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 2012年：蒼天黃天

一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

文山公 [1]的這句話，也許會成為今天世界上不少地區和國家的人們的一種感慨。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喜歡讀史書的人，那麽在這個亂世紛紜的大時代，我關註的倒不主要是今天世界各地區的風雲變幻和刀光劍影，而是200年前的時候，另一個大時代的變革。

在1812 年的時候，世界上也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那個時候，世界格局的中心，已經從東亞遷移到了歐洲。

在古老的東方，被後人津津樂道，無數數不清道不明的庸俗電視肥皂劇，誇大和吹捧的康乾盛世已經早己煙消雲散。所謂的盛世，為豪民們擺下的世紀大宴導致了土地兼並瘋狂蔓延，而政府中出現了和紳這樣的超級大利益集團。

世界上最要命的就是階級對立的出現，和階級矛盾的激化。本來一個社會不應該有階級，但就一定有階層。這個階層，其實就是根據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因為不同的教育水平和能力，而形成的經濟收入的區別，然後由於這個區別而形成的政治權利的占有差別。

一個社會當然應該是有能力者居高位，因為這些高位，可以發揮的影響社會的動力，也是整個社會需要的健康力量。但是當階層出現固化趨勢，就是說靠自己的本事建功立業的老一代退隱，而沒有啥子本事，也沒有啥子道德高地的富二代們和官二代們，屍位素餐，無所作為，甚至有的還變本加厲，利用政治權利占有的不公平地位，增加對弱勢群體的壓榨，那麽階級對立自然出現，階級矛盾自然激化。

在美國這樣的社會，主要社會階層大概可以分為占最大頭的中產工薪階層，和第二大頭的極貧階層，和最小頭的豪富階層。

因為民主選舉制度的原因，政治權利的分配靠的是人人手上的票數，按理上應該是由大部分的工薪階層來決定。但因為豪富階層對選舉的輿論工具、選舉的政黨提名方式，和最重要的巨額選舉資金的控制，形成的結果就是被選上的政治人物，選舉的時候，忽悠的東東，聽得工薪階層心花怒放，但是具體政策實施的結果，卻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基本上是跟著利益集團的富豪階層走。

比如美國的參議員，大概80%的工作時間，是為下一次選舉籌集競選資金，是沒有太多時間，去關心民生的。

因此美國的政治發展，就是富豪階層繼續掠奪，極貧階層基本上就是扔幾根骨頭，讓他們混吃等死，自生自滅，大部分就是在毒品、黑幫和監獄裏面打圈圈而已。

這中間基本上對國家貢獻的就是工薪階層，而一旦工薪階層的就業和生活受到影響，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向下滑落，那麽階級矛盾就會激化了。

而美國的階層流動，主要在於教育。這個和中國和歐洲的很多國家大致相同。出生貧寒的有誌青年，通過良好的教育，躋身於工商業管理階層，或者是富人欽點出來的政府高官階層，就通過為富人提供服務，而獲得自身的利益，然後再通過婚姻關系等等，就躋身入這個富豪階層。

要是這條路子一斷，就是說如果將來你貧寒子弟，連混入豪門專營店的常青藤名校的機會都變少的話，那麽社會亂局就迫在眉睫了。

中國的社會稍微不同，主要的階層分野，是在於官和民。當然豪民們希望控制官的努力，和美國的選舉機制下的豪民沒啥兩樣，但是這種官本位制度，畢竟給了官們相對於美國的官們更強勢的地位。

而中國的豪民們和貧民們對官府權利的爭奪，也體現在多大程度上，通過科舉（公務員考試）入門機制、官員選拔機制、以及監察機制等等，來表達出來。

當某些地方的官員，其施政滿足了貧民們的訴求，表達出來的就是民間的歌頌清官和父母官的歌謠，地方挽留的萬民傘之類的東東。

這個從周朝開始的《詩經》就可以看到，當時周天子派遣到各諸侯國采風的言官們，收集回來的就是對各地政府管理情況的民意調查。

那麽對只為豪民們辦事的政府官員，或者只為自己辦事，連豪民們都怕怕的官員們，大家除了在歌謠中咒罵，或者是通過其他政治鬥爭對立面的官員內訌去參他一本，或者是通過攔住欽差大臣的轎子上訪，最後也是最有效的一個表達民意方法，就是暴動。

在今天大家被洗腦以為真那麽牛的康乾盛世，社會矛盾惡化，先是導致了號稱“黃天將死，蒼天將立”的白蓮教大暴動。這次的暴動，主要是發生在川陜楚地區。

然後跟著而來的，就是東南沿海浙江、福建和廣東的以漁業為生，情況好就打魚、做海上貿易，不好就做海盜的漁民們，也爆發了暴動。

到了1812年，整個清朝政府風雨飄搖，鎮壓各地貧民暴動，導致了國庫空虛，也顯示了曹雪芹《紅樓夢》裏面描述的由盛而衰的崩塌。然後更離譜的是，之後的1813年9月，白蓮教的北京分部天理會，居然在內應的支持下，殺進了皇宮，算是開了中國歷史的先例。

這個時候，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美洲，發生了英美1812年戰爭。這裏不是中國的暴民沖入皇宮暴打昏君，而是暴君英皇的軍隊放火燒了暴民--就是叛亂的英皇的殖民地臣民—的白宮。

一個是退出歷史舞臺的東亞，一個是還沒有正式登臺的北美，因此大時代的好戲，就只好在當時的世界中心歐洲上演。

[1] 文山，是南宋文天祥。這句詩，是引用他在抗元失敗後，寫的《過零丁洋》。

二



社會固化，就是所謂官二代，由具有官僚家族背景的後代出任各類官員職務，或者就是所謂富二代，由那些出生時候口含金鑰匙的後代控制社會主要經濟資源。

但是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常見。

從中國的歷史上來看，早期比較講究血統和家族傳承的西周王朝，到了春秋時代，出生貧寒的比例大概是26%，但到了戰國時代，這一個比例就上升到了55% [1]。

而通過對中國宋朝時代的科舉制度下，官吏的構成研究，也有很有趣的結果。在北宋仁宗慶歷6年（1046年），科舉出任官僚占57%，到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降到45%，到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和宋寧宗嘉定六年（1213年）降到了31%和27% [2]。當然南宋的經濟發達，和科舉錄取率過低，大部分士子們最後選擇了從商有關。

要是有人有興趣的話，把今天中國的政府官員、國企老總、軍隊將領等等，做一個出生統計，大概可以得出比較靠譜的結論。

就是說基本上，如果貧寒入士的比例，要是到了50%或者以上，那麽這個社會的階層固化情況，就沒有那麽嚴重，使得社會各階層的流動管道，還是暢通。但是這個比例，要是下降到25%或者一下，那麽社會固化就過於嚴重，整個社會就需要像電腦一樣，重新開機了。

而且看待官二代，也必須有一個歷史性的視角。其他的國家，可能因為文明和文化的不同，不好直接和中國比較。那麽我們看一下周邊的亞洲同文化國家，這樣的情況如何？

比較著名的官二代，一個是日本的門閥系統。可以看得出來，不少日本的官員，比如日本首相，通常是來自於首相家庭。這樣的結果，導致的是日本政治系統中，政治人物能力偏弱，政府權力大多為出生貧寒的官僚，和企業財閥聯手掌控。

和隨著日本經濟的衰落，財閥和官僚系統，都出現能力遞減的情況，因此出現政治權力真空。最近日本政治的各種亂局，包括在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上面的乏力，都是和這個政治權力真空有關。

其他著名的官二代，有新加坡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朝鮮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日，臺灣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當然現在菲律賓阿基諾三世。

這些官二代的產生，基本上有一大現象，就是老子必須有比較大的權威，而且控制政治權力的時間，必須非常長。

以中國現在的情況來看，在建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唯一在政治上保持強大權威，掌控權力時間比較長，而且中間沒有被打倒，也沒有被批鬥的政治人物，只有三個人，那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

當然改革開放之後，這樣的人物只有一個，就是鄧小平。

因此很簡單，如果你的政治權威不夠大，而且更主要的是，實行了任期制之後，你在位子上的時間比較短，雖然對你退下來之後的新班子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勢利的時代，那就是人一走，茶就涼。

別說要人家其他人，對你的兒子有什麽特殊待遇，恐怕在你快要退下的時候，人家連你都不賣賬呢。別說現在的領導人，當年毛澤東主席的威望極高，在建國後的幾年，希望退居二線，馬上就可以看到世態炎涼，以前進北京來探望的老下級們，也沒有時間過來打聲招呼了。

中國現在的一些政府高官，處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因為其父輩在政府裏面的任職時間頗長，有一定的影響力。再加上政治上都曾經被打翻在地，下過鄉，吃過苦，有不少人是不能用那種傳統的“八旗子弟”官二代的框框去套用的。

但是從這種趨勢來看，鄧小平以後的中國政治，在未來是比較難產生像其他亞洲國家那樣的官二代的。

當然並不是說，你出生於貧民家庭，就證明你一定本事比人家要強。這個也是要看歷史上的各類官員選拔制度。

在政府官員按年齡退休沒有制度化之前，你就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那就是80歲的人，占了70歲人的坑，70歲的人占了60歲人的坑，以此類推下來，那麽30多歲的人，就沒有坑呆了。

當年記得蘇聯一下子，就死了幾個最高領導人，就是因為大家的退休就是死亡，接位子的也是老人。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國王制度，好像也是差不多，都是80多數了，才輪到你上臺。

既然沒有坑，就只好創造一些和現存政府系統平行，但是年齡層小一大截的位置出來。難聽一點，就是小孩子的過家家，你大人玩真人版的過家家，我孩子們玩小孩版的過家家。

這種方法，導致了人家這些年輕人，在最應該靠在基層實幹，學習管理能力的美好時光，用來搞一些虛而無用的東東，確實會影響這些人才的發展。然後等有一天，終於有空缺，人家可以正式出任某些官位之後，大家有一致指責人家能力有欠缺。

但是一旦幹部任期按年齡退休制度出現之後，最高層的位置，也只能68歲以下，這樣就為30來歲的官員們清理了障礙。因此現在大家議論紛紛的現象，將來也不會再出現。

[1] 許綽雲《變遷中的古代中國》通過對春秋時代的516位政治人物，和713位政治人物的分析，得出此結論。

[2] 【美】費正清，古德曼《中國新史》第四章。

三



當然，這裏談到的對象，是大部分比較高層的政府官員。因為當你的位置到了那麽高，不管你是什麽出身，沒有真才實學，是比較難混下去的。

曾經有一個研究，就是對宋朝介於998年到1126年之間28年的15000個政府官員的調查，發現其中的7905個官員，就是說47.5%的比例，是來於窮人家庭 [1]。

如果把其他各個時期的數據比較，那麽發現這種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情形，其實還是比較難，大多是王朝處於興盛時期的現象。比如對宋朝來講，從早期的宋太祖到宋仁宗，主觀上都是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套真正選拔人才的制度。

但是考慮到富裕家庭，在很多客觀方面的優勢，比如說學齡前的家庭教育氛圍、學校的優秀教師、或者說私立昂貴的貴族學校，等等，都占有很大的起跑優勢。而出生於貧窮的家庭的學生，恐怕唯一能夠占優勢的，就是努力學習的動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大家平分秋色，一個靠的是社會科技的進步，宋朝靠的是活字印刷術的普及，現在靠的是免費的基礎教育的質量，以及互聯網上學習資料的低成本等等。這些技術進步，導致富裕階層占有社會資源的壟斷地位被打破，貧窮階層運用社會資源的成本大幅降低。

至於在地方和基層上的階層固化，往往要嚴重於國家一級。因為本來到國家一級，競爭就比較激烈，再加上大家多數是光棍一條，出於打天下。而在地方一級，各種家庭和宗族的影響和勢力，自然就會通過經濟和政治的強勢地位表現出來。

而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這些勢力相當強大，是主宰中國地方社會的絕對權威，不是皇帝派下來的縣官和幾個幫手可以抗衡的。倒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改革政策，導致了這些地方宗族勢力的衰落，不過在改革開放以後，這些地方勢力有回潮的趨勢。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靠繼續的城市化，令社會的基層單位，從宗族過渡到家庭，至於是不是向西方一樣，徹底地走向個體的公民個人，我倒是有不少的保留意見。

而要解決大家看得比較煩心的身邊的公務員裙帶關系等等不正之風，估計要靠社會發展之後，出現扁平化管理趨勢，從而壓縮中間官僚階層的層級和規模，然後可以做到大規模降低官僚人數，以及通過電子辦公化的普及，從而令公務員權力縮減，而壓縮以至於失去權力尋租的空間。

至於社會上的仇富心態，那也是一個社會高速發展中存在的正常問題。記得看到一個電視調查訪問，是追蹤關於毒魚翅事件。當香港的電視記者追問廣東某地的黑心老板，你這個毒魚翅會吃死人的！黑心老板說，都是有錢人吃了，死了活該。

因此窮人並不一定就比富人要道德高尚，富二代和官二代會出不少衙內，但也會出不少廣東海陸豐彭湃這樣的偉大人物。當年共產黨革命中，不少為貧苦大眾獻身的人物，都是標準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所以要解決階層固化是一個問題，但同樣你也要解決社會道德淪喪的問題。不然的話，你如果出現社會道德淪喪，爬上來的窮人都是於連 [2]，那可是和階層固化出現的八旗子弟差不了多少了。

中國現在有一句時尚的話，叫做“不折騰”。

這句話怎麽翻譯，倒是難倒了不少人。其實這句話，就算不難翻譯，也不好實現。因為很簡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要是不折騰的話，你怎麽下來，我怎麽上去？

所以說“不折騰”是理想，“常折騰”是現實。

因此一個社會要想制止社會階層固化，就必須依靠折騰。但這個折騰，必須是小折騰。就像小地震一樣，經常給你震動一下，就會把地殼裏的巨大壓力，常規性了消減一下，那麽你面臨大地震的危險就比較小。

一個社會經常性地小折騰一下，其實是可以防止大折騰的。

在美國，每一撥新入華盛頓的新貴們，都是挾天子（選舉結果）號稱要“好好折騰”一下的人物。

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這些白宮新主人，從金裏奇、佩羅西，到現在的博納，都是拉著一幫子隊伍，像當年的華盛頓一樣，渡過波多馬克河，要開天辟地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自然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舉的大旗是要折騰華盛頓的腐朽制度，雖然舉旗幟的隊伍不同，到頭來被折騰的還是美國的小老百姓。

中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你說要不折騰，但是各地的官府，卻忙著折騰，是折騰當地的百姓。折騰的結果，如果不嚴加管束的話，最後就是要變成民（貧民）不聊生。

民不反，但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果你不想民不聊生，用棍子和石頭向你表達民意，你就要去折騰那些不願意不折騰小老百姓的官們。

因此你要治理腐敗，嚴格吏治，就要去折騰官們，讓他們官不聊生。

北宋名臣範仲淹的看法，就是你讓一個地區的百姓被折騰，還不如折騰這個地區的官員 [3]。

中國的官員們過得太滋潤，當然就是小民們的不幸。美國也是如此，富人們過得太滋潤，賺錢了自己花，虧錢了國家補，也是小民的痛苦。看到國會兩黨互相鬥得不可開交，自然惱火於這幫廢物。可是要是這兩幫子，又是擁抱，又是親吻，大家不由得心裏一寒，不知道小民們又怎麽被政客們算計了，估計對分贓的協議已經談妥了。

[1] Thomas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2] 於連 (Julien)，是法國名著《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中一位出生貧寒，但是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物。

[3] 據南宋朱熹《宋名臣言行錄》卷七“範仲淹文正公”記載，範仲淹推行改革，免除地方官員，一筆勾銷。同事的樞密使富弼勸道，“一筆焉知一家哭矣”。範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四



今天中國的折騰，是一個新興強權的崛起，如何處理內部分配的問題。而美國的折騰，是一個衰落的舊強權，必須考慮到哪個階層和哪些團體，來扛起要負的賬單的問題。

相比於1812年的世界，今天的中國猶如當時的美國，能否崛起，還是取決於自身內部矛盾是否可以合理的解決，也取決於如何和世界其他的強權們如何磨合。

而今天的美國，則是相當於當年的歐洲，自身內部的勢力如何平衡，以及在國際上的勢力範圍和次序準則如何安排，會奠定未來世界的格局安排。

那麽今天的歐洲，則是相對於當年中國，是曾經的世界輝煌的中心，慢慢的衰落，結果在30年後的1840年，成為強權的餐中之物。

這樣的看法，其實只是大致的總的軌跡，可以相比擬。其實在具體歷史比較上面，中國和1812年被英國入侵軍隊燒了首都華盛頓的美國，相似並不太大。而是和經歷了美國1812戰爭後真正獲得獨立，之後經歷了慘烈的南北內戰，然後自由資本狂歡的30年工業發展，在1890年代處於帝國主義前夜的美國，倒是非常和今天的中國相似。

美國經歷的南北戰爭，主要是內部各利益集團對國家道路和利益分配的主要爭鬥。在內戰中，最後取勝的北方聯邦集團，算是摧毀了美國西部印第安人的原始經濟，也摧毀了南部農莊的農業經濟，為美國的資本狂歡和大規模的工業化鋪平了道路。

所以美國在戰後的三十年中，經歷了一個經濟突飛猛進的超高速發展階段。這個時候的美國經濟增長，應該是美國歷史上最快的時期。從1865年到1898年，美國的鐵路增長了567%，煤炭產量增長了800%，玉米增長了222%，小麥增長了256%。在這個時期，美國的企業勢力在社會中的超級壟斷地位奠定，產生了大批強盜富翁（Robber Barons），比如說洛克菲勒、米隆、卡耐基、佛拉格勒、羅傑斯、摩根、範德比爾特等等。

這個時候，也是美國人口大幅增長的時代，大批來自於歐洲的移民，使得美國的新移民超過了1千萬。但是在這個美國大力開放移民的時代，勤勞吃苦的美國華裔工人，在成功地建造了貫穿美國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的西線，就是加州和內華達州段，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橫跨美洲大陸兩洋國家的夢想成為現實之後，在1882年美國政府開始實施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使得美國華裔人口，從1880年的10萬人下降到1950年的37000人。而剩下來的華裔人口，因為處處被人歧視、迫害和追殺，最後只能聚集在少數的幾個唐人街裏面。

在這個被稱為Gilde Age（鍍金時代）的時代，美國的政治也是非常的黑。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腐敗，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

那時的美國，可是醜聞遍地。從戰後重建的政府大宗合同，以及鐵路和礦山的大規模投資中，各個地方的貪官們都成了爆發戶。當時的情況是，美國的各級政府，幾乎被小圈子的利益集團把持，然後把政府官員的職位和政府合同，作為獎勵自己支持者的分肥手段。

所謂分肥制度 [1]，不是說你新當選了總統，自然就要成立自己人主持的一個班子來支持自己工作，從而任命各級部長和內閣成員這些高級官員的方式。因為你換了高官，底下幹事情的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位置，因為是技術和專業性的，應該不受到你改朝換代的影響。

但是美國從獨立以來，一直就沒有一個完善的政府公務員制度，自從1828年傑克遜[2]當選總統之後，這些中下級官員的位置，也作為政治交換和打賞的籌碼，帶動了美國政治腐敗的惡習。這之後的美國各屆政府照葫蘆畫瓢，而且越演越烈，使得政府的貪汙、受賄、虧空、回扣、詐騙等醜聞層出不窮，並且在1880年代，因為經濟發展的突飛猛漲而達到了高潮。

其實從1870年代開始，伴隨著政府腐敗的惡化，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實行政府公務員考核制度的社會改革呼聲，一直都沒有停止。在1881年，發生了一件震動全美國的大事情，就是當時的美國總統，選舉之後上臺才4個月的加菲爾德，被一位想當政府工，卻沒有機會的窮律師刺殺 [3]。

這次刺殺事件，使得關於政府官員制度改革的沖突達到高潮。終於在189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公務員改革制度法案，規定了對少量的公務員職位進行保護。雖然當時涉及到位置非常有限，但隨著美國兩黨政治的輪換上臺，每次要歷任的總統，都動員這個法案，把自己任命的政治官員，給轉換成技術職務，來防止被新上臺的對方政黨總統給砍了。

這種以權謀私的行徑，客觀上導致了新上任的總統，只有越來越少的官員位置可以用來分肥，從而慢慢地改良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腐敗情況。

但是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級，卻沒有這麽樂觀。比如說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的政治和經濟，被一小撮的塔麥尼社團（Tammany Society）掌控差不多一個世紀，直到1932年小羅斯福上臺，切斷了這個社團對聯邦政府的影響力。

塔麥尼社團受到的另一個打擊，就是當時紐約市政府爆出的搶劫醜聞，導致了其市長沃爾克被迫辭職。是什麽樣的醜聞？就是當時的紐約市政府，用法律系統來搶錢。

[1] 分肥制度，英文為Spoils System，指的是政府各級官員的任免，是根據你對新當選的總統、州長和市長的支持程度而決定。與此相對的是政府公務員系統，即通過對申請人的公開考試，以技術職能，而不是政治取向錄取官員。

[2] 傑克遜（Andrew Jackson），美國第7任總統，任期是1829年-1837年。傑克遜也是一位著名的將軍，在1815年於新奧爾良擊敗了英國入侵軍隊，從而保證了美國的獨立和統一。

[3] 美國歷史上成功被刺殺的總統有4位，分別是林肯（1865年）、加菲爾德（1881年）、麥肯利（1901年）和肯尼迪（1963年）。運氣好而逃過刺殺的總統有10位，其中包括受傷的裏根和老羅斯福。美國沒有發生向總統開槍成功的最長時間，是從裏根遇刺的1981年到現在。

五



紐約市政府是怎麽幹的？



就是說你一個完全清白的紐約市民走在街上，突然被警察給逮起來了。於是你就被檢察官控告犯下了各種罪。這個時候，你上了法庭，就有專業的“目擊者”出來作證，證明你犯了罪。

然後法官就很明確的判定你有罪，但是很和藹的告訴你，你是可以用錢擺平的。要麽付錢走人，要麽到監獄裏面呆著，任君選擇，民主自由，是不是？你的選擇權是不能被侵犯的。

所以當時的紐約市很不和諧，時常發生社會暴亂，是可想而知了。

不過紐約市雖然差，還有比紐約還要差得多的城市，那就是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發跡的地方芝加哥。芝加哥可以說是美國政府最腐敗的城市，前面說的防止分肥制度的政府公務員改革法案，到了1972年才開始見到曙光，直到了1983年才開始制度化。但我們就看到伊利諾州的州長拍賣空缺的參議員位置呢，而這個位置，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空出來的。

給大家細談這一大段歷史，只是要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簡單的或者黑或者白。美國這段歷史，是處於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強權的大帝國的前夜時期。這段時期，有美國各級政府的超級大腐敗，也有美國經濟高速成長，技術新發明層出不窮，產生了愛迪生等科學家，工業化蓬勃發展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結果。

有大部分靠殘酷剝削勞工階層，用8-9歲的白人小女孩作為紡織廠的童工的黑心資本家，但是也出現了巨富階層裏面的慈善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這樣的人士。

各級政府的尋租和腐敗行為令人發指，但是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也在增加，當然沒有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達到均衡。這裏就出現了社會大眾們不滿的主要因素，那就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公平地向社會各階層分配下來。

這個時候，也是美國工人罷工和暴動比較密集的時代。在1873年美國經濟大震蕩之後，爆發了1877年鐵路大罷工。然後在1886年發生了西南鐵路大罷工，以及1894年發生的鐵路大罷工。

這些大罷工，最後都是在美國政府派出聯邦軍隊，結合地方各州和各級政府的軍隊，給鎮壓了下去。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事件，是1884年5月4號發生在芝加哥的幹草市場屠殺（Haymarket Massacre）。

這個和平要求8小時工作日的工人罷工集會，在警察開始驅趕工人的時候，發生了不明人士向警察扔炸彈的事件，導致了一個警察當場死亡。結果在慌亂的處境下，警察們盲目亂開槍，最後導致了8名警察死亡。至於工人的死亡人數，則因為死傷者恐懼隨後的政府緝拿而沒有確定。據《芝加哥論壇報》的估計，應該是在50人左右。而這之後，美國政府抓捕了工人罷工領導人8人，其中7人被判處了死刑。後來伊利諾州長大赦了其中的兩位，1位在行刑前自殺，4位工人領袖被處決，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之一。

其實理解美國這段歷史，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國工業的起飛，某種程度上起源於南北內戰中，聯邦政府和南方聯盟政府為了打仗而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赤字。而這些政府支出，要滿足打仗用的武器裝備、運輸工具和各種戰爭物資。

又由於大量男丁上了戰場，導致勞動力極度缺乏，因此刺激了科技發明。然後在戰爭結束之後的戰後重建，尤其是為了保持美國統一，聯邦政府大力補貼投資鐵路，以便於隨時動用軍隊，都帶動了美國重工業的高速發展。這中間產生的大亨們，如卡耐基是鋼鐵大王、洛克菲勒是石油大王、範德比爾特是鐵路和輪船大王，當然因為戰爭債卷的大發，也產生了米隆和摩根這樣的金融大亨。

但是重工業的發展，隨著鐵路投資的過熱，最終出現衰竭現象，而導致了1893年延續了4年的大蕭條，宣告了鍍金時代的結束。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社會分配不均衡的危機雖然嚴重，但是還沒有到令人火燒眉毛的地步。這個時候的政府部門，腐敗的程度雖然不比之前的政府，比如說格蘭特總統的政府要差多少，但是因為經濟出現停滯的情況，導致了老百姓對政府腐敗的容忍度，非常的脆弱。

其實這種現象和臺灣發生了情況頗相似。那就是在蔣經國時代和李登輝時代，臺灣的政府官員，和陳水扁時代其實在貪腐上面，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因為在陳水扁時代，臺灣經濟出現停滯，而不是之前的高速發展，結果臺灣民眾對政府腐敗的憤恨，立即上升了幾個級別。

中國的未來也不會有多少不同。在經濟高速發展下，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相對來說被民眾容忍。就是說雖然大家嘴裏罵罵咧咧，但還是少見抄家夥動手的現象。而一旦經濟發展速度停下來，那麽這個時候的政府腐敗現象，就是很火爆的炸藥引信了。

當然在大家一門心思想做如何對付貪官們的時候，人家貪官們也不能閑著，必須有自己的解套了法子。

這些法子，其實大家也許看了，會心裏嘀咕，咋這麽這樣眼熟呢？

當時從聯邦政府的情況來看，美國出現了兩黨政治的僵持局面。那時候美國唯一具有參政資格的白人男性們政治熱情比較高漲，常常投票率可以達到90%，因此競選的競爭和宣傳非常激烈。那時候，非常流行的一種競選方式，今天也可以看到。這個手法叫做潑汙（Mudslinging），就是說你最好就是可以把對手的大糞給扒出來，如果暫時沒有發現的話，那就直接收集些大糞潑上去。在2000年小布什為了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時候，就出了這麽一招，來對付黨內對手麥凱因。麥凱因夫婦領養了一個孟加拉的孤兒，一個可憐的黑黑的小女孩。於是小布什的競選團隊，在美國種族主義的大本營的南部各州，也是共和黨的主要票倉，散布謠言，說麥凱因的養女，其實不是孟加拉人，而是黑人，也不是收養的孤兒，而是他自己和黑人女人搞出來的。而且據說這個黑人女人還是一個妓女呢，你看多下賤啊。要知道美國南方的白人們不少是宗教保守那一撥的，聽到這樣的真相，那還不急火攻心。於是麥凱因不得不拿出額外的資源和時間，來洗地，從而輸掉了其他地方的競選戰爭。

任何謠言和競選抹黑的操作，必須得到新聞界的大力配合才行。這時候也是美國新聞界大規模出現“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的時代。所謂黃色新聞，要滿足這樣幾個要求。大家看一看今天中國的那些報紙系列，可以當仁不讓。 首先，你要標題黨，還要大標題黨。就是大出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讓所有看到的人，眼光一震。而且這些標題，最好就是與文章關系不能太緊密，有誤導最後，夾帶私貨理所當然。其次，就是有圖有真相，沒有現場迎合主題的照片，就搞處理過的歪曲的照片。或者就搞假冒的照片，那些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人物、不同目的的照片。比如說因為民工荒而招不到工人，舉牌子的工廠人事部員工，我們可以說是舉牌子抗議失業要推翻政府的失業工人。當然實在連這樣的照片都搞不到，還可以學一學香港的蘋果日報，自己畫圖解決問題。第三個就是要上假采訪。據本記者采訪了那位因為害怕誰誰會報復，所以不敢報上大名，不過說得煞有其事，全是真相的采訪。或者是上假專家，說得似是而非，普通老百姓也聽不明白的一大堆術語。好像最近就有不少偽專家出來大談高鐵危險，鐵路員工沒人敢坐的科學真相。第四個就是要善於利用漫畫來抹黑你。因為漫畫讓大家喜聞樂見，看著一笑，就把你給糟蹋了。最後一個要成天擺自己一個弱勢群體的捍衛者的身份。道德高地，不可放棄，在小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就代表他們。。你一個東西，要是其攻擊的目標，比如說政府的話，你價錢訂高了，是殘酷剝削小民。你價格訂低了，是浪費公共資源。當然了如果是自己的背後金主來做同樣的事情，價格低了，是人家企業家有社會良心，體恤民生。價格高了，是人家企業家眼光敏銳，有經營天賦。

前面說到美國的貪官們，想辦法給自己脫套，那就是在被指責自己貪腐的時候，要靠意識形態的訴求，來穩定自己的地位和基本的支持群眾。當時美國的北方的共和黨政客們，在被人指責貪腐的時候，有一個很管用的解套法子，叫做“晃動俺的血襯衫（waving the blood shirt）”。 這個怎麽解？就是說我雖然貪汙了一點，但是我是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你看看？這是我在南北戰爭中為北方聯邦軍隊打仗負傷流血染紅的襯衫！而且要知道我們共和黨是林肯同誌的黨，是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反分裂而不惜犧牲，林肯同誌自己也掛掉的黨。而那些民主黨，尤其是南方系的，就是分裂祖國，挑起美國人民兄弟殘殺，死掉百五十萬同胞的戰爭！

那麽南方的民主黨的政客們，則在被人指責貪腐的時候，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南方白人“失去的事業（Lost Cause）” 的接班人和薪火相傳者。這些政客們提倡了南部文化救亡運動，就是通過文化藝術的方式，緬懷南部白人奴隸制們的美好田園時光，靠文藝創作的方式，來為南方聯盟失敗的獨立戰爭，在道德層次上去翻案，在道德層次上去翻案，要從根本上推翻美國南北內戰對解放黑奴的實際貢獻。

在中國的今天，就有不少所謂有良心的“歷史學家”來搞假歷史，用文學藝術的形式醜化中國革命，希望能夠虛弱中國革命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比如什麽經濟黃金十年啊，臺灣的作家龍應臺寫的《大江大海》，差不多是同樣的路數。也有一些藏族的作家，寫了不少農奴制度下的農奴主和藹愛護農牧們，主仆雙方如魚水之情的田園牧歌，從而達到抹黑解放農奴這樣的人類道德社會運動的正義性。這種經濟上的貪腐，用政治上意識形態脫套的法子，在中國也不少見。比如臺灣的陳水扁，對綠營的訴求，貪腐雖然厲害，兒子一樣高票當選議員，走的是同一條路子。

中國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發生過大規模群眾上街打醬油事件。而群眾的主要訴求，一個是打官倒，尤其是太子黨級別的官商。另一個是抗議物價飛漲，這個也和某領導人的盲動息息相關。不過人家一下子四兩撥千斤，意識形態上占據高位，馬上就把自己從群眾運動針對的對象，化身為群眾運動的精神領袖。

七



關於“搖動俺的血襯衫”的法子，千萬切記不能走得太過。因為帶血的襯衫可以對你的傳承的合法性添分數，但是也會讓人家用流血的先輩的品德和行為來高標準的要求你。

如果你把前輩的血襯衫搖完之後，可以身體力行，順著這條道德標準的道路走下去，當然就會得到雙重的肯定。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話，只是虛晃一槍，那就要當心了。

幾年前，中國剛開始興起唱紅歌，為此和一個朋友交談過。當時的看法是，出這一奇兵的人背後有高人指點，必將受到社會的廣大響應。

但是當時也提到，如果這種廣大響應的響應者們是自發的一般群眾。比如說現在的50-60歲的人士，年輕的時候經歷的是唱紅歌的時代，而且這些年的日子過得比較紅火。要是他們出來自願的唱，那就是真的民心響應。

可是要是唱紅歌的普及，靠的是各級組織層層的加碼，搞攤派，搞政治任務，不完成要扣你錢之類的，那就會在相對一大層次的群眾中，造成擾民和不良影響。

尤其是這些表面上要普及紅歌，實際上就是要讓被騷擾而產生反感心理的群眾大發怨言，從而達到對“始作俑者”的逆反情緒，那就是畫蛇添足了。

其實人家對手方也是高手林立。從開始搞的100個美女大學生扮演江姐，到後來亂搞的江姐受刑圖片，就是一個路子，把你給卡通化和無聊化。

現在看到的某些地方的紅歌會，簡直就是拿出來惡心人，把你的招牌搞臭的路子。所以血襯衫有所也不能搖得太起勁，見好就收罷了。

最要命的是，一些極左人士們一擁而上，把自己的私貨也給塞了進去，那就把本來想走中左道路的某些體制內的勢力，給邊緣化了。最近有不少年輕的中間，以及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朋友，和我交談，並表達了困惑和憂慮。因此中國體制裏面的中左力量，一定要謹言慎行，不要被極端勢力綁架了。

其實對一個國家來講，只要是極端的勢力，不論是左邊的，還是右邊的，起的作用，都是一個，叫做禍國殃民。這一點，大家要切記。就像你開車一樣，一個勁的向右邊開，會飛出懸崖。而要是你一個勁的向左邊開，也會撞在峭壁上面。

中國在1960年代，極左勢力盛行，結果是一大批中老年的幹部隊伍，被人家掃地出門。在最有能力為國家貢獻的時候，功夫拿去牛棚裏養牛去了。然後在1970年代末，右派勢力重新掌權了，結果年輕的左派們，被打成三種人，被清除出政治領域了。然後在1990年代，又有一批右派的勢力，也給放逐了。

被打成三種人，永不錄用的左派中，不乏許多有熱情也有能力的人才。由於他們年輕的時候，生長在極左的氛圍裏面，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有熱情和道德追求的人，自然是裏面的活躍人士。他們被清洗出局，導致了後來那一代人中，剩下的上位者，不少都是見風使舵、長於做官，短於做事的人物。

90年代被清掃出來的人中，自然也有清談本事極大的草包，但也不乏一些很能幹的人才。如果沒有因為政治鬥爭的緣故，也不排除可以為國做一些事情。

而這一點則是美國值得中國虛心學習的地方。在美國，有兩個不同的詞匯，一個叫做敵人（enemy），一個叫做對手（rival）。對美國人來說，敵人就是本拉登這樣的，那就不共戴天，勢不兩立。而對手，則是競爭的雙方，是各自堅持原則之後，還可以和平共處的。

當然極端的時候，也是兵戎相見，比如說美國的南北戰爭。而大多數的情況下（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自己內部），是能夠做到針對觀點，而不是針對個人。

中國這些年來的社會進步，主要在於社會寬容度有所提高，排除了以前那樣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政治人物不斷被清掃出門的泛政治化傾向。而極端勢力，在這樣的寬容氛圍裏，沒有群眾基礎和市場，是一大原因。

其實不論是極端勢力的極左，還是極右，不管其分析的工具是什麽，大家得出的推論都是一樣，可謂是殊途同歸。

比如說，在中國的對美關系上面，對美國的定位，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也不是中國的朋友，而是中國的競爭對手。在不少的國際事務上，中國需要和美國合作，但是在不少的領域裏面，尤其是關系到中國國家利益，比如說主權和領土完整等等方面，中國必須和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這個就是所謂和而不密，鬥而不分。在團結的時候，不要忘記鬥爭，在鬥爭的時候，不要忘記團結。

可是在極端勢力的眼中，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對極左來講，中國和美國合作，就是投降，就是賣國，只有打到美國，才可以接受。因此他們主張的是一種中國和美國的對抗關系。

而在極右的眼光裏面，美國和中國合作，也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們要求的是作帶路黨，要求在美國的敵對行為下，有他們作為第五縱隊的合作，最後把現在的中國政府給搞下來。所以也是推行的一種中國和美國的對抗關系。

至於中國和美國對抗，因此造成的世界動蕩，對兩個大國，以及一系列周邊小國造成的生靈塗炭，和小老百姓的生活困境，人家兩邊的人，是不怎麽在乎的。

目前美國和中國內部的經濟狀況，圍繞著人民幣幣值和通貨膨脹的問題上，也同樣出現了左右合流的趨勢。

八



談起人民幣問題，就先講一下通貨膨脹。

正好中國6月份的CPI數據剛剛出來，我們就好好分析一下這個數據。當然如果你說，我才不管你什麽數據呢，我一拍腦袋，就有既定的結論。那麽這一部分你還是省略掉。

6月份的CPI是6.4%，大概是在預料之中，因為人民銀行之前猴急地趕緊漲利率，基本說明了這個數據比較高。

但是這個比較高的數據裏面，相比較於美國的通脹因素中汽油占了主要上漲大頭，中國的上漲大頭，是食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肉類，而且主要是豬肉。

相比較於美國人的支出，食品只占了10%左右，中國人平均是占了33%左右，確實食品的價格上漲，對大家的影響要大。當然美國人的支出中能源也是大頭，所以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是沒有什麽錯的。

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講，食品是上漲了14.4%，其中肉類上漲了32.3%，而豬肉上漲了57.1%。這麽說呢？就是中國6月份的通脹指數，其中2個百分點是因為豬肉的上漲。如果沒有豬肉的上漲，那麽這個數字就是4.4%。

從這個角度來講，可以說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因為豬肉價格的飛漲，是因為今天年初的時候，生豬在欄的數量減少了，雖然對消費者來說，影響頗大，但是也說明了中國現在面臨的通脹壓力，是和特殊商品的生產周期變動有關，而不是一個普遍的上漲現象。

這個對中國這一兩年來，大幅度提高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不少地方是超過了30%），而且因為美國聯儲局的QE2放水淹七軍的政策導致了國際市場糧食和能源價格飛漲的外部環境，無疑是一大福音。這個說明中國工人的工資增長幅度，完全被整個生產鏈的各個環節給消化掉了，沒有對中國產生很大的通脹壓力。

因此國外資本的代言人們，和國內各種為資本家打工的偽專家們，不要再拿工人工資增長導致普遍的通脹壓力來說事了。中國目前逐漸提高勞工階層的工資收入水平，是一件好的事情，要繼續搞下去。其實對資本家們來說，提高了勞工的工資水平，讓他們成為有力的消費者，對你們當老板的來說，是天大的好事。不要因為一點成本上短期利益，而犧牲自己的中長期利益。

所以說現在的通脹壓力，不是來源於過度的借貸，也不是因為利率太低，或者說是因為海外熱錢進來太多，和消費需求過於強勁。而隨著豬肉生產和供應的周期性變化，通脹壓力顯然會消減。

雖然說中國人民銀行常常是不知所謂，做一些無聊的事情，匆匆忙忙加息，但是考慮到加了存款利息，對老百姓們是一個好事，因為多一些利息收入，會抵消一些通脹壓力。但是最好就應該漲存款利息，而不用漲貸款利息。

因為你想保住銀行的利潤，漲了貸款利息，讓中小企業銀根更緊，日子更難。所以可以考慮定向寬松，比如針對中小企業，銀根不要摳得那麽緊。看到了一則消息，說是人民銀行考慮到中小企業定向寬松，也考慮到優惠汽車銷售。

如果現在刺激汽車銷售，是為了更好的吸引日本的汽車零件供應鏈，離開日本而移居東北，那倒是值得犧牲一下。因為日本福島核事故導致了日本人民對核能的恐懼，因此產生電力緊張而迫使產業鏈出走，那麽在美國和中國都競爭這個產業鏈的時候，是應該下一筆賭註的。

但是壞消息，就是中國的豬肉國家儲備似乎做得不夠好。正如人家美國因為大家用汽油是大頭，那麽就搞一個比較大的石油和汽油戰略儲備，可以關鍵時刻動用，那麽中國政府似乎應該加大力氣，搞好自己的生豬和豬肉儲備工作。有錢去搞這麽大型慶祝活動，X運會和Y博會之類的，也該搞點實際的東東了。豬肉價格一上一落的事情，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以前都出過好多次了。

當然最後的解決方法，還是讓老百姓的收入增加，稅收減少，那麽可以把食品占支出的比例降低到15%就行了。畢竟中國人，很講究吃，不是美國人那樣，一個垃圾漢堡包就可以打發了，自然食品支出比例可以比較低。中國人吃的上面精挑細選，這麽多講究，自然不會低。如果收入可以翻番，那就差不多可以達到15%了。

至於中國這次調整的稅收起征點，是好事。本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頭，不是來源於個人所得稅，而是在增值稅上面。和美國主要工業比較起來，比如說我們這裏的水電是由太平洋燃氣電力公司壟斷，大家在大企業壟斷各個工業的大頭上面，都沒有什麽區別。唯一的不同，是美國的行業壟斷公司，是私人企業，所以主要的壟斷利潤，是進了私人股東們的腰包。

而中國的行業壟斷企業，是國有企業，那麽這些壟斷利潤，就成了政府財政收入。這樣的話，政府財政就可以放小民們一馬了，不需要收得那麽迫切了。如果聽信了某些心懷鬼胎的偽專家的邪，把這些國有企業給折騰到私人的口袋裏面了，就像美國一樣，這些有錢人的稅又收不上來，那麽財政就會成大問題。

我還指望將來中國的社會福利和養老支出，從這些國企的壟斷利潤裏面出呢。談了通脹問題，下面就談一下在人民幣匯率上面的左右合流。

九





談人民幣的問題，就要了解世界經濟運行的歷史和中國經濟的現狀。

先說一下中國現在經濟運行的一個現象，就是在海外大炒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同時，有大筆熱錢其實進了中國，早已經把位置站住了。而同時，大批的中國企業，尤其是房地產企業，已經在海外以美元貸款，同樣做好的準備。

大家等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幣大幅升值。

看過我以前的東西，尤其是《花開花落》和《夢幻泡影》的人，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美聯儲放出來的巨量洪水，是以非常低的代價聚集在了各大投行、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手裏。而這些資本搶灘進了中國，有的是實體企業，比如高盛、大小摩根、黑石等等，都進了中國的農業公司，尤其是養豬公司。但是有不少是在各種人民幣計價的財產上面。

那麽人民幣漲多少，大家就賺多少。要是按照廣場協定的路子，來個2年升高50%，那就爽了。

對中國的企業，比如說房地產企業來講，拿了海外美元貸款，利息要低於中國的銀行貸款。很簡單，因為中國要控制通貨膨脹，銀行的銀根緊了，貸款利率上去了，當然外面貸款比較便宜。

第二個，當手頭的銀根足了，自然就可以拿來和政府和小民們對賭了，可以減少銷售來維持高房價。所以有地產商說，你銀行們死了，我地產商都沒事。因為有大把美元呢。

第三個，地產商們也等著人民幣上漲，這樣的話，2年升個50%，那麽我不就是借錢還一半嗎？

其實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按照西方經濟理論，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就是說你人民幣升值了，是可以抵消通脹的。所以這個是極右邊的勢力用來攻擊現在的中國政府的人民幣政策的。

就是你寧肯讓中國人民承受高通脹之苦，也不願意提高人民幣匯率。多壞的政府啊。

不過正如我們說過的左右合流，這個時候，人家大資本利益集團，也需要極左邊的勢力為他們鼓噪。那就是中國以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向美國出口物質財富，是用老百姓的血汗去補貼美國資本家。

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得出的結論是一樣，要求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快速上升。不然的話，上面說到的中國國內的地產商企業，和美國進來的金融集團，都沒有看到自己手上的資金快速膨脹。

而人民幣的升值，就是要像蝸牛一樣，慢悠悠，一點都不能快。其實想一想，中國的人民幣掛靠的是一籃子貨幣。因為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權重自然最大。而現在美國狂搞歐盟國債危機，三大評級機構，這些把美國次債都標成3個A的機構，現在是忙著給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降級，自然會導致歐元相當於美元的下跌。

所以公正地看，人民幣似乎應該跟著歐元貶值嘛。完全可以短期對美元下跌，是不是？

因此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當你看到左邊的，和右邊的，都在大炒人民幣應該快速升值的時候，切記無利不起早，一定是有什麽利益集團在後面做推手呢。

這個時候，最好的手段，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短期停止一下升值，甚至小跌一下，燒一燒中國的地產商們和美國的金融集團的屁股。

其實維持一個緩慢的升值預期，有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對人民幣來說，對美元是升還是跌，升多少跌多少，都不是最重要的是事情。而改變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經濟以美元為基石的國際經濟次序，才是關鍵。

中國的目標，就是占據東亞經濟的地盤，讓人民幣成為東亞經濟的基礎貨幣，然後和美元、歐元一起建立起世界貨幣三頭體系，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道。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美國在南海上的操作，其實就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反制。

所以不要以為在輿論上鼓噪，要中國在南海開打的人，說什麽不打仗就是漢奸和賣國，擺出一副愛國面孔的輿論，實際上是在為美國利益影響中國的決策呢。

美國金融決策者，例如蓋特納之流，以為靠通貨膨脹壓力，就可以逼迫人民幣升值一年超過10%呢。其實對明白人來講，任何國家的糧食和能源政策，都不是所謂市場原則決定的，而是徹底的政府幹預。

國際能源價格的猛漲，對中國經濟是一個打擊，會增加通脹壓力，但是對美國經濟打擊也不小。比如美國的payroll減稅，本來想刺激經濟，就完全被美國的能源和糧食漲價給吃掉了，導致了美國面臨經濟重新探底，失業率重新攀高的困境。

中國其實只要壓住了食品價格，完全有可能消除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倒是覺得，海外有人炒作一下中國經濟硬著陸論調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會嚇壞一些想逼迫人民幣快速升值的人士。
越看到輿論上的炒作越猛烈，倒是覺得這幫人的屁股開始發燙了。

十





前面談到美國在1890年的亂象，有讀者疑惑，為啥當時的美國人民沒有反抗？

其實美國人民的反抗一直就沒有平息，只不過給鎮壓了下去。前面說到的被誣陷而處決的4位工人領袖，在慷慨就義的時候，高唱著《馬賽曲》。這些工人領袖的事跡，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而成為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爭取合法的8小時工作日的象征。而他們流血的五月的第一日，從此成為了世界勞工的紀念日。

但是這幾位德國移民為主的工人領袖的正義行動，當時受到了美國資本控制的輿論的大肆抹黑，從而導致了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因為對當時的美國來講，自由資本主義進了瘋狂狀態，美國的經濟享受了長期的高速增長。

而來源於歐洲移民為主的勞工隊伍，對自己的權利意識不夠強烈，加上在美國有工作和收入，已經比他們逃離的歐洲各國的情況要好得多。這個頗有點像中國的農民工，雖然在深圳等地工作很艱辛，相對於自己在內陸省份老家的日子，反而有所提高，因此吃苦耐勞的心態比較重。

但是因為對資本的無節制，導致了當時美國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通常是高速增長一段時間，吹起了大泡泡，馬上就來個泡沫破滅，一地雞毛。其實看一下美國在2000年的網絡泡沫爆破，到2008年的金融泡沫爆破，再想一下，現在還有美國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和美聯儲的幹預。

而美國的社會安全網，是小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之後才建立起來的。美聯儲是在1913年成立，但也是在小羅斯福時代，才開始采取主動幹預姿態，可以想象之前的美國經濟周期的震蕩，對小老百姓的影響有多大。

當時美國自身並不具備資本規模，所以主要的投資是來自於歐洲，尤其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國。當歐洲資本大規模投資進來，導致了美國的基礎建設突飛猛進，然後在一片過熱之中，灰飛煙滅，海外的資本趕緊低價拋售，就導致了美國人最後是基礎建設出來的實際物資，和這些物資的股權，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

記得我在2000年網絡泡沫之後，與一位朋友閑聊，談到了當時國際上各種遊資跑到美國炒高網絡股，然後隨著納斯達克一次性跳水，那可是十年的貿易逆差，算是一筆勾銷了。

當然從整個國家的國力來講，借助外來資金建設出成果，然後就一次經濟危機，把這些外資清盤，是好事。但在這個清盤過程中，你自己的國內老百姓，甚至中小資本家們，也沒有好日子過。

以美國為例，除了前面說過的那些強盜大亨之外，大概95%的美國資本家，尤其是中小資本家們，基本上都破了產。而這些資本家們，因為有這種痛苦經歷，所以有機會的時候，對工人們的剝削，是相當的殘酷。以至於勞工們的工作時間是10個鐘頭一天，一個星期6天。

因此當時工人們爭取的目標，主要是8小時工作日。因為工人運動進入低潮之後，工人們無法和暴力政府對抗，不得不改變策略，靠的是合法和溫和的鬥爭方式，逐漸在不同的地區和行業，慢慢改善了工作環境。美國在1905年的時候，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時間，還是每天12-14小時，一直要到了小羅斯福時代的1937年，8小時工作日，才成為美國法律[1]。

工人們爭取的另一個目標，最低工資制度，也是多次被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為違法美國憲法，直到小羅斯福時代的1938年，才成為法律。

而在之前的工人鬥爭，通常都是在經濟泡沫爆破的時候，才導致大規模的沖突。但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這種事情發生雖然頻繁，但維持的時間相當短。因此一旦工人們的反抗，被政府軍隊暴力鎮壓之後，馬上工作又有了，大家於是暫時安心工作了，導致地區和行業性的工人罷工，比如說鐵路工人的大罷工，是達到20-30萬人的規模，沒有醞釀成全國性的、長時間的大動亂。

但是工人們的正義要求，並沒有得到當時美國社會主流的支持。當時在主流社會的媒體中，工人們的形象被醜化得很厲害。這個和當時的社會思潮有很大關聯。





圖一 《洛杉磯時報》漫畫中，為政府暴力鎮壓工人罷工，大聲叫好



在1859年，一部對人類思想史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物種起源》出版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正式登上了人類思想舞臺。而以進化論為科學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通過英國哲學家斯賓塞[2]的推動，成為深刻影響美國和歐洲大陸的學術思潮。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單主張，其實就是叢林原則的弱肉強食，認為社會進步，需要靠適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方式解決。因此窮人們，比如勞工階層，是被視作為垃圾人類，是不應該給予福利，不應該援助，因為慈善行動只能讓這些人變得更懶惰。

當然後來社會達爾文主義衍生出了兩大學派，一個就是優生學。這個學說的主要奠基人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登[3]，認為如果社會不能夠遏制“不適”生存的人類增長，而不能夠保證“適應”生存的人類繁殖，會導致最後社會被劣等的人類充斥。

從這裏很顯然，放在自己民族和人種內部，就是優生學的範疇，講究要把殘疾人等等，給清除掉。那麽到了其他民族和種族的層面上，另一個分支，就是種族主義，尤其是白人種族中的日耳曼種族至上主義。





[1] 1937年通過的美國《公平就業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 Act）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每個星期不能超過44小時，超過40小時必須有額外超時工資。

[2] 斯賓塞（Herbert Spenser），英國哲學家，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其主要觀點可以歸結為“適者生存”，認為弱者必須被淘汰，才可以達到社會進步。

[3] 高爾登（Francis Golton），英國思想家，優生學的奠基者。他的主要觀點，是如果社會允許低素質的人群增長，而高素質的人群生育少，就違背的進化論的自然道德原則。

十一





在歐洲和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方面為當時的自由資本主義的血腥積累提供了理論基礎，也同時為美國在北美洲，英國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土著居民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了道德和科學上的理由辯解。

因為最適合生存的北歐日耳曼民族（人家可是天寒地凍活下來的，強者才生存，哪是你熱帶地區，什麽垃圾都活下來了）是最高貴的種族，那麽維護人類進步的道德原則，是有義務在全世界消滅劣等民族和文化的。

這個理論，最後就在德國成了希特勒的納稅黨的思想基礎，從而讓德國人，以屠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以及各種他們認為的垃圾人類，比如說同性戀之流，來為人類進步行正義之舉。

而當時的中國人，好歹算是劣種人中的可以被宗教和文化給教化好的。於是高爾頓曾經主張，在非洲大陸上，如果適合高貴的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自然要留給他們。而對不適合的熱帶地區，應該大量地從中國移民劣等的中國人，用來清除掉那些非洲大陸上黑不溜秋的垃圾人種[1]。



在美國，中國人的待遇卻沒有英國人的眼裏那麽過得去。在美國短短的歷史上，排華行為是一個一直令今天的美國人羞於啟齒，不敢面對的歷史[2]。因為相對於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其他的少數族裔，白人們也幹了不少屠殺事件，但是基本上只是把人家殺了，或者吊死在樹上而已。

但是對華人的殺戮，除了這兩招之外，還有活活的棒子打死，用火燒死。而且死了人，還要被斬成碎塊，還有砍頭等等。這樣的仇恨，即使是在美國人的歷史中，也是非常少見，從而引發了不少美國學者的深刻反思。相比於華人在美國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日本人被關了集中營，沒收了財產，那已經是小巫見大巫了。

當然中國人自己，也因為嚴復的大力翻譯，而深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直到今天大家很習慣說的“落後就要挨打”，也可以說是這個思維的結論之一。

那麽今天是比較少的人，願意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招牌。不過仔細地剝開畫皮，現在西方的白人社會充斥著美國被拉美移民占領、歐洲被穆斯林移民占領，以及黃種人要推翻白種人400年的統治地位的恐懼心態，或者說“黃禍論”的新版本，中國威脅論，等等，都可以看作是這個思潮的變種。

而在中國的今天，某些學派的人物，比如劉曉波之類，仍然停留在中華文化是劣質文化，中國人種是劣等人種的社會達爾文派的框框中，從而尋求“白人殖民中國的人種和文化救贖運動”[3]。

沒有那麽明顯的，其實還包括不少海外華人、臺灣和香港的不少中國人、以及中國大陸的很多知識階層，仍然考慮以西化作為中國進步的唯一終點。這些都是社會達爾文派換了的一副新馬甲[4]。

但是就是社會達爾文派自己，比如說斯賓塞，在看到了底特律為強盜大亨卡耐基的鋼鐵廠工作的工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工作條件，也發出感嘆，“只要在這裏生活超過6個月，那麽選擇自殺也是合情合理的。” 雖然後來靠著工人的血淚而發達的卡耐基，良心發現，對社會達爾文思維非常反感，大力進行慈善事業，也無法彌補他的金錢裏流出來的骯臟血液。

當時由於美國人自身沒有城市生活的經驗，而各城市政府忙於貪汙腐化，無心提供公共服務。結果是沒有下水道，沒有收垃圾服務的大城市，人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各種流行病時常爆發，而導致大城市的死亡率，比鄉村要高出20%。

以紐約市為例子，當紐約市政府開始於1895年，實行街道清掃和收垃圾服務之後，兩年內市民的死亡率下降了27%。

但是更要命的問題是，隨著重工業的成熟，經濟的發動機開始乏力，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開始急劇惡化。一方面值得美國人驕傲和自豪的是，美國在這個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實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從而從一個農業大國，依賴農產品，特別是棉花向英國工業輸出原料的經濟體，變成了世界第一的工業制造業大國。但是令一方面，在這個社會時代的大變革中，社會矛盾越發積累，在1873年和1893年發生了兩次大的蕭條，而其中的1880年代更是衰退連連。失業率在1893-1898年的5年之間，平均是9%，最高點到了20%。

對此，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都在紛紛尋找解決的道路，擔憂如果問題無法解決，社會革命和暴力抗爭無法避免。而其中最引入註目的一條道路，就是帝國主義的道路。那就是美國向海外擴張，以戰爭的方式，對海外的資源和市場，進行搶奪，從而避免陷入內部的混亂。

對帝國主義擴張的理論分析很明確，那就是美國經歷了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了產能過剩情況。因為大多的投資，是在產能增加的重工業上面，和美國自身市場的消費能力相比，那麽產能是大大的過剩了。

就是說美國制造業的產出能力，無法被美國自身市場所消化，這樣就引發了衰退和蕭條。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實行政府幹預，調整收入分配，讓國民收入向勞工階層傾斜，從而擴展自己市場的消費能力。

但是這種思路，也是各種民粹主義（Populist）思潮，比如說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的主張，以其提倡平民的訴求，反對社會精英的態度，在美國精英階層，仍然無法抗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1892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民黨總統候選人Weaver，只贏得了9%的選民支持，和堪薩斯、科羅拉多、內華達、和愛達荷等幾個小州。

[1] 高爾登於1873年6月5號發表於英國《泰晤士報》的至編輯的來信“非洲為中國人而設”（Africa for Chinese）。

[2] 近期美國國會華裔議員趙美心開始推動美國政府向華裔的道歉法案。在參議院得到了加州參議員範因斯坦和夏威夷州參議員阿卡卡的動議。

[3] 見劉曉波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主張中國應該接受西方300年殖民，來達到被教化的社會進步。

[4] 最近以來，海外的包括香港和臺灣的人士，從以前對中國大陸采取支持和辯護的立場，變成了極端反對的立場。這個變化，在於他們認定西方的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模式，是人類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因此當他們認定中國是在緩慢地邁入這條道路的時候，他們是支持中國政府，並且以“條件不成熟”而為批評中國的觀點進行反駁和辯護。但是當中國目前出現傳統文化復興，和中國自主意識增強的趨勢，這些人士開始理想破滅，從而走向反對立場。其中一些人士，更主張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現存中國體系，而實行全盤西化。

十二



而且當時美國的各級政府的腐敗大家是深惡痛絕，因此對依賴政府進行的幹預，不是很有信心，反而倒是信奉亞當斯密那套自由市場法制，認為應該自己管理才是。這個時候的美國，也是各類公司和企業，所謂“公司美國（Corporate America）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因此各種的抗爭活動，表現在了行業方面的一些動作。

比如當時在美國非常轟動的一件醜聞，就是美國大幹快上的鐵路行業。當時因為在加州的北部發現了銀礦，可以以此來供應處於南北戰爭的聯邦政府，因此跨越美國的大陸鐵路的建造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說起加州銀礦，就是在距離現在的美國風景名勝太浩湖比較近的地方，於是蜀山兀，阿房出，為了開礦和建造鐵路，這裏的原始森林全部被砍伐殆盡，當時出現了成片成片的光頭山，給環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當時美國大力發展鐵路，最終是造成了美國統一成為一個兩樣國家的大國，但是在建造鐵路上出現的醜聞，也同時造成全國的民心震蕩。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跨大陸的聯合太平洋鐵路，是由政府出錢，通過發行政府公債，和把鐵路兩邊的土地批發出去，來解決資金問題。但是為了更好的虧空國家投資，鐵路公司的老板們，就另外成立了一家叫做“移動信用”而且還是法文Credit Mobilier名字的承包公司，然後自己很公正的把公司的活兒，承包到自己的公司去了。

後來國會議員們參與了這個遊戲，由公司的股東之一，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阿麥斯出任了總裁，然後把該家公司的股票，以很低廉的價格，送給了國會議員們，然後讓這些議員，把股票拿到股市上兌現。

之所以可以兌現，是因為這家公司被大家追捧，像今天的谷歌和蘋果之類，價格飛漲。那麽為啥大家要追捧？因為這家公司的盈利非常好。那麽是啥原因，人家盈利那麽好？是因為這家公司，可以開出高價錢去拿建築合同。

比如說鐵路公司的總工程師測算出奧馬哈以西的鐵路，估計會3萬美元一英裏，但是人家承包商說要6萬美元，請示老板，當然是6萬美元了。因為你的老板，也是承包商的老板嘛。

那麽為啥可以拿到高價錢？因為這些錢最後，是美國國會批的。對了，就是同樣的這批人批準的。

怎麽說呢？就是你自己在華盛頓批準政府出錢，然後自己再到紐約去接受這筆批下來的錢。雖然事情在媒體上炒得風急火燎，但是最後還是因為議員們內部分贓不均，被其中的一位股東，給告上了法庭。

不過最後所有的議員們都沒啥事，幾個遭到了國會的批評處分，而其他的該幹啥，還是幹啥，還有的後來做了美國總統。

那麽是不是相對於政府的貪官汙吏，私人企業就好一點？也不是。另外一場關於鐵路的醜聞，是汽輪大王範德比爾特和另一個大亨傑奧（Daniel Drew）對艾利（Erie）鐵路的控制權之爭。

傑奧在華爾街最出名的舉動，是作為艾利鐵路公司的財務總監，但又是對自己公司在股市上投機最厲害的人物。但傑奧沒有信守他和範德比爾特訂下了君子協定的時候，範德比爾特利用自己控制的財富，企圖在股市上強行把艾利鐵路收購。

而傑奧應對的法子，就是立即發行可以轉換成股票的債卷，你收購多少，我就發行多少，就像印前一樣，永不停息。

於是範德比爾特命令他手下的紐約法官，馬上發出法庭禁止令，嚴禁艾利鐵路將債卷轉換成股票，並不許傑奧拋售自己手上的股票。可是傑奧自己手下也有法官，於是他的法官，就發出禁令，嚴禁艾利鐵路不將債卷轉換成股票，否則違法。



這時範德比爾特在發現艾利鐵路在狂印債券，惱羞成怒，於是他手下的法官發出逮捕令，讓同時也是他控制的警察們出動抓人。於是艾利鐵路董事局的老板們個個提著成箱的現金落荒而逃，要跑出紐約州，到隔壁的新澤西州避難。

結果大家的主戰場，轉移到了紐約州首府阿邦尼，雙方提做大量的現金，準備到這裏來收買州議員們，然後馬上通過有利於自己的法案。而聽到這個消息的州議員們，歡聲雷動，趕緊從各自家鄉聚集首都，談論如何定價。有一種辦法，就是根據議員們的體重，那決定收買價錢。

這場鬧劇荒唐到了艾利鐵路的總裁，被範德比爾特的警察追上要逮捕的時候，他問多少錢保釋。說是50萬美元現金，於是人家當場就從皮箱裏面，數了50萬美元出來。

在這種政府和私人都相當腐敗的情況下，社會上的一些行業不得不拋棄幻想，靠自己的能力。比如說華爾街的股票經紀們，靠的是為客戶投資賺取傭金。你現在發現人家艾利鐵路那樣，一天就會多出幾百萬股股票，你還如何向客戶提供咨詢意見？

因此華爾街的股票商們成立了自己的行業協會，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管理。從而慢慢地建立起美國金融業的規章制度，雖然後來還是不斷地面臨危機，但是至少讓金融業可以生存下來。

美國律師行業也是一樣，看到法官們的貪贓枉法行為，大家除了無奈之外，可以做到的就是行業自律，不和這些法官同流合汙，而且還提高警惕，時刻把混蛋法官給拉下馬來，這個都成為當時美國人民自我救贖之道。

十三





美國在自我救贖的道路中，面臨著三種選擇，也是三種不同的人生思路。

第一條路，是道德救贖。因為美國不少人民認為，當年美國社會面臨的蓬勃發展但是道德腐敗現象，主要源於社會道德的敗壞，讓人們忘記了自己是清教徒的本色。

其實當年從歐洲往北美跑來殖民的人們，主要是分兩類。一類是為了發達的亡命之徒開的公司，比如說吉姆斯鎮（Jamestown）那樣的。而另一類後來成為美國主流的，就是自認為上帝的特殊選民，為了逃離在歐洲受到宗教迫害，要到新大陸建立人間天堂的新教徒。

雖然美國現在還有抗拒現代生活，堅持清貧習慣的教派，比如說門諾派（Amish）、貴格派（Quakers）等等，甚至連摩門教徒除了多妻之外，生活都過得比較清貧。但是大多數的主流清教徒信奉的是“以上帝和利潤的名義”的生活原則，算是比較世俗化的。但是到了1890年那種日子，他們也覺得自己的社會是極度腐敗了。於是道德救亡運動開始興起，其中最為代表性的就是禁止喝酒法令，通過基督教中各派組織的長期活動，最終在1919年成為美國憲法第18修正案。

另外一個道德運動，就是認為在人性上面，男人比女人要腐敗。所以要減輕社會的腐敗程度，就應該相應的允許白人女人參與政治。因此女人擁有投票權，就在1920年成為美國憲法的第19條修正案。

第二條道路，是制度建設。在這方面做出主要貢獻的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新聞界，一個是法律界。在法律界，主要是律師們和法官們的鬥爭。因為在電報和鐵路沒有得到普及之前，美國法官的權力很大，有相機處置的靈活性。但這種靈活處置權力被濫用，導致了法官們的普遍腐敗，從而給法律系統蒙上了惡名。

這個時期，美國的律師界，主要靠成立律師協會，自身遵循嚴格的紀律，防止律師們成為法官們貪贓枉法的同謀。而且律師們自己也捐款成立基金，專門用於起訴腐敗的法官用。

其實一個社會的進步，和層出不窮的醜聞有很大關聯。因為每出一次醜聞，就會引起社會公憤，從而逼迫社會制度進行改良，這樣逐漸地就帶來了制度層面的進步。

美國的新聞界在這個時期，當然不排除被利益集團綁架的假媒體，但是也出現了不少專門以監督地方各級政府為目標的地方媒體。這些媒體對政府腐敗官員的窮追猛打，也導致了制度層面上的改進。

第三條道路，就是帝國擴張。這條道路的立足點，在於如果美國本身面臨經濟危機，導致國內企業開工不足，那麽社會革命和內亂不可避免。因此如果美國可以通過武力開辟海外市場，可以保證國內的工人有工作，那麽就可以轉嫁國內的社會壓力。

這種思維，不光是1890年代，而且在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開始出現工業產量萎縮，工人失業導致暴力罷工興起，美國立即選擇了馬歇爾計劃，開始大規模援助歐洲，來保證國內的穩定。

而美國這條道路的實現，是當時撿起了一個最好的軟柿子西班牙帝國來捏而實現的。雖然在1820年代，美國發表的門羅主義宣言，表明歐洲帝國主義霸權不應該在美洲繼續擴張，但是那個時候，美國的所謂宣言，人家歐洲人就當是放屁一樣。

但是在經歷了西班牙和拿破侖的法帝國的半島戰爭，自己內部的兩次內戰，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一系列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之後，西班牙作為一個老大的帝國，已經是日薄西山了。

美國則看準了這個機會，找準了西班牙來作為自己的帝國擴張之路上的墊腳石。當時西班牙帝國面臨的是古巴的獨立運動，而古巴則是美國早就垂涎的島嶼，曾經有多位美國總統試圖從西班牙手裏把古巴給賣過來。

那麽美國通過一起美國軍艦緬因號的事故，就像伊拉克戰爭前的大規模殺傷武器、越南戰爭前的北部灣事件等等一樣，立即賴到了西班牙頭上，從而在1898年引發了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的結果，是新崛起的美帝國打敗了沒落了西班牙帝國，美軍占領了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太平洋上的菲律賓和關島，加上兼並的夏威夷，從而為美帝國登上歷史舞臺，奠定了基礎。

美國的帝國擴張運動，采取的方法很明確，就是避免和當時的世界強國對抗。因此美國在加勒比海的軍事行動，是要避免和英國、法國、德國這樣的強國沖突，而是選擇西班牙這樣的衰落國家動手。

但是這樣的帝國擴張行動，有沒有解決美國自身內部的社會矛盾？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當時美國自身的主要貿易夥伴，還是歐洲。美國通過對加勒比海的實際控制，希望打通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在亞洲的擴張，則是希望把菲律賓建成一個亞洲貿易的前沿陣地，讓其起到當年西班牙對中國貿易的橋頭堡角色，或者是一個美國的香港那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