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深陷危機的西方憑什麽指責中國？

1月25日，法國對外記者協會邀請西班牙學者、中國經濟和社會問題專家ARAUJO先生在巴黎舉行以中國對外投資為主題的研討會。

在現場聽完後，失望之余甚至有些憤怒。十幾年間，這些對中國充滿偏見的陳詞濫調早就聽夠了。現在西方處於危機都四年之久了----而且直到今天還沒有找到出路：美國債務繼續飛漲，歐洲的歐元保衛戰還遠未見到隧道光明----甚至英國首相則又叫囂著以公投的方式確定是否退出歐盟，不僅如此，美國、歐盟和日本都在以鄰為壑大搞本國版的量化寬松，竟然還有資格來指責中國。所以，在提問環節，我毫不客氣：

“我明白你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好的模式。可是假如今天的中國是美國，是歐洲，或者如同你的國家西班牙----失業率高達25%，青年人失業率高達50%以上，哪麽今天的世界會是什麽災難性的一幕？”

這個提問顯然令他十分尷尬，畢竟，誰都聽的懂這釜底抽薪般的言外之意：你有什麽資格來批評中國？你的模式有什麽正當性？

大概是西方領先世界太久，它們當老師的慣性太強，所以盡管自己實際已經千瘡百孔，但卻依然架子不倒，動不動就以“三人行我必為師”的心態來看待日新月異的中國，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2012年中國發生重慶事件，不僅導致一位政治局委員落馬，更由於事件的傳奇性（親信入美領館）、背叛、兇殺、色情、左右對立等元素而引發國內外的轟動和關註。應該說，如此高官下臺，確實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否就如同西方所“解讀”的，認為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脆弱性和不可行性？由此證明了西方政治體制的優越性？

其實如果真的了解中國政治，這種“解讀”要麽是杞人憂天，要麽是西方以自己為主體的“東方主義”思維做怪。要知道，這已是二十多年來第三位事涉腐敗而下臺的政治局委員，並非個案。如果你非要認定性為這是政治鬥爭，哪麽可以打擊腐敗的政治鬥爭有什麽不好嗎？更何況，僅就西方大做文章的重慶事件而言，是高官的親信和親屬出了問題，並非政治對手設下的陷阱，這又和政治鬥爭有什麽關系呢？

退一萬步講，如果西方真的認為三個政治局委員的下臺說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弊端或者不可行，那麽韓國歷任民選總統或其親屬都事涉貪汙又說明了什麽？（最新的歷史是，剛剛任滿下臺的李明博的兄弟又因收賄被判刑）。當然許多自由派認為這體現了民主政治的優越性，但為什麽同樣的標準不能到中國身上呢？是不是至少還要加一條：這更顯示了中國現行制度的抗風險能力？

2012年最終更令西方“失望”的是十八大堪稱完美的結局：更小規模的新常委、權力交接的一步到位（胡主席祼退）、新領導集體的立即運作（而不是和西方一樣有長達數月的憲政空窗期、新領導至少半年的“學習期”）。

我一向認為，要想對歷史事件進行客觀、準確的評判，不僅必須要還原到歷史中去，還要在歷史中進行客觀的對比。比如，一個讀者僅僅看高華先生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難以理解何以毛澤東和中共能夠成為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只有回到一九四二年：抗戰進入最殘酷的時期、中國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是什麽狀態（可參看電影《一九四二》），才能理解為什麽要延安整風，為什麽擁有如此軍事優勢的國民黨竟然在三年不到的時間就被中共摧枯拉朽般打敗。

海外僑領陳嘉庚抗戰時既到過延安，也到過國民黨統治區。在重慶，國難期間的蔣介石花了800大洋宴請他，而在延安，毛澤東招待他的僅僅是：白菜、鹹蘿蔔幹，外加一碗雞湯。而這個雞湯也是有來歷：毛澤東說“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他兒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

走完全國後，陳嘉庚感慨地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而這個結論顯然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找不到的。對於整風運動，臺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也有一個公允的結論：整風運動加強了中共的團結，得以成功應對日軍的殘酷軍事進攻。這樣的研究成果（其實就是事實而已，不需要專業人士的研究都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同樣是做為歷史學者的高華所沒有的。

這裏，我也還是要奉勸西方以及海內外的自由派一句，要想真正研究中國的現行制度，也同樣要在還原歷史並從一種對比的角度入手，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

今天海內外研究中國的學者群體，最偏愛的歷史階段是五十年代的反右、大饑荒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毫無疑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曲折期，有許多歷史經驗和教訓要汲取。但如果就以此來否定這個制度，顯然不是客觀的歷史觀。

且不說，這個制度剛剛建立，出現重大失誤不可避免。如果放到當時全球環境下不同的制度進行對比，恐怕就更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時的西方制度已經歷經數百年的發展，也經歷過多次重大和全局性的考驗：嚴重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但西方這種制度進化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歐洲仍然在搞殖民主義，美國仍然在搞種族歧視。

這裏著名的事件包括：英法聯手侵略埃及、法國入侵越南、比利時鎮壓剛果獨立運動、法國鎮壓阿爾及利亞民眾獨立運動，造成30萬至100萬人死亡，其慘烈程度不亞於一直被西方和海內外自由派們指責的紅色高棉。更需要指出的是，1961年10月17日法國警方在巴黎街頭對阿爾及利亞示威民眾進行了血腥鎮壓，造成上百人死亡。而官方卻宣稱正當防衛的警察僅打死1人！這起事件，直到51年後，也就是2012年10月才由法國新總統奧朗德正視並道歉。
至於美國，不愧是西方民主國家的老大：1958年入侵黎巴嫩、1959年入侵古巴、1960年入侵多米尼亞、1965年支持印尼軍政權屠殺大量平民（1965年美國直接支持的印尼大屠殺也造成上百萬人死亡，此事件最高估計為三百萬人），1971年中央情報局雇傭軍入侵也門。這期間最震驚世界的則是美軍在越南制造的、近200名男女老幼都被槍殺的美萊村大屠殺。雖然美國聯邦軍隊起訴了14名軍官，但只有步兵旅指揮官亨德森因掩蓋事實而受審，最後卻被宣布無罪釋放。現場指揮官凱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苦役，隨後尼克松總統下令將他取保釋放，最終僅被判三年半在家監禁。此時的美國對外殘暴，對內也同樣如此：殘酷鎮壓黑人維權運動和民眾的反戰運動----包括直接派軍隊進入大學開槍鎮壓。要知道，今天的反人類罪就包括種族歧視，而這樣的反人類罪，美國竟然持續了兩百多年！

當然，此時美國更發生了對其政治制度本身沖擊更大的事件：肯尼迪總統家族連串的離奇暗殺和尼克松的水門事件。民選總統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在全球的電視實況轉播中被暗殺，最終卻成了查無對證的無頭黑案。而尼克松直接違背制度規則，動用國家公器竊聽對手並使用總統特權阻撓調查，最終身敗名裂。這些驚世醜聞均嚴重打擊了美國制度的正當性。

把中國和西方的制度放在同一個時代進行對比，並非對中國的錯誤和彎路進行辯護，而是意在提醒世人如何客觀理解一個制度。我們是不是要問，西方這個歷經兩百多年演變的制度，尚且如此，哪麽我們怎麽能苛求一個剛剛建立的新制度呢？如果我們再和西方制度建立之初的表現進行對比的話，哪又是什麽結果？

其實如果我們以這種歷史的態度來解讀歷史的話，會得出太多的顛覆性結論。

這裏值的一提的是蘇聯對匈牙利事件的軍事幹預。今天，這一段歷史研究現在是顯學，成為控訴、批判蘇聯的主要武器。可是，歷史真相卻是西方在幹著和蘇聯一樣的事情，而且幹的更早。

二戰一結束，希臘共產黨就憑借自己的力量幾乎控制全國。但根據蘇聯和英國達成的協定，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於是尚在戰爭廢墟中的英國立即進行軍事幹涉，將之鎮壓。而這個過程中，蘇聯也信守承諾，沒有對希臘共產黨進行支持。所以1956年，當匈牙利有可能脫離蘇聯控制時，蘇聯自然如同英國一樣進行了軍事鎮壓。這一次西方也投桃報李，沒有對匈牙利進行支持。但不同之處在於，由於冷戰已經爆發，西方選擇在輿論上發起了攻擊。這就是真實的歷史：無論是西方還是蘇聯，它們的軍事幹預都是哪個時代各方認可、承認和實行的規則。如果蘇聯需要譴責，哪麽英國也同樣需要譴責。當然，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作為失敗者，蘇聯則早已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能力。而歷史真相也就在刻意的掩買中消失了。

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開放標誌著中國的制度告別了初創的探索期，一直到現在形成了既非西方選舉也非阿拉伯社會世襲或者指定的獨特政治模式。西方則迎來了裏根、撒切爾夫人和密特朗時代。

社會黨領導人密特朗是第五共和第一位左翼總統，堪稱開天辟地。而且鑒於前總統蓬皮杜長期隱瞞自己身體狀況，突死於任上對國家造成的強烈沖擊（蓬皮杜和同時代的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有兩樣相同之處：隱瞞身體狀況，死於任上。但今天我們只能見到針對毛澤東的批評，並當成中國制度劣於西方的證據），所以他一九八一年上任伊始，即宣布每半年向公眾公布一次自己的體檢報告。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僅僅半年之後，他就查出前列腺癌。結果這位民選總統，這位信誓旦旦絕不做第二個蓬皮杜的密特朗下令他的醫生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裏，簽發每半年一次的假健康公報。而健康真相直到一九九二年九月才正式宣布。造假真相則在他去世之後才公布於眾。如果說蓬皮杜和毛澤東只是隱瞞的話，密特朗則是更進一步直接造假欺騙公眾了。這不知該稱為是法國政治的進步還是退步。當然，他和蓬皮杜還是略有不同，蓬皮杜是1968年查出患病，卻帶病競選於1969年擔任總統，密特朗畢竟還是當上總統後才查出病患的。

只是何以長達十二年間，密特朗竟然可以成功瞞天過海。黨內民主哪裏去了？新聞自由的監督功能作用哪裏去了？反對黨的制衡作用哪裏去了？何以一切的一切都失靈了？

然而這並非密特朗擔任總統時的全部，他另一驚人之處就是他的私生活。本來，按照法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只要不影響政務，私生活他人無權幹預。 但密特朗顯然是太過“推陳出新”了。

與許多政治人物私生活私密化不同，他公開擁有情人，公開擁有私生女甚至堂而皇之地與兩個家庭分享節假日。比如他逝世前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就是與"外室"一起在埃及渡過（當然是國家付費），幾天後的元旦，則是與其夫人及兒子在自己的別墅渡過的。等到他去世，這兩個家庭竟然同時出現於葬禮之上。不知這算不算對基督教重視家庭原則的公然蔑視和違犯？

當然，從中國人實用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講，不管你的健康也好，政治誠信也好，私生活也好，做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只要治國有方，其他都可忽略不計。然而不管是內政還是外交，密特朗顯然都與時代大大脫節。

密特朗執政後，立即進行全面的國有化----套用現在的詞就是“國進民退”。要知道，就是中國都已經開始市場導向的改革。東歐國家也已經開啟第三波（當然也是最後一波）引入市場因素的改革嘗試。結果可想而知，最後不得不又重新“國退民進”。而他任內推行的縮減退休年齡（從65歲減至60歲）、五周帶薪休假、大幅提高福利均嚴重打擊了法國經濟活力。可以說，法國戰後一路復興後，從盛到衰實際上從密特朗開始的。

至於外交，則發生了兩起震動世界的醜聞。一是1985年7月10日， 法國政府派特工炸毀了綠色和平組織所屬船只彩虹勇士號。事發一個半月以後，法國的調查報告出爐，信誓旦旦的聲明和法國政府無關。報告甚至還認為是別的特工部門幹的，而“讓法國為行動承擔責任”， 從而“損害法國”。

這份漏洞百出、賊喊捉賊的報告，甚至法國媒體都不相信，更引起世界輿論界一片嘩然。西德《法蘭克福評論報》嘲弄報告是“專業化造假的範例”。直到事發兩個半月後，法國才終於公開承認是法國“國外安全總局的人員炸沈了這艘船。就在此時的法國政府還居然要求新政府不要懲罰被逮捕的兩名特工！但新西蘭依然判處兩名法國特工人員 10 年徒刑。

為了壓新西蘭政府放人，法國施展了無所不用的的經濟刁難手段，比如海關對來自新西蘭的貨物嚴加“檢 驗”，百般挑剔。甚至在歐洲共同體審批新西蘭的黃油、羊腿出口配額時，威脅否決（共同體規定，在成員國一致同意下，才允許第三國貨物進口）。面對法國的重重壓力，新西蘭只好妥協，將兩名特工交出。

第二起醜聞發生於四年後的出售給臺灣的拉法葉艦弊案。涉案金額高達5億美元。此案歷經二十余年，最終以法國賠償臺灣8.75億美元了結。這過程中，法國和臺灣的有關當事人共計13人離奇死亡（比如湯姆生公司駐臺副代表Morisson住巴黎2樓公寓，卻從隔壁5樓墜下身亡），最後由於國防部以國家安全為由拒不開放檔案，所有犯罪嫌疑人當庭釋放。

這一時期的美國又在幹什麽呢？支持韓國軍政府鎮壓光州民眾起義、扶持本.拉登對抗蘇聯、扶持薩達姆對抗伊朗、擊落伊朗民航客機、入侵格林納達、入侵巴拿馬。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上述哪怕有一起事件是中國幹的，又會是何種結局？

進入二十一世紀，西方的政治更為“精彩”。還是以法國為例。先是身為總理的德維爾潘的親信捏造一份假洗錢名單陷害同黨內最有力的競爭對手薩科奇 。事敗被告上法庭。德維爾潘的有關親信都被判刑，唯獨他全身而出。（這就好比假設重慶事件中，相關人員獲刑，最高人物卻無罪）。

隨後社會黨支持率最高的候選人、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卡恩在紐約發生離奇強奸案而身敗名裂，也令法國在全球大失臉面。他事後自稱被人陷害。

如果把這兩起涉及法國最高層的政治事件和重慶相比，我們會發現，一個是政敵陷害，一個是沒有管好親信和親屬，請問哪一個國家的政治鬥爭殘酷？

這裏還要補充一起修改歷史的事件。代替卡恩出來競選的奧朗德，在競選活動中所播放的紀錄片中，竟然把他前任女友、曾代表社會黨競選總統的羅亞爾夫人的鏡頭全部抹光。而此舉不過是為了討好奧朗德的新女友----看來胡適所說的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的是普世現象。

至於美國，則在恐怖主義的襲擊下亂了方寸，先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攻入阿富汗，又在偽造證據的情況下攻入伊拉克。把自己的國家同時卷入兩場永不見底的戰爭中。最後以經濟危機收場。

反觀中國，這三十年雖然也非一帆風順，但國家戰略上卻沒有出過重大偏差，用俄羅斯專家的話就是：中國抓住了每一個戰略機遇，國家發展方向上沒有錯過一步。如果以這三十年為評判標準，中國當屬表現最為優異的國家。

今天的中國，在取得驚人成就的同時，也面臨空前的挑戰。但中國絕非西方以及海內外自由派所主觀“塑造”的形象。我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麽我們不能象對待臺灣一樣哪樣的寬容？

在臺灣，在海內外，一直有這樣一種主流聲音：臺灣的民主是一個奇跡。因為在臺灣轉型的過程中，沒有發生其他國家所不可避免的全面內戰、國家解體、軍事政變和暴力流血沖突。可是這是多麽低的一個標準！----世界能否接受這樣的結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奇跡，因為沒有發生全國內戰？沒有發生軍事政變？

臺灣僅僅沒有發生上述事件就可稱為奇跡，哪麽大陸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僅整體穩定，而且還極大的推動了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果臺灣都被認可是奇跡，哪麽，大陸的成就和模式還不應該是奇跡的奇跡嗎？

最後，還是用一個對比來結束本文吧。三十多年前中美建交談判時，鄧小平提出可否派5000名留學生。於淩晨三點接到特使越洋電話的卡特總統回復道：“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而今天，美國計劃在2014年前會送十萬名學生到中國留學（此計劃是奧巴馬2009年11月首次到中國訪問時提出，2010年5月，希拉裏在北京正式簽署雙邊協議。協議規定，美國將在未來4年派送10萬名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或實習。希拉裏2013年1月24日在美國國務院主持儀式，宣布啟動十萬強基金會）。從十萬中國赴美留學生到十萬美國赴華留學生，這巨大轉變所蘊含的意義還需要語言來解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