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5(1月至6月)文章

他信連任與CEO管治危機

泰國首相他信連任，成為繼《國王與我》的蒙卻王和朱拉隆宮王以後最知名的泰國人。根據近年特區「與國際接軌」的視野，果然立刻有評論「分析」泰國人民選擇和諧穩定，「所以」香港需要強勢領導……(下刪萬字)。

能夠與他信比較的案例自然不在香港，而應該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二人都是超級富豪，都以行政總裁(CEO)方式治國，都以口沫遮攔著稱，都壟斷傳媒，都是超級球迷。為何「CEO治國學」在冷戰後才普遍化，這又是否管治危機的出路？

CEO 治國源頭

意大利政壇二戰後形成了類似日本的萬年體系，共黨萬年在野，總理不斷更迭，卻來自同一個右翼聯盟，體系的穩定自然與恐共症有關。至八十年代末，執政聯盟出現司法人員被黑手黨集團式賄賂的醜聞(稱為ManiPuliteAffair)，選民還是接受不了共產黨，於是貝盧斯科尼組黨參選，憑藉他在球壇的知名度和對傳媒的控制，一時成為「清流」，忽然當選。

泰國在冷戰時則由軍人干政，並得到美國默許，因為鄰國都「淪陷」共黨，令右翼獨裁者成為必要之惡。後來軍人半推半就還政於民，民選政府卻備受貪污困擾，又出現金融風暴，民眾對所有現存政黨失去信任。他信由組黨到勝出比貝魯斯科尼稍長，但也不過用了3年。

單看兩黨的名稱「泰愛泰黨」和「意大利力量黨」，沒有自由民主共和一類老牌用字，已表明它們沒有經過冷戰的泛意識形態洗禮，可見兩大亨都是乘着舊格局瓦解上台，其間更大量利用個人資源和社會網絡。這樣的優勢在和平盛世並不顯著，在範式轉移的臨界點卻變成關鍵。

CEO 治國模式

二人上台後的政綱似是大相徑庭，貝氏提倡列根式減稅，他信則創立嘍囉吹捧的所謂「他信經濟學(Thaksinism)」，大搞民粹福利主義，代表作「三十銖治百病」和「一區一產品」依稀有八萬五影子。但是他們真正的政綱只有一項：效率和反官僚主義。

二人是商界精英，執政後都要求下屬像對待CEO般向他們隨時彙報，一切據死線和quota行事。兩國國民正是欣賞這樣的雷厲風行，但這只是對CEO的信任，而不是對公司的信任。兩國政治飽歷50年官僚醬缸，管治機器本身已失衡，二人才有機會上位，所以無論政策是左是右，只要令機器重新運作，貝氏和他信便功德無量。但機器理順了，二人放手大幹，卻可能是另一回事。例如「他信學」的開支並非泰國能長期承擔，福利主義也不是防止泰國金融風暴重現的藥方，泰國的借貸更令人憂慮；貝氏的稅務改革同樣不能解決官商黑手黨三重勾結的客戶主義(Clientalism)，也未能配合歐盟的貨幣政策要求。二人的處事作風上升為一種信仰，本來就是危機。

CEO治國的另一特色是公關特強，本末卻錯置。二人每次面對危機都仿傚商場作風，利用媒體聲東擊西，顯示個人魅力之餘，也令外間以為另有大計。例如貝氏外交陷困時會忽然批評AC米蘭為何只用一名前鋒，他信在禽流感高峰除了示範「日日食雞」，也大談收購利物浦。如此伎倆足以令「公司」年度業績持續發展，「公司」的結構性問題，則不妨留待下任CEO承擔。

1992年美國富商佩羅特自資選總統，民望一度力壓老布殊和克林頓，也是按照同一道CEO公式，美國人卻在馬拉松競選過程領略上述本質，最終返回主流。今天貝氏和他信成為強人，對民主都持有一定犬儒態度，都有「大公司沙文主義」的傾向：貝氏崇拜墨索里尼，他信亦自比布殊，對分離主義鐵腕，對外言論則以「串」著稱。因二人壟斷國內傳媒，泰國兩院制的監察制度尤其失衡，CEO的地位表面上似是更加穩固，但兩人的政黨都是一人黨，黨大會完全走過場，沒人知道若他們欣賞球賽時心臟病發，國家會怎樣，「黨」又會怎樣？

新教宗@全球化廿一世紀

若望保祿二世幾乎比《教皇錄》所有教宗都神聖，不過他對教廷的最大貢獻，並非協助瓦解共產帝國、或擁有面斥布殊的驕人履歷，而是為梵蒂岡設下全球化時代的獨特角色。若上帝賜予新教宗足夠智慧，「教宗之死帶來世界末日」一類花塔瑪預言又不成真，梵蒂岡的國際地位還有上進空間。

「 全球最大 NGO」

政治學者DavidRyall把梵蒂岡稱為「全球最大NGO」，因為這位教宗刻意劃定若干普世價值為「運動」方針，採用民間壓力團體的「lobbying」方式向全球施壓。施壓對象並非個別政府，而是整個國際法體系，這唯有教廷做得到。

梵蒂岡「NGO化」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1994年的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一個是1995年的北京婦女會議。會議期間，教宗親自指揮全體高層游說所有國家反對墮胎，重點「鬥爭」對象是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當時克林頓堅持墮胎是天賦人權，教宗並沒有糾纏於道德字眼，反而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反制。一方面，教宗鼓勵美國國內的天主教會向克林頓政府施壓，動員力量包括美國內部的選舉樁腳(這樣梵蒂岡能夠避開直接責任)；另一方面，教宗與伊斯蘭教國家結盟，依靠「第三世界票」阻止美國通過全球墮胎合法化議案。這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對非政府組織卻士氣大振。

當然，教廷在各國都有官僚支部，是梵蒂岡能夠同時肩負國家和NGO責任的先天因素。所以美國汲取教訓，近年密謀自我「梵蒂崗化」(參見本欄前文)，令廿一世紀可能成為這兩大勢力的戰場。

梵蒂岡大公會議的遺產

教宗也是全球化理論「人權高於主權」的先驅，不過他的體系相當有技巧：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但同時認可國情相異。是否挑戰各國政權，表面上下放到各地主教，容許了模糊化的空間。

上述理論基礎源自著名的「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1961-1965年)，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把教廷定義為「有形可見、又是精神的團體」，鼓勵教友參與政治生活。這種參與不同於過往教宗與墨索里尼簽訂互相承認條約、秘密協助納粹戰犯逃往南美等不光彩往績，只是以社會建構主義(SocialConstructivism)為基礎：即通過在非教會主導的國家建構話語權。例如在波蘭無人談論人權時設立「人權小組」，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慢慢改變在地國的意識形態。

「梵二會議」讓各國主教調節政治立場，特別是中南美洲的教會開始轉向反政府陣營，扭轉了教會和右翼獨裁政府的合作關係。背後原因是同一會議讓本國語言取代拉丁文彌撒，簡化宗教儀式，令天主教平民化、本土化。若望保祿二世把本土化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特別重視樹立黑人、華人等虔誠樣板，以示天主教與世界各國都能夠兼容並包，刻意利用足球、搖滾樂一類全球中介軟性傳教，維持天主教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教宗加速共產帝國崩潰，是全球化重要里程碑之一，印證最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對梵蒂崗的NGO政治，居然毫無還擊之力。

教宗以跨國方式讓「教廷價值」不斷擴大，但策略與布殊相反，對單邊主義深惡痛絕，這是他最受肯定之處。他曾有下列名言：「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機制使全球化走上正軌」，所以反對自由市場取代道德規範，反對布殊把福利主義視為妨礙窮人上進的思想，提倡「一種不剝削他人的全球化觀念」，視同時信奉唯物市場主義和宗教至上的美國新保守運動為比蘇聯欺騙性更大的「敵基督」。

跨國機制的最後守護神

現在世界各國有的提倡劃一的價值，接受單邊獨大；有的強調國情、寄望聯合國一類平等體系。教宗希望成為兩者的調和，以天主教道德價值建構各國平等的機制。若個別國家不接受教廷的前提，則通過對蘇聯的「滲透模式」、對美國的「lobby模式」兩大武器，逐步改變當地的意識形態，而在牌面上卻會無限尊重各國的尊嚴。這道公式足以成為梵蒂岡跨世紀接班人的指導思想。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與時並進的政治家。

贊比亞中資工廠爆炸的政治餘震

贊比亞一所中資礦用炸藥廠大爆炸，數十名當地勞工死亡，成為贊比亞國難。遙遠的新聞帶來罕有的反應：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表哀悼，責成贊比亞大使徹查責任，外交部召開緊急危機會議，商務部亦作出自我檢討。另一邊，部分贊比亞人衝擊華人民居，視中資工廠為剝削本地人的邪惡黑金，雖然被內地媒體按下不表，但反映號稱「第三世界友誼樣板」的中非關係，已出現為人忽視的戲劇性轉變。

坦贊鐵路浪漫傳說

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KennethKaunda)是非洲獨立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在倫敦蠟像館也有他的位置。他形容中國人民是贊比亞的「全天候朋友」，曾肉麻當有趣地如此歌頌毛主席：「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三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三種您都具備。」這種「友誼」，源自中國在文革時代投資興建的一條「坦贊鐵路」。

據內地官方教科書記載，這條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鐵路「打破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保證了贊比亞的主要收入來源，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它譽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這是因為贊比亞作為內陸國家，獨立時沒有途徑到達東岸沿海，當時的鄰國南非和羅德西亞又是白人種族主義當道，只能依賴東邊的坦桑尼亞對外接觸。贊比亞作為當時的泛非主義代表，美蘇都無意提供興建鐵路的無償援助，在人棄我取下，中國成為正義的朋友，獨力以十億元人民幣支援鐵路興建，派出工作人員5萬人次到坦贊兩國，投資總額直至現在還是歷來最大經援之一。中國人民在贊比亞如何備受尊重的種種傳說，自然迅速傳為佳話。

文革外交後遺症

文革後，坦贊鐵路卻成為中國外交的最後悔投資，更淪為國際笑柄。鐵路從1976年通車開始，每年使用量都嚴重不足，成為國營企業的浪費樣板，不斷流傳「工作人員駕駛汽車尋找火車滯留在哪裏」一類真實笑話。自從白人政權羅德西亞在1980年變成黑人政權津巴布韋，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又告終結，贊比亞對外運輸已全面取道南方，坦贊鐵路連僅有的政治功能亦不復再。目前中國還要為鐵路的私有化爛攤子提供援助，實屬無可奈何。

學者每提起文革外交的好大喜功，都以坦贊鐵路為不二例子。中國人民普遍對如此化財心有不甘，逐漸認為坦贊都是騙子，而且忘恩負義。例如拜毛澤東為偶像的坦桑尼亞國父雷尼爾(JuliusNyerere)居然充公中國運往安哥拉UNITA游擊隊的軍備，贊比亞正籌備興建通過莫桑比克出海的新鐵路與坦贊打對台，去年甚至沒有阻撓當地法輪功「起訴」中國官員。留在贊比亞的華人逐漸喪失當年支援「阿非拉人民大團結」的純真情懷，新晉中資進入贊比亞，便飾演起新角色。

中國新殖民主義？

贊比亞經濟全靠銅礦出口，一度相對富裕。但近年國際銅價大降，贊比亞甚至出現饑荒，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債，代價正是全面開放市場。中資公司在這時配合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和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規則，大舉走進非洲，本來就有一定投機性。同樣崇拜毛澤東的加納獨立英雄恩克魯瑪(KwaneNkrumah)有名著「新殖民主義」，形容非洲各國非殖化後，前宗主國依然通過潛規則繼續控制本國經濟命脈，並視之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步。

這次爆炸發生後，贊比亞工會領袖義憤填膺，認為中資企業搞變相殖民，「奴役贊比亞廉價勞工」，政府亦沒足夠措施規範投資者。措辭就像當年對帝國主義的批評，贊比亞人民也就將中國公司和新殖民企業等量齊觀。當曾經是浪漫主義教材的坦贊鐵路變成中坦贊三國的共同負資產，瓜田李下的「中國新殖民主義」固然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一場爆炸的政治餘震，亦足以讓一泡大國夢回到現實。

《2047虛無威權》星戰前傳之白帝君臨 董黑帝到曾白帝

「我們」終於要「選」特首了，實在太興奮了。當然，劇本早已就緒，結局像《星戰正傳I、II、III》早已成既定事實，眾望所歸的曾蔭權將成為銀幕焦點，不同蛋散各歸本位、各師各法，共同促輳成白帝君臨國泰民安的樣板戲格局。爵士風塵僕僕、四出曝光；政客公開投誠；商賈高調力挺；權貴走音唱好；問責官員陸續表態支持。最後，明君將會勝出漂亮一仗，高票當選，順道獲得MandateofHeaven。

整個鋪排，親切得很，儘管制度的封閉依然，卻show味十足，這次「選舉」跟2002年那次一模一樣。奇怪的是，一些未為人發現的邏輯，令整個局勢截然不同。文：陳智遠沈旭暉張韻琪

當時

董某自動當選，社會怨聲載道，批評過程黑箱作業，任人肆意操盤。今天曾某自動當選，社會欣然接受。就連龍套要角拿不到足夠選委提名，媒體的回應是兩人不自量力、不識時務、博宣傳。

沒錯，曾蔭權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認同；沒錯，市民對政黨的執政能力心存疑慮。但是只要把鏡頭推回兩年前的香港，大家不禁會問，當時社會對政治改革的期盼，在短短兩年內，已成絕唱。「愛金」、「愛穩定」、「愛好皇帝」等modelan-swer，似乎都不是圓滿答案。或許，我們要把鏡頭再推到97年，從香港回歸說起。

驀然回首，回歸8年對港人來說，原來是一段痛苦迂迴的探索歷程。「我們」在各方面尋找新身分、新定位、新方向，「身心俱疲」，應往哪裏去？答案依然模糊。最終，人心迷失，「我們」同樣迷失，「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也許，「我們」曾經努力尋找新的身分認同。在殖民統治庇蔭下，港人身分的優越性，原來建基於大陸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落後之上，是所謂「地雷論」。當殖民統治結束，港人陷入「誰是我者、誰是他者」的迷思，大陸高速發展，香港經濟衰退，在極力維護港人身分優越性時，「我們」找不到在中國的新定位。偏安一隅的心態持續，在國際間的座標漸失，「我們」進退失據，狹隘本土視野萌生，「去國際化」及「去中國化」同樣使港人感覺踏實，心靈卻愈來愈迷失，「我們」既如以往自大，又心生夜郎的自卑。

迷失的人，對標籤往往情有獨鍾，而「我們」的光譜離奇地只有「民主」及「愛國」兩個選擇，及「支持普選」與「和解穩定」的所謂政綱。愛民主的人愈來愈愛民主，愈來愈愛，變成了一具圖騰。我們不知道除了「0708普選」口號，民主基本教義派愛不愛美國的鐵三角政治，若他們不愛，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會一起告訴你，「反對官商勾結」又與民主有什麼關係。愛國的人也愈來愈愛，他們說香港要和諧穩定，但你們的個人歷史告訴我們，實在不知道愛國和穩定有什麼科學關係。

當現代社會利益愈趨多元，分層複雜，對經濟方針、福利制度、資源重新分配理念的討論，與「民主---愛國」光譜的邏輯結論，居然是愈來愈虛無。這是8年評論文章的典型：政治理念空洞化，政治制度失效，政治光譜脫節，政治爭拗持續，市民不信政府、不信政黨，議員及政治人物的權威一落千丈，政治改革大家卻又不知從所說起。好，很悶。

後七一•後董•後虛無

七一遊行，也許，曾經令「我們」看見曙光。當時的說法，是民間力量獲得全面釋放，社群開始自我組織與動員，推動公民運動，傳統由上而下的行政主導體制，受到講求民間參與、分權、充權的由下而上邏輯衝擊，民主改革訴求響徹雲霄。可惜，現在的說法，是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其實無以為繼，無人能夠把能量轉化成真正有效正面的改革力量。張力之下，民粹情緒逐步抬頭，中產階層又覺得「後七一」政治格局貨不對辦，惹來連串反彈。

八年了。「我們」不斷探索、不斷失望。也許，大家累了、煩厭了，還是看不到出路。不用「時事評論員」提醒，當全城人對身分、政治、社會及出路感到迷失與無助，自然是威權政治抬頭之日。中央宏觀調控，一切推倒重來，不孚民望的特首離開，帶點港英政府色彩的人選接任，真的完全迎合「我們」不知方向的需要。硬的威權主義利用傳統軍隊、威力警力及政治機器令人臣服；軟的威權政治靠傳統權威、魅力及民望確立，當賢君明相在全民迷茫之時空降，救世主的光環已自動，或非自動，在人民心中浮現。

董去曾來，新人事新氣象，一切塵埃落定，全民拍手歡呼，愛上強勢領導。一切有關體制改革的訴求，已被拋到九霄雲外。難道兩年前的民主浪潮，真的只是為驅除政治無力感而尋求的剎那精神自慰？

超建制•超威權•超強勢

到了建華八年最後1日，透過超建制部署，確立潛建制邏輯，不需直接干預，「我們」的政治局面已經大致受控，「我們」的政治軌道亦悄悄轉向。當宏觀高人直接參與本地政治博弈，我們發現「港人治港」真的很可愛，政府繞過政黨直接打的民意牌真的很可愛，管治權威的強人更加可愛無倫。2年與5年，50與100個選委提名，reallymatter？

按照劇情發展，愛民主的人會愈來愈愛民主，愛國的人也會愈來愈愛國，直至若干年後，大家不再理會你是愛民主還是愛國家。當一切都掏空了，概念被無意識地偷換，忽然白帝君臨，今天應該很高興，

雖然他的角色和「你們」都格格不入。用回政客的術語，「你們心裏明白」，什麼是50年不變，也就是50年後的不變，那時候必會出現全民普選，真正的民主；當選人士必定愛國愛港，真正的苗紅。童叟無欺，十足真金。

既然我們這麼愛政府，愛上「強勢」領導，「我們」的政府自然和先知的澳門一樣，自然不會對北上尖子和南下優才擔任AO的愛國民主熱情視若無睹。我們亦知道，由於香港沒有在野黨的概念，只要一天還是這樣「選」，忽然出現的「選舉」只會永遠有利建制精英，任何「正反」立論或「越級挑戰」，都是粉飾太平的頌歌。也許被掏空的不止是愛國和民主的概念，而是整個大概念，「它」曾經有一個名字，叫「香港」。

對歐洲憲法說不的化學整合

法國公投否決歐洲憲法，各方評論已作出大量分析。但若是時光倒流3年，當時的歐洲人對今天反對歐憲的理由，可能未必人人理解。

哈伯瑪斯的預言

影響一代人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Habermas)曾在2001年接受《德國時代周刊》訪問，題目為「歐洲是否需要一部憲法」。當時他提出依靠憲法制衡他深惡痛絕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世界觀」？哈伯瑪斯的定義，和今天投反對票的人大概大同小異，包括以下4點：

●「民主的經濟學觀念」：即新自由主義的國策公式，按新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即「把國家公民還原為一個市場社會的成員，把國家重新定義為向顧客提供服務的企業」；

●「後平等主義社會的社會道德圖景」：他的所謂「後」，指的是社會對個別議題的拒絕、排斥和邊緣化，幾乎就是沒有「社會道德」的圖景；

●「一種策略性的要求」：即政府功能的無限縮小，除了自發形成的政策外，再沒有更好的主導性政策；

●「人的人類學形象」：也就是「人」只是作出合理決策的經營者，在人類學光譜的一件品種，「剝削自己的勞動力」。

為什麼哈伯瑪斯眼中的新自由主義能夠用歐洲憲法制衡，投反對票的法國人卻認為歐洲憲法只會促進新自由主義？除了哈伯瑪斯能否「與時並進」的個人問題，我們應該重視兩個因素：九一一的劃時代影響，和「左右圓軌理論」的應用。

「 反美」+「反美式新自由主義」 的化 學作用

曾幾何時，美國和歐洲是堅定盟友，到冷戰後開始降溫，但只是以地緣政治的理由自然降溫。直到九一一，歐洲才對反美的「哲學理由」得到共識：即維護歐洲的公義平等傳統。據相當部分人理解，這等於凡是美國的模式都應拒絕複製，而歐憲以及「讓歐洲變得更富市場競爭力」的綱領，被演繹為典型的美式語言。按簡單邏輯，投反對票就等同「向新自由主義說不」，甚至一如歐洲左翼報章所言，是社會民主和「人民力量」的勝利。

問題是這樣的理解和哈伯瑪斯的理解恰恰相反：他一直認為歐憲能夠幫助歐洲建構超越「人民民族意識」(Volk-snation)的「公民民族意識」(Staatsburgernation)，確立歐洲政治公共領域的準則，更好地推動社會民主理念。事實上，「反美式新自由主義」和「反美」並不是相同概念，但九一一後卻逐漸合二為一，稱之為「反美國主義」，這是令法國否決歐憲的宏觀背景。

左+ 右的化學作用

還有一個被評論忽略的弔詭。根據歐洲左報演繹，「說不」就是反全球化等社運人士的勝利；根據中國不知還算不算左的愛國報演繹，「說不」卻是代表「法國國家主義」抬頭，並有一系列對所謂「法國人民族性」的妙文出籠。表面上，這兩套說法南轅北轍，反全球化人士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一向被視為左右兩極，除了在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結盟的中國，兩大陣營通常不會因為反對歐憲一類議題敢於合作。

但對一般投票者而言，這兩套思想卻不一定不能調和。一位疑歐老人深愛法國文化的同時，也會將「社會民主」延伸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法國文化核心價值」之一；一位社運青年即使以反抗全球不公義為己任，按哈伯瑪斯的理解，由於還未有歐洲意識的正式整合，他們也不會對「人民民族意識」無動於中。基於部分歐盟要員推動歐憲的急進策略，兩種原來相衝的意識形態愈來愈crossover。當歐憲為左和右找到交接點，像畫一個圓圈那樣殊途同歸，這種化學作用，就不是單一價值面向足以涵蓋。

歐憲起草人德斯坦貴為前法國總統，哈伯瑪斯忝居當代哲學龍頭，他們的夢想和「說不」的人，原來大同小異。但是因為上述兩個計算以外的化學作用，歐憲就宣告緩刑，對二人而言，實是一個黑色幽默。

十億四個基本教義 三種公民社會一個未來

十億是他們的故事，但不妨說說Roundta ble 的故事。半年來，我婉拒一切個人訪問，除了星期日《明報》的唯一例外，尤其不敢代表 Roundtable受訪，因為會員的共識是抗拒團體淪為卡片酒會的頭銜。一直被叮囑寫一篇不得花拳鏽腿的文章，澄清一些誤解，惟害怕成為傳銷。於是我和我們彷彿很神秘，惹人遐想。當十億成為新聞，也得自說自話。

文：沈旭暉Roundtable召集人

這是供稿的第三年頭，一直膚淺地堅持「他者」的角色，「我」從不是什麼。Roundtable浮現半年，沒有一篇官文，因為它只是 incubator，會員各自表述、立論相衝，正如三位港大教授沒有密令貫穿，但有identity。所以「我」沒有以「Roundtable召集人」名義「活動」。說這些廢話，因為文章是對所謂原則的破例。但願是最後的破。

我不認識李嘉誠先生，大概也無緣成為御用文人。一位企業家向大學捐出巨額的社會反響，與使用港大醫學院萬分之一資源的Roundtable困局，卻有相當共性。邏輯大同小異：財團有黑手或陰謀→私利→捐獻→回報→玉成陰謀。

十億是他們的故事，但不妨說Roundtable的故事。半年來，我婉拒一切個人訪問，除了星期日《明報》的唯一例外，尤其不敢代表Roundtable受訪，因為會員共識是抗拒團體淪為卡片酒會的頭銜。一直被叮囑寫一篇不得花拳鏽腿的文章，澄清一些誤解，惟害怕成為傳銷。於是我和我們彷彿很神秘，惹人遐想。當十億成為新聞，也得自說自話。

Roundtable之謎

我在2003年回港，當時在科大擔任教授國際關係的訪問學者，向牛津博士學位申請遙距續寫論文。導師預言這教我晚三年畢業，自然言中。巧合地，回港前一周，一面之緣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前行政總裁李正儀博士致電英國，說撰寫政府台灣顧問報告的研究員忽然離去，希望立刻替補。我說可以一試，只因相信隨緣的哲學。及後輾轉認識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

顧問報告是外快，我此外從事其他全職兼職義工，包括教育行政、媒體支援、大學兼任講師、更愛的曲詞寫作，以及偶然組織的兩個選舉研究計劃。計劃使用研究所牌頭，完全自治，性質已是Roundtable雛形。後來這群青年不願和研究所整合，主要是管理文化衝突，對理念和獨立的追求，乃至對本人不切實際的期望，才註冊新團體。現會員約有三分之一來自當時所認識。

我們一些理想和堅持，不知何故，觸碰着不少前輩也許久違的赤子熱誠，包括自居李鴻章的葉先生。新組織經費，曾在分家下厚着臉皮向他籌措，但他的財務職員有相當反彈。一輪擾攘，我們草擬教育計劃書，繞過官僚交予葉夫人，耀華教育機構校監：她機構的教育經費嚴定不能觸及政治背書，以免家長反感。我們保證研究就是研究，Roundtable就是Roundtable，不會出現任何立場壟斷，只會使用公民空間和中介，改變社會由「基本教義派」主導狹隘思想的現實，期望知識下放普及教育，建構有國際視野、學術邏輯和超越左右的新世代文化價值。行得很的官話，其實就是真言。葉先生捐出的就是一本書和開幕飯，原來拒絕署名，我們天真堅持「贊助禮儀」，竟一錯如斯。及後我們得到其他教育基金和一些友好的經濟援手，例如新力量網絡的前輩學者。我們會員也勉力支撑，一般是將稿費電台電視外快全數捐出。以奉獻五位數字其中三人為例，我工作兩年，陳智遠去年中大碩士畢業，張韻琪是著名低薪的 NGO幹事，財力心中有數。每天約見財團基金富翁大學媒體各式人等，教人明白 Fundraising、企業管理、capacitybuilding的學問遠比學位困難；發掘捐款人歷史的學問，亦非我們所長。

索羅斯•抽水機理論

葉夫人多次問為何贊助沒有前提、命名權不過問、對新贊助樂觀其成，外間還認為別有用心。葉先生問何以他贊助民協當代新力量，受眾不惑；他也在進念董事局，反而是我們請他避嫌。除了勸我不要寫這文章浪費青春，「一輩人一輩事」的老人喃喃，他沒有提過Roundtable片言隻字。我不知道他們還願意支持多久，但我相信，外間也許欠他們一點公道。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A ，協助贊助人政治利益；B ，這人是特務白手套。假如是前者，可以行動判斷，公道自在人心，證據是0 ；假如是後者，一切都不能行動判斷，成了純粹陰謀，陰謀自在人心，證據也是0 。

我們來自不同院校學系企業政黨 NGO的 500會員，除了二三員工，都是人財兩失的打雜，得到的社會空間、網絡拓展、媒體大學企業出版伙伴，不應妄自菲薄。關鍵是我們追求理想之餘研制管理模型，在意識形態外釋出思想最大公約數，應用投資銀行和企業顧問的管理技術於 NGO，建立可持續發展社會企業，避開大學官僚架構研究，滿足這年齡層應有的追求，放棄列寧主義，參考拉丹由下而上的蓋達管理。鐵板從屬、核心爭端，不是這杯茶；坦白說，連會員概念在21世紀也甚是無聊。組織定位資源使用等都不盡人意，都要查找不足，但頗難認可單純的捐獻、彌補資源的創見，被虛無的陰謀吞噬。

這不是個別例子：陰謀文化，是縮影整個社會倫理的。

一年前，一位政協「揭發」美國民主發展基金 ( NDI )贊助支持新力量和思匯，論證 CIA干預內政。葉先生說他贊助任何團體，都被「肯定」是中央代言。 NDI香港總管是耶魯大學師姐，正和Roundtable籌備會議，牽涉小型資助，我們是漢奸？我們收取耀華基金，這基督機構校監的丈夫是傳統左派，我們即土共？近日Roundtable和某手機達成供稿協議，大財團的稿費聊勝於無，我們是地產商奴？我和長毛偶爾到酒吧，曾討論以這平台讓人明白不同經濟理論 (自然包括社會民主 )，我們反中亂港？都有所聞。

當然，通過金錢或利益控制組織、捆綁個人，是古今中外的客觀存在。西方遊戲陰陽分明：索羅斯被東亞政府視為邪惡化身，但成立社會公義基金，被各國社運捧為英雄。確保贊助「出糧」靠每筆捐款的共識，人在做，天在看。用索羅斯的話，這是「抽水機理論」。若每個受資助組織 use the dirty moneytodo the angel’s work ，都思考是否輪迴前被索某吸去的黑錢，公民社會就要崩潰。

三類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可粗分為三類。七一的能量，來自分散性公民社會，群眾自發遠比一個陣線發言人重要，當時不少學者預期它難以持續發展。在這種社會，集結、大量、有名氏資金，都可疑。這是永遠循環論證：議題因為拓展影響而存在，然而它的前提就是缺乏社會關注、政府資助、商業聯繫，難以像樂施會那樣得全港個體捐助，也就永遠淪為小圈子。遙遙無期的政黨和捐獻法以外，政府資助民間組織準則之官僚，則是「組織性公民社會」的竹幕。

還有第三類「企業性公民社會」。西方企業幾乎由社會壓力宏觀調控捐獻，捐獻命名其實是變相監督。連索羅斯回饋也被認同與公司業務脫鈎，大企業都同時向兩大黨和 NGO捐助。美國同學創業直線思維是「找贊助」，相信與socialadvocacy有關，這正是企業社會的責任。西方組織 (特別是大學 )私人贊助愈多，形象愈獨立：史丹福家族不干涉Stanford，政府才明擺着撥款影響學校。筆者曾在清華訪研，得悉內地學者也研究社會企業，香港 NGO卻面對企業性公民社會非奸即盜的困局，低調接受外國基金，募捐時印上「不接受任何財團捐獻」，下墮道德高地的浮沙。

企業性公民•香港的民主

按目前環境，民主不單是普選問題，而是如何在年份外啟動公民社會的問題。在從前特區，出現什麼人、什麼組織，都被按一文一字、一人一脈打成上下左右，以文革邏輯無限上綱。分散公民社會成員被硬歸邊，也許對所有人省時省事。若這是我們的民智，我們接受。

當我們的民主黨民建聯成員一同合作，自由黨工會成員如是，長實新鴻基成員亦如是，這是對政治主流的潛意識抗拒。當關信基陳祖為張炳良等教授成為顧問，當陳智思曾鈺成吳靄儀長毛等議員成為顧問，也許是對基本教義文化的意識厭倦。我們打算和牛棚合作籌款，梁文道笑說懂得籌款文化、也懂得接受籌款的唯孤與使君，這是恐怖的現實。難道這一代，無論什麼字頭也好，還要活在預設程式燃燒青春？

以社運心態為生的朋友或議員，有教人肅然的理想，我們衷心相信以批評其他組織或財團掩飾他們缺乏管理發展親和邏輯商營能力的，不可能是主流。只是客觀效果是企業性公民社會的催生，老是被非常態的分散公民社會延緩，同時也延緩整個公民社會的出現。沒有陰陽謀、宏觀調控，「選舉」自有不同。但哪裏要拋頭露面拿出十億或十萬自找麻煩？

阿Q 地看，「不像缺水」是對成果的肯定，可惜結論正面，不代表前提正確，掩蓋不了結構性資源危機。組織是否存在，對我們個人利益影響微忽；我只是城市過客，不會期求什麼；半年前特區，又有什麼Roundtable？但這實在是一個文化建構實驗：實驗品有其他友好，但舉一反三不是謬誤。若組織始終被不同基本教義派按慣性公式以偏歸類，贊助人被醬缸嚇跑，大概反證公民社會狀况。若這是實驗結果，我們接受。

我不是我，只嘗試在出世入世間建構歧路摸索釋放公民社會潛能的模型，寫不了促進幸福下刪一千字的 mission statement，害怕鎂光燈，也不是什麼新晉才子，只是閱讀國際關係的普通人，雖然努力學習理性分析非人化，但也有26歲正常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自私狷狂。閱讀政治即恐懼政治，恐懼泛政治化又不熟悉政治的特區，和身旁朋友一樣，不可能對這地方沒有剎那又剎那的意興闌珊。支撑半年的不是理想，不是利益，只是明天出發的中東遊，因為我們很累。紅顏彈指老，剎那芳華，個人無病呻吟，可以不理，儘管我們會繼續實驗，但不會再出現「我」的文字。但若因為同類邏輯拉倒十億捐款，企業家身心俱疲，企業性公民社會的未來，香港的未來，才值得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