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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12(1月至6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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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2 am

2011年十大國際新聞回顧(上)
2011年發生了不少對未來可能影響深遠的大事,雖然難以從單一主軸涵蓋,但假如我們要選出十大國際新聞,其中一半都與美國在911十週年的戰略調整及其連鎖效應有關。

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年頭在中東、北非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也門等政權先後變天,穆巴拉克、卡達菲等長期獨裁者倒台,而這些獨裁者不是西方盟友,就是卡達非那樣已「從良」的合作者。美國回應茉莉花革命的態度很簡單,就是只要這些新政權不是由伊斯蘭激進份子掌握,而美國核心利益所在的海灣國家像沙特、巴林等保持穩定,它不但願意接受現實,還會視之為民主的勝利。

不久後,發生第二件大事:9/11事件的頭號通緝犯拉登在9/11十週年前夕,在巴基斯坦被美軍擊斃,雖然他對前線襲擊的重要性已十分有限,但奧巴馬依然宣稱是反恐的重大勝利。雖然這兩件大事都有不少後遺症未解決,例如敘利亞成了中東爆發區域衝突的潛在熱點,伊朗在中東的重要性更為突出,不斷被以色列暗中攻擊,也有以巴衝突持續、巴勒斯坦爭取加入聯合國等事,但整體而言,華府已開始減低對中東的注視。

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件大事:奧巴馬高調宣佈美國「重返亞太」,成為了9/11後華府最大動作的戰略調整,令中國外交界十分擔心。雖然美國官方口徑是從為離開亞太,一切只是戰略微調,但事實上這個「奧巴馬大戰略」不但有軍事圍堵北京的意味,同時也通過提出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抵銷中國通過經濟整合成為亞太領袖的部署,令中國享有的十年戰略機遇期正式終結。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非要完全制衡中國,而是希望中國保持一定強大,足以協助解決經濟危機,繼續購買美國債券,而又不足以挑戰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分佈。由於北京忙於領導人交接,內政外交都以維穩為大前提,似乎還未想到最理想的應對方法。

在這局面中,中國為數已不多的堅定盟友都在2011年出現重大變化,可綜合為第四件大事。先是非洲的蘇丹一分為二,與北京友好的北蘇丹失去盛產石油的南部,而獨立後的南蘇丹親美傾向明顯,至今未肯接受中國的國書,這是中國近年在非洲發展的一大挫折,再加上非洲贊比亞選出憑反華立場上台的新領袖,都令北京「全方位外交」的成效響起警號。接著是中國的「全方位盟友」巴基斯坦和美國關係越來越緊張,有推測可能會被華府放棄、乃至肢解,又有推測可能會自我崩潰,中國如何回應,會是2012年外交界關心的焦點。至於北京另一個鐵桿盟友緬甸,軍政府也宣佈搞民主化,雖然成效未明,但美國已率先與其改善關係,令北京大吃一驚。這氣氛代初了2011年終結前的第五件大事:北韓領袖金正日突然過世,令東北亞政局出現大量變數,未來的北韓固然可能更依靠北京,但也可能逐漸崩潰、甚至像緬甸那樣投向西方陣營,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部署,那時會是中國最大的噩夢。

假如我們以傳統的現實主義閱讀2011年,當發現中美角力已出現了微妙改變,中國終於要正面面對美方進取的佈局,能否繼續「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當視乎2012年後新領導層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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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4 am

2011年十大國際新聞回顧(下)
【咫尺地球】六、歐債危機‧七、歐各國騷亂

2011年的國際大事除了已提及的美國戰略調整及其對北京的挑戰,也涉及全球出現的經濟危機及反資本主義風潮,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第六宗新聞:歐洲債務危機。其實歐債危機由來已久,自從歐元區成立,各國失去對貨幣政策的掌握,難以獨自解決本國經濟問題,熱錢輕易流進流出,經濟學者就預言早晚出事。結果德國近年愈來愈強大,「歐豬五國」的債務問題卻愈來愈嚴重,加上它們實行高福利政策,民眾普遍抗拒政府節省開支來抵債,令這些國家的政權都面臨倒台危機,歐元區也瀕臨分裂。雖然除英國外的歐盟各國,算是最終勉強通過了改革方向,但歐洲整合的前景已蒙上嚴重陰影,歐元能否繼續成為可潛在挑戰美元霸權的強貨幣,也變得不樂觀。

在這格局下出現的第七件大事,就是歐洲各國紛紛出現騷亂,例如英國出現近年罕見的城市暴亂,觸及經濟低迷、資本主義、種族矛盾等敏感議題,挪威也出現信奉極右思維的獨行槍手屠殺青年營,債務危機的前線希臘、西班牙等的群眾示威,更變成常態。

八、美「佔領華爾街」全球反資本

這潮流雖然不能與茉莉花革命相提並論,有其獨特的歐洲背景,但部分內容卻和第八件大事:美國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遙相呼應,連香港也有所響應,反映全球正出現一股質疑資本主義流弊的思潮,但卻苦無對策,假如持續下去,足以為全球帶來嚴峻的不穩定性,乃至可與1969年的「世界革命年」相比。

雖然2011年同時在東非爆發大規模饑荒,令過千萬人受影響,但由於各國自身問題眾多,始終缺乏國際注視。但天災人禍作為一個整體卻足以稱為第九宗新聞,因為配合了「2012末日預言」,一些可能影響人類整體的危機得到廣泛關注,箇中代表自然是日本的9級大地震,和隨之引起的核危機。這波危機除了顯示電影情節可以變成事實,也反映核危機與日本官僚主理電力公司的態度密不可分,令不少國家立刻檢討危機應變模式,而全球層面的環保、反核運動也得到新焦點。

九、日地震核災危機應變響警號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的大地震頻率十分高,在動盪局勢中,更易造成人心惶惶,若配合其他突發事件,在2012年可能爆發人類信心危機。

十、喬布斯逝世

最後,科技發展在社會層面的影響也在2011年有所突破,例如美國把太空計劃的目標由月球移向火星,就惹來正積極發展航天科技的中國種種懷疑,以為是美國下放高科技予民間、已掌握其他高端技術的迹象。而美國研發出新的能源提煉方法,也有可能逐步減低對中東產油區的依賴,間接加強了它處理中東問題的彈性,也增加了中國的能源壓力。但對不少青年而言,2011年最難忘的國際新聞、即現在選出的第十宗,畢竟是「蘋果教主」喬布斯之死,因為他確實改變了新一代的溝通模式。其實這同樣有連鎖效應的,因為「喬布斯熱」放在以上天災人禍、科技範式轉移的框架內,已讓不少學者擔心,認為這代表人類愈來愈難脫離機器,以致一旦大危機出現,人類可能已失去回應的本能。

2011年固然大事處處,但只是2012年大變動的前哨。事實上,2012年已有不少「說好了」的大新聞,世界各國會出現領導交替,美國、法國等現任總統都不一定可以連任,原來毫無懸念的俄羅斯也爆發群眾運動,令普京重任總統計劃出現變數,兩岸三地也會有領導人變更。此外,伊朗、朝鮮等火藥庫危機處處,敘利亞、巴基斯坦可能造成區域衝突,它們一旦互相呼應,可能會造成近年最不穩定的時刻。我們雖然不相信末日論,但居安思危,加強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始終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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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5 am

訪豬記——唐英年﹕真的假不了
過去一年,唐英年的民望一直不及主要對手梁振英,直到上月才拉近,然而以往遙遙領先的是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作為後輩要說的話,已於〈致豬書〉刊登,這裏篇幅所限,只刊載對他十點質疑的問題與回應,而他將於其他平台發表的詳細政綱,這裏也不贅。

(一)車毀人亡 「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

沈﹕你與青年的恩怨,源自一年前你出席Roundtable周年活動時發表的「車毀人亡論」。那次以後,你有沒有反思?

唐﹕不但有,而且是不斷深切反思﹕我現在明白這不是最有效的傳訊,我會汲取教訓。事實上,我對青年充滿期望,也相信坦誠溝通的重要性,才不其然把你們當作自己子女一樣,像我曾說的「愛之深,責之切」。如果那次言論引起青年反彈、又或感到被冒犯,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對我這個上一輩的人諒解。

沈﹕時光倒流,你再來發言會說同一番話嗎?

唐﹕(笑)如果可以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這樣說。事實上,自從那次之後,我經常警惕自己用詞要恰當,這是公眾人物很好的一課。

沈﹕有親建制評論把參與示威的青年標籤為「廢青」,曾蔭權也認為青年只懂投訴。你離開政府了,認為這些說法客觀、合理嗎?

唐﹕我絕不認同,示威是香港表達言論的一種方式,只要不犯法、不擾亂秩序,示威和言論表達自由是必須捍衛的。我也不會這樣批評年輕人,我想年輕人有熱誠、多關心社會絕對是好事,這才是香港希望所在。

沈﹕用字以外,青年對你不滿是認為你不明白大家遇到的困難,你明白嗎?

唐﹕青年遇到不少挑戰和困難,我是理解而同情的。他們的困境可以從四個層面歸納﹕教育、就業和房屋,以及一個更高的角度,就是青年對社會公義非常重視,追求公義成了新一代的核心價值,這是非常可喜的。這四方面,都是我政綱的主要部分,我邀請了不少青年參與我的政綱撰寫工作,有信心在發表時能充分回應大家的疑慮。

(二)郝鐵川事件﹕「學術研究應留給學術界討論,公職人員避免瓜田李下」

沈﹕說到核心價值,似乎你說得比對手多,但具體究竟指什麼?

唐﹕自由、開放、平等、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基本法》保障的重要部分。香港社會開放,造就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在平等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下任特首必須正視的問題。香港也因為沒有意識形態束縛,有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製造了文化創意產業空間。正如我被網民惡搞,你在facebook專頁貼我的圖有數千個「like」和「share」,我就真心佩服那創意,因為這代表了香港人活潑的思維和無窮生氣,這是內地目前難以容許的 。

沈﹕在學術界,對核心價值被蠶食充滿憂慮。中聯辦郝鐵川部長以「個人身分」批評港大民調不科學後,《文匯報》等不斷批評該民調「包藏政治禍心」,不少這些文章都是你對手的支持者撰寫的。你會否有實際承諾捍衛核心價值?

唐﹕在香港,每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但我認為關於學術研究的意見,應留給學術界自己來討論。我在政府工作時,經常強調不應發表「個人看法」,因為我要遵守政府的紀律,不會批評自己人,也不應利用「個人身分」說政府不方便說的話,因為這會容易引起誤會。就那些文章,香港人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就言論是否失實、偏袒,他們看得出來。

沈﹕你的對手批評近年司法覆核「不得人心」,你是如何看?

唐﹕政府必須尊重法治為核心價值,每個決定都要審視能否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判斷個別案例是否得人心並非我最關注的事,我更重視政府應超然於政治之外,依法辦事。例如莊豐源案,我很堅持必須根據法律條文處理,我明白今天這不是拉票之舉,但假如我們的法治不能予人信心,社會又怎能維持公義?

(三)二十年政績 「批評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另一個批評是你在政府多年缺乏政績,例如你的扶貧委員會辦事不力。

唐﹕我記得在一個以公務員為對象的論壇,候選人都說明白公務員有辱無榮的辛酸,但真正明白就不會這樣說話了。扶貧委員會縱有不足,但是它承先擧後,例如我們推行了跨區交通津貼、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這些都是由委員會建議的,並得到撥款實行。另外,委員會令大家對貧窮問題更加認識,亦促進社企發展,這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建構工程。

沈﹕關愛基金的進度,也被批評為欠理想。

唐﹕關愛基金主要是幫助安全網遺漏的人「N無人士」,目標是要起一個先導和識別作用,透過基金援助他們。所以關愛基金會提供搬遷津貼,予工廠大廈ṃ房住戶,這也是引領社會的里程碑。說它一事無成,是缺乏認識的說法。

沈﹕你的對手認為爭取CEPA是他的政績,那你最自豪的政績是哪些?

唐﹕作為政府主要官員,我們榮辱與共,不能輸打贏要,政府施政的成敗,我們都有份,既是我們的集體政績,也是集體責任。其中一件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是促成政府推動公平競爭法,因為這是最能回應社會監察不同霸權的訴求,這我在之前的財政預算案已提出,我希望本年立法會可以通過。

(四)沒有地產霸權? 「領匯扼殺了小商販和本土經濟,必須修正」

沈﹕說到「霸權」,你不是曾說香港根本沒有「地產霸權」,並叫青年人學習李嘉誠嗎?

唐﹕(苦笑)這些說話分別有前文後理,只是被濃縮在一起,才有這樣的效果。我的核心思想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意思是不論大中小企業,都要在公平的環境下靠自己的能力去成功,所以我非常認同如果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大企業,利用市場上的優勢去欺壓其他人,是一種反競爭行為,必須被取締。我只是認為把一切反競爭行為單單歸咎地產商,未免以偏概全。

沈﹕那你何以獨獨推崇李嘉誠?青年認為你是向首富擦鞋。

唐﹕說到與地產商的關係,我不認為我比對手更緊密。事實上,我當時還提及Steve Jobs、Bill Gates等,這不代表我肯定這些人的每一方面,更不代表我不明白政府有責任協助青年向上流動。有目標是青年的責任,而協助青年圓夢,是特首當選人的責任。

沈﹕說到地產霸權,領匯是其中一個民怨的臨界點,你是否明白?

唐﹕對領礇打擊了小商戶經營、扼殺了小商戶生存的說法,我本人是認同的,並感到很遺憾。因此我希望將來可推廣一些社區小經濟,例如我多次考察天水圍的天光墟,認為這是可考慮的模式,保護本土經濟以外,也創造就業機會。

沈﹕強積金是另一個與財金霸權相關的標誌性流弊,你認為有沒有調節空間?

唐﹕強積金總比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好,但它明顯有優化空間。在1991年,我曾提出設立中央公積金,可省卻不少管理費用,也可考慮交給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和投資。此外,就強積金的靈活使用賦予更大彈性,也是應考慮的。

(五)人人有屋住? 「躍進式口號我不會喊,但我的房屋改革更到位」

沈﹕你的對手最得民心的政策在房屋,你則被認為偏重商界。你認同嗎?

唐﹕政府宣布復建公屋是大家努力的成果,這是好的開始,但規模應予擴大、速度應予加快,在我的政綱會詳細講述。假如袒護地產商,根本走不出這一步。

沈﹕你會否提出「五年內人人有屋住」的口號?

唐﹕我不敢提出這些大躍進式的口號,大家明白建造樓宇也不可能這麼快,但我有信心我的房屋政策更可行、更人性化、也更徹底。

沈﹕你對手已提出全套房屋政策,你的有什麼顯著分別?

唐﹕其他候選人的重點是量化、指標化,我的政策則比較全面,會同時重視多樣化和優質化。除了主張加快興建公屋,以及提供專給年青人居住、過渡性公屋外,我深信整個房屋政策要從社區角度去思考,不能只是數字。如果只從數字去想,就會變成另一個天水圍。沙田是一個發展得較好的例子,有經濟活力、就業機會和社區精神。公屋亦不應倒模般千篇一律,例如郊區土地較多,單位可建大一點;予青年的也應就年期和面積提供更多彈性;最底數層則可以用來興建老人院,作為完整的配套。這是diversification和quantification的分別。

(六)二世祖 「我也曾與工人一起工作,也懂自己做衣服」

沈﹕社會擔心你不照顧基層,也因為你讓人有不知民間疾苦的二世祖感覺。你的人生有沒有比較刻苦的階段?

唐﹕我知道我的出身比很多人幸運,這是透過父母的刻苦,讓我有好的條件成長,因此我很希望回饋香港。但最初我也是由包裝部做起的,和師傅們一起食兩Å一湯、幾塊錢一餐的午飯,假如我不明白基層工友的生活,父親根本不會讓我接班。接班後,我面對不少挑戰,絕非一帆風順,若是那麼順理成章,也不會有那麼多富豪破產了。有人質疑我身為紡織世家而不懂自己做衣服,其實技術上我是懂的,不過我很少跟人說而已(笑)。

沈﹕說到背景,前人大代表朱幼麟不斷在專欄說你的耶魯大學經歷是「假學歷」,暗示有誠信問題。

唐﹕你是舊生,自然知道美國前副總統切尼也沒有完成學位。我在密歇根大學本科畢業後,到耶魯念碩士,但父親希望我提前回港參與業務,因此我沒有完成課程就回來。2002年加入政府前,我就向公眾解釋過。我不評論任何問題的動機,我信任香港人的智慧。

(七)二百元的蛋撻﹕「我落區十多年,不是每次都知會傳媒採訪」

沈﹕又有批評你和勞工界少聯絡,難以理解基層生活。

唐﹕在二十多年前,我出任勞工顧問委員會時,與勞工界朋友合作無間。當時我跟勞工界代表如劉千石、李啟明、鄭耀棠等,負責就勞工問題協商,長期服務金等政策就是這樣落實的。說來我關注勞工問題比很多人都要早,只是我沒有刻意向公眾展現這一面,以致被誤會只關心工商界,我是要檢討的。

沈﹕既然你認為你也有關心基層的心,為何你的社會形象不是這樣?

唐﹕我承認沒有刻意建立這方面的形象,一方面我不擅長作秀,另一方面我過去九年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只能盡力做好政府工作。其實在過去十多年,我一直定期落區,但大都沒有通知傳媒,因為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沈﹕為什麼你不時製造二百元買蛋撻一類笑話?

唐﹕(笑)其實當時我不是買一個,而是買一打,我看不到價錢,那裏又有不同款式,包括燕窩蛋撻,我擔心一百元不足夠,所以拿出二百元……我明白要改變形象並不容易,但我會更積極和市民接觸溝通,不會輕易放棄。我相信只要把真正的自己呈現人前,社會會明白,我也是和大家一樣的香港人。

(八)龍與豬﹕「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是軟弱,我不認同」

沈﹕你對手的支持者說你「好好蝦」,泛民才傾向於你,你是否認同?

唐﹕我是平易近人,但也很「硬淨」和有原則。只是我深信現代政治家必須讓自己的權力受到公民社會、媒體和社會有效監督,才能真正有效施政;而且必須兼聽和包容,才可配合香港這個多元的國際社會。假如有人以為與公民社會合作、接受媒體監督就是軟弱,我不會認同,也會以實際行動告訴他們那條路是行不通的。

沈﹕你有沒有比人「蝦」過?有沒有具體事例證明你如何「硬淨」?

唐﹕我工作時是很嚴肅的,我肯定金融危機的國際炒家,不會認為我「好好蝦」,我們當時的回應是真正捍衛香港繁榮的「硬淨」和有原則。對此任總親歷其境,否則他這樣自負而無求的朋友,怎會無私地加入我的競選團隊?

沈﹕你的「completely rubbish」深入民心,但社會不知道你有聽民意的前科。

唐﹕當年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我料到諮詢推出後會引起社會較大的反彈,亦知道我的民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經行政長官同意下,我認為香港稅基狹窄,社會上應有一個知識型的討論。結果一如我所料,因為民意不贊成,最終我就沒有堅持推出。

沈﹕上次拜訪你家時你提及銷售稅,把它說成是累進稅,但學術上這是累退的稅種。大家驚訝於你對概念的混淆。

唐﹕對不起,也許我說得不夠精準﹕其實諮詢文件就有提過,我們收回來的稅收是會傾斜到基層,用以平衡稅收本身累退的角度,也就是通過後天的累進元素,抵消稅收本身的累退成分。可惜當時討論未去到這層次而已。

(九)蠢人論﹕「有人以為誠實是愚蠢,我不認同」

沈﹕選舉至今,「豬」和「狼」的比喻家傳戶曉,你的對手說社會不會接受「蠢人」當特首。你如何回應?

唐﹕我自己說話一向很有禮貌,哈哈哈……誠實也是我的宗旨,假如有人視之為愚蠢,「君子可欺之以方」,我絕不認同。香港充滿考驗,一個庸才無論有什麼背景,也不可能有我過去數十年的履歷。要評價一個人要看他的言行舉止,也可以從他的朋友去觀察一個人,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很有信心。

沈﹕坊間其中一個具體參考是根據維基解密,鄭經翰批評你「無能」。

唐﹕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鄭經翰也有他的言論自由,我亦不會評論維基解密的真確性。我只能說鄭經翰與我仍是好友,而在我的團隊,不少人私下曾與我激烈爭辯,但我能團結大多數,因為他們明白我立場堅定、表裏如一。如果當選,我組織的政府保證用人唯才、親疏無間,這不是空口講白話的。

(十)誰穩中求變? 「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 」

沈﹕你的對手認為目前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求穩」和「求變」, 而你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什麼也不會變。你如何回應?

唐﹕我會「change for the better」,為勝而變,不是為變而變;「捍衛核心價值,香港為勝而變」才是我的完整理念。

沈﹕體制內革新是否符合現實?

唐﹕自然現實。一些朋友需要說「穩中求變」,因為需要穩定公務員、商界、知識分子的憂慮,而我能得他們的信任,反而減少了變革的阻力,改變會更到位。認清一個目標後,就要整個團隊上下一心去做,我自己有這方面的經驗。

沈﹕那什麼應該變,什麼不應該變?

唐﹕香港人很能幹,在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起碼paradigm shift了兩次,社會自不會期望政府一成不變,但不等於認同革命性改變。我們必須一方面維護基本核心價值和社會穩定基礎,另一方面不斷找尋機會作出政策調整,令整體社會得益。

沈﹕換言之,你放棄了大市場、小政府?

唐﹕我認為政府應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下,採取更主動的角色,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要stay ahead of the curve,必須促進經濟更加多元化、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社會才會穩定,核心價值才能被捍衛。

沈﹕你民望經過大起大落,還有信心當選嗎?

唐﹕我的選舉工程起步較遲,需要在離開政府後才可開始,而其中一位對手的選舉工程則做了相當長的時間,但隨覑市民認識真正的唐英年,我對選情充滿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對香港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很有信心。

後記

唐英年的回應是真是假、能否教人滿意,每人自有不同判斷。畢竟「有圖有真相」,他對變革的承擔,在政綱出現前,也不是判斷的時候。跟他談話的最大感覺倒是他不像政客、不懂形象建構的奧祕,要他說很政治的東西很辛苦,但說他擅長的內容則很流暢,而且往往有出其不意的爛gag,這些往往最真摯。除了種種已廣為傳頌的笑話、金句,可幸衝口而出的也包括他對個別破壞核心價值言論的不屑,在今時今日我們沒有什麼期望的香港,這已教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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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7 am

訪狼之前﹕他朝君體也相同——並覆《致兔書》
刊登《訪豬書》後原應刊登《訪狼書》,但本周狼事忙,訪問順延下周。

日前喜悉《信報》博客石峻兄對在下撰寫《致兔書》予以指正,內容多涉及候選人與核心價值的關係,值得再談。

這裏把石兄的批評歸納為十點,以略作回應。

(一)石兄斷言在下挺豬,批評在下隱藏立場,「字裏行間露了餡子」,不像他筆下的狼營劉迺強先生「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不少朋友閱過《狼媽紮腳之謎》,卻斷言在下挺狼,就動機,有心人測度自無不可。只是對常人而言,天地不是非狼即豬;只有林㗖的粉絲,才有全亞太都針對林㗖的義憤。在下討厭以動機誅心論扣帽子,但為免石兄誤會不當他是「真的漢子」,唯有遵命以狼粉標籤,以示尊重。

(二)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是「一張政治白紙」,難評,暗示評其價值觀必有偏頗。然而,不發聲並不等同白紙。豬狼均曾公開批評抗爭者破壞理性文化,反映豬狼均認為就是一些行為沒有違法,只要破壞他們認為要捍衛的文化,也會發聲。邏輯上,同一人以「人人有言論自由」為由,對學術自由、法治精神、邏輯習考受衝擊時不發聲,不啻默許政治文化的改變。故曰﹕愈是白,愈是黑。

(三)石兄作為狼粉,批評以支持者言論投射狼身為不公,並以英格蘭球迷不應連累「碧咸叔叔」為類比。在下深以為然,想石兄認同一旦「碧叔」聲名狼藉,英格蘭亦求狼得狼。在過去十年,最常發表有違核心價值言論的論家,主張限制個人自由、擴大政府權力、質疑三權分立、不滿「法官治港」、嘲弄「媒體霸權」、高呼國民教育是洗腦、動輒以「外國勢力」或「挑戰中央」上綱上線、以敵我矛盾看反對派、乃至質疑一國兩制根本的,其實不足十位。他們一律是狼粉,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任總裁邵善波、張志剛先生。狼一直擔任該中心理事會主席,其職員並非「球迷」,而是有上下從屬關係;在下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絕不會聘用價值觀徹底相反的人共事,不用說倚為心腹。上述立場代表人物固然挺狼挺得「真漢子」,更被政圈視為狼代言人,狼並非不知。國外政客的支持者出現爭議言行,主角會說明後者不代表自己、不認同相關言論,否則無異默許。正如劉迺強先生要求豬與豬營言論切割,若狼三緘其口,被代表乃求仁得仁。

(四)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豬都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可見二人對核心價值的差別乃「偽命題」。豬固然不會違背北京,但只要沒有北京的硬指示,卻不會先發制人、挖空心思製造議題來破壞核心價值,後者卻是上述狼粉近年所為。豬用不覑在這範圍表現,連傳統愛國者也不用如此。

(五)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質疑狼沒有仗義執言是苛責,因為豬也沒有。然而,對鍾庭耀被指為西方走狗,豬的回應是政治不應干預學術、公職人員不應隨便發表個人意見,暗示郝鐵川發言不當;狼的回應是不要對郝論太緊張,似不認為這是問題。狼說近年很多訴訟「不得人心」,豬說政府不應理會個別案例的政治效果、只應依法辦事,似對「訟棍論」態度有別。狼任公職時高調捲入劉慧卿「被支持台獨」事件,豬沒有這類前科。狼是批評媒體沒有對他仗義執言那位,這是誤會了媒體功能,別人才會反問其往績;豬沒有這類控訴,卻欣然接受媒體監督。

(六)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筆者提及狼簽署劉迺強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的《香港再出發宣言》不值一提,因為「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恕在下不能苟同,恐怕對宣言期望甚殷的劉君與狼也不能。筆者對聯署的宣言,只要一字不同意都不會加入,這是基本道德。否則豬營中人當年何不聯署,交交劉迺強這位狼粉筆下真漢子?

(七)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是強推遞補機制的林瑞麟的上司,而在下無「記得和提及」,是為偏頗。豬長期在政府,未免有太多難被記提之處,例如他很自豪的在莊豐源案捍衛法治,筆者就不記得。林瑞麟是問責局長,我們才覑重他的政治責任;近日譚志源局長推出新方案,起碼沒「落敗替補」的反智,其定案在豬任內,以狼粉邏輯,是否豬力挽狂瀾?在下卻記得在輿論僅有為落敗替補背書的幾乎全屬狼隊、特別是張志剛先生;他們並非政府中人,並無護航的職責。

(八)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斷言豬難改革。然而當狼不斷表示,其競選團隊非管治團隊,狼粉何能斷言豬選團就是豬管團,而不會比狼管團海納百川?

(九)石兄作為狼粉,質疑筆者對狼營支持者跟在下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批評筆者「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在下胸襟自然沒有石兄廣闊,但經歷數十論戰,緊密合作的昔日對手如恆河沙數。在次主權論爭,狼營劉夢熊博士對本人大力支持,是為私恩;筆者不認同劉博士一些觀點,但對其尊重,深信他良知猶在,非另一位劉君可比;而對後者,是沒有人會憤怒的。筆者舉例為的是論證邏輯,狼粉卻只看到仇恨;核心價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以私怨視之的,恐怕不是在下。

(十)石兄作為狼粉,說在下有「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但願如此﹕若沒有兩下子,下場早和好些學界朋友一樣了。這些文章只是對Roundtable的責任,我們不像三十會容許主席以「個人身分」入狼營,深信核心成員不應捲入其中、不應表態。其實,不斷說「石兄作為狼粉」是很小學雞的,道理若是道理,也不會因為動機而改變;竊以為狼粉以動機論閱讀世情似並不科學,石兄亦毋須從測度動機、質疑人格來否定其觀點。閱過全文,石兄難免堅信在下挺豬,但若非對狼深有期望、無意為豬得分,在下怎會在石兄感召前不細說以上各點,又怎會撰文為狼申冤?若狼營說「而我不知道石峻是誰」,怨石兄為此文見報的始作俑者,石兄難道就是豬諜?

在下無求於豬狼,但求退隱,然而防止反核心價值路線主導香港乃大是大非,做應做的事,午夜遇上夏蕙姨才能無愧於心,否則他朝君體也相同!致狼豬為的是訪狼豬,下一步筆者將與友人草擬核心價值約章,邀請候選人聯署,有把握假的真不了。在下也將於同一系列訪問曾鈺成先生,信息可自行猜度。至於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抱歉不便透露,引述迺強金句﹕「可怕吧!」

石兄自言「家裏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有人挨更抵夜等待錢、有人刷牙擦背等待愛,但都不及安坐家中就能等待「真正的學問」教人羨慕,這福份,愚弟是沒有的了。石兄命在下去月球當「搗藥玉兔」,甚是,不過豬狼好歹是香港領袖,石兄以兔並列,教人誠惶誠恐,也難掩心中興奮,筆者對何俊仁就懶得選動物邯鄲學步。石兄又命在下到月球陪伴嫦娥,更要遵命;保障了核心價值,常人自會寄情嫦娥。地球有石兄、劉迺強這些真漢子陪伴狼豬,我們自應從月球回火星,地球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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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7 am

伊朗還有多少朋友?
【咫尺地球】美國對伊朗施加的壓力愈來愈大,除了要求世界各國對伊朗石油實施禁運,還聯同英法艦隊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國內鷹派對這形勢頗為興奮,彷彿解決伊朗「問題」的時機快將到來。但即使不談國際道德,單談實力,究竟伊朗是否真的眾叛親離?

假如伊朗被攻擊,首先被聯成一線的,自然是敘利亞。在過去三十年,敘利亞是與伊朗關係最好的中東國家,一來阿薩德家族信奉什葉派的支派阿拉維派,已是意識形態最接近伊朗的政權;二來兩國有伊拉克、以色列等共同敵人,在黎巴嫩戰爭緊密合作,內地國際關係學者孫德剛稱之為「準同盟關係」。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剛接獲阿拉伯聯盟要求下台的最後通牒,假如伊朗戰爭這時候爆發,而巴沙爾仍能掌權,兩大亂局就可能掛鈎。敘利亞一直有計劃在最後關頭,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雖然沒有勝望,但足以對以色列造成恐慌。因此在敘利亞問題解決前,美國出兵伊朗有大量包袱。

與敘利亞「準同盟關係」成美包袱

而伊朗支持的兩大激進組織: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都是西方擔心會聲援伊朗的重要盟友,而真主黨曾警告要是敘利亞、伊朗任何一國遇襲,都會發動報復。這樣一來,敘利亞撤軍後尚未建立強大中央政府的黎巴嫩,以及和平進程近年毫無進展的以巴衝突,都可能被捲入爭端。美國出兵前,也必須加以維穩,特別是哈馬斯的根據地加沙鄰近埃及,而哈馬斯的母體穆斯林兄弟會剛在變天後的埃及國會選舉大勝,華府不可能不投鼠忌器。

真主黨揚言報復出兵前須維穩

再者小布殊發動反恐戰爭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的新政權脆弱不堪,伊朗卻對兩國建立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伊拉克以什葉派為多數派,什葉派領袖都和伊朗關係密切,要是伊朗戰爭被上升為什葉派戰爭,剛稍為緩和的伊拉克局勢,可能重新被激化。

至於阿塔利班從前雖然是伊朗的敵人,但自從倒台後,卻有西方情報指兩者已建立合作關係;即便是親美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也說要和伊朗進一步合作。伊朗一旦被攻擊,可能主動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讓美國多面作戰,因此美國近月已發出不少與塔利班和解的姿態,副總統拜登甚至說「從未認為塔利班是美國敵人」,可見世上確實沒有永恆的敵人。

尚有同情者金磚國或乘機進佔

假如美國不出兵,只是靠國際社會合作經濟圍堵,則歐盟各國當中,除了英法,其他都不會積極,那些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更會逐漸反彈。中俄乃至整個「金磚五國」體系雖然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但也希望保障伊朗合法貿易的權利,反而可能在宣示一些政策原則後,交由民企乘機大舉進佔伊朗市場。美國要強逼急需能源的中國制裁伊朗,唯一可能性是有明確共識,讓中國佔有「新伊朗」一定石油資源、或安排沙特完全取代伊朗對中國能源的角色,而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分散投資的原則。

邏輯上,伊朗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出現嚴重誤判,製造足以被天下譴責的把柄,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式製造核彈、又或出兵鄰國,否則以目前狀態,它的盟友和同情者尚有不少,開戰的不可測性太大。對奧巴馬目前的選情而言,若單是為了選舉,並沒有動機要製造這種不可測性,假如台上是共和黨的小布殊,又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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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7 am

柬大審訊:死者的最後公道
【咫尺地球】筆者近日從柬埔寨回港,對當地的赤柬世紀審訊十分關注。談起赤柬,上一代人會記得他們執政期間帶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估計全國約1/5 人口(200 萬人)不自然死亡;即使是最保守估計也不少於100 萬。諷刺的是,雖然赤柬倒台逾30 年,屠殺至今難問責,當事人都把責任推向已死領袖波爾布特,直到近年,聯合國特別法庭才正式起訴5 人。

這5 人曾幾何時都是風雲人物,包括赤柬第2 號人物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前外交部長英薩利、英薩利的妻子前社會部長英蒂麗(波爾布特太太的妹妹),以及臭名昭著的S-21 集中營監獄長康克由,其中康克由已在2010 年被判刑35 年,但他堅持只是執行命令,一直要上訴。

剩下的4 名被告都垂垂老矣,最年輕的英蒂麗也有79 歲,對個人生活而言,無論判什麼刑罰都分別不大,但面對歷史,審判卻有重大象徵意義。雖然大多數學者相信整個赤柬領導層都要為屠殺負責,但這次審訊卻注定難以確認這點,甚至可能變成赤柬爭取同情的平台,因無論是談及最微小的細節,還是最宏觀的大局,深究這四大赤柬領袖的責任,都容易失控:

赤柬或藉審訊博同情

1. 四人當中, 曾被判缺席死刑、在不少回憶錄被評為邪惡的英薩利,道德水平似乎最低,但他呼冤的理據最充分,因他是赤柬殘餘部隊在90 年代瓦解的最大功臣。當時柬埔寨領袖洪森與英薩利達成協議,英薩利率領赤柬最精銳部隊投降,換取國王西哈努克特赦,政府更委任英薩利部下繼續管理赤柬從前控制的地區,英薩利這個昔日最極端的共產主義者,因而得以經營寶石貿易致富。現在他被起訴,自然覺得被過橋抽板,洪森也十分尷尬,畢竟當時他說英薩利讓國家終結戰爭,立下大功,從前一切都可抵消。英薩利自然想,要是會秋後算帳,日後還有誰願意投誠?他的老部下也為他不忿。

2. 喬森潘在數年前已寫下回憶錄公開自辯,在國際社會獲得的同情相對較多。這因他把自己定位為赤柬同路人、而不是核心,事實上,他是西哈努克時代的一名部長,自言只是被波爾布特拿來當裝飾,因出身問題,從不被充分信任。他的支持者振振有詞稱要是擔任赤柬虛銜的文人也被判刑,那麼邱吉爾、基辛格等捲入不少人道災難,也應一早受審。由於喬森潘負責赤柬對外形象,被國際社會視為溫和派,也不像英薩利那樣識時務,現在一貧如洗,令一些人認為這名一派學者風範的老人不應被犧牲。

3. 英蒂麗以患上腦退化症(老人癡呆症)為由,獲准毋須上庭。以她當時的個人身分,其實並未躋身赤柬最核心,有婦女組織認為她被審只是作為丈夫和波爾布特的「替補機制」,並不公允;不少前赤柬軍官直接殺人,更應被審,不過他們目前在政府效力罷了。必須一提的是,赤柬雖極度仇視知識分子,但領導核心的教育水平卻極高,平均遠高於革命時期的中共、越共、馬共等,不少都是留學法國的精英。

英蒂麗是第一位持有英國文學學位的柬埔寨婦女,畢業於法國名牌索邦大學,回國後任教授,英薩利是她在法國的同窗;剛提及的喬森潘更是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回國後任教授;波爾布特本人也是法國留學生,幾乎死在他手上的西哈努克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殺人狂魔有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魅力。這批人的知識分子味,到了受審時又忽然重新顯現出來,加上赤柬執政時間短,沒太多文獻留檔,令這些熟悉西方遊戲規則的精英容易應付。

4. 農謝在現存赤柬「四人幫」中資歷最深,波爾布特的領袖位置還是他讓出來的,原來按排順,他應在60 年代繼位當領袖。他最着重從大歷史角度為赤柬辯護,堅持赤柬是「愛國運動」,認為大屠殺的宏觀背景並非赤柬的極端政策,而是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空襲柬埔寨,並策劃政變,令柬埔寨農村人口被迫逃往城市,造成種種經濟問題,才不得不以非常手段解決之。

這說法邏輯自有問題,但美國須對柬埔寨戰爭負責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也有人擔心要是逼得這些元老太緊,力主空襲柬埔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基辛格也會被牽連。其實西方學界一直有左翼學者以類似觀點為赤柬辯護,包括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杭斯基,直到大屠殺被揭發,才逐漸沒有人敢高調為赤柬說話。

民眾冷淡歷史隨錢流逝

5. 最重要的還是現任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對審訊並不熱中。他源出赤柬,因逃避整肅投奔越南,後來被扶植為領袖,而他這支軍隊在早期犯下的人道問題也不少。洪森一方面擔心被翻舊帳,另一方面也擔心他的起家過程有新問題,因而對審判得過且過,理據大家很熟悉,就是柬埔寨要努力發展經濟,不要再浪費時間內耗云云。加上他在90 年代收編了不少赤柬殘餘勢力,以擴充自己的部隊,也令他自覺有責任保護他們。柬埔寨人普遍相信,洪森最希望這些赤柬高層自然老死,讓歷史問題自然解決。

面對這樣的景况,柬埔寨人民沒顯示太強烈的情緒,似乎赤柬的歷史已被全面消化,今天看見的痕迹,就是種種與赤柬有關的書籍在大街無處不在。金邊最重要的旅遊景點就是S-21 集中營和執行死刑的萬人塚,後者更交由日本公司經營, 「發展旅遊商機」,園地有迪士尼樂園式的地圖導賞,壓場亮點是死難者的骷髏頭紀念塔,無論當局怎麼說「保留歷史」,也難免予人消費悲劇的感覺。這不禁教人想起斯大林的名言, 「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是數字」,殺一、二百萬人的始作俑者難辦,殺一個人的兇手才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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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8 am

華工被綁的背後-中國捲入南北蘇丹冷戰
29名中國工人在蘇丹被綁架,容易令人聯想到近年華人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被綁的風潮,這與中國在非洲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然息息相關。但這次的蘇丹綁架案卻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因為它是在南蘇丹獨立後的「南北蘇丹冷戰」格局中發生的,內裡中國的角色頗堪玩味。

南科爾多凡:南蘇丹獨立還有伏筆

綁架發生的地點在北蘇丹最南端的省份南科爾多凡(South Kordofan),接壤的就是新獨立的南蘇丹。在南蘇丹獨立談判期間,兩國的國界基本上是以蘇丹1956年獨立前的南北分界為基礎,但有不少邊境地方尚未有明顯歸屬,其中就包括了南科爾多凡。根據2005年簽訂的南北和平協議,北蘇丹雖然保住了南端的南科爾多凡、藍尼羅河等地區,但它們都要進行所謂「群眾諮詢」(popular consultation),來決定繼續留在北方、還是加入南方,儘管甚麼是「群眾諮詢」,毫無定義;南科爾多凡的特區阿卜伊耶(Abyei),更明確說明要舉行公投。目前的南科爾多凡省長Ahmed Haroun因為在達爾富爾人道危機的爭議角色,已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他在2009年被北蘇丹政府委任管理南科爾多凡,並在2011年通過直選連任,但南蘇丹一方指選舉舞弊,一直不予承認。南蘇丹獨立後,這些諮詢、公投,都被這位省長擱置。

對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極其重要,因為這個原來盛產石油的國家,在南蘇丹獨立後,已失去75%的石油,剩下唯一的產油省份就是南科爾多凡,自然會進一切努力,將其鞏固在北蘇丹境內。但對南蘇丹而言,南科爾多凡早已由南蘇丹人主導,「解放」南科爾多凡是未完的獨立使命。南蘇丹獨立後,原來反抗北蘇丹的游擊隊「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已變成執政黨,但它還有一個由北方人民組成的支部留在北蘇丹,就是「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勢力範圍正是南科爾多凡;這次綁架華工,就是北方局下的手。表面上,南蘇丹已和這支北蘇丹境內的游擊隊劃清界線,但誰也知道,這不是事實。

南北蘇丹都向中國施壓

眾所週知的是,中國原來是北蘇丹的堅定支持者,與南蘇丹的關係只是在其獨立前夕才開拓。雖然南蘇丹人對中國昔日支持北蘇丹鎮壓同胞感到不滿,但也明白作為98%收入依靠石油的窮國,不可能開罪中國,於是在獨立後,立刻和中國簽訂連串石油協議,令北京放下了心。與此同時,北京繼續深化和北蘇丹的傳統友誼,承諾在南蘇丹獨立後,協助加速建設南科爾多凡這個碩果僅存的北部產油區,這批被綁的華工,就是承擔上述使命而來。雖然綁架華工的那個「北方局」聲稱不是針對華人,也聲稱和南蘇丹政府沒有關係,但兩者對北京的不滿,還是頗為明顯的:

首先,南北蘇丹分治實際上是國際壓力的結果,北蘇丹只是勉強接受,雙方關係並不和睦,處於冷戰當中。中國這時大舉進入身份未完全明確的南科爾多凡,在南蘇丹眼中,無異明確支持北蘇丹長期佔有該地,這對南蘇丹而言,已不好受。目前南北蘇丹又因為石油收入分配不均,爆發連串衝突:由於南蘇丹的石油必須通過北蘇丹的運輸設備送到海外,北蘇丹開天殺價,要求每桶石油收取驚人的36美元「過境費」;南蘇丹落地還錢,只願繳交每桶不到一美元。雙方談來談去談不攏,北蘇丹乾脆扣下南蘇丹的石油還債,南蘇丹又乾脆宣佈達成協議前停產石油。北蘇丹多次要求盟友北京協助向南蘇丹施壓,而南蘇丹停產石油影響最大的國家正是中國,可見南蘇丹的反應,不單是為了和北方抗衡,也有向中國揚威的意味。

中國要解決一次人質事件不難,但如何在南北蘇丹雙方爭議中保持平衡,卻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南科爾多凡一旦爆發全面戰爭,中國應如何自處,更是嚴峻的考驗:當年假如中國及早與南蘇丹叛軍建立關係,甚至為南方建設不通往北方的基建,今天的外交彈性會大得多。目前的境況,卻容易兩面不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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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28 am

加勒比海的香港-巴哈馬如何避免「美國遊客蝗蟲論」?
近日由內地自由行、「自駕行」遊客衍生的問題引起連串論爭,有學者認為自由行能促進內地與香港文化融合,有市民則認為不少內地遊客不尊重香港文化、破壞社會和諧。筆者一直認為這類問題不能抽空於政策層面討論,無論是單談感覺、還是單談理想,都容易失諸偏頗,就此我們可參考一些國際案例。

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

在國際關係的某個層面,香港與加勒比海的巴哈馬、巴巴多斯、聖雲仙和格林納丁斯等「齊名」,因為香港和這些前英屬小島一樣,被視為避稅天堂。它們另一個共通點是本土經濟難以多元化,旅遊業變得十分重要,雖然遊客到香港大多為了購物、到加勒比海則是為了陽光與海灘,但他們都和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有明顯差異。以政策正視這差異並非歧視,反而是減少歧視的法門。

巴哈馬遊客的80%來自美國,他們在六十年代前是選擇古巴的,古巴爆發革命後,在佛羅里達對岸的巴哈馬就成了「替補」,旅遊業忽然興盛起來。雖然美國沒有「自由行」這名詞,但美國遊客對巴哈馬的部份心態,似乎和內地遊客到香港不遑多讓:為的是主要消費、享樂,而不是文化交流;在一些巴哈馬人眼中,他們破壞寧靜的生活,公民質素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以往只要是美加公民,到巴哈馬甚至無須護照;而美國在巴哈馬本土設有海關,遊客往往誤會它是美國特區。筆者年前曾到巴哈馬旅遊,住在著名的「天堂島」,島上的一切都是人工建築,幾乎一點巴哈馬本土特色也沒有,但單是島上那座童話故事式的阿特蘭提斯酒店,據說就佔巴哈馬GDP的一成,而旅遊業貢獻了巴哈馬GDP整整60%。當然,巴哈馬沒有美國新移民、雙非人等問題,但卻有極大量美國遊客湧入,那為甚麼巴哈馬人不視美國遊客為「蝗蟲」?

渡假區Vs「遊客面對面」計劃

首先,遊客到巴哈馬,一般都是住在於市區相隔的渡假村,例如到天堂島必須經過大橋,本地巴哈馬人除了在島上上班,幾乎從不踏足。一方面,他們不能負擔遊客的消費;另一方面,他們作為長期被殖民的人民,也不希望天天生活在遊客的陰影下。巴哈馬雖然有自己的貨幣,但在渡假村內,所有遊客都使用美元。

那不是說遊客必須隔離於本地社區:巴哈馬旅遊局批准了民間團體推出了一個「遊客面對面」計劃,讓本地人一對一地義務接待遊客,參觀「真正的巴哈馬」。遊客只要提前兩週報名,即可提出參觀任何感興趣的地方,例如教堂、學校、民居等,計劃本身不設收費,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事實上,大多數遊客只是來巴哈馬渡假,財大氣粗,是不會對民間活動有興趣的,只會安於趟在天堂島的粉紅色海灘,或在阿特蘭提斯酒店與海豚游泳。這樣一來,希望深度瞭解巴哈馬風土人情的遊客(不少是「回頭客」),就有了被分流招待的選擇;他們既為交流而來,一般不會做出不合體統的事,這對巴哈馬人來說,也易於接受。當然,上述分流依然不能避免衝突出現,近年巴哈馬針對遊客的罪案開始上升,一名香港移民也剛在當地被殺。但總體而言,巴哈馬社會依然和諧,遊客也各得其所。

馬爾代夫穆斯林與遊客隔離

另一個例子是港人熟悉的馬爾代夫,旅遊業約佔當地GDP的30%,但相信曾到那裏的香港遊客,絕大多數都沒有踏足渡假村外的民居。假如巴哈馬的遊客分流政策,是以經濟學原則配合旅遊政策的「半自然分流」,馬爾代夫政府採取的措施,就是強制分流:遊客區只能建於無人居住的島上,個別渡假村甚至不准本地人工作,遊客參觀本地生活,也需要獲得邀請,這是因為馬爾代夫希望保護本土的伊斯蘭文化,也擔心遊客帶來的貧富差異,會激化社會矛盾。上述禁令近年有放寬跡象,馬爾代夫總統表示新的渡假村會興建於有人居住的小島,「因為馬爾代夫穆斯林也要面對世界」;不過實際原因,似乎是要應付近年數目激增的內地遊客,以及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北韓,已沒有國家地區能強制分流。至於社會問題會否接踵而來,則有待觀察。事實上,馬爾代夫新一代的價值觀已受到明顯影響,筆者曾於其他文章有所介紹。

巴哈馬和馬爾代夫對遊客的分流政策,並非歧視,不會令巴哈馬反美,也不會令馬爾代夫排華,反而符合社會經濟學的成本效益;香港不能效法馬爾代夫,卻不妨參考巴哈馬的經驗。假如它們的商業區中心有一個渡假村,那才是製造矛盾的根源,那時候,無論學者提出甚麼平等、公義的理念,只要在生活層面不能落實,都難免成為空話,反而令百姓更加犬儒。

如何讓香港「遊客經濟體」、「公務經濟體」和「本地經濟體」分流?

香港的遊客來自內地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只要他們希望瞭解香港文化、認識香港歷史、促進文化交流,香港人怎會不歡迎?他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怎會不被肯定?但假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是購買價值十萬元的手袋一類絕大多數本地人不能負擔的消費品,而這消費行為,卻在本地人的核心經濟社會活動地區進行,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有了無可避免的交集,就不可能不出現衝突。何況香港市中心的酒店是會議酒店,原來為了方便與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人物開會的遊客而設,他們能負擔的名店因而在附近出現,這是原來的因果;但對那些不是來公務、只是來購買極高檔商品的遊客來說,在熙來攘往的市中心購物反而多有不便,他們為了購物而住在市中心的酒店,卻是倒果為因。政府一天不正視這問題,是不可能讓平民百姓明白融合的崇高理念的。

巴哈馬是島國,領海不少,陸地卻不多,面積不過是香港的13倍;馬爾代夫也是島國,陸地面積更少,只有香港的1/4多一點。香港雖然面積細小,但也不是小得沒有辦法可想。例如在大嶼山興建一個名字帶有豪、富、傲、亨、天下、皇廷等關鍵字的「貴族城」,供航空到港遊客消費,在沙頭角再興建另一個供陸路到港遊客消費的「名牌城」,歡迎使用人民幣或美元,內設阿特蘭提斯那樣的六星級渡假式酒店,提供各種更「到位」的服務,這樣對專門到香港購物和享受的遊客、與及到市中心開會的遊客而言,都是更好的選擇。

對名牌商店和服務提供者而言,分流也方便他們建立一套度身訂做的經濟體系,服務可以更劃一,無須承受本地民意的壓力;而若能以較低租金吸引更多遊客,他們也不用天價租用鬧市商鋪。遊客自然歡迎到香港市內遊覽,但有了起碼的分流,遊客的消費習慣會開始改變,就像一般美國遊客不會長途跋涉到本地人的海灘,這也能調節了遊客到市區的期望,才能產生互相尊重的融合土壤。當然,其他由旅遊業產生的問題還有待解決,但起碼應該先讓購物客、公務客、本地人、服務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先清晰起來。這類規劃不可能像蘭桂坊那樣由民間策劃,唯一出現的可能性,只能是政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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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顏色革命」 ——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
【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

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

「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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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3 am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父親與日本篇(上)
電影《昂山素姬》上映前,真正的昂山素姬在緬甸被解除軟禁,據說一度令導演懷疑是否該拍下去,直到他確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沒有完全獲得自由,才堅定了拍攝的信念。那北京又會如何看這電影?年前昂山素姬對港大師生進行視像對話,直接呼籲北京開放政權、容納不同聲音,雖然措辭溫和,但目前已沒有任何東南亞領袖,會這樣向北京說話。雖然她避免直接刺激北京,月前更首次與中國駐緬甸大使見面,又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但這齣電影的性質,對北京而言,還是免不了「敏感」。筆者曾與電影的法國導演洛比桑進行專訪,他多番強調無意冒犯中國、更不斷大讚中國的成就,但在一些內地愛國青年/「憤青」流連的討論區,這電影還是被未看先定性,而昂山素姬的家庭背景,也被拿來作為中國要對她警惕的「原罪」。這些會刺激「愛國情緒」的背景資料,雖然不會被一般讀者和觀眾認同,但畢竟在內地有一定代表性,既然這些資訊在電影沒有交代,就值得在本欄稍作介紹。

昂山將軍與汪精衛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因為帶領緬甸建軍邁向獨立,而被稱為國父。在昂山素姬成為反對派領袖前,她父親的肖像被印上緬甸鈔票,現在則成為示威群眾的必備道具,總之地位崇高。但一直以來,昂山將軍卻被一些憤青按中國邏輯歸類為「緬奸」。事源昂山將軍一直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曾是緬甸共產黨領袖,二戰爆發後,希望到延安尋求中共幫助(雖然當時中共實力有限,但被東南亞共黨看作蘇聯的東方代理)。但他在途中被日軍截獲,卻在被游說下加入日方陣營,改日名「緬田紋次」,在日本支持下訓練自己的軍隊,成了日本在緬甸的重要合作夥伴,更曾到日本獲日皇受勳。

昂山辯稱這是為了加速緬甸獨立的手段,屬於「以夷制夷」策略,這在昂山素姬的著作,也有詳細介紹。結合當時形勢,有這樣思維的人並不少,好些同期的東南亞獨立領袖也與日軍虛與委蛇,當然身敗名裂的眾多,但也有成功案例,包括與中國關係頗佳的印尼開國元首蘇加諾。但在華人眼中,昂山將軍這行為還是教人想起日本的中國代理人汪精衛,乃至同樣曾加入共產黨的汪政權高層陳公博、周佛海,始終難以釋懷。而且對憤青而言,昂山與蘇加諾有根本不同,因為他曾「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當國軍遇上昂山將軍

話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盟軍把緬甸劃入「中國戰區」,名義上歸蔣介石領導,卻令國軍派出遠征軍到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國軍的對手除了日軍,也包括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後者曾參與著名的同古戰役,因此內地愛國網站常說他「兩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後來日軍敗局呈現,昂山轉投盟軍陣營,獲英國完全諒解、支持、扶植,成了戰後的緬甸領袖。但在憤青角度,他還是「緬甸汪精衛」,也從無向中國人民道歉,不應像電影《昂山素姬》那樣,寥寥數筆就將其塑造為英雄,以讓女兒繼承英雄的遺產。昂山被暗殺與共產黨無關,但他死前常被國內共黨批評,則是事實。雖然昂山將軍死時,昂山素姬只有2歲,大概對父親33歲的一生沒有直接記憶,但她對昂山將軍這段日本經歷是重視的,還曾專門到日本學日語、做相關研究,她年輕時也被母親安排學習日本花道。這種對日聯繫,自然也容易挑動憤青的神經。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陳年往事。緬甸自從年前局部改革,與西方世界和解,長期支持緬甸軍政府的中國就大為緊張。在亞洲國家當中,日本是最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一個,正如電影講述,她第一次被解除軟禁,就是日本代表施壓的結果。昂山素姬剛在仰光會見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後者再次明確告知日本「全力支持昂山素姬」,北京難免看成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但現在才開始對她「做工作」,未免晚了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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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3 am

《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母親與印度篇(中)
談起內地憤青眼中昂山素姬家庭背景的「原罪」,經常只想起她的父親、丈夫,而忽視了她的母親同樣重要。在電影《昂山素姬》,她的母親是一個垂死的慈母,其實她本人也是一個緬甸政壇風雲人物,本名馬芹琦,結婚前是一名護士,因照顧昂山將軍而結合。昂山被暗殺後,她獨自把子女養大,提供最好的家庭教育,把丈夫樹立為兒女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餘,也積極維繫了丈夫遺下的整個人際網絡。這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是無可取代的,對日後女兒成為緬甸反對派領袖,關係至鉅。

昂山素姬母親作為緬甸駐印度外交官

因為昂山將軍的聲望,馬芹琦在緬甸獨立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局局長,更在1961年,獲委任為緬甸駐印度和尼泊爾大使,成了緬甸首位駐外女外交官。當時緬甸在國際社會頗具風頭,緬甸人吳丹也在同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被視為亞洲人的驕傲。但對緬甸而言,駐印度大使可能是更有實則影響力的關鍵職位,因為英國長期把緬甸劃入印度版圖內,進行變相殖民管治,緬印存在特殊關係;印度獨立後,則成了最能影響緬甸內政的鄰國之一。因此派往印度的大使,肩負了維繫緬甸邊境安全的使命,必須為印度上層社會接受。

馬芹琦信奉佛教,重視緬甸傳統文化,雖然並非屬於藏傳佛教支派,但也對西藏、印度文化有濃厚興趣。她在印度任內常聯繫各國外交官在印度佛寺聚會,進行「佛教外交」,為她贏得普遍好感。加上她的丈夫昂山將軍曾與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有數面之緣,也推崇甘地,令其到任後獲得印度朝野高度禮遇,尼赫魯也視之為故交,所以印度高層的子女,也成了昂山素姬的世交。馬芹琦的親印政策和文化傾向,也直接影響了伴隨她到印度述職、並在當地唸中學的昂山素姬,後者對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甘地哲學的興趣,乃至對印度的好感,都繼承自母親。

第一次中印戰爭與「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緬甸

目前似乎沒有文獻記載昂山素姬母親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在那個年代,親印、關心佛教、嚮往西方的東南亞人,幾乎沒有對中國存在好感的,特別是那是中印「世仇」年代的開端。馬芹琦在印度任內,達賴喇嘛已離開中國、逃到印度避難,她更親眼目睹1962年中印戰爭的爆發,那是印度國內對中國最反感的時刻,也是印度至今相信中國威脅論的最大理據。戰爭爆發前,中國認真想過被視為親印的緬甸如何反應,而且當時緬甸境內還有一支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李彌殘部),北京擔心緬甸不同勢力會乘中印戰爭的機會搞局,因此在戰前和緬甸簽訂邊界條約,據說緬方對這條約的領土安排頗為滿意,內地憤青則認為讓步太多,近來甚至說要「恢復領土」。在憤青的世界,經常有進行「第二次中印戰爭」的推演,常見攻略就是通過緬甸出「奇兵」,這與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中印戰爭前夕,緬甸讓中國吃了啞巴虧有關。

既然緬甸從中國獲得安全保證,自然不能協助印度,但也不可能開罪印度,馬芹琦在印度的責任,就是儘力以個人關係安撫新德里。她卸任後,還是經常到印度渡假,視之為第二祖家,可見其情懷所在。昂山素姬本人對印度這個童年讀書的國家也感情深厚,緬甸也成了今日中印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馬芹琦的外交遺產,難免讓北京擔心。印度原來也是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國家之一,但在過去十年,為了和緬甸做資源生意、制衡中國的影響力,才加強了和軍政府的交往,仿佛放棄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姬獲解除軟禁後,在接受印度記者訪問時,婉轉批評這些印度的故交不顧道義,「不再那麼顧忌緬甸人民的福祉」,但以雙方的歷史淵源,和昂山素姬目前在整個亞太角力的微妙角色,印度重新對她噓寒問暖,指日可待,而且一定比中國的問候來得親切。

順帶一提,有評論以昂山素姬後來的經歷,認為馬芹琦到印度是被放逐,似乎這並非事實。她的任期到1967年才屆滿,而以電影反派奈溫將軍為首的緬甸軍人發動政變是在1962年,反映馬芹琦的政績和聲望,也得到奈溫肯定。昂山家族與軍政府的「友誼」,屬於他們能在緬甸維持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電影沒有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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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7 am

美否決聯國議案的「內格羅蓬特主義」
阿拉伯聯盟提出關於敘利亞的無約束力議案,被中俄聯手否決,西方接連批評兩國「濫用否決權」,要對敘利亞出現的人道災難負責。短期內,這對中國的國際聲望確有影響,這是一件事;但這樣的批評來自美國,卻是極其諷刺的另一件事。

在聯合國歷史上,最常用否決權的國家是前蘇聯,共用121次,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只行使了7次;中國自加入聯合國以來則用了8次。相反,美國至今用了83次,其中一半都是近20年使用,在此時期,美國絕對是使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否決,大多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中東局勢有關,一直被指偏袒以色列,在中東世界廣受批評。激進組織得以煽動反美仇恨,部分原因也是它們把美國濫用否決權和中東人道災難掛鹇,就像這次美國對中俄的批評一樣。

4項「不否決」條件護以色列

美國為一勞永逸地回應上述爭議,在2002年由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提出國際關係著名的「內格羅蓬特主義」(Negroponte Doctrine),預先說明任何關於以巴衝突的議案,都會被美國運用否決權否決,除非達到4點條件:

1.議案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和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為(也就是將大量針對以色列的行為標籤為恐怖主義);

2.點名譴責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組織,包括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已在巴勒斯坦一半地區執政的哈馬斯至今還在名單是關鍵);

3.同時要求各方政治解決問題(暗示所有巴人抵抗組織必須放下武器);

4.以色列的國土安全要獲保證改善(否則以軍毋須撤出佔領區)。

這樣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阿拉伯國家接受,巴勒斯坦立國遙遙無期,也是這主義的副產品。中俄否決敘利亞議案,其實正正參考了美國的內格羅蓬特主義,提出若要對巴沙爾總統點名,也要提出反對派造成人道災難的責任,這是美國把以巴雙方責任並列的同樣手法。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利比亞反對派濫用武力的證據陸續出台,也堅定了中俄立場的理論基礎。

中國欠軟實力難扭劣勢

在西方眼中,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行為不應相提並論,但「美國偏袒以色列造成巴人流離失所」這說法,在中東實在大有市場,邏輯和「中俄偏袒巴沙爾造成敘利亞人道災難」有點異曲同工。問題是中國軟實力微弱,難以理論化「投反對票如何能協助解決敘利亞衝突」這問題,又難以提供敘利亞反對派的反人道行為資訊,相反美國多偏袒也好,總算不斷提出解決以巴衝突的其他建議,就個別巴人組織的激進行為也「有圖有真相」。一來一回,在西方主流媒體描繪下,中俄就失去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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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北京眼中的「原罪」,丈夫與西藏篇(下)
昂山素姬除了父母的日本、英國、印度聯繫讓北京憂慮,在內地憤青眼中,她的已故丈夫阿里斯博士(Dr. Michael Aris)也是惹火人物。阿里斯博士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奧學院的南亞研究學者,在校內十分有名(當然也有妻子的原因),雖然早於1999年離世,但筆者在學院時,還是曾和同學一起慕名尋找他的足跡。電影《昂山素姬》有一幕講述阿里斯與學生談不丹文化、家庭價值,其實他同樣為人熟悉的是在西藏研究的角色。至於電影似乎刻意避免觸及西藏,觀眾可自行判斷。

昂山素姬丈夫被批鬥為「藏獨份子」

在憤青的世界觀,阿里斯經常被批鬥為「藏獨份子」、「達賴集團走狗」,這也許與阿里斯本人研究喜馬拉雅文化,喜愛藏傳佛教、同情達賴喇嘛有關,但假如只是如此,帽子也不能扣得這麼穩。原來真切的「證據」,來自一本阿里斯和昂山素姬共同編輯的書:《Tibetan Studies in Honor of Hugh Richardson》,而阿里斯負責寫序,肯定這位「Hugh Richardson」對藏學研究的貢獻,自此兩者被混為一談,上綱上線。

Hugh Richardson無論在學界、還是外交界,確實赫赫有名得,他的漢名是「黎吉生」,早被北京定性為非一般藏獨份子的「藏獨教父」,因為他曾擔任民國時代英國駐西藏的最高代表,在印度獨立後,又代表印度出任駐西藏代表,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他對達賴喇嘛完全支持,主張西藏自決,捲入不少北京眼中的分裂行為,例如1947年的熱振活佛被殺事件、1949年的西藏噶厦驅逐漢人事件等,中共建國後,自然被批評為「以學術身份進行政治活動」、陰謀顛覆西藏的「偽學者」。但在西方學術世界,黎吉生著作等身,被普遍尊為整個藏學的奠基人、西方首席「西藏通」,阿里斯作為其同僚,自然深受其影響,這已足以刺激內地的反分裂情緒。何況為黎吉生「樹碑立傳」的還有昂山素姬本人,這更令憤青難以接受。

阿里斯博士曾擔任不丹王室教師

學術身份以外,阿里斯本人也有傳奇經歷,早年並非住家男人。他大學畢業後,曾在印度旁邊的不丹住了六年(1967-1973年),獲旺楚克王室聘請擔任王室子弟的私人教師,這奠定了他「不丹權威」的地位。他也是在這職位任內向昂山素姬求婚,求婚地點是不丹雪山下的虎穴寺,情節極其浪漫,此後二人共同在不丹住了一年既是蜜月、又是公幹的日子,當時昂山素姬也獲聘為不丹外交部調查員。類似經歷,教人想起《安娜與國王》泰王的英格蘭老師安娜、《西藏七年》達賴喇嘛的奧地利老師哈勒、乃至《末代皇帝》溥儀的蘇格蘭老師莊士頓等,舉一反三,阿里斯大概也不會對不丹王室日後的意識形態毫無影響。不丹是目前世上極少數同時與北京和台北都沒有外交關係的獨立國家,形同印度保護國,近年不丹國王宣佈走西方民主道路,這都不為北京所喜。當然,這筆「賬」不能算到昂山素姬頭上,但從上任不丹國王的現代化政策(阿里斯到來時他還是12歲小童)、到現任不丹年青國王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傳承,都依稀看到阿里斯的歷史遺產。

基於上述淵源,昂山素姬被北京視為親美、親英、親印、親日之餘,還加上「親達賴」。雖然昂山素姬避免直接批評北京,但從無掩飾對達賴的崇敬,電影也交代她對緬甸軍政府說,達賴提供了私人醫生讓丈夫到緬甸見最後一面,可見二人相知之情。她和達賴喇嘛的諾貝爾和平獎只相隔一年,評審委員會似乎有意把兩個案例掛鈎,北京自然視為共同施壓。月前南非總統祖馬(相信在北京壓力下)延遲簽發簽證予達賴喇嘛,令達賴錯過了另一諾貝爾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的八十大壽,也被昂山素姬公開批評。這些姿態,並非歷史往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以北京對西藏的思維,很難被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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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7 am

藍精靈政治(一):共產主義篇
《藍精靈》3D電影上映後,久違的藍精靈再次得到我們注視。但無論是首次接觸這些卡通人物的九十後,還是從小與藍精靈一起長大的七十後,從前只知道「藍精靈十分勁」,都不大理會藍精靈可能涉及的政治。直到法國年輕社會學講師布埃諾(Antoine Bueno)年前出版《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一書,引起不少爭議,並被東西方媒體廣泛報導,「藍精靈政治學」才得以起步。儘管主流藍精靈粉絲為之氣結,但基於東西文化差異,此人並未被打成「學棍」,誠屬可喜,相關論點值得再作介紹。(從網友得知,早於2007年,內地民族主義重鎮《烏有之鄉》就有佚名文章講述藍精靈與共產主義,比這位法國學者早了數年,不知誰為原創,又或可能是日期有誤;但其實再早在九十年代,相關「理論」就在網絡分散流傳。)

提出「藍精靈政治」的法國學者Antoine Bueno

法國學者:藍精靈森林是共產烏托邦?

布埃諾的第一個分析廣為流傳,就是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的隱喻。若說整個卡通在宣揚共產主義自難令人入信,但在個別層面,這並非沒有根據的。在一齣講述二戰期間倖存猶太人逃避納粹德國、建立自治社區的電影《血戰》,那些猶太人就是以共產思想武裝自己,對每個成員按技能指派特定工作,甚至建構了「森林妻子」制度,讓萍水相逢的難友結成「夫妻」。在和平時代的藍精靈森林,似乎也有異曲同工的制度:每個藍精靈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都負責一項特定工作,並只能靠工作分辨他們的「身份認同」,例如為食鬼負責製造蛋糕、理髮師負責理髮、畫家負責畫畫等。須知在眾多卡通當中,嚴格單以職業劃分的例子並不多。

那麼這些藍精靈如何分配資源?這位法國學者的答案,又是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根據布埃諾的分析,藍精靈集體工作、集體勞動(儘管有一個特別懶惰的「懶訓豬」),集體擁有製造出的一切,沒有(太多)私有財產,也無需使用貨幣,似乎信奉金正日式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主體思想」。而布埃諾特別指出有一集藍精靈單元,講述其中一個成員引入金錢概念後,藍精靈村內一切東西忽然都要付錢,誘發了他們原始的貪婪、自私本性,製造出連串危機,最後廢除貨幣,一切才返回「和諧社會」的原型。這樣的論述,和波爾布特領導的赤柬廢除全國貨幣,聲稱這樣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共產烏托邦,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只是精靈爸爸懂得魔法,能施法保護精靈、乃至製造一些生活必須品,無需與外界主動溝通,才可以在沒有金錢的森林直接進入均富狀態,維繫優越生活,不像赤柬要均貧而已。

另一個相關的左翼特徵,是藍精靈的服裝:除了千篇一律的外貌,還有他們的「族帽」:白色圓錐形無邊軟帽。原來這是古羅馬奴隸獲釋後才戴的帽,在西方文學有「自由之帽」之稱,後來才變成流行服。藍精靈以此為服飾,似乎也有自居奴隸後代、反抗奴隸主之意,這是否過度解讀,則不得而知。

過度解讀:精靈爸爸是馬克思?

不過對藍精靈迷而言,最難接受的,還是布埃諾認為精靈爸爸代表馬克思,智多星則代表托洛茨基。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精靈爸爸是全村唯一穿紅衣服的人,也是唯一的領袖,自然反映他相信紅色哲學,而他的大鬍子,據說也是仿效馬克思而蓄。精靈爸爸雖然是仁慈長者,但也是獨一無二的權威,負責村內一切賞罰,和對資源分配一錘定音,這正是共產制度領袖的角色。筆者記起好像曾經有一集藍精靈講述精靈爸爸要培養接班人,於是讓不同藍精靈輪班當「署理領袖」,但都不能做好;這種培養接班人的方式,也是共產制度常有行為。而精靈爸爸被尊稱「爸爸」,正是史達林、胡志明、金日成、毛澤東等的作風(相信不可能每一個藍精靈都是他的親生兒子)。不過智多星是托洛茨基還是太牽強了,布埃諾的論證就是他有「托洛茨基式眼鏡」,僅此而已;但托洛茨基重視工人專政,藍精靈的智多星則明顯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似乎不大看得起「勞動精靈」,注定難以稱為「托派」。

無論如何,藍精靈的原作者Peyo在比利時的法語家庭長大,藍精靈也是最早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當時正值全球左翼運動高潮,法國更成了思想界的左翼大本營,那是薩特一類左翼大師呼風喚雨的時代,因此這些文化評論者認為Peyo身為左傾青年,潛移默化在卡通有所反映,也不為奇。但事實上,筆者對此不盡贊同,因為Peyo家族對藍精靈專利化、市場化甚有心得,本人的政治傾向亦不明顯,與哈利波特作者洛琳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4月

*延伸閱讀: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藍精靈與社會主義,烏有之鄉,2007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2/298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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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7 am

藍精靈政治(二):納粹主義篇
上期談及,法國學者布埃諾(Antoine Bueno)指經典卡通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符號,已引起不少風波。但更要命的是,他的著作《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同時表示這卡通有納粹式的種族主義傾向,那才真正讓藍精靈迷憤怒,眾多針對這本書的全球報導,也是由此而來。

相對於藍精靈的共產特色,布埃諾的「納粹符號說」就穿鑿附會得多,不過其實在布埃諾的2011年著作出版前,早已有人把藍精靈聯繫到納粹,似乎他的觀點也不是原創,例如網絡社會流傳Lisa Chwastiak發表於1997年的文章,就提出藍精靈充滿3K黨的隱喻。她這篇寫給中學生當導讀的玩票文章認為,精靈爸爸和3K黨領袖一樣,都是戴上紅帽,而藍精靈那些圍繞火堆的舞蹈,活像3K黨的邪門儀式(見延伸閱讀)。

法國學者與女博客:「黑精靈」的故事隱喻?

布埃諾最著名的「藍精靈納粹化」觀點,似乎都是由上述Lisa Chwastiak的文章進一步推衍出來的,例如他們二人的主要論述,都是圍繞著第一部藍精靈短篇「黑精靈」的情節而產生。該故事講述藍精靈村莊出現了來歷不明的飛蚊,被咬中的藍精靈會全身變黑,然後行動緩慢、說話口齒不清,卻會像吸血僵屍那樣,喜歡咬其他藍精靈來傳染疾病,被咬的藍精靈自然也變成黑色,最後又是精靈爸爸以魔法戰勝。美國購入藍精靈版權反映時,就察覺這故事的政治不正確含義,堅持把黑精靈改為「紫精靈」才可放映,否則以美國黑人對種族議題的高度敏感,是保證被投訴的。布埃諾認為,這反映藍精靈作者有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歧視黑人,擔心黑人會破壞白人文明,而這正是解殖年代歐洲人對黑人的普遍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少西方文學的反面角色都以黑色為主旋律,正如藍精靈的反派巫師加達,也是穿著黑袍,若藍精靈真的種族歧視,就不會使用藍色為膚色,讓其成為「深色的有色人種」。

美芝的「阿利安審美觀」

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又分別提醒觀眾,藍精靈村在精靈嬤嬤、小精靈以外的唯一成年女精靈美芝,正是希特拉賦予阿利安人種的典型造型:一頭金髮,賣弄身裁,隱含種族優越感。這類分析,教人想起早前文化研究學界對芭比公仔的批評,此後就製造商就生產了黑人芭比,以示政治正確。套用在美芝身上,她是巫師加達的人工製成品,原型就是為了迷惑男性藍精靈而製,令人聯想到納粹德國的人種學實驗,也是以製作優生生命為目標。有趣的是,加達製造的美芝原來並非金髮,而是後來精靈爸爸施法,讓她變成真正的藍精靈後,她才擁有金髮的,大概這也反映了這位藍精靈領袖的審美標準。男性藍精靈自此圍繞她大獻殷勤,這樣的性別設置,依稀是傳統的男性至上主義,也符合了女性角色的套版形象。

不過,藍精靈本身從來不脫下帽子,據說可能都是禿頭的,這卻完全不符合阿利安審美觀。而且男性精靈幾乎毫無性徵,包括經常舉啞鈴的「阿威」在內,沒有一隻有肌肉,似乎也難以輕易將之歸類為「納粹」。讓上述觀點成立,為甚麼只有女精靈納粹、男精靈去納粹?這也是一個謎。

巫師加達醜化猶太人?

還有一點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反覆提出的,就是反派巫師加達的造型,與納粹宣傳的猶太人形象十分相像:鷹鼻,黑衣,身型扭曲而駝背,時而伴隨黑影而出現,這些都是醜化猶太人的漫畫所常見。這一點,才有點意思。更重要的是加達捉拿藍精靈的原因雖然十分牽強、而且不時自相矛盾,但總括而言,都是為了修煉法術或鍊金,這種奪掠式的無中生有,正是猶太商人予納粹的觀感,還可以用來借代西方資本主義(納粹行「國家社會主義」,也是反對純粹自由市場的)。假如我們重溫戈培爾的宣傳,不難發現加達的影子。特別是在3D版《藍精靈》,加達由真人飾演後,他的不自然造型就更形突出,那基本上不屬於巫師,而是源自別的甚麼。

但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會像藍精靈那樣,希望與人類等非我族類交好的,也不會毫無擴張心態,雖然擁有魔法,也甘於永遠住在一片樹林。藍精靈動畫、漫畫反映的,極其量只是作者的歐洲白人本位主義,而隨著藍精靈遠征對種族議題更敏感的美國,乃至踏入全球化時代,自然也會對上述定位作出調節。相信連加達的形象,也會逐漸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又或會被其他反派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是看中藍精靈的和平、反戰、「非納粹」形象,曾炮製出一套空襲藍精靈村莊、把藍精靈炸得屍橫遍野的廣告(據說已抽起了藍精靈身首異處的鏡頭),來宣傳反戰訊息。這廣告在歐洲引起大量爭議,不少家長投訴,擔心對孩童造成恐怖陰影,令廣告只能在晚間播映。與其說藍精靈有納粹思維,倒不如說,這卡通已成為各界方便的抽水對象罷了。

延伸閱讀:
- Lisa Chwastiak: "Smurfs: Aryan Puppets or Harmless Cartoon Toys?", 1997 (http://www.evl.uic.edu/caylor/SMURF/aryan.html)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沈旭暉 Artslink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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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8 am

藍精靈政治(三):一百個男人的繁殖與性生活
談起3D版《藍精靈》上映後的解讀熱潮,個人最感興趣的是一堆童年時已不斷問、但又苦無答案的問題:究竟藍精靈是如何出生的?會如何死亡?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會不會有「其他問題」?由於作者從無回應,反而給了無窮想象空間予人發揮,這題目經常被眾多研究員、作家、網民借題發揮,現予以個別介紹。有趣的是,3D版《藍精靈》也有借地球人的口問藍精靈這些「敏感」問題,獲得的回覆好像是:「隨便吧,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一后百王:藍精靈繁殖之謎

在眾多解釋中,博客Luke Maciak的文章「藍精靈的繁殖」,是其中一篇「求真」態度最嚴肅的參考。[1]他提出了數個嚴謹的假設,例如藍精靈由單姓繁殖、由一后主導的蜂群式繁殖、或每個藍精靈都是雌雄同體自我繁殖等,理論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最符合現代思潮的,反而是另一個網絡廣泛流傳的細胞複製理論:假定精靈爸爸在每個藍精靈死後,都可以抽取他的細胞,複製一個性格一模一樣的新藍精靈出來,唯有這可以解釋何以不同藍精靈可以分別延續同一技能、同一性格下去,也就是說,現在的「理髮師」,可能已是「理髮師十一世」。

若根據上述假設推論,相信精靈「爸爸」應該不是所有藍精靈的親生爸爸,卻有可能是整個精靈世界的造物者、或其助手(起碼他有把美芝變成真精靈的法力),像《納尼亞》(Narnia)的獅子阿斯蘭。至於他和年紀更大的精靈「爺爺」的關係,則不得而知。再按邏輯進一步推論,假如藍精靈的魔法能保護他們居住的森林免於外地入侵,那魔法也許也能把他們的生陳代謝固化,直到離開村莊,才會按另一時空的規律老化,因此精靈爺爺可能是早年離村的藍精靈,根據相對論,到回來時就成了老態龍鍾的「爺爺」,也未可知。

以上的解釋,也暗合藍精靈的環保形象:生活在樹林,吃素(曾經是樹葉、後來到了美國播映變成草莓),遠行時以鳥代步,遇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時求諸精靈爸爸的魔法,一切低炭,基本上不假機械,自給自足。假如藍精靈沒有繁殖的問題,也就沒有人口擴張的壓力,破壞大自然的需要自然大大減少,這也是他們得以作為「大自然代言人」的軟實力所在。

卡通的禁忌:藍精靈有性生活嗎?

「解決」了繁殖的問題,也有更日常生活的疑團要問:究竟藍精靈有沒有性需要?要是藍精靈沒有戀愛的概念、又或都是同志,就很難解釋何以那麼多藍精靈都視唯一的成年女精靈美芝為女神;但要是戀愛牽涉到性生活(這是正常的,畢竟藍精靈都是一百多歲的成年人),則美芝面對一百多個男性精靈,很可能吃不消。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是這些童話人物過的是「無性愛情生活」,但何以對異性有需要、卻沒有性需要,依然不易自圓其說。

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不少好事者討論多年,例如內地博客「小龍男」發表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綜合了各家所言,推測美芝確是要承擔所有性責任;至於美芝在劇情半途出現前是如何解決,則無從得知。[2]這位博客還介紹了據稱是作家Salvatore Caeleri的網絡短篇小說《藍精靈的性冒險》,內裡把藍精靈的性生活定為一年一度的「性大餐」,美芝連精靈爸爸也要「服務」。[3] 這樣的橋段,傳統藍精靈迷自然不可能接受。至於藍精靈的英文名字「smurf」,在俚語有時也解作男性生殖器,無須那位博客提及,大家在別的途徑,也可能早已知曉。

這些「考據」雖然有惡搞成份,但也反映了《藍精靈》在卡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很難輕易將它歸類為左派還是右派。當它登陸美國,也難以輕易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二元世界找到身份認同。要說家庭價值,藍精靈卻是一人一間蘑菇屋,進行集體生產;要說自由主義,他們卻必須接受精靈爸爸的最終仲裁;要說共產主義,藍精靈卻每人各有「寶物」,例如論盡仔就滿屋都是他搜集的石頭。不過當藍精靈變成3D電影,以穿越時空的「異世界」紐約為背景,卻突出了一個新的面向:藍精靈似乎是一個特別的種族,族人有極強的凝聚力,特別是最終要動員全體藍精靈冒險到紐約對付加達、而不是面對未知的世界「分散風險」,就頗有《塞德克巴萊》的悲壯色彩,連帶協助他們的美國人,也得到「保護少數族裔」的道德光環。

延伸閱讀:
[1] Luck Maciak: "Smurf Reproduction", 9 April 2009. http://www.terminally-incoherent.com/blog/2009/04/09/smurf-reproduction/
[2] 小龍男,「藍精靈的性生活狂想」,2011年8月,http://i.mtime.com/3901458/blog/6428955/
[3] Salvatore Caeler, “The Sexual Adventure of Smutfs”, 6 April 1995, http://www.hoboes.com/FireBlade/Politics/Smu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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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39 am

萬言書——致港澳辦王光亞主任
王主任﹕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 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 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裡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 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認受性」這概念,卻被片面誤解為「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 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 「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 的制度有認受。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 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 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1)打破規範一﹕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 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 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 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遊 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 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 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 2012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 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 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 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 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 獲悉,在制度A、B、C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 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 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年美 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2)打破規範二﹕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 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 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 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 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 法律責任,則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 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 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 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 (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 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這就涉及了競選 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 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 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 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 前,已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千方百計將他勸 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 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裡還有可能犯錯?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 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 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 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 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裡?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 支持者的「勇敢」,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 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 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 But 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 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 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 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標籤為「唐B」、「李嘉誠收買」,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 的。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人看作「梁B」。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 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如何認受?這手法,是否真正 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選戰,進一步惡化。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 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 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 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飆升至45%,這努力,自 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 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 受,也缺乏市民9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 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 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這個「初選」過程,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是否「真民望」,還是「曾蔭權式70%」,才能讓中央放心。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恐怕答「沒有」的,不一定比 「有」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的遠超於「沒有」,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 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 control variables,323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 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或未來 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 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 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難道不選擇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梁振英當選後,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但不得 不分享這些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 持,剛才已談及。落敗一方對此自然明白,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 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能回頭。

4•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

5•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事實。港人極重視法治,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唯一辦法只有通過 「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我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 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似無疑問。

8•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9•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民眾也杯弓蛇影。

10•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

11•面對懂得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食夠老本,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明白,或已不能回頭。

12•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

13•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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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12(1月至6月)文章 Empty 回復: 沈旭暉2012(1月至6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3, 2014 9:40 am

最後的話:請尊重核心價值──恐嚇電郵後記
原來,已決定不會再寫關於特首選舉的文章,畢竟自己並非研究本土政治,選後也會連國際關係的文章和節目也一併休息,這一直是出道十年的部署,因此,這篇文章是出爾反爾。但我想,作為一個學者也好、學棍也好,都有責任和公眾分享一些資訊。

上週日,我寫了《萬言書》在本報刊登。我的文章自有個人立場,有朋友我屬哪「營」總有推想:坦白說,論交情和合作,與唐營近些;論能力,數個月前原來欣賞梁先生多些;論血緣,對非梁營的愛國陣營感親切;論取態,更接近泛民,但自信文章從不立場先導,深信讀者可判斷。近來在網絡世界遇上一些恐嚇言論,雖然不會當真,但日前也收到指名道姓、來自163賬戶的匿名電郵,提及「Dr Shen:這是嚴重警告,請立即停止造謠,否則,3日內有嚴重效果」,這類行為,未免令人遺憾。雖然個人一笑置之,但與熟悉網絡世界的眾多朋友商量後,他們擔心這或涉及其他,應予注意。

他們的理據是,我從無被人批評「造謠」的經驗,「造謠」也不是香港網民的慣用字眼,而那電郵收到前,有一位網友曾不斷以人身攻擊字眼說在下「造謠」,以回應我在Facebook說有梁營朋友主張「重慶模式」、「新加坡模式」與「普京模式」,因充滿不雅言語,而被刪除。那些朋友一直有觀察選舉網情,他們告知,以關鍵字檢查,發現同時也有人在討論區以同一關鍵字散播我的「造謠」,針對的都是不支持梁先生的人,但被其他網友發現為新註冊用戶,而不被理會。我想,這也應一笑置之。

但他們又發現,在《萬言書》刊登後,同一週內,我在《維基百科》的條目,忽然被加入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內容;而在另一個名為《香港網絡大典》的網站,也忽然新增了關於我的條目,內容似有誹謗性,數日內就有數百改動。我認為,網絡世界言論自由,被惡搞正常不過,我自己就很喜歡廣傳改圖。但朋友們認為這不尋常:一來,上述數事出現的時間太巧合,都是在上述文章刊登後發生,而為歷年所無;二來,我在網絡社會被討論多年,此刻原無新資訊足以吸引網友集體改條目;三來,從條目改動方式的密集性判斷,不似是個人行為;四來,不同朋友的網絡公司均告知,「網絡聲望」是有數據量度的(其中一個項目我也是有參與的),而程式顯示,我在類似高登討論區的網絡世界薄有名聲、正評遠比負評多,就是負評的朋友,也鮮有去到純人身攻擊的地步。我的原意是順其自然,反正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朋友們擔心這涉及選舉,而這又是香港史上最不堪的選舉,遂建議我多寫一篇文章,略作澄清。

一、我對選舉評論涉及的每一細節,均為事實,若有需要,均有人證,例如另一篇文章談及葉國華先生與梁振英先生的交往,只屬葉先生容許發表的極小部分。梁先生有支持者嚮往新加坡、普京、薄熙來,並非秘密,他們的網頁也不隱瞞,何況我並沒有像一些專欄作家戲稱梁先生為「香港薄熙來」。無論怎樣算,都難沾上「造謠」。

二、我不希望視上述材料為「黑材料」,只視之為「惡搞材料」,而我主觀希望相信,惡搞是無惡意的。例如,材料說我雖是副教授,但「出不了一篇學術論文,令人失望」。事實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公共空間,但學術論文數目居於前列,發表數目超過80篇,包括14篇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所謂頂級期刊文章──以上這兩句句子其實很討厭,香港的文化不是這樣的。7月後,我將重返中文大學出任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其新開設的Global Studies課程主任。

三、「材料」提及,我曾「數落」兄弟陳智遠,原因是妒忌他被委任為政治助理,是「葡萄人」。由於事涉政府任命,在新政府作風下,任何事都應釐清,以免連累朋友:正如從前在訪問提及,在任命過程,我的名字在被邀面試之列,而我表示無意從政,婉拒參加,但希望推薦一位朋友,於是輾轉安排陳面試。我們不希望外間認為他是備選,而面令他承受媒體更大的壓力,所以共識是不回應相關提問,只強調我們的交情;另一考慮是他加入政府令Roundtable受朋輩質疑,所以我需要撰文顯示不同意他加入政府,以築防火牆,其實「給陳智遠的信」是我們一同撰寫的;另一決定是我找社運背景的林輝代替他。這些原是我們內部的事,但這時勢,一切都不重要了,陳智遠據說不會在新政府任職,林輝7月後打算到印度進修南亞研究,我們不是不知進退的人 。

四、「材料」提及,我和「社運女神」周澄曾有緋聞。實情是,現在周小姐是我聘請的半職員工,協助我在教育學院的研究項目;她的另外半職,處理一個Roundtable的國際經濟論壇項目,那項目另有主管。我與她並不相熟,縱然對這類「資訊」不介意,但不希望令我的女友胡思亂想,也不希望影響林輝。若有其他演繹,未免低俗。其他例子不贅。

五、朋友認為我應就恐嚇電郵及我們判斷的同時間出現的資訊報警,但我想不必小題大做。近年我定期擔任香港警察學院培訓課程的導師,認識不少警司,徵詢他們意見後,雖然也有勸我落案、或控告誹謗的,但我不是梁、唐,相信和公眾分享已足夠。就上述所有電郵和相關資訊等,技術支援的同事均已存檔。

六、選舉期間,有類似經驗的尚不乏人。我們深信所有候選人和他們的競選辦,都不認同、亦不從事這類行為,也不能肯定所有行為都與選舉有關。但至於是否任何候選人的支持者,作出過份熱情的行為,這亦不能排除。我就相關資訊徵詢了曾主席、葉先生等過來人的意見,他們同意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式。

七、我和所有人一樣,不是「完人」,年少氣盛時自然做過年少氣盛的事,更沒有勇氣自居君子。但我只是很普通的讀書人,只是偶爾涉及選舉評論,過去十年刻意推掉不少政治的、經濟的機會,安於國際關係的位置,不過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對社會略有價值的事。假如任何朋友認為,純理論對選舉的聲音,只要不是支持梁先生的,就不夠維穩,我希望他們明白,這樣的判斷、這樣的手法,並不符合香港核心價值。其實,誰當選特首,對冷漠的香港人而言,原來又有甚麼關係?唯有觸及了最核心的議題,才會被觸動。

擱筆不是擔心新朝沒有機遇,其實相關善意信息從不缺,這幾天尤甚;也不是因為害怕甚麼,我是small potato,原來就沒有甚麼值得破壞的名譽、財產和安全,心態很是閒適。但我只是想,在同輩中,我畢竟已是比較resourceful的人之一,在不同界別、不同陣營、不同機關都不乏前輩支持,那「新香港」的其他人,如何? 我並無多少抗爭精神,出爾反爾寫下本文,只是希望社會明白,假如有人以為學者怕事、格外擔心投訴或黑材料而可欺以方,諸如此類,他們會發現,這不是事實,這不是我,也不是香港。今天後,我還在香港,暫時離開公共空間,只是感到無力和失落,因為在過去數月、再前瞻未來,這都不似是我們熟悉的香港。當媒體變成這樣,評論變成這樣,氣氛變成這樣,敢教日月換新天,再天真地分享知識,並無意義;加以點輟,也不美觀。這不是撤退,只是調節崗位的時候,這是我和身邊朋友的共識。願愛香港的人為香港祈禱,後會有期。

沈旭暉 星期日明報 201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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