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者：黃仁宇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悒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燎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佈，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未批和原來的奏摺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佈，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離職。有的官員在忿怒之餘逕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憲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桀、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檔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儘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麼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禦字48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槨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睽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捲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宇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麼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樞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只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洛為太子。於是，以申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佈，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脅。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士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洵。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乙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只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金事李琯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日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朱批說，他早已聲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人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麼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士的揭帖系秘密文書，經過御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佈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佈。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佈，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檔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日的給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殛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誅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僚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御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士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麼寵愛鄭貴妃和常洵，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面。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洵超越常洛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淩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只能找出種種藉口來拖延。第一個藉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藉口就是上面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干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藉口，即皇后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藉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面，應該看作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麼皇帝委託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禮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只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制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0年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于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洵之母則為皇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洵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后而立鄭氏，使常洵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歷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麼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佈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立儲大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喙，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綱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歷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幼之序冊立常洛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只能引咎自責，掛冠而去。這樣—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佔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麼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宮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辭，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宮闈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辭。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后。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只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因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捲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畫。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洵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僕。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制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徵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里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 “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只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第六代正
　　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榮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脅。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只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系軟禁。 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復辟成功，改稱天順。功成之後，擁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于謙。
　　1587年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
　　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作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宇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歷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于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只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惰。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朱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后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制定了喪儀，宣佈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甯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后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徵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悃。不難想像，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只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先天，也有歷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歷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面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儘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不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士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三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面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面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土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鎧甲上系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蹟發生在1517年。當時韃靼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御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採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只帶回極少的御批。
　　當皇帝得勝回朝，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開倉庫，取出各種綢緞遍賞百官，要求他們盡一晝夜之力製成新的朝服接駕。由於過於倉粹，文武官員胸前的標誌弄得混亂不堪。原來頒賞給有功的大臣的飛魚、蟒袍等特種朝服，這時也隨便分發。官員們所戴的帽子，式樣古怪，由於皇帝的親自設計。接駕的儀式也來不及訂出詳細的規定並事先演習。陳列在大道兩旁、歌頌御駕親征取得偉大勝利的標語布幔，因為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官員們只能照寫上款，並且不敢在下款稱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鵠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無數火把簇擁之下騎在栗色馬上安然駕到。皇帝在城門口下馬，接過首輔奉上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馳馬赴豹房休息，百官則依舊狼狽地躑躅於泥濘的街頭。
　　皇帝把俘獲的武器裝備陳列于宮門之前作為戰勝的實證。宮中的銀作局特製了紀念這次不世之功的銀牌，上附各色彩帶。但是他的興致絲毫也沒有帶給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體官員拒絕向他祝賀，有的監察官自己責備自己失職而要求解職歸田。雖然前方官軍的圍困因為御駕親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終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沒有繼續入侵，但是持懷疑態度的文官卻堅決不承認這次勝利。他們強調說，我軍傷亡達600人，而韃靼卻僅僅有16人戰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學士草擬敕旨，命令“威武大將軍朱壽”再次到北方邊區巡視。對這項命令，四位大學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淚流滿面，說是寧可任憑皇上賜死，也不能做這種不忠不義的事情。正德對大學士的抗議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來的安排進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為鎮國公，歲支俸米五千石。五個月之後，他又再次加封自己為太師。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級的文官，位居大學士之上。
　　第二次的御駕親征，由於韃靼始終避免接觸，雖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敵人的蹤影，只能無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這9個月之中，廷臣的抗議先是數以十計，然後是數以百計。廷臣剴切地陳奏，京城無主，隨時可能發生變亂。兩位大學士提出質問說，陛下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級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豈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樣地降級？首輔的抗議更為直率，他質問說，所謂威武大將軍朱壽究竟是何人？如果並無此人，就是偽造聖旨，依法當處死刑。
　　對這些諫勸與抗議，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過於放縱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節已經和這些書呆子的觀念距離得過分遙遠，以致再也無法調和。他喜歡和臣下混在一起飲酒玩樂。一個女人如有情趣，那麼不論她過去是娼妓、已經結婚或正在懷孕都毫無妨礙。在他的巡視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撫在設宴時，他的席位竟沒有筷子。事情發覺以後，臣僚們惶恐不已，他卻認為不過是個笑話。有多少次他扔下飾有皇帝標誌的專車專輿不坐，而去和別人擠在一部民用大車上。在他為祖母舉行喪禮的時候，他看到地上滿是泥水，就下令臣僚們免予磕頭。但是他的好心腸並沒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為沒有機會在泥水中掙扎以表示對皇室的忠誠，就在事後寫了一封奏摺，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訓和皇帝辯論孝道。這篇奏摺立即傳開，執筆者舒芬乃得以名揚史冊。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將的才略，現在已經無法判斷，因為他沒有讓文官參與他的親征隊伍，而武官又不會記錄戰況。可以確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戰役中曾經親臨前線。1518年冬天，他再度親臨西北邊疆，正好遇上大風雪，從者瑟縮委頓，他卻精神煥發，始終自持武器，端乘坐馬，堅持不用舒適的乘輿。這些應該認為是難得的長處，在文臣的心目中卻變得完全不可理解：為什麼一個皇帝會放棄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個不識字的武弁的地位？這種惶惑以至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這個體系以仙鶴、鷓鴣、獬豸等等標誌、無數的禮儀磕頭和“四書”中的詞句堆砌而成。正德雖然沒有用明確的語言，但卻用實際的行動對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當正德在1519年又準備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到南方各省巡視的時候，文官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體監察官員聯名諍諫勸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們就列隊跪在午門外要求答復。這件事還沒有了結，其他官員已經跟著遞上了奏本，名為諫阻，實則頗有論辯並含有集體示威的味道。皇帝大為震怒，在江彬的建議之下，所有跪勸不去的146個官員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當場被打死或事後傷發而死。大學士全部引咎辭職，則為皇帝溫旨慰留。
　　發生了這些糾葛，南巡的籌備工作拖延了好幾個月，到秋間才得以成行。這次旅行與巡視北方不同，並無軍事上的意義而專為遊樂。江南的秀麗風光使正德樂而忘返。然而樂極生悲，在一次捕魚活動中，皇帝所自駕的輕舟傾覆，雖然獲救，但已使聖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於他沒有子嗣，於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議，決定迎接今上萬曆的祖父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顯出了他比臣僚確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來在於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說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相輔相成，在這龐大的組織中，下層的官員把無數不能盡合事實的書面報告逐級遞送到中樞，以其數量之多和情況之複雜而要期望中樞事事處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寶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帶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處，就在於可以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換言之，皇帝的處置縱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虛心地接受，則不合理也就成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現自己的將才帥略，豈不是破壞了臣僚們對他絕對服從的大前提？
　　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企圖把皇帝和作為一個富於活力的年輕人的自己分為兩事。不消說，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僅僅為了打敗伯顏猛可，動員部隊的力量就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問題在於，要不是威武大將軍朱壽就是正德皇帝，他怎麼能出入幾個邊鎮，指揮所有的軍隊而且有足夠的給養補充？反過來說，要是被任命為前敵指揮的將領都能有這樣的行動自由，即使戰勝外敵，我們的內政豈不大受影響？
　　事實上，我們的機構設計就不允許高級將領具有這樣的自由。各邊鎮的總兵官一定要受該地區文官的監督，在指定的地區活動。如果不是這樣，唐朝的藩鎮可能重新出現，成為重大的禍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說明的，本朝的立國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文官集團為支柱，一切行政技術完全在平衡的狀態裏維持現狀而產生。且不用說旁的武官，即使皇帝親統大軍，以動態作前提，遲早也會使國家的人事、行政、稅收、補給各項制度發生問題。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這種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幾乎談不上家庭關係。他的母親給他的影響微乎其微，宮中的妃嬪也沒有一個人對他具有籠絡的力量。在他登極的時候，三個大學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稱而缺乏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一個天生喜歡活動的年輕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調和折衷的原則下辦事，另一方面則是那麼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鐵馬，他自然會不加思索地選擇了後者。正德要求實現個性的發展，而帝國的制度則注意於個性的收縮。不論是出於自尊心還是虛榮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傳統對抗。協助他在對抗中取得上風的，是過去引誘他注意體育、軍事的宦官和軍官，他們掌握了京城的軍隊和特務，大量排斥反對他們的文官。他們鼓勵皇帝任性放縱，他們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為。
　　正德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使以後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後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寵用佞臣，私出宮廷、自任將領，其來勢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對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們雖然認為他有失人君的尊嚴，但都無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這種神秘的力量出諸天賦。但是說到底，他們的絕對服從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沒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後有兩個親王造反，其號召天下的理由，則是皇帝無道，違背了祖宗的成憲。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破壞了憲法。這兩次造反都沒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軍事準備不夠充分，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正德業已眾叛親離的估計超過了當時的現實。然則他們作出這樣的估計，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擲的賭博，一次失敗之後又有第二次，這也未嘗不可說明正德的違背成憲已經使他的皇帝資格發生動搖。要不是他在不到30歲的時候就結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長期地繼續他的所作所為，其後果究竟會怎麼樣，也確實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後被諡為“武宗”。從傳統的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明褒實貶的溢號。這時候他的親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軍隊。文官們以召集開會的名義騙他進宮，一舉而將他拿獲。他的下場是淩遲處死，家屬被沒收為奴婢。宣佈的罪狀，除了引誘大行皇帝做壞事而外，還有勒索私人財產、姦污處女和寡婦等等，無疑是惡貫滿盈。
　　當今上萬曆皇帝在1572年登極，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經去世51年了。雖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為仍然沒有被人忘記。如果說過去由於文官們沒有防備而讓正德任意妄為，那麼這一教訓正好成了歷史的殷鑒。他們決心不再讓朝廷的大權放在一個年輕人手裏，聽憑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設法把皇帝引進他們所崇奉的規範裏。文官們讓他從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動，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響。在後來鬧得滿城風雨的立儲問題，其實也是把他納入規範的一種節目，其目的在於使他懂得皇位的繼承乃是國本，必須取得眾人的公認而不能憑一己的好惡作出不合傳統的決定。
　　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他從小開始就沒有一天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也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難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確的主張了。他讀過有關他叔祖的記錄，深知文臣集團只要意見一致，就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堅強的毅力，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個胸襟開闊足以容物、並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損傷，他就設法報復。報復的目的不是在於恢復皇帝的權威而純系發洩。發洩的對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無辜的第三者。積多年之經驗，他發現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極抵抗，即老子所謂“無為”。
　　這樣一來，皇帝找不到更合適的事情可以消磨時光，只好看宦官擲銀為戲。他的消極怠工使帝國陷於深淵。現在危機已如此之嚴重，不論皇位的繼承問題如何解決，文官集團失去的平衡已經難於恢復。
　　只有少數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輔申時行，才瞭解到不同的環境可以為萬曆的性格和行為帶來多大的差別。他從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張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目的。當初他對於臣僚的腐化感到憂慮，自己草擬手詔，禁止官員之間互相饋贈禮物。他對於各種典禮也頗為注重，早朝的官員缺席過多，他會提出質問；掌禮官的動作有欠嫻雅，他會表示不快。其後他的懶名一著，臣僚們就誰也記不起他當初的勵精圖治：命令大學士把各朝實錄抄送給他閱覽，經常和內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甚至在炎熱的夏天親臨觀看官兵的射箭比賽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幾個人因為溽暑而暈倒。但目前既已如此，過去的一切就統統不在話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 年丁亥，亦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現在要回到本書一開頭所說的，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