頭，就在這時，忽然，一支冷箭射來，一代梟雄“哎呀”一聲倒在了甲板上。
1367年，朱元璋揮兵平江。東吳王張士誠率眾死守城池。也許有人說，張士誠心無大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也是個英雄。張士誠手握殘劍，手裏提著一隻肚子餓得癟癟的老鼠。“各位兄弟，張某起兵抗元十四載，不想今日竟死在朱元璋手中。平日張某胸無大志，只求讓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上的百姓安寧。今日糧已盡、草已無，戰馬皆為肚中之物，只能以老鼠充饑！各位，若有離我張士誠者，我絕不阻攔！”
眾人振臂高呼：“誓死捍衛吳王！”張士誠將長劍一揮，“今日起，一宅一家是為戰場，人無分老弱是為戰士。”一場慘烈的城市保衛戰正式開始。不久後，張士誠被朱元璋捉住，有的說他自縊身亡，有的說被朱元璋用弓弦絞死，有的說被朱元璋命人亂棍打死，有的說城破自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南京）登基之後開始北伐。四月佔領開封，八月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往漠北。1371年平定四川，1381年攻佔雲南，1387年收復遼東。隨著朱元璋的實力愈加強大，他的煩心事也越來越多。其中之一就是原屬於陳友諒、張士誠管轄的地區仍有許多人在懷念他們。特別是張士誠，這位靠著十八條扁擔起家的“東南王”雖然進取心不強，一心偏安東南，但確實對當地百姓非常和善，輕徭薄賦，死後每年的陰曆七月三十日，江浙等地老百姓都借著為地藏菩薩燒香的名義來紀念他。
因此，東南地區許多百姓對這位新的統治者依然比較反感。朱元璋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角度出發，對該地區百姓進行嚴密監控。江浙閩粵地區瀕臨大海，造船業極度發達，民間就可以建造寬三四丈的私人船隻，而巨賈富翁們甚至可以建造規模能與陳友諒戰船比肩的貨船。
當年陳友諒的戰船長達十五丈，寬達兩丈，高達三丈。幾十年後的朱棣時期，中國的戰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這些都是靠江浙地區高度發達的造船技術建造起來的。
對於大海，朱元璋是陌生的。陌生自然會有三種表現：一是懼怕，不敢下海；二是疑惑，探究下海；三是蔑視，懶得下海。朱元璋就屬於前兩種情況。他為了防止江浙等地區百姓與“海外勢力”勾結，便下了“禁海令”，由此，便有了著名的“片板不許下海”的命令。
因為篇幅限制，朱元璋禁海以及對海外諸國持“軟弱”態度的原因，我們不作詳細闡述了，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防止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海上殘余勢力與倭寇、蒙元聯合攻擊明朝。據史料記載，這些殘余勢力東與倭寇聯合，西南則與東南亞諸國的一些勢力聯合，直到永樂年間，這些殘余的反明勢力仍然大規模地存在。永樂皇帝還為此專門下旨：只要這些人回鄉就可以赦免罪責。
第二，不對官方禁海，希望壟斷海外貿易利潤，增加軍費。
第三，明初百廢待興，國家缺少糧食，為了保證糧食供應、軍需，朱元璋舉全國之力興辦農業，對於非農業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則農業不興將影響政權的穩定。
第四，對於海外諸國心存蔑視。這是歷代帝王的通病，天朝上國的思想延續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在他們眼中海外諸國都有求於中國。
第五，倭寇騷擾。因為蒙古對日作戰、室町幕府孱弱等原因，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倭寇自元代開始就侵擾中國。為了防範倭寇而禁海。
第六，根據隋唐伐高麗、元朝伐日本的前車之鑒，對於對外戰爭有著一種恐懼。因此，對海外諸國持懷柔政策。
第七，明初商品經濟不發達，每年不過20萬兩（當時是以糧食作為稅收，1石糧折1兩銀）的稅收，對於明政府來說沒有大規模的海外貿易的衝動。然而，明初統治者忽略了這一點，即明初商稅的不發達是戰爭所致並非商品經濟實力不濟。歷史上宋代的商稅收入達千萬兩，南宋甚至達到了數千萬兩的規模，元代也有五百萬兩左右。可見，朱元璋在這點上是糊塗的。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中，官方的海外貿易佔GDP的比重一直都非常小。例如，官方統計的海外貿易稅收在1574年是最多的，為2.9萬兩白銀，而該年度財政總收入為400萬兩白銀，所佔比例不過0.7％。黃仁宇教授將明代的稅賦劃分為田賦、鹽課和雜色收入，而雜色收入包括國際貿易稅收（即“番舶抽分”）。
1570—1590年，明朝的國際貿易稅收僅為7萬兩白銀，僅佔雜色收入378萬兩白銀的1．86％；如果將田賦、鹽課等計算在內，則明代國際貿易稅收的比重就會更低，僅為0.22％。
第八，限制走私。因為從唐代開始，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現象就很嚴重。走私的主要商品就是鹽，為了保證民眾對鹽的需求，朱元璋開始對鹽業走私進行打擊。還有一點請注意，張士誠、方國珍兩人都是靠販私鹽起家的。
在實行海禁的同時，朱元璋以及歷代明帝王對於“朝貢貿易”極為支援。究其原因，一是為了彰顯繼承元朝的法理；二是為了掌控海外貿易。為了管理海外貿易，早在1367年12月，朱元璋便在江蘇太倉的黃渡鎮設立了市舶司。其後，因為陳友諒、張士誠的一些殘余勢力經常假冒商船襲擾朱元璋的軍隊，朱元璋也深感其地與南京過於接近不利於安全，所以在兩年多以後的1370年2月便撤銷了市舶司。
因為，朱元璋很害怕他的那些雖然被擊潰但沒有被消滅的敵人出海逃遁，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便在洪武四年(1371年)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他修建了沿海地區的海防工事、搜民為兵，實施了嚴密的巡檢制度和鼓勵告發私人秘密出海的首告制度等，甚至連出海捕魚也被禁止。
與此同時，也禁止外國私商前來進行商貿活動，從而拉開了明朝二百多年海禁的序幕。其後，全盤吸收明朝治國政策的清朝繼續如法炮製，終至19世紀下半葉開始，國家接連遭辱。儘管後來成祖朱棣在位時曾命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為了彰顯國威的一種“面子工程”，而對民間仍舊禁海。為此，朱棣還嚴令“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然而，東南沿海的百姓要生存，人們對於海禁的抵觸情緒非常大。而閩浙粵等省的地方政府，因為身處一線對於百姓疾苦也很了解。朱元璋制定禁海政策之後，其效果並非朱元璋想的那樣好。
朱棣即位之後，雖然沒有廢除海禁，但基本上和歷代君王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皇帝如此，地方官員就更加如此了。因此，在永樂到正德之間，海禁政策執行力度並不強，民間走私越來越頻繁，這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走私畢竟使得國家財政流失。當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商稅比重越來越大的時候，皇帝陛下的眼睛終於盯上了它。
明初，對外政策有兩大基石，一是對民間禁海，也就是禁止海外貿易。其實陸上民間與外國通商同樣是禁止的。二是以朝貢貿易為核心的對外貿易。
盯上海外貿易商稅的也是正德皇帝。這個傢夥荒淫無度，眼中只有一個字“玩”，從而爆發了明代中期以前最大規模的劉六、劉七農民起義。因為，正德皇帝好玩兒貪享樂，而內帑的錢在三宮六院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太監宮女等用度下顯然不夠，正德皇帝便開始打起了貿易稅的主意，開始在主管朝貢貿易的市舶司徵稅，而且是正常的朝貢貿易中的商品和使臣帶來的個人商品一併徵稅。
正德打的旗號是“抽分”，抽分起源於洪武一朝。但洪武時期的抽分則不是稅。按照規定：朝貢使臣攜帶的私物（其實就是走私）中的十分之六由政府購買，其餘四分可以進行貿易。正德三年（1508年）政府行為的抽分開始，從而對朝貢使團帶的私貨開始徵稅，稅率為20％。正德四年變為30％。其後正德十二年定制為20％。
這其實就是鼓勵民間發展海外貿易。明代對於朝貢使節夾帶私貨的規定很模糊，而且對人數規定也很模糊，所以，許多私人海外貿易商便加入朝貢使團的隊伍，國家徵稅等於承認了他們的合法性。因此，正德的行為雖然使得朝貢貿易開始衰落，但民間走私行為也日漸減少。
廣東作為東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其官員對於民間海外貿易的支援幾乎成為全省上下的共識。可以說，凡是支援禁海的大臣在廣東都無法立足。在福建也是如此。當然，事無絕對，廣東、福建官場也有支援海禁的官員。他們理由多是：姦民數千私帶兵器勾引外夷危害地方。
而且這一時期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廣東等省對於海商的稅收是由地方政府的機構布政司管轄，而不是由中央也就是皇帝親自派太監掌管的市舶司管理。可以說，這時關閉了的民間貿易的閘門已經開啟，中國歷史的進程即將加速度前進。
然而，這一大好形勢的發展卻因為一位鄰居的殘忍行為戛然而止，事情變壞了！
“最不安分的鄰居”的一次不安分帶來了世界格局的改變
幾萬大軍百萬百姓擋不住三百多日本武士
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六月，日本人宗設謙道率朝貢外貿代表團領三艘貨船來到了寧波。不久，日本人鴛岡瑞佐在寧波人宋素卿（原名宋縞，浙江鄞縣人）的陪同下也領著一撥外貿代表團到了寧波。因為，兩位日本人的上司一個是左京兆大夫，一個是右京兆大夫，在日本就是死對頭，到了中國之後，雙方仍然非要鬥出個你死我活。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請了兩個代表團，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座次問題竟引來了一個大事件。那天……
氣呼呼的宗設謙道來到了宴會廳之後，猛然間看到鴛岡瑞佐竟然坐在了上座，宗社勃然大怒，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憑什麼坐上座，要知道我是第九次貿易團的正使，你是什麼東西，憑什麼坐在上座，給我滾下來！”瑞佐冷冷一笑，“你不要這麼倡狂，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你的，要聽從中國官員的命令！”“巴嘎，你這個混蛋東西！”宗設拔出日本刀就要上前。太監賴恩一看，臉色一沉：“慢！太放肆了。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放下你的刀！”“放下，放下！”周圍的中國官員們齊聲怒吼。宗設放下了日本刀，在宴會上臉色陰沉著、悶著一肚子氣吃了頓令人尷尬的飯。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宗設竟然殺死了瑞佐及數十名隨從，焚燒了貨船。其原因就是，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宗設先來到寧波，按理應該是他的貨先驗，可宋素卿賄賂了賴恩，後到的瑞佐竟然先驗了貨。而這對於帶有政治使命的宗設來說，簡直無法忍受。那個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動亂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並出，誰先與中國進行官方的貿易，那麼無異於中國政府承認了他可以代表日本。因此，宗設顯然沒有完成大內氏家族給他的任務。惱羞成怒的宗設率領三艘貨船及三百多武士登陸追殺宋素卿。
沿途燒殺搶掠，從寧波一直追到紹興。令人奇怪的是，明朝政府竟然反應異常遲鈍，而且官兵戰鬥力異常低下，百戶胡源、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相繼戰死。指揮使袁班、百戶劉思等成了俘虜。這夥日本人在逃回日本途中，因為大風將一部分人吹到了北韓。
接到中國命令的北韓守軍生擒了二十人獻給了中國，這才算讓老大中國贏回了一些面子。事後，給事中夏言認為一切都是海外貿易惹的禍。最終，福建、浙江的兩處海外貿易窗口——市舶司被裁撤，僅留下了廣東一處。對於事件主要責任人賴恩沒有絲毫處罰，宋素卿則因揭發宗設謙道反而有功。事後，御史熊蘭等彈劾宋素卿，才使得宋素卿被關入監獄，其後神秘地死亡。
這件事史稱“爭貢之役”。
北韓和日本，都是我們的鄰居。但自從唐朝之後，二者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變。北韓仍然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中國最好的鄰居，而日本則成為最不安分的鄰居，時不時地想“兵發北京”，佔領中國。
自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的四個半世紀裏，日本與中國基本上沒有像樣的邦交來往。朱元璋時期，為了安撫日本，將日本放入了15個“不徵之國”名單中。而洪武十三年發生的胡惟庸案，則使朱元璋認為日本有賊心，因此對日朝貢貿易越來越疏遠。明成祖繼位後，中日朝貢貿易才開始正常化。
絲綢到了明代成為對外貿易中的重要物資，例如對日貿易的“朝貢”中，明回賜給日本的物品中絲絹羅布佔了很大比重。到了明代中後期，絲織貿易更是佔據很大比重。
在諸多朝貢國家中，日本也是最為特別的一個。主要是因為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各種分裂勢力都爭相朝貢，使得日本朝貢團比較雜亂。按規矩辦事的人有，強悍違法的人也有。在永樂到正德的一百來年的時間裏，日本使團在中國發生的械鬥還是比較多的。
特別是有些使節本身就是將領，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講究武力解決。但即使如此，因為各種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貢貿易使團越來越倡狂、大膽無禮，最終造成嘉靖二年的“爭貢之役”。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三大問題。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沒有改掉中國人好面子的壞毛病。日本貿易代表團在中國領土上橫行，竟然沒有進行有力回擊，仍然把他們視做所謂的“客人”，礙于他們的外交使團的頭銜放任其胡作非為。
第二，明朝腐敗橫行，已經嚴重威脅到了軍力。三百多異國武士，橫行三百里，萬千中國軍隊竟然束手無策。如果在海上我們還可以理解，但這卻是在陸地上。這個嚴重的問題，竟然沒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類官員的高度關注。
除了軍力還有貪污問題。宋素卿行賄市舶司，正德五年他便行賄劉瑾千兩黃金，正德竟然賜給他“飛魚服”。此事的直接導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驗貨，並更改座位排定。中國理虧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賄。
第三，明朝的朝貢貿易除了“賠本賺吆喝”外，另一個問題就是慣壞了一些國家，讓一些國家看到中國政府為了面子，可以不要“裏子”。例如，事後禮部官員的報告裏說：宋素卿的貿易憑證（勘合）是弘治時期頒發的本該收回，貿易憑證應憑正德年間的勘合，但宋素卿說正德勘合已被宗設奪走。但依臣看，這個人假話連篇，以後不能再讓他來了，把他放回國查看是否有勘合，讓日本自行決定如何處罰。至於允不允許日本再來朝貢，那等以後再說吧。
對於這一點不要說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滿意，命令刑部再議，兩年後得出結論：叛國罪，殺。
“爭貢之役”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中國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爺，二要靠友邦北韓。這種戰果無論什麼時代看來，都是極為丟面子的。嘉靖皇帝為此龍顏大怒，可以說，任何一個人都會為此生氣。但跟誰生氣則不一樣，正確的做法是對自己生氣，加強軍事訓練，檢討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卻把所有的氣都發在了日本中央政府身上。可憐的日本中央政府很倒楣，它對於日本各地基本沒有約束力，將軍能夠說話算數的地方頂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
看日本政府沒有將罪魁禍首宗設問罪（中國曾在嘉靖四年六月托琉球朝貢代表團去日本宣旨），嘉靖皇帝便禁止日本朝貢使團來華。而這一事件對於反海禁派的打擊最大，海禁派更加理直氣壯。給事中夏言一語定乾坤，嘉靖看罷他的奏章，立刻下令：嚴格執行太祖的海禁政策！
夏言在奏章中說：區區百十余人，寧波、紹興兩郡軍民何止百萬，竟然讓倭寇在中華肆虐、荼毒生靈、佔領城池、搶奪軍械庫、火燒官府、殺害官員。地方官員們一個個事先不能防禦，事發不能剿滅，毫無章法、坐視戰機貽誤。真是國家大恥辱呀，大恥辱呀！
怎麼辦？既然倭患起于貿易、發生在市舶司，那麼就廢除市舶司、禁止貿易。這件事情過了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日本使團才再次來華。這次嘉靖帝嚴令地方政府枕戈待旦，不過日本也因為17年前的事情嘗到了苦頭。所以，這次使團來華非常友好。第二年嘉靖就頒發了勘合併告訴日本：爾等十年一朝貢的舊例，你們可要嚴格遵守。
嘉靖此舉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對的。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是嘉靖皇帝在觀察日本的反應。果不其然，五年後日本代表團就來朝貢了。嘉靖嚴令軍隊圍堵將他們轟回了日本。萬不想八年都等了，日本又提前一年前來進貢，而且船數、人數都不符規矩。日本之所以等不及，可能是因為內戰缺少物資所致。
這時，浙江巡撫朱紈看日本使團實在可憐，便替日本使團說好話。他說，按規矩確實應該等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來華，他們竟然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就來了，而且也確實違規多派了幾百人，但如果把他們再趕回去似乎不近情理。我看呀，不如對規定內的100人給賞之外，那多出的400人也給予賞賜吧，這樣可以體現天朝的寬宏大量。
這次中日雙方都不滿意，在嘉靖看來日本秉性未改，不宜再與之交往；在日本看來，對日嚴格執行十年一朝貢的規定，顯然是不平等政策。你看北韓一年三貢之外，還可以以各種理由來朝貢，太不平等了。我們要教訓中國，可是用什麼教訓呢？
馬三寶的故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領30萬大軍，聯合奢香夫人等當地土司武裝，進攻北元殘部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在何代村傅友德的前軍突然受到襲擊，為首的竟然是一位沒有成年的孩子。只見他騎著高頭大馬，手中一桿槍左撥右刺異常勇猛。在他身後還有許多少年。
傅友德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吃驚。“這些人是什麼人？”傅友德問身旁的一名降將。“應該是馬家軍吧，唉，但馬家軍已經全軍覆沒了，現在都是一些孤兒寡婦呀！”“馬家軍？哦，明白了！你去看看這支隊伍有多少人。”“是。”降將領命而去，三十多分鐘後回到了大帳。
“我看見了，確實是馬家軍。領頭的那個孩子叫馬和馬三寶！他爹馬哈在一個月前被我們殺死了。他有一個哥哥、四個妹妹，看樣子他是領人報仇的。大概有三四百人吧。”“什麼！三四百人竟然與我20萬大軍對陣！哈哈，我倒要看看這個娃娃什麼樣子……”
1402年，朱棣領大軍與自己的侄兒爭奪皇位的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一支神秘部隊從後面迂迴包抄而來，突然間殺向了正在騎馬助陣的朱棣，朱棣顯然沒有準備。正在慌亂之際，突然間一支箭射來，朱棣正巧側頭觀看敵情躲過了一劫，箭射在王冠上。嚇得朱棣大叫一聲，戰馬長嘶，猛然躍起把朱棣掀翻在地。“哎呀！”這時朱允炆的隊伍衝了上來，一人舉刀便砍。
正在這時，突然斜刺裏殺出一人，斷喝一聲：“休傷我主！”人到馬到槍也到，“噗”的一聲將來人扎死。
兩年後的永樂二年，已然稱帝的朱棣在南京的後宮召見那位救主的戰將。“馬和，朕念你救主之功，且多建奇功，想賞賜你點兒什麼？”那人連忙回道：“萬歲恩情，奴永世不能報答。怎敢奢求，只求萬歲韆鞦萬歲，永葆健康。”“從今天起，我想賜你姓‘鄭’，你樂意嗎？”“臣願意。”“鄭和，22年前你戰敗被俘，按照舊例將你閹割為奴，你不記恨我們嗎？”
“萬歲，既然您說是舊例，我還恨什麼。自從我到了您的麾下，如今已有21年。二十多年，您待我不薄。我只願來世做一個完人！”朱棣點了點頭，“我對你是信任的，要你負責宮中的膳食以及宮殿營造，就是對你最後的考驗。如果是別人接到這個活兒，定然是中飽私囊，而你卻分文不取，公正廉潔。朕有一個龐大的計劃要交你去完成，你願意去做嗎？它很危險，但很刺激。”
鄭和一聽，連忙說道“萬歲，何事？臣不怕危險，只求為陛下分憂。”
“朕要你為朕領兵出海，去完成一項任務。”
“臣願聽其詳。”
鄭和就在那一晚，領受了“下西洋”這一戰略性任務。以前（包括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使命是為了尋找玉璽和建文帝的下落。其實，仔細考慮一下就可以知道，這一點頂多是原因之一，甚至連主要原因都夠不上。
首先，建文帝即使活著也是一隻政治上的死老虎，不會對朱棣構成致命威脅。是活老虎的時候朱允炆都不是朱棣的對手，更何況是失敗後的死老虎。其次，玉璽儘管重要但有沒有玉璽只是關係到面子的問題，對於朱棣的統治地位也無太大影響。
曾有人異想天開地說，朱棣怕建文帝在某個地方拿著玉璽這麼一蓋，之後就率領千軍萬馬殺回來。如果玉璽真有這麼大的號召力，那麼，朱允炆就根本沒有必要逃往海外了。海外諸國更不會丟棄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去幫助一個逃亡的君主。
朱棣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其原因除了提高個人威望之外，主要是出於國家安全和財政的考慮。當時，蒙元勢力仍然有著巨大威脅，其勢力範圍不比明初朱家父子的勢力範圍小。北到俄羅斯東到高麗（北韓）西到阿富汗南到印度的廣大範圍內，蒙元都還具有影響力。當時最強大的蒙古國家是帖木兒帝國。
帖木兒在位期間（1370—1405年）不但對同屬蒙古帝國的伊爾汗國、察欽汗國發動進攻，而且在1380年攻佔了伊朗、阿富汗；1393年佔領了南高加索；1398年入侵印度佔領了德里（其後撤軍）；1402年與當時風頭正勁，吞併了東南歐的巴爾幹地區，戰敗德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多國聯軍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激戰，最終生擒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可以說，蒙元的各種勢力在中國北部、西北部極為強大，在東北、西南也具有較為強大的影響力，明朝處於被半包圍的狀態，整個陸路被切斷了。而東部以及東南沿海則沒有實力強大的敵人。綜合以上因素，可以說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為了實現以下戰略目的。
第一，向各國展示實力，警示各國勿與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明初的海軍非常強大，當時整個歐洲的戰船合起來都不如明朝海軍的實力。永樂時期擁有大約2000多艘可以用於戰爭的各類船隻，具備投入數萬乃至十幾萬軍隊攻伐的實力。因此，向這些國家展示海軍的實力，顯然是想讓各國看到明帝國的強大，警告各國不要與明帝國的敵人為伍。
第二，與各國交好，給予其更大的好處，使之不與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用現代詞彙表示就是“花錢買和平”。你要什麼？我給你。他進貢一分錢，我們還他一塊錢。由此，我們才會看到每次鄭和返航都會有一些國王、王子隨船前來入貢，最後紮根于中國。你既然全都有了，打仗的衝動自然就少了。
第三，與其他國家合作共抗蒙元。永樂帝撥給鄭和的將近三萬精銳之師，對付海盜綽綽有餘。如此大規模的軍隊，完全是為戰爭準備的。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屬於這種目的。永樂二年（1404年）實力強大的帖木兒兵分兩路，一路東進攻打明朝，一路南下攻列印度北部。
戰爭剛剛打響，明帝國就迅速作出反應。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下西洋便來到印度南部，在印度南部徘徊很久之後才繼續南下。這就涉及從西南部出擊攻打矇古，策應印度對抗蒙元的問題。因為從陸路進入印度北部與蒙元對抗所需的時間、成本並不比海路少。
從軍事角度看，如果一支奇兵突然出現在敵人面前，對其心理震懾顯然更大。陸路進兵被敵人偵察得知的可能性很高，而海路的不確定性則增加了軍事行動的突然性。當時蒙古軍隊攻佔了印度北部之後，並沒有長期駐守。鄭和在印度南部的行動，相對起到了阻嚇作用。
第四，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元朝被明打敗之後，由蒙古建立的統一秩序被打破，亟須一個國家替代蒙古在亞洲的地位，再加上明成祖朱棣要體現其即位的正當性等因素，明亟須展開公關活動。
第五，配合陸路軍事行動。例如，永樂初年，安南進攻寮國、廣西和雲南等地，永樂三年，朱棣開始進行戰爭準備，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于永樂四年（1406年）七月，命令成國公朱能、西平侯沐成、新城侯張輔等率軍攻擊安南。可巧的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時候，其船隊就曾經在永樂四年正月到六月在越南海域徘徊。結果呢，安南的南方軍隊一直未敢撤兵。鄭和率軍進入佔城後，安南更是提心吊膽，南部軍隊一直嚴密監視鄭和的軍隊。可以說鄭和的船隊對於明政府僅用了九個月就活捉了安南偽國王、偽太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防止海盜勢力與倭寇合流。鄭和的目的之一是剿殺陳祖義海盜集團，並於首次下西洋就達到了這一目的。這個多達五千余人的海上武裝集團曾令各國頭疼，但在鄭和的船隊面前不堪一擊：燒燬戰船十艘，俘獲戰船七艘，生擒陳祖義等匪首三人並帶回京城殺了頭。這樣，既消滅了海盜，又震懾了倭寇，還在南洋各國贏得了威望。
基於上述六大原因，鄭和開始了下西洋的壯舉。但是，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朝貢貿易”對於明朝經濟並無多大作用。我們現在就來談談明代的朝貢貿易。當時與中國有朝貢關係的國家的主要貢品有：
北韓：金銀器皿、白棉綢、貂皮、人參、白棉紙、種馬。
琉球（今日本沖繩）：馬、刀、象牙、瑪瑙、丁香、蘇木、胡椒、硫黃、磨刀石。
安南（今越南）：金銀器皿、犀角、象牙、熏衣香、沉香、速香、木香、墨線香。
佔城（今越南中南部）：象牙犀角、孔雀、熏衣香、烏木、蘇木、各類布巾。
日本：馬、刀劍、各種用品、蘇木、硫黃。
暹羅（今泰國）：象牙、犀角、孔雀、寶石珊瑚、各種香料、胡椒等。
對其他如真臘（今柬埔寨）、爪哇（今印尼爪哇島）、三佛齊（今馬來西亞）、蘇門答喇（今馬來西亞的蘇門答臘島）、滿剌加（今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撒馬兒罕（今烏茲別克）、魯迷（今土耳其）、天方（今沙特的麥加）、渤泥（今汶萊）、彭亨（今馬來西亞彭亨州）、百花（今東南亞某地）、西洋瑣裏（今東南亞某地）、覽邦、淡巴（今菲律賓某地）、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裏（今印度科澤科德）、娑羅（今婆羅洲，又名加裏曼丹島）、阿魯（今剛果共和國阿魯市）、小葛蘭（今斯里蘭卡西北某地）、榜葛剌（今印度東部）、錫蘭山（今斯里蘭卡）等國家的回賜物品價值大多高於進貢物品。
以上諸國的貢品分為“正貢”和“附帶貨物”。後者往往是前者的十幾倍到幾十倍。附帶貨物在弘治之前基本都由明政府給定價格購買。弘治朝之後，則一半購入，一半進入官方指定市場進行銷售。
當然，購買不全是花錢而是作價之後用中國產品折抵，當然也有回賜銅錢的情況，例如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回賜日本國王、王妃1.5萬貫銅錢，給每次朝貢的正副使節、居座、通事等每人分別賞賜銅錢1萬文、8000文、5000文。
明政府除了將一部分貢品賞賜給官員外，還將其作為薪俸發給大臣。之前，有些人經常提及這些物品有許多是日常生活用品，言外之意是百姓可以得到。但筆者認為，至少在明朝前期百姓乃至民間富商們是無法得到這些番貨的。
在回賜物品、指定價格中，為了彰顯天朝的博愛，往往將價格提高許多，是民間貿易價格的幾倍到上百倍。在這些朝貢國中，明政府對於北韓、暹羅、馬六甲、琉球四國非常好。除了北韓以外，明政府對其他國家頒發的朝貢憑證勘合比較嚴格而且頒發較少，北韓除一年三貢之外，還有不少貢奉理由。對琉球、暹羅、馬六甲三國的貢奉物品，在作價上高出其他國家許多。例如胡椒市價每斤3貫，琉球則是30貫、暹羅25貫、馬六甲20貫；烏木每斤500文，暹羅和馬六甲的竟然是40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與各國的朝貢貿易，極大促進了朝貢國的經濟發展。例如日本，許多日本學者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往往會說：沒有銅錢就難以指望我國經濟的順利發展。而反觀中國，除了樹立“天朝上國”的威儀之外，只有大量貨幣流出。
明代的銅錢有相當一部分是宋代銅錢，本國鑄造的銅錢本來就不夠，卻仍然大量賞賜給各國。再加上價格奇高，各國爭相向中國朝貢，甚至不惜大打出手。這並非是真心出於對中國的尊敬，而實實在在是利益所致。當能夠博取利益的時候關係就近，反之則遠。這就是“花錢買太平”政策最大的不足。因此，鄭和的下西洋壯舉，雖然歷史意義重大，但在經濟上卻是弊大於利。
第二回明帝國的短視：海上貿易興盛與衰敗
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朝貢貿易”就是如此，給他人做嫁衣是其最終歸宿。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和軍事的而非經濟的，因此，它對民眾生活的影響相對較少，僅僅是副產品而已。與“朝貢貿易”如影隨形的海外貿易政策就是“民間海禁”。這一問題，成為現代許多人批評朱元璋的主要口實。其實，將問題全都歸咎於朱元璋個人，既簡單化又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的“海禁”有其不得已的一面，甚至有其正確的一面。問題就在於，日後的皇帝們特別是中後期的皇帝們，在享受、腐敗方面敢於違抗“祖制”卻對“海禁”不敢進行改革。而有些皇帝例如嘉靖等卻在嚴重問題出現後，將問題的根源鎖定在了“海禁鬆弛”上，從而更加嚴格執行“海禁”，導致倭寇瘋狂侵擾東南沿海數十年。
朱元璋禁海的八大原因
鄱陽湖大戰
西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陽湖上，火光沖天、殺聲陣陣，兵士的吼叫聲震天動地，刀光劍影下燃燒的戰船紛紛沉沒。朱元璋站在戰船上冷笑著透著驕傲，陳友諒則滿臉憤怒透著無盡的傷感。當年，龐統獻連環計，曹操八十萬大軍在赤壁灰飛煙滅。現如今，陳友諒領兵60萬對敵朱元璋20萬。萬不想，巨大的戰船被困在湖內，進退不能。火箭嗖嗖地飛，陳友諒的心則冰冷冰冷的。
陳友諒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淚，對手下眾將說道：“今我戰敗，日後恐不能再生。爾等勿念我，速速逃命吧。今日看來趙普勝說得是對的，是我過於疑心。爾等替我照顧好他的後人。”眾將無不涕淚橫流。陳友諒繼續言道：“我等造船技術優良，樓櫓可高十余丈，放眼天下，無人能夠比肩，日後爾等興盛也全倚賴於它，不可忘記！”
眾人點頭，就在這時，忽然，一支冷箭射來，一代梟雄“哎呀”一聲倒在了甲板上。
1367年，朱元璋揮兵平江。東吳王張士誠率眾死守城池。也許有人說，張士誠心無大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也是個英雄。張士誠手握殘劍，手裏提著一隻肚子餓得癟癟的老鼠。“各位兄弟，張某起兵抗元十四載，不想今日竟死在朱元璋手中。平日張某胸無大志，只求讓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上的百姓安寧。今日糧已盡、草已無，戰馬皆為肚中之物，只能以老鼠充饑！各位，若有離我張士誠者，我絕不阻攔！”
眾人振臂高呼：“誓死捍衛吳王！”張士誠將長劍一揮，“今日起，一宅一家是為戰場，人無分老弱是為戰士。”一場慘烈的城市保衛戰正式開始。不久後，張士誠被朱元璋捉住，有的說他自縊身亡，有的說被朱元璋用弓弦絞死，有的說被朱元璋命人亂棍打死，有的說城破自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南京）登基之後開始北伐。四月佔領開封，八月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往漠北。1371年平定四川，1381年攻佔雲南，1387年收復遼東。隨著朱元璋的實力愈加強大，他的煩心事也越來越多。其中之一就是原屬於陳友諒、張士誠管轄的地區仍有許多人在懷念他們。特別是張士誠，這位靠著十八條扁擔起家的“東南王”雖然進取心不強，一心偏安東南，但確實對當地百姓非常和善，輕徭薄賦，死後每年的陰曆七月三十日，江浙等地老百姓都借著為地藏菩薩燒香的名義來紀念他。
因此，東南地區許多百姓對這位新的統治者依然比較反感。朱元璋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角度出發，對該地區百姓進行嚴密監控。江浙閩粵地區瀕臨大海，造船業極度發達，民間就可以建造寬三四丈的私人船隻，而巨賈富翁們甚至可以建造規模能與陳友諒戰船比肩的貨船。
當年陳友諒的戰船長達十五丈，寬達兩丈，高達三丈。幾十年後的朱棣時期，中國的戰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這些都是靠江浙地區高度發達的造船技術建造起來的。
對於大海，朱元璋是陌生的。陌生自然會有三種表現：一是懼怕，不敢下海；二是疑惑，探究下海；三是蔑視，懶得下海。朱元璋就屬於前兩種情況。他為了防止江浙等地區百姓與“海外勢力”勾結，便下了“禁海令”，由此，便有了著名的“片板不許下海”的命令。
因為篇幅限制，朱元璋禁海以及對海外諸國持“軟弱”態度的原因，我們不作詳細闡述了，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防止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海上殘余勢力與倭寇、蒙元聯合攻擊明朝。據史料記載，這些殘余勢力東與倭寇聯合，西南則與東南亞諸國的一些勢力聯合，直到永樂年間，這些殘余的反明勢力仍然大規模地存在。永樂皇帝還為此專門下旨：只要這些人回鄉就可以赦免罪責。
第二，不對官方禁海，希望壟斷海外貿易利潤，增加軍費。
第三，明初百廢待興，國家缺少糧食，為了保證糧食供應、軍需，朱元璋舉全國之力興辦農業，對於非農業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則農業不興將影響政權的穩定。
第四，對於海外諸國心存蔑視。這是歷代帝王的通病，天朝上國的思想延續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在他們眼中海外諸國都有求於中國。
第五，倭寇騷擾。因為蒙古對日作戰、室町幕府孱弱等原因，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倭寇自元代開始就侵擾中國。為了防範倭寇而禁海。
第六，根據隋唐伐高麗、元朝伐日本的前車之鑒，對於對外戰爭有著一種恐懼。因此，對海外諸國持懷柔政策。
第七，明初商品經濟不發達，每年不過20萬兩（當時是以糧食作為稅收，1石糧折1兩銀）的稅收，對於明政府來說沒有大規模的海外貿易的衝動。然而，明初統治者忽略了這一點，即明初商稅的不發達是戰爭所致並非商品經濟實力不濟。歷史上宋代的商稅收入達千萬兩，南宋甚至達到了數千萬兩的規模，元代也有五百萬兩左右。可見，朱元璋在這點上是糊塗的。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中，官方的海外貿易佔GDP的比重一直都非常小。例如，官方統計的海外貿易稅收在1574年是最多的，為2.9萬兩白銀，而該年度財政總收入為400萬兩白銀，所佔比例不過0.7％。黃仁宇教授將明代的稅賦劃分為田賦、鹽課和雜色收入，而雜色收入包括國際貿易稅收（即“番舶抽分”）。
1570—1590年，明朝的國際貿易稅收僅為7萬兩白銀，僅佔雜色收入378萬兩白銀的1．86％；如果將田賦、鹽課等計算在內，則明代國際貿易稅收的比重就會更低，僅為0.22％。
第八，限制走私。因為從唐代開始，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現象就很嚴重。走私的主要商品就是鹽，為了保證民眾對鹽的需求，朱元璋開始對鹽業走私進行打擊。還有一點請注意，張士誠、方國珍兩人都是靠販私鹽起家的。
在實行海禁的同時，朱元璋以及歷代明帝王對於“朝貢貿易”極為支援。究其原因，一是為了彰顯繼承元朝的法理；二是為了掌控海外貿易。為了管理海外貿易，早在1367年12月，朱元璋便在江蘇太倉的黃渡鎮設立了市舶司。其後，因為陳友諒、張士誠的一些殘余勢力經常假冒商船襲擾朱元璋的軍隊，朱元璋也深感其地與南京過於接近不利於安全，所以在兩年多以後的1370年2月便撤銷了市舶司。
因為，朱元璋很害怕他的那些雖然被擊潰但沒有被消滅的敵人出海逃遁，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便在洪武四年(1371年)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他修建了沿海地區的海防工事、搜民為兵，實施了嚴密的巡檢制度和鼓勵告發私人秘密出海的首告制度等，甚至連出海捕魚也被禁止。
與此同時，也禁止外國私商前來進行商貿活動，從而拉開了明朝二百多年海禁的序幕。其後，全盤吸收明朝治國政策的清朝繼續如法炮製，終至19世紀下半葉開始，國家接連遭辱。儘管後來成祖朱棣在位時曾命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為了彰顯國威的一種“面子工程”，而對民間仍舊禁海。為此，朱棣還嚴令“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然而，東南沿海的百姓要生存，人們對於海禁的抵觸情緒非常大。而閩浙粵等省的地方政府，因為身處一線對於百姓疾苦也很了解。朱元璋制定禁海政策之後，其效果並非朱元璋想的那樣好。
朱棣即位之後，雖然沒有廢除海禁，但基本上和歷代君王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皇帝如此，地方官員就更加如此了。因此，在永樂到正德之間，海禁政策執行力度並不強，民間走私越來越頻繁，這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走私畢竟使得國家財政流失。當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商稅比重越來越大的時候，皇帝陛下的眼睛終於盯上了它。
明初，對外政策有兩大基石，一是對民間禁海，也就是禁止海外貿易。其實陸上民間與外國通商同樣是禁止的。二是以朝貢貿易為核心的對外貿易。
盯上海外貿易商稅的也是正德皇帝。這個傢夥荒淫無度，眼中只有一個字“玩”，從而爆發了明代中期以前最大規模的劉六、劉七農民起義。因為，正德皇帝好玩兒貪享樂，而內帑的錢在三宮六院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太監宮女等用度下顯然不夠，正德皇帝便開始打起了貿易稅的主意，開始在主管朝貢貿易的市舶司徵稅，而且是正常的朝貢貿易中的商品和使臣帶來的個人商品一併徵稅。
正德打的旗號是“抽分”，抽分起源於洪武一朝。但洪武時期的抽分則不是稅。按照規定：朝貢使臣攜帶的私物（其實就是走私）中的十分之六由政府購買，其餘四分可以進行貿易。正德三年（1508年）政府行為的抽分開始，從而對朝貢使團帶的私貨開始徵稅，稅率為20％。正德四年變為30％。其後正德十二年定制為20％。
這其實就是鼓勵民間發展海外貿易。明代對於朝貢使節夾帶私貨的規定很模糊，而且對人數規定也很模糊，所以，許多私人海外貿易商便加入朝貢使團的隊伍，國家徵稅等於承認了他們的合法性。因此，正德的行為雖然使得朝貢貿易開始衰落，但民間走私行為也日漸減少。
廣東作為東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其官員對於民間海外貿易的支援幾乎成為全省上下的共識。可以說，凡是支援禁海的大臣在廣東都無法立足。在福建也是如此。當然，事無絕對，廣東、福建官場也有支援海禁的官員。他們理由多是：姦民數千私帶兵器勾引外夷危害地方。
而且這一時期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廣東等省對於海商的稅收是由地方政府的機構布政司管轄，而不是由中央也就是皇帝親自派太監掌管的市舶司管理。可以說，這時關閉了的民間貿易的閘門已經開啟，中國歷史的進程即將加速度前進。
然而，這一大好形勢的發展卻因為一位鄰居的殘忍行為戛然而止，事情變壞了！
“最不安分的鄰居”的一次不安分帶來了世界格局的改變
幾萬大軍百萬百姓擋不住三百多日本武士
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六月，日本人宗設謙道率朝貢外貿代表團領三艘貨船來到了寧波。不久，日本人鴛岡瑞佐在寧波人宋素卿（原名宋縞，浙江鄞縣人）的陪同下也領著一撥外貿代表團到了寧波。因為，兩位日本人的上司一個是左京兆大夫，一個是右京兆大夫，在日本就是死對頭，到了中國之後，雙方仍然非要鬥出個你死我活。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請了兩個代表團，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座次問題竟引來了一個大事件。那天……
氣呼呼的宗設謙道來到了宴會廳之後，猛然間看到鴛岡瑞佐竟然坐在了上座，宗社勃然大怒，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憑什麼坐上座，要知道我是第九次貿易團的正使，你是什麼東西，憑什麼坐在上座，給我滾下來！”瑞佐冷冷一笑，“你不要這麼倡狂，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你的，要聽從中國官員的命令！”“巴嘎，你這個混蛋東西！”宗設拔出日本刀就要上前。太監賴恩一看，臉色一沉：“慢！太放肆了。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放下你的刀！”“放下，放下！”周圍的中國官員們齊聲怒吼。宗設放下了日本刀，在宴會上臉色陰沉著、悶著一肚子氣吃了頓令人尷尬的飯。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宗設竟然殺死了瑞佐及數十名隨從，焚燒了貨船。其原因就是，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宗設先來到寧波，按理應該是他的貨先驗，可宋素卿賄賂了賴恩，後到的瑞佐竟然先驗了貨。而這對於帶有政治使命的宗設來說，簡直無法忍受。那個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動亂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並出，誰先與中國進行官方的貿易，那麼無異於中國政府承認了他可以代表日本。因此，宗設顯然沒有完成大內氏家族給他的任務。惱羞成怒的宗設率領三艘貨船及三百多武士登陸追殺宋素卿。
沿途燒殺搶掠，從寧波一直追到紹興。令人奇怪的是，明朝政府竟然反應異常遲鈍，而且官兵戰鬥力異常低下，百戶胡源、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相繼戰死。指揮使袁班、百戶劉思等成了俘虜。這夥日本人在逃回日本途中，因為大風將一部分人吹到了北韓。
接到中國命令的北韓守軍生擒了二十人獻給了中國，這才算讓老大中國贏回了一些面子。事後，給事中夏言認為一切都是海外貿易惹的禍。最終，福建、浙江的兩處海外貿易窗口——市舶司被裁撤，僅留下了廣東一處。對於事件主要責任人賴恩沒有絲毫處罰，宋素卿則因揭發宗設謙道反而有功。事後，御史熊蘭等彈劾宋素卿，才使得宋素卿被關入監獄，其後神秘地死亡。
這件事史稱“爭貢之役”。
北韓和日本，都是我們的鄰居。但自從唐朝之後，二者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變。北韓仍然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中國最好的鄰居，而日本則成為最不安分的鄰居，時不時地想“兵發北京”，佔領中國。
自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的四個半世紀裏，日本與中國基本上沒有像樣的邦交來往。朱元璋時期，為了安撫日本，將日本放入了15個“不徵之國”名單中。而洪武十三年發生的胡惟庸案，則使朱元璋認為日本有賊心，因此對日朝貢貿易越來越疏遠。明成祖繼位後，中日朝貢貿易才開始正常化。
絲綢到了明代成為對外貿易中的重要物資，例如對日貿易的“朝貢”中，明回賜給日本的物品中絲絹羅布佔了很大比重。到了明代中後期，絲織貿易更是佔據很大比重。
在諸多朝貢國家中，日本也是最為特別的一個。主要是因為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各種分裂勢力都爭相朝貢，使得日本朝貢團比較雜亂。按規矩辦事的人有，強悍違法的人也有。在永樂到正德的一百來年的時間裏，日本使團在中國發生的械鬥還是比較多的。
特別是有些使節本身就是將領，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講究武力解決。但即使如此，因為各種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貢貿易使團越來越倡狂、大膽無禮，最終造成嘉靖二年的“爭貢之役”。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三大問題。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沒有改掉中國人好面子的壞毛病。日本貿易代表團在中國領土上橫行，竟然沒有進行有力回擊，仍然把他們視做所謂的“客人”，礙于他們的外交使團的頭銜放任其胡作非為。
第二，明朝腐敗橫行，已經嚴重威脅到了軍力。三百多異國武士，橫行三百里，萬千中國軍隊竟然束手無策。如果在海上我們還可以理解，但這卻是在陸地上。這個嚴重的問題，竟然沒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類官員的高度關注。
除了軍力還有貪污問題。宋素卿行賄市舶司，正德五年他便行賄劉瑾千兩黃金，正德竟然賜給他“飛魚服”。此事的直接導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驗貨，並更改座位排定。中國理虧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賄。
第三，明朝的朝貢貿易除了“賠本賺吆喝”外，另一個問題就是慣壞了一些國家，讓一些國家看到中國政府為了面子，可以不要“裏子”。例如，事後禮部官員的報告裏說：宋素卿的貿易憑證（勘合）是弘治時期頒發的本該收回，貿易憑證應憑正德年間的勘合，但宋素卿說正德勘合已被宗設奪走。但依臣看，這個人假話連篇，以後不能再讓他來了，把他放回國查看是否有勘合，讓日本自行決定如何處罰。至於允不允許日本再來朝貢，那等以後再說吧。
對於這一點不要說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滿意，命令刑部再議，兩年後得出結論：叛國罪，殺。
“爭貢之役”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中國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爺，二要靠友邦北韓。這種戰果無論什麼時代看來，都是極為丟面子的。嘉靖皇帝為此龍顏大怒，可以說，任何一個人都會為此生氣。但跟誰生氣則不一樣，正確的做法是對自己生氣，加強軍事訓練，檢討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卻把所有的氣都發在了日本中央政府身上。可憐的日本中央政府很倒楣，它對於日本各地基本沒有約束力，將軍能夠說話算數的地方頂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
看日本政府沒有將罪魁禍首宗設問罪（中國曾在嘉靖四年六月托琉球朝貢代表團去日本宣旨），嘉靖皇帝便禁止日本朝貢使團來華。而這一事件對於反海禁派的打擊最大，海禁派更加理直氣壯。給事中夏言一語定乾坤，嘉靖看罷他的奏章，立刻下令：嚴格執行太祖的海禁政策！
夏言在奏章中說：區區百十余人，寧波、紹興兩郡軍民何止百萬，竟然讓倭寇在中華肆虐、荼毒生靈、佔領城池、搶奪軍械庫、火燒官府、殺害官員。地方官員們一個個事先不能防禦，事發不能剿滅，毫無章法、坐視戰機貽誤。真是國家大恥辱呀，大恥辱呀！
怎麼辦？既然倭患起于貿易、發生在市舶司，那麼就廢除市舶司、禁止貿易。這件事情過了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日本使團才再次來華。這次嘉靖帝嚴令地方政府枕戈待旦，不過日本也因為17年前的事情嘗到了苦頭。所以，這次使團來華非常友好。第二年嘉靖就頒發了勘合併告訴日本：爾等十年一朝貢的舊例，你們可要嚴格遵守。
嘉靖此舉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對的。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是嘉靖皇帝在觀察日本的反應。果不其然，五年後日本代表團就來朝貢了。嘉靖嚴令軍隊圍堵將他們轟回了日本。萬不想八年都等了，日本又提前一年前來進貢，而且船數、人數都不符規矩。日本之所以等不及，可能是因為內戰缺少物資所致。
這時，浙江巡撫朱紈看日本使團實在可憐，便替日本使團說好話。他說，按規矩確實應該等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來華，他們竟然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就來了，而且也確實違規多派了幾百人，但如果把他們再趕回去似乎不近情理。我看呀，不如對規定內的100人給賞之外，那多出的400人也給予賞賜吧，這樣可以體現天朝的寬宏大量。
這次中日雙方都不滿意，在嘉靖看來日本秉性未改，不宜再與之交往；在日本看來，對日嚴格執行十年一朝貢的規定，顯然是不平等政策。你看北韓一年三貢之外，還可以以各種理由來朝貢，太不平等了。我們要教訓中國，可是用什麼教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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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01 pm
倭寇！
其後，倭寇犯境、海上搶劫中國商船、搶劫他國朝貢船隻的事情日漸增多。也許日本的行為對中國的傷害太深，嘉靖皇帝和一般朝臣可能會想：我們待你們不薄呀，你們竟然這樣對我們。看來，對這些番夷國家不能太信任了。所以，嘉靖皇帝對於所有朝貢國家都開始嚴格執行太祖時期規定的入貢時間、人數等政策。這一政策造成許多與中國原本關係很好的國家日漸疏遠中國。例如，真臘（柬埔寨）在整個嘉靖時期一次都沒有來。其實，人家不來理由很簡單，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的規矩執行的話，任何好處都沒有，誰願意來。所以，嘉靖時期中國的友好國家迅速減少。
與此同時，因為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對於東南亞原中國藩屬國的侵略日漸增多，一些關於葡萄牙等國販賣人口的消息也逐漸增多。嘉靖皇帝對禁海政策的正確性越來越深信不宜。而且，在與倭寇、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數次戰爭中，所有人都發現：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國防建設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壞。因此，嘉靖皇帝決定在堅決禁海的同時要嚴整東南沿海軍務。
在政府層面的朝貢貿易如此，對民間禁海的政策則日趨嚴厲。嘉靖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先後四次頒布禁海令。
第一次基本內容是：福建濱海居民凡是貢船沒有報關者，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者重處。四川、雲南、貴州、陜西等省也如此。對於私造雙桅海船者、把船賣給外國人者、私販武器出境者全部絞死。
第二次基本內容是：漳州、泉州等府的一些百姓假借商販為名私造雙桅大船，在海上私自通商。兵部聽著，你們要令浙江、福建兩省的巡按官員嚴查。這些船不論是否載有外國貨，都以通番罪論處，全都給我充軍發往邊關服役。官吏百姓包庇縱容者全都發往西南煙瘴之地。
第三次基本內容是：浙江巡按要嚴查浙江地區沿海居民假冒仲介組織（牙行）囤積外國貨。那些地方豪強富商地主只要違規建造雙桅大船，全都給我拆毀。
第四次基本內容是：兵部要傳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文武官員，一切違禁大船不論何人建造全部毀掉。從今以後，沿海軍民凡是與走私犯、海盜交結者，他們的鄰居不舉報的全部有罪，施行連坐制。
至此，嘉靖海禁進入到最嚴厲的時期。而後世對於嘉靖此舉持廣泛批評態度，甚至為此將一位治軍名將、抗倭英雄推向了歷史審判臺。這就給今天的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要麼嚴格執行錯誤的政策，本來在朱紈的打擊下，倭寇包括西方國家的“國家海盜”都已經受到了重大打擊，葡萄牙甚至為此全面倒向晚明政府，只要再堅持下去問題就可以基本解決了。嘉靖卻在所謂的權力制衡下拋棄了朱紈，由此造成“提督之死”。要麼就以民生為重，改變錯誤的政策。二者必居其一，絕不能搖擺不定，否則，最終貽誤改革的最佳時機，失去改正錯誤的最好機會。
“提督之死”與“禁海派”和“弛禁派”之爭
提督之死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西元1548年五月，提督朱紈舉6萬海軍，率領300艘戰船、80條舢板，由都指揮使盧鏜為先鋒，進攻浙江省雙嶼島。此時的雙嶼島上聚集著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盜集團，它們有：倭寇、中國海盜、數次戰敗于中國艦隊的葡萄牙海盜、其他歐洲和東南亞國家海盜。在小小的雙嶼島上駐紮著1.2萬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海盜，其他海盜也有萬餘。它們擁有各式戰船200多艘。關於雙嶼島海盜勢力下節將重點介紹。
朱紈奉嘉靖之命剿滅海盜，並制定了沿海官兵保甲制度，命官民混編嚴防死守，不得使海盜船靠近大陸，大陸船隻不得出海，沒收並搗毀民間一切雙桅船。朱紈認為：海盜船在海上長期漂泊自然會疲乏至極，這時，對其進行進攻必然取勝。
這一政策無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許多海盜都因為疲憊不堪聚于雙嶼島。然而，這麼多海盜在一起自然會產生衝突，例如雙嶼島的葡萄牙海盜勢力管理相對嚴格，可中國和日本的海盜就非常散漫，雙方也產生摩擦，但總體上仍然能夠合作。朱紈在派出大量細作的同時，還準備了大量的火炮、硫黃、爆竹、破船、油脂等，等待大風的光臨。六萬大軍將雙嶼島緊緊圍困，在數月時間裏嚴防死守。
最終時機來臨，六萬中國海軍借助風勢，展開火攻，以大炮作掩護進行登陸作戰，很快就消滅了中國和日本的海盜聯合體，擊毀海盜船幾十艘。其後，對雙嶼島上的主體勢力葡萄牙海盜進行攻擊，雙方在海上、陸上同時進行戰鬥。最終，擊毀葡萄牙大船35艘、帆船42艘，擊斃800多名葡萄牙人，以及上萬名葡萄牙殖民地海盜。
這就是著名的雙嶼島之戰。然而第二年，指揮這場戰鬥的提督朱紈卻在獄中服毒自盡。臨死前，朱紈悲憤地說：我既貧且病，而且脾氣倔強，決不肯跟姦佞對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那些參與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將置我于死地。橫豎是死，我寧可自行了斷，也不願死在他人之手。
歷來對朱紈之死都有一些爭論，這種爭論的實質就是海禁與反海禁的爭論。當然，站在今人的角度反海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仔細觀察歷史考慮古人的觀點時，海禁也並非沒有正確的地方。今人對朱紈的批評在反海禁派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化處理，再加上有些人很有特色的辛辣筆法，把本應該心平氣和的講述變成了沒有必要的對古人的諷刺、揶揄。
朱紈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朱紈的提拔者是夏言。夏言遭嚴嵩陷害被殺後，作為夏言的親信之一，朱紈被殺早在預料之中。朱紈之死，完全是“禁海派”與“弛禁派”鬥爭的結果。
在當時，對於海禁問題有以下一些觀點。
1）閉關絕貢。張罛、歸有光認為，不能為了區區微利，而造成百姓生靈涂炭。如今海寇之所以嚴重，全是互市的原因。當年鄭和下西洋就有違祖制，引得那些亡命之徒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
2）朝貢貿易的同時，進行積極的海禁。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是錢薇和朱紈、唐順之，他們的主張是蕩平走私窩點後，重新建立市舶，派遣高官監督，完全推行舊制。
3）海禁禦倭。胡宗憲和屠仲律認為：倭寇數萬人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完全在於國人之中的漢奸接濟併為之嚮導。這和北疆敵人可以襲擾邊關，其有漢奸相助是一個道理。因此，必須要嚴行稽查。
對船不能實行國初“寸板不得入海”的政策，這樣會使沿海邊民生計全無。所以，雙桅尖底船要改為平底單桅，並對之做好記號，時常查驗。
對貨物，嚴查之。捕魚船上的物品除了捕魚之具和水米之外，如果有其他東西則予以沒收。每處關卡都要有責任人，出了問題可以追究到個人。
4）寬海禁，開放民間海外貿易。持此觀點的最有名的就是福建巡撫譚綸，其他人則有郭造卿、王言、王世懋、唐樞、鄭曉等。
他們認為：細民以海為業，正如嬰兒靠母乳為生一樣。老百姓越窮越容易為盜，因此，禁也無用。每到捕黃魚的時候，聚船數千都是犯法的，但誰又忍心禁止他們去捕魚呢？與其這樣，還不如松海禁。這樣不但可以收取稅務增加軍餉開支，而且保證了百姓生計。
朱紈被殺後，通倭的海盜利益代言人獲得空前勝利。海盜勢力再次大起，明廷沒有辦法，最終派遣胡宗憲再次剿倭。盧鏜、俞大猷開始整頓海防，然而，因為朱紈事件的影響，盧鏜作為當事人也有些縮手縮腳。1553年閏三月，王直率領倭寇，領百餘艘戰船，在台灣到淮北的廣大海域內進行搶掠，就連南京都受到威脅。
嘉靖皇帝在悔恨中，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的身份處理倭寇事宜。但沒有多久，張經在獲得“王江經大捷”後，反被嚴嵩迫害處死。
其後，嚴嵩文靠胡宗憲，武靠戚繼光、俞大猷，先後誘殺了王直、徐海等。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寇之患才漸漸平息。隨著倭寇侵擾高潮的退去，行將就木的嘉靖皇帝也似乎明白了問題所在，因此“海禁鬆弛”的時代再次來臨。
隆慶開放：明代的有為之君
嘉靖臨終前幹的好事
在對走私、海盜的強力鎮壓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明白了問題的所在，在隆慶年間海禁政策終於有了鬆動。其實，早在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觀點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東南沿海之後，臣等雖奮力剿滅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於，海邊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沒辦法生存，海外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的絲綿帛錦等產品幾乎無以立國。我們守衛邊疆越嚴，他們對中國產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產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實現，那麼就只好搶了。古人曾說，掃除壞的東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個，如果都堵死了，那麼處處都會被咬壞。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後，思考良久。他知道譚綸說的確實有道理，處處防等於處處沒有防。然而，他卻不敢主張開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好，24年前一群宮女差點兒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幾乎都在盼著自己死。即使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在他手中開始恐怕仍然會引來眾人的不滿。因此，倒不如留給自己的繼承者讓他來解決，以博取萬世好名。
三年後，這位雖然極有政治手腕卻無治國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間歡呼雀躍。繼位的隆慶皇帝也就是後來的穆宗皇帝朱載垕登上了歷史舞臺，儘管他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在福建官員的建議下，隆慶決定在月港設立海澄縣，施行“開放海禁”政策。他不僅讓海疆獲得了安寧，在他的支援下，“隆慶議和”後的北部邊疆也獲得了安寧。
在嘉靖年間，明帝國的走私經濟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門、福建海滄、浙江雙嶼、福建月港。
之所以選擇月港，那是因為1557年包括倭寇在內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盜勢力曾經大鬧月港，月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走私基地。沒有辦法，福建巡撫譚綸只好招撫這些海盜，並在月港設海防同知，將靖海館變更為海防館。到了1576年月港開放海禁之後，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開放實際上是將走私變成合法，它有三大好處：防止給國家尊嚴帶來傷害；將走私流失的稅收予以收回，充實國庫；防止內陸商品大批流向國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須首先要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開具證明信，即“保結”，主要內容是這個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進行海外貿易；然後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由海防機構發給船引，即通行證。當然，這也是官方的紙面上的操作程式，實際上，只要有牙商（仲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機構）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請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也就是多長時間內必須回來）等內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備案，回國後雙方還要對照查驗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緊隨其後就要繳納營業稅，即當時被稱做“引稅”。起初規定一張船引納銀3兩，之後上升到6兩。
政府還對出海船隻數量進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總計50張，1575年增加到100張。
對外貿對象國也進行了限制。規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東、西洋，以婆羅國（今天的汶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其他地區的海外貿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對外貿易，小小的月港在稅收方面卻突飛猛進。
月港開放，名曰開放，實質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撫許孚遠曾一語道破其中的天機：“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簡單地說，就是將無法控制和消滅的走私轉化為可以控制的公開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貿易在幾十年間得到了控制。然而，因為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無海外貿易的權利，海盜、走私問題也就不能完全解決。最終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權竟要靠海盜來保衛。海盜問題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後期則日趨複雜化。之前的海盜主要是中國人，元代才出現了倭寇問題，而明代末期隨著歐洲強國的相繼東來使這一問題複雜化。面對複雜的問題，明政府還是抱著“花錢買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貿易來制衡全新的敵人。其結果就是造成邦交國大量減少，中國首次將海外貿易主導權讓給了別人。
其後，倭寇犯境、海上搶劫中國商船、搶劫他國朝貢船隻的事情日漸增多。也許日本的行為對中國的傷害太深，嘉靖皇帝和一般朝臣可能會想：我們待你們不薄呀，你們竟然這樣對我們。看來，對這些番夷國家不能太信任了。所以，嘉靖皇帝對於所有朝貢國家都開始嚴格執行太祖時期規定的入貢時間、人數等政策。這一政策造成許多與中國原本關係很好的國家日漸疏遠中國。例如，真臘（柬埔寨）在整個嘉靖時期一次都沒有來。其實，人家不來理由很簡單，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的規矩執行的話，任何好處都沒有，誰願意來。所以，嘉靖時期中國的友好國家迅速減少。
與此同時，因為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對於東南亞原中國藩屬國的侵略日漸增多，一些關於葡萄牙等國販賣人口的消息也逐漸增多。嘉靖皇帝對禁海政策的正確性越來越深信不宜。而且，在與倭寇、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數次戰爭中，所有人都發現：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國防建設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壞。因此，嘉靖皇帝決定在堅決禁海的同時要嚴整東南沿海軍務。
在政府層面的朝貢貿易如此，對民間禁海的政策則日趨嚴厲。嘉靖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先後四次頒布禁海令。
第一次基本內容是：福建濱海居民凡是貢船沒有報關者，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者重處。四川、雲南、貴州、陜西等省也如此。對於私造雙桅海船者、把船賣給外國人者、私販武器出境者全部絞死。
第二次基本內容是：漳州、泉州等府的一些百姓假借商販為名私造雙桅大船，在海上私自通商。兵部聽著，你們要令浙江、福建兩省的巡按官員嚴查。這些船不論是否載有外國貨，都以通番罪論處，全都給我充軍發往邊關服役。官吏百姓包庇縱容者全都發往西南煙瘴之地。
第三次基本內容是：浙江巡按要嚴查浙江地區沿海居民假冒仲介組織（牙行）囤積外國貨。那些地方豪強富商地主只要違規建造雙桅大船，全都給我拆毀。
第四次基本內容是：兵部要傳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文武官員，一切違禁大船不論何人建造全部毀掉。從今以後，沿海軍民凡是與走私犯、海盜交結者，他們的鄰居不舉報的全部有罪，施行連坐制。
至此，嘉靖海禁進入到最嚴厲的時期。而後世對於嘉靖此舉持廣泛批評態度，甚至為此將一位治軍名將、抗倭英雄推向了歷史審判臺。這就給今天的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要麼嚴格執行錯誤的政策，本來在朱紈的打擊下，倭寇包括西方國家的“國家海盜”都已經受到了重大打擊，葡萄牙甚至為此全面倒向晚明政府，只要再堅持下去問題就可以基本解決了。嘉靖卻在所謂的權力制衡下拋棄了朱紈，由此造成“提督之死”。要麼就以民生為重，改變錯誤的政策。二者必居其一，絕不能搖擺不定，否則，最終貽誤改革的最佳時機，失去改正錯誤的最好機會。
“提督之死”與“禁海派”和“弛禁派”之爭
提督之死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西元1548年五月，提督朱紈舉6萬海軍，率領300艘戰船、80條舢板，由都指揮使盧鏜為先鋒，進攻浙江省雙嶼島。此時的雙嶼島上聚集著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盜集團，它們有：倭寇、中國海盜、數次戰敗于中國艦隊的葡萄牙海盜、其他歐洲和東南亞國家海盜。在小小的雙嶼島上駐紮著1.2萬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海盜，其他海盜也有萬餘。它們擁有各式戰船200多艘。關於雙嶼島海盜勢力下節將重點介紹。
朱紈奉嘉靖之命剿滅海盜，並制定了沿海官兵保甲制度，命官民混編嚴防死守，不得使海盜船靠近大陸，大陸船隻不得出海，沒收並搗毀民間一切雙桅船。朱紈認為：海盜船在海上長期漂泊自然會疲乏至極，這時，對其進行進攻必然取勝。
這一政策無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許多海盜都因為疲憊不堪聚于雙嶼島。然而，這麼多海盜在一起自然會產生衝突，例如雙嶼島的葡萄牙海盜勢力管理相對嚴格，可中國和日本的海盜就非常散漫，雙方也產生摩擦，但總體上仍然能夠合作。朱紈在派出大量細作的同時，還準備了大量的火炮、硫黃、爆竹、破船、油脂等，等待大風的光臨。六萬大軍將雙嶼島緊緊圍困，在數月時間裏嚴防死守。
最終時機來臨，六萬中國海軍借助風勢，展開火攻，以大炮作掩護進行登陸作戰，很快就消滅了中國和日本的海盜聯合體，擊毀海盜船幾十艘。其後，對雙嶼島上的主體勢力葡萄牙海盜進行攻擊，雙方在海上、陸上同時進行戰鬥。最終，擊毀葡萄牙大船35艘、帆船42艘，擊斃800多名葡萄牙人，以及上萬名葡萄牙殖民地海盜。
這就是著名的雙嶼島之戰。然而第二年，指揮這場戰鬥的提督朱紈卻在獄中服毒自盡。臨死前，朱紈悲憤地說：我既貧且病，而且脾氣倔強，決不肯跟姦佞對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那些參與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將置我于死地。橫豎是死，我寧可自行了斷，也不願死在他人之手。
歷來對朱紈之死都有一些爭論，這種爭論的實質就是海禁與反海禁的爭論。當然，站在今人的角度反海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仔細觀察歷史考慮古人的觀點時，海禁也並非沒有正確的地方。今人對朱紈的批評在反海禁派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化處理，再加上有些人很有特色的辛辣筆法，把本應該心平氣和的講述變成了沒有必要的對古人的諷刺、揶揄。
朱紈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朱紈的提拔者是夏言。夏言遭嚴嵩陷害被殺後，作為夏言的親信之一，朱紈被殺早在預料之中。朱紈之死，完全是“禁海派”與“弛禁派”鬥爭的結果。
在當時，對於海禁問題有以下一些觀點。
1）閉關絕貢。張罛、歸有光認為，不能為了區區微利，而造成百姓生靈涂炭。如今海寇之所以嚴重，全是互市的原因。當年鄭和下西洋就有違祖制，引得那些亡命之徒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
2）朝貢貿易的同時，進行積極的海禁。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是錢薇和朱紈、唐順之，他們的主張是蕩平走私窩點後，重新建立市舶，派遣高官監督，完全推行舊制。
3）海禁禦倭。胡宗憲和屠仲律認為：倭寇數萬人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完全在於國人之中的漢奸接濟併為之嚮導。這和北疆敵人可以襲擾邊關，其有漢奸相助是一個道理。因此，必須要嚴行稽查。
對船不能實行國初“寸板不得入海”的政策，這樣會使沿海邊民生計全無。所以，雙桅尖底船要改為平底單桅，並對之做好記號，時常查驗。
對貨物，嚴查之。捕魚船上的物品除了捕魚之具和水米之外，如果有其他東西則予以沒收。每處關卡都要有責任人，出了問題可以追究到個人。
4）寬海禁，開放民間海外貿易。持此觀點的最有名的就是福建巡撫譚綸，其他人則有郭造卿、王言、王世懋、唐樞、鄭曉等。
他們認為：細民以海為業，正如嬰兒靠母乳為生一樣。老百姓越窮越容易為盜，因此，禁也無用。每到捕黃魚的時候，聚船數千都是犯法的，但誰又忍心禁止他們去捕魚呢？與其這樣，還不如松海禁。這樣不但可以收取稅務增加軍餉開支，而且保證了百姓生計。
朱紈被殺後，通倭的海盜利益代言人獲得空前勝利。海盜勢力再次大起，明廷沒有辦法，最終派遣胡宗憲再次剿倭。盧鏜、俞大猷開始整頓海防，然而，因為朱紈事件的影響，盧鏜作為當事人也有些縮手縮腳。1553年閏三月，王直率領倭寇，領百餘艘戰船，在台灣到淮北的廣大海域內進行搶掠，就連南京都受到威脅。
嘉靖皇帝在悔恨中，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的身份處理倭寇事宜。但沒有多久，張經在獲得“王江經大捷”後，反被嚴嵩迫害處死。
其後，嚴嵩文靠胡宗憲，武靠戚繼光、俞大猷，先後誘殺了王直、徐海等。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寇之患才漸漸平息。隨著倭寇侵擾高潮的退去，行將就木的嘉靖皇帝也似乎明白了問題所在，因此“海禁鬆弛”的時代再次來臨。
隆慶開放：明代的有為之君
嘉靖臨終前幹的好事
在對走私、海盜的強力鎮壓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明白了問題的所在，在隆慶年間海禁政策終於有了鬆動。其實，早在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觀點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東南沿海之後，臣等雖奮力剿滅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於，海邊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沒辦法生存，海外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的絲綿帛錦等產品幾乎無以立國。我們守衛邊疆越嚴，他們對中國產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產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實現，那麼就只好搶了。古人曾說，掃除壞的東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個，如果都堵死了，那麼處處都會被咬壞。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後，思考良久。他知道譚綸說的確實有道理，處處防等於處處沒有防。然而，他卻不敢主張開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好，24年前一群宮女差點兒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幾乎都在盼著自己死。即使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在他手中開始恐怕仍然會引來眾人的不滿。因此，倒不如留給自己的繼承者讓他來解決，以博取萬世好名。
三年後，這位雖然極有政治手腕卻無治國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間歡呼雀躍。繼位的隆慶皇帝也就是後來的穆宗皇帝朱載垕登上了歷史舞臺，儘管他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在福建官員的建議下，隆慶決定在月港設立海澄縣，施行“開放海禁”政策。他不僅讓海疆獲得了安寧，在他的支援下，“隆慶議和”後的北部邊疆也獲得了安寧。
在嘉靖年間，明帝國的走私經濟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門、福建海滄、浙江雙嶼、福建月港。
之所以選擇月港，那是因為1557年包括倭寇在內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盜勢力曾經大鬧月港，月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走私基地。沒有辦法，福建巡撫譚綸只好招撫這些海盜，並在月港設海防同知，將靖海館變更為海防館。到了1576年月港開放海禁之後，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開放實際上是將走私變成合法，它有三大好處：防止給國家尊嚴帶來傷害；將走私流失的稅收予以收回，充實國庫；防止內陸商品大批流向國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須首先要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開具證明信，即“保結”，主要內容是這個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進行海外貿易；然後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由海防機構發給船引，即通行證。當然，這也是官方的紙面上的操作程式，實際上，只要有牙商（仲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機構）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請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也就是多長時間內必須回來）等內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備案，回國後雙方還要對照查驗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緊隨其後就要繳納營業稅，即當時被稱做“引稅”。起初規定一張船引納銀3兩，之後上升到6兩。
政府還對出海船隻數量進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總計50張，1575年增加到100張。
對外貿對象國也進行了限制。規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東、西洋，以婆羅國（今天的汶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其他地區的海外貿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對外貿易，小小的月港在稅收方面卻突飛猛進。
月港開放，名曰開放，實質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撫許孚遠曾一語道破其中的天機：“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簡單地說，就是將無法控制和消滅的走私轉化為可以控制的公開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貿易在幾十年間得到了控制。然而，因為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無海外貿易的權利，海盜、走私問題也就不能完全解決。最終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權竟要靠海盜來保衛。海盜問題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後期則日趨複雜化。之前的海盜主要是中國人，元代才出現了倭寇問題，而明代末期隨著歐洲強國的相繼東來使這一問題複雜化。面對複雜的問題，明政府還是抱著“花錢買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貿易來制衡全新的敵人。其結果就是造成邦交國大量減少，中國首次將海外貿易主導權讓給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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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02 pm
第三回明帝國的短視：邦交國政策的嚴重缺失
明帝國在海洋經濟上沒有吸取宋代以來四百多年的經驗，對海洋經濟的重要性視而不見。在邦交國政策上，明政府過於看重歷史失敗教訓，開列了一張“永不征伐”國家的名單、嚴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而當藩屬國出現紛爭時，一味靠說服、靠花錢買和平，使得在國際關係中處於被動地位。而就在這被動中，中國喪失了海外貿易的主動權。
琉球王的榻上遺言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某一天，在一間富麗堂皇的宮殿內，一位老態龍鍾的男人躺在床榻上。此人看上去病得不輕，一個勁兒地咳嗽。“七年前，倭寇佔我領土，孤忍辱偷生到今天。當年太祖助我國繁榮，深望天朝大明助我複國。不知為何，天朝至今都不肯發兵。我琉球與大明修好已有三個多甲子，大明雖不救我，但我也要感恩。今日，倭寇又有偷襲大明之陰謀，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稟告天朝。蔡廛爾今日趕赴天朝，定將此資訊告知皇上，多多準備！”
在病榻前，但見蔡廛兩眼落淚，接連叩首回稟：我主放心，今日一去就是死我也將此信帶給天朝聖主。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我家祖先來到此地，至今已有131年，然故國今日逢難，我也當誓死效忠。
病榻上的君王聞聽，擺了擺手道：你今日回去就不用再回來了，今日倭寇已佔據琉球，國已不成國了。
蔡廛跪爬著來到病榻前，雙手扶住君王的手，哭泣道：我主此言差矣！我蔡氏一門來琉球131年了，大明雖然是我的故土，但琉球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怎能貪圖故國榮華，而忘記琉球！
“唉！國破家亡你回來作甚。”“我主安歇吧，我去了。”蔡廛見君王沒有回復便起身離去。他經過艱難險阻，躲過特務追殺，終於來到了中國，迅速將倭寇準備進攻中國的消息上報給地方政府。對此，《明實錄》記載說：琉球國王中山尚寧遣蔡廛來言，邇間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只，欲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危害閩海。
琉球的喪失，對中國的國防安全、經濟貿易造成極大危害。原來，早在1609年3月8日，在日本鹿兒島地區的薩摩藩島津家的家臣樺山久高，率領3000兵卒，分乘100艘戰船進攻琉球國的奄美大島。成功登陸後，又于22日攻佔德島，24日攻佔衝用良部島，26日攻佔琉球島北部的運天港，其後攻佔歸仁城，進逼首都首裏城。琉球國國王尚寧王出走。4月5日佔據首裏城十多天后撤兵，雙方簽訂停戰協定，艷梅群島被割讓給了薩摩。
第二年，尚寧王被脅迫與薩摩藩的島津忠恒一前往江戶拜見了德川家康，其後又在江戶謁見了德川秀忠，自此成為日本的藩屬國。
1620年9月19日，在位32年的尚寧王在不斷地期盼與失望中抑鬱而終。可以說，中國坐視琉球丟失既有實力的不足，更有對外政策的失誤，是過於信奉“花錢買太平”這一方式造成的危害。在各藩屬國中，除了北韓之外，中國和琉球的關係最近。二者的關係，還要從洪武五年開始說起。
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楊載出使琉球。琉球國在南宋時就已經成為獨立國家，到了明代已經立國三百餘年。楊載到達琉球國後，琉球國國王非常高興，並隨後派遣兄弟泰期等前來朝貢。朱元璋賞賜《大統歷》及各種寶物。察度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登基，中國開始與琉球有了關係。其後元代滅亡，琉球始終未來朝貢。
朱元璋自從立下“皇明祖訓”後，就對鄰國施以優惠政策，並對北韓、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佔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齊、渤泥等十五國作出“不徵”的承諾，讓各國解除了戒備與擔憂，也換來他們不再與元朝余部合力攻明的承諾。然而，就是這條祖訓，使得明代歷代帝王被束縛了手腳。自此，明朝以厚賜的形式將朝貢貿易做到了極致。
除此以外，購買這些國家朝貢船隻帶來的貨物價格都在其他朝貢國之上。例如胡椒市價1斤為3貫，朝貢品為20貫或25貫，而琉球的則為30貫。由於琉球造船業極不發達，為此，朱元璋又將海船作為賞賜，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賜中山王海舟一艘。琉球的山南王和山北王各遣使臣來中國後，也賜山南王海船一艘，其後再賜山北王海船一艘。為了更快地發展琉球的經濟，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將福建沿海地區的“閩人三十六姓”移居到了琉球。這些人來到琉球後，有知識的人授官為大夫、長史，懂海戰者授官為通事，掌管軍事。
僅以琉球蔡姓閩人來說，授官紫金大夫者1人、正議大夫9人、長史33人、通事103人、夥長2人。
為了防止倭寇和各類反明勢力的騷擾，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四年（1381年）兩次頒發禁海令。凡民間與各國通商者除了殺頭之外，全家都要充軍邊關。其後，永樂皇帝也執行了此類政策。
宣德五年（1430年）後，明政府再也無力舉行大規模的航海貿易。鄭和下西洋之後，明與琉球的貿易進入鼎盛階段。因此，以琉球為中轉站，中國與東南亞諸國開始進行貿易。琉球先買各國產品，之後朝貢給中國，中國給予賞賜。琉球朝貢物品主要為：硫黃、馬匹、蘇木、胡椒等。從公開的政府咨文來看，琉球船隻因為較小其數量較多，其貨物大多在10萬斤，但其中不包括蘇木的數量。中國在冊封琉球的過程中，也領各類商品到達琉球。福建作為對琉球的主要貿易地，全省經濟都獲得了一定發展。與此同時，福建百姓還可以從對琉球的貿易中獲得盈利，參加赴琉球使團的各百姓也可以得到酬金。
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隨郭汝霖使團出使琉球的福建役吏、夥長陳大韶、許嚴等六人，每人得酬勞銀六兩五分；吳宗達等16名舵工，每人得酬銀六兩五分；大桅、二桅班手、頭碇、二碇、護針、總甲、水梢、行匠、道士、戲子、門書、皂隸、馬伕、廚夫等500人，每人得酬銀五兩三錢五分。在此情況下，不但政府獲得了一定利益，民間也得到了好處。
然而，就是這樣的國家，明帝國仍然沒有對其重視，坐視日本將其作為殖民地。晚清同樣沒有吸取教訓，再次坐視不管，琉球最終成為日本的領土。
不僅僅是琉球，東南亞的許多明朝藩屬國，在明代不主張海上用兵的政策下，紛紛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在16世紀，明帝國的海軍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差距並不大，而且，歐洲列強遠離本土且殖民地統治不穩，其新建的物資供應體系運轉不暢。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明帝國仍然可以擊退侵略，但明帝國卻沒有這樣做。
琉球被日本佔領前一百多年，馬六甲這個對於中國海外貿易非常重要的國家便被葡萄牙佔領了，同樣明帝國再次自動放棄了盟友。自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朱棣派尹慶出使馬六甲開始，明朝便與馬六甲通好百餘年。起先，馬六甲國國王拜裏米蘇拉為了抗拒北部的暹羅，積極與明朝合作，在與尹慶交談之後便派遣使者回訪明朝。
使者于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到達當時的首都南京，明成祖詔封拜裏米蘇拉為馬六甲國王。此後，馬六甲先後在永樂五年、七年、十年、十一年先後跟隨鄭和的船隊，四次派遣使者前往明朝朝貢。永樂九年（1411年）拜裏米蘇拉更是率領王妃、王子、臣下等五百四十多人跟隨鄭和來到南京。馬六甲與中國的關係進入蜜月期。
永樂十二年（1414年）拜裏米蘇拉病逝，其子梅格即位。梅格隨父親來過中國，為了對抗暹羅，在其11年的統治中先後六次遣使入貢。在此期間，明朝借助馬六甲開始與東南亞各國開展貿易。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梅格之子沙即位，在其22年的統治中，先後六次派遣使者，兩次親赴明朝朝貢。在其即位的同年三月，便親赴北京。
朱棣之後各國國王都沒有來華，馬六甲蘇丹是唯一一位來華的君王。宣德皇帝對此極為高興，兩國關係發展到了高潮。其後馬六甲陷入內亂，與中國的關係日漸疏遠。直到景泰六年（1455年）馬六甲著名宰相敦·霹靂上任後，中國和馬六甲的關係才逐步恢復。1498年霹靂宰相病逝，執掌馬六甲朝政42年的他去世後，馬六甲開始沒落，後因“亞劉事件”兩國關係中斷。亞劉原本是江西萬安人，本名蕭明舉，畏罪逃往馬六甲，官居通事，主要負責中馬朝貢貿易。
但亞劉這個人惡習不改，正德三年（1508年）十二月來華後，竟然賄賂明朝官員偽造了任命印符，前往渤海國索要寶物，後與副使端亞智等分贓不均，亞劉竟勾結海盜彭萬春等人將副使等21人全部殺死。案發後，亞劉等人被判處淩遲、斬首等。
正當兩國為此事談判之際，葡萄牙于1511年進攻馬六甲，馬六甲蘇丹沙二世逃往國外。在17年的時間裏，他數次請求中國政府幫助複國，但因為各種原因都未成功，最終在憤恨中死去。
馬六甲、馬尼拉、琉球等重要貿易中轉站的丟失，證明明政府沒有採取正確的處置方式。
現在，我們來看看明朝中後期的對外政策吧。
明帝國在海洋經濟上沒有吸取宋代以來四百多年的經驗，對海洋經濟的重要性視而不見。在邦交國政策上，明政府過於看重歷史失敗教訓，開列了一張“永不征伐”國家的名單、嚴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而當藩屬國出現紛爭時，一味靠說服、靠花錢買和平，使得在國際關係中處於被動地位。而就在這被動中，中國喪失了海外貿易的主動權。
琉球王的榻上遺言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某一天，在一間富麗堂皇的宮殿內，一位老態龍鍾的男人躺在床榻上。此人看上去病得不輕，一個勁兒地咳嗽。“七年前，倭寇佔我領土，孤忍辱偷生到今天。當年太祖助我國繁榮，深望天朝大明助我複國。不知為何，天朝至今都不肯發兵。我琉球與大明修好已有三個多甲子，大明雖不救我，但我也要感恩。今日，倭寇又有偷襲大明之陰謀，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稟告天朝。蔡廛爾今日趕赴天朝，定將此資訊告知皇上，多多準備！”
在病榻前，但見蔡廛兩眼落淚，接連叩首回稟：我主放心，今日一去就是死我也將此信帶給天朝聖主。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我家祖先來到此地，至今已有131年，然故國今日逢難，我也當誓死效忠。
病榻上的君王聞聽，擺了擺手道：你今日回去就不用再回來了，今日倭寇已佔據琉球，國已不成國了。
蔡廛跪爬著來到病榻前，雙手扶住君王的手，哭泣道：我主此言差矣！我蔡氏一門來琉球131年了，大明雖然是我的故土，但琉球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怎能貪圖故國榮華，而忘記琉球！
“唉！國破家亡你回來作甚。”“我主安歇吧，我去了。”蔡廛見君王沒有回復便起身離去。他經過艱難險阻，躲過特務追殺，終於來到了中國，迅速將倭寇準備進攻中國的消息上報給地方政府。對此，《明實錄》記載說：琉球國王中山尚寧遣蔡廛來言，邇間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只，欲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危害閩海。
琉球的喪失，對中國的國防安全、經濟貿易造成極大危害。原來，早在1609年3月8日，在日本鹿兒島地區的薩摩藩島津家的家臣樺山久高，率領3000兵卒，分乘100艘戰船進攻琉球國的奄美大島。成功登陸後，又于22日攻佔德島，24日攻佔衝用良部島，26日攻佔琉球島北部的運天港，其後攻佔歸仁城，進逼首都首裏城。琉球國國王尚寧王出走。4月5日佔據首裏城十多天后撤兵，雙方簽訂停戰協定，艷梅群島被割讓給了薩摩。
第二年，尚寧王被脅迫與薩摩藩的島津忠恒一前往江戶拜見了德川家康，其後又在江戶謁見了德川秀忠，自此成為日本的藩屬國。
1620年9月19日，在位32年的尚寧王在不斷地期盼與失望中抑鬱而終。可以說，中國坐視琉球丟失既有實力的不足，更有對外政策的失誤，是過於信奉“花錢買太平”這一方式造成的危害。在各藩屬國中，除了北韓之外，中國和琉球的關係最近。二者的關係，還要從洪武五年開始說起。
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楊載出使琉球。琉球國在南宋時就已經成為獨立國家，到了明代已經立國三百餘年。楊載到達琉球國後，琉球國國王非常高興，並隨後派遣兄弟泰期等前來朝貢。朱元璋賞賜《大統歷》及各種寶物。察度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登基，中國開始與琉球有了關係。其後元代滅亡，琉球始終未來朝貢。
朱元璋自從立下“皇明祖訓”後，就對鄰國施以優惠政策，並對北韓、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佔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齊、渤泥等十五國作出“不徵”的承諾，讓各國解除了戒備與擔憂，也換來他們不再與元朝余部合力攻明的承諾。然而，就是這條祖訓，使得明代歷代帝王被束縛了手腳。自此，明朝以厚賜的形式將朝貢貿易做到了極致。
除此以外，購買這些國家朝貢船隻帶來的貨物價格都在其他朝貢國之上。例如胡椒市價1斤為3貫，朝貢品為20貫或25貫，而琉球的則為30貫。由於琉球造船業極不發達，為此，朱元璋又將海船作為賞賜，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賜中山王海舟一艘。琉球的山南王和山北王各遣使臣來中國後，也賜山南王海船一艘，其後再賜山北王海船一艘。為了更快地發展琉球的經濟，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將福建沿海地區的“閩人三十六姓”移居到了琉球。這些人來到琉球後，有知識的人授官為大夫、長史，懂海戰者授官為通事，掌管軍事。
僅以琉球蔡姓閩人來說，授官紫金大夫者1人、正議大夫9人、長史33人、通事103人、夥長2人。
為了防止倭寇和各類反明勢力的騷擾，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四年（1381年）兩次頒發禁海令。凡民間與各國通商者除了殺頭之外，全家都要充軍邊關。其後，永樂皇帝也執行了此類政策。
宣德五年（1430年）後，明政府再也無力舉行大規模的航海貿易。鄭和下西洋之後，明與琉球的貿易進入鼎盛階段。因此，以琉球為中轉站，中國與東南亞諸國開始進行貿易。琉球先買各國產品，之後朝貢給中國，中國給予賞賜。琉球朝貢物品主要為：硫黃、馬匹、蘇木、胡椒等。從公開的政府咨文來看，琉球船隻因為較小其數量較多，其貨物大多在10萬斤，但其中不包括蘇木的數量。中國在冊封琉球的過程中，也領各類商品到達琉球。福建作為對琉球的主要貿易地，全省經濟都獲得了一定發展。與此同時，福建百姓還可以從對琉球的貿易中獲得盈利，參加赴琉球使團的各百姓也可以得到酬金。
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隨郭汝霖使團出使琉球的福建役吏、夥長陳大韶、許嚴等六人，每人得酬勞銀六兩五分；吳宗達等16名舵工，每人得酬銀六兩五分；大桅、二桅班手、頭碇、二碇、護針、總甲、水梢、行匠、道士、戲子、門書、皂隸、馬伕、廚夫等500人，每人得酬銀五兩三錢五分。在此情況下，不但政府獲得了一定利益，民間也得到了好處。
然而，就是這樣的國家，明帝國仍然沒有對其重視，坐視日本將其作為殖民地。晚清同樣沒有吸取教訓，再次坐視不管，琉球最終成為日本的領土。
不僅僅是琉球，東南亞的許多明朝藩屬國，在明代不主張海上用兵的政策下，紛紛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在16世紀，明帝國的海軍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差距並不大，而且，歐洲列強遠離本土且殖民地統治不穩，其新建的物資供應體系運轉不暢。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明帝國仍然可以擊退侵略，但明帝國卻沒有這樣做。
琉球被日本佔領前一百多年，馬六甲這個對於中國海外貿易非常重要的國家便被葡萄牙佔領了，同樣明帝國再次自動放棄了盟友。自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朱棣派尹慶出使馬六甲開始，明朝便與馬六甲通好百餘年。起先，馬六甲國國王拜裏米蘇拉為了抗拒北部的暹羅，積極與明朝合作，在與尹慶交談之後便派遣使者回訪明朝。
使者于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到達當時的首都南京，明成祖詔封拜裏米蘇拉為馬六甲國王。此後，馬六甲先後在永樂五年、七年、十年、十一年先後跟隨鄭和的船隊，四次派遣使者前往明朝朝貢。永樂九年（1411年）拜裏米蘇拉更是率領王妃、王子、臣下等五百四十多人跟隨鄭和來到南京。馬六甲與中國的關係進入蜜月期。
永樂十二年（1414年）拜裏米蘇拉病逝，其子梅格即位。梅格隨父親來過中國，為了對抗暹羅，在其11年的統治中先後六次遣使入貢。在此期間，明朝借助馬六甲開始與東南亞各國開展貿易。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梅格之子沙即位，在其22年的統治中，先後六次派遣使者，兩次親赴明朝朝貢。在其即位的同年三月，便親赴北京。
朱棣之後各國國王都沒有來華，馬六甲蘇丹是唯一一位來華的君王。宣德皇帝對此極為高興，兩國關係發展到了高潮。其後馬六甲陷入內亂，與中國的關係日漸疏遠。直到景泰六年（1455年）馬六甲著名宰相敦·霹靂上任後，中國和馬六甲的關係才逐步恢復。1498年霹靂宰相病逝，執掌馬六甲朝政42年的他去世後，馬六甲開始沒落，後因“亞劉事件”兩國關係中斷。亞劉原本是江西萬安人，本名蕭明舉，畏罪逃往馬六甲，官居通事，主要負責中馬朝貢貿易。
但亞劉這個人惡習不改，正德三年（1508年）十二月來華後，竟然賄賂明朝官員偽造了任命印符，前往渤海國索要寶物，後與副使端亞智等分贓不均，亞劉竟勾結海盜彭萬春等人將副使等21人全部殺死。案發後，亞劉等人被判處淩遲、斬首等。
正當兩國為此事談判之際，葡萄牙于1511年進攻馬六甲，馬六甲蘇丹沙二世逃往國外。在17年的時間裏，他數次請求中國政府幫助複國，但因為各種原因都未成功，最終在憤恨中死去。
馬六甲、馬尼拉、琉球等重要貿易中轉站的丟失，證明明政府沒有採取正確的處置方式。
現在，我們來看看明朝中後期的對外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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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03 pm
第四回 明帝國的短視：沒有對“國家海盜”
進行強有力的反擊
當歐洲國家以及日本蠶食、侵佔大明的邦交國的時候，明政府沒有主動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種狀況直到琉球、馬六甲被傀儡化以及被侵佔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可以說，明中期以前，作為當時世界上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的“第一強國”，並沒有維護自己的利益。“懷柔”的海上政策，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更進一步的侵略，使得對海洋經濟自唐代以來，第一次失去了主導權。
清代後期大批邦交國丟失的情況，在明代就已經出現。朋友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我們都能明白，對於一個國家同樣如此。這是明代給予中國最大的教訓。我們不索取不正當的利益，但是也不允許別人侵犯我們的正當利益。
明末中朝並肩作戰擊潰豐臣秀吉的侵略軍就是一例。明末對葡萄牙、荷蘭侵略者的堅決抵抗證明，只有勇於維護自身利益，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
葡萄牙的興盛之路
葡萄牙國王的命令
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正在看著一封信，那是迪奧戈·德·塞格拉將軍給他來的信。信上將軍說已經快到中國了，請問下一步該如何處理。曼努埃爾一世站起了身踱著步，用低低的聲音說著：自從1460年我們佔領了獅子山之後，我們那顆尋找中國和印度的心跳動得更加厲害了。《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帝國是那麼富有強大。但書中記述的情形距今天已經二百多年了，他們還是那麼強大且富有嗎？如果他們只是富有那就好辦了，但如果他們既強大又富有，我們該怎麼辦？哦，這可是件麻煩事兒。我必須要知道中國人現在的情況，越多越好。
想到這裡，曼努埃爾一世回到了王座上，提起筆給塞格拉下達了如下指令：
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哪？距離有多遠？到馬六甲貿易的間隔時間有多長？攜帶什麼商品？每年來往商船的數目和船的規模如何？是否在當年返回？他們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設有商館和公司？他們是否很富有？性格怎麼樣？有沒有槍和大炮？身穿什麼服裝？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是否強大？有幾位國王？國內有沒有摩爾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們不信仰基督教，他們信仰和崇拜什麼？風俗如何？國家規模以及與什麼國家接壤相鄰？
歐洲在秦帝國時期就與中國有了間接關係，經過15個世紀的歲月，中歐之間仍然要靠仲介來發生聯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但更悲哀的是它以戰爭為開端。在葡萄牙進行的海洋擴張中，國王若奧一世的三兒子恩裏克王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的聖文森特角開辦了航海學校，並組織了多次航海活動，世人稱之為“航海王子”。
1420年葡萄牙侵佔了馬德拉群島，1446年又侵佔了非洲幾內亞地區，1455年侵佔了塞內加爾地區，1460年侵佔了獅子山。其後，他們的目光轉向了東方。
其實，早在1428年，恩裏克王子就從兄長佩德羅王子手中得到了《馬可波羅遊記》，由此，對中國和印度產生了無限的遐想。其實，在歐洲貴族的頭腦裏，中國人並不陌生。古代西方稱中國為“塞裏斯”，這一稱謂在西元前6世紀或7世紀亞裏斯特雅士所著的《阿裏瑪斯比亞》的《獨目篇》中就已經出現。西元前416年到西元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第一位記述見到了中國人的西方人。
當時間到了15世紀末的時候，歐洲各國為了戰爭、稅收、掠奪人口以供軍需，他們開始主動支援海盜搶掠，對於航海也非常支援。最終，葡萄牙找到了一個叫達·伽馬的人，他希望去找尋中國和印度。達·伽馬于1497年7月8日率領船隊從裏斯本特茹河海灣出發。他的船隊由4艘船組成，共有水手和士兵約150人。船隊經過加那利群島、維德角群島，駛過好望角，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聖布拉斯灣。隨後進入印度洋，又經過蒙巴薩、馬林迪，終於到達了印度。
自此，葡萄牙的侵略矛頭指向了亞洲。1510年，葡萄牙佔據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卡利卡特）。1511年，又攻佔了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明朝稱做滿刺加）。滿刺加地處咽喉要道，是鄭和航海的必經之地，明朝朝貢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因此，攻佔滿刺加以後，葡萄牙已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中葡兩國的直接接觸已是指日可待。
中葡之戰：打出來的尊嚴
葡萄牙人學下跪
在廣州光孝寺內，有五個高鼻子藍眼睛，長得又白又高的葡萄牙人站在一個中國人面前。這個人會馬六甲語，名字叫亞三。他是被廣東地方當局指派的翻譯人員。亞三看著他們高聲說道：“今天，你們來到天朝上國進貢，首先要學會我們中國人的規矩！”“什麼規矩？”其中一個看上去是這五個人的領頭人問道。
“得下跪，知道嗎？見了皇上你要跪下來，不能直視，不準抬頭。各位既然想與中國交好，就要記住一句古話‘客隨主便’，剛才我看了，你們的腿確實挺硬，那就看我的，先跪左腿，這麼跪！”亞三說著很利索地跪了下來。看他這個樣子，葡萄牙大使皮雷斯面帶怒色，想：“我葡萄牙近幾十年來佔國無數，從來沒有給人下跪過。怎麼辦？不跪顯然不行，我這次來的使命就是和中國通好，近距離地觀察中國的中央層面。以我看中國地方官員，他們不堪一擊。而且中國人溫順不好戰，很容易被打敗。現在最關鍵的就是看他們的國王是個什麼樣的人，中央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所以，我必須跪。”
想到這裡，皮雷斯僵直的身體，跪了下去。站在門口的廣東僉事海道顧應祥看到這，點了點頭。“大人，這些佛郎機國人終於會跪左腿了。”“嗯，是呀，廣東向來以海外貿易為重要財政收入。只要是外來使臣，我們從來不加阻攔。可是，這些人確實是夠嗆呀，連下跪都不會。劉通事為此還被責打了20軍棍，說他沒有教會他們禮數。經過我的建議，總督都御史陳大人、三堂總鎮寧公公、總兵武定侯郭侯爺這才同意他們來光孝寺習禮。看來收效很大呀。”
這些葡萄牙人是1515年奉國王曼努埃爾一世、葡萄牙駐印度總督的命令來華的，1516年8月到達馬六甲，1517年8月15日到達廣州，歷時兩年多。因此，葡萄牙方面非常著急。然而，他們不知道此刻廣東地方當局正在為是否讓他們去北京激烈地爭論著。
原來，葡萄牙1511年佔據馬六甲，切斷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通道。馬六甲蘇丹曾派叔父那宋·穆達裏阿來華求援，因為明政府不肯發兵，失望之中死於歸途。其後，馬六甲國王又派其子端·穆罕默德來華。明政府則要求暹羅等國發兵援救。儘管中國並未發兵，但朝廷上下已經形成統一意見：對葡萄牙進行經濟制裁。
既然正在對它進行經濟制裁，讓皇帝見葡萄牙人肯定不合適。因此，雙方激烈地爭論著，爭了足足有一年半還是沒有結果。然而，皮亞斯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已經將廣東當局官場看得一清二楚，並與廣東百姓廣泛接觸，竟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為中國人不好戰，十艘戰船就可以佔領中國。
最終，皮雷斯在亞三的幫助下賄賂寧城之後前往北京，那一天正好是1520年1月23日，5月份到達南京的時候，正好發生朱辰濠叛亂，明武宗南巡的歷史鬧劇正式開演了。皮亞斯等人決定賄賂江彬以求見到皇帝。
當時，葡萄牙給予的禮物有：珊瑚樹、各色鎖袱、金盔甲、玻璃、撒哈剌等，三刃劍一把，還有一把鐵軟劍。因為沒有該國的記載，朝廷也沒有相應的國書原件，無法檢查是否是真的使團，所以禮部的意見是給些錢打發他們回去吧。江彬以葡萄牙語很好玩兒為理由，說服了正對語言十分感興趣的明武宗。可事情剛剛有所轉機，1521年1月武宗就突然暴亡，第二天禮部就將葡萄牙以及其他國家的使臣打發走了。
更為嚴重的是，在皮雷斯使團前往北京的同時，在廣東屯門的葡萄牙小型艦隊的成員，因毆打中國收稅官員（因為他們私自通商）、搶奪良民為奴等不法行為，與地方政府發生了衝突。加上明武宗死後，江彬陰謀政變的消息傳出，皇太后和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迅速出牌除去了江彬。而葡萄牙使團是靠著江彬的勢力才得以被接見，因此他們在1521年5月被驅逐。
就在這時，葡萄牙艦隊因為拒不執行明朝政府要求其離開的命令，被中國軍隊團團包圍。經過短時間的衝突後，葡萄牙艦隊倉皇逃去。恰巧，皮雷斯的使團剛剛回到廣州，立刻遭到了拘押，並最終被砍了頭。
在使團被扣押期間，葡萄牙軍方與明政府進行協商。中方給予的條件是：葡萄牙歸還馬六甲。最終雙方于1522年8月4日爆發了“屯門之戰”。
中葡首戰
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8月，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命令駐印度總督對中國宣戰。宣戰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扣押了葡萄牙赴中國的大使，這個事情的起因及結果我們將在第三節進行詳細介紹。當葡萄牙軍隊在中國海上有異常調動，開始按照戰鬥序列進行編排演練的時候，明政府派往廣東的按察使汪鋐便命手下將士作好戰鬥準備。
雙方戰鬥開始，汪鋐命令守城將士嚴守不出，待敵艦靠近時再行炮擊。然而，令汪鋐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葡萄牙艦隊在距離屯門很遠的距離竟然開炮，城頭上的明軍頓時一陣慌亂，汪鋐驚詫于葡萄牙武器的先進。這時，守軍也開始大炮還擊。汪鋐大喊一聲：不許放，還沒有進入射程。躲起來，快！
這時，葡萄牙艦隊更近了，汪鋐躲在城墻垛子後面，看著葡萄牙艦隊耀武揚威地前進著。突然，他大喝一聲：“開炮！開炮！給我狠狠地打！”屯門守軍開始奮力反擊。葡方艦隊見屯門守軍異常英勇，並非大使皮雷斯所說的不堪一擊，疑惑中也下令撤退，準備重新擬定攻擊戰術。見葡萄牙艦隊撤離，汪鋐也率領手下戰將回到了臨時司令部。
“各位，剛才我們看到了佛郎機（葡萄牙）火炮的厲害，請問各位有什麼剋敵之法？”眾人一陣沉默，這時，一人說道：“大人，火炮雖然比我們的大炮厲害。但是，敵寡我眾，我軍必勝！”“你說的對，但是用更多戰士的性命來換取勝利，我覺得是對指揮官智慧的侮辱。我想還應該有更好的方法。”這時，一人又道：“中國歷代戰爭中都有火攻，我看我們也可以火攻。借助風雨有利天氣，突然發動進攻火燒佛郎機（葡萄牙）戰船！”
汪鋐點了點頭，“各位將軍說得都很好。當年，佛郎機國（葡萄牙）佔領馬六甲的時候，那裏有許多中國人。雖然，他們背叛國家去他國為生（直到晚晴這種歧視華僑的觀念仍然存在於統治者思維中），但畢竟根在中國，我看能否赦免他們的罪責，讓他們為我們做內應？佛郎機（葡萄牙）人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其糧草接濟自然不行，我軍只要將其圍困，時間久了他們自然會投降。今夜，廣東所有戰艦一起出發，圍攻佛郎機（葡萄牙）！”
“是，就按大人的計劃執行！”
入夜，汪鋐命200艘各式船隻趁著夜色突然將葡萄牙艦隊包圍。由此，長達一年的合圍正式開始。在這一年中，汪鋐用各種方式與葡萄牙船上的中國人取得聯繫，這些人開始陸陸續續地將葡萄牙火炮的圖紙、構造方式、射程等關鍵指標傳送出來。汪鋐立刻讓軍匠進行研究，對中國火炮進行了升級改造。
與此同時，汪鋐又命令收購民間的一些破舊船隻，購買柴草、硫黃、油脂等備著日後火攻之用。時機終於來了，汪鋐令中國軍隊對葡萄牙艦隊發動了最後總攻。最終，葡萄牙艦隊徹底失敗。
這次戰役，明軍積累了對葡萄牙作戰的經驗。之後，明廷命令中國人不準與葡萄牙人接觸，中國軍隊一旦遇上懸挂葡萄牙國旗的船隻，就立刻將其擊毀。其後，爆發中葡“西草灣之戰”，明廷派出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抵抗。此戰，中國軍隊生擒了別都盧、疏世利等42人，斬首35人，捕獲戰船兩隻。中方則有百戶應恩等陣亡。
經此一戰，明政府對於外番的朝貢貿易進行了大規模的收縮。明確要求：非入貢即不許互市。久而久之，即使原本與中國友好的國家的貿易也被耽誤。為此，嘉靖八年（1529年）廣東巡撫林富奏請鬆弛海禁。他說：佛郎機（葡萄牙）本來就沒有和中國建交，驅逐他們禁止與之交易是正常的。然而，《祖訓》、《會典》上所記錄的國家都是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如果把它們也禁絕了，這簡直就是因噎廢食。
葡萄牙見正規作戰無法取勝，便開始與倭寇合流做起了海盜生意。在國內走私集團的帶領下，葡萄牙人開始在福建的海滄、月港，浙江的雙嶼等地與倭寇及國內走私集團合流。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人鄧獠越獄後，便開始勾結葡萄牙人前往雙嶼，其後鄧氏兄弟也加入這一集團。
在雙嶼島上，葡萄牙有一千二百多名殖民軍以及屬國的一千八百多名士兵。彼時，葡萄牙人的貿易總額大多在300萬葡萄牙元以上。在雙嶼島上，葡萄牙還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由一名稽核、一名主管殯葬和收養孤兒的官員、幾名警察、一名市政廳書記員、四名公證員等組成。另外，還建造了兩所醫院、一座慈善堂。
1543年，葡萄牙人在王直（五峰船主）的率領下前往日本，正式與倭寇合流。令人吃驚的是，葡萄牙人佔領雙嶼島這件事情，中央政府竟然長期不知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沿海居民因為海禁難以生存，更無錢繳納稅款。16世紀以後，中國的稅款大多以白銀結算。而中國人最缺的就是白銀，因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好，日本又是產銀大國，所以，葡萄牙人得到了大量的日本白銀。而當地官吏也因為受賄，便上下聯手隱瞞了這件事。
隨著葡萄牙人的勢力愈加強大，殖民者的本性愈加顯露。某些葡萄牙人開始姦淫婦女、搶奪人口，最終消息傳到了皇帝耳中。皇帝立刻命令福建水師將國內外的所有商人全部驅逐出寧波，並任命朱紈為提督剿匪，最終將海盜、走私犯趕出了雙嶼島。
進行強有力的反擊
當歐洲國家以及日本蠶食、侵佔大明的邦交國的時候，明政府沒有主動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種狀況直到琉球、馬六甲被傀儡化以及被侵佔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可以說，明中期以前，作為當時世界上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的“第一強國”，並沒有維護自己的利益。“懷柔”的海上政策，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更進一步的侵略，使得對海洋經濟自唐代以來，第一次失去了主導權。
清代後期大批邦交國丟失的情況，在明代就已經出現。朋友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我們都能明白，對於一個國家同樣如此。這是明代給予中國最大的教訓。我們不索取不正當的利益，但是也不允許別人侵犯我們的正當利益。
明末中朝並肩作戰擊潰豐臣秀吉的侵略軍就是一例。明末對葡萄牙、荷蘭侵略者的堅決抵抗證明，只有勇於維護自身利益，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
葡萄牙的興盛之路
葡萄牙國王的命令
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正在看著一封信，那是迪奧戈·德·塞格拉將軍給他來的信。信上將軍說已經快到中國了，請問下一步該如何處理。曼努埃爾一世站起了身踱著步，用低低的聲音說著：自從1460年我們佔領了獅子山之後，我們那顆尋找中國和印度的心跳動得更加厲害了。《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帝國是那麼富有強大。但書中記述的情形距今天已經二百多年了，他們還是那麼強大且富有嗎？如果他們只是富有那就好辦了，但如果他們既強大又富有，我們該怎麼辦？哦，這可是件麻煩事兒。我必須要知道中國人現在的情況，越多越好。
想到這裡，曼努埃爾一世回到了王座上，提起筆給塞格拉下達了如下指令：
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哪？距離有多遠？到馬六甲貿易的間隔時間有多長？攜帶什麼商品？每年來往商船的數目和船的規模如何？是否在當年返回？他們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設有商館和公司？他們是否很富有？性格怎麼樣？有沒有槍和大炮？身穿什麼服裝？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是否強大？有幾位國王？國內有沒有摩爾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們不信仰基督教，他們信仰和崇拜什麼？風俗如何？國家規模以及與什麼國家接壤相鄰？
歐洲在秦帝國時期就與中國有了間接關係，經過15個世紀的歲月，中歐之間仍然要靠仲介來發生聯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但更悲哀的是它以戰爭為開端。在葡萄牙進行的海洋擴張中，國王若奧一世的三兒子恩裏克王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的聖文森特角開辦了航海學校，並組織了多次航海活動，世人稱之為“航海王子”。
1420年葡萄牙侵佔了馬德拉群島，1446年又侵佔了非洲幾內亞地區，1455年侵佔了塞內加爾地區，1460年侵佔了獅子山。其後，他們的目光轉向了東方。
其實，早在1428年，恩裏克王子就從兄長佩德羅王子手中得到了《馬可波羅遊記》，由此，對中國和印度產生了無限的遐想。其實，在歐洲貴族的頭腦裏，中國人並不陌生。古代西方稱中國為“塞裏斯”，這一稱謂在西元前6世紀或7世紀亞裏斯特雅士所著的《阿裏瑪斯比亞》的《獨目篇》中就已經出現。西元前416年到西元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第一位記述見到了中國人的西方人。
當時間到了15世紀末的時候，歐洲各國為了戰爭、稅收、掠奪人口以供軍需，他們開始主動支援海盜搶掠，對於航海也非常支援。最終，葡萄牙找到了一個叫達·伽馬的人，他希望去找尋中國和印度。達·伽馬于1497年7月8日率領船隊從裏斯本特茹河海灣出發。他的船隊由4艘船組成，共有水手和士兵約150人。船隊經過加那利群島、維德角群島，駛過好望角，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聖布拉斯灣。隨後進入印度洋，又經過蒙巴薩、馬林迪，終於到達了印度。
自此，葡萄牙的侵略矛頭指向了亞洲。1510年，葡萄牙佔據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卡利卡特）。1511年，又攻佔了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明朝稱做滿刺加）。滿刺加地處咽喉要道，是鄭和航海的必經之地，明朝朝貢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因此，攻佔滿刺加以後，葡萄牙已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中葡兩國的直接接觸已是指日可待。
中葡之戰：打出來的尊嚴
葡萄牙人學下跪
在廣州光孝寺內，有五個高鼻子藍眼睛，長得又白又高的葡萄牙人站在一個中國人面前。這個人會馬六甲語，名字叫亞三。他是被廣東地方當局指派的翻譯人員。亞三看著他們高聲說道：“今天，你們來到天朝上國進貢，首先要學會我們中國人的規矩！”“什麼規矩？”其中一個看上去是這五個人的領頭人問道。
“得下跪，知道嗎？見了皇上你要跪下來，不能直視，不準抬頭。各位既然想與中國交好，就要記住一句古話‘客隨主便’，剛才我看了，你們的腿確實挺硬，那就看我的，先跪左腿，這麼跪！”亞三說著很利索地跪了下來。看他這個樣子，葡萄牙大使皮雷斯面帶怒色，想：“我葡萄牙近幾十年來佔國無數，從來沒有給人下跪過。怎麼辦？不跪顯然不行，我這次來的使命就是和中國通好，近距離地觀察中國的中央層面。以我看中國地方官員，他們不堪一擊。而且中國人溫順不好戰，很容易被打敗。現在最關鍵的就是看他們的國王是個什麼樣的人，中央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所以，我必須跪。”
想到這裡，皮雷斯僵直的身體，跪了下去。站在門口的廣東僉事海道顧應祥看到這，點了點頭。“大人，這些佛郎機國人終於會跪左腿了。”“嗯，是呀，廣東向來以海外貿易為重要財政收入。只要是外來使臣，我們從來不加阻攔。可是，這些人確實是夠嗆呀，連下跪都不會。劉通事為此還被責打了20軍棍，說他沒有教會他們禮數。經過我的建議，總督都御史陳大人、三堂總鎮寧公公、總兵武定侯郭侯爺這才同意他們來光孝寺習禮。看來收效很大呀。”
這些葡萄牙人是1515年奉國王曼努埃爾一世、葡萄牙駐印度總督的命令來華的，1516年8月到達馬六甲，1517年8月15日到達廣州，歷時兩年多。因此，葡萄牙方面非常著急。然而，他們不知道此刻廣東地方當局正在為是否讓他們去北京激烈地爭論著。
原來，葡萄牙1511年佔據馬六甲，切斷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通道。馬六甲蘇丹曾派叔父那宋·穆達裏阿來華求援，因為明政府不肯發兵，失望之中死於歸途。其後，馬六甲國王又派其子端·穆罕默德來華。明政府則要求暹羅等國發兵援救。儘管中國並未發兵，但朝廷上下已經形成統一意見：對葡萄牙進行經濟制裁。
既然正在對它進行經濟制裁，讓皇帝見葡萄牙人肯定不合適。因此，雙方激烈地爭論著，爭了足足有一年半還是沒有結果。然而，皮亞斯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已經將廣東當局官場看得一清二楚，並與廣東百姓廣泛接觸，竟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為中國人不好戰，十艘戰船就可以佔領中國。
最終，皮雷斯在亞三的幫助下賄賂寧城之後前往北京，那一天正好是1520年1月23日，5月份到達南京的時候，正好發生朱辰濠叛亂，明武宗南巡的歷史鬧劇正式開演了。皮亞斯等人決定賄賂江彬以求見到皇帝。
當時，葡萄牙給予的禮物有：珊瑚樹、各色鎖袱、金盔甲、玻璃、撒哈剌等，三刃劍一把，還有一把鐵軟劍。因為沒有該國的記載，朝廷也沒有相應的國書原件，無法檢查是否是真的使團，所以禮部的意見是給些錢打發他們回去吧。江彬以葡萄牙語很好玩兒為理由，說服了正對語言十分感興趣的明武宗。可事情剛剛有所轉機，1521年1月武宗就突然暴亡，第二天禮部就將葡萄牙以及其他國家的使臣打發走了。
更為嚴重的是，在皮雷斯使團前往北京的同時，在廣東屯門的葡萄牙小型艦隊的成員，因毆打中國收稅官員（因為他們私自通商）、搶奪良民為奴等不法行為，與地方政府發生了衝突。加上明武宗死後，江彬陰謀政變的消息傳出，皇太后和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迅速出牌除去了江彬。而葡萄牙使團是靠著江彬的勢力才得以被接見，因此他們在1521年5月被驅逐。
就在這時，葡萄牙艦隊因為拒不執行明朝政府要求其離開的命令，被中國軍隊團團包圍。經過短時間的衝突後，葡萄牙艦隊倉皇逃去。恰巧，皮雷斯的使團剛剛回到廣州，立刻遭到了拘押，並最終被砍了頭。
在使團被扣押期間，葡萄牙軍方與明政府進行協商。中方給予的條件是：葡萄牙歸還馬六甲。最終雙方于1522年8月4日爆發了“屯門之戰”。
中葡首戰
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8月，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命令駐印度總督對中國宣戰。宣戰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扣押了葡萄牙赴中國的大使，這個事情的起因及結果我們將在第三節進行詳細介紹。當葡萄牙軍隊在中國海上有異常調動，開始按照戰鬥序列進行編排演練的時候，明政府派往廣東的按察使汪鋐便命手下將士作好戰鬥準備。
雙方戰鬥開始，汪鋐命令守城將士嚴守不出，待敵艦靠近時再行炮擊。然而，令汪鋐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葡萄牙艦隊在距離屯門很遠的距離竟然開炮，城頭上的明軍頓時一陣慌亂，汪鋐驚詫于葡萄牙武器的先進。這時，守軍也開始大炮還擊。汪鋐大喊一聲：不許放，還沒有進入射程。躲起來，快！
這時，葡萄牙艦隊更近了，汪鋐躲在城墻垛子後面，看著葡萄牙艦隊耀武揚威地前進著。突然，他大喝一聲：“開炮！開炮！給我狠狠地打！”屯門守軍開始奮力反擊。葡方艦隊見屯門守軍異常英勇，並非大使皮雷斯所說的不堪一擊，疑惑中也下令撤退，準備重新擬定攻擊戰術。見葡萄牙艦隊撤離，汪鋐也率領手下戰將回到了臨時司令部。
“各位，剛才我們看到了佛郎機（葡萄牙）火炮的厲害，請問各位有什麼剋敵之法？”眾人一陣沉默，這時，一人說道：“大人，火炮雖然比我們的大炮厲害。但是，敵寡我眾，我軍必勝！”“你說的對，但是用更多戰士的性命來換取勝利，我覺得是對指揮官智慧的侮辱。我想還應該有更好的方法。”這時，一人又道：“中國歷代戰爭中都有火攻，我看我們也可以火攻。借助風雨有利天氣，突然發動進攻火燒佛郎機（葡萄牙）戰船！”
汪鋐點了點頭，“各位將軍說得都很好。當年，佛郎機國（葡萄牙）佔領馬六甲的時候，那裏有許多中國人。雖然，他們背叛國家去他國為生（直到晚晴這種歧視華僑的觀念仍然存在於統治者思維中），但畢竟根在中國，我看能否赦免他們的罪責，讓他們為我們做內應？佛郎機（葡萄牙）人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其糧草接濟自然不行，我軍只要將其圍困，時間久了他們自然會投降。今夜，廣東所有戰艦一起出發，圍攻佛郎機（葡萄牙）！”
“是，就按大人的計劃執行！”
入夜，汪鋐命200艘各式船隻趁著夜色突然將葡萄牙艦隊包圍。由此，長達一年的合圍正式開始。在這一年中，汪鋐用各種方式與葡萄牙船上的中國人取得聯繫，這些人開始陸陸續續地將葡萄牙火炮的圖紙、構造方式、射程等關鍵指標傳送出來。汪鋐立刻讓軍匠進行研究，對中國火炮進行了升級改造。
與此同時，汪鋐又命令收購民間的一些破舊船隻，購買柴草、硫黃、油脂等備著日後火攻之用。時機終於來了，汪鋐令中國軍隊對葡萄牙艦隊發動了最後總攻。最終，葡萄牙艦隊徹底失敗。
這次戰役，明軍積累了對葡萄牙作戰的經驗。之後，明廷命令中國人不準與葡萄牙人接觸，中國軍隊一旦遇上懸挂葡萄牙國旗的船隻，就立刻將其擊毀。其後，爆發中葡“西草灣之戰”，明廷派出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抵抗。此戰，中國軍隊生擒了別都盧、疏世利等42人，斬首35人，捕獲戰船兩隻。中方則有百戶應恩等陣亡。
經此一戰，明政府對於外番的朝貢貿易進行了大規模的收縮。明確要求：非入貢即不許互市。久而久之，即使原本與中國友好的國家的貿易也被耽誤。為此，嘉靖八年（1529年）廣東巡撫林富奏請鬆弛海禁。他說：佛郎機（葡萄牙）本來就沒有和中國建交，驅逐他們禁止與之交易是正常的。然而，《祖訓》、《會典》上所記錄的國家都是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如果把它們也禁絕了，這簡直就是因噎廢食。
葡萄牙見正規作戰無法取勝，便開始與倭寇合流做起了海盜生意。在國內走私集團的帶領下，葡萄牙人開始在福建的海滄、月港，浙江的雙嶼等地與倭寇及國內走私集團合流。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人鄧獠越獄後，便開始勾結葡萄牙人前往雙嶼，其後鄧氏兄弟也加入這一集團。
在雙嶼島上，葡萄牙有一千二百多名殖民軍以及屬國的一千八百多名士兵。彼時，葡萄牙人的貿易總額大多在300萬葡萄牙元以上。在雙嶼島上，葡萄牙還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由一名稽核、一名主管殯葬和收養孤兒的官員、幾名警察、一名市政廳書記員、四名公證員等組成。另外，還建造了兩所醫院、一座慈善堂。
1543年，葡萄牙人在王直（五峰船主）的率領下前往日本，正式與倭寇合流。令人吃驚的是，葡萄牙人佔領雙嶼島這件事情，中央政府竟然長期不知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沿海居民因為海禁難以生存，更無錢繳納稅款。16世紀以後，中國的稅款大多以白銀結算。而中國人最缺的就是白銀，因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好，日本又是產銀大國，所以，葡萄牙人得到了大量的日本白銀。而當地官吏也因為受賄，便上下聯手隱瞞了這件事。
隨著葡萄牙人的勢力愈加強大，殖民者的本性愈加顯露。某些葡萄牙人開始姦淫婦女、搶奪人口，最終消息傳到了皇帝耳中。皇帝立刻命令福建水師將國內外的所有商人全部驅逐出寧波，並任命朱紈為提督剿匪，最終將海盜、走私犯趕出了雙嶼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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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05 pm
被朱紈打怕了的葡萄牙學乖了：作為鄉級地方官的葡萄牙人
給葡萄牙國王的一封信
在朱紈搗毀雙嶼島，並進行了走馬溪之戰後，葡萄牙人已經不敢再在福建、浙江活動。他們被朱紈打怕了，葡萄牙艦隊再次回到廣州，希望通過官方渠道重新開啟通商事宜。1553年到1554年經過數次談判，蘇薩認為可以正式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建議了。
他寫道：國王陛下，為了與中國人交往我們應該遵從他們國家的法律。因為過去的不愉快，為了改變中國人過往對於葡萄牙人的印象，應以葡萄牙國名替換掉佛郎機國名。雙方必須要實行和平貿易。廣東的海軍上將給我們確定的繳稅額度是20％。經過我的據理力爭，海軍上將終於同意收取10％的關稅。另外，我提醒您，上一次中葡交往失敗的原因，錯誤不在於中國方面，而是我們自己根本沒有注意到等級，顯得我們非常的無禮。因此，屢次求見皇帝不準。這次我的運氣太好了，希望您千萬不要錯過這次機會。照章納稅、和平貿易、換個國名吧。
葡萄牙國王批准之後，廣東地方政府開始與葡萄牙方面接觸，但一直是在私下運作，中央政府並不知情，後來中央政府官員知道後也並沒有告訴皇帝。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這件事情才被嘉靖知曉，為此，龐尚鵬上《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詳細講述了廣東地方政府與葡萄牙人談判的經歷，特別是澳門問題。
奏疏道：自從朱紈將葡萄牙人趕出浙江之後，葡萄牙人就重回廣東。葡萄牙在中國的貿易據點在1557年開始轉移到了澳門。
為什麼地方官員不上報呢？為何允許葡萄牙人常駐呢？
奏疏解釋道：當時的守澳官官衙設在香山縣，其上是“領番夷市舶”的海道副使。在軍事上的設置是香山守禦千戶所，它歸屬於廣海衛。其時，“守澳官”為王綽，是嘉靖朝的武舉人，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其後升為昭武將軍，鎮守澳門。因為，葡萄牙人願意照章納稅通商並且合法經營，王綽便同意葡萄牙人居澳門，並上奏上司海道副使汪柏，其後汪柏同意葡萄牙人來華貿易以及在澳門停留。王綽為了防止葡萄牙人鬧事兒，便在葡萄牙人所居之地的旁邊設立軍營一所。朝夕進行軍事演練，以武力威懾。見葡萄牙人確實沒有違法亂紀之舉，便同意他們常駐澳門。但需要一切聽從香山縣的指令，葡萄牙官吏成為我大明地方夷官。
龐尚鵬專門向皇帝講述了澳門問題的來龍去脈後，朝中官員便開始議論如何對待葡萄牙人。一種以廣東官府為代表的地方官集團，他們主張給予葡萄牙人居留權。一種以俞大猷為代表的軍方勢力，他們主張驅除葡萄牙人。可這時的葡萄牙人竟然煞有介事地選起了澳門地方行政長官。但是，因為被朱紈打得慘敗的記憶過於深刻，同時也意識到中國的強大，更重要的是，葡萄牙在與西班牙、荷蘭、英國的競爭中，已經處在下風，所以，葡萄牙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要和中國站在一起。
為了討好明政府，私自選出來的澳門地方行政長官佩雷拉，于1564年主動請求協助明朝政府軍鎮壓潮州的柘林兵變。因為常年剿倭，政府和軍隊貪污盛行，軍士們挨餓受凍卻沒有軍餉、軍糧，以至於兵士們怨聲載道，終於釀成兵變。兵士們進攻廣州，要求政府補軍餉發糧食。佩雷拉迅速派人找到提督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吳桂芳，以接受葡萄牙使團進京和准許天主教入華為條件，幫助官軍剿滅兵變。
俞大猷同意接受這一建議，並派人前往澳門進行具體商談。1564年9月27日葡萄牙方面作出決定：出兵馳援，刻不容緩!
為此，俞大猷答應重賞葡萄牙援軍，並對其商品免商業稅一年。佩雷拉和葡萄牙駐日本航線掌管梅洛各組兩支艦隊協助明政府軍。然而，其後俞大猷並未按約定給予葡萄牙人賞賜，反而力勸吳桂芳借此進攻澳門，驅逐所有葡萄牙人。吳桂芳並未同意，但在俞大猷的催促下，在澳門周邊地區加大軍事力量部署。而這時，對澳門的政策在中央層面已經確定：准許通商貿易的同時嚴禁私通。
與此同時，萬曆初年的地租銀政策開始廣泛施行。為了保障地方財政收入，地方官員達成了共識，將澳門出租給葡方。每年給付租金500兩，其後租金一度升到每年1萬兩，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商業貿易的發達。這種交付租金的做法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葡萄牙方面見到中國很孱弱便放棄了“地方政府”這一角色，並拒絕繳納租金。
在租借期內，廣東地方政府仍然對澳門進行有效行政統治。地方官員為防止出現事端，被中央以“通番”查處，對葡萄牙人的居住地帶進行了嚴格限制，並重兵看護。
1582年新任兩廣總督張居正的親信陳瑞則在接受了大量賄賂之下，默許了這件事。
1583年陳瑞將葡萄牙在澳門的地方行政官員授銜為“夷目”，將葡萄牙官員納入中國地方官員序列。每年十一月冬至前後，香山縣派人前往澳門徵稅。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香山縣知縣蔡繼善制定了《制澳十則》，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知縣但啟元勒石發佈了《海道禁約》，二者成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必須遵守的地方法規。澳門的軍事、法律等都由中國地方官員管理，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犯罪也由香山縣處罰。
可以說，澳門在明代仍然由中國管轄，只不過是由葡萄牙人作為中國鄉級地方官員進行管理。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世界各國都想趁中國衰落之際弄些好處。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在19世紀50年代以後，葡萄牙人所組建的政府機構就不再作為中國鄉級政權存在了。
可以說，在明代晚期，葡萄牙人自從被朱紈打怕了之後，就開始了與中國政府的密切合作甚至還協助中國政府對抗歐洲三強的侵略。
中國與歐洲三強的戰戰和和
沈有容憑舌嚇退荷蘭兵
當葡萄牙人在中國逐漸安分守己之後，歐洲的其他國家則相繼派艦隊來到中國。先是西班牙海軍偶爾與中國海軍交鋒，不利之後便遠遁而去。其後是荷蘭和英國。荷蘭從西班牙獨立出去之後，迅速發展為海上強國。因此，荷蘭人以絕對的自信，想用武力強迫中國與自己通商。1604年荷蘭國王命令荷蘭艦隊前往中國，該艦隊由12艘艦船組成，以哈根為司令、艾特森為使節，攜帶著國會和奧倫之親王的信函前往中國。
葡萄牙人一聽說荷蘭人來了，立刻意識到必須要讓荷蘭人無功而返。中國向來對海外貿易不太感冒，因此，拒絕了荷蘭人。哈根勃然大怒，率領艦隊佔領了澎湖。沈有容為艦隊指揮官，率領50艘戰艦迎戰荷蘭艦隊。
“大人，這些人特別厲害，他們的大炮可狠了！”“我們既然能戰敗北部敵人又能戰敗東方敵人，如今西方來的敵人我們同樣可以打敗。不要長敵人的威風，滅咱們的志氣。就算是死也要戰死沙場!”
就在這時，哈根也正在商量對策。“沈有容這個人怎麼樣？有作戰經驗嗎？”“他作戰經驗非常豐富。20年前蒙古進兵，當時，沈有容聽說這件事情後竟然帶領28名家丁迎敵呀，結果29人對3000敵兵，自己竟然沒有損失一人！”
“啊，一比一百！不過，他那是陸戰，我們是海戰。”哈根聽了中國海盜使者介紹之後並沒有在意。
“日本人曾進攻北韓，中朝聯軍大敗日軍，沈有容也立下戰功！”“那場戰役我知道，算是海戰。看來這個沈有容還真是有兩把刷子，我們要重視呀！不過，你們中國人的武器比我們差遠了！”“這恐怕未必吧，自從葡萄牙與中國交好後，葡萄牙將火炮技術傳授給了中國。今日的中國在武器上與你們相差並不大。”
“這倒是個麻煩。不過，你們中國官員特別愛財，給他一些錢他就會允許我們在此居住。”“您錯了，沈有容是個油鹽不進的人，您趁早打消了這個主意吧。”“哼，我不信！”
當哈根與沈有容見面之後，哈根便拿出了他的“殺手锏”——1000兩銀子。哪知，沈有容厲聲怒斥道：“我沈有容不是那樣的人，區區1000兩銀子算什麼，抵得上我中國的尊嚴嗎！你們速速離去，否則，我必率兵痛殺你等於海上。當年，我殺倭寇于海上海水盡赤，我不忍心你們步倭寇後塵。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聽人勸吃飽飯，你們可別把腦袋混丟了！”
哈根聽罷，愣愣地看著沈有容。不久之後，荷蘭艦隊撤出了台灣。
1492年哥倫布攜帶著西班牙國王的國書前往中國，不想卻來到了美洲。直到1575年西班牙人才來到中國。萬曆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遠征軍侵佔了菲律賓的宿務，隆慶五年（1571年）佔據了馬尼拉，1574年首次與中國人交戰。
那一年，著名的海盜集團首領林鳳因為受到明政府的圍剿，實在沒有辦法便率領戰船62艘，士兵4000人，婦女1500人進攻呂宋島，與西班牙人展開激戰。最終西班牙人失利退守馮嘉施蘭，林鳳宣佈在此建國。
其後，西班牙總督為了消滅林鳳，決定聯合中國一起出擊。因此，他會見了福建巡撫劉堯誨的使者把總王望高。之後，派出兩名教士作為使節。消滅了林鳳後，西班牙經過數次外交努力都沒達到目的。本來，西班牙也是想入侵中國，但因為與葡萄牙、荷蘭先後發生衝突，無暇東顧，侵略計劃一直沒有施行。如果按照時間順序下面應該講荷蘭，但因為荷蘭與中國的戰爭較多，我們先介紹一下英國的情況。
儘管17世紀初的英國，國力正處於上升階段，但與當時的荷蘭相比仍處下風。為了儘快同中國進行貿易，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德爾上尉率領6艘艦船前往中國。1636年4月14日從倫敦出發，1637年6月27日船隊停靠在澳門南部的十字門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拒不執行果阿總督命令，並派出船隻阻攔英國船隻進行貿易。英國船隻只好前往廣州，希求中國政府同意經商。8月8日到達虎門外後，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攻佔了虎門炮臺。為了逼迫廣東地方當局同意經商，英國船隊繼續前行，並沿途搶奪，結果引來廣東軍方強烈不滿，準備對其發動進攻。
威德爾見此情況，請求葡萄牙人從中斡旋，後在承諾賠償2800兩白銀並保證不再侵犯中國主權的情況下，于12月29日回國。
16世紀末，荷蘭從西班牙獨立之後，便在萬曆二十三年（1592年）來到了東方佔據爪哇並建立商館。中國人對這些人非常陌生。萬曆年間的《廣東通志》曾說：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曆二十九年冬，二三大舶頓至濠境之口。其人衣紅，眉發連須，皆赤足……
其後，廣東地方政府因為他們沒有國書拒絕通商。萬曆三十年（1602年）荷蘭組建了“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東印度公司不光擁有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整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貿易壟斷權，而且擁有在這廣大地域獨立地建立統治、徵兵、宣戰、締結和約乃至鑄造貨幣的權力、沒收其獨佔區域內任何外國船隻的權力，也即可以自由攻擊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的非荷蘭藉船隻。因此，荷蘭憑此海盜行為所獲利潤相當於公司原始資本的56％。
次年，爆發了案例中所說的中荷之戰。相繼有“澳門之戰”、“澎湖之戰”、“南澳之戰”。澳門之戰在1606年6月24日打響，中方擊斃荷方136人，其中有4名艦長，俘獲40多人。7月11日戰敗的荷蘭人攻佔澎湖，從而開始了長達17年的海盜生涯。在17年間有上千艘中國船隻被劫掠，上萬人被折磨致死，有幾萬人被掠為奴隸。1624年正月新任福建巡撫南居益向荷蘭人佔據的澎湖發動進攻，最終，殺敵8人，俘獲52人，擊毀戰艦1艘。
這時，中國海域的各種海盜勢力都出現了：中國本土海盜、倭寇、歐洲四國以及四國在亞洲殖民地的海盜。在整個明朝，中國本土海盜勢力共有三次高潮時期，他們幾乎全都是“亦商亦盜”的混合體。
給葡萄牙國王的一封信
在朱紈搗毀雙嶼島，並進行了走馬溪之戰後，葡萄牙人已經不敢再在福建、浙江活動。他們被朱紈打怕了，葡萄牙艦隊再次回到廣州，希望通過官方渠道重新開啟通商事宜。1553年到1554年經過數次談判，蘇薩認為可以正式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建議了。
他寫道：國王陛下，為了與中國人交往我們應該遵從他們國家的法律。因為過去的不愉快，為了改變中國人過往對於葡萄牙人的印象，應以葡萄牙國名替換掉佛郎機國名。雙方必須要實行和平貿易。廣東的海軍上將給我們確定的繳稅額度是20％。經過我的據理力爭，海軍上將終於同意收取10％的關稅。另外，我提醒您，上一次中葡交往失敗的原因，錯誤不在於中國方面，而是我們自己根本沒有注意到等級，顯得我們非常的無禮。因此，屢次求見皇帝不準。這次我的運氣太好了，希望您千萬不要錯過這次機會。照章納稅、和平貿易、換個國名吧。
葡萄牙國王批准之後，廣東地方政府開始與葡萄牙方面接觸，但一直是在私下運作，中央政府並不知情，後來中央政府官員知道後也並沒有告訴皇帝。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這件事情才被嘉靖知曉，為此，龐尚鵬上《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詳細講述了廣東地方政府與葡萄牙人談判的經歷，特別是澳門問題。
奏疏道：自從朱紈將葡萄牙人趕出浙江之後，葡萄牙人就重回廣東。葡萄牙在中國的貿易據點在1557年開始轉移到了澳門。
為什麼地方官員不上報呢？為何允許葡萄牙人常駐呢？
奏疏解釋道：當時的守澳官官衙設在香山縣，其上是“領番夷市舶”的海道副使。在軍事上的設置是香山守禦千戶所，它歸屬於廣海衛。其時，“守澳官”為王綽，是嘉靖朝的武舉人，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其後升為昭武將軍，鎮守澳門。因為，葡萄牙人願意照章納稅通商並且合法經營，王綽便同意葡萄牙人居澳門，並上奏上司海道副使汪柏，其後汪柏同意葡萄牙人來華貿易以及在澳門停留。王綽為了防止葡萄牙人鬧事兒，便在葡萄牙人所居之地的旁邊設立軍營一所。朝夕進行軍事演練，以武力威懾。見葡萄牙人確實沒有違法亂紀之舉，便同意他們常駐澳門。但需要一切聽從香山縣的指令，葡萄牙官吏成為我大明地方夷官。
龐尚鵬專門向皇帝講述了澳門問題的來龍去脈後，朝中官員便開始議論如何對待葡萄牙人。一種以廣東官府為代表的地方官集團，他們主張給予葡萄牙人居留權。一種以俞大猷為代表的軍方勢力，他們主張驅除葡萄牙人。可這時的葡萄牙人竟然煞有介事地選起了澳門地方行政長官。但是，因為被朱紈打得慘敗的記憶過於深刻，同時也意識到中國的強大，更重要的是，葡萄牙在與西班牙、荷蘭、英國的競爭中，已經處在下風，所以，葡萄牙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要和中國站在一起。
為了討好明政府，私自選出來的澳門地方行政長官佩雷拉，于1564年主動請求協助明朝政府軍鎮壓潮州的柘林兵變。因為常年剿倭，政府和軍隊貪污盛行，軍士們挨餓受凍卻沒有軍餉、軍糧，以至於兵士們怨聲載道，終於釀成兵變。兵士們進攻廣州，要求政府補軍餉發糧食。佩雷拉迅速派人找到提督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吳桂芳，以接受葡萄牙使團進京和准許天主教入華為條件，幫助官軍剿滅兵變。
俞大猷同意接受這一建議，並派人前往澳門進行具體商談。1564年9月27日葡萄牙方面作出決定：出兵馳援，刻不容緩!
為此，俞大猷答應重賞葡萄牙援軍，並對其商品免商業稅一年。佩雷拉和葡萄牙駐日本航線掌管梅洛各組兩支艦隊協助明政府軍。然而，其後俞大猷並未按約定給予葡萄牙人賞賜，反而力勸吳桂芳借此進攻澳門，驅逐所有葡萄牙人。吳桂芳並未同意，但在俞大猷的催促下，在澳門周邊地區加大軍事力量部署。而這時，對澳門的政策在中央層面已經確定：准許通商貿易的同時嚴禁私通。
與此同時，萬曆初年的地租銀政策開始廣泛施行。為了保障地方財政收入，地方官員達成了共識，將澳門出租給葡方。每年給付租金500兩，其後租金一度升到每年1萬兩，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商業貿易的發達。這種交付租金的做法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葡萄牙方面見到中國很孱弱便放棄了“地方政府”這一角色，並拒絕繳納租金。
在租借期內，廣東地方政府仍然對澳門進行有效行政統治。地方官員為防止出現事端，被中央以“通番”查處，對葡萄牙人的居住地帶進行了嚴格限制，並重兵看護。
1582年新任兩廣總督張居正的親信陳瑞則在接受了大量賄賂之下，默許了這件事。
1583年陳瑞將葡萄牙在澳門的地方行政官員授銜為“夷目”，將葡萄牙官員納入中國地方官員序列。每年十一月冬至前後，香山縣派人前往澳門徵稅。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香山縣知縣蔡繼善制定了《制澳十則》，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知縣但啟元勒石發佈了《海道禁約》，二者成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必須遵守的地方法規。澳門的軍事、法律等都由中國地方官員管理，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犯罪也由香山縣處罰。
可以說，澳門在明代仍然由中國管轄，只不過是由葡萄牙人作為中國鄉級地方官員進行管理。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世界各國都想趁中國衰落之際弄些好處。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在19世紀50年代以後，葡萄牙人所組建的政府機構就不再作為中國鄉級政權存在了。
可以說，在明代晚期，葡萄牙人自從被朱紈打怕了之後，就開始了與中國政府的密切合作甚至還協助中國政府對抗歐洲三強的侵略。
中國與歐洲三強的戰戰和和
沈有容憑舌嚇退荷蘭兵
當葡萄牙人在中國逐漸安分守己之後，歐洲的其他國家則相繼派艦隊來到中國。先是西班牙海軍偶爾與中國海軍交鋒，不利之後便遠遁而去。其後是荷蘭和英國。荷蘭從西班牙獨立出去之後，迅速發展為海上強國。因此，荷蘭人以絕對的自信，想用武力強迫中國與自己通商。1604年荷蘭國王命令荷蘭艦隊前往中國，該艦隊由12艘艦船組成，以哈根為司令、艾特森為使節，攜帶著國會和奧倫之親王的信函前往中國。
葡萄牙人一聽說荷蘭人來了，立刻意識到必須要讓荷蘭人無功而返。中國向來對海外貿易不太感冒，因此，拒絕了荷蘭人。哈根勃然大怒，率領艦隊佔領了澎湖。沈有容為艦隊指揮官，率領50艘戰艦迎戰荷蘭艦隊。
“大人，這些人特別厲害，他們的大炮可狠了！”“我們既然能戰敗北部敵人又能戰敗東方敵人，如今西方來的敵人我們同樣可以打敗。不要長敵人的威風，滅咱們的志氣。就算是死也要戰死沙場!”
就在這時，哈根也正在商量對策。“沈有容這個人怎麼樣？有作戰經驗嗎？”“他作戰經驗非常豐富。20年前蒙古進兵，當時，沈有容聽說這件事情後竟然帶領28名家丁迎敵呀，結果29人對3000敵兵，自己竟然沒有損失一人！”
“啊，一比一百！不過，他那是陸戰，我們是海戰。”哈根聽了中國海盜使者介紹之後並沒有在意。
“日本人曾進攻北韓，中朝聯軍大敗日軍，沈有容也立下戰功！”“那場戰役我知道，算是海戰。看來這個沈有容還真是有兩把刷子，我們要重視呀！不過，你們中國人的武器比我們差遠了！”“這恐怕未必吧，自從葡萄牙與中國交好後，葡萄牙將火炮技術傳授給了中國。今日的中國在武器上與你們相差並不大。”
“這倒是個麻煩。不過，你們中國官員特別愛財，給他一些錢他就會允許我們在此居住。”“您錯了，沈有容是個油鹽不進的人，您趁早打消了這個主意吧。”“哼，我不信！”
當哈根與沈有容見面之後，哈根便拿出了他的“殺手锏”——1000兩銀子。哪知，沈有容厲聲怒斥道：“我沈有容不是那樣的人，區區1000兩銀子算什麼，抵得上我中國的尊嚴嗎！你們速速離去，否則，我必率兵痛殺你等於海上。當年，我殺倭寇于海上海水盡赤，我不忍心你們步倭寇後塵。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聽人勸吃飽飯，你們可別把腦袋混丟了！”
哈根聽罷，愣愣地看著沈有容。不久之後，荷蘭艦隊撤出了台灣。
1492年哥倫布攜帶著西班牙國王的國書前往中國，不想卻來到了美洲。直到1575年西班牙人才來到中國。萬曆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遠征軍侵佔了菲律賓的宿務，隆慶五年（1571年）佔據了馬尼拉，1574年首次與中國人交戰。
那一年，著名的海盜集團首領林鳳因為受到明政府的圍剿，實在沒有辦法便率領戰船62艘，士兵4000人，婦女1500人進攻呂宋島，與西班牙人展開激戰。最終西班牙人失利退守馮嘉施蘭，林鳳宣佈在此建國。
其後，西班牙總督為了消滅林鳳，決定聯合中國一起出擊。因此，他會見了福建巡撫劉堯誨的使者把總王望高。之後，派出兩名教士作為使節。消滅了林鳳後，西班牙經過數次外交努力都沒達到目的。本來，西班牙也是想入侵中國，但因為與葡萄牙、荷蘭先後發生衝突，無暇東顧，侵略計劃一直沒有施行。如果按照時間順序下面應該講荷蘭，但因為荷蘭與中國的戰爭較多，我們先介紹一下英國的情況。
儘管17世紀初的英國，國力正處於上升階段，但與當時的荷蘭相比仍處下風。為了儘快同中國進行貿易，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德爾上尉率領6艘艦船前往中國。1636年4月14日從倫敦出發，1637年6月27日船隊停靠在澳門南部的十字門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拒不執行果阿總督命令，並派出船隻阻攔英國船隻進行貿易。英國船隻只好前往廣州，希求中國政府同意經商。8月8日到達虎門外後，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攻佔了虎門炮臺。為了逼迫廣東地方當局同意經商，英國船隊繼續前行，並沿途搶奪，結果引來廣東軍方強烈不滿，準備對其發動進攻。
威德爾見此情況，請求葡萄牙人從中斡旋，後在承諾賠償2800兩白銀並保證不再侵犯中國主權的情況下，于12月29日回國。
16世紀末，荷蘭從西班牙獨立之後，便在萬曆二十三年（1592年）來到了東方佔據爪哇並建立商館。中國人對這些人非常陌生。萬曆年間的《廣東通志》曾說：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曆二十九年冬，二三大舶頓至濠境之口。其人衣紅，眉發連須，皆赤足……
其後，廣東地方政府因為他們沒有國書拒絕通商。萬曆三十年（1602年）荷蘭組建了“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東印度公司不光擁有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整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貿易壟斷權，而且擁有在這廣大地域獨立地建立統治、徵兵、宣戰、締結和約乃至鑄造貨幣的權力、沒收其獨佔區域內任何外國船隻的權力，也即可以自由攻擊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的非荷蘭藉船隻。因此，荷蘭憑此海盜行為所獲利潤相當於公司原始資本的56％。
次年，爆發了案例中所說的中荷之戰。相繼有“澳門之戰”、“澎湖之戰”、“南澳之戰”。澳門之戰在1606年6月24日打響，中方擊斃荷方136人，其中有4名艦長，俘獲40多人。7月11日戰敗的荷蘭人攻佔澎湖，從而開始了長達17年的海盜生涯。在17年間有上千艘中國船隻被劫掠，上萬人被折磨致死，有幾萬人被掠為奴隸。1624年正月新任福建巡撫南居益向荷蘭人佔據的澎湖發動進攻，最終，殺敵8人，俘獲52人，擊毀戰艦1艘。
這時，中國海域的各種海盜勢力都出現了：中國本土海盜、倭寇、歐洲四國以及四國在亞洲殖民地的海盜。在整個明朝，中國本土海盜勢力共有三次高潮時期，他們幾乎全都是“亦商亦盜”的混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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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
由 Admin 周一 7月 16, 2012 11:11 pm
第五回明帝國的短視：不重民生終致
三大海盜集團相繼興盛
明朝海盜勢力的強大，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少見的。
明帝國給予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是，在沿海居民強烈的民生要求下，統治者並沒有按照人民的呼聲去做，沒有去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反而嚴禁沿海居民下海營生。由此，造成民間走私經濟極為猖獗。隨著商業的興盛，走私集團的勢力越來越強大，發展成為武裝走私集團。朱元璋到死恐怕都不會想到，自己痛恨的走私集團最終竟成了明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有明一代，共有三次走私高潮，形成了三大走私集團。
順天王與佛山二十二老
方國珍造反
元祐元年（1314年）江蘇太倉有個瘋乞丐，此人身穿紅衣、臟兮兮的頭髮糊在腦袋上，光著大腳丫子，手持一隻大水瓢。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在大街上發瘋，一邊跑一邊大喊：“牛來了，牛來了！”人們看著他無不覺得好笑。趁人不備，他在富戶和一些店舖的門上墻上寫上個“火”字。
瘋乞丐每次發瘋之後，海盜牛大眼便從海上來進攻太倉。凡是被標記了“火”的地方就被洗劫。久而久之，人們便明白了原來瘋乞丐是牛大眼的眼線。
40年後，人們便以“滿城都是火”的民謠記述這件事情。後來，這種方法被一個叫方國珍的人所繼承。
方國珍是浙江台州黃岩縣洋山澳人，其父方伯奇育有五子，方國珍排行老三。因為是陳氏的佃農，他們一家經常受到陳氏的欺辱。方伯奇去世後，方國珍開始聯合漁戶抵抗海盜侵襲，至正八年（1348年）海盜蔡亂頭行賄官府，陳氏說方國珍勾通海盜。
方國珍一怒之下，與漁民一起佔據楊嶼島，並編造“楊嶼青，出海精”的民謠準備起義。隨著方國珍勢力的增強，元廷屢次發兵試圖剿滅。其後，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至正十一年（1351年）之後，韓山童、劉福通在安徽阜陽，芝麻李在徐州，彭瑩玉、徐壽輝在湖北蘄春等地先後起義。元末農民大起義以海上開始，直到各路英雄海上逃亡為止。
朱元璋聯合方國珍剿殺張士誠之後，又在洪武三年（1371年）剿滅了方國珍。然而，方國珍佔據的浙江東部三郡溫州、台州、慶元則在方國珍統治下十數載。當地百姓對方國珍也極為尊敬。這也是朱元璋懼怕的原因。
海盜其實早已有之，只要是濱海地區，到了貧富兩極分化的時候自然會有搶奪事件發生。東漢末年，海盜開始進入史籍。例如，漢安帝永初年間的張伯路、順帝陽嘉初年的海盜曾旌、靈帝時期的杭州胡玉、獻帝時期的長江口薛州等。
宋元時期，海盜活動越來越頻繁，到了明代中後期進入鼎盛階段。明朝最早的海盜就是廣東的李夫人。
朱元璋在進行北伐的同時，也開始對各地海盜進行剿滅。然而，海盜並不為所動，反而進行積極反抗。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廣州海盜李夫人、徐仙姑、鐘福全等舉兵海上。洪武六年（1373年）張汝厚、林福起兵。前者被官軍擊敗，後者被佔城國國王奉明朝之命出兵擊敗。
隨著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日漸嚴厲，海盜作亂也愈發嚴重。洪武十四年（1381年）潮州梅縣萬安都人隆起組建海盜武裝。二十年（1387年）週三在程鄉縣組織武裝。
永樂年間，最令人吃驚的就是欽州海盜阮瑤。阮瑤戰敗後，其部屬繼續對抗明朝政府軍，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才被剿滅，在這長達二百八十多年的時間裏，欽州海盜一直都是廣東地方官的心腹之患。
自此以後，海盜的規模都較小。直到正統景泰年間，從廣州海盜黃蕭養開始，海盜的規模才日漸壯大。
第一代“海盜之王”順天王
黃蕭養出身於佃農，因為田地之爭傷了人命。結果遇到大赦被放了出來，因為無以生計便做了海盜。被抓之後剛要被斬，卻越獄成功。
黃蕭養在獄中認識了一位獄友，是個江西商人。二人密謀越獄讓人藏利斧于飯桶之中。1449年3月8日，二人砍斷腳鐐，率領囚徒衝入軍器局，奪取了刀槍劍戟和盔甲等，攻擊府衙不成便乘船出海。官軍乘三艘戰船追擊，5月13日，黃蕭養率囚犯在赤岡海口伏擊成功。
黃蕭養佔據潘村造反，二十天內就有萬餘人前來參加。自六月開始，接連進攻各縣城。九月份黃蕭養出動船隻五百餘艘、數萬人圍攻廣州城。廣東都指揮使王清前來救援，但因為沙角尾水淺戰船擱淺。黃蕭養迅速出擊，活捉王清。王清拒絕喊話讓守城官兵投降，被黃蕭養怒殺。
其後，黃蕭養自號“順天王”，建元東陽，擁戰船兩千艘，部眾十余萬。景泰元年（1450年）春，黃蕭養親領大軍對戰略要地佛山堡發動進攻。但因為佛山“二十二老”（梁廣、霍伯倉、冼灝通等）歃血為盟，組織鄉民武裝對抗，其後，退伍軍人曹溰與鄉紳二李（李福全、李善祥）、簡彥文、倫逸安等組織民團抵抗，黃蕭養大敗。
之後，黃蕭養領兵船一千七百多艘，兵卒十余萬進攻佛山。廣東軍方馳援佛山，由都指揮使李昇率領。黃蕭養詐敗而逃，到小港埋伏。官兵、民團在追捕中因海水退潮兵船擱淺被黃蕭養打敗。都指揮使李昇、大將何貴、“二十二老”之一的霍仲孺被殺。
明英宗迅速派遣軍隊進攻黃蕭養：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兵部侍郎孟鑒、僉都御史楊信民率兩廣軍隊全力進剿；南京總兵兼布政使葛稽、廣西參將范並等領各地兵卒開赴廣州；楊信民領廣東巡撫一職，駐紮廣州後三番散發數萬張“勸降書”。4月17日雙方大戰，黃蕭養被俘後被殺。
就在黃蕭養與官軍鏖戰之時，周義良、溫觀彩越獄成功後也開始造反，新會縣海盜黃三等聚眾生變。他們接受了黃蕭養的冊封，于黃蕭養與官軍大戰的同時，領兵三萬餘人、戰船千余艘，進攻新會。黃蕭養兵敗後，黃三等人繼續與明軍週旋，同時聯繫福建海盜共抗明廷。
從正統十二年（1447年）開始，漳州海盜陳萬寧、張秉彝、陳寬讓、嚴復、嚴啟盛等也相繼進攻福建、廣東各地。此時，海盜團體又與閩北山區的鄧茂七農民起義合流。
但這些海盜勢力僅僅是一省之患，直到海盜勢力與倭寇合流之後，才成了真正的大患。
徽商—海盜集團的崛起：倭寇的主人王直
教師鑿墓碑
2005年1月31日夜，月光下錛鑿斧鋸閃著道道寒光。有兩個人快速地行進著，來到了一座墓碑前，上寫“王氏祖墓”，二人的目光中透著果敢與堅定。他們也不說話，來到墓前端詳著上面的碑文，凡是帶有特定詞句的內容，全部用斧頭鑿去，一座華貴而又莊重的墓碑就這樣被他們破壞了。然而，更令人吃驚的是，二人的身份竟是大學教師。他們之所以如此暴怒，是因為有人將地下這個民族敗類視做英雄，為他樹碑立傳。
什麼人死後竟然受到如此唾棄？其實，這個人已經死了452年了，他的名字叫“王直”（也有人稱其為汪直）,是明朝最有名的走私犯，甚至擁有上萬人的武裝隊伍。可以說，他是明帝國走私經濟的典型代表。
爭貢之役後，嘉靖皇帝對海禁政策的執行力度越來越大，大批東南沿海的百姓被逼到了死亡的邊緣。江浙地區原本是明朝政府主要關注的走私地區，而閩粵地區在當時因為被視作“外化”之地，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因此，閩粵地區走私氾濫，特別是福建地區。該地丘陵、山地佔全省總面積的90％以上，多山少田，農業經濟根本無法養活和平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人口。為此，該地區逐漸成為明帝國走私最為倡狂的地區，最典型的是漳州、廈門等地。
本來，政府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讓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明帝國建立已有百年曆史，從法理和民心向背上，已經沒有了任何擔心。然而，囿于傳統儒家思想的“祖制”觀念，並沒有順應民意開放海禁。本來正常的海外貿易，竟成了非法行為。當時的福建地區的百姓也就背上了惡名“居民多貸番且善盜”。
在正統(1436—1449年)、景泰(1450一1456年)年間，漳州、廈門等地的走私經濟便成為當地的主體經濟。明代的禁海政策始自朱元璋，而朱元璋的諸多言論在其死後，也被載入《大明律》中。法律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讓民眾獲得好的生活有保障，然而，此時的法律卻成了惡法。因為有禁海令，官員們自然要進行執法工作，甚至粗暴執法。因為官員的粗暴執法，已經富裕了的一些百姓便進行抵抗。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注意一個不被經常提及的問題——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在明朝被嚴格地執行著。海外貿易從業者不能進行人口流動，從而無法去其他地區進行商貿活動，而從事海外貿易賺錢的速度又是其他經濟活動難以相比的。由此，富裕起來的海外貿易群體自然要為自己的利益進行抗爭。
反抗者無論如何都會受到殘酷的鎮壓。為了與強大的政府對抗，他們急需一位領導人。而這個人就是朱元璋的同鄉王直。
王直是安徽歙縣人，早年開始經商（與同鄉徐惟學等人販賣私鹽），因違法逃到浙江、福建、廣東進行走私。嘉靖十九年（1540年），從走私中嘗到甜頭的王直，竟然打起了明帝國嚴禁出口到日本的硝黃、硝石等物品的主意，從此王直的勢力就擴大到了西洋諸國。
後來王直到了雙嶼島為許棟做管庫。朱紈攻下雙嶼島後許棟逃亡，王直被眾人推舉為首領，後前往日本當中國貿易的經紀人。其後王直幫助官府剿滅海盜盧七、陳思盼等，威望大增，徐海、葉麻、毛海峰、徐惟學等公推王直為“海上盟主”。
本來，王直以為以自己的功勞，官府會改變對他的態度，甚至“鬆弛海禁”，允許通番互市。然而，正當他與朝廷會商之時，參將俞大猷卻率軍前來攻擊。王直帶著滿腔憤恨衝出包圍逃到了日本。
在這件事情中，明政府的做法確實欠妥。本來，王直可以像後來的鄭芝龍那樣被招安，成為一支可用的武裝。但明廷卻以為“擒賊先擒王”殺了王直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其餘海盜，殊不知海盜各個幫派之間的爭鬥並不比海盜與官府的鬥爭和緩多少。即使是王直的手下，同是徽商—海盜集團的一員徐海也是和他面和心不合。
但這並不能成為王直後來的所作所為可以被原諒的原因。逃到日本的王直，自立為王，自稱“凈海王”，出行模倣皇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開始糾集倭寇侵擾東南沿海。他以日本為基地，搶劫商船、攻擊大陸沿海地區，倭寇的許多行動都受其指使。東南沿海的倭寇之患之所以長期不能得到解決，其中就有這個原因。王直由一名官府的反抗者蛻變成了十惡不赦的民族敗類。王直與被其雇傭的倭寇在閩浙粵三省沿海地區，大肆搶掠，無惡不作，成為明政府的心腹之患。
嘉靖皇帝命胡宗憲總督軍務，在囚徒蔣洲的建議下，胡宗憲將王直的母親、妻兒拘捕，家產田地沒收。其後，蔣洲被封為市舶提舉正使前往日本說服王直回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蔣洲從浙江桃花渡出發，兩個月後到達日本的五島。在會談中，蔣洲說胡宗憲誇獎王直為“偉人”。1556年王直派人與胡宗憲商談。王直的要求有三個：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至少被官封都督；釋放一家老小。
胡宗憲表面上答應一切條件，但告訴王直須上報朝廷批准。同時命令戚繼光、張四維伏兵海陸要津。王直被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登陸商談，先被軟禁後被送入獄中，與兩年後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處死。王直被殺，妻子成為家奴，其家族成員、部眾萬人被殺。
對於胡宗憲的做法，明朝著名科學家、名臣徐光啟不以為然，他認為：王直從未親自率人來犯領土。國家一召喚他就回來了，如果給他一官半職，讓他招撫海寇，那麼東南就會安定了。明帝國的最高行政執行機構——三司（平行的三個最高權力機構，係掌管軍事的都指揮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公佈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會議，對王直是這樣評價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姦。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上有幹乎國策，下遺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
倭寇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時間裏之所以難以消除，其中就有中國人為虎作倀的原因。當時的明朝人就說：“王忤瘋（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瘋（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更有甚者，軍方也開始與王直來往，例如把總張四維（與首輔張四維無關）。
王直死後，他的徽商—海盜集團的二把手徐海也被胡宗憲剿滅，徽商—海盜集團自此沒落。直到半個世紀後，又一位海盜首領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鄭芝龍。
閩商—海盜集團的崛起：鄭芝龍的海上帝國
崇禎發佈的戰爭動員令
1633年9月22日，崇禎皇帝憤怒地一拍龍案：“你等勿要再說，紅夷殺我百姓、佔我領土，作為一國之君我必須奮起反擊。我們已經對他們很容忍了！”就在這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臣跪下說道：“萬歲，外夷來華無外乎通商，只要開通互市，紅夷必然不再為害天下！”
“老學士此言差矣，我天朝不能允許這樣的人與我們通商，這樣有損天顏！”一位大臣反駁著。
“你等不必再說了。我已經決定了，是否互市打了以後再說。如果一打我們就開互市那還得了。一個個對我中國毫無尊敬之心，看我們似綿羊般好欺。如果不教訓他們，天朝威嚴何在！今後，敵未被擊潰之前，凡言互市者是為賊，殺！你等聽真！”“遵旨！”
10月1日福建巡撫鄒維璉將福建文武召到了巡撫衙門，“各位同僚，我主萬歲已經下達命令與紅夷決戰。”海道大人一聽站起來剛要說話，鄒維璉擺了擺手，“日後任何人不許再談論互市，文武官員必須拼死殺敵，有違此令者，殺！”“遵令！”“鄭芝龍、高應岳、張永產、王尚忠、吳震元、陳夢珠，爾等各自備戰、備糧，準備戰船，十天后我將前往漳州督師！”“遵令！”
10月12日鄒維璉來到漳州督戰，以鄭芝龍為先鋒，高應岳為左翼，張永產為右翼，王尚忠為遊兵，吳震元、陳夢珠則負責記功散賞。“鄭大人，敵方現在如何？”鄭芝龍上前抱拳拱手：“回大人，紅夷聯合海盜劉香共戰船百餘艘、甲士四萬餘人，陳兵海登縣外海。根據多年戰鬥經驗，我認為他們將從海登縣登陸。”“嗯。我們商量的結果也是如此，數十年來東南沿海不安，倭寇、葡萄牙人先後來犯，如今又來了紅夷。我們現在共有戰艦五十艘，小火船一百多艘。我準備與爾等一同並肩戰鬥。我將前往海登縣親自督戰！”“大人此去，必讓前軍將士感受大人之虎威，敵軍必敗，大明必勝！”“鄭大人，還賴各位將軍奮勇殺敵，萬歲正看著咱們呢，百姓正在指望著這一戰。如若戰敗，我等將以死謝天下！”
15日鄒維璉來到海登之後，立刻召開作戰會議。“各位將軍，紅夷勾結敗類劉香為害中國。當年，倭寇之所以攪亂東南數十年全因敗類相交。相較于紅夷，劉香部乃是烏合之眾，他們與政府軍交戰素來善用遊擊。其軍力薄弱，我們以先攻擊劉香部為主！”
“鄒大人言之有理，我想我們先以一部分兵力鉗制紅夷，同時以大部軍隊攻擊劉香。劉香見我等主攻紅夷，必疏于防範，此時主攻必然順利！”
“嗯，鄭大人所言極是。”
22日夜雙方戰鬥打響，荷蘭方預計明政府先攻擊劉香部，劉香也認為必主攻自己，嚴正以待之際突然聽說明軍主攻荷蘭人。一聽到這個消息劉香樂了，“哈哈，這回可賺大發了。”“大哥，這話怎講？”“你們去看看，鄭芝龍這傢夥在什麼地方，我們主要攻擊他，如果明軍失敗，我們就消滅了我最痛恨的敵人。如果明軍勝利了，我們大不了跑就是了！”
然而，正當劉香洋洋得意之時，鄭芝龍的大炮突然向他開火。頃刻間，劉香的50艘戰艦全部被擊毀。之後，明軍再以主力轉攻荷蘭戰艦。荷蘭人慘敗。
“傳令鄭芝龍，必須擊殺劉香，對於這種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殺了他！幾十年來，我國之所以屢有敗陣，皆因漢奸為之。對於劉香此類漢奸，必擊殺之。”“遵令！”鄭芝龍率艦隊追擊劉香殘部數月之久，一敗劉香于石尾、再破于定海、三殺于廣河、四打于白鴿、五擊于大擔、六戰于錢澳。最終，走投無路的劉香自焚。
此一戰打得荷蘭六年沒敢大規模進犯。1639年荷蘭再次派遣9艘戰艦進攻中國，鄭芝龍率部迎戰，派人游水，將盛滿火藥的竹筒燃放投到荷蘭戰艦上，焚燬了5艘戰艦。自1622年中荷澳門之戰後，近20年間衝突不斷，荷蘭最終戰敗。其後，荷蘭乘中國東北邊關吃緊、農民起義朝廷無力東顧之機，偷偷地竊取了台灣。
在與荷蘭二十多年的戰爭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鄭芝龍。鄭芝龍最終掌握了東亞的制海權，任何國家的船隻在此通過必須購買鄭芝龍的令旗，否則就會遭到海盜洗劫。而荷蘭佔領的台灣最終也被鄭芝龍的兒子、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
鄭芝龍集團身兼商人、海盜、官軍三種身份。鄭芝龍出生於福建南安縣石井鄉，字日甲，號飛虹，小名一官。福建土地稀少，不適於農耕，因此，自古就是經商特別是海上貿意的重要地區。東南沿海數百年的海盜現象，也使得許多人視海盜為一種職業。
鄭家兄弟五人鄭芝龍排行老大，年紀稍長後他便帶著弟弟鄭芝虎、鄭芝豹前往舅舅黃程家。黃程在澳門經商，從事海外貿易，鄭芝龍做黃程的幫手。
因為澳門葡萄牙人很多，為了交往方便，鄭芝龍成了天主教徒，一般外國人稱其為尼古拉·一官。在做了幾年黃程的幫手和荷蘭人的葡萄牙文翻譯之後，在18歲那年鄭芝龍前往日本發展。在那認識了華人領袖李旦和顏思齊，並與日本政要有了很深的關係。
顏思齊孔武有力，早年因為打死人逃亡日本，其後從裁縫起家逐步富裕並開始進行中日間的走私活動。鄭芝龍、楊天生、陳衷紀、陳德等27日尊奉顏思齊為首領，他們有13艘船用於走私經商。後來陳德、陳衷紀建議：先攻佔台灣，然後侵略四方，之後佔領日本，徐圖中國。
1625年顏思齊亡故，鄭芝龍成為首領。隨後，鄭芝龍率領十艘船進攻金門、廈門，其後四處侵擾。後來希望歸順朝廷，但俞大猷之子、總督俞咨皋不予首肯，親領大軍與鄭芝龍交戰，最終，慘敗後被朝廷問罪。
鄭芝龍之所以如此強悍，主要是他與倭寇、歐洲海盜以及中國其他海盜不同之處在於，他屬於“起義”性質，他專門打出了“劫富濟貧”這種農民起義式的口號，經常接濟貧苦百姓，因此，頗得民心。在許多窮人眼中，他是靠山。
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採取剿撫並重的方式處置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鄭芝龍接受了朝廷任命成為遊擊將軍，其後成為副將。借助官家地位，鄭芝龍迅速將其他海盜勢力聚集在自己的身邊。
早在沒有接受招安前，鄭芝龍就擁有數百艘船隻和十萬兵卒，被招安之後，勢力越來越大成為了“海上盟主”。其後，鄭芝龍幫助官軍擊敗荷蘭侵略軍，剿滅李魁奇、楊祿、楊策、褚綵老、鐘斌、劉香等海盜集團。在此期間，鄭芝龍的兩個兄弟鄭芝虎、鄭芝鵠相繼戰死。
鄭芝龍的官職也升為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帶俸右都督。由此，他壟斷了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凡是與中國進行貿易、凡是在中國海軍能夠到達的地方，必須懸挂鄭芝龍的令旗。每年僅令旗的許可費就達千萬。鄭芝龍在1628年有船千艘，雖在招安後被裁撤數萬人，但仍有七萬人，戰鬥力並未降低。
1633年7月7日，荷蘭軍隊突襲南澳，把總范汝耀重傷、17名軍士陣亡。7月12日突襲廈門，守將張永產在泉州購買軍事裝備，鄭芝龍率部在福寧剿匪。結果，政府軍5艘戰艦、鄭芝龍10艘戰艦被毀。其後，荷蘭軍撤退。荷蘭人又想進攻海登縣，知縣梁兆陽派人夜渡金門浯嶼偷襲料羅灣獲勝。從此，雙方處於半停戰狀態。
1633年9月22日崇禎皇帝下達戰爭總動員令，最終明政府與海盜聯軍大敗荷蘭與劉香的聯合艦隊，取得料羅灣海戰的勝利。自此，鄭芝龍成了海上霸主。
順治三年（1646年）鄭芝龍投降清朝，十八年（1661年）鄭芝龍被殺。
鄭芝龍是明朝海盜勢力的代表。鄭芝龍所代表的海盜商人與內陸地區的商人一起促進了明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明政府對商人的態度從輕商轉變為重商，直至南明時期的倚商。
明代中期之前，士農工商的排序沒有太大變化。但中後期由於陸路、水路交通發達，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國內經濟日漸發達，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初步形成，商人也由沒有戶籍的百姓，變成了可以參加科考、享受政治權利的商籍百姓。甚至到了萬曆年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但在白銀的誘惑下，商人與官的關係日益緊密，從而形成了在官商一體化下的各種虛假繁榮，經濟出現了泡沫化。為了保障自身利益，一些商人由走私、海盜、商人三位一體變成了明朝末年新增的“漢奸”四位一體的複雜身份。
明代中後期，明政府逐漸採用了“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商人由“民之末”變為與士至少是平等地位的社會階層。商人之家大多是長子、次子參加科舉，三子之後從商。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一直是官紳共治。在一些家族觀念比較重的地區，有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國家，宗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例子並不鮮見。同理，家族乃至家庭利益也同樣可以高於國家利益。中國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又造成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同樣重要。
而當商人與官、士合流之後，就造成了一個極為嚴重的現象，正如崇禎皇帝所哀嘆的那樣：“居官有同貿易”。
商人勢力在明代之前就已經非常強大，例如著名的陶朱公、呂不韋等。明代最知名的商人首推沈萬三。
三大海盜集團相繼興盛
明朝海盜勢力的強大，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少見的。
明帝國給予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是，在沿海居民強烈的民生要求下，統治者並沒有按照人民的呼聲去做，沒有去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反而嚴禁沿海居民下海營生。由此，造成民間走私經濟極為猖獗。隨著商業的興盛，走私集團的勢力越來越強大，發展成為武裝走私集團。朱元璋到死恐怕都不會想到，自己痛恨的走私集團最終竟成了明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有明一代，共有三次走私高潮，形成了三大走私集團。
順天王與佛山二十二老
方國珍造反
元祐元年（1314年）江蘇太倉有個瘋乞丐，此人身穿紅衣、臟兮兮的頭髮糊在腦袋上，光著大腳丫子，手持一隻大水瓢。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在大街上發瘋，一邊跑一邊大喊：“牛來了，牛來了！”人們看著他無不覺得好笑。趁人不備，他在富戶和一些店舖的門上墻上寫上個“火”字。
瘋乞丐每次發瘋之後，海盜牛大眼便從海上來進攻太倉。凡是被標記了“火”的地方就被洗劫。久而久之，人們便明白了原來瘋乞丐是牛大眼的眼線。
40年後，人們便以“滿城都是火”的民謠記述這件事情。後來，這種方法被一個叫方國珍的人所繼承。
方國珍是浙江台州黃岩縣洋山澳人，其父方伯奇育有五子，方國珍排行老三。因為是陳氏的佃農，他們一家經常受到陳氏的欺辱。方伯奇去世後，方國珍開始聯合漁戶抵抗海盜侵襲，至正八年（1348年）海盜蔡亂頭行賄官府，陳氏說方國珍勾通海盜。
方國珍一怒之下，與漁民一起佔據楊嶼島，並編造“楊嶼青，出海精”的民謠準備起義。隨著方國珍勢力的增強，元廷屢次發兵試圖剿滅。其後，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至正十一年（1351年）之後，韓山童、劉福通在安徽阜陽，芝麻李在徐州，彭瑩玉、徐壽輝在湖北蘄春等地先後起義。元末農民大起義以海上開始，直到各路英雄海上逃亡為止。
朱元璋聯合方國珍剿殺張士誠之後，又在洪武三年（1371年）剿滅了方國珍。然而，方國珍佔據的浙江東部三郡溫州、台州、慶元則在方國珍統治下十數載。當地百姓對方國珍也極為尊敬。這也是朱元璋懼怕的原因。
海盜其實早已有之，只要是濱海地區，到了貧富兩極分化的時候自然會有搶奪事件發生。東漢末年，海盜開始進入史籍。例如，漢安帝永初年間的張伯路、順帝陽嘉初年的海盜曾旌、靈帝時期的杭州胡玉、獻帝時期的長江口薛州等。
宋元時期，海盜活動越來越頻繁，到了明代中後期進入鼎盛階段。明朝最早的海盜就是廣東的李夫人。
朱元璋在進行北伐的同時，也開始對各地海盜進行剿滅。然而，海盜並不為所動，反而進行積極反抗。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廣州海盜李夫人、徐仙姑、鐘福全等舉兵海上。洪武六年（1373年）張汝厚、林福起兵。前者被官軍擊敗，後者被佔城國國王奉明朝之命出兵擊敗。
隨著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日漸嚴厲，海盜作亂也愈發嚴重。洪武十四年（1381年）潮州梅縣萬安都人隆起組建海盜武裝。二十年（1387年）週三在程鄉縣組織武裝。
永樂年間，最令人吃驚的就是欽州海盜阮瑤。阮瑤戰敗後，其部屬繼續對抗明朝政府軍，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才被剿滅，在這長達二百八十多年的時間裏，欽州海盜一直都是廣東地方官的心腹之患。
自此以後，海盜的規模都較小。直到正統景泰年間，從廣州海盜黃蕭養開始，海盜的規模才日漸壯大。
第一代“海盜之王”順天王
黃蕭養出身於佃農，因為田地之爭傷了人命。結果遇到大赦被放了出來，因為無以生計便做了海盜。被抓之後剛要被斬，卻越獄成功。
黃蕭養在獄中認識了一位獄友，是個江西商人。二人密謀越獄讓人藏利斧于飯桶之中。1449年3月8日，二人砍斷腳鐐，率領囚徒衝入軍器局，奪取了刀槍劍戟和盔甲等，攻擊府衙不成便乘船出海。官軍乘三艘戰船追擊，5月13日，黃蕭養率囚犯在赤岡海口伏擊成功。
黃蕭養佔據潘村造反，二十天內就有萬餘人前來參加。自六月開始，接連進攻各縣城。九月份黃蕭養出動船隻五百餘艘、數萬人圍攻廣州城。廣東都指揮使王清前來救援，但因為沙角尾水淺戰船擱淺。黃蕭養迅速出擊，活捉王清。王清拒絕喊話讓守城官兵投降，被黃蕭養怒殺。
其後，黃蕭養自號“順天王”，建元東陽，擁戰船兩千艘，部眾十余萬。景泰元年（1450年）春，黃蕭養親領大軍對戰略要地佛山堡發動進攻。但因為佛山“二十二老”（梁廣、霍伯倉、冼灝通等）歃血為盟，組織鄉民武裝對抗，其後，退伍軍人曹溰與鄉紳二李（李福全、李善祥）、簡彥文、倫逸安等組織民團抵抗，黃蕭養大敗。
之後，黃蕭養領兵船一千七百多艘，兵卒十余萬進攻佛山。廣東軍方馳援佛山，由都指揮使李昇率領。黃蕭養詐敗而逃，到小港埋伏。官兵、民團在追捕中因海水退潮兵船擱淺被黃蕭養打敗。都指揮使李昇、大將何貴、“二十二老”之一的霍仲孺被殺。
明英宗迅速派遣軍隊進攻黃蕭養：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兵部侍郎孟鑒、僉都御史楊信民率兩廣軍隊全力進剿；南京總兵兼布政使葛稽、廣西參將范並等領各地兵卒開赴廣州；楊信民領廣東巡撫一職，駐紮廣州後三番散發數萬張“勸降書”。4月17日雙方大戰，黃蕭養被俘後被殺。
就在黃蕭養與官軍鏖戰之時，周義良、溫觀彩越獄成功後也開始造反，新會縣海盜黃三等聚眾生變。他們接受了黃蕭養的冊封，于黃蕭養與官軍大戰的同時，領兵三萬餘人、戰船千余艘，進攻新會。黃蕭養兵敗後，黃三等人繼續與明軍週旋，同時聯繫福建海盜共抗明廷。
從正統十二年（1447年）開始，漳州海盜陳萬寧、張秉彝、陳寬讓、嚴復、嚴啟盛等也相繼進攻福建、廣東各地。此時，海盜團體又與閩北山區的鄧茂七農民起義合流。
但這些海盜勢力僅僅是一省之患，直到海盜勢力與倭寇合流之後，才成了真正的大患。
徽商—海盜集團的崛起：倭寇的主人王直
教師鑿墓碑
2005年1月31日夜，月光下錛鑿斧鋸閃著道道寒光。有兩個人快速地行進著，來到了一座墓碑前，上寫“王氏祖墓”，二人的目光中透著果敢與堅定。他們也不說話，來到墓前端詳著上面的碑文，凡是帶有特定詞句的內容，全部用斧頭鑿去，一座華貴而又莊重的墓碑就這樣被他們破壞了。然而，更令人吃驚的是，二人的身份竟是大學教師。他們之所以如此暴怒，是因為有人將地下這個民族敗類視做英雄，為他樹碑立傳。
什麼人死後竟然受到如此唾棄？其實，這個人已經死了452年了，他的名字叫“王直”（也有人稱其為汪直）,是明朝最有名的走私犯，甚至擁有上萬人的武裝隊伍。可以說，他是明帝國走私經濟的典型代表。
爭貢之役後，嘉靖皇帝對海禁政策的執行力度越來越大，大批東南沿海的百姓被逼到了死亡的邊緣。江浙地區原本是明朝政府主要關注的走私地區，而閩粵地區在當時因為被視作“外化”之地，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因此，閩粵地區走私氾濫，特別是福建地區。該地丘陵、山地佔全省總面積的90％以上，多山少田，農業經濟根本無法養活和平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人口。為此，該地區逐漸成為明帝國走私最為倡狂的地區，最典型的是漳州、廈門等地。
本來，政府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讓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明帝國建立已有百年曆史，從法理和民心向背上，已經沒有了任何擔心。然而，囿于傳統儒家思想的“祖制”觀念，並沒有順應民意開放海禁。本來正常的海外貿易，竟成了非法行為。當時的福建地區的百姓也就背上了惡名“居民多貸番且善盜”。
在正統(1436—1449年)、景泰(1450一1456年)年間，漳州、廈門等地的走私經濟便成為當地的主體經濟。明代的禁海政策始自朱元璋，而朱元璋的諸多言論在其死後，也被載入《大明律》中。法律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讓民眾獲得好的生活有保障，然而，此時的法律卻成了惡法。因為有禁海令，官員們自然要進行執法工作，甚至粗暴執法。因為官員的粗暴執法，已經富裕了的一些百姓便進行抵抗。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注意一個不被經常提及的問題——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在明朝被嚴格地執行著。海外貿易從業者不能進行人口流動，從而無法去其他地區進行商貿活動，而從事海外貿易賺錢的速度又是其他經濟活動難以相比的。由此，富裕起來的海外貿易群體自然要為自己的利益進行抗爭。
反抗者無論如何都會受到殘酷的鎮壓。為了與強大的政府對抗，他們急需一位領導人。而這個人就是朱元璋的同鄉王直。
王直是安徽歙縣人，早年開始經商（與同鄉徐惟學等人販賣私鹽），因違法逃到浙江、福建、廣東進行走私。嘉靖十九年（1540年），從走私中嘗到甜頭的王直，竟然打起了明帝國嚴禁出口到日本的硝黃、硝石等物品的主意，從此王直的勢力就擴大到了西洋諸國。
後來王直到了雙嶼島為許棟做管庫。朱紈攻下雙嶼島後許棟逃亡，王直被眾人推舉為首領，後前往日本當中國貿易的經紀人。其後王直幫助官府剿滅海盜盧七、陳思盼等，威望大增，徐海、葉麻、毛海峰、徐惟學等公推王直為“海上盟主”。
本來，王直以為以自己的功勞，官府會改變對他的態度，甚至“鬆弛海禁”，允許通番互市。然而，正當他與朝廷會商之時，參將俞大猷卻率軍前來攻擊。王直帶著滿腔憤恨衝出包圍逃到了日本。
在這件事情中，明政府的做法確實欠妥。本來，王直可以像後來的鄭芝龍那樣被招安，成為一支可用的武裝。但明廷卻以為“擒賊先擒王”殺了王直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其餘海盜，殊不知海盜各個幫派之間的爭鬥並不比海盜與官府的鬥爭和緩多少。即使是王直的手下，同是徽商—海盜集團的一員徐海也是和他面和心不合。
但這並不能成為王直後來的所作所為可以被原諒的原因。逃到日本的王直，自立為王，自稱“凈海王”，出行模倣皇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開始糾集倭寇侵擾東南沿海。他以日本為基地，搶劫商船、攻擊大陸沿海地區，倭寇的許多行動都受其指使。東南沿海的倭寇之患之所以長期不能得到解決，其中就有這個原因。王直由一名官府的反抗者蛻變成了十惡不赦的民族敗類。王直與被其雇傭的倭寇在閩浙粵三省沿海地區，大肆搶掠，無惡不作，成為明政府的心腹之患。
嘉靖皇帝命胡宗憲總督軍務，在囚徒蔣洲的建議下，胡宗憲將王直的母親、妻兒拘捕，家產田地沒收。其後，蔣洲被封為市舶提舉正使前往日本說服王直回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蔣洲從浙江桃花渡出發，兩個月後到達日本的五島。在會談中，蔣洲說胡宗憲誇獎王直為“偉人”。1556年王直派人與胡宗憲商談。王直的要求有三個：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至少被官封都督；釋放一家老小。
胡宗憲表面上答應一切條件，但告訴王直須上報朝廷批准。同時命令戚繼光、張四維伏兵海陸要津。王直被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登陸商談，先被軟禁後被送入獄中，與兩年後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處死。王直被殺，妻子成為家奴，其家族成員、部眾萬人被殺。
對於胡宗憲的做法，明朝著名科學家、名臣徐光啟不以為然，他認為：王直從未親自率人來犯領土。國家一召喚他就回來了，如果給他一官半職，讓他招撫海寇，那麼東南就會安定了。明帝國的最高行政執行機構——三司（平行的三個最高權力機構，係掌管軍事的都指揮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公佈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會議，對王直是這樣評價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姦。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上有幹乎國策，下遺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
倭寇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時間裏之所以難以消除，其中就有中國人為虎作倀的原因。當時的明朝人就說：“王忤瘋（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瘋（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更有甚者，軍方也開始與王直來往，例如把總張四維（與首輔張四維無關）。
王直死後，他的徽商—海盜集團的二把手徐海也被胡宗憲剿滅，徽商—海盜集團自此沒落。直到半個世紀後，又一位海盜首領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鄭芝龍。
閩商—海盜集團的崛起：鄭芝龍的海上帝國
崇禎發佈的戰爭動員令
1633年9月22日，崇禎皇帝憤怒地一拍龍案：“你等勿要再說，紅夷殺我百姓、佔我領土，作為一國之君我必須奮起反擊。我們已經對他們很容忍了！”就在這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臣跪下說道：“萬歲，外夷來華無外乎通商，只要開通互市，紅夷必然不再為害天下！”
“老學士此言差矣，我天朝不能允許這樣的人與我們通商，這樣有損天顏！”一位大臣反駁著。
“你等不必再說了。我已經決定了，是否互市打了以後再說。如果一打我們就開互市那還得了。一個個對我中國毫無尊敬之心，看我們似綿羊般好欺。如果不教訓他們，天朝威嚴何在！今後，敵未被擊潰之前，凡言互市者是為賊，殺！你等聽真！”“遵旨！”
10月1日福建巡撫鄒維璉將福建文武召到了巡撫衙門，“各位同僚，我主萬歲已經下達命令與紅夷決戰。”海道大人一聽站起來剛要說話，鄒維璉擺了擺手，“日後任何人不許再談論互市，文武官員必須拼死殺敵，有違此令者，殺！”“遵令！”“鄭芝龍、高應岳、張永產、王尚忠、吳震元、陳夢珠，爾等各自備戰、備糧，準備戰船，十天后我將前往漳州督師！”“遵令！”
10月12日鄒維璉來到漳州督戰，以鄭芝龍為先鋒，高應岳為左翼，張永產為右翼，王尚忠為遊兵，吳震元、陳夢珠則負責記功散賞。“鄭大人，敵方現在如何？”鄭芝龍上前抱拳拱手：“回大人，紅夷聯合海盜劉香共戰船百餘艘、甲士四萬餘人，陳兵海登縣外海。根據多年戰鬥經驗，我認為他們將從海登縣登陸。”“嗯。我們商量的結果也是如此，數十年來東南沿海不安，倭寇、葡萄牙人先後來犯，如今又來了紅夷。我們現在共有戰艦五十艘，小火船一百多艘。我準備與爾等一同並肩戰鬥。我將前往海登縣親自督戰！”“大人此去，必讓前軍將士感受大人之虎威，敵軍必敗，大明必勝！”“鄭大人，還賴各位將軍奮勇殺敵，萬歲正看著咱們呢，百姓正在指望著這一戰。如若戰敗，我等將以死謝天下！”
15日鄒維璉來到海登之後，立刻召開作戰會議。“各位將軍，紅夷勾結敗類劉香為害中國。當年，倭寇之所以攪亂東南數十年全因敗類相交。相較于紅夷，劉香部乃是烏合之眾，他們與政府軍交戰素來善用遊擊。其軍力薄弱，我們以先攻擊劉香部為主！”
“鄒大人言之有理，我想我們先以一部分兵力鉗制紅夷，同時以大部軍隊攻擊劉香。劉香見我等主攻紅夷，必疏于防範，此時主攻必然順利！”
“嗯，鄭大人所言極是。”
22日夜雙方戰鬥打響，荷蘭方預計明政府先攻擊劉香部，劉香也認為必主攻自己，嚴正以待之際突然聽說明軍主攻荷蘭人。一聽到這個消息劉香樂了，“哈哈，這回可賺大發了。”“大哥，這話怎講？”“你們去看看，鄭芝龍這傢夥在什麼地方，我們主要攻擊他，如果明軍失敗，我們就消滅了我最痛恨的敵人。如果明軍勝利了，我們大不了跑就是了！”
然而，正當劉香洋洋得意之時，鄭芝龍的大炮突然向他開火。頃刻間，劉香的50艘戰艦全部被擊毀。之後，明軍再以主力轉攻荷蘭戰艦。荷蘭人慘敗。
“傳令鄭芝龍，必須擊殺劉香，對於這種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殺了他！幾十年來，我國之所以屢有敗陣，皆因漢奸為之。對於劉香此類漢奸，必擊殺之。”“遵令！”鄭芝龍率艦隊追擊劉香殘部數月之久，一敗劉香于石尾、再破于定海、三殺于廣河、四打于白鴿、五擊于大擔、六戰于錢澳。最終，走投無路的劉香自焚。
此一戰打得荷蘭六年沒敢大規模進犯。1639年荷蘭再次派遣9艘戰艦進攻中國，鄭芝龍率部迎戰，派人游水，將盛滿火藥的竹筒燃放投到荷蘭戰艦上，焚燬了5艘戰艦。自1622年中荷澳門之戰後，近20年間衝突不斷，荷蘭最終戰敗。其後，荷蘭乘中國東北邊關吃緊、農民起義朝廷無力東顧之機，偷偷地竊取了台灣。
在與荷蘭二十多年的戰爭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鄭芝龍。鄭芝龍最終掌握了東亞的制海權，任何國家的船隻在此通過必須購買鄭芝龍的令旗，否則就會遭到海盜洗劫。而荷蘭佔領的台灣最終也被鄭芝龍的兒子、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
鄭芝龍集團身兼商人、海盜、官軍三種身份。鄭芝龍出生於福建南安縣石井鄉，字日甲，號飛虹，小名一官。福建土地稀少，不適於農耕，因此，自古就是經商特別是海上貿意的重要地區。東南沿海數百年的海盜現象，也使得許多人視海盜為一種職業。
鄭家兄弟五人鄭芝龍排行老大，年紀稍長後他便帶著弟弟鄭芝虎、鄭芝豹前往舅舅黃程家。黃程在澳門經商，從事海外貿易，鄭芝龍做黃程的幫手。
因為澳門葡萄牙人很多，為了交往方便，鄭芝龍成了天主教徒，一般外國人稱其為尼古拉·一官。在做了幾年黃程的幫手和荷蘭人的葡萄牙文翻譯之後，在18歲那年鄭芝龍前往日本發展。在那認識了華人領袖李旦和顏思齊，並與日本政要有了很深的關係。
顏思齊孔武有力，早年因為打死人逃亡日本，其後從裁縫起家逐步富裕並開始進行中日間的走私活動。鄭芝龍、楊天生、陳衷紀、陳德等27日尊奉顏思齊為首領，他們有13艘船用於走私經商。後來陳德、陳衷紀建議：先攻佔台灣，然後侵略四方，之後佔領日本，徐圖中國。
1625年顏思齊亡故，鄭芝龍成為首領。隨後，鄭芝龍率領十艘船進攻金門、廈門，其後四處侵擾。後來希望歸順朝廷，但俞大猷之子、總督俞咨皋不予首肯，親領大軍與鄭芝龍交戰，最終，慘敗後被朝廷問罪。
鄭芝龍之所以如此強悍，主要是他與倭寇、歐洲海盜以及中國其他海盜不同之處在於，他屬於“起義”性質，他專門打出了“劫富濟貧”這種農民起義式的口號，經常接濟貧苦百姓，因此，頗得民心。在許多窮人眼中，他是靠山。
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採取剿撫並重的方式處置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鄭芝龍接受了朝廷任命成為遊擊將軍，其後成為副將。借助官家地位，鄭芝龍迅速將其他海盜勢力聚集在自己的身邊。
早在沒有接受招安前，鄭芝龍就擁有數百艘船隻和十萬兵卒，被招安之後，勢力越來越大成為了“海上盟主”。其後，鄭芝龍幫助官軍擊敗荷蘭侵略軍，剿滅李魁奇、楊祿、楊策、褚綵老、鐘斌、劉香等海盜集團。在此期間，鄭芝龍的兩個兄弟鄭芝虎、鄭芝鵠相繼戰死。
鄭芝龍的官職也升為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帶俸右都督。由此，他壟斷了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凡是與中國進行貿易、凡是在中國海軍能夠到達的地方，必須懸挂鄭芝龍的令旗。每年僅令旗的許可費就達千萬。鄭芝龍在1628年有船千艘，雖在招安後被裁撤數萬人，但仍有七萬人，戰鬥力並未降低。
1633年7月7日，荷蘭軍隊突襲南澳，把總范汝耀重傷、17名軍士陣亡。7月12日突襲廈門，守將張永產在泉州購買軍事裝備，鄭芝龍率部在福寧剿匪。結果，政府軍5艘戰艦、鄭芝龍10艘戰艦被毀。其後，荷蘭軍撤退。荷蘭人又想進攻海登縣，知縣梁兆陽派人夜渡金門浯嶼偷襲料羅灣獲勝。從此，雙方處於半停戰狀態。
1633年9月22日崇禎皇帝下達戰爭總動員令，最終明政府與海盜聯軍大敗荷蘭與劉香的聯合艦隊，取得料羅灣海戰的勝利。自此，鄭芝龍成了海上霸主。
順治三年（1646年）鄭芝龍投降清朝，十八年（1661年）鄭芝龍被殺。
鄭芝龍是明朝海盜勢力的代表。鄭芝龍所代表的海盜商人與內陸地區的商人一起促進了明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明政府對商人的態度從輕商轉變為重商，直至南明時期的倚商。
明代中期之前，士農工商的排序沒有太大變化。但中後期由於陸路、水路交通發達，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國內經濟日漸發達，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初步形成，商人也由沒有戶籍的百姓，變成了可以參加科考、享受政治權利的商籍百姓。甚至到了萬曆年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但在白銀的誘惑下，商人與官的關係日益緊密，從而形成了在官商一體化下的各種虛假繁榮，經濟出現了泡沫化。為了保障自身利益，一些商人由走私、海盜、商人三位一體變成了明朝末年新增的“漢奸”四位一體的複雜身份。
明代中後期，明政府逐漸採用了“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商人由“民之末”變為與士至少是平等地位的社會階層。商人之家大多是長子、次子參加科舉，三子之後從商。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一直是官紳共治。在一些家族觀念比較重的地區，有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國家，宗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例子並不鮮見。同理，家族乃至家庭利益也同樣可以高於國家利益。中國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又造成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同樣重要。
而當商人與官、士合流之後，就造成了一個極為嚴重的現象，正如崇禎皇帝所哀嘆的那樣：“居官有同貿易”。
商人勢力在明代之前就已經非常強大，例如著名的陶朱公、呂不韋等。明代最知名的商人首推沈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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