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 中國的知識和財富“退出”潮說明了什麽？

最近中國的兩則互為關聯的新聞盡管並不轟動，但卻引人深思。一則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 1400多名內地高考尖子；另一則是關於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據報道說，越來越多的中國富商(富有中產階級)，通過技術或投資移民等方式，前往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澳洲)、新西蘭(紐西蘭)、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居住。這兩則新聞都是關於移民的，前者屬於知識移民，後者屬於財富移民。換句話說，知識和財富從中國“退出”而進入了另一些國家。無論是出國留學還是移民國外，沒有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近代以來，為了向先進國家學習，中國留學生前赴後繼。移民更不必說，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國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們，從來就沒有放棄過移民國外的希望。改革開放之後，這兩大趨勢仍然繼續。一些研究表明，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

這兩則很平常的新聞很容易使人想起當代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離開德國，移民到美國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東德解體之後，他從東德移民史的角度寫了一篇題為“退出、聲音和民主德國的命運”的文章，發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號上。1970年，赫希曼發表了一部題為《退出、聲音和忠誠：回應公司、組織和國家的衰落》的著作。在這本著作中，赫希曼討論了公司、組織和國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幾種途徑。根據他的研究，組織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失去組織成員的“忠誠”，即如果組織成員“退出”了組織，那麽組織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組織的衰落，就要維持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如何保持組織成員的忠誠？兩種途徑。一是組織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二是容許組織成員發出“聲音”，批評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進其服務。但如果組織不能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或者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況下不容許發出“聲音”，或者在組織成員發出“聲音”後服務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機制的話，那麽組織成員就會選擇“退出”。一旦選擇了“退出”，那麽組織的衰落將變得不可避免。

無法出聲就用腳投票

在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聲音”的概念用於解釋東德的消亡。經驗材料顯示，東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數眾多。起初，東德政府容許這種“退出”，因為 “退出”者多出自被視為是“階級敵人”的群體。“階級敵人”的“退出”表明內部的穩定。但不久，東德政府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和知識分子也成為逃亡 (“退出”)者，就開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墻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柏林墻的確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東德政府就發現這種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舊有人尋找各種渠道離開東德。於是，對於那些歷經千難萬險“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強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話，政府就會吊銷出走者的護照，使得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回到東德。但是無論政府怎麽做，依然無法阻止人們的“退出”;同時，吊銷出走西德者的護照也引起了西德社會的高度不滿。在柏林墻內外不滿的結合下，1989年，這堵墻很輕易就被推翻了。

知識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權力主導

筆者對中國目前的移民、留學潮不想作過分的解讀，因為中國目前的移民方式和當時的東德非常不同。正如有關部門所指出的，遷徙的自由是人權的內在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不過，人們的確可以從當今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國存在的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並作制度的改進。

簡單地說，目前出現的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就是人們對“聲音”機制的效用已經失去了信心，對一些體制已經失去了信心，開始選擇“退出”機制，也就是日常人們所說的“用腳投票”。

高考尖子到國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幾年教育移民的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遲疑地選擇“退出”中國高教體系，到海外尋找他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國內的一流大學已經競爭不過海外一般性的大學，對國內的高考尖子沒有很大的吸引力。這裏還應當考慮的是，這些年每年都有數萬人“退出”高考，即不參加高考。這兩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選擇。

對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滿，這些年社會上的“聲音”不可說不大。但是，這些“聲音”顯然並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不滿者發“聲音”，當權者還是我行我素。盡管也有些教改出現，但總體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總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縱，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機會，從而惡化教育體系。在“聲音”不發生效用的情況下，人們很自然作“退出”的選擇。

中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對人才的競爭(無論是從海外吸引人才還是吸引高考尖子)越來越激烈，對人才所提供的物質條件好像也越來越好。但現存高教和研究體制也越來越顯示出力不從心，沒有跡象表明可以培養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這幾年人們對錢學森的“中國為何培養不出大師?”這一問題有了很多討論，但對制度的反省還仍然很膚淺。就拿錢學森的事例來說，新中國建國之初，盡管國家一窮二白，錢學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國，毫無條件地回到祖國，並且為國家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實際上，沒有建國初期大批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回到祖國，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現代化。為什麽建國初期貧窮的中國吸引了那麽多遊子回來報效祖國，而經濟高速成長的今天，知識精英卻紛紛移民海外?再回到錢學森的問題，為什麽在改革開放之後，盡管有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提高，中國卻培養不出大師？錢學森之問也是很多人所想要問的問題。在錢學森去世之後不久，中國所發生的與錢學森相關的一個悲劇，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2010年7月17日，錢學森創辦的中科院力學所實驗室遭暴力清拆夷為平地。這個事件顯示：在愚昧的權力主導下，知識、創新、大師等對中國人來說，將繼續會是一個不可及的夢。

財富的退出表明對體制的不信任

財富的“退出”也有幾乎同樣的背景。歷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會的底層，是貧窮得生活不下去的社會群體。但這一波移民的主體則是(上層)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作“退出”的選擇，也同樣說明了這個群體對有關現存制度體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產階級是改革開放的產物。這個群體的“退出”很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發展強勁的國家。從發財致富的角度，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選擇。實際上，很多作了“退出”選擇的人仍然離不開中國。他們把在中國積累起來的財富和家庭成員安居在海外之後，還是繼續在中國發財致富。只不過是今天賺了錢，明天就存到海外。這表明什麽?表明他們對有關體制的毫無信任感。

實際的情形也是這樣。改革開放培養出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造就了這個中產階級群體。之後，中國修改憲法和法律來保障私人財產權利。執政黨也隨之向這個群體敞開大門，接納他們參與政治。這是中國體制轉型非常成功之處。但在執行層面，憲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紙空文。私營企業仍然受種種政策的限制，發展空間有限。更值得註意的是，一旦發了財，就會被各級權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權力所盯上，再多的財富也是無力抵抗的。權力者往往能夠用各種方法把財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權力者不作為，過度 “親商”，和資本一體，造成了收入差異過高，社會高度分化，結果仇富心理流行於一些社會階層，有產者感覺到不安全。在這樣的情況下，財富自然會作“退出” 的選擇。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本來就不大，隨著中產群體選擇“退出”，中國社會的底層群體必然擴大。這也是當前中國的一個趨勢。

回到赫希曼。根據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們選擇“退出”，那麽結果就是“聲音”的消失，而“聲音”的消失的結果，就是體制改革壓力的消失，這樣一個體制就會走上衰落的不歸路。簡單地說，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改革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和其他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是中國社會上最有能力發出“聲音”的兩個群體，一旦這兩個群體選擇“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動力。

再者，人們還可以繼續問，在知識和財富“退出”之後，中國還能留下什麽？這個問題似乎很簡單，那就是：愚昧的權力和持續的貧窮。這兩者是因果關系，持續的貧窮是愚昧的權力的結果。權力具有建設和摧毀兩面性，它可以創造世界史上的經濟奇跡，可以在短時期內造就千萬富人，可以建設巨大無比的大學城，但只要權力的目的是為了更大的權力，那麽權力則可以毀滅一個經濟奇跡，迫走財富和知識，摧毀一個教育系統，結果社會總體還是繼續貧窮。在很長時間裏，人們把權力的創造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但忽視了如何通過改革制度來遏制權力的毀滅特性的問題。如果權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麽改造和改革權力體系，很顯然是中國目前和今後長期所面臨的最棘手的挑戰。

作者為新加坡國大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