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5(10月至12月)文章

西蘭沉船公國

最經典的微型國家不是昨天提及的二人共和國，而是馳名的西蘭公國(Principality of Sealand)。

事源二次大戰期間，皇家英軍在英格蘭東部、當時的公海用沉船方式建立了一座「怒濤堡壘」用來防禦德軍進攻，戰後被廢置原位。英國海軍上校貝茨在1967年佔領這艘沉船，宣布建立西蘭公國，自稱「君主」，全國人口就是一家五口。

比利時也協助破船的郵政服務，令貝茨越玩越過癮，國旗、護照、郵票、國防軍(也就是拿起槍的兒子) 統統齊備。在一些國際組織，西蘭和人口稀少的聯合國會員國居然得以並列。

一人政變

當西蘭公國成為國際法獨特案例，各國越加對它認真看待，唯恐一個不慎得到「踐踏國際法」的壞名聲。

西蘭大公有回「出國外訪」，他委任的「首相」軟禁「王子」發動政變，後來「君主」乘坐直升機「回國」平亂。本身是大學教授的「首相」被控以「叛國罪」，輾轉因為「國際社會求情」獲釋，回到其祖家荷蘭後建立「流亡政府」，不時在異鄉批評朝政，得到「著名異見人士」的頭銜。

最妙的是曾經參與營救「首相」的歐洲各國，都被演繹為「事實上承認西蘭公國主權」，而一些國際法專家居然加以聲援。

護照•盜版•Versace

究竟西蘭公國如何為生？事實上「君主」是英國公民，有正當職業，根本毋須為生計擔憂，但是這樣一個「國家」卻可以提供另類服務。

例如西蘭發行的郵票雖然流量極低，但受到一些集郵迷歡迎(其他一些微型國家甚至是靠發行奇形怪狀的郵票為生)。同樣只有一人的西蘭「流亡政府」更愛發售「護照」予人留念，有人當是集郵，犯罪分子則視「護照」為珍品。謀殺著名時裝設計時Versace的疑犯，就是西蘭護照的持有人。近年互聯網興起，西蘭與時並進，在境內成立了一間「避風港公司」，聲稱國際版權法不適用於西蘭，變相鼓勵盜版工業以西蘭為中心，令「數據天堂」成為繼「避稅天堂」後的新概念。假如蠱惑天皇從西蘭BT ，也許不用成為網上烈士。

「良心」、「煲呔」的兩套邏輯與一種無奈

陳太參加遊行，各界高度關注。有人以昂山素姬相稱，言過其實(陳太被「軟禁」20年？)，陳太的舉手投足、一舉一動，卻令人想起貝隆夫人。

陳太與貝隆夫人，一個出身富裕，一個出身寒微，背景和外形自是別於雲泥。但是，對群眾的號召、影響政治模式與實質效果，竟有跨時代的脗合。一人影響力可抵4萬人，兩人發揮得淋漓盡致。

陳太與貝隆夫人

研究南美民粹政治，貝隆夫人是必然案例。她從來沒有走入建制，卻透過魅力號召民眾，發揮影響力。當她在著名的總統府平台CasaRosada出現，萬民歡呼，毋須透過選舉，「人民之母」的道德高位亦隨手拿來。

貝隆夫人一直堅持沒有「政治野心」，所做一切只為丈夫，雖然在1951年差點半推半就競選副總統。對政治若即若離，卻最能打動人心，「去政治化」的包裝，就是最功利的政治計算。而由於個人匯聚巨大政治能量，貝隆夫人的每個舉動，均打亂其他人的部署。

南美政治體制失效，建制外的動員、參與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力。根據研究民粹政治的政治學者PaulTaggart分析，南美民粹政治的特點，在於民粹領袖將個人性格與政府結合，令到政治個人化，個人崇拜與政治運作結合，才有貝隆夫人不需政黨機器及利益團體的支援，亦能發揮巨大影響力，號令萬民歸心。

沿這個角度比較，陳太出來遊行，在一個純語理分析的框架，就甚堪玩味，因為她持有一個曖昧的邏輯：

一、她反覆強調「沒有政治野心」，但假如她純粹以「普通市民」身分遊行，沒有必要放風和舉辦記者會。→二、這些舉措沒有問題，但說明陳太至少希望藉着她的參與，激起社會注視遊行和它代表的議題，這是廣義的政治目的。→三、陳太回答問題時，先強調沒有「政治野心」、狹義目的，希望營造「公域」和「私域」完全區分的形象，但後來對會否「在市民支持下」領導民主運動表示「見步行步」。→四、這表示陳太認為「參與」社會議題設定和「響應」民眾訴求領導運動，不算「政治野心」(但自己貿然走出來「領導」和直接「制定」，難說)。→五、陳太相信民意(起碼)是定義「野心」的部分要素，只要她證明了自己沒有野心，泛民主派更騎虎難下。→六、她的政敵可以舉出歷代脅民意上台的強人、靠議題設定起家的政客為反例，令陳太整個discourse變得曖昧和欲蓋彌彰。→七、但只要她保持曖昧，就不會就時間表、路線圖絕對表態，表態愈曖昧，說法愈含糊，給予公眾的政治想像空間愈遼闊，影響力更大，這就是「政治想像」的威力。

由於反對運動難以持續動員，出現民間的魅力領袖作為動員方式，對反對派來說省時省力，更加歡迎。作為陳太曾經的親密戰友，特首曾蔭權努力挽救政改方案，談吐與舉手投足之間，卻教人想起貝隆。

曾特首與貝隆，一個「香港仔」，一個軍人出身，背景同樣迥然不同。可是，新政府處理政改的方式、回應民意及實質效果，又與70年代的阿根廷，出現跨時代的脗合。他「一步之遙」的邏輯問題已廣為人述，新問題卻是從一句氣話開始：

一、他年過甲子，卻相信「一定」看見香港普選；話沒有法律效力，但被理解成一項must的保證。→二、政府的既定立場是將「時間表」交給策發會拿出共識，共識是什麼，特首應該未知，這是政府不能即時交貨的理據。→三、策發會可以提出3047年，屆時曾特首已仙福永享(除非壽與天齊)，所以這答案不可能出現。為什麼特首相信策發會「一定」提不出3047？→四、這份肯定自信，蘊含不能取巧的廣義「時間表」。→五、假定特首誠信表裏如一，就是已經為策發會宏觀調控政改的modelanswer設下框框。→六、這宣告了策發會的鳥籠和權限、特首對問題的主導，同時說明無論這份報告書通過與否，都不會影響這個廣義時間表的答案(特首沒有說不通過他就不相信「一定」看見普選)，間接將政府推卸責任給策發會自由發揮的邏輯推翻，為報告書和「循序漸進」的關係脫鈎，破壞了支持政府的基本論據。→七、除非一切都是FreudianSlip。

曾蔭權與貝隆夫人

在《Peron:ABiography》中，作者Page指出，貝隆的領導藝術，在於尋找市民，直接向他們灌輸支持意識，並將他們整合改造，變成對義務與責任清晰、並且把對領袖心悅誠服的情緒內化的一群，簡而言之，領袖成功與否，在於能否把市民變成順民。任何阻礙政府與市民建立這樣關係的機關(如議會、政黨)，均主動把它們壓制或自我陰乾。整套思路，跟特首確立的行政 專制管治框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精髓，竟然完全脗合。

當政府積極塑造、引導民情，反對派醞釀反動員，同樣被迫利用重量人物的魅力，例如教主「感召」、「良心」邁步，民情持續推波助瀾，發展下去，民主派便會致力尋找民間領袖，與「強政」特首進行魅力與演技的世紀對決。就民主的動員與反動員，變成個人魅力對決，政治改革的期盼與討論，被個人政治領導的選擇與取捨取代。遊行的信息、意義與目的被徹底扭曲。

或許，我們必須接受現實，自董建華離開香港政治，大格局已經不同，全新遊戲規則粉墨登場。透過個人魅力與政治公關，配合民意戰，繞過議會、政黨等舊有制度內涵，直接換取公眾認受，這逐漸成為新的政治邏輯，手法民粹得很，加上「強政」、「良心」等糖衣包裝，把一切實質問題，變成虛無的表態，卻極易受落。人治困局，若隱若現，揮之不去。

由上而下的「宏觀調控」，由下而上的偶像塑造，一對公僕孖寶，沒有貝隆伉儷建制內外的默契，卻同樣主宰香港命途。最終，你會發現，遊行亢奮過後，影響香港政治的人，原來只有遠方的「你」與「他」，沒有「我」。

「環保國」與「同性戀國」

網絡世界包羅萬有，教導「如何建立國家」的教材隨處可見，除了這幾天談及的一人國家，現在連「無人國家」和「議題國家」也開始「參加國際活動」。

例如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曾在大西洋無人小島建立「全球國」。更富代表性的是一群同性戀者為抗議澳洲政府拒絕承認同性婚姻，曾宣布佔領一座珊瑚島立國，以同志彩虹旗為「國旗」，聲稱這是「全球首個同性戀國家」。議題的背後，也蘊含嚴肅的衝擊﹕假如這個「國家」要延存下去，似乎必須靠移民，這就直接扭轉了以生物遺傳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倫理，算得上劃時代。

說了這麼多，似乎人類開始明白「主權」在這年頭並非所想般嚴肅，「議題設定權」才掌管著人類命脈。即使有天維園阿伯宣布獨立建國，以涼亭為首都，奉董建華為名譽君主，特首也毋須大驚小怪向全港廣播。

布殊的輪迴

美國政壇流傳著這樣一句說話：喬治布殊的「生物父親」是老布殊，「精神父親」是列根。

其實這話應該補充一點：布殊還有一個重量級偶像，即剛好在他上台100年前擔任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話說布殊還以不學無術見稱時，他的歷史系幕僚羅夫特別推薦他讀《羅斯福王》一書，認為布殊有潛質成為老羅斯福後最瀟灑的總統。布殊一看之下大感著迷，打趣說自己是老總統轉世：兩人同樣在開創一個世紀之際擔任總統，同樣領導共和黨，雖然內政風格不同，但同樣要為新世紀美國定位。

老羅斯福提出的「胡蘿蔔+大棒」外交今天已經成為經典，那擺脫孤立主義的干涉作風亦對布殊深有啟發，成為布殊今天的行動綱領。但老總統能夠成為總統山「四大總統」之一，小布殊就……

「打造」巴拿馬

喬治布殊偶像老羅斯福總統的代表作，是憑空根據美國利益打造一個新國家，這是布殊建立新伊拉克一百年前的original version。

話說美國和西班牙在1898年打了一仗，雖然以美國大勝告終，但美國西部海軍要繞過南美才可以增援加勒比海，令美國人深感控制貫穿兩大洋的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運河原來由法國開鑿，但法國人因為技術原因放棄，老羅斯福乘虛而入，希望奪得大運河。

當時巴拿馬是「大哥倫比亞聯邦」一部分，政府原來以為送走了法國可以換取優惠一點的合作關係，拒絕美國要求。老羅斯福根據其「胡蘿蔔+大棒」原則，認為這是舞動大棒的時候，煽動巴拿馬搞獨立，一舉成功，哥倫比亞亦積弱至今。新獨立的巴拿馬乾脆在境內設有「運河區」，即是美國殖民地，完全不受巴拿馬管治，徹底解決了美國的問題，比布殊在伊拉克所做的乾淨利落得多。

聖誕看美國「神權運動」 咫尺地球

今天的聖誕節，曾被政治正確地翻譯為「耶誕節」，謹慎的西方人亦只說Season'sGreet-ings。不過近年美國宗教主義復興，跟共和黨結盟後成為社會主流，但同時也改變了宗教在美國政治原來的角色。重新發掘「聖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今天美國的「神權運動」。

美國宗教游說的經濟功能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一向發達，但宗教游說原來並不受重視，直到學者赫茨克(AllenHertzke)出版《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才讓人開始正視自稱「代表上帝」游說政府的活動。和不少人的成見相反，宗教游說團原來的形象十分正面，因他們的游說被「代表權」理論合理化。

根據赫茨克的演繹，一般世俗游說團只代表組織利益，屬百分百利己主義。但宗教游說團持有利他主義，常不代表自身利益，只為不同非精英社會階層說話，令整個「游說工業」得到結構性平衡。雖然我們不一定贊同宗教游說收穫不是「利益」，但客觀上他們增加了基層發言權，這是十年前美國人一般認可的事實。問題是今日布殊向教徒「報恩」之心，沖淡了宗教游說團累積的利他形象，因他的宗教支持者愈來愈和經濟利益掛鈎。

一個例子是布殊提議政府批准向宗教組織提供公眾資金，讓這些組織承包他們認為「相當重要」的政府服務，例如戒酒、反墮胎、助養兒童、家庭教育等。這是將宗教由私人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的一環，讓宗教組織和政府結成策略性伙伴，進入了敏感的政教分離灰色地帶。例如神父提倡把「創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列入公立課程，杯葛不教「創世論」的「誤人子弟」學校，情願提倡黑白電影常見的「家庭教師制」取代世俗化學校，而這些教師得到教會津貼，教會又從政府得到資金。這個天使的循環將一切「神思」具體化，反映以往教會支持列根的小政府，現在更支持教會本身取代政府，政府可以「小」，旁觀者可能「小」，他們卻不再「小」。當宗教團體提出任何道德議題，都可能牽涉直接經濟含義，就像一個道德政黨提出搞「文化地產」，轉頭又獲得產業的專營權一樣。

「 福音教派」與「靈恩教派」 的經濟考量

布殊的經濟政策，被「震盪療法」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Sachs)評為「豪賭」，這很大程度與他的宗教馬太福音教派有關。這教派屬於廣義的「基要派」分支，強調道德得救，但不主張逐字逐句演繹聖經，同時排斥基督左翼主張，以南部為根據地，和布殊大為合拍。福音教徒表面上又是聲稱支持小政府，能夠背誦凱耶克的《邁向奴役之路》，反對政府過分干預，但他們以基層和中產為主，普遍不願意政府削減公共福利。當布殊聲稱要削減開支時便群起反對，怒斥其「忘恩負義」。由於福音教派的右翼富豪盟友強烈希望降低累進稅，教徒又不好意思提出加稅。結果布殊為兌現對「右翼大聯盟」的承諾，既要減稅、又不能削減社會開支，只能繼續讓財赤增加。福音教派有了單階層的明確「利己」色彩，自然失去了超然的聲望。

另一支持布殊的新興教派靈恩教派更富經濟特色。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上十字架後，人就不再有罪，只要夠誠心，就能行使先知的神蹟。靈恩教派明星級牧師奧斯汀鼓勵信徒「信者致富」：只要他們向神誠心禱告，致富、發達，應該也是能力範圍之內。問題是當靈恩教派集體支持布殊，這就成為他們「致富」手段之一；當教會也成為競選支部，難免瓜田李下。

假如布殊能夠讓宗教主義得到落實社會價值觀以外的經濟利益，也許可以延續右派大聯盟的生命。但正因如此，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宗教話語權的梵蒂岡始終佔有道德高地。有趣的是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曾公開呼籲美國選民投布殊一票，已成為惹陰謀論者口實的話柄。無論在世界各地、地獄還是天堂，也許重讀《聖經》或《達文西密碼》，教徒才能尋回純粹利他的神話。

最鷹的和平獎得主

「羅斯福王」並非一味蠻幹，他雖然是美國干涉主義鼻祖，但居然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是喬治布殊效法促銷以巴和平的藍本。

老羅斯福得獎，因為他以中立國身份調停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日俄戰爭，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被視為美國「與國際接軌」第一步。他所以對遠方的戰爭感興趣，主要是作出「脫美入亞」的宣示，告訴世界美國已經超出《門羅主義》訂下的美洲勢力範圍，現在將全面進軍亞太區，正如今天布殊從新「脫歐入亞」一樣。

有趣的是老羅斯福的調停被日本視為出賣，因為日本作為戰勝國，得不到任何賠償，只得到俄羅斯的南庫頁島，這間接令日本對西方夢想幻滅，加速了其軍國主義、自力更生道路。有歷史學家認為老羅斯福的和平獎是一大諷刺。

獵人與牛仔總統

老羅斯福成為喬治布殊認可的前生，除了因為外交政策，還與其個人經歷有關。

布殊經常提及他酗酒的童年和中年的「新生」，老羅斯福則恰巧相反，童年時是一個患有氣喘病而且怕血的純情男生。他意識到這不夠man，決定培養打獵興趣，終於由騎馬也不敢的書呆子轉型為職業獵人兼運動健將。老羅斯福大概是一個世紀前最有國際視野的美國總統，曾獨自到歐洲、中東、非洲、南美探險，卸任總統後更流落非洲半年。此外他又是生物學家，走到巴西叢林做field trip的故事被視為酷「型」的浪漫經歷。

布殊大概沒有這樣的專長，不過他的牛仔形象同樣以老羅斯福為藍本，據說不少南部選民就是要buy，不由不服。

共和黨分裂前科

雖然老羅斯福和喬治布殊都是共和黨，但一百年前的共和黨和今天大不相同，正是老羅斯福一手促成黨的轉型。

他本人是美國「進步運動」領導人，那是一種在世紀之交依靠科學改善經濟效率的中間派革命，口號是「公平交易」，同時反對大財團和工會等「邪惡政治力量」。老羅斯福任內大力打擊財團壟斷，被稱為「企業剋星」，所以開罪了不少黨內右派。他決定不連任總統，以為一手培養的副總統塔虎脫是他的影子，會繼續「進步政策」，怎料塔虎脫當選後變成完全的保守右派。老總統覺得被人過一棟，一怒之下決定自行組黨(名稱就是「進步黨」) ，競選1912年總統，雖然最終負於民主黨威爾遜，但票數超過「叛徒」，寫下美國第三黨運動最輝煌一頁。不過此後共和黨更趨保守，若老羅斯福知道比塔虎脫更右的布殊視他為偶像，也許翻生再選一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