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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11(7月至12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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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1 pm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林局長哪裡出了錯﹖
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1.在官僚模式﹐政治工作的原則是「道可道非常道」﹐把目的去政治化、技術化﹐才能較不破壞社會和諧地開展。就算不再讓「五區公投」發生是動機﹐也不會成為官員口中的理由﹐因為這是對制度的根本不尊重。林局長政治掛帥地說「五區公投」是漏洞、要杜絕「玩野補選」﹐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通過嚴謹的制度語言﹐精準定義什麼是「漏洞」和「玩野」。這涉及對他人出發點的主觀判斷﹐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被規範﹐不能被數目字管理﹐但制度需要的﹐正是一刀切的客觀﹐這是我們為什麼每天忍受無數官僚程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黃仁龍是唯一拒絕承認修例是單為回應公投的官員﹐在記者會表示考慮「一籃子因素」時神情尷尬﹐似乎理性始終未泯。

2.在官僚模式﹐官員不會向公眾訂下預設前提﹐只會研判政治任務有沒有制度性基礎﹐若沒有﹐會要求上司提供定義﹐不會硬來。若建制派議員以政治目的護航﹐局長反而會道貌岸然地訓斥之。假如政府不是把沒有在補選投票的演繹為「反對補選」﹐而是平實討論制度優劣﹐檢討現制度其實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優秀政務官會這樣說﹕
「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乃保障代表不同政見的聲音﹐能按民意比例參與議會。從香港回歸後舉行的三次立法會補選可見﹐採用簡單多數制的補選﹐或不能如實反映比例代表制的民意。假如有政黨在比例代表制得到51%的選票﹐卻可以憑這簡單多數制﹐在補選得到原屬其他陣營的議席。這制度上的漏洞﹐或會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有選民授權。去年的補選同時發生在五大選區﹐令社會意識到簡單多數制有力大規模扭轉整個議會的代表性﹐促使政府建議修例﹐希望各界討論。」
學者不會和政府一樣立場先行﹐反對現方案的學者也從無隱瞞潛在問題﹐例如馬嶽上週的文章就承認「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主張保留補選的﹐也會認同以上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討論﹐這樣社會才能理性分析利弊。可惜政府先定性、後咨詢﹐誰信服﹖

3.「落敗替補制」成為國際笑話﹐因為其邏輯延伸出大量荒謬結果﹐政府將之歸類為「極端例子」﹐建制輿論斥之為「危言聳聽」﹐這是威權模式橫蠻的典型。在官僚模式﹐主事人冷靜思考﹐當發現「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的邏輯﹐也可產生問題﹔通過邏輯設例講道理﹐才是理性的工具。例如假設某獨立議員在為民捕鼠期間不幸染上鼠疫去世﹐舉行補選﹐其「獨立」勢力恐怕很難在補選的簡單多數制補上﹐全港網民肯定若有所失。假設這議員染上鼠疫後參加蛇宴﹐把疫症傳給同區建制派議員﹐三人事隔數月先後辭世﹐三次簡單多數補選都由泛民勝出﹐區內的原比例授權就被徹底扭曲。假如一併傳染五名建制派議員﹐需要五區補選﹐議席被泛民全部奪去﹐屆時香港政情、中國崛起、2012﹐都被一頭老鼠改變。這自然「天馬行空」﹐但足以讓普羅大眾明白。

4.黃仁龍強調法案需要具「一致性」﹐這在官僚模式確是重要的﹐可惜現方案毫不一致﹐毫無原則地朝令夕改﹐七拼八湊只為政治現實服務。就梁國雄被田北俊替補的設例﹐黃司長說「很難出現」﹐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必先入為主認定長毛「玩野」﹐他常被檢控﹐說不定哪天入罪﹐屆時議席由田北俊替補﹐誰應付得了其支持者﹖但在官僚模式﹐只要邏輯連貫﹐則毋須自創奇制﹐也毋須曲解國際案例。例如真正的德國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讓議席懸空﹔瑞典的名單替補盡後﹐從其他選區的同一政黨替補﹔在北愛爾蘭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政黨名單替補完後直接提名新人﹐獨立議員也可提出替補人。它們自不應被直接應用﹐但假如政府反正要借洋例﹐起碼可建議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從鄰區同一政黨替補、讓政黨提名新人﹐最後讓議席懸空﹐甚或極大幅度改制仿傚北愛處理獨立議員替補﹐最少可杜絕一切落敗替補元素。須知源自授權並非來自同一選民的替補屬「懲罰選民」﹐學者、律師絕不會接受﹐除極個別例外。

5.在威權模式﹐作賊心虛﹐才會逃避咨詢的程序。在官僚模式﹐以技術議題提出修案﹐沒有害怕咨詢的理由﹐反而會高調進行﹐慣常做法是讓蔡子強、張寶華等代表學界、媒體主持咨詢會﹐甚或進入委員會﹐以宣傳透明度。由此產生的辯論﹐正方立論是「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反方立論是「香港並非全面普選﹐並不公義﹐現制度行之有效﹐更應珍惜以補選直接表達的機會」。假如這是學界辯論﹐我們很難從站方看出勝負﹐就讓民意當評判好了。在官僚模式﹐此事可輕易解決﹔通過不了﹐也輸人不輸陣﹐不會引起政潮。

那政府能否走回官僚模式啟動咨詢﹖不能。當政府放棄制度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曲解民意提出「咨詢」的前提﹐把可被規範的技術問題化為敵我矛盾﹐這不是「跳steps」﹐而是用錯模式。要放棄威權模式﹐政府得證明不是針對任何事件﹐討論主題不是「如何杜絕公投」﹐而是「由簡單多數補選修訂比例代表制民意授權的現行做法有否優化空間」﹐這才是真咨詢﹐這會是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也堅持的。他們也擔心那部不能規範的威權機器啟動了﹐誰能保證下回受益的﹐不是自己反對的立場﹖可惜政府已做錯的一切不是亞視新聞﹐收不回的﹐除了撤回現方案﹐已難有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何況只要以「防玩野」為目標﹐政府削足適履﹐越是「微調」、邏輯漏洞越多﹐教人慘不忍睹。像現在又說把病重、入獄和辭職分開處理﹐那董建華是辭職還是腳痛﹖長毛手持醫生紙辭職是否玩野﹖議員難道要驗尿、測謊﹖以公民抗命姿態求刑是否容許﹖若不能客觀一刀切也要一往無前﹐修下去沒有最騎呢、只有更騎呢﹐不如成立「杜絕玩野委員會」﹐裁定什麼時候辭職是玩野算了。

若非政府打破自己的規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不應評論本土事務﹐這是筆者的個人規範﹐本文會是最後一篇相關文章。希望政府汲取教訓﹐不要再以反常識、泛政治的態度施政﹐把威權模式消滅於萌芽狀態。筆者與年青學界朋友在報章聯署反對方案﹐某政府同路報斥為「假學者不學無術」、「政客炒作」、「撒豆成兵」﹐嘲笑有碩士學位的是「篤數」。其實一切只有報少﹐最後聯署人數超過800﹐單是博士也有300﹐這可是一代人的聲音﹐來自不同立場﹐非任何陣營動員得了。如非得貶抑不可﹐葉劉淑儀以史丹福碩士的履歷成立智庫﹐又是什麼豆﹖政府一把能撒多少﹖對知識、邏輯、理性的尊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後底線﹐無論要執行什麼政治任務﹐請務必為這底線把關。若扣帽子、偷換概念、政治壓倒理性成為主流﹐這還是香港嗎﹖「替補門」放棄行之有效的模式﹐把香港引入威權政治的臨界點﹐「打份工」﹐不必如此。本是同根生﹐林局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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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1 pm

江澤民與中國外交﹕被低估的影響
【咫尺地球】有關江澤民生死的傳聞,算是暫時淡了下來,筆者在此想談的,是他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影響。不少西方外交研究往往低估了江澤民,經常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直接跳到胡錦濤的「和平發展觀」,其實江澤民對中國外交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並以下列兩例最為重要。首先是他對9‧11事件的回應。

小布殊上台後,根據最初的施政姿態,原來頗有可能將中國列入頭號打擊對象。他曾公開宣布中國並非克林頓所說的「戰略伙伴」,而是「競爭對手」,北京十分擔心他提出的導彈防禦計劃就是為了針對中國。觀乎小布殊首任內閣的單邊主義傾向,以及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歷來對中國的取態(他下台後不斷宣傳中國威脅論),假如沒有9‧11,小布殊任內的戰略重點可能不在中東,而在東亞。上述憂慮在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到達頂峰,當時中外輿論紛紛預言「新冷戰」來臨。克林頓剛上台時對華也是十分強硬,但那主要在經濟人權等層面,不受美國企業歡迎,注定難以持久;但要是共和黨把中國當作對手處理,則不會有太多內部制衡,這是當時中國的真切危機。

微調外交政策 防中美新冷戰

世貿大廈被撞毁後,江澤民第一時間直接致電小布殊,表達全力支持美國反恐,此後更補充說是「無條件支持」。這令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改變﹕一來新興敵人已出現,共和黨毋須再浪費時間,塑造一個戰略對手;二來江澤民的身段放得很低,有點出乎小布殊意料之外,令他相信中國並非鐵板一塊。

說江澤民「身段放低」,自然不是指他打電話、提供無條件支持,而是有實際行動的﹕美國反恐戰爭的頭號目標是阿富汗塔里班,而塔里班是巴基斯坦扶植出來的,當時的巴基斯坦強人穆沙拉夫秘密向最重要盟友中國請示,該如何回應美國的反恐要求,江要他「毫無保留的配合」,這是小布殊內閣真正承中國情之處。江澤民利用這機會迅速扭轉中國外交政策,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作出「微調」,把口號改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避免了中美新冷戰的格局,這是六四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更。過去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十年,假如美國鎖定中國為頭號對手,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景况。小布殊離任時,又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江澤民應記一功。

激起反日情緒種禍根

不過中國外交的一大潛在隱憂,也源自江澤民時代。近年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儘管根據官方說法,「中國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愛國主義」),源頭正是六四事件後,北京希望以民族主義指導國民意識形態、鞏固執政黨的認受,過程中,江澤民的角色十分關鍵。他對美國是相對克制的,但對日本則頗不同,不少日本學者認為近年中國的反日外交直接源自江澤民。例如江澤民曾在訪日期間公開要求日本道歉,事前卻沒根據外交慣例充分打招呼,這類姿態,被日方認為是故意迎合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者,而國內民族主義者對日方的回應也不滿意。江澤民任內,中美出現兩次特大衝突(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反美情緒卻被官方按下來;中日沒出現突發衝突,兩國關係卻因為日本入聯、道歉爭議、教科書爭議、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持續惡化,令反日取代反美,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主軸。

問題是中國民間的反日訴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們知道在可見將來,中國政府不似會有具體行動收回釣魚島,也不可能對日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扶桑社如何演繹二戰歷史有任何影響力。結果,釣魚島成了未來中日正面衝突的潛在熱點,一旦中國反日情緒愈來愈烈,而政府不能在經濟層面滿足群眾,就有可能要正面回應上述情緒。這個困局,就得靠下任領導人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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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2 pm

不是蓋達——本土恐怖主義的盲點
【咫尺地球】挪威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後,西方評論一度鎖定是「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路透社發表了一個「疑兇清單」,榜上有名的包括蓋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巴基斯坦虔誠軍(LeT)與穆罕默德軍、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索馬里青年黨、馬格里布蓋達(AQIM)等,清一色激進伊斯蘭組織。

「瘋子個別行為」推論欠嚴謹

到了挪威拘捕疑兇Anders Behring Breivik,強調他是來自本土的「純正斯堪的那維亞人」,有媒體立刻把報道方向逆轉,形容這是瘋子的個別行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免,因此不應歸類為恐怖襲擊。這推論同樣是有欠嚴謹的,特別是這次的襲擊有高度政治信息:首都的政府大樓和首相,與及首相所屬政黨舉辦的青年營——須知這不是荔枝愛國遊學團,而是高級別的培訓,不但這政黨政要出席演講,首相本人原訂也親自探營。這不是瘋子會部署的襲擊對象,挪威反恐專家Tore Bjorgo認為這是與本土或歐洲極右分子有淵源的明證。

社交網催生「專業極右組織」

本欄曾指出,當代恐怖主義有一個「本土生態體系」,既適用於蓋達一類激進伊斯蘭組織,也適用於西方各國的本土恐襲,而後者的威脅並不比前者少。以1995年的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恐襲為例,它造成9/11前最嚴重的美國恐襲傷亡,但兇手只有一個人。從已有發布的資料分析,上述框架同樣可在挪威成立:

首先,疑兇雖然未必有組織背景,但對今天的恐襲而言,這是不需要的。有模特兒外貌、在社交網站愛自拍的疑兇,無疑比一般「瘋子」資源豐厚,他自己經營的業務,足以構成一個支援恐怖襲擊的一人團體,例如他的農場足以讓他合情合理地購買可用於製造炸藥的化學原料。疑兇據報有兩支註冊槍械,相信包括用作小島行兇的那支,更是槍械俱樂部會員,而挪威持槍狀况十分普遍,乃至可與美國相提並論。挪威人持搶的傳統悠久,特別是當地盛行打獵,這成了一般人申請持槍的最合理渠道。挪威政府對槍械的管制比美國嚴謹,例如有規定如何安全地收藏、如何不能私自改裝等,以往也鮮有槍擊案發生。但從這次襲擊可見,無論怎樣完善的規管,只要任何人有意利用槍械犯案,在一個槍械普遍被平民持有的社會,還是輕而易舉的。

而且在當代傳遞或接收激進思想,也毋須正規組織。根據歐洲刑警2010年發表的一份安全評估報告,社交網站的興起,令極右組織愈來愈「專業」、活躍地進行網絡宣傳,內容都是仇外、排外、反猶,這已構成歐洲的新威脅,因為受這類思潮影響的人只是網絡信眾,已沒有組織聯繫可考。疑兇被捕後,他的facebook、twitter等都被研究,挪威媒體迅速將之歸類為「激進右翼主義信徒」,但不是右翼組織成員。假如他從前活躍在新納粹等團體,他起碼會被國內警察認識:正如挪威媒體引述警方透露,「正規」新納粹分子早已被成功監控。正因為他只在網絡活動,沒有明顯組織聯繫,卻成了反恐的盲點。

僅在網絡活動 沒遭監控

縱容如此,疑兇曾發表的反伊斯蘭言論、表現的民族主義傾向,確實屬於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框架。自從新移民問題成了歐洲敏感議題,白人極端分子的仇外情緒日漸被激化,這次恐怖襲擊一度被條件反射當作穆斯林所為,其實也是上述情緒的表露。據研究安保的記者William Maclean提供,挪威鄰國瑞典的極右組織曾在2010年舉辦活動時發生傷人案,而相關組織網站曾鼓吹適用暴力。根據挪威國安部門今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國土安全的未來愈來愈不確定,因為挪威的極右激進分子與瑞典、俄羅斯等極右分子的聯繫愈來愈多,他們多仇恨伊斯蘭,而目前挪威工黨政府對新移民的態度最寬鬆。聲稱使用武力捍衛「歐洲價值」的組織在歐洲各國陸續出現,雖然相關網絡從未發動大規模恐襲,但其激進趨勢近年已被包括挪威在內的歐洲各國政府注視。

社會矛盾增 歐洲響警號

假如挪威公布的資訊屬實,這襲擊會為反恐的概念帶來深遠影響。特別是目前歐洲問題眾多,面對經濟危機的國家普遍有歧視新移民的思潮,當挪威這樣相對和平、穩定的國家也發生恐襲,對其他有更活躍激進組織存在、受金融海嘯影響更大、社會問題更多的歐洲國家,會是一個警號。「警號」並不單是針對各國如何加強反恐,而是觸及深層次矛盾:只要一些歐洲左傾人物過分利用這機會宣傳反右,右翼激進分子必會以被打壓的受害人自居,一旦兩極化的勢態展開,真正的危機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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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3 pm

回顧《換命謊言》﹕美國大國崛起時的醜聞
【咫尺地球】每逢中國發生特大事故或醜聞,都有評論員說這是「大國崛起的陣痛」,主張「大局為重」,抗拒窮追不捨。那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又是如何面對危機的﹖我們不妨重溫奇連伊士活導演的電影《換命謊言》(Changeling),它改編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掀起的連串醜聞,超乎今天一般人想像,但美國正是通過回應這類危機,才得以進步。電影講述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不久警方送回一名冒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被迫接受,進行抗爭,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當作「尋釁滋事」,關進精神病院。後來鄰近地方揭發了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最初說只有數人,後來估計死者多達二十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的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社運式牧師協助下抗爭,最終把美國建制的黑幕揭露於公眾眼前。

社運式抗爭 揭建制黑幕

這一案涉及多重醜聞,值得崛起中的大國借鑑。那時後,在位的美國總統是柯立芝,主張小政府、推崇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自與中國不盡相同,但同樣處於崛起時代。同期歐洲正經歷一戰後的復原,美國已一躍而成世界大國。當時美國社會階級界線相對森嚴,傳統精英把持政事,大亨壟斷經濟,婦孺權益不受保障,平權思想並不普及,舉國氣氛有點像發展中國家的「拼經濟」,雖然持續高增長、低通脹,瀰漫樂觀情緒,但潛在的社會問題自也不少。電影講述的加州警察集團式貪污,勾結法官、醫生和記者,就是上述時代的產品。雖然最後貪污集團敗露,民事法庭建議涉案的警官永遠停職,作為大反派的警官鍾斯被罰款,但在現實世界,他們不久就復職了,連罰款也從未被繳交。不過自此美國警隊的內部章程逐步完善,警察的品行也逐漸改善,至於貪污,則被不同形式的合法利益輸送取代,這並不理想,但起碼有規可依。

當時美國地方政府也曾嘗試掩藏真相,但最終失敗,除了因為當事人不屈不撓,也因為社會上存在一些身分特別的第三部門領袖,例如為太太出頭的聖保羅長老會牧師布里格萊布。這人也是真實歷史人物,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相信宗教力量必須通過社會參與才來彰顯。在社運未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的20世紀初,相對獲權貴尊重的進步宗教人士,就承擔了監督權貴的重任,加上當時現代媒體興起不久,案件得以被廣泛傳播。這位牧師的經歷,教人想起港英時代挑戰警權的先驅杜葉錫恩女士﹕她在香港雖然不是神職人員,但同樣以傳教士式熱情和非華人的特殊身分進行社會活動,否則根本不容於當時建制。有了這類第三部門的監督,政府以「大局論」回應醜聞就十分困難。

第三部門 承擔監督重任

這案件另一個影響,就是改變了美國警方能不經審訊就把異見人士送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說到精神病和政治的關係,不得不提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大師認為「瘋狂」與「正常」的定義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弔詭的是愈是文明的國度,建構別人是精神病人的能力愈強,因為它們的公信力更大。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也是「研究」瘋狂與政治的專家,最喜歡把政敵關進精神病院,也愛逼害醫生,他有絕對權力,可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但社會卻假定精神病人多是政治犯,「建構力」就小得多了。要改變上述「精神病政治化」的做法,除了需要當事人的抗爭,也需要像醫生、律師那樣的專業人士舉證。因此在大國崛起期間,專業人士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負責平衡發展觀帶來的價值失衡。

一個成熟的社會,足以通過事故發掘現制度的漏洞,與及這些漏洞的既得利益者。而要進步,除了需要當事人的勇氣,也需要獲廣泛認可的第三部門,有職業操守的傳媒工作者,對本行有所堅持的專業人士,他們足以共同制衡發展觀對人文關懷的缺失。假如連這些關懷也被和諧,發展、維穩成了社會的唯一追求,任何事故都可以被當作個別事件,社會怎樣進步﹖《換命謊言》一案變成特大醜聞,並沒有令美國崛起的步伐放緩,反而令美國人的自豪感倍增。不久美國出現世紀大蕭條,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假如此前美國沒有人文關懷的思想傳播,後果不堪設想。說到底,穩定不過是一種「狀態」,當它被當作一種「最高價值」來追求,這並非一般大國崛起的常態,足以證明個別國家的國情,確實是很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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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3 pm

倫敦騷亂的結構性成因﹕一切只是預演﹖
【咫尺地球】英國倫敦爆發騷亂,由北倫敦的托定咸蔓延至市中心的Oxford Circus,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但觀乎騷亂爆發的結構性成因,這次可能不過是預演,只要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更嚴重的衝突恐怕還會出現。

種族問題浮面 1985騷亂翻版

騷亂導火線是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槍殺,他的家人高調呼冤,引來網絡動員追求公義。這就像1985年南倫敦Brixton騷亂的背景﹕當時警察指一名來自牙買加黑人新移民家庭的青年涉嫌犯罪,卻槍傷了他的母親,激起民憤,令英國種族問題浮上水面。今天不少新移民家庭依然住在市郊,像北倫敦托定咸就有大量非洲裔新移民,白人抱怨他們浪費福利開支,他們的生計則最受經濟不景影響。南亞裔英國人的數目愈來愈多,乃至已改變英國文化體系,但他們並未全面融入國家,甚至常被當作疑似恐怖分子。來自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中國等地的富有新移民,則大舉進佔城市核心,令倫敦有了「倫敦格勒」、「倫敦斯坦」、「倫敦京」之稱,原有精英亦不是味兒。相較下,美國的「平權政策」雖然備受爭議,但畢竟較能融合不同階層的非白人人口,而在經濟低迷的英國,少數族裔容易把經濟問題演繹為種族歧視,白人也容易把經濟上的不滿歸咎於暴發新移民。

大學生淪政策犧牲品

但種族問題並非這次騷亂的核心議題。英國雖然沒有加入歐元區,但過度開支的經濟結構,和西班牙、意大利等「歐豬五國」大同小異,甚至有學者將之歸入「歐豬六國」之列,無論是誰執政,緊縮開支、減少福利都無可避免。雖然這會涉及社會各階層,但以青年的怨氣最大,月前爆發的大規模學生示威,除了反對大幅度加學費、減津貼,背後還有這樣的信息﹕十多年前,沒有大學學位的保守黨首相馬卓安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把一大批院校升格為大學,打破精英教育傳統,徹底改變了英國青年的期望。今天的八十後、九十後卻發現,負擔大學學費愈來愈困難,辛苦畢業後又很可能失業,好些學系更因為經費不足而倒閉,這都和他們的期望大有落差,難免認為自己淪為政策的犧牲品。這次受害者是29歲青年,警方迅速把他定性為罪犯、閒漢,令青年有了「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同仇敵愾;加上托定咸所屬行政區是英國相對窮困的地區,與青年、教育相關的開支剛被一下子削減75%,民怨早就存在。

英警削經費士氣沉 倫敦奧運堪憂

削減開支的問題同樣影響着公務員,負責維持治安的警察也被削減20%經費,士氣本就低沉,不滿往往發泄在市民身上。這一方面容易激化警民矛盾,另一方面也令警察效率難以提升,對社會不穩定因素難以控制。在平日,一般人對政府的不滿沒有什麼機會表達,但一旦有執法者有爭議行為出現,就往往被演繹為政府不聽民意、不恤民情的總象徵。加上英國警隊正受梅鐸竊聽醜聞困擾﹐年前把巴西遊客當作恐怖分子、將之誤殺的醜聞﹐也讓人記憶猶新﹐「為虎作倀」的粗暴形象,就逐漸深入民心。數月前,曾有二千多名黑人青年和平遊行至蘇格蘭場警察總部,抗議另一宗類似的黑人不明不白死亡案件,但傳媒關注程度極低,令他們不得不「反思」策略。這些社會問題,有了槍擊死者的具體形象,在互聯網時代,就足以極速傳播。

倫敦舉辦2012年奧運在即,若經濟問題不能改善,更難以期望政府能撥出足夠開支應付突發危機。當警察在民眾心目中失去公信力,而外來恐怖襲擊威脅依舊存在,社會治安面對的挑戰只會更大。電影《2012末日預言》有一幕講述倫敦奧運被腰斬,恐怕將成為英國政府揮之不去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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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4 pm

東非饑荒如何才能被國際注視?
【咫尺地球】在過去1個月,東非多國出現饑荒,受影響人數已超過1000萬。在重災區索馬里,有一半人口面臨生命威脅,危機亦擴展到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鄰國,這有可能成為自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饑荒以來,全球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然而,目前世界各國對危機的注視明顯不足,無論是西方還是內地媒體,都是輕描淡寫處理,態度與東非以往出現的類似饑荒有明顯差別。要了解如何讓這次饑荒被國際注視,我們得回顧其他東非饑荒被「成功注視」的案例。

有政治價值 就能被「成功注視」

1972年,埃塞俄比亞發生近代第一次大饑荒,前後估計死亡人數達4-20萬(目前東非饑荒的死亡人數已接近此水平)。當時世界媒體對饑荒極其關注,埃塞俄比亞國王塞拉西一世在饑荒期間用銀碟對御犬餵鮮肉的照片,成了他兩年後被推翻的導火線。西方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當年千方百計走進埃塞俄比亞揭露真相,政府的謊言被不斷拆穿,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急速下降,從前在國際社會聲望不俗的老國王,也一下子變得眾叛親離。當時適逢全球反美、反戰思潮盛行,埃塞俄比亞王室作為傳統美國盟友,早就受到「進步力量」監察,在這前提下,饑荒就有了政治價值,成了西方家喻戶曉的新聞。

饑荒成反共明證

1984年,埃塞俄比亞再爆發特大饑荒,這次估計死亡人數達一百萬。西方媒體用了極大篇幅報道,美國藝人為賑災空群而出,灌錄了名曲《We are the World》,卻也令「埃塞俄比亞等同貧窮」的片面形象深入人心。驚人的死亡數字,自然足以令輿論震驚,但西方大舉賑災,也有不少政治考量﹕當時的埃塞俄比亞由推翻國王的共產黨執政,成了蘇聯的盟友、美國的敵人。美國總統列根反共態度堅決,而那次饑荒,足以暴露共產主義的根本問題,在宣傳下,成了證明計劃經濟、威權政體不適用於在第三世界的明證。與國王時代的饑荒相比,共產政府領導的埃塞俄比亞更缺乏透明度、謊言更嚴重,西方大舉宣傳埃塞災難,就有了今不如昔的含義。

另一次我們熟悉的東非饑荒出現在分裂前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饑荒發生初時,西方輿論也是不聞不問。直到有公關顧問公司獻計,指導非政府組織通過演藝明星、把達爾富爾問題和中國掛鈎,就會「有得做」,這才成了西方政客話不離口的重要議題。由於中國是蘇丹中央政府的重要支持者,而蘇丹政府被指縱容民兵、製造人道災難,這成了達爾富爾危機官方版本的重要內容;北京對上述邏輯推論自然不予承認,認為美國的雙重標準極不公平,但也不得不檢討一貫的外交政策,並投票支持聯合國到達爾富爾維和,為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綱領作出「微調」,以爭取西方認可為盡責任大國。

跟中國掛鈎 蘇丹問題「有得做」

諷刺的是,這次東非饑荒的悲劇並非沒有政治元素。恰恰相反,索馬里的無政府狀態和恐怖主義、埃塞俄比亞對區域戰爭的大規模捲入,都是天災失控的重要原因,而這些悲劇,一律與美國外交政策息息相關。這些理據不但沒有被主流輿論提起,連帶整波危機也一併被忽視。如果在未來一個月,國際援助尚不能到位,索馬里難民繼續湧向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整個東非可能爆發後果不堪設想的特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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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5 pm

當小布殊在耶魯300周年典禮遇上示威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100周年慶典,請得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擔任主禮嘉賓,同日港大學生嘗試在場外示威不果,被禁錮梯間1小時。這教筆者想起一段往事。

2001年是美國耶魯大學建校300周年,邀請了當時剛當選總統的舊生小布殊,擔任畢業禮演講嘉賓。根據耶魯規定,正式畢業禮是不設演講嘉賓的,除非校方決定對現任總統授予名譽學位,這人才可發言,在小布殊以前曾如此發言的,包括甘迺迪、老布殊等。這規定一直備受爭議,無論是哪位總統獲頒學位,都肯定有學生抗議。

居總統獲頒學位 排在最後

小布殊雖是總統,但他當天的身分,只是名譽學位獲得者之一,在台上與其他獲頒學位的人一字開排、平起平坐,不會坐到屬於校長、校監的座位,也不會像香港大學慶典那樣,在李克強以西服端在正中的主禮照,幾乎看不見另一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的身影。而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次序居然被排在最後,有說是主辦者的玩笑。

由於正式畢業禮繁文縟節太多,耶魯大學在畢業禮前一天另有一個全體師生參加的Class Day典禮,由應屆畢業生提名一位知名人士作主禮發言,涵蓋名單十分多元化,曾獲邀的不止有克林頓、貝理雅等政客,也包括不少社運名人,今年的嘉賓則是影帝湯漢斯。

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消息傳出後,校園內外一片反響。當時小布殊只憑爭議選票當選,聲望不佳,學術水平明顯有限,加上他的新保守主義從不是耶魯大學的寵兒,惹來反彈自屬必然。不少耶魯教授公開呼籲杯葛畢業禮,最終有近200教授響應,一眾學生更精心預備了針對小布殊的示威。典禮當日,場內畢業生以黃色標語集體示威,在小布殊接受校長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一刻,忽然一併舉起橫額,全場則不約而同噓聲四起。來自全國各地的示威者也把典禮當作盛事,希望把握機會百花齊放,在小布殊視線範圍內,可以看見的標語包括「布殊,你是偷來的總統!」,以及「殺人犯老布殊與小布殊:有其父必有其子」。

師兄身分自嘲 贏盡掌聲

但小布殊當天的表現,卻為他贏盡掌聲。他在致辭中除了回憶自己的耶魯歲月,又不斷自嘲,例如拿自己的C平均分作笑話,坦承讀書時只去派對,又開中途退學的耶魯舊生副總統切尼玩笑,說「自己因為有耶魯學位,就做了總統,切尼退學,就只能當副總統」。這類美式幽默令場內人士十分受落,除緩和氣氛,也巧妙地把對立雙方的身分認同鎖定在校園。所以他要顯出自己不是以總統身分說話,而是以一個成績糟糕的師兄身分來自白。他明白在場者多不認同他有資格拿名譽法學博士,對這點更是不斷發揮,例如說自己從小就不確定自己要當什麼,又在祝福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之餘,「更要祝福以C成績畢業的學生,因為大家都可以當總統」。他的演講不但惹來多次大笑和掌聲,更彷彿有意無意間在諷刺對他頒發學位來擦鞋的校方(布殊家族都出身耶魯,但近年關係欠佳),連示威者也忍俊不禁。

標語人群依舊 氣氛出奇和諧

最後,示威的人群依然在那裏,標語依然在那裏,學生的橫額依然在那裏,但氣氛卻出奇和諧。筆者畢業於2000年,認識不少2001年在場的畢業生,他們事後說小布殊的表現,讓他們改觀。他們更發現無論是校方還是小布殊,都是一方面做門面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卻同時對這個行為公然自嘲、暗中互諷,對示威學生更是唯恐他們不來,以確保大學的批判思維得以被同時尊重。這是畢業前的最後一課,就是四年大學生涯一課也沒上,這一課也值回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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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眾裏尋他﹕衛奕信坐在哪裏?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百周年紀念慶典,邀請了副總理李克強當主禮嘉賓。不談港大當日的安排,單看李克強的演說,效果原是不俗的。但當天其實還有另一位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從他在典禮的待遇, 我們卻不得不若有所思。

衛奕信是前港督當中貨真價實的中國通,不但曾在北京工作、在香港大學學習普通話,還持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現代歷史博士學位,以1924-1928年的英國與國民黨關係為博士論文題目。假如他沒有從政,在學術界也會獲充分肯定,例如他早在1970年代擔任最具國際認受的以中國研究為對象的學術期刊《China Quarterly》主編,這是學界可遇不可求的榮譽。

在英國精英圈子中,衛奕信形象軟弱,因為他較能從中國角度思考問題,主張盡力與中方溝通,結果被鷹派排擠,被同僚揶揄向北京叩頭。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不少實權握於布政司霍德手中,後者與英國軍方及其他相關機構關係密切,加上馬卓安對他不信任,中方也不可能充分合作,令他成為內外交迫的跛腳鴨。後來換了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把衛奕信的政策全盤更改,香港過渡期的中英爭拗倍增,那時候,中方不少人都懷念他。

根據香港大學的官方新聞稿,這次的百周年慶祝典禮「由港大校監曾蔭權博士主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及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衛奕信勳爵將親臨港大,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發表演說」。但觀乎當天台上嘉賓席的安排,只能看見李克強端坐正中,而眾裏尋他,卻極難找到衛奕信。

按大學傳統,典禮居中的必屬主家席。假如這是畢業禮,那椅子是屬於有法定身分的大學校監,即曾蔭權,從來沒有條例規定,任何比曾蔭權級別高的國家領導人出現,會自動成為「太上校監」。李克強是國家重要領導人,當天卻是客人,這主客之分,對訓練嚴謹的公關來說,不可能不清楚。

主客不分 李克強成「太上校監」

後來港大發言人表示,當天並非畢業禮,所以校監椅就不再/不止是校監椅,正如香港大學不再/不止是香港大學,就可以給嘉賓坐。姑且不談嘉賓應否端坐正中,以上解釋,更不合禮﹕既然李克強和衛奕信兩人是僅有的主禮嘉賓,被港大官方並列,根據一般程序,二人座位必然連在一起,就是略有主次之分,也不應相距萬丈。但觀乎當天照片,李克強端坐正中,身旁是正副校監,第一行有校長等高層,而衛奕信的座位,被放在第二行最左邊的角落。在一般聚焦中央的群照,例如新華社發放的標準照,絕對找不到衛奕信的身影。

同樣堪玩味的是衛奕信當天的官方身分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完全不提他是前港督。這本來沒有什麼,但根據一般大學做法,嘉賓曾擔任的重要行政職位,多會被同時列舉。衛奕信在2006年獲頒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時,他的官方身分也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曾任香港總督」。

刻意安排 不與前港督平起平坐

上述安排要傳遞的信息十分明顯﹕按李克強的「級別」,不應與衛奕信平起平坐。這樣的安排,完全違背學術傳統,或起碼是國際級大學的傳統。學術典禮的參加者身穿禮服,不是純粹的形式主義,這除了表示莊重,也表示典禮只論學術身分,有自己的秩序,象徵大學捍衛核心價值、排拒政治影響。無論是誰,在典禮內,都應按學術身分在合適的位置出現,適人適所。在大學protocol,沒有一個級別是「國家領導人」。

例如在牛津大學,校監是彭定康,要是首相在典禮出現,他的身分要麼是家長,那就應和其他家長一起坐在台下;要麼是獲頒名譽學位,那就應和其他獲頒名譽學位的嘉賓坐在一起;要麼是主禮嘉賓,那就應在主家陪同下,和其他主禮嘉賓坐在一起;除非政府修例,規定首相兼任太上校監,那才可單獨居中。

獲頒名譽學位的人、共同主禮的人,就算一個是總統、一個是小販,在典禮都應平起平坐;假如首相修讀課程,他也要與九十後一起做group presentation。假如校方認為李克強和衛奕信不屬同級別,就不應邀請他們同時主禮;邀請了;就不可能把他們按現實政治的級別處理。這是公關,或起碼是符合國際慣例的公關的基本常識。

國際大學欠公關常識 學者難受

這些問題也許十分枝節,不為一般人所關心,在愛國人士眼中,又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在生事。但對一般學者而言,這是十分難受的。大學與政府的聯繫是客觀現實,邀請國家領導人主禮的做法古今中外皆有,但須知大學同時是捍衛社會核心價值的最後壁壘,必須保留自己的堅持,這才是社會對一所「在中國國土上的國際大學」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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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下台的法國陽謀﹕法駐北非外交官訪談
【咫尺地球】卡扎菲下台前後,筆者剛好在利比亞的北非鄰國突尼斯,經法國駐港領事館協助,與當地法國大使館的外交官進行了訪談,以探討法國的相關角色,而這是習慣了美國主導一切的我們較少接觸的。由於訪談以個人身分進行,外交官叮囑隱去對方名字,在此僅分析其代表的法國外交界觀點。

這次利比亞變天,法國表現十分積極,不但是首個承認反對派東部政權的大國,也是力主聯合國設立禁飛區,並以此為名空襲卡扎菲據點的始作俑者,美國不過附其驥尾。法國外交官稱,由支持獨裁政權到推翻獨裁政權,這是法國國策的大逆轉,轉捩點正是茉莉花革命第一波﹕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的下台。

突尼斯革命成法國立場轉捩點

他再三強調,本阿里「並非法國總統的私人朋友」,只因他好歹是經選舉程序產生的獨裁者,法國才與他長期合作,而昔日巴黎上下都以為當地人民需要這樣的強人,也唯有這樣的強人才更能保障法國利益。直到本阿里被推翻,法國才明白舊模式再不能穩定局面,立刻改為下注各國反對派,以求證明自己「站在人民的一邊」。換言之,外交官表示法國是為了「洗心革面」才積極推動利比亞變天,而同時,法國也改變支持科特迪瓦獨裁者的前國策,改為傾向選舉上台的新領袖。其實冷戰剛結束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也曾發表類似聲明,說前法國殖民地的獨裁政權必須回應民主呼聲,不過當這些獨裁者紛紛通過民主程序繼續執政,巴黎就當完成了民主儀式。

法國外交歷來追求獨立自主,和英國不同,討厭成為美國附庸,這次高調出兵利比亞、明擺着要成為北非造王者,據外交官所言,獲得了法國國內外交界和主流民意肯定。這背後當然有總統薩爾科齊爭取連任的盤算,但就是沒這考慮,法國也會為了鞏固在北非的特殊利益而有所動作。

助變天有利地中海地緣政治

在北非,法國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大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前法國殖民地至今依然以法語為官方語言;不少國民擁有法國護照,大城市的面貌和法國南部差不多,也有法國人效法殖民時代,遷居過來生活;不少法資公司更以北非為大本營,心態一如海外華僑往內地投資設廠。利比亞雖屬前意大利殖民地,但意大利戰敗後,法國曾管理利比亞部分地區10年,也把這個法國對岸的國家納入了勢力範圍。在歐盟內部,德國希望融合東歐,法國則力主與地中海南部的北非國家整合,建立「地中海聯盟」,但卡扎菲稱這為「法蘭西新殖民主義」,利比亞只加入為觀察員,成了區內唯一例外,因此推動利比亞變天,也符合法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對於內地評論說法國是為了石油,外交官認為這十分膚淺,因為即使卡扎菲也和法國簽署了不少合作協議,「要是單為石油,我們早就得到我們想得到的了」。

關鍵人物:公共知識分子利維

值得注意的是,促成法國為利比亞反對派背書的關鍵人物,並非任何一個外交官,而是沒有任何官銜的公共知識分子利維(Bernard-Henri Levy),令這次法國的行為,也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談及這現象時,被越俎代庖的外交官面容頗為尷尬)。利維是學者兼記者,在法國政界廣有影響力,能直接面見歷屆總統,在薩爾科齊政府有類似國師的待遇。外交官坦承,利比亞變天前,法國與利比亞反對派幾乎沒有聯繫,「而我不知道反對派是誰」,首個走到班加西了解情况的要人,就是利維。利維歷來主張法國干涉人道主義災難,這是他本人的核心價值,他會見利比亞反對派後,一如所料,對薩爾科齊說「他們都是好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薩爾科齊就是信了。不久,利比亞反對派組團拜訪巴黎,外長有事外出,薩爾科齊乾脆讓利維陪同接見,那會面敲定了法國承認反對派的方針,利維在這案例的影響力,比外長更大。

與卡扎菲的親密已成過去

現在卡扎菲政權倒台,利比亞新政府各派都要爭取法國支持,薩爾科齊的豪賭暫時算是成功了。至於卡扎菲,這位外交官認為假如他及早服輸,「我們會容許他安靜在祖國渡過餘生」,不過要在位40年的獨裁者自願放棄權力,「他自己做不到而已」。外交官也透露,法國預備讓一些卡扎菲政府代表人物加入新政府,「畢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過去40年的執政勢力」,不過代表人物不可能是卡扎菲家族成員罷了。以往法國有收留親法倒台獨裁者的傳統,包括了吃人肉的暴君中非皇帝,但月前拒絕給予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政治庇護,對此外交官解釋,要是利比亞新政府接受卡扎菲出國,法國也不介意多收留一人,問題是現在人家通緝他,「法國就不能干涉了」。說回來,過去數年,外交界有不少小道消息講述卡扎菲與法國權貴的特殊關係,卡扎菲一度視薩爾科齊為伙伴,後者也公開說卡扎菲是「可以交往的朋友」,二人甚至曾在法國森林一塊打獵,狀甚親密。但隨着卡扎菲下台,法國利益又得以延續,以往種種密室瓜葛,自然「完全是垃圾」。這就是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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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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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凌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壟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扎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愈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眾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伙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裏去、也差不到哪裏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衝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產,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絕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克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台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杆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象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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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11(7月至12月)文章 Empty 回復: 沈旭暉2011(7月至12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7 pm

曾氏911﹕911十周年的「本土抽水運動」
【咫尺地球】911十周年是不少媒體的焦點,也為公眾人物提供了回顧與反思的平台。但正因為911家傳戶曉,而不少人對恐怖主義研究缺乏深入認知,以致這題目容易被借題發揮,成了香港的「本土特色」。
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自特首曾蔭權先生。他在社交網站表示,他個人從911十周年得到的「訓誡」,就是「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然後深切體會到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和平、包容和多元」的社會生活是多麼寶貴和幸運,再祈願香港市民以至全世界的人,「多了解和體諒別人,從而達至和諧共處」,就是對911死難者的最好致敬。

推論無限上綱 值得擔心

抽空而言,以上說話並無錯誤,曾先生對國際議題關注也值得肯定。問題是特首講述911恐怖襲擊的話,和政府中人談及近年社會抗爭手法的「訓誡」如出一轍,也和早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批評八十後「關起門來做皇帝」、不接受其他人意見、發展下去可能出現美國槍擊案等「訓誡」如出一轍。這推論假如無限上綱,值得擔心。筆者有不少在政府、警隊工作的朋友,真心相信911策劃者和香港示威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因為「他們都是通過剝奪其他人權利來弘揚自己相信的理念」,從而推論任何形式的激進抗爭,都有成為恐怖主義的傾向。愛國媒體近月把香港示威者和美國3K黨類比,正是以上思維的產品。

反觀在國際社會,就算政府多麼討厭類似抗爭,也不會如此傳達信息。雖然恐怖主義定義多達數百,但無論哪個學派,都會明白兩者有根本分別,並多有下列共識﹕恐怖分子是通過製造集體的心理恐慌來傳訊,作為其組織或網絡的政治行動宣言;他們不時選擇與官方、政府職務無關的對象,特別是與其「理念」沒有直接關係的平民,來加強恐怖效果。把「不和諧」這個主觀感覺,和「公眾恐慌」這項恐怖主義定義等量齊觀,只是香港政府的習慣,絕非國際社會慣例,正如好些海外議員有公開打架的往績、NGO示威會有零星流血,他們會被批評破壞和諧、可以被法律制裁,但成熟的公民社會,絕不會輕易賦予他們恐怖分子的標籤。

或認為曾蔭權同情拉登

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一周年,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說,911促使「我們矢志建立一個安全、和平、自由、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他把「安全」和「自由」並列,來消除不少人對顧此失彼的憂慮,比十年後把「包容」取代「自由」的曾蔭權得體。至於香港究竟有多包容、有多多元,梁啟智日前的文章已有所介紹(9月24日觀點版《梁啟智﹕多元豈能當空話》)。

更有趣的是,假如我們把曾蔭權的說話翻譯成外語,給阿拉伯世界閱讀,他們很可能會認為曾蔭權反而是同情拉登的,因為不少穆斯林認為911的成因,正是美國充滿「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拒絕以「包容和多元」的態度在國內外體制接納穆斯林為重要成員,沒有盡力令穆斯林和以色列「和諧共處」,才導致911這「激進抗爭」出現,所以拉登作為虔誠穆斯林,行為有其英雄成分。筆者同情穆斯林的處境,卻必須指出以上觀點,正是混淆「恐怖襲擊」和「激進抗爭」的典型。這和「曾氏911恐怖觀」的差別,不過是前者希望合理化恐怖襲擊、後者則希望妖魔化激進抗爭,而兩者都在做同一事情,就是偷換概念,與及「抽水」。

混淆恐怖襲擊與激進抗爭

別以為當「抽水」成了香港文化,水即可以隨便抽。也許是受曾蔭權感召,在911十周年當日,一位地區工作者也發表感懷。這位地區工作者的對手是來自民主黨的現任區議員,剛好在911十周年當天大婚,他覺得很恐怖、很疑惑、很憂慮,於是在網誌對支持者發出警告﹕「911是一個傷感的日子,理應不要搞什麼喜慶事情!911搞慶祝的只有亞蓋達組織。但是徐議員就千挑萬選也挑了911作為人生的大日子,而且往後還要每年都要慶祝的紀念日,真是很難不讓人將他與亞蓋達組織聯繫上。恐怖分子是最難以應付,也最奸絞(狡)的!」

一般受教育的人,自會對以上邏輯一笑置之。但這不代表這位地區工作者對提醒鄰里反恐的熱情,不是發自肺腑,起碼他的支持者會認真看待,假如他們確實相信民主黨是蓋達支部、對之寄託予反恐式仇恨,這只會像曾蔭權所言,讓「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特首牽頭,滿腔熱情的社會服務者怎會上行下效?要防止以上風氣蔓延,筆者認為無論是曾蔭權還是地區工作者,都應該修讀大專院校的國際關係課程,當中自以研究國際恐怖主義學者任教之課程為宜。這樣的抽水,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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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8 pm

天宮一號與「新星球大戰」
【咫尺地球】中國成功發射無人駕駛飛行器「天宮一號」到太空,引起西方關注,被看成是「大國崛起」新一步。然而單在技術層面而言,中國要追趕美國,在可見將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太空計劃也好、航空母艦也好,目前只是為了確保取得高端競賽的入場券,以探索在過程中能否研發另闢蹊徑的新項目,同時為中國民族主義、軟實力服務,而不是真的以技術上「超俄趕美」為目標。

不過西方輿論大都持相反觀點,認為中國會是新太空競賽主角,並認為西方應該重新投放資源開發太空,以免落在人後。這樣的輿論,教人想起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所謂「星球大戰」,正名是「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戰略防禦計劃」(SDI),時為1983年,出身荷李活的列根聲稱要在外太空攻擊敵方導彈,配合電影帶來的星戰熱,計劃因而命名。

美重整太空戰略抗中國「航天崛起」

有趣的是現在的冷戰解密文件顯示,列根宣布啟動這計劃時,美國根本未有相關技術和資金去實行,他的決策過程也繞過眾多部門,就是不能算是騙局,也明顯充滿水分。但「星球大戰」卻被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是列根的最大功績,因為蘇聯對此高度重視,一方面投放了不少資源抗衡,令國內經濟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又不斷在美蘇峰會提出「太空無核化」,失去了戰略主動權,加速了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間接也加速了蘇聯崩潰。這說法自然有所誇大,不少是列根和老布殊圈子的自我宣傳,但是蘇聯對此付出了代價,也是事實。

鑒古知今,回看近年關於「新太空競賽」的報道,當覺得似曾相識。根據同一冷戰思維,中國航天技術取得進展後,美國立刻重整了太空軍事架構,例如國防部剛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太空防禦局」,負責研究太空軍事作戰攻略,並協調不同軍種的太空作戰司令部;月前又發表了「十年國家太空安全戰略」,制訂長遠太空安全綱領,包括如何與盟國協調、太空和地面武器如何互動等。這些計劃看來自然十分高端,但科幻成分甚高,是到了實際操作,究竟有多少內容會成為事實,難說。

近年美國經濟不景,政府千方百計裁減赤字,奧巴馬已放棄了載人重返月球、探索火星等計劃,而美國若真的要大量投放資源發展太空,不但國內其他經費會受影響,就是其他軍事單位也不一定支持。以上架構重整,「星戰」意味甚濃,假如中國憤青為此雀躍,以為真的要打太空戰,才是正中美國下懷。

需中央機制統籌各國開發太空

那中國太空政策可以怎樣?事實上,太空競賽耗用資源極多,透明度不高,無論對任何國家,都不是理想的競爭平台。唯有各國都把太空視作人類共同資源,才更符合各國成本效益,也符合全人類的成本效益。問題是要達到這一步,需要有一個各國認同的機制,禁止任何國家單獨開發太空,並由這機制統籌各國科學家共同參與太空研發,資金由各國攤分。

對此,不用說其他,美國太空總署就會率先反對,而目前聯合國那個「外層空間事務辦公室」(UNOOSA)理論上也是為協調太空開發而設立的,一些相關國際條約也出現了數十年,但明顯形式重於實際。假如中國能利用目前剛參與太空發展的聲勢,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對美國施壓,在未來數十年,逐步設立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機制,讓這機制中央統籌人類開發太空的相關事宜,無論為人還是為己,才是一勞永逸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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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48 pm

諾貝爾和平獎(上)﹕利比里亞應與也門相提並論嗎﹖
【咫尺地球】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由三名女性共同獲得,分別是利比里亞總統瑟利夫、其同胞古博韋,和也門女記者卡曼。這個組合明顯要肯定女性在促進社會進步扮演的角色,以及提醒世人關注第三世界婦女權益。然而,這樣的信息未免太籠統,始終難以把三人相提並論。單是那兩位利比里亞女得主,原來份量已很夠,加上也門那位,反而令原有信息混淆。

也門得主反令信息混淆

利比里亞和也門的婦權狀况,屬於完全不同的案例。利比里亞經歷長期內戰,過程極其殘酷,大量婦女被強姦、兒童被捉去當童兵,參與其中的軍閥多屬一級暴君。古博韋的工作,正是協助童兵重過正常生活,以及讓倖存婦女掃除戰時陰影,從而引起國際關注,間接加速了內戰的終結。類似案例在非洲其他國家的內戰也有出現,例如十年前爆發「第一次非洲大戰」戰場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曾被強姦的婦女高達數十萬,那裏同樣出現被洗腦的童兵,遺禍至今未消。

至於也門等阿拉伯國家,主要是宗教、社會等原因,令婦女長期不能與男性平起平坐,個人權利與自由遠不及男性,但起碼在保護婦女不受性侵犯這方面,這些國家的門面功夫是注重的。這不是說也門女記者不值得獲獎,只是另案處理似乎更合適。

利比里亞彰顯西非合作成果

再說利比里亞內戰期間,西方各國早就群起譴責暴行,雖然阻止不了人道慘劇不斷出現,但對當地女性支持義無反顧,兩者是實則同盟關係。長期在美國工作的經濟專家瑟利夫固然和西方關係密切,古博韋也是憑一齣紀錄片在西方揚名,早得到不少國際人權獎項。她倆在利比里亞做出成績,代表了西方和非洲進步力量的合作,以及普世價值的成功弘揚。

但也門等阿拉伯案例卻恰恰相反,在茉莉花革命被推翻的均為西方盟友,也門前總統薩拉耶更是美國反恐重要伙伴。而也門其實是最早爆發示威的國家之一,但西方毫不在意,直到今天,美國還在努力物色可靠而保守的新代言人,以免蓋達漁人得利。即使近月西方不得不調整立場,它們還是努力避免過分觸及當地傳統禁忌,例如女性的角色,以免激怒傾向激進伊斯蘭的當地人。假如說那兩名利比里亞得主肯定了婦女地位被國際認同,也門的案例卻顯示了婦權並沒有被當作普世價值;前者獲獎肯定了西方的角色,後者卻揭露了西方的虛偽。其實兩者並不一定有衝突,但是當她們同一年分享一個獎項,信息就十分夾雜。

美免觸及也門傳統 惹怒激進派

事實上,利比里亞內戰作為一個議題,本身就值得一個完整的和平獎來喚醒世界關注。這個西非小國是現代非洲首個獨立的共和國,由美國返回非洲的前黑奴在近200年前建立,原來說是一切仿照美國民主制度,卻爆發了20世紀最慘烈的內戰,全國人口不到400萬,兩場內戰卻死去近40萬人,加上童兵、集體強姦、血鑽、軍火商幕後操控等諸般元素,令它足以作為警惕世人的教材。瑟利夫和古博韋能從這樣的爛攤子帶領國家復蘇,乃至出現經濟小奇蹟,無論她們是否女性,無論國內還有多少問題未解決,這本身就具有很正面的象徵意義,而且對同質性近的非洲其他案例也有鼓舞作用,例如古博韋的故事以及圍繞她的紀錄片,早就成為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的樣板教材。從前的和平獎曾單獨頒發予一些代表單一議題的得主,例如代表危地馬拉原住民的門楚,那次讓普世議題(女權)和地方議題(危地馬拉原住民)同時得到傳訊,信息比這次清晰。至於今次為什麼定要加上也門女記者,下回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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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殖民時代的港英「十字外交」前瞻未來(一)﹕港督般含與寶靈
香港今天享有的涉外關係﹐自然以中國為本位﹐而昔日英國賦予香港的同一身份﹐則自然為英國外交服務。在香港開埠初年的19世紀﹐國際秩序以海權主導﹐香港的定位對英國十分重要﹐而當時的香港國際身份﹐基本上由兩條英國銳意發展的航線交叉構成﹐我們可稱之為「十字外交」﹐值得今天的特區政府重溫。

首先是東西線。當時英國在遠東、近東的勢力範圍﹐由中國山東威海衛算起(當地清末淪為英國租港)﹐輾轉到達埃及的蘇彝士運河(埃及在19世紀中葉成為英國實質保護國)﹐途徑連串英國佔領的良港﹐包括新加坡、科倫坡(今日斯里蘭卡首都)、亞丁港(位於今日也門)等﹐香港的位置是不可繞過的中途站。基於上述背景﹐香港開埠初年的港督﹐多以「東西線中途站」的整體概念管理香港﹐經常想著如何利用香港的位置與其他港口配合﹐他們雖然名義上不過是一港之督﹐但實際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也許叫作「英國東西航督」更為貼切。

以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爵士為例﹐他曾代表英國出使太平天國﹐製訂了西方從中取利的外交藍圖﹐堪稱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而在港英的角度﹐是否支持太平天國﹐也涉及港口腹地的發展問題。

而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除了到訪太平天國﹐更曾以「港督兼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的身份作為英國特使﹐到泰國與蒙固國王週旋﹐最終簽訂了逼泰國開關的《寶靈條約》﹐可見當年港督的地位﹐較20世紀的尤德、衛弈信為高。英國派港督到泰國扣關﹐正是十字外交的一環﹐主要是為了抗衡佔領印度支那的法國。而為了增加「說服力」﹐它在19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增強香港、新加坡和可倫坡之間的海上防衛線﹐所以「港督」當時的軍事身份是有實質內容的﹐往來香港的英國軍艦並非真正要打仗﹐更主要是為了恐嚇遠近東各國﹐乃砲艦外交的一部份。寶靈向泰王扣關﹐也是為了包括香港在內的英屬遠東港口(主要是新加坡和馬六甲)﹐尋找一個共同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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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下)--也門女權與沙特女權
【咫尺地球】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其中一名得主是也門記者卡曼,她的主要成就是在茉莉花革命舉辦了一些集會,並建立了NGO「無枷鎖女記者」爭取女權。她獲獎被不少評論視為冷門,一來她始終算不上茉莉花革命的最具代表性角色,二來也門在茉莉花革命的進度拖泥帶水,三來與另外兩名利比里亞得獎者相比,她的經歷完全不同。相信諾貝爾委員會選擇她,除了要傳遞支持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也是不讓利比里亞成為單一焦點、或避免被聚焦於對本屆利比里亞大選的即時影響,才以女權之名,把卡曼也算進去。

傳遞挺茉莉花革命信息

伊斯蘭世界的女權問題自然值得關注,但如筆者上周所言,利比里亞的案例值得單獨肯定,伊斯蘭女權更應該由另一年來專門負責,至於獲獎者,似乎也有比這位也門女記者更有象徵意義的人。在阿拉伯世界,也門現政權畢竟算不上對女性最高壓的一個,狀况最嚴峻的理應是被西方視為「基本教義派」的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根據去年頒獎予劉曉波的理據,雖然沙特沒有產生革命,但諾貝爾獎也應該考慮頒發獎項予沙特婦權分子的,一來她們在極權國度搞女權運動得承受更大的風險,二來一旦她們的工作能改變社會規則,那會根本挑戰伊斯蘭對婦女的態度,潛在影響比一個也門的得主來得大。

沙特女權英雌更具象徵

在沙特阿拉伯,並非沒有合適人選值得獲獎,例如的沙特婦權保衛聯會創辦人、曾於美國居住的Wajeha al-Huwaider。Wajeha al-Huwaider有「沙特Rosa Parks」之稱,Rosa Parks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標誌性黑人婦女領袖,在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拒絕在巴士讓座予白人而成名,而這位沙特婦女也因為在沙特駕駛汽車而成為國際新聞,因為沙特婦女駕駛是犯法的。

另一個選擇是曾入選《時代》周刊「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作為首名在國內公開發表演說女性的沙特商界女強人Lubna Olayan﹕身為婦女而在沙特商界冒起已是異數,而她更進一步,擔任不少慈善團體的董事,希望用自身已提升的社會地位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有成立人權組織、主張爭取沙特婦女「失去的權利」的Kholoud Al-Fahad,她擅長通過互聯網鼓吹變革,關注點不止是法律的男女不平等,也包括其他國內「傳統文化」,例如男性經常休妻、強姦不被處理等。

以上這些人加起來,足以對沙特這個全球最保守的國家產生震盪。談起茉莉花革命時,我們經常被埃及、突尼西亞等成功案例吸引,事實上,真正的社會改變是否能出現在這些國家還是未知數,但改變也在其他革命沒有成功的鄰國蔓延開來,很擔心被衝擊的沙特就是其一。不久前,沙特國王宣布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投票選出的代表實權有限,而改革也要在四年後的下屆選舉才實行,但已被視為「劃時代改革」,因為這意味着神學家的妥協。而任何沙特作出的妥協都是極具指標性的,說到底,沙特國王最喜愛的頭銜是「伊斯蘭兩聖地守護者」,這頭銜昔日是伊斯蘭帝國的哈里發才能持有的。

美盟友缺席劉曉波頒獎禮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伊朗女律師Shirin Ebadi,她是史上首名獲獎的女穆斯林,但也沒有能力改變伊朗政權和社會,得獎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而論這意義,則沙特的傳訊價值更大。只是,沙特是美國要堅決保護、「維穩」的重點盟友,對諾貝爾獎戒心甚大,去年中國游說各國代表缺席劉曉波的頒獎禮,沙特是極少數缺席的美國盟友之一,雖然它要靠美國保護,但一直不滿西方干涉阿拉伯內政。這些政治原因是否諾貝爾獎考慮範圍以內,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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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美關係之謎(一)﹕由維基解密談起
根據《維基解密》﹐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事館的定期訪談對象﹐對此一些中聯辦駐港官員作出罕有回應﹐批評美國不應介入香港內政。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

正如筆者曾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發表的英語論文所言﹐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象,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係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係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係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二十世紀。」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而金衛星、王為民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香港成了一個推翻共產中國的重要基地。為了維持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資訊服務部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宣傳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成了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六十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資訊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隻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家參與,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直保持低調。但是美國的低調,並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地,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回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係﹐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六四事件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國會議員當作為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的常年報告。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十年﹐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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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50 pm

美港關係之謎(二)﹕《美國─香港政策法》
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美國-香港政策法》,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一直到最後一份公佈的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美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保護和民主機構的推廣相當重視。美國有責任在香港宣傳民主價值觀念、確保港人治港和支持邁向普選的穩定發展。香港人有著許多與美國民眾相同的價值觀念和關注,也建造了一個基於法治及尊重公民自由的香港社會。」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郭明瀚重申了美國國務院的立場,他表示:「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郭明瀚的立場,與曾接受筆者訪問、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公共事務部主任理查德.史德斯的論點大同小異。

報告中﹐有關人權及民主發展的部份,最能充分表現出美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以及突出中國內地與香港在政治體制、規範及價值觀念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讓美國反而比中國接近香港的核心價值。美國手持了這張「皇牌」,就得到了切入內地同一議題的話語權﹐通過希望中國允許香港保留上述特色,來促進中國同方向的改變。對此﹐華府覺得是順理成章﹐但北京自然是難以接受的。

此外﹐《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對經濟開放自由和資訊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繫美國的特殊角色。港美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一九九四年的二百一十億美元﹐增長至一九九七年的二百四十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報告,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這些數字能否證明港美經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畢竟美國經濟不大可能依賴港美之間的貿易﹔可是,從香港的角度看,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卻實在重要﹐因此《政策法》若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這是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的。

在這層面﹐美國對香港倒是高度肯定的﹐例其中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出:香港仍然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而美國公司繼續對香港商業環境感到樂觀。這包括香港自治和公正的法律制度、資訊的自由流動、低稅收及發達的基礎設施。香港美國商會於二零零四年年終進行調查,其中百分之九十七的受訪會員表示,預測未來三年、每一年的商業環境,將會達到「優」或「滿意」的水平。美國及其他外國公司依然認為,作為中國及亞洲地區指揮地標的香港相當有吸引力。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勞倫斯.桑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他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經濟自由與其他方面的自由之間,沒有存在任何防火牆﹔資訊自由流動,對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強壯的金融體系是不可缺的。資訊自由流動對於香港、中國的繁榮﹐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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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51 pm

假如卡扎菲沒有「從良」
【咫尺地球】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被殺身亡,死得相當難看,遺體還被示眾。不少評論認為這是正義的彰顯,會對其他獨裁者帶來警惕。但究竟這是警惕,還是帶來反效果?

政績像樣的獨裁者

大概很少人質疑卡扎菲是一名獨裁者,但他的政績,起碼在獨裁者當中,是像樣的。論及他的兩大罪名貪污和殘殺異己,規模均遠不及不少被西方當作上賓的國家元首,例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由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執政至今,現在積極部署家人接班,國家有大量石油資源,掌握其命脈的自然也是家人。他對境內異見人士極高壓,卻沒有像卡扎菲那樣大搞福利,甚至連提高哈薩克斯坦民族意識也沒有成效,不少學者預言那會成為混亂的溫床。但由於哈薩克斯坦綜合國力強,中、美、俄三大國爭相拉攏,這位獨裁總統在國際社會被稱為「中亞雄鷹」,而不是「中亞狂人」。就是中亞最殘暴、足以和金正日相提並論的土庫曼斯坦前總統尼亞佐夫,在一切人權指數名列榜末,但也沒有被國際社會正視,還得善終。

這些國家獨立時的條件,遠比卡扎菲接手利比亞時好得多。1969年,利比亞國民識字率只有10%,現在已超過90%,而今天利比亞的國民平均壽命高達77歲,營養不良率低於美國,貧民比例低於荷蘭,婦女地位冠絕阿拉伯,而利比亞的免費住屋醫療等福利,起碼在卡扎菲執政前期得到不少支持,甚至有觀察員發現,就是在今天,也有不少西部利比亞人真心擁戴卡扎菲,只是西方媒體不報道而已。

利比亞福利勝歐美

當然,這些觀點、數據和見證大都來自左翼機構,例如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俄羅斯媒體,或戰地女記者Lizzy Phelan,右翼評論員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形式主義,並強調卡扎菲侵吞數百億國家財產。但不能否認的是,利比亞反對派從來不成氣候,就是在1980年代美國最希望推翻卡扎菲之時,也沒能裏應外合,群眾基礎薄弱,多少也反映卡扎菲治國並非一無是處。

9.11後,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卡扎菲感到唇亡齒寒,大幅度調節外交政策,承諾不發展大殺傷武器,撤回對反西方組織的經濟援助,對利比亞人被指製造的洛比克空難巨額賠償,然後與西方列強進行石油貿易。他希望這些讓步令西方重新接受利比亞,曾露骨地表示利比亞放棄了從前的路,西方理應回報,暗示應得到不被推翻的默契。短期內,這策略似是成功的,英、法、意都把他當貴賓,貝理雅和安德魯王子都和他稱兄道弟。

與西方做生意變腐化

諷刺的是,卡扎菲真正的悲劇,卻是在那時開始。他「從良」之時,執政已三十多年,政府的革命熱情早已消逝,而這時候出現與西方做能源生意的機會,又完全推翻了卡扎菲革命的理論基礎。自此卡扎菲政府迅速腐化,這是他立國以來沒有遇過的危機,不少福利項目開始難以落實,青年人特別感到不滿,他們看到這個政權已變質,但看不到反對派很可能還要墮落。

卡扎菲為了得到西方信任,把打擊蓋達和伊斯蘭激進分子列為主要「政綱」,這卻令從前被他以宗教熱情鼓動起來的人民感到迷惑。而有了反恐這個需要,利比亞官員也就更名正言順地清除異己,因為他們以為這已成了西方接受的公式:即用打擊蓋達,換取西方對各國政權順道剷除異己的默許。殊不知這不但令卡扎菲進一步失去民心,西方也在抽後腿:不少西方釋放的疑似恐怖分子被送回阿富汗、伊拉克後,都輾轉來到利比亞東部建立新根據地,他們也是利比亞革命的要角之一。

獨裁者震撼教育﹕勿信西方

在這情勢下,配合了鄰國茉莉花革命的大氣候,利比亞小衝突瞬間變為內戰,但要是沒有北約空襲,叛軍也不可能獲勝。卡扎菲的軍隊是不可能與北約空軍抗衡的,但其實北約也派了不少地面和情報人員協助叛軍作戰,要是卡扎菲政權還擁有大殺傷武器,北約卻可能投鼠忌器。同一道理,要是卡扎菲保持對國際恐怖組織的財政支援,這些盟友為了理想也好、為了金主也罷,也可能發動恐怖襲擊聲援,而以奧巴馬的政策,是不會冒恐怖襲擊大幅提升的風險來推翻卡扎菲的。

但由於卡扎菲已「從良」,籌碼所剩無幾,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兩年前才被「加冕」為「非洲萬王之王」的他,居然連政治庇護之地也找不到,想他在死前一刻,必然極度後悔。至於他昔日有否和西方國家達成默契,也將成為永遠的秘密。要是卡扎菲能體面下台,其他獨裁者受感召而效法,還說得通。但極愛面子的卡扎菲以最沒有面子的方式與世界道別,過程被直播,對獨裁者而言,他們得到的教訓恐怕不是不要貪污獨裁,而是不要相信西方,最重要裝備自己。

獵巫風起和平不樂觀

至於對利比亞而言,不但卡扎菲死得震撼,連半年前就從卡扎菲政府倒戈到反對派的前內政部長、擔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的尤尼斯(Abdel Fatah Younes),也在不久前離奇暴斃,全身燒成焦炭,疑為內訌所為,死因據說是和卡扎菲藕斷絲連。似乎利比亞過渡政府已像不少「革命」團體那樣,邁向發掘內奸的獵巫階段,這樣的氣氛,只會製造內戰的土壤,和平前景殊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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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六 4月 06, 2013 4:51 pm

港美關係之謎(三):美國對香港政改的態度
然而﹐若假定美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局限在《香港政策法》的官方內容﹐也是不設實際的。根據這法案﹐美國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香港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這是美國駐港官員的官方立論。但是就香港近年出現的兩次政改方案﹐美國卻作出了大為不同的姿態﹐顯示了美國在香港政策不但扮演了一定角色﹐而且這角色甚至可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

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1)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2)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3)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訊息已廣泛傳遞﹔(4)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出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導「美國支持政改」。連北京一貫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蘋果日報》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一切十分不尋常﹐充滿著懸念。

對比下﹐英國的態度則相對劃一。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2010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上述落差對香港公眾而言並不明顯﹐但對居中人而言﹐足以在政圈內產生震撼﹐並由此產生了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相信北京為瓦解香港的泛民主派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成功爭取美國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個說法則認為北京強硬派其實希望方案拉倒﹐以免香港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已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與他們友好的溫和民主派就可能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誰是誰非﹐就得自行判斷了。

以上港美互動不止是密室政治﹐也帶來了港美關係的根本改變﹐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昔日香港政客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事務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香港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以往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會視之為民心回顧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鉤﹐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香港政客為美國的新代言人。沒有了李柱銘等人與美國的公開聯繫﹐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越來越弱。當美國國會議員發現香港對他們個人的仕途沒有利益可言﹐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就會逐漸降低﹐結果香港的國際化可能逐步退減。但北京是不會和美就處理香港事務達成完全默契的﹐因此中美就香港問題所表露的猜疑﹐還會繼續存在。
4)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份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層面的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因此香港是否再推出爭議性的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非但要看民情﹐還得看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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