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賴經濟學 - 第一章 與敵人同床共枕

　　經濟學是關於相互依存性的一種無法預知的科學，其隱形的驅動引擎是市場。自石器時代以來，新交換渠道的產生總是會引發經濟進步。人類的各種發現和革新在與他人共享時會獲得全新的意義，而這一點只有在其彼此進行交易時才會發生。

　　這些商務交易的主要受益人並非創造或消費新產品的人，而是將其商品化的人。縱觀人類歷史的各個時代，市場商人總是能夠積聚巨額財富，而政治家們對其能量也是心知肚明。此二者結成聯盟，對市場進行有利於他們的管理、牽制和操縱，以此來使整個國家受益。

　　所有主要的文明國家都是建立在政治家們用龐大的軍隊機器捍衛的堅實的商業結構之上的；漢尼拔成功遏制住迦太基城邦與意大利半島北部地區的繁榮貿易之後，羅馬帝國便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迦太基。歷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無不是為了掌握對主要市場的控制權。舉例來說，威尼斯曾經向劫掠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供資，目的無非是為了清除阿拉伯商人在絲綢之路沿途的勢力，以此來確保其自身的壟斷。在現代，馬歇爾計劃可被看作是政治奴役經濟，以重新界定市場規則的最佳典範。

　　作為美國幫助西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的援助計劃，馬歇爾計劃為美國的經濟霸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同於歐洲和日本，美國的戰時經濟和工業並沒有受到太大破壞；戰爭結束之後，它們需要市場。盡管美國是捐贈方而非受益人，但我們無須深入分析即能夠得出結論，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受益方是美國而不是歐洲。重建為美國公司開辟了新的銷售渠道，並根據美國經濟的具體需求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在戰後時期，無數貨船組成的船隊橫穿大西洋，為飽受戰爭重創的歐洲帶去各種原材料和商品。絡繹不絕的油輪商隊幾乎在大西洋上搭起一座大橋，將這種寶貴的能源運往歐洲，清理廢墟，重建那些被炸毀的城市。

　　而到了歐洲國家能夠依靠自己的雙腳走路之時，美國的消費主義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影響力，完全能夠重塑歐洲人的購買習慣了。從電視機到吸塵器，各種耐用商品開始出現在商店裏。金發的美國主婦帶著桃麗絲·黛一般迷人的微笑把玩各種“家居”用品——成千上萬的西歐家庭開始受到這類廣告形象的轟炸。每個人都希望有一輛車、一臺電視機和一臺洗衣機。針對此類商品，美國甚至還出口了全新的、頗富想象力的購買模式：分期付款。個人借款立即呈現出飆升之勢。

　　美國希望為自己的出口經濟建立一個堅實的市場，為此目的，它知道自己需要宣傳一種生活方式。美國制造的消費和耐用品必須成為一個理想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這些是所謂美國夢的最基本附件：通過為人們帶來滿足和快感的好萊塢電影巧妙宣傳的產品。當時的西歐人紛紛湧向電影院，以此來逃避戰爭的慘痛記憶，在他們的集體想象中，美國成為一個彌漫著奶香和甜蜜的國度，一個到處是電影明星的大陸，在那裏，夢想很快會變成現實。然而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夢，它還是一艘運抵彼岸的貨輪或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飛行。田園牧歌的世界不僅存在，甚至花錢就能買到。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西歐的行動為西歐消費者提供了財物資助，使之有能力購買自己的那一份美國夢。通過對戰後經濟的推動，馬歇爾計劃將錢放入了消費者的口袋，促使後者購買該計劃的附屬品：美國制造的商品。

　　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美國夢不過是一種聰明的營銷手段而已。而在20世紀50年代，當美國被麥卡錫主義的鐵腕牢牢控制之時，這類廣告語掩蓋了這樣一個現實：當時的美國是一個充滿種族偏見和不安、處處受到壓制的社會。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商品往往全身披掛著虛假的光環。有些光環確實帶來了經濟增長，像美國夢的例子；而另一些，從柏林墻的倒塌便能看到，對社會不無破壞作用。

　　馬歇爾計劃促成了一種新政治秩序的產生，其繼而在冷戰時期全面開花結果，那是一種將西方世界與蘇聯陣營徹底隔絕的體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新秩序是全球化的反面——它將西方世界緊緊包裹在一種受到高度管制的經濟體系中。經過包括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內的諸多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推波助瀾，馬歇爾計劃體現了一種新的經濟信條，強調國家在經濟中占有主導作用，最強大的國家自然擁有霸權。在整個冷戰時期，其成功主要依賴於華盛頓方面能否控制和操縱、創造和維系新的歐洲市場——以及隨之而起的好幾個其他市場——的經濟力量，使之有利於美利堅合眾國及其貿易夥伴。

　　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霸權從未受到挑戰，西歐也從中受益匪淺。特別是在20世紀50和60年代，經濟增長勢頭尤其顯著。即使在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沖擊（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那段低谷時期，美國的領導地位也足以保持其對經濟的牢牢控制，從而使得因為啟動“石油美元回流美國”計劃帶來的危機並沒有產生過大影響，該計劃旨在對石油生產國對西方世界的投資盈余進行過濾，使之回到美國。

　　諷刺的是，當冷戰的終極目標，即揭開鐵幕的目標最終實現，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也隨之解體，國家又一次失去了對市場的控制。政治不再能夠操縱經濟。與此同時，經濟也就不再為公民的利益服務，而變成了一種兇殘的力量，一意孤行地駛向一個終極目標：不惜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以最快速度牟取暴利。

　　作為象征冷戰開始和結束的兩次事件，馬歇爾計劃和柏林墻的倒塌也呈書擋之勢支撐在政治和經濟的復雜關系兩端，足以解釋為什麽世界會轉向無賴經濟。

　　穿越捷克—德國邊境的E-55號高速公路乃是著名的“性愛公路”。劣質瀝青鋪就的公路沿線聚集著全歐洲數量最為集中的妓女。來自蘇聯陣營的婦女沿街站在公路的一邊，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價格兜售自己的身體：每半個小時35歐元，不戴避孕套45歐元。全世界只有迪拜的性產業能夠在價格方面與之匹敵。然而E-55號公路並非絕無僅有。前東西歐邊境充斥著從事這種交易的各種裝備：分布密集的性交易市場和妓院，路邊亭子裏遮擋一塊幕布，取代了之前人們想象的 “鐵幕”。

　　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通向西方國家邊境的各條道路上，妓女的數量激增。其象征意義是震撼人心的：“邊境開放的事實使得性工作也帶上了國際主義的氛圍，特別是在西方各國的邊陲，那是‘國家間相互碰撞’的地方。在這裏，性工作被出口至西歐。”

　　在邊境工作的婦女並非都是妓女，有些甚至是性奴隸。她們被人從坐落在前東西歐分界線附近的專業市場中買來，位於塞爾維亞西北部、臭名昭著的亞利桑那市場就是國際皮條客經常光顧的地方。這個市場因為很像19世紀美國淘金熱中的一個城鎮而得名，它縮攏在一條橫亙於克羅地亞邊境附近，被戲稱為亞利桑那大道的公路後面，被冠以塞爾維亞的沃爾瑪之稱，因為它是在巴爾幹戰爭的末期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建成的。交易商們到亞利桑那市場上來購買女人。“他們命令女孩子們脫掉衣服，讓她們赤身裸體地站在路上……那些男人走上前，觸摸她們的胴體，檢查她們的皮膚，甚至要仔細觀察她們的口腔內部，之後才會出價。”

　　用斯拉夫女人做妓女生意的最大參與者乃是俄羅斯黑手黨，而諷刺的是，許多俄羅斯皮條客都來自車臣。“我被一群來自車臣的黑手黨成員賣來賣去，” 伊娃，一個曾做過妓女，後來在一位主顧的幫助下獲得自由的女人如是說，“他們裝扮成前來度假的富有商人來到敖德薩。他們聲稱給我提供一個工作計劃，在他們在莫斯科的商店裏做營業員，甚至給我看了那個商店的照片。我曾經聽到過許多烏克蘭女人被俄國罪犯誘販為妓女的故事，但是我當時想，這些人來自車臣……我在亞利桑那市場上被許多交易商來回買賣了許多次：有俄國人、歐洲人甚至還有阿拉伯人。我成了商品；是的，我們都是商品，是供往給地球村的產品。”

　　E-55號高速公路和亞利桑那市場是新的全球妓女行業最近興起的渠道市場，是兩種古老的行業——賣淫與國際貿易——的聯合體。在長達15年以上的時間裏，其銷路最好的產品一直是來自蘇聯陣營的妓女和性奴隸。如今聳立於前東西方分界處的“性交易墻”，成為柏林墻倒塌的諸多副產品之一。它還是無賴經濟學回歸的最初幾種表現形式之一，是20世紀最大的經濟轉型——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和全球化的興起——所釋放的兇殘勢力。

　　在柏林墻倒塌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賣淫行業幾乎已經不存在了。盡管沒有明令禁止，但各國政府往往非常排斥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需求很低，人們的性習慣極為開明，避孕和流產等設施較為完善，因而男人們不大需要妓女來消遣。供應量也不大，全民就業保證每個人都有一份薪水，這種制度大大降低了希望通過出售身體來謀生的女性的數量。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妓女的主要取悅對象是外國人，多數是冒險跨越東西方邊界來這邊做生意的商人。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布達佩斯，男人們只有在兩個夜總會裏才會遇到妓女，而那兩個夜總會都是不允許匈牙利人和蘇聯陣營的遊客進入的。在莫斯科，“友好”的女人們在外國人頻頻光臨的酒店入口外展示著她們的“商品”。與西歐同行不同的是，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妓女能夠支配自己的所得，拉皮條是嚴重的犯罪。

　　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之所以使得賣淫行業再次興起，是因為它讓蘇聯陣營的百姓陷入貧困，尤其是婦女。截止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婦女的失業率已高達80％，而在曾經的蘇聯體制下，這個數字接近於零，除此之外，這個國家高達80％的單親、單收入家庭人口為女性。到1998年，俄羅斯6歲以下的孩子超過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大多數都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女人為了養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淪為妓女。她們只有兩條路：要麽貧窮下去，要麽與敵人同床共枕。

　　同樣，斯拉夫妓女和女性失業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相關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此二者的地理分布是完全相同的。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就業分布是根據計劃經濟的工業化和地區結構進行的。例如在俄羅斯，女性占紡織部門勞動力的83％，而紡織工業分布於特定的地區，例如位於莫斯科東北部的伊萬諾沃州、切博克薩雷以及楚瓦什共和國和俄羅斯中部地區。在蘇聯體制下，這些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女性集中區域。從1990年到1994年，紡織業生產下降了67％，數十萬上述地區的女性淪為失業人口，皮條客和人販子很快瞄準了這些區域，在此開始了他們的骯臟交易。如今，這些地區有一個悲慘的名字：“妓女區”。

　　早在1991年，就有大量的斯拉夫女性湧向西方市場。“柏林墻倒塌之前，德國女孩多半是在德國從事賣淫行業，”年過六旬、大腹便便的德國皮條客史蒂芬回憶說，他也被稱為“巨頭”，即這個行業的“老大”，“如今情況不同了，市場擴大，這個行業變得更為國際化。許多女人都來自波蘭和俄羅斯，不過她們都說德語，因為我們希望所有人都說德語。如今的顧客不但需要性，而且希望女孩子能夠和他們聊天，從而營造一種氣氛。他們希望一起喝杯飲料，談談天，一起看場演出，而不要只是不停地親嘴啊，做愛啊。”史蒂芬40年前就開始在德國的性行業中混跡，當時在街道上做生意的女孩子寥寥無幾。如今，他被認為是柏林最發達的性交易商人之一，不過他本人不願意透露他已經擁有多少家俱樂部。

　　20世紀90年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俄羅斯和東歐女性成為賣淫行業的一個獨特現象。在斯拉夫女人到來之前，皮條客們只能在不懂什麽世故的純情女孩中釣幾條魚，其中絕大多數是貧窮的亞洲女孩子。不久他們就看到，受過教育的女人可以標價更高，因而能夠帶來更大的利潤。正如好萊塢電影《藝妓回憶錄》中所表現的，聰明、有文化而又有個性的妓女有著非比尋常的行市。同樣，蘇聯體制的特殊經濟結構使得皮條客們有可能將受過高等教育的斯拉夫女人商業化，從而賺取高額利潤。在俄羅斯，除了紡織業外，“女性的工作”多集中在醫藥、教育、科學、規劃和會計領域，所有這些都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

　　斯拉夫女性群體因為其獨特的特性而大大刺激了需求，這實在是意外的收獲。“90年代初期，生意不是一般好，簡直就是日進鬥金啊。”30歲的德國皮條客邁克爾回顧道，他如今已經在柏林擁有好幾個性愛酒吧，“對於男人來說，這樣的女人總是多多益善，讓他們覺得神秘而刺激。你可以靠從事性行業發大財，當時我每天大約能賺3 000歐元，只須短短的一段時間就非常富有了。”

　　和任何其他行業一樣，賣淫生意也要遵循各種經濟規律，特別是供求規律。盡管被羅納德·裏根稱之為“邪惡帝國”的毀滅迫使數百萬斯拉夫女性進入全球性行業市場，但這一事件本身還不足以創造一個新市場。商人和皮條客們填補了其所留下的空白，他們建起了一個東歐人肉市場，用全新的商品來吸引顧客。 “1989年，皮條客生意最初開始的時候，不過是一輛小汽車裏載著兩三個女孩的規模。後來，他們開始在E-55號公路上購買房產，（截止到1997年）整條公路邊……排起了長長的一隊女孩子，”加洛米爾·傑拉塞克回憶道，他在距離德累斯頓不遠的一個名叫“杜比”的捷克小鎮做醫生。隨著蘇聯陣營的經濟危機日漸加深，性行業商人們有了取之不盡的供應來源，總是不斷有新的、健康的斯拉夫女性加入。“如果一個（妓女）生病了，他們只需要換一個就是了。就這麽簡單，”傑拉塞克醫生解釋說。如今，杜比這個E-55號公路沿線的小鎮已經有了幾百個妓院和脫衣舞夜總會。

　　以色列是斯拉夫妓女的最大進口國之一，據各種資料來源估計，大約100萬以色列人每個月要光顧一位妓女。按照以色列國會調查委員會的說法，“每年大約有3 000～5 000名（來自蘇聯陣營）的女人被偷運至以色列，賣入當地的賣淫行業。……這些女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長達18個小時，而顧客支付的120新謝克爾（相當於27美元）中，她們只能拿到20新謝克爾（4.50美元）。目前居住在全國300～400家妓院的此類女人人數高達10 000人。每一個這樣的女性的交易價格大約在8 000～10 000美元。”即使在斯拉夫女人的交易剛剛開始之時，這一行業之興旺發達，只需看看在以色列清洗的來自賣淫行業的高額黑錢利潤便可一目了然；從1990年到1995年，以色列銀行大約收到40億美元的投資。另外6億美元的黑錢是在房地產業清洗的。

　　賣淫行業在以色列增長之所以如此神速，有其文化和宗教原因。和世界上大多數男性一樣，以色列男性也很容易在身材高大的金發斯拉夫女性面前把持不住，他們將這些女人統稱為“娜塔莎”。男人們會“走進大廳，臉上掛著愚蠢的傻笑，喊一聲‘娜塔莎’，就好像我們只不過是俄羅斯玩偶一樣”，被販賣至以色列的俄羅斯女人瑪麗卡回憶道。哈勒定（Haredim）的需求尤其大，他們是最保守的東正教猶太教徒，許多人都是妓院的常客。“如果你在證券交易所或者鉆石交易所所在地區，會看到很多妓院，以及很多宗教信仰非常堅定的人，因為這些人需要性，而他們自己國家的女人又不能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提供服務。他們又不能手淫，因為他們不能浪費自己的精子。因此他們必須在女人身上發泄，”尼森·本－艾米解釋說，他是專門研究婦女販賣和以色列賣淫問題的非政府組織——覺醒中心的協調員。

　　好幾個以色列的資料來源確認了俄羅斯東正教猶太教徒的輸入（這是另一個與蘇聯解體有關的現象）出乎意料地促進了當地賣淫行業的增長。“許多人都與俄羅斯黑手黨有關，後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控制了幾乎所有斯拉夫妓女的生計。他們參與做成當地皮條客的交易。”一位來自特拉維夫的警察承認道。德國皮條客邁克爾也承認，幾乎就在柏林墻倒塌的同時，俄羅斯黑手黨就接管了新商品的交易。“早在90年代，俄羅斯人就開始源源不斷地將新的女孩子帶入柏林了。”

　　武裝犯罪組織也參與了這一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在賣淫行業合法化的德國，參與到性行業中分得一塊蛋糕的辦法有很多。“漢堡和柏林被控制在黎巴嫩黑手黨手中，”邁克爾解釋說，“那些人可不能招惹，必須付保護費給他們。那些阿拉伯人不時地來到我們的酒吧要錢。如果你說‘不’，他們會在你面前掏出手機，告訴你，一群武裝著烏茲沖鋒槍的人半個小時以後到。你能怎麽辦？給他們錢，我只能這麽說。在科隆，情況則完全不同，庫爾德工人黨（PKK）控制著當地的賣淫行業。同樣，他們不直接參與賣淫生意，不過妓院和性愛酒吧必須向他們支付保護費。”

　　賣淫行業和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同樣存在於以色列，那個對恐怖宣戰的核心國家。斯拉夫妓女和性奴隸途經加沙地帶到達以色列，整個過程通常都是與埃及和巴勒斯坦犯罪組織合作進行的。伊爾蒂珂是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學生，年僅22歲，她被通過巴爾幹半島販運至埃及。“我在亞歷山大上岸，在那裏遇到了一個俄羅斯人，他帶我到達沙漠，將我交給了一個貝都因人。和我一道的還有6個女孩，都來自俄羅斯。我們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穿越沙漠，最後來到了邊境。”伊爾蒂珂越過一條小徑來到以色列，那條小徑將拉法市和以色列—埃及邊境隔離開來。拉法北部便是加沙地帶。“拉法距離埃及邊境只有幾百英尺。其最南端的建築物可以作為巴勒斯坦人和來自西奈山的貝都因人挖掘的無數隧道的關口。這些隧道聚集著恐怖主義者、毒品販子和人販子，他們販賣女人，將其作為妓女賣往以色列和西岸。”私下裏，來自各種以色列組織的恐怖主義專家們會對此表示擔憂：與恐怖集團有關的犯罪組織開始參與到性行業中。不可否認，為了滿足其公民對於斯拉夫女人的貪婪需求，以色列與它的阿拉伯敵人結成聯盟。

　　如果沒有道德觀的重大改變，即使全球斯拉夫妓女和性奴隸的供應量劇增，也根本不可能有那樣巨大的國際需求。今天，現代全球化社會已經非常巧妙地容忍賣淫行為了。“賣淫……已經被貼上了娛樂行業延伸化的新標簽。研究表明，有十分之一的英國男人——相當於230萬人——已經享受到這一娛樂”，《星期日泰晤士報》這樣報道。沒有人願意錯過這一樂事；每個人都希望參與一下城裏的新玩法。“曾經有一個客人走進來，要看一群女孩子表演的節目。他坐下來看了節目，沒有碰那些女孩子，也沒有做什麽其他的事情。他只是坐在那裏，”柏林皮條客史蒂芬回憶說，“哈，有趣的是……他是一個盲人。”

　　哲學家羅傑·斯克拉頓指出：“當性愛成為一種商品，人類理想中最重要的聖殿就變成了骯臟的市集。這就是過去幾十年裏發生的事情，它是後現代文化的基本事實。”在西方，道德觀的改變使人們開始接受所謂的中產階級人肉生意。通過陪同機構或刊登在互聯網上的個人廣告進行性交易是新產品在中產階級中商品化的最常見介質。“在英國Google上鍵入‘女性陪同’，可以得到760 000個搜索結果。”大多數網址都屬於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的中小型公司。

　　如果說“性交易”的營銷帶動了需求的增長，那麽對賣淫行為的美化則增加了斯拉夫女人進入性行業的誘惑。《危險交易》和《風月俏佳人》，為賣淫行業籠罩了一個完全虛構的光環。有好幾個非政府組織主要從事被性奴隸販子賣入賣淫行業的斯拉夫女人的工作，它們在研究中發現，許多女人天真地認為她們可以像《風月俏佳人》中的茱莉亞·羅伯茨那樣，在成為妓女之後遇到自己的白馬王子。

　　在成為妓女之後“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的故事只會發生在好萊塢的電影劇本中，不過他們之所以出售這類書籍和電影，就是因為他們希望中產階級能夠欣然接受“性交易”。許多出版社和電影制作商仍然熱衷於滿足住在郊區別墅裏的人們對於與賣淫有關的“有趣”童話的胃口，從根本上說，他們是在利用女人的悲慘和絕望賺錢。

　　像美國夢一樣，“性交易”文化也是建立在一整套幻象的基礎上的。只要是對賣淫需求高的地方（就像德國男人對斯拉夫女人的貪婪欲望），總是存在著巧妙建造的海市蜃樓，它是不可或缺的，像我們在以色列東正教猶太教徒的例子中看到的，這些幻境使賣淫最終為人們欣然接受並樂在其中。事實上，和以往任何時候一樣，今天的妓女們之所以有銷路，就是因為許多男人只有通過購買才能夠滿足性需求；妓女成了他們的精神緩和劑，成為真正願意為愛奉獻自己的女人的替代品。而最重要的，人肉生意是一種建立在對女人的殘忍剝削的基礎上、能夠帶來數十億美元利潤的生意（據估計，2006年一年全球賣淫行業創造的價值高達 520億美元）。剝削的利潤源自這種生意的非法性質。在荷蘭之類賣淫在幾十年前就已合法化的國家，剝削程度要低一些：皮條客數量較少，妓女賣淫要交稅，她們有醫療和社會保險等福利，也受到警察的保護。

　　和美國夢的推銷者一樣，全球人肉生意的市場商人也戴上了一副魔術師的面具，他們出售的也不僅僅是商品，而且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的皮條客改變了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斯拉夫妓女和性奴隸成為一種全新隨意文化的附屬品，在這種文化中，性是可以由自主意誌的成人甚至孩子自由買賣的。舉例來說，在 PornoTube這個網站上，人們就可以看到十幾歲的孩子在其朋友的手機前脫掉衣服的場景。而在Baazee.com這個eBay控股的印度網站上，兩個青春期的孩子在學校浴室中做愛的視頻被一個學生朋友上傳到互聯網上出售。但是，容忍了這種“性交易”文化，我們的社會真能變得更好嗎？這種幻想真的能夠讓充斥於性市場上的人受益，就像美國夢之於歐洲和美國人那樣？美國夢的自由市場化曾經幫助舊大陸從戰爭的廢墟上站了起來，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對於買賣雙方而言，確實是有利的。與此相反，全球性行業的興起對於愛的供應者和消費者而言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放下道德觀和經濟學不談，讓我們先看看性傳播疾病及其死亡率。在俄羅斯，1994年，每100 000人口中有81.7個人染有梅毒；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達到172，到1998年則增加到221.9；到2002年，俄羅斯的梅毒發病率已經高居全球前十位。當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肆虐之時，俄羅斯與那些國家真可謂同病相憐。這一趨勢表明，當俄羅斯遭遇了同樣高發病率的性傳播疾病時，其衛生標準已逆轉回到了19世紀的水平。要了解這一流行病的感染面積之大，我們可以想一想，1997年每75個愛沙尼亞人中就有一人染有梅毒；而在美國，這一比例為每100 000人中有2.5個病例。俄羅斯也是世界上艾滋病傳播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種流行病最近才剛剛開始，在1999—2005年期間感染人數最多，而且有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世界衛生組織擔心，斯拉夫女人會將病毒感染給世界各地的主顧。

　　性傳播疾病對生育率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俄羅斯人已經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即使我們還沒有在生育率上的下降，即俄羅斯婦女生育數字的劇降與全球賣淫行業的激增之間建立牢固的統計學相關，因為“性交易”文化導致的道德觀的變化無疑已經對俄羅斯女人對待生活的態度產生了影響。“一項 1997年對15歲的（俄羅斯）女中學生的調查顯示，70％的人聲稱，她們希望去做妓女，而10年前，這些學生的理想是成為宇航員、醫生和教師。”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女性不願意成家生孩子。她們必須尋找自己的生存之路，而賣淫看來是一個不錯的選擇。“90年代初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使人們變得更加自我，導致了一種深刻的道德危機，如今，這種道德危機還在繼續。”俄羅斯作家維克多·葉拉菲耶夫得出這樣的結論。

　　“性交易”文化僅有的贏家乃是性商人和全球化的皮條客，他們是技藝嫻熟的無賴經濟學魔術師。來自俄羅斯和巴爾幹半島的邪惡犯罪團夥和腐敗政治家們已將數十億美元的金錢裝入自己的口袋，使他們通過斯拉夫女性交易在全球化經濟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例如，從1998年初到1999年中期，出生於烏克蘭的犯罪組織頭子賽米昂·莫吉賴維契就曾參與人肉生意、販毒和投資詐騙，通過紐約銀行清洗了100億美元的黑錢。

　　柏林墻的倒塌與西方如日中天的賣淫行業之間的關系讓我們看到，低估重大經濟變革的後果是非常危險的。蘇聯陣營進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事實上是一個經濟體系在對未來替代體系沒有任何清晰規劃的情況下轟然解體。因此，整個國家陷入深度貧困和政治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在如此而生成的真空狀態下，諸如全球化的皮條客這樣的經濟掠奪者自然乘虛而入，趁火打劫。

　　正如我將在下一節中講到的，“民主”的俄羅斯正是通過無賴經濟學興起的，它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弗蘭肯斯泰因博士的怪物形象（科學怪人）。西方宣傳的民主化進程培育了一股極不民主的經濟勢力，是它們引導這個國家從共產主義轉向全球資本主義。選美表演、流行音樂會與俄羅斯經濟貨幣化之間驚人的聯系便是這一現象的一個很好的實例。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革在經濟領域的動作，便是俄羅斯的私有化。私有化被看作是蘇聯陣營進入新興全球資本主義的入場券，它同時也是加入民主國家俱樂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聽了高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西方顧問的遊說，又得到西方政治家們的支持，改革很快成為快速經濟變革的代名詞。經濟改革領先並帶動了政治變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同意這一觀點：如果沒有一個地位穩固的政治階層實施特別監管，社會就會釋放出各種無賴經濟力量。“從根本上說，他們在沒有建立起應該控制和導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機制的情況下對經濟實施了自由化。”透明國際（TI）歐洲和中亞區域主任米克洛斯·馬歇爾如此評論道。

　　跟隨著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足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和1988年也啟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計劃。當時他遭遇的主要障礙是蘇聯經濟的非貨幣性質。蘇聯有兩種官方貨幣：盧布和beznalichnye（一種非現金支付憑證）。盧布只在蘇聯內部通行，是蘇聯人的通用貨幣。國內和經濟互助委員會（CMEA）的交易，即蘇聯陣營成員之間的交易，則使用beznalichnye結算，那只是一種會計單位，不過是一種紙面上的貨幣。 beznalichnye供應充足，因為它只是國家發行的一種買賣授權而已。蘇聯中央計劃經濟的運行是遊離於市場規律之外的。中央國家確定物價，這是因為包括工廠、礦山等等在內的所有生產資料，以及所有的產品均歸國家所有。國家是唯一的雇主，反過來，工人，也就是俄羅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這樣的體制下，沒有誰需要真正的貨幣，因為國家行使著買賣雙方面的功能。

　　不過，盧布形式的現金有其真正的貨幣價值，主要是因為盧布可以在黑市上兌換，用來買賣硬通貨，購買任何官方市場上買不到的產品或服務。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始終經受著產品短缺，因為計劃無法完全替代市場，甚至無法對市場進行精準評估。共產主義各國政府公開宣稱黑市是非法的，但是領導人們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因為黑市能夠行使重要任務（且常常能讓他們中飽私囊）。這樣一來，黑市和非正式經濟倒是根據市場規律運行的，只是這裏充斥著下三流的騙子、腐敗的官員和黨員。

　　Beznalichnye無法兌換成現金，因為中央銀行不予兌換，但它們可以在黑市上交易。這樣一來便很容易理解，beznalichnye的價值要比盧布的價值低得多，官方兌換率是一盧布兌換10個beznalichnye。

　　早在1987年，希望在國外交易的新近私有化公司就已經顯示出對盧布的需求，但它們又缺乏財力，無法依靠黑市作為穩定的折現力來源。它們也同樣需要現金來建立有效的自我融資機制，這是小型私有公司的生命線。不過政府無法為這些公司分配足夠的beznalichnye，也沒有地方可以兌換它們，黑市價格太昂貴了，中央銀行缺乏現金，根本不存在的俄羅斯財政部無法通過發行國債來為兌換籌集資金。

　　在這樣的背景下，到了1987年末，戈爾巴喬夫默許蘇聯共青團將beznalichnye兌換成盧布。事實上，他是把共青團員安排進了俄羅斯財政部，希望後者能夠做出適當安排，在沒有國家監管的前提下進行兌換。舉行科學活動，包括組織選美比賽和流行音樂會，都有資格兌換。這些音樂會和慶典很快就成為無賴的俄羅斯青年聚斂大額財富的狡猾方案的一部分，其中就有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此人時任莫斯科大學共青團青年俱樂部的主席。

　　1987年，霍多爾科夫斯基將自己的青年團體編入青年科學技術創造力中心，其主要業務為組織選美比賽和搖滾音樂會。該計劃非常簡單，霍多爾科夫斯基接受願意參加選美比賽和流行音樂會的人們支付的beznalichnye，之後，他可以通過與擁有大量外幣的出口公司（主要是木材公司）交換的方式，將beznalichnye兌換成盧布和硬通貨。硬通貨被用於從西方各國進口電腦，他們又將這些電腦在俄羅斯出售，換取beznalichnye，這使得霍多爾科夫斯基能夠用每一個盧布賺取六倍的收益。之後他們又用同樣的伎倆將beznalichnye兌換成盧布和硬通貨。每一次交易的收益都進了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口袋，而他可以同時啟動數百個這樣的交易。“我發明了好幾種融資方式，它們得到了廣泛應用，在最好的時候，我能夠同時操作多達500個科學研究合同。為此工作的人數多達5 000人。”如果兌換是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操作的，霍多爾科夫斯基所得的利潤就能夠大大增加政府的收益，而事實卻是，這些利潤為他個人聚斂更多財富奠定了基礎。

　　對於俄羅斯黑手黨來說，選美比賽可真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借此奠定了穩固的人肉交易營生。“當時在俄羅斯人人都知道黑手黨要做什麽了。選美比賽是無與倫比的妓女和性奴隸招聘渠道，”一位過渡時期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工作的銀行職員承認說，“他們欺騙女孩子說，她們可以在銀屏上開辟一番大事業，而事實上，她們多半被賣到了以色列、迪拜或西歐的妓院。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的人只需把商品盛在銀盤子裏交給黑手黨就可以了。他知道自己的選美比賽不過是人肉市場，皮條客和人販子就是在那裏瞄準目標的；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哪些事情既合法，又能讓他變得非常非常富有，他考慮過那些女孩子嗎？當然沒有。那些選美比賽對他簡直不啻為印鈔機，而他急需大量金錢來進行下一個計劃。”霍多爾科夫斯基為黑手黨提供了機遇，但他本人卻沒有直接參與人肉交易的營生。他的目標是一條更大的魚：俄羅斯無比豐富的能源。

　　關鍵問題在於，當時負責監管俄羅斯資產私有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沒有想到，改革和私有化把一群貪婪殘暴的未來寡頭們納入了俄羅斯財政部，使得黑手黨能夠從人肉生意這樣的全新無賴交易中大賺一筆。如果沒有，它們就根本沒有資格引導社會主義經濟向全球資本主義過渡。“其他人也一樣沒有資格……這是從未有人涉足過的事業。……再說在當時，西方世界的主要目標是盡快私有化，從而使改革變得不可逆轉。”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前信息交流部主任巴特· 史蒂文斯承認道。

　　私有化進程在1992年有了巨大轉變，鮑裏斯·葉利欽總統在當年宣布，俄羅斯將成為一個利益相關者的社會。國家的財富將像一塊蛋糕那樣被分成3 部分：一部分屬於國家，其將保留對新興私有化企業的控股權益；一部分屬於外國投資者；剩下的屬於人民。1992年10月1日，國家向每個公民捐贈了相當於 10000盧布（相當於60美元，是當時俄羅斯的月平均工資）的憑單。這些憑單可以兌換成前國有公司中的股份，還可以存儲和買賣。然而沒有幾個俄羅斯人知道能夠拿這些憑單做什麽。

　　從1992年到1994年，俄羅斯經歷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盧布對美元的匯率從230降到3 500。貨幣貶值，伴隨著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使得人們多年的儲蓄消失殆盡。2/3以上的人口淪落至貧困線以下。難怪聯合國的統計數字顯示，1992年斯拉夫女人和性奴隸在西歐的供應量首次達到高峰。

　　絕望的人們為了養家糊口，決心出售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發給他們的憑單。霍多爾科夫斯基和其他寡頭們在街頭設立兌換攤位，用其價值的一小部分為人們兌換手頭的憑單，以此將90％的憑單握在手中。俄羅斯報紙《消息報》進行的調查顯示，到20世紀90年代末，只有8％的俄羅斯人將政府發放的憑單兌換成了他們所在公司的股份。寡頭們利用這些憑單，成為新近私有化的俄羅斯企業的少數股東。

　　到1995年，俄羅斯人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使他們變窮了，而不是變富了。俄羅斯官方經濟統計數字顯示，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近50％。此時的國家一文不名，薪水和退休金就根本不要指望了。就在人們開始懷念舊的社會主義體制之時，葉利欽也面臨著自己1996年大選失敗的前景。為了確保勝利，這位俄羅斯總統設法與寡頭們達成一項交易。國家同意對其在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控股權進行拍賣，以換取貸款，支付薪水和退休金。貸款換股權的計劃就這樣產生，葉利欽通過這種特殊的賄賂走上了再選之路。“我們的腐敗政府迫切需要現金，需要與寡頭們控股的所謂‘銀行’達成交易。政府需要現金來支付退休金等，因此就用其在國有公司中的股份作為擔保物，從寡頭們的銀行中獲得貸款。不出人們所料，政府無法償還貸款，股份就自然落入了寡頭們的銀行。一切再次完全合法化了。”

　　在葉利欽再次當選之後，寡頭們如願收到了支持葉利欽所得的回報。拿霍多爾科夫斯基來說，他成了俄羅斯第三大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的唯一投標人，因而僅用了大約3億美元就買下了該公司，這點錢僅相當於該公司資產價值的一小部分。這一樁買賣的真相直到2003年才公之於世，當年俄羅斯檢察官凍結了尤科斯44％的資產，相當於100億美元。

　　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大概會將俄羅斯寡頭和全球化皮條客定義為“流寇”。“流寇會劫掠一切，因為他們根本不管受害者的死活，心裏總是想著接下來繼續掠奪他人。”寡頭和皮條客成了掠奪俄羅斯財富的強盜貴族，前者盜取資產，後者劫掠女人的身體和靈魂。他們將所得利潤重新投資——不是在俄羅斯，而是在西方國家。“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的私有化並沒有創造財富，而是造成了資產的流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關於全球化經濟的多部暢銷書作者約瑟夫·史蒂格雷茨得出了這樣的結論。90年代“俄羅斯遭受了最大的資源被盜，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短期發生過如此嚴重的資源被盜，10年間被盜取的資源價值高達1 500億～2 000億美元。這還是最低的估計數字，其最高可達3 500億美元。”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雷蒙德·貝克這樣推測道。

　　到1998年，因為盧布徹底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籌集了220億美元的救助一攬子貸款，寡頭們立即做出行動，開始通過其精密的網絡攏聚新的外來資金。“當時的情況是，就在貸款被轉入的當天，通過兌換beznalichnye而擁有大量盧布的寡頭們就以非常便宜的價格從中央銀行換走了大量美元。政府很願意做這筆買賣，因為它需要盧布來支付薪水和退休金，”國際透明組織的米克洛斯·馬歇爾解釋說，“幾小時之內，寡頭們就把這筆海外橫財存到了他們在開曼群島和塞浦路斯之類的地方開設的境外戶頭上，這樣，原打算用於防禦盧布兌換率的金錢就進入了他們的腰包。”金錢的外流進一步削弱了俄羅斯貨幣，經濟因此而雪上加霜。

　　寡頭們演出了一曲掠奪俄羅斯國家財富的進行曲，如此一來，他們就為俄羅斯皮條客和黑手黨成員們將鷹爪伸向俄羅斯婦女創造了理想的條件。1998年經濟危機之後，各個非政府組織從統計數字中看到了全球性行業中斯拉夫女人供應量的又一次激增。

　　“不過在一個自由市場中，寡頭們的行為倒沒有什麽非法的。”米克洛斯·馬歇爾說。從一個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行為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寡頭們能夠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在支付一點點代價的前提下獲取了數十億美元的資產，他們自然希望把錢轉向境外。把錢留在俄羅斯就意味著在一個極度蕭條的國家進行投資，不僅回報率很低，還可能讓自己的資產被下一屆政府搶走——新一屆政府一上任，一定會尋找理由指控私有化進程的非法性，這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對於俄羅斯進入民主國家俱樂部的可恥結局，以及它最終未能收獲經濟繁榮的慘痛經歷，任何讀過古典經濟學著作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驚訝，古典經濟學家們早就警告過政治家，市場失控是非常危險的。兩個多世紀以前，就在工業革命剛剛開始之時，亞當·斯密就寫下了《國富論》一書：

　　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對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感到安全，人民對於人們遵守契約缺乏信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麽，那裏的商業和制造業，就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簡言之，人民如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信心，這種國家的商業和制造業就很少能長久發達。

　　在當前情況下，許多人會爭辯說，俄羅斯人的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時反而更好，即使那時的蘇聯曾經由一個被奧爾森定義為“坐寇”的人統治著。“坐寇在一個特定區域獨占所有的犯罪行為，因而不得不考慮過度貪婪是否會導致未來的繼續劫掠受挫。他們有一個調和自己胃口的刺激機制，從而給予受害者一點點為從事貿易和積聚財富所需的繁榮。這樣，只需給那些居住在其控制領地上的人們一點點福利，便能夠獲得囊括性的利益。他們甚至會提供一些產生財富的公共福利，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建立一種公共秩序，減少流寇進行的阻礙投資的活動。”

　　如今大多數分析家們都同意，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比較符合坐寇的模式，當前普京正在努力剝奪寡頭們手中的資產。在俄羅斯歷史上，私有化不過是曇花一現。它根本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民主或經濟繁榮；相反，它培育了整整一代流寇。在柏林墻倒塌15年後，普京又重新踏上了重建蘇聯權力之路。

　　看到這一情景，我們應該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人們所擁有的一切不過是舊體制更加無情的翻版，我們是否應該在全球化的新框架下讓蘇聯解體？許多俄羅斯婦女很可能會說不，她們已經成為冷戰後全球化試驗中最大的犧牲品，隨著無賴經濟的到來，她們多半已經淪為性商品。

　　將馬歇爾計劃和柏林墻的倒塌進行一下對比，我們會看到在一個無賴經濟統治的世界，全球化的問題何在——在全球經濟中，政治越來越難以操控市場。一個國家采取的措施，包括政治改革，可能會引發一串連鎖反應，在好幾個其他國家造成毀滅性的國際後果。有誰曾預測過，蘇聯竟會沒有任何反抗而走向解體？又有誰有此慧眼，能夠預知柏林墻的倒塌竟會刺激全球性行業的增長？預知俄羅斯經濟的私有化竟開啟了一個掠奪其資源的時代，培育了整整一代寡頭政治集團？

　　今天的人們同樣沒有意識到無賴經濟所蘊含的各種相關性。那些湧入東柏林和西柏林，用自己的雙手推倒柏林墻的人們，本是抱著結束漫長而痛苦的隔離時期的美好願望，他們希望彌合幾十年來折磨著歐洲大陸的靈魂，令其生存遭受苦難的歷史鴻溝。然而，對於數百萬的東歐和俄羅斯婦女來說，她們最可怕的噩夢就在那時開始了。

　　在柏林墻倒塌那一刻的狂歡中，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那座墻不過是一個象征符號，就連最卓越的經濟學家也不例外。推倒柏林墻不過是一副表面光鮮的歷史假象；在它的後面，存在著一個復雜的、弱肉強食的經濟體系，那正是冷戰時期的政治僵化所培育和傳播的體系。它迫切需要新市場，但沒有人能夠控制這個市場，此時，那些毀掉蘇聯體制的建築師們也不知所措。在因此而生成的一個政治真空中，無賴經濟將全球化——這個裏根經濟政策、撒切爾經濟政策以及現代化的思想產兒——變成了一個經濟基因突變體。

　　冷戰結束時柏林墻的倒塌，就像其開始時的馬歇爾計劃一樣，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要通過為重建較不發達地區融資，為西方經濟提供新的、更廣闊的市場。前者失敗了，因為市場剪斷了政治鏈條，經濟變成了一種無賴勢力，且正如我在下面幾章將要闡述的，這股無賴勢力正蠢蠢欲動，要改造我們生活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