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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01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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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2:58 am

美「麻煩製造者」呈現冷戰倒退病態——— 中國「和平製造者」形象乘時崛起

 □近月來﹐國際舞臺彷彿時光倒流﹐朝鮮被打回「恐怖大本營」﹐俄羅斯重新被列為諜戰對手﹐米洛舍維奇被揪出示眾﹐中美軍機相撞……

 □美國表面強調全球化單一標準﹐卻悄悄地把「美國化」變作「全球化」的同義詞﹐在世貿、IMF等國際組織內財大氣粗﹐以己度人﹐以美國來「劃一」。

 □中國應乘小布什忙於「研製」敵人之際﹐在國際舞臺上人棄我取﹐推出意識型態和諧化的外交原則﹐扮演「和平製造者」角色﹐與美國的「麻煩製造者」遙遙相對。

美國偵察機與中國戰機相撞﹐據說是個「遺憾的意外」。

不少學者認為﹐小布什上臺後化身為「國際惹火尤物」﹐只因其「年少氣盛」﹐還未從其弱項外交的入門課畢業﹐便效顰偶像里根處處逞強﹐故這次「撞機事件」當能令其瞿然一醒云云。

然而﹐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並不容總統一錘定音﹐現在真正操控著外交政策的官員撤尼、鮑威爾等都是從冷戰神臺上請回來的外交宿將﹐外交經驗只有比克林頓班底更豐富。幾個月來美國的東征西討﹐看似笨小孩莽撞4動﹐其實卻正是「老鷹派」研究已久的新世紀攻略。就是美國在是次中美外交戰稍有碰壁﹐對新政府施政亦影響微忽。不幸的是﹐他們的新世紀外交是一個過時的「二元吊詭外交」﹙ParadoxofDiplomaticDuallsm﹚﹐雖然在特定時空內對美國霸權有迴光返照作用﹐在多極化時代卻是一個倒退的病態政策。它象徵了年老的霸主像不能面對現實的失衡病人﹐漸漸走火入魔。

美國新二元外交的一邊﹐可稱作意識型態兩分化﹙Td﹣cologicalDichotomization﹚﹐把國際上已日漸走向融合的各國不同意識形態﹐重新按美國標準作黑白道劃分。其成因有三。一來老布什在九二年總統競選時老起臉皮把結束冷戰列為一大政績﹐其寶貝兒子卻發現這政績在美國菁英圈子並不獲衷心歌頌﹐在靠冷戰起家的共和黨人中尤甚。冷戰終結使美國缺少了強大的假想敵﹐其西方「當然領袖」的地位慢慢受到多極挑戰﹔沒有了敵人﹐朋友也換了臉色。克林頓政府試圖以促進國際和解來保持美國的世界主導﹐卻令國內「鷹派」感到被他人分了美國風頭的一杯羹﹐像老醋1般又妒又恨。近日來國際舞臺上遂彷彿時光倒流﹐數月前還是美國外交新寵的朝鮮突然又被打回「恐怖大本營」的原型﹐勉強成了西方富人俱樂部「G7﹢1」「臨時會員」的俄羅斯又重新成為諜戰對頭﹐早已下臺的南聯米洛舍維奇又被揪出來示眾﹐中國在「撞機事件」中更被美國人用回麥卡錫時代的「尊稱」﹕「RedChina」﹐再加上一向都不能少的伊拉克﹐一個由美國一手「欽點」的「邪惡帝國」又突然如海市蜃樓般重現。

告別冷戰後﹐各國青年學者紛紛改攻全球效應、世界融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專家們卻都是祖父輩的冷戰研究員﹐強項已不復再﹐失業已垂十載﹐不是解甲歸田就是已早登極樂﹐風光不再。他們一朝重新掌權而又只有老本﹐自然忙不迭拿出當年看家本領重燃冷戰﹐把複雜的多極世界局勢又簡單地「戰棋化」。以他們的智慧和利益來衡量﹐緊張的局勢反而代表「一勞永逸」。

再者﹐在過去數十年﹐美國習慣依靠強大外患來鞏固內政、團結國人。沒有了敵人的和諧世界﹐共和黨政府的陳年專家便睜眼不知所對。因此﹐美國在今天又從荒墳拖出冷戰屍骸﹐把一系列國家七拼八湊歸入「邪惡帝國」﹐一來可重塑美國的保護傘﹐借此收服歐盟日本進其安全閥﹔二來可重新在新世紀營造以共和黨保守主義為中心的全國向心力﹔三來更可保冷戰專家們的飯碗與香燭﹐讓其再領風騷數十年。

有頭有臉的堂堂老霸主偷戀冷戰腐屍自然亦得稍作遮掩﹐遂製造些似是而非的全球化政策﹐組成了小布什政府二元外交的另一邊﹕經濟劃一化﹙EconomicStandardization﹚。

在經濟層面上﹐小布什政府不但不鼓勵多樣化﹐連冷戰式的二元制度也不予容許。美國表面上不斷強調全球化單一標準的重要的同時﹐卻悄悄地把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搖身變作全球化﹙Globalization﹚同義詞。美國在世貿、IMF等組織內財大氣粗﹐一貫以己度人﹐第三世界國家一向飽受蹂躪﹔但小布什上臺竟更進一步﹐昂然拋開與一眾盟友簽署的「京都條約」﹐提出的理據卻是條約與美國國內生產標準的差異。現在便連西方列強也如夢初醒﹐明白到全球經濟劃一原來是要以美國為劃一。

美國政府的「二元吊詭外交」最周密之處﹐乃其包涵了一個互補機制﹙ReciprocalMochanism﹚﹐能收合二為一、相輔相成之效。若它單行意識形態兩分化﹐則無疑把中國、俄羅斯等龐大發展中市場拒之門外﹐必為國內財閥所不喜﹔如只強調經濟劃一化則會把西方盟邦徹底惹怒﹐為歐日所不容。但這兩個並不光彩的政策同時並舉﹐反而「負負得正」﹕意識形態上被劃為「黑暗一族」的國家﹐要依靠美國在「全球美國化」裡的經濟角色來支援自我成長﹔經濟上被美國劃一標準所傷的歐美各國﹐卻要依賴美國在冷戰一旦復燃時的政治角色來自我保護﹐因此都忍辱負重﹐不敢大吵不鬧。

中國在是次「撞機危機」中﹐如果反應強烈就是順應美國走回冷戰時代﹐反應軟弱就是承認美國在新時代的特權。現在不卑不亢﹐反而贏得國際精神支援﹐又暴露了美國撐著的霸權危機四伏﹐短暫的雄風不過是「偉哥」的作用。然而在美國的二元外交下﹐這樣的危機可一而可再﹔中國政府畢竟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依樣設計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二元外交﹐才能針鋒相對。

首先﹐中國可以乘小布什政府忙於研製敵人時﹐在國際舞臺上人棄我取﹐取代克林頓政府的和解角色﹐推出意識形態和諧化﹙ldeologicalHarmonization﹚為外交原則﹐並要特別強調冷戰思維的過去性來展露美國的頑疾。人為地重覆過去﹐在心理學上屬於後期精神分裂症﹐老霸主患上此症﹐失去了面對新時代的本能﹐還以為活在過去的世界﹐很值得同情與遺憾。歷史學家湯因比強調對輝煌歷史偶像的刻意模仿與復興﹐是大國由盛而衰的共性。在美國自我陶醉於冷戰重塑時﹐中國應主動砸毀世上僅餘的冷戰遺痕﹐重新替南北韓溝通﹐自身則在東西方不作左右袒﹐乃至多關心一下以巴和平等進程﹐總之不妨把克林頓政府的使命加諸己身。如此一來﹐中國和平製造者﹙peacemaker﹚的角色更可與美國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的形象遙相對照﹐美國眼中的「黑國」「白國」也會對這個角色由衷敬重。

在另一元上﹐中國亦應反美之道而行﹐重塑後冷戰時代經濟多元化﹙EconomicPolarization﹚的真義。在美國把其經濟準則發揚光大時﹐中國應高調提倡世界各國、各區域經濟的多元發展﹐特別是在入世後不宜過多妥協﹐卻要和應不同國家的經濟要求﹐讓百家爭鳴。在制定經濟組織的單一標準時也應倡議滲入不同地方的元素﹐令中國一躍成代表多元的聲音。正如劉備面對曹操時﹐懂得「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中國若能重拾陰柔之道對美之極陽﹐為美國所迫的經濟列強終會與中國共同進退﹐營造出中國歷來最和諧的國際關係。

一言以蔽之﹐在小布什政府的「英明領導」下﹐這次中美「撞機危機」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代表了美國一個朝代的政策方針﹐值得中國政府推敲長期的對應方略。只要推出跟美國難登大雅的「二元吊詭外交」相對的「正氣二元外交」﹐中國會發現自己已與大多數國家在利益上聯成一體﹐成為新時代的精神代表。美國新政府實在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且看將來中國能否還世界一個奇迹。若老霸主有四面楚歌的一刻﹐中國政府也可以發表聲明﹐說一句衷心地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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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0 am

特區政府處理「法輪功」的上策

作為在「展望理論」中處於「正常狀態」的特區政府﹐實在不需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為「法輪功」的「邪教」與「反華」性質一錘定音。只要不斷強調其在內地的刑事罪行性質﹐即可加強對其監控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自「法輪功」在內地定性為邪教伊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府﹐即陷入一個具考驗性的兩難式困局。「法輪功」對內地社會之安定構成威脅乃一客觀事實﹐中央政府自然希望特區政府予以密切注視﹔然而「法輪功」對香港暫時未造成影響﹐同樣亦為一客觀事實﹐市民對政府「注視」「法輪功」的形式發表了多元意見﹐亦屬情理之中。

如是者﹐政府得確保「法輪功」難以借港為活動基地﹐又不能以簡單的行政、立法手段令市民明白「法輪功」的潛在威脅﹐行動遂容易被隨便蓋上法治與非法治、「一國」或「兩制」的兩極化標籤﹐可謂動輒得咎。

政治學上有一個從心理學理論發展的所謂「展望理論﹙ProspectTheory﹚」流派﹐講述當政治決策者受到大量壓力﹐亦即在處於相對「正常狀態﹙referencepoint﹚」的「負面領域﹙domainoflosses﹚」時﹐往往會施以非常方案﹐以求返回原位。當決策者尚處於「正面領域﹙domainofgains﹚」或正常狀態時﹐則往往較為謹慎﹙即所謂risk﹣aversive﹚﹐希望對潛在威脅予以應付之同時﹐亦能保持已有的「資本」﹐並在過程中盡量取得更多支持。此理論對香港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手法﹐無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法輪功」之性質﹐可從政治、宗教、社會三大角度審視之。一旦此「功」在上述三方面皆被政府否決其存在價值﹐就會成為一個把政府推向上述「負面領域」的力量﹐此即為中國政府決心全面取締「法輪功」的合理背景。

反觀香港政府﹐在這問題上尚未走到「負面領域」﹐自然不會把「法輪功」全面取締﹔但也談不上到達正面領域﹐不能放任自流﹙laissez﹣faire﹚地袖手旁觀。處於其目前的「正常狀態」﹐必須對「法輪功」在各方面的潛在危險作出「積極不干預﹙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的適當處理﹐才是負責任的表現。但如何才能選擇不可測性較低的對策﹐才合乎特區政府在「展望理論」中應有的位置﹐亦一難題也。以此理論演繹﹐若相對安定的香港對「法輪功」三大惡性性質同時開火﹐當會造成火力過度猛烈﹔若集中處理「法輪功」之一項性質來打開突破口﹐正如當年的「矛盾論」所言﹐似乎較為穩妥。香港政府三個可供選擇之突破口﹐有著不同的成效﹙benefits﹚與代價﹙costs﹚﹐經此理論之粗略分析﹐可分述如下。

選擇一﹕政治角度

政治角度上﹐「法輪功」之創辦人明顯地與政府針鋒相對﹐要求「萬人練功」﹐因此對政府來說﹐是典型的從眾式危險分子。「法輪功」問題最先進入香港時﹐特區領導人最著重「法輪功」的反華性質﹐多次強調不容香港變為「法輪功」的跳板。這種針對性的最大成效﹐就是向「法輪功」傳達了特區政府應有的政治敏感與警惕﹐有一個「開宗明義」的效用。

然而﹐由於「法輪功」的政治活動始終沒有在香港以公開的掀動方式進行﹐對其政治性質之反覆強調﹐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副產品﹐這就是把「法輪功」與香港的「民主派」乃至廣義的「泛民主派」半推半就地連成一氣。客觀來說﹐這些組織與「法輪功」的意識形態有大同、更有大異﹐單獨強調「法輪功」的政治成分﹐只會讓其有渾水摸魚之機﹐令上述一干人等在「榮辱與共」下全都成為「法輪功」不請自來的「護法」﹐蓋此等團體在香港有著不少支持﹐「法輪功」如能成功蒙蔽其支持者﹐反能若有所得。因此﹐要集中解決「法輪功」的潛在威脅﹐似乎更應相對地強調「法輪功」的其餘性質﹐讓其孤立於港﹐將其與「泛民主派陣營」區分﹐令該陣營不喜為「法輪功」所用﹐此即斷其一臂也。

選擇二﹕宗教角度

宗教角度上﹐「法輪功」被中外學者認同為「邪教」﹐已無庸贅言﹔就是刻意避開「邪教」標籤的泛民主派﹐也曾公開對「法輪功」之荒誕教義大大不以為然。因此近來香港政府即較少提及法輪功的「政治性」﹐而集中批評其教義之荒謬與邪教之禍患。法國剛通過的「反邪教法」﹐更巧合地把這輿論推向高峰。在廿一世紀強調邪教的禍害﹐與「法輪功」「蜀山化」的宗教性質﹐對防止「法輪功」勢力的坐大﹐無疑具積極性﹐但亦產生了兩項不可忽視的副作用。

首先﹐雖然政府沒有表示有立「反邪教法」之意﹐「法輪功」負責人卻能夠使出苦肉計﹐在輿論中假定政府「果有此意」。由於邪教在香港的背景與法國國情大不相同﹐法律界中人士「風聞」政府打算立這樣一條法律﹐就是空穴無風﹐也難免「心中有風」﹐先有備無患地警惕一番。如此一來﹐在一般市民及媒體眼中﹐「法輪功」與權威的法律人士便有了一種所謂直覺上﹙intuitive﹚的聯繫。

加上世界各國對邪教雖然有了一些廣義的界定﹙如對教主的個人崇拜、對末世的渲染等﹚﹐但從定義學上來說﹐並不容易一刀切地區分正統宗教、新興宗教與「邪教」。因此宗教界人士難免對政府強調「法輪功」的邪教性質過度敏感﹐無形中在大眾心理學上﹐又為「法輪功」助了一場「直覺拳」。事實上﹐在香港要為「法輪功」的邪教性質作出科學性的界定﹐存有無數技術性問題﹔加上「法輪功」的邪教行徑在港尚未有明顯表現﹐過分強調之而賦予「法輪功」「法治鬥士」、「宗教自由鬥士」的假象﹐反而令其得到意料之外的「外援」。因此政府在現階段﹐應特別讓香港法律界與宗教界消除與自身相關的疑慮﹐才能令「法輪功」又去一臂也。

選擇三﹕社會角度

「法輪功」的政治、宗教性質無疑應予以披露﹐但要在香港的客觀環境中立竿見影﹐令市民對其生警惕之心﹐似乎還是應由政府強調其社會性之一面。「法輪功」在內地背上無數罪行﹐由教唆、騙財、騙色、乃至命案﹐無一或缺﹐因此「法輪功」的社會性質﹐可以說是一個犯罪集團﹔教主李洪志的身份﹐就是該集團的首腦、一個通緝犯。這就如美國的「眼中釘」「恐怖大王」拉登、意大利的黑手黨教父﹐其爪牙在國內理所當然的被「注視」﹐又理所當然地引不起半分同情。根據國際慣例﹐這些犯罪分子在其他國家出現﹐還往往有被「引渡返國受審」的可能。只要「法輪功」在內地的累累刑事罪行乃證據確鑿﹐其負責人就是中國的拉登﹐其於香港的活動正如拉登案的嘍雞在美國自治領波多黎各舉行的秘密會議﹐就是沒有觸犯法律﹐當地政府基於安全理由﹐也能夠視其為「與犯罪組織的相關行為」來加以注視。政府對人民就國際犯罪集團的活動加以警告﹐更是理之所當﹐心之所安。

總結﹕現代政治的藝術

政治是一項藝術﹐現代政治更是一項著重符號學與大眾心理學的藝術。「法輪功」有其馬基維利式的自我形象塑造﹐政府亦需要有相應的反形象塑造﹐才能道高一丈。「法輪功」是合政治、宗教、社會為一的基因改造式組織﹐對四方八面都可能構成威脅﹔但在香港的現有環境﹐惟有強調其社會犯罪性質﹐才能在這「藝術」中最有效地把對「法輪功」的監察擴至最大﹐而同時把監察「法輪功」的社會影響減至最小。回想民國時有一軍閥孫殿英﹐身兼多職﹐若介紹他為反中央叛逃、愚弄婦孺的「廟會道」教主﹐在當時似乎激不起多大憤慨﹔但只要一點明他閣下就是赫赫有名的東陵盜墓案首匪、曾親自拋開「老佛爺」乾屍盜取千萬珍寶﹐此君頓時聲名狼藉﹐人人得而誅之矣。「法輪功」者﹐為禍遠較孫氏更深﹐而其昧與暴則一﹐豈有他哉。

作為在「展望理論」中處於「正常狀態」的特區政府﹐實在不需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為「邪教」與「反華團體」技術性地一錘定音。「法輪功」只要不斷以內地犯罪集團的面貌出現﹐那些與「法輪功」因誤會而「結合」的泛民主派、法律界與宗教界人士﹐自然會與前者因了解而徹底分開﹐「法輪功」自身的欺騙性亦會表露無遺。由是觀之﹐強調「法輪功」的刑事罪行性質﹐一者降低了監控「法輪功」的副作用﹐二者亦加強了監管「法輪功」之合法性與合理性﹐對現階段的香港特區政府來說﹐似為最利多於弊的選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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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1 am

恐怖襲擊見證多維全球化

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沈旭暉

多維全球化的里程碑

九○至二千年的全球化片面地以經濟為主軸,文化為副軸,政軍全球化的進展卻瞠乎其後,但是次美國遇襲,說明了恐怖主義等跨國組織,擁有影響主權國家政治及軍事生態的能力,顯示了強國也不能確保對國內的絕對掌握,更象徵了世界各地「干涉內政」的互動雙向性。只要把上述政軍全球化與經濟、文化全球化的特徵類比,我們當能察其共性。像無遠弗屆的跨國組織,政軍代表為恐怖主義,經濟代表為索羅斯之流的投資銀行,文化代表則為大美國文化。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則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因此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

三度空間遊戲

多維全球化的革命性,源自「三度空間」新遊戲規則。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里條約》起,民族國家一直是國際舞台要角,但基於地理與信息空間的消失、主權國家對國民監控的減少、主權國家受國際條約的桎梏、跨國主義對世界公民的向心及後者獲取信息及技術的便捷,跨國組織已異軍突起。是次事件黑手不是任何敵國,說明國家不再是國際唯一舞者,非政府組織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將紛至沓來。主權國家除了要周旋於盟國敵國,還得應付不受各國與國際法約束的跨國組織。像阿富汗與拉登的淵源,可比索羅斯與美國的關係,然則馬來西亞能與美為敵否?是以原來的國與國二元關係,將被這三度空間的互動關係取代。

新時代的舊概念

令人擔憂的是,布殊政府一直被前全球化思維主導,導彈防禦系統更屬典型冷戰產品。布殊在美國被襲後的宣言,亦充斥「正邪之戰」等冷戰詞彙,固令人感到其箭在弦上的憤慨,卻也令人預視其箭不得不發的悲哀。其倡議的反恐怖主義聯盟,實際上還是鎖定一二國為目標,充其量是製造一把殺雞用的同盟牛刀。這樣的思維,還是二元的,而非屬於全球化三度空間的。

且自亨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以來,西方已預定廿一世紀為耶教、伊斯蘭與儒教文明衝突的世紀。文明衝突在新時代或會加劇,但我們該注視的是衝突雙方的嶄新單位,而非衝突的陳年內容。美國社會強加回教和儒教世界的異教性,來塑造合乎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卻忽略了位處本土的跨國組織的威脅。需知就是同屬耶教的大衛教派,也有足夠動機與人力發動類似突襲。

若美國於新時代還苛求霸權,則不但徒增國家層面的橫向衝突,更將催化與跨國組織間的縱向衝突。相較下,中國政府內對法輪功步步為營,外則力主深化多極世界,便深諳全球化遊戲規則。美國若資源錯配,兩面受敵,後果對其將是毀滅性的,對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更是毀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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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6 am

主權與人權的零和遊戲

九一一事件後,回教世界扳回零和一局,以恐怖主義取代核威脅,原能構成一種類冷戰式「恐怖均勢( B a l a n c e o f T e r r o r)」。然而這種陽光式均勢,將是極其短暫的。一俟美國軍事行動,兩大陣營重新部署,一襲推倒重來的大風暴,似是終不可免了。--沈旭暉

「九 一一」一役以降,多有論者認為美國當反省此事之因果關係,或從上述前提汲取教訓云云。但若以西方大歷史觀審視之,我們當能發現美國的遇襲與其對回教世界的干涉容或有一帶之連,二者之因果卻難成一線性邏輯--蓋空襲世貿與濫炸油城,本為兩套互為轅轍的國際政治哲學的體現。

 主權高於人權?

若論者視九一一事件為回教世界對美國歷年頤指氣使的教訓,此訓之理論根據當為一套廣義的「主權高於人權論」。以此論邏輯推之,凡一國之內事務皆應交由本國人處理,就是該國出現暴君、獨裁者、種族衝突,亦為其主權內之「人民內部矛盾」。美國以客卿之身,先後對以巴兩伊等不關己之事予以勞心,與主權論有所違,是為「敵我矛盾」,故應予以訓斥。

欲推斷此訓的成本效益,論者該以西方對回教世界的歷史教訓為鑑││此即得道於一廣義「人權高於主權論」。遠在去年貝理雅祭出此詞前三世紀,其祖先已借人權論對當世邊地殖民,理由為「當地獨裁統治不能為人民帶來有效管理」。殖民主義已矣,西方仍認為第三世界統治者難為境內人民迎來人權,故每加干涉之,衝突遂應運而生。

美國出兵科威特持的是主權論,故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制裁伊拉克,號召推翻薩達姆持的卻為人權論,因而在回教世界失卻市場。此類制裁與活捉諾列加、出兵格林納達、空襲科索沃一脈單傳,皆為西方對反人權論國的教訓。其教化反效之昭然若揭,回教世界教訓之效能亦當作如是觀,豈有他哉。

 大歷史內的單向對話

文藝復興前,世界本無主權與人權論的明鬥,只有神權與主權論的暗爭。在耶教與回教世界皆為神權論主導時,雙方就是發生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劇震,仍分享著相同的國際哲學。故耶路撒冷城的屢次血腥易手,對雙方最終皆有所教。在無損雙方生存的基礎上,汲取教訓的機會是存在的。

但自宗教改革伊始,西方神權隕落,主權國家躍起,殖民主義抬首,廣義人權論在擴張性的西方漸成主流。與此同時,回教世界的神權卻濃縮於鄂圖曼土耳其一身,帝國內不同民族皆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綱,主權論遂成現代中東國家的立國基礎。二戰後,回教國家的領土主權仍相對脆弱,故廣義主權論向為防守性的中東的安全閥。

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對話遂失去共同語言,主權論與人權論的存廢,幾繫本世界之存亡。故人權論者的科索沃教訓、主權論者的九一一棒喝皆注定為單向,難收共震之效。

 全球化時代的零和遊戲

上述理論之先天相衝性,早為是次全球化悲劇埋下伏筆。二者之衝突在互動影響有限的二十世紀,仍有相應緩衝區:像美國以人權之名擴展勢力時,強調主權的中國亦能自求多福。但到了今時的地球村無垠時代,此衝突業已發展為一局零和遊戲:人權論的弘揚必證西方列強的慢性主導,主權論的盛行則必助亞非拉國家的急性茁壯。在前者節節勝利下,後者另闢零和戰場便非無迹可尋了。

九一一事件後,回教世界扳回零和一局,以恐怖主義取代核威脅,原能構成一種類冷戰式「恐怖均勢( B a l a n c e *+,- o f T e r r o r)」。然此陽光式均勢,將是極其短暫的。一俟美國軍事行動,兩大陣營重新部署,一襲推倒重來的大風暴,似是終不可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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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7 am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近日媒體報道中東戰霾時,每喜佐以一卷附上國旗的戰棋圖,以收圖文並茂之效。如斯國旗點綴卻似一律不離技術錯誤:忽略了「兩個阿富汗」的既成事實。這不但彰顯各國對「阿國國情」的輕視,更反映國際社會對美國重新介入別國內戰的漠視。

 國旗也政治正確?

媒體常用的阿富汗綠白黑三色旗(左圖)始用於一九九二年,在塔利班游擊隊於九六年攻陷喀布爾後,仍代表國際認可的阿國政府。查塔利班政權並無襲用前朝章典,而另行頒布一面白底上刻回教禱詞「 S h a h a d a」的新國旗(中圖),甚至連國名也另起「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I s l a m i c E m i r a t e o f A f g h a n i s t a n)」此爐灶,以示與原政權「阿富汗伊斯蘭國( I s l a m i c S t a t e o f A f g h a n i s t a n)」分庭抗禮。敗走麥城的游勇則與倒塔分子組成「北部聯盟( N o r t h e r n A l - l i a n c e)」,以黑紅綠三色旗為標記(右圖)。一國兩制三旗,遂並列屹今。

凡此種種,足證阿富汗早如南北兩越海峽兩岸般一裂為二。強調政治正確的傳媒,於韓戰時亦無以青天白日旗借代「赤色中國」,今卻潛意識把阿國內鬥按下不表,一面以美國承認的前國旗強加於塔利班,一面又稱未來戰爭為「懲阿戰」,把兩阿並立的事實輕輕帶過。吾人惟有以干涉觀審度美人躑躅兩阿之局,才能識其另番景象。

今美國反客為主卻但聞刀霍,乃因布殊政府尚未決定復仇的干涉廣度,當波及以拉丹為核心的三個同心圓中哪一圓。第一圓:只針對拉丹嫡系,不牽涉庇護此君的塔利班政權。第二圓:一併教訓塔利班,間接惠及倒塔聯盟。第三圓:蓋盡所有涉嫌支持恐怖運動的國家:伊拉克、利比亞固不可少,不少亞非拉政權亦難免俗。

 拉丹的三個同心圓

三圓論衍生上中下三策,箇中下策稍疾、上策略除,學者多以為美國將先選中策,先料理拉丹暨塔利班,再順勢行下策根絕恐怖主義。此舉卻為越戰式干涉主義的遺產,不獨暗合昔時兵助南越之由,於世界史上亦何其相似乃爾。

葡萄牙於一九七四年撤出安哥拉,惹來三支游擊隊爭霸。美國防部對上述番號一律不解,卻匆匆標籤三者為善人、佞人與閒人,並全力支持「善人」 F N L A,以其根絕非洲共產主義勢力,結果慘敗於得助於古巴的「佞人」 M P L A之餘,亦恍然其嘍囉與宿敵乃一丘之貉。美國一無所知地干涉別國內戰之傻層出不窮,除卻四野結怨,一無所獲。

 安哥拉模式還魂

不久冷戰劇終,克林頓借史鑑今,力求與各國各派同時對話,把以夷制夷之道擱諸一閣,令其全球化外交暫有小成。是以塔利班控制大局五年,鷲嗥佛滅,仍能自建洞天。但若美國此役順道倒塔,扶植同為拉丹之友的「倒塔聯盟」為保護國( p r o t e g e),就是有政治正確國旗的包裝,仍難掩安哥拉模式的借屍還魂。在兩阿局中,縹緲的恐怖主義取代了虛無的共產主義,美國遂設「恐怖陣營」為新天敵,又視泛泛之輩為新諍友。科索沃式的「特別干涉( a d h o c i n t e r v e n t i o n)」個案,又返回意識形態式的「程序干涉( s e q u e n t i a l i n t e r v e n t i o n)」之境。

潘朵拉黑盒再開,渾沌難逃。布殊若在教訓拉丹時波及其二圓,繼而其三,不啻宣布奉新冷戰干涉主義為國策。一切獲垂青的恐怖大亨,將一如當年被鎖定的共產傀儡,重飾烘托天使的妖魔一角。克林頓政策將一筆勾銷,北韓之流的傳統外道又得打回原型──大概這並非眾望所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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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8 am

拉丹「捷古華拉化」的啟示

擂鼓三通後,打著宋襄公式「仁義之師」旗號的美英聯軍終於先襲喀布爾於空,再滲阿富汗於地,似欲依樣海灣戰爭葫蘆。然而是次西方欽點的頭號對手拉丹,沒有如前輩薩達姆般被批倒批臭,卻被愈批愈香,在回教乃至第三世界,竟有「捷古華拉化」的勢頭。借用湯因比的「挑戰應戰論」來看,拉丹得享此歷史殊遇,與西方對九一一挑戰的四項應戰措施關係至鉅,可謂成敗亦蕭何,足證美國洞悉此事的歷史斷代性時,仍有國家性的思覺障礙。

疑犯撒旦化一、理論障:疑犯撒旦化的邏輯謬誤

美國遇襲後,本獲包括阿富汗在內的各國一致慰問,反恐怖戰爭原能化為邁向大同的無國界之戰。然而民意沸騰,美國政府必得速覓疑犯一名而後快,拉丹身後的撒旦式旗幟遂被火速豎起。此旗曾令薩達姆成為眾矢之的,乃因此君待罪之身確鑿,被如何抹黑亦有所本。但拉丹僅為憑據待定的「疑犯」,便被華府傾舉國之力魔鬼化,反而讓旁觀者對西方哥利亞的巨臂生厭。

美國攻打塔利班的表供更難經推敲。技術上,塔利班只是提供政治庇護予一名疑犯,便面臨亡國之厄,若中國把李洪志魔鬼化後不滿美國收留此「魔」,亦能伐之否?中非共和國人民不滿法國庇護生吃子民人肉的國王博卡薩,當否空襲巴黎?在理曲氣壯下,美國沒有人物二證便把拉丹撒旦化、把塔利班政權地獄化,自惹得穆斯林敵愾同仇,令拉丹由殺人疑犯搖身一變成為受逼害者,「拉丹形象」亦化為染上浪漫色彩的字典名詞。

二、外交障:國際二分法的官僚元素

美國外交界自冷戰起,一直奉行「國際二分法( I n t e r n a - t i o n a l D i c h o t o m i z a t i o n 0 & # \ ( \」:把各國列入非楊即墨的敵友藍圖,以方便程式化的官僚運作,造成悲劇無數。布殊在後冷戰時代又通令各國歸邊,不少原已無臂可袒的回教徒只得心靈上向拉丹靠攏。碰巧拉丹也不謀而合地呼籲弟兄歸隊,其「反美精神領袖」地位也就不戰而定。

無限上綱三、心理障:無限上綱的雙刃作用

布殊把拉丹扣成「對美國暨人類文明為敵的狂人」。其實以拉丹的財力,就是與阿富汗為敵也捉襟見肘,美國將其提升至恰如前蘇聯「邪惡帝國」的新高,原是在非常時期加強國民向心力的非常手段。然而美國為一介烏髯匹夫如斯無限上綱,乃自斯大林死後所無,令拉丹身影隨之暴漲,在阿非拉的人氣亦隨之急升。與九一一無關的種種反西方思潮,如今都在移情作用下昇華於拉丹一人之肉身,除了令美國的「反恐怖」打擊面愈加廣溢,拉丹形象的感染力亦愈加神大。

四、技術障:伊斯蘭傳媒的挪移反擊

美國雖然強調「回教不是敵人」,但西方媒體繼承耶教文明反異教的千年惡習,依舊對穆斯林示威及貧民苦况放大縮小,令後者認定上述宣言乃欲蓋彌彰。今非昔比的是在全球化資訊時代,穆斯林的媒體立論同樣能傳遍世界──因此是回衝突中,同情阿富汗的輿論五花八門,令拉丹化為一名具爭議性的台上領袖,而不像薩達姆般成為一頭人人喊打的油中泥鼬。

因此美國縱不視整片綠色世界為敵,把拉丹樹為樣板敵人一舉卻為蛇足式敗筆,令拉丹的所謂「叛逆英雄形象」,迅速鳩占捷古華拉遺下的反美意識形態的龐大空間。若新冷戰之微風起於拉丹之萍末,極易造成「我不殺穆斯林,穆斯林為我而死」的雙輸局面,局外人思之,難不怵然而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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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09 am

阿富汗三角關係 舊瓶新酒

上周,拉丹一手包辦炭疽暨墜機之說神言鑿鑿,昨日的他卻已被今日新主打倒。在摧枯拉朽之際、美英失笑之交,國際又忙於勾畫劫後新圖。然而阿富汗廿年來第十次易主,那又如何?喀布爾雨點與華盛頓雷聲,真箇相符?

蘇聯鳴金後,阿富汗一如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三角勢力間茫然打轉。第一角,乃不能有效代表全國的「合法」政府:九六年為拉巴尼政府,後為塔利班,現換作北盟。第二角,乃擁有武裝部隊的反抗勢力,代表不同種族與教派利益:九六年為塔利班,北盟繼之,今塔利班又作馮婦。第三角,乃抱利己主義觀火玩火的國外勢力:其人賢者欲抱琵琶,愚者粉墨登場。此時北盟忙於炮製既定事實,塔利班圖待敵疲我打,美俄印巴一干人等則各自硬銷「和平」,三懷鬼胎,正是三角關係的又一重鑄。波黑突破的可遇難求

欲突破這三角關係,一角自得壓倒一切,並將餘角利益兼收並蓄。像當年北越政權摧毀南越,再脫離中國指揮,是為第一角的無窮擴張。什葉派回教徒推翻伊朗巴特維王朝,外採半孤立外交,是為第二角的無窮擴張。摩洛哥佔領西撒哈拉,擊敗毛里塔利亞支持的游擊隊,成立半殖半自政權,是為第三角的無窮擴張。

近年唯一的反三角實驗,為波斯尼亞內戰後的 Dayton Accord 。當時各國以「反種族滅絕」(而非虛無飄渺的「反恐怖」)為綱,有共識立波黑為勢力緩衝區,該協議才得解除交戰三方武裝,保存各派元氣。在美俄歐不再搞局的君子協定下,波黑之波,今乃漸平。此與各國虎踞喀布爾、美國必欲連塔拔起而後快的時局,便大相徑庭了。代表虛無的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的代表性,不外以民族、宗教、黨派三分教為基礎。三者在阿國各成星羅棋布,卻無重疊的勢力地圖:代表多數民族(普什圖族)的不能代表多數宗教(遜尼激進派),也不能代表系出同門的塔利班派系。阿國利益集團遠不如波黑族群般楊墨殊途,新政府的代表性何所本,費煞思量。九六年的北盟「聯合政府」,就是如此拉雜成軍;八九年的後蘇聯「聯合政府」,也曾在以廢王為號召的童話中匆匆出台。今奧馬爾元氣尚存,預先張揚以「塔利班不得參與」為前提的「具廣泛代表性的新政府」,代表性無疑未超前人,與波黑相較,便有精粗之別。

由是者,第一角的分贓尚自難料,第二角的「餘孽」仍屹立未倒,如斯聯而不合的遺禍,往往是各國培養第三角的代言人。三角猶存,阿富汗局勢比上周、五年、八年、十二年前,何新之有?阿富汗國情的三角蛻變,亦何其之遙。自慰的戰爭?

按美國邏輯,反恐怖得消滅於萌芽狀態,成敗得失,只能夫子自道。但轟轟烈烈的「世紀第一戰」,把蕞爾小國的政治生態表層換了花草後,尚有何成?反恐戰針對政權甲,本是比喻不倫。拉丹死了,難保九一一不再;拉丹不死,亦不能斷言恐怖接踵來。有道此乃自慰的戰爭,「反恐勝利」乃「信則有、不信則無」的弗洛伊德式勝利,非盡妄言。

其實有恐怖分子活動的國家動輒數十,就中政局又多有上述三角特徵者。獨裁者卡比拉奪權剛果以來,國內人權劣績斑斑,恐怖網絡亦有所聞,卻不聞美國介入當地南北游擊戰,任君吹皺一池春水,煞是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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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周三 7月 11, 2012 1:10 am

歷史任務已達董將大刀闊斧?

眾望所歸的董公連任在即,上至李老闆、下至周老闆的挺倒兩方健兒,大概也以為未來五年又是董規董隨的建制韶華。然而若以西方政治學「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 )」審視此華之首任施政,並與隔岸澳門彼鏵之作風相印證,卻展望了老人跨進第二任後,適逢邁入知天命之時,倒頗有脫胎換骨之雅望。「展望理論」

探索港澳特首十年

展望理論源自心理學派,主張政治決策者以不同「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為施政標準。設參考點之慧眼因人而異,由地區經濟至個人聲望,皆無不可。當領導人認為局面欠佳,處於相對參考點的「負域( domain of losses )」時,往往不惜干冒奇險( risk-seeking ),施以非常方案,以求採陰捕陽,挪移原位。其人認為形勢大好、安居「正域( domain of gains)」時,則力求處陽守陰,以保持既有資本為前提,每致翁媼亦覺「婆婆媽媽」或「議而不決」,此所謂 risk-aversive。

驟然一看,港澳特首的施政似反此論而行:民望低落的董氏只祭出一軱白米,廣孚人望的何氏卻猶下令庫門大開。居然是前者華而不實,後者實而不華,似成一相映成趣的展望吊詭,其實卻不過顯示二華的參考點未為人洞悉而已。

首任港特首的「正域」心結

一般港人自測自度,以為金融風暴一飆,香港已被貶進負域,政府當以果敢措施相抗云云。可惜在歷史與國情的沉重包袱下,董君的參考點並不在索羅斯蹂躪前的「經濟香港」,而在彭定康肆虐後的「政治香港」,其最高使命乃為市民提供後殖民政治過渡,而非前泡沫經濟回歸。因此無論民望如何下瀉,第一任特區政府的自我感覺還是眾人皆負我獨正,在常態下,絕無放棄審慎理財等既定方針之理││面對變態下的挑戰(如入市異數)除外。同理,一系列被評為「冒進」的房屋、教育改革,其實從未被死守正域的決策者視為 risk-seeking ,是以「改革家」才缺乏推行此類結構性改革應有的 risk-bearing 與危機感。

首任澳特首的「負域」心結

反觀澳門何君,喚雨呼風有年,手段卻異常進取:撥出十分一儲備紓解民困之餘,重整賭權、高調鞭策公僕等壯舉,亦風險十足。背後玄機,就是澳門特區的實際過渡早於六七年完工,澳人治澳的實驗成敗,亦不對台灣有參考作用。故何君的參考點並非一九九九年前的「政治澳門」,而為意想中蒙地卡羅化的「經濟澳門」,要求黑金勢力抑壓,家戶能甘煙蘿。何君當選伊始即認定澳門已處負域,亦毅然以申斥之道把公僕飯碗一併歸入負域之邊,其地政府上下 risk-seeking 之風,與地利差之毫釐的香港,自是謬之千里。

次任港特首的參考點調節

董君崔護重來後會否戲劇性地改其弦、更其張,當看新政府能否調節參考點,與港人一體繾綣負域厲景。事實上,若董氏助選團「嘩嘩嘩」地列平穩過渡為首任特首的一大功績,則不啻表明舊參考點任務已臻,二任特首的成績便難再「呵呵呵」論英雄。其時董君必得尋覓更切合「港情」的新參考點,此點自以金融風暴前的「經濟香港」為宜。

一旦連任後的董氏自處負域,頓悟負負不能得正,種種是其是非其非的闊斧大刀,或能接踵自輕身上路的老人舞來。

值得咀嚼反芻的是,澳門彼鏵的施政報告中,提及以「鄰近地區的負面例子」為鑒。「鄰近地區」一詞不但大可圈點,更暗道其人選取參考點的成功心得,實在是王爾德式的反諷幽默,也不幸是屬於港人暨此華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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