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賴經濟學 - 第二章 沒有誰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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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瓊斯夫婦吧,他們是二戰後做著美國夢長大的孩子。他們生活在一個中西部小鎮的郊區,不過這是他們能夠距離美國夢最近的地方了。瓊斯先生是個木匠,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經濟蕭條中,他放棄了自己的一些福利,最終留在了當地的一家建築公司裏。瓊斯夫人也不是什麽“家事女神”,而是一個膀大腰圓的下層勞動婦女。她在附近的一家醫院裏做護士,在業余時間幫助鄰居們做一些活計,沒有任何醫療保障,不過偶爾掙得的這點不交稅的額外現金對於貼補家用還是必不可少的。2006年,這對夫婦的家庭收入是46 326美元,比上一次經濟蕭條結束的2001年少了2 000美元。他們在銀行裏有3 800美元的儲蓄,還有8 000美元的信用卡債務,沒有買股票或國債;他們居住在一所160 000美元的房子裏,還有90 000美元的銀行按揭要還。夫婦二人在沃爾瑪購物、在麥當勞吃飯,時不時會買一些抽獎彩票,希望能一舉邁出中產階級進入富人階層。那是美國中產階級最最重要的新的美國夢。
在過去的50年中,還不及一代人壽命的時間裏,美國夢已經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噩夢。薪水停滯、紛紛破產和收入不均是這一轉變的根源。沒有誰常常談起,在過去15年時間裏,也就是在柏林墻倒塌以後,隨著全球經濟的日漸興起,美國中產階級陷入貧困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冷戰時期分別屬於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最主要勝利果實,在讓被打敗的蘇聯陣營的人們陷入貧困的同時,也為美國中產階級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衰落奠定了基礎,那可是勝利的美國的中流砥柱啊。
在過去的50年中,還不及一代人壽命的時間裏,美國夢已經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噩夢。薪水停滯、紛紛破產和收入不均是這一轉變的根源。沒有誰常常談起,在過去15年時間裏,也就是在柏林墻倒塌以後,隨著全球經濟的日漸興起,美國中產階級陷入貧困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冷戰時期分別屬於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最主要勝利果實,在讓被打敗的蘇聯陣營的人們陷入貧困的同時,也為美國中產階級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衰落奠定了基礎,那可是勝利的美國的中流砥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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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陣營的解體帶動了一個通貨緊縮的全球時代:全球物價驟降,工業化國家的工資也隨之下降。通貨緊縮促成了蘇聯勞動力流入了全球經濟中。就在人們一片歡騰,慶祝鐵幕兩邊的家人終於團圓,共同走向自由和繁榮之時,工業化國家的經濟並沒有完全準備好吸收新的勞動力。人太多了,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雇用他們。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這位曾經為三屆總統服務過的特立獨行的美聯儲前主席,也認為前東歐共產主義的終結“將數十億的廉價勞動力推向(國際)市場。這就必然導致通貨高度緊縮”。主要是因為為了保住飯碗,東歐人和俄羅斯人欣然接受他們的薪水大大低於西方標準,這一過程導致歐洲薪水的第一次降低風潮。美國也難逃其厄。從1989年到90年代中期,美國的實際平均收入,也就是那些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人的薪水,大大降低了。
從蘇聯陣營湧入的工人只不過是全球勞動力的一個長期大量增長的開始。在過去15年裏,不僅僅是俄羅斯和東歐,中國和印度那些之前被封閉、有時甚至是密封的經濟雇用的工人,也邁入了全球經濟。哈佛大學專門研究勞動力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 Freeman)估計,20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勞動力人數翻了一番。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瓊斯夫婦和他們在歐洲的同類一樣,不得不與新來者競爭工作崗位。競爭非常激烈,因為各家公司都成功地開始引入大批便宜的外國勞動力,為了削減成本,他們把工作外包,並將生產基地轉到海外。“西方工人眼看著工作在眼前消失。”一位意大利工會主義者總結說。外國競爭如此殘酷,以至於要想保住就業,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們就必須放棄福利。例如,在統一後的德國,工會同意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以此來阻止公司將生產基地轉往東歐。沒有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契約,沒有一個堅實的立法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監管最低工資和工人的福利,西方工會的議價能力自然大大減弱了。
在工業化國家的中產階級中,像瓊斯夫婦這樣的人自然是受到沖擊最大的。在美國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已被大幅削減時,歐洲人還在享受著他們的高“社會保障”,例如由國家提供和補貼的教育、醫療、房屋信貸等。但未來幾代人的前程看來卻甚為渺茫。只要在海外生產繼續比本國市場便宜,工業化國家的工資就會一直停滯下去。中產階級的貧困境況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直到發展中國家的薪水趕上西方水平。“理查德·弗裏曼估計,如果中國的工資每十年裏翻一番,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一樣,他們就能在大約30年後趕上先進發達國家的水平。吸收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可能還要持續更長時間,不過過渡時期可能會在四五十年裏結束,到那時,西方各國的工資很可能會重新上漲,資本和勞動力之間也就重新恢復平衡了。”諷刺的是,前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消亡”,而不是興起,竟成為西方世界走向地獄的咒語。
更好的教育也無法保證未來幾代西方人的悲慘宿命:成為全球化中新的無產階級。“印度尼西亞、中國、印度……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學入學人數翻了一番……到2010年,(從中國)畢業的理學和工學博士將超過美國”。這些人將成為每一個階層的全球勞動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勞動力供應量翻番最初只是對非技術工人造成沖擊,而現在,技術工人也開始淪為海外投資和外包的犧牲品。“(例如)從2001年1月至2006年1月,美國信息技術領域的就業下降了17%;會計和簿記以及計算機系統設計類工作崗位分別縮減了4%和9%”。750多個跨國公司已經開始在中國建立研發基地。會計、醫學診斷學和信息技術等領域也開始轉往中國。工業化國家正在失去其在研究、創新和技術領域的壟斷。
經濟學家們低估了海外投資的後果,特別是其對於工業化國家的破壞性後果。“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不過是海外投資的冰山一角,冰山的最底層將越來越多地浮現在我們的眼前。”美聯儲前任副主席阿蘭·布林德(Alan Blinder)如是說。
經濟學家們錯誤地認為,海外投資可以促進自由貿易,這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促進國際商品流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對大衛·李嘉圖1(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補充。作為一個19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國家有彼此開展貿易的動力,這樣,他們可以以更便宜的成本專門生產某種商品,放棄那些相比於其他國家成本更高的商品生產。李嘉圖使用了英國和葡萄牙作為例子。兩個國家都生產羊毛和葡萄酒,但是在葡萄牙生產葡萄酒更便宜,而在英國生產羊毛的成本相對較低。分別進行葡萄酒和羊毛的專門生產和相互貿易,葡萄牙和英格蘭都會從中受益。
比較優勢是國際貿易的基石,海外投資和外包則沖垮了這一基石(從1989年到2006年,美國的商品和服務的對外貿易縮減了12%)。“海外投資是各家公司通過將高科技資本與低成本勞動力相結合而獲得絕對優勢的一個例子。”這是首先由中國發展的一個模式,裏根總統的前助理財政部長保羅·克雷格· 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擁有壓倒一切、無人能敵的絕對優勢,是因為它有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來源,這一資源是如此豐富,以至於中國已經使工業化國家喪失了其比較優勢。這一現象已經改變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美國是中國出口商品最大的接收國,但它沒有通過出口將自己的商品運回中國,而是輸出了自己的債務。
整個體系非常簡單。一條美金流成的河從美國緩緩流入中國,致使中國貿易收支中的盈余主要以美元為主。為抵消這一貿易盈余,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資本賬目赤字,也就是說,中國從美國買入國債,增加了以美元為主的儲備。我們可以很直觀地想象這兩個橫跨太平洋的同樣的美元流,一個是購買中國商品的美元從東流向西,另一個是購買美國國債的美元從西流向東。
諷刺的是,中國已經開始為美國的貿易和預算赤字融資,以此來重新界定其貨幣的價值,這樣一個行動可以使其產品在美國更具競爭力。美國歡迎這樣一個戰略,“以取悅消費者和選舉人,使經濟得以維持下去”。同樣的戰略也曾經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美元回流的核心戰略,當時就是用反向的資本流動來彌補與石油生產和輸出國的貿易失衡的。然而,該過程對世界經濟是有益的,因為它弱化了前兩次石油沖擊的影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特殊依賴性則有可能毀掉國際貿易。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比較優勢,其便宜的商品,已經能夠與美國的比較優勢——消費相抗衡了。貪婪的支出既包括美國中產階級的病態消費,也包括為了給喬治·W.布什總統“對恐怖主義發動戰爭”提供融資而存在的令人咂舌的政府赤字。問題是,一旦中國國內市場能夠吸收其本國產品了,情況又將如何?那時,兩國之間的比較優勢是否會消失呢?李嘉圖會爭辯說,除了比較優勢之外,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是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
從蘇聯陣營湧入的工人只不過是全球勞動力的一個長期大量增長的開始。在過去15年裏,不僅僅是俄羅斯和東歐,中國和印度那些之前被封閉、有時甚至是密封的經濟雇用的工人,也邁入了全球經濟。哈佛大學專門研究勞動力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 Freeman)估計,20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勞動力人數翻了一番。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瓊斯夫婦和他們在歐洲的同類一樣,不得不與新來者競爭工作崗位。競爭非常激烈,因為各家公司都成功地開始引入大批便宜的外國勞動力,為了削減成本,他們把工作外包,並將生產基地轉到海外。“西方工人眼看著工作在眼前消失。”一位意大利工會主義者總結說。外國競爭如此殘酷,以至於要想保住就業,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們就必須放棄福利。例如,在統一後的德國,工會同意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以此來阻止公司將生產基地轉往東歐。沒有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契約,沒有一個堅實的立法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監管最低工資和工人的福利,西方工會的議價能力自然大大減弱了。
在工業化國家的中產階級中,像瓊斯夫婦這樣的人自然是受到沖擊最大的。在美國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已被大幅削減時,歐洲人還在享受著他們的高“社會保障”,例如由國家提供和補貼的教育、醫療、房屋信貸等。但未來幾代人的前程看來卻甚為渺茫。只要在海外生產繼續比本國市場便宜,工業化國家的工資就會一直停滯下去。中產階級的貧困境況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直到發展中國家的薪水趕上西方水平。“理查德·弗裏曼估計,如果中國的工資每十年裏翻一番,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一樣,他們就能在大約30年後趕上先進發達國家的水平。吸收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可能還要持續更長時間,不過過渡時期可能會在四五十年裏結束,到那時,西方各國的工資很可能會重新上漲,資本和勞動力之間也就重新恢復平衡了。”諷刺的是,前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消亡”,而不是興起,竟成為西方世界走向地獄的咒語。
更好的教育也無法保證未來幾代西方人的悲慘宿命:成為全球化中新的無產階級。“印度尼西亞、中國、印度……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學入學人數翻了一番……到2010年,(從中國)畢業的理學和工學博士將超過美國”。這些人將成為每一個階層的全球勞動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勞動力供應量翻番最初只是對非技術工人造成沖擊,而現在,技術工人也開始淪為海外投資和外包的犧牲品。“(例如)從2001年1月至2006年1月,美國信息技術領域的就業下降了17%;會計和簿記以及計算機系統設計類工作崗位分別縮減了4%和9%”。750多個跨國公司已經開始在中國建立研發基地。會計、醫學診斷學和信息技術等領域也開始轉往中國。工業化國家正在失去其在研究、創新和技術領域的壟斷。
經濟學家們低估了海外投資的後果,特別是其對於工業化國家的破壞性後果。“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不過是海外投資的冰山一角,冰山的最底層將越來越多地浮現在我們的眼前。”美聯儲前任副主席阿蘭·布林德(Alan Blinder)如是說。
經濟學家們錯誤地認為,海外投資可以促進自由貿易,這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促進國際商品流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對大衛·李嘉圖1(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補充。作為一個19世紀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國家有彼此開展貿易的動力,這樣,他們可以以更便宜的成本專門生產某種商品,放棄那些相比於其他國家成本更高的商品生產。李嘉圖使用了英國和葡萄牙作為例子。兩個國家都生產羊毛和葡萄酒,但是在葡萄牙生產葡萄酒更便宜,而在英國生產羊毛的成本相對較低。分別進行葡萄酒和羊毛的專門生產和相互貿易,葡萄牙和英格蘭都會從中受益。
比較優勢是國際貿易的基石,海外投資和外包則沖垮了這一基石(從1989年到2006年,美國的商品和服務的對外貿易縮減了12%)。“海外投資是各家公司通過將高科技資本與低成本勞動力相結合而獲得絕對優勢的一個例子。”這是首先由中國發展的一個模式,裏根總統的前助理財政部長保羅·克雷格· 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擁有壓倒一切、無人能敵的絕對優勢,是因為它有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來源,這一資源是如此豐富,以至於中國已經使工業化國家喪失了其比較優勢。這一現象已經改變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美國是中國出口商品最大的接收國,但它沒有通過出口將自己的商品運回中國,而是輸出了自己的債務。
整個體系非常簡單。一條美金流成的河從美國緩緩流入中國,致使中國貿易收支中的盈余主要以美元為主。為抵消這一貿易盈余,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資本賬目赤字,也就是說,中國從美國買入國債,增加了以美元為主的儲備。我們可以很直觀地想象這兩個橫跨太平洋的同樣的美元流,一個是購買中國商品的美元從東流向西,另一個是購買美國國債的美元從西流向東。
諷刺的是,中國已經開始為美國的貿易和預算赤字融資,以此來重新界定其貨幣的價值,這樣一個行動可以使其產品在美國更具競爭力。美國歡迎這樣一個戰略,“以取悅消費者和選舉人,使經濟得以維持下去”。同樣的戰略也曾經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美元回流的核心戰略,當時就是用反向的資本流動來彌補與石油生產和輸出國的貿易失衡的。然而,該過程對世界經濟是有益的,因為它弱化了前兩次石油沖擊的影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特殊依賴性則有可能毀掉國際貿易。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比較優勢,其便宜的商品,已經能夠與美國的比較優勢——消費相抗衡了。貪婪的支出既包括美國中產階級的病態消費,也包括為了給喬治·W.布什總統“對恐怖主義發動戰爭”提供融資而存在的令人咂舌的政府赤字。問題是,一旦中國國內市場能夠吸收其本國產品了,情況又將如何?那時,兩國之間的比較優勢是否會消失呢?李嘉圖會爭辯說,除了比較優勢之外,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是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
回復: 無賴經濟學 - 第二章 沒有誰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我們可以將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與北極冰冠的融化相提並論:廉價勞動力湧入全球市場,改變了世界各大洲的經濟格局。但是其最為有害的後果,乃是無賴經濟相互依存性的來臨。柏林墻的倒塌對經濟根基的震動程度,使得西方實際工資水平的停滯並沒有對消費起到遏制作用。相反,自1989年以來,由於利率降低,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支出一次次創歷史新高。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歐洲的利率下降示意圖看上去就像一個滑雪坡。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高達兩位數的利率和經濟下滑之後,越來越便宜的信貸帶來了全球經濟的欣快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Joseph Stiglitz)甚至將20世紀90年代命名為“喧囂的90年代”。因為過分大膽的信貸業的刺激,整個世界開始瘋狂支出。從信用卡到抵押,借貸條件之便利可謂前所未有。倫敦南部的建築工人約翰甚至收集了11張信用卡。“總是有郵件向我提供新的信用卡。我只需填好表格,寄回去就是了。一周後我就能收到新的信用卡。”如果一張卡到限額了,約翰就用另一張卡。
便宜而便利的信貸鼓勵人們在沒錢的時候支出。在美國,從1993年到2004年,消費債務——包括信用卡支付、銀行貸款和汽車融資在內——從8 億美元驟升至20 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經濟的3%。到2006年,美國人的未結債務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迫於還貸壓力,像瓊斯夫婦那樣的人只好訴諸於循環賬戶,即在一段時期內以高於銀行水平的利息率支付未結的信用卡債務(到2006年,美國成年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即1.15億美國人開設有循環賬戶)。
銀行在貸款方面也像信用卡公司一樣慷慨。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英國分別采取措施,為便利抵押鋪平了道路。數項關鍵的貨幣政策都是為提供廉價抵押服務的。自柏林墻倒塌以來,美聯儲一直在全面降低利率,用這一舉措來抵擋美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危機;這一政策對家庭債務和消費者支出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後果。例如,到2006年,美國的抵押借債已經達到70 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經濟的10%。“今天我們還在感受著這類政策的嚴重後果,包括全球資本流動的泡沫和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瑞銀集團金融服務公司的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解釋說,美國現在正在迅速走向四分五裂。
借貸根本無須足夠的資產抵押便可進行。例如,在2005年,40%的美國抵押借款只需零首付。“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時候,你買房時無須支付首付,只要有個工作就行了。”特拉梅爾·克羅房地產公司(Trammel Crow)董事長J.唐納德·特維萊格(J. Ronald Terwilliger)說,他的公司曾在全美建造過超過200 000處住宅。這些都是風險很大的交易,最近幾年西方世界破產率的急速上升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破產對於西方世界的打擊要比伊斯蘭恐怖主義大得多。 2006年,英國個人破產率上升了55%,僅當年上半年,英國銀行就註銷了33億英鎊的壞賬。但全世界破產發生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地方的國家是美國。 2006年,破產的增長率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還要高1.5個百分點。這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美國正在走向破產。
諷刺的是,因為破產率的上升,信貸業的另一個板塊卻因此而受益,這也是美聯儲長期低利率政策帶來的一個無賴後果之一。數據顯示,在美國,“2005年,專門從事收債的公司購買了660億美元的拖欠信用卡賬戶。這一巨額款項對收債者來說無異於天賜良機,但對於大約800萬信用卡用戶卻有著全然不同的意義——騷擾滲透在他們全部的生活中:不間斷的電話、催債信、起訴、工資扣押通知、沒收財產,有時甚至因為信用卡債務遭到逮捕”。
抵押貸款行業正是高破產率的核心原因。喪失房屋的抵押品贖回權是到目前為止最常見的破產方式,科羅拉多州的這一比率是全美國最高的。1996 年,丹佛有700戶居民因為無法兌現抵押貸款而喪失了房子;2006年,這一數字急躍至4 000戶。政府管理機構堅信,喪失房屋抵押品贖回權與整個國家貸款的便利有著直接關系。
在這一趨勢中,好幾個抵押經紀人都加入了全球犯罪的行列。“在2006年以前,抵押經紀人沒有這麽關心貸款的還款情況,因為他們已經在房產被購買時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利益,相當於抵押貸款中第一個百分比,”一位蒙大拿房地產中介人解釋說,“銀行也不是十分關心,他們完全可以在房價顯著上升,需求很大時,將重新獲得的資產很快出售,甚至還能大賺一筆。”銀行經理人通常會警告開發商和買主——他們的客戶——稱銀行可能會收回抵押房屋贖回權,他們通過這種方式接近房主,在其被銀行拍賣前購買其房產。例如,蒙大拿州卡利斯比的冰河銀行就曾用這一戰略買入了附近非常時尚的“白鯨”的房產。新的買主通常使用收回贖回權的銀行提供的抵押貸款購買房產。由於未結債務的一部分利息是在本金之前支付的,銀行通常可以從收回房產中漁利。
如果便利的廉價貸款是人們購買昂貴住房的強有力動因的話,擁有一處房產在“感覺良好”方面的因素通常是舉債購買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美國人)將出售房屋所有權看作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穩定性。”丹佛經濟發展辦公室住房問題主管傑基·莫雷爾-費蘭德(Jacky Morales-Ferrand)解釋說。擁有一處房產的“感覺良好”因素在有孩子的家庭更為明顯,因為父母希望給孩子留下一些資產。信貸行業打入這一市場真可謂輕車熟路,他們將房屋抵押貸款宣傳為美國中產階級田園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美國中產階級父母實在不應該借債,因為他們走向破產的幾率要比其他美國人高出一倍。未來的前景變得更加暗淡。哈佛法學院教授伊麗莎白· 沃倫1(Elizabeth Warren)警告說,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將有超過500萬有孩子的家庭宣布破產。“那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家,每七個有孩子的家庭中會有一個宣布破產,他們將成為巨大的美國經濟遊戲中的輸家。”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高達兩位數的利率和經濟下滑之後,越來越便宜的信貸帶來了全球經濟的欣快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Joseph Stiglitz)甚至將20世紀90年代命名為“喧囂的90年代”。因為過分大膽的信貸業的刺激,整個世界開始瘋狂支出。從信用卡到抵押,借貸條件之便利可謂前所未有。倫敦南部的建築工人約翰甚至收集了11張信用卡。“總是有郵件向我提供新的信用卡。我只需填好表格,寄回去就是了。一周後我就能收到新的信用卡。”如果一張卡到限額了,約翰就用另一張卡。
便宜而便利的信貸鼓勵人們在沒錢的時候支出。在美國,從1993年到2004年,消費債務——包括信用卡支付、銀行貸款和汽車融資在內——從8 億美元驟升至20 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經濟的3%。到2006年,美國人的未結債務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迫於還貸壓力,像瓊斯夫婦那樣的人只好訴諸於循環賬戶,即在一段時期內以高於銀行水平的利息率支付未結的信用卡債務(到2006年,美國成年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即1.15億美國人開設有循環賬戶)。
銀行在貸款方面也像信用卡公司一樣慷慨。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英國分別采取措施,為便利抵押鋪平了道路。數項關鍵的貨幣政策都是為提供廉價抵押服務的。自柏林墻倒塌以來,美聯儲一直在全面降低利率,用這一舉措來抵擋美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危機;這一政策對家庭債務和消費者支出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後果。例如,到2006年,美國的抵押借債已經達到70 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經濟的10%。“今天我們還在感受著這類政策的嚴重後果,包括全球資本流動的泡沫和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瑞銀集團金融服務公司的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解釋說,美國現在正在迅速走向四分五裂。
借貸根本無須足夠的資產抵押便可進行。例如,在2005年,40%的美國抵押借款只需零首付。“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時候,你買房時無須支付首付,只要有個工作就行了。”特拉梅爾·克羅房地產公司(Trammel Crow)董事長J.唐納德·特維萊格(J. Ronald Terwilliger)說,他的公司曾在全美建造過超過200 000處住宅。這些都是風險很大的交易,最近幾年西方世界破產率的急速上升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破產對於西方世界的打擊要比伊斯蘭恐怖主義大得多。 2006年,英國個人破產率上升了55%,僅當年上半年,英國銀行就註銷了33億英鎊的壞賬。但全世界破產發生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地方的國家是美國。 2006年,破產的增長率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還要高1.5個百分點。這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美國正在走向破產。
諷刺的是,因為破產率的上升,信貸業的另一個板塊卻因此而受益,這也是美聯儲長期低利率政策帶來的一個無賴後果之一。數據顯示,在美國,“2005年,專門從事收債的公司購買了660億美元的拖欠信用卡賬戶。這一巨額款項對收債者來說無異於天賜良機,但對於大約800萬信用卡用戶卻有著全然不同的意義——騷擾滲透在他們全部的生活中:不間斷的電話、催債信、起訴、工資扣押通知、沒收財產,有時甚至因為信用卡債務遭到逮捕”。
抵押貸款行業正是高破產率的核心原因。喪失房屋的抵押品贖回權是到目前為止最常見的破產方式,科羅拉多州的這一比率是全美國最高的。1996 年,丹佛有700戶居民因為無法兌現抵押貸款而喪失了房子;2006年,這一數字急躍至4 000戶。政府管理機構堅信,喪失房屋抵押品贖回權與整個國家貸款的便利有著直接關系。
在這一趨勢中,好幾個抵押經紀人都加入了全球犯罪的行列。“在2006年以前,抵押經紀人沒有這麽關心貸款的還款情況,因為他們已經在房產被購買時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利益,相當於抵押貸款中第一個百分比,”一位蒙大拿房地產中介人解釋說,“銀行也不是十分關心,他們完全可以在房價顯著上升,需求很大時,將重新獲得的資產很快出售,甚至還能大賺一筆。”銀行經理人通常會警告開發商和買主——他們的客戶——稱銀行可能會收回抵押房屋贖回權,他們通過這種方式接近房主,在其被銀行拍賣前購買其房產。例如,蒙大拿州卡利斯比的冰河銀行就曾用這一戰略買入了附近非常時尚的“白鯨”的房產。新的買主通常使用收回贖回權的銀行提供的抵押貸款購買房產。由於未結債務的一部分利息是在本金之前支付的,銀行通常可以從收回房產中漁利。
如果便利的廉價貸款是人們購買昂貴住房的強有力動因的話,擁有一處房產在“感覺良好”方面的因素通常是舉債購買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美國人)將出售房屋所有權看作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穩定性。”丹佛經濟發展辦公室住房問題主管傑基·莫雷爾-費蘭德(Jacky Morales-Ferrand)解釋說。擁有一處房產的“感覺良好”因素在有孩子的家庭更為明顯,因為父母希望給孩子留下一些資產。信貸行業打入這一市場真可謂輕車熟路,他們將房屋抵押貸款宣傳為美國中產階級田園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美國中產階級父母實在不應該借債,因為他們走向破產的幾率要比其他美國人高出一倍。未來的前景變得更加暗淡。哈佛法學院教授伊麗莎白· 沃倫1(Elizabeth Warren)警告說,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將有超過500萬有孩子的家庭宣布破產。“那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家,每七個有孩子的家庭中會有一個宣布破產,他們將成為巨大的美國經濟遊戲中的輸家。”
回復: 無賴經濟學 - 第二章 沒有誰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中產階級家庭是戰後美國夢的核心。作為美國價值觀的外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象征著美國生活方式的優越,因為他們體現了美國夢的所有關鍵元素:收入穩定、道德高尚、生活快樂、日新月異以及最重要的,同質和均衡。美國夢是制憲元勛們對於一個新國家遠景的最高定點: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美國夢不是別的,只是一個夢境而已。一個工薪階層開著光鮮亮麗的福特車去上班,一個美麗的主婦享受著各種電氣玩意兒,兩個聰明漂亮的孩子騎自行車穿過一模一樣的街道去上學,所有這些形象都構成了美國夢的推銷者們織就的夢幻世界。不過,在戰後的集體想象中,這樣的情景似乎是真實存在的。在近60年的時間裏,經濟繁榮使美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夢想,也使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始終存在幻想,認為中產階級握有通往應許之地的鑰匙。卡特裏娜颶風摧毀了這一強大的形象,曝露了這個國家的真實本質:它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使其民眾免於颶風的侵害,這個國家處處受到貧窮的折磨,充滿了不平等。世界睜著一雙不相信的眼睛傾聽著這個國家的人們訴說著他們超現實的災難,他們根本沒有錢,租不起一輛汽車,也買不起汽油來逃離這個城市。這是在二戰後的歷史上,瓊斯夫婦第一次沒有存在於這樣的畫面中。因為貧窮和債務累累,新奧爾良的中產階級已經陷入赤貧。
為什麽來自美國和國外的卡特裏娜災難的觀察者們沒有註意到,“冷戰勝利者”的經濟衰退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為什麽他們沒有看到,柏林墻的倒塌釋放出各種無賴經濟勢力,正在不斷侵蝕著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阻止了社會的流動性?是經濟而不是惡劣的天氣剝奪了人們的夢想,顯示出它的自相矛盾和虛偽本質。如今,美國中產階級和全世界一樣沒有意識到其當前夢魘的核心乃是無賴經濟而不是新保守主義政治,貧窮、破產,以及最重要的,收入不均正在毀滅著一個個中產階級家庭。
在美國中產階級的新經濟環境下,兩份收入通常並不足以養活一個家庭。父母被陷入了伊麗莎白·沃倫所謂的“雙收入陷阱”中:他們面臨著更高的生活成本,因為社會薪水,即福利消失了。所有家庭的一大部分收入都用於支付位於好學區(其數目日漸下降)的昂貴房產的按揭了;另一部分則用於支付醫療保險及儲蓄為孩子支付未來的大學學費,在過去10年時間裏,大學的各種費用上漲了78%。有孩子的夫婦還需要為孩子支付醫療費用,有朝一日自己生病了他們需要孩子照顧,必須購買第二輛車。2006年,邁阿密一家形象咨詢公司的經理人,有兩個孩子的凱薩·科伯,每個月要支付520美元作為幼女的醫療費用,340美元支付汽車款,400美元支付家庭醫療保險金。每個月,這些重要的費用都要延期支付,因為科伯家幾乎入不敷出了。
而科伯夫人2006年的年薪為39 000美元,她的丈夫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年薪只有21 000美元。兩人加在一起的收入超過了美國2006年的家庭平均收入:46 326美元。為了多掙些現金,科伯先生在午夜前往一家電影院做招待員和維修人員,每小時可收入5.45美元(比最低時薪5.15美元高不了多少),而科伯夫人正在考慮周末的時候在一家大的百貨商場做售貨員。自2001年以來,夜間工作在美國越來越風行。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6年,700萬~800 萬美國人——大約相當於全美受雇人口的5%,或者整個美國人口的1/17,有一份以上的兼職。其中大多數人都結婚了,多半都是三十過半或四十出頭的年紀,有孩子。擁有多份工作的美國人最集中的地區是在中西部各州,瓊斯夫婦就居住在那裏。
我們之所以對自己居住的世界一無所知,是因為總有一個經濟假象的羅網籠罩著我們,那裏煙霧繚繞、紛繁喧囂,篡改現實,曲解世事。在卡特裏娜颶風使新奧爾良的社會衰退切實影響到美國家庭之前,人們總是將這個城市和狂歡節聯想在一起,以為那個城市和威尼斯和拉斯維加斯一樣,是成年人遊樂的聖地。虛構的假象在艱難時期不斷擴大,因為經濟衰退侵蝕著民間社會,改變了人們對周圍假象的看法。自1989年以來,無賴經濟一直在模糊著人們面對的現實,使得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變成了一個越來越不現實的生存環境。
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短篇小說《錯亂少年愁》(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中入木三分地描繪了經濟對現實的腐蝕。這部小說敘述了阿貝爾·柯尼利厄斯博士生命中的一天,他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一個歷史學教授,那是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一段時期。曼認為在他所描述的世界沒有了權威,這是因為魏瑪共和國對金錢的無限瘋狂。“通貨膨脹不僅吞噬了人們的錢袋;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最終甚至削弱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感受。簡言之,曼認為惡性通貨膨脹與通常所謂的‘超現實’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
如今的美國中產階級紛紛陷入超高債務中,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結果和惡性通貨膨脹非常相似。債務吞噬掉收入的方式和通貨膨脹導致紙幣貶值的方式一樣,迫使人們不得不降低生活標準。曼描述了“柯尼利厄斯和他的家人(何以)生活在一個不再有餐後甜點,而只有甜點替代品(劣質仿造品)的世界。因為通貨膨脹迫使他們必須節省度日,他們根本買不起真東西了。”美國中產階級也同樣是世界普遍變得廉價的犧牲品。它們不能再購買牛排,轉而購買漢堡包;當它們連新鮮漢堡包都買不起的時候,就只好買冷凍的;以此類推,順著質量的階梯下滑,一直在找更便宜的替代品——劣質仿造品。
通貨膨脹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因為它迫使人們為當下活著;超高債務也帶來了同樣的後果。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無法考慮假期和生日派對怎麽過,他們甚至無法為孩子的未來做出規劃,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眼前的家庭能否繼續維持下去。對破產的恐懼成為噩夢,人們必須傾註所有的經歷讓高昂的生活得以維持。科伯夫人每天都在下班回家,開車接丈夫和孩子的路上想起家庭的經濟壓力。“在一輛接一輛的擁堵交通中,談話永遠圍繞著怎麽讓生活變得更好?怎樣才能削減開支?丈夫是否應該去上社區大學?他們搬到哪裏才能維持高品質的生活?”
托馬斯·曼在描述柯尼利厄斯的家時說它到處是未經修理的東西:比方說,一個洗手池已經兩年沒有修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維修工作崗位和零部件徹底過時了,因為它不可能跟得上物價上漲的步伐。超高債務也在阻止美國中產階級修理家庭用品,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必要的現金。
隨著經濟蕭條讓社會四分五裂,人們陷入了一種存在主義的恍惚狀態,他們變得無比困惑。“有時我感到很奇怪,”科伯夫人對《華盛頓郵報》說,“我的生活正常嗎?”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媒體為人們描述的世界充滿了假象和積極的報道,他們沈溺於其中自欺欺人。虛幻的希望被制造出來,諸如廣泛宣傳的美國經濟的高增長率。而那些只不過是幻境。兩位美國經濟學家伊恩·迪尤-貝克(Ian Dew-Becker)和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做的研究工作顯示,從1997年到2001年,大部分增長都讓公司CEO變得富有起來,包括安然公司董事會的前成員、影視巨星、運動員、媒體大亨等所謂的社會精英。
“曼也感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世界與現代媒體世界之間的聯系。政府通過與受托的媒體勾當,創造了一種財富的假象;大眾媒體同樣參與了構築一個無所不在的童話世界這一醜惡勾當。早在20世紀20年代,曼就已經意識到現代技術和現代生活日益媒體化的特性將可能使我們生活在普遍存在的騙局中。”在讓人們陷入一種編造的捕風捉影的假象,以為整個社會可被拯救這件事上,媒體無疑做了幫兇。在所有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情況下,美國人居然相信喬治·W.布什總統一而再地保證降低富人的稅收能夠使窮人受益的謊言。斯拉夫女性受到了好萊塢電影的誘騙做了妓女,她們認為自己會成為下一個“風月俏佳人”。
隨著現實的逐漸隱去,傳統的價值觀也隨之消亡。獲得學位、找到工作、成家只能復制中產階級的慘淡宿命:他們到最後什麽也掙不下。因此,人們開始癡迷於成名,名人卓越的生活故事成為精神的垃圾食品,充斥著各種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在超市付賬的長隊中,美國購物者被飛揚在雜誌封面上的名人照片轟炸著眼球。他們容貌姣好、身材健美、臉上帶著迷人的微笑,讀者不禁夢想著要加入他們的行列。在《錯亂少年愁》中,一個年輕人夢想著成為著名演員。今天,他會夢想贏得“老大哥”真人秀比賽或者在“美國偶像”中一舉成名。
真人秀表演讓觀眾陷入白日夢,否定自己眼前的現實,更不要說其他國家的現實,那些人根本默默無聞,誰都不會花費心思去想想他們的日子過得怎樣。此外,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向這些演員支付報酬了,因為他們自己也已經成了假象的追求者!
超高債務的影響和惡性通貨膨脹非常相似。它改變了現實的內涵,迫使人們去接受假象,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面對自己的社會經濟困境。希望美國中產階級正在經歷的噩夢不要開啟一個徹底瘋狂的大門。當魏瑪共和國最終解體時,超現實成為第三帝國崛起借用的工具。納粹的危險被一個民族大大低估了,因為他們早已喪失了辨別假象和真相的能力。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美國夢不是別的,只是一個夢境而已。一個工薪階層開著光鮮亮麗的福特車去上班,一個美麗的主婦享受著各種電氣玩意兒,兩個聰明漂亮的孩子騎自行車穿過一模一樣的街道去上學,所有這些形象都構成了美國夢的推銷者們織就的夢幻世界。不過,在戰後的集體想象中,這樣的情景似乎是真實存在的。在近60年的時間裏,經濟繁榮使美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夢想,也使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始終存在幻想,認為中產階級握有通往應許之地的鑰匙。卡特裏娜颶風摧毀了這一強大的形象,曝露了這個國家的真實本質:它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使其民眾免於颶風的侵害,這個國家處處受到貧窮的折磨,充滿了不平等。世界睜著一雙不相信的眼睛傾聽著這個國家的人們訴說著他們超現實的災難,他們根本沒有錢,租不起一輛汽車,也買不起汽油來逃離這個城市。這是在二戰後的歷史上,瓊斯夫婦第一次沒有存在於這樣的畫面中。因為貧窮和債務累累,新奧爾良的中產階級已經陷入赤貧。
為什麽來自美國和國外的卡特裏娜災難的觀察者們沒有註意到,“冷戰勝利者”的經濟衰退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為什麽他們沒有看到,柏林墻的倒塌釋放出各種無賴經濟勢力,正在不斷侵蝕著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阻止了社會的流動性?是經濟而不是惡劣的天氣剝奪了人們的夢想,顯示出它的自相矛盾和虛偽本質。如今,美國中產階級和全世界一樣沒有意識到其當前夢魘的核心乃是無賴經濟而不是新保守主義政治,貧窮、破產,以及最重要的,收入不均正在毀滅著一個個中產階級家庭。
在美國中產階級的新經濟環境下,兩份收入通常並不足以養活一個家庭。父母被陷入了伊麗莎白·沃倫所謂的“雙收入陷阱”中:他們面臨著更高的生活成本,因為社會薪水,即福利消失了。所有家庭的一大部分收入都用於支付位於好學區(其數目日漸下降)的昂貴房產的按揭了;另一部分則用於支付醫療保險及儲蓄為孩子支付未來的大學學費,在過去10年時間裏,大學的各種費用上漲了78%。有孩子的夫婦還需要為孩子支付醫療費用,有朝一日自己生病了他們需要孩子照顧,必須購買第二輛車。2006年,邁阿密一家形象咨詢公司的經理人,有兩個孩子的凱薩·科伯,每個月要支付520美元作為幼女的醫療費用,340美元支付汽車款,400美元支付家庭醫療保險金。每個月,這些重要的費用都要延期支付,因為科伯家幾乎入不敷出了。
而科伯夫人2006年的年薪為39 000美元,她的丈夫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年薪只有21 000美元。兩人加在一起的收入超過了美國2006年的家庭平均收入:46 326美元。為了多掙些現金,科伯先生在午夜前往一家電影院做招待員和維修人員,每小時可收入5.45美元(比最低時薪5.15美元高不了多少),而科伯夫人正在考慮周末的時候在一家大的百貨商場做售貨員。自2001年以來,夜間工作在美國越來越風行。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6年,700萬~800 萬美國人——大約相當於全美受雇人口的5%,或者整個美國人口的1/17,有一份以上的兼職。其中大多數人都結婚了,多半都是三十過半或四十出頭的年紀,有孩子。擁有多份工作的美國人最集中的地區是在中西部各州,瓊斯夫婦就居住在那裏。
我們之所以對自己居住的世界一無所知,是因為總有一個經濟假象的羅網籠罩著我們,那裏煙霧繚繞、紛繁喧囂,篡改現實,曲解世事。在卡特裏娜颶風使新奧爾良的社會衰退切實影響到美國家庭之前,人們總是將這個城市和狂歡節聯想在一起,以為那個城市和威尼斯和拉斯維加斯一樣,是成年人遊樂的聖地。虛構的假象在艱難時期不斷擴大,因為經濟衰退侵蝕著民間社會,改變了人們對周圍假象的看法。自1989年以來,無賴經濟一直在模糊著人們面對的現實,使得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變成了一個越來越不現實的生存環境。
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短篇小說《錯亂少年愁》(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中入木三分地描繪了經濟對現實的腐蝕。這部小說敘述了阿貝爾·柯尼利厄斯博士生命中的一天,他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一個歷史學教授,那是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一段時期。曼認為在他所描述的世界沒有了權威,這是因為魏瑪共和國對金錢的無限瘋狂。“通貨膨脹不僅吞噬了人們的錢袋;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最終甚至削弱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感受。簡言之,曼認為惡性通貨膨脹與通常所謂的‘超現實’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
如今的美國中產階級紛紛陷入超高債務中,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結果和惡性通貨膨脹非常相似。債務吞噬掉收入的方式和通貨膨脹導致紙幣貶值的方式一樣,迫使人們不得不降低生活標準。曼描述了“柯尼利厄斯和他的家人(何以)生活在一個不再有餐後甜點,而只有甜點替代品(劣質仿造品)的世界。因為通貨膨脹迫使他們必須節省度日,他們根本買不起真東西了。”美國中產階級也同樣是世界普遍變得廉價的犧牲品。它們不能再購買牛排,轉而購買漢堡包;當它們連新鮮漢堡包都買不起的時候,就只好買冷凍的;以此類推,順著質量的階梯下滑,一直在找更便宜的替代品——劣質仿造品。
通貨膨脹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因為它迫使人們為當下活著;超高債務也帶來了同樣的後果。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無法考慮假期和生日派對怎麽過,他們甚至無法為孩子的未來做出規劃,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眼前的家庭能否繼續維持下去。對破產的恐懼成為噩夢,人們必須傾註所有的經歷讓高昂的生活得以維持。科伯夫人每天都在下班回家,開車接丈夫和孩子的路上想起家庭的經濟壓力。“在一輛接一輛的擁堵交通中,談話永遠圍繞著怎麽讓生活變得更好?怎樣才能削減開支?丈夫是否應該去上社區大學?他們搬到哪裏才能維持高品質的生活?”
托馬斯·曼在描述柯尼利厄斯的家時說它到處是未經修理的東西:比方說,一個洗手池已經兩年沒有修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維修工作崗位和零部件徹底過時了,因為它不可能跟得上物價上漲的步伐。超高債務也在阻止美國中產階級修理家庭用品,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必要的現金。
隨著經濟蕭條讓社會四分五裂,人們陷入了一種存在主義的恍惚狀態,他們變得無比困惑。“有時我感到很奇怪,”科伯夫人對《華盛頓郵報》說,“我的生活正常嗎?”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媒體為人們描述的世界充滿了假象和積極的報道,他們沈溺於其中自欺欺人。虛幻的希望被制造出來,諸如廣泛宣傳的美國經濟的高增長率。而那些只不過是幻境。兩位美國經濟學家伊恩·迪尤-貝克(Ian Dew-Becker)和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做的研究工作顯示,從1997年到2001年,大部分增長都讓公司CEO變得富有起來,包括安然公司董事會的前成員、影視巨星、運動員、媒體大亨等所謂的社會精英。
“曼也感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世界與現代媒體世界之間的聯系。政府通過與受托的媒體勾當,創造了一種財富的假象;大眾媒體同樣參與了構築一個無所不在的童話世界這一醜惡勾當。早在20世紀20年代,曼就已經意識到現代技術和現代生活日益媒體化的特性將可能使我們生活在普遍存在的騙局中。”在讓人們陷入一種編造的捕風捉影的假象,以為整個社會可被拯救這件事上,媒體無疑做了幫兇。在所有的現實擺在眼前的情況下,美國人居然相信喬治·W.布什總統一而再地保證降低富人的稅收能夠使窮人受益的謊言。斯拉夫女性受到了好萊塢電影的誘騙做了妓女,她們認為自己會成為下一個“風月俏佳人”。
隨著現實的逐漸隱去,傳統的價值觀也隨之消亡。獲得學位、找到工作、成家只能復制中產階級的慘淡宿命:他們到最後什麽也掙不下。因此,人們開始癡迷於成名,名人卓越的生活故事成為精神的垃圾食品,充斥著各種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在超市付賬的長隊中,美國購物者被飛揚在雜誌封面上的名人照片轟炸著眼球。他們容貌姣好、身材健美、臉上帶著迷人的微笑,讀者不禁夢想著要加入他們的行列。在《錯亂少年愁》中,一個年輕人夢想著成為著名演員。今天,他會夢想贏得“老大哥”真人秀比賽或者在“美國偶像”中一舉成名。
真人秀表演讓觀眾陷入白日夢,否定自己眼前的現實,更不要說其他國家的現實,那些人根本默默無聞,誰都不會花費心思去想想他們的日子過得怎樣。此外,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向這些演員支付報酬了,因為他們自己也已經成了假象的追求者!
超高債務的影響和惡性通貨膨脹非常相似。它改變了現實的內涵,迫使人們去接受假象,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面對自己的社會經濟困境。希望美國中產階級正在經歷的噩夢不要開啟一個徹底瘋狂的大門。當魏瑪共和國最終解體時,超現實成為第三帝國崛起借用的工具。納粹的危險被一個民族大大低估了,因為他們早已喪失了辨別假象和真相的能力。
回復: 無賴經濟學 - 第二章 沒有誰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要想觀察美國經濟困境是如何逐步展開的,我們必須突破由政治家和媒體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經濟假象之網。傳統方式的美國經濟衡量指標一向是虛假而樂觀的。2006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體面地達到3.1%,失業率為4.5%,通貨膨脹率仍在可控範圍內,為2.4%。然而,全美國收入的不平等已經達到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貧富差距達到頂峰,社會流動性成為通往貧困的下滑斜坡。原因很簡單:富人和巨富們已經吃掉了經濟餡餅中的一多半。
如今,收入不均的增長速度是中世紀以來聞所未聞的,而經濟已陷入一個封建體系,“薩爾斯堡大教主擁有它所居住地區1/3的社會生產總值。”為了直觀地描述中產階級和巨富之間差距有多大,我們來使用德國經濟學家詹·潘(Jan Pen)的工具:收入隊列。想象有一個全國閱兵式,全國人口根據其收入高低列成一排。中等收入的人是1.70米高,而以1米為貧困線,最低收入的人還不到 1米高。一米標記以下的人為赤貧,隊列的最前面站著這些人。隨著隊列向前行進,水平線越來越高,但升高速度非常緩慢。只有到了最後,人口中的最後1%到來時,我們才註意到高度出現了驟升。像阿歷克斯·弗格森爵士這樣年薪600萬美元的足球經理人高度為300米,不過和3公裏高度的大衛·貝克漢姆比起來,他就微不足道了。隊列的最後是那些好幾公裏高的巨人,諸如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權公司黑石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之一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2006年一年賺了25億美元。
收入不均的加劇是無賴經濟學的非現實後果之一。政治不僅無法阻止巨富和其他人口之間差距的日益拓寬,事實上它還推動了這一進程。舉例來說,財經政策作為重新分配財富的傳統工具之一,已經成為富人手中針對窮人的特權。從1980年到2004年,美國1%的富人所擁有的稅前收入份額從8%增加到 16%。在同一時期,90%~95%的稅前收入創造者的份額並未發生改變,還在12%。這就是說,稅收成為遞減性的,收入越低,繳納的稅款越多。
收入不均在歐洲也呈大增之勢,在那裏,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是英國。從2004年到2007年,英國的窮人人數從1 210萬增加到1 270萬,2006年,英國公司創利潤達到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其分配卻還不如過去公平。2006年上半年,最富有公司的董事薪酬上升了28%,而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平均周薪下降了0.4%。
高盛公司的數據顯示,公司的利潤率自1989年以來一直穩定上升,因為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減低,到2006年達到史上最高水平。這一現象與全球勞動力供應量的劇增有關。“供求規律表明,當勞動力數量超過資本,勞動力價格下降,勞動力回報——實際薪金——停滯,而資本回報——利潤——劇增。”喬治·馬格納斯解釋道。如果沒有阻止收入不均的特別政策出臺,財富積聚將持續下去,主要是公司老板、投資銀行和名人;這種情況將在未來的至少15年持續下去,直到發展中國家的薪金水平趕上西方國家為止。
令人震驚的是,讓全球化的巨富們走向富裕之路的是薪金的增加而不是投資的回報。讓他們的財富劇增的不是其投資組合中所持股價的突然上漲,而是從其工作中收取的費用上升。“全球公司和市場的增長導致了‘超級巨星’的產生,無論在工商業、金融業、體育、法律和娛樂界都是如此,使之將其天賦用於更為廣闊的空間,增加了其技能的經濟回報。”這一現象遠不止適用於公司的CEO們。紐約洋基隊的阿裏克斯·羅德裏格斯是歷史上收入最高的棒球隊員。2006年他的收入高達2 200萬美元,“是1993年的明星球員鮑比·波尼拉收入的4倍……是職業棒球隊員平均薪金的44倍,波尼拉先生當年的薪水只不過是(其同儕平均薪金的)14倍”。某些棒球專家可能對我將阿裏克斯·羅德裏格斯與鮑比·波尼拉相比較提出爭議,因為羅德裏格斯的確是超級巨星,而波尼拉從未被認為是什麽巨星,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會同意這一觀點:職業球員(特別是棒球)的薪金水平已經高得無法控制了。
全球盡人皆知,技術革新的潛在力量似乎證實了一個事實,即所有當前足球比賽票和電影票中有越來越大的部分用於支付超級巨星的薪酬了,其數額從幾百萬到數千萬美元不等。“全球化擴大了有天賦的個人能夠使用其個人技巧的市場,而技術使得公司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幅增長。”在收入光譜的另一端我們看到在同一行業中每天兢兢業業的人們,包括在足球場上割草的人和電影院的管理者:同樣參與演出的雇員。他們的薪酬被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吞噬而去,他們今天的實際薪酬要比幾十年前更低了。為了獲得基本的現代生活必需品,中等收入者如今工作的時間必須比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前更長。全球化已經斷開了存在於本地層面的勞動生產率和實際薪酬之間的鏈條,導致一種新的經濟相互依存性的產生。
如今,還在懷念著舊的美國夢的人應該看一看北方各國,那裏的中產階級仍然存在,收入不均的情況已經被特別政策有效遏制住了。只有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我們才能看到真正的社會穩定,它能夠反映出那句格言的潛在力量:“美國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度。”在美國和英國,窮人和富人可能世世代代窮下去和富下去,而在北歐各國,人們成功的機會是均等的。
一份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發表的報告警告說,美國的收入不均已經回到了一個世紀以前,即19世紀90年代所謂“鍍金時代”時的水平,那是歷史上貧富差距最大的時期。1899年,美國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侖1(Thorstein Veblen),一個古怪地堅信美國社會將在他的時代走向墮落的人,將鍍金時代的巨富們重新定義為“休閑階層”,並揭示他們進行的是“誇耀性消費”。在凡勃侖看來,美國社會已經過了工業化時期,驅動著整個社會前進的無非就是享樂和消費。休閑階層是由那些喪失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努力工作的原則、對腐敗無動於衷的人組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休閑階層的一次幕間休息,在大戰結束時期,他們又徑直恢復了之前的消費主義生活習慣。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將這種享樂主義的喪失倫理的世界描述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以“喧囂的20年代”,即“爵士樂時代”為背景的關於貪婪和無望愛情的故事。蓋茨比和那些分享他的闊氣生活的人都是些騙子、股票經紀人、電影明星和著名的運動員——也就相當於如今的名人——“居住在一個不穩定、充滿變數的社會裏”。他們對消費主義極為關註,後者極大地腐蝕了美國的理想主義,以至於開國元勛們倡導的“自由和追求幸福”成了一系列關於應該在哪裏打高爾夫球或者該買什麽樣的襯衫這樣的無聊選擇。正如凡勃侖所指出的那樣,對於休閑階層而言,重要的不是如卡爾·馬克思所說的擁有生產資料,而是擁有消費資料。
如今,一個新的名人和億萬富翁階層——那些和普通百姓不可同日而語的人——正在從全球化經濟中獲取利益。融資和投機促成了跨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其從中產階級手中攫取了對新財富的平等分配權,從而加固了這個新休閑階層的基礎。歷史總是給我們敲響警鐘:極度收入不均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研究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專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教授指出,20世紀80年代,英國收入不均的增長遠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結果,收入不均程度的居高不下加深了90年代初的英國經濟蕭條,那是迄今為止自二戰後期以來歐洲國家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增長減速。
鍍金時代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喧囂的20年代”以1929年的崩潰走到盡頭,後者繼而引發了大蕭條。那是全民普遍失業的10年,它證明了把國家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巨大危險。好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人們開出了一劑良方。他提議政府大規模參與勞動力市場,引入新的重新分配財富政策,並鼓勵在人口中分配股份所有權。今天,此類措施已經不足以馴服無賴經濟的野蠻本質了。
如今,收入不均的增長速度是中世紀以來聞所未聞的,而經濟已陷入一個封建體系,“薩爾斯堡大教主擁有它所居住地區1/3的社會生產總值。”為了直觀地描述中產階級和巨富之間差距有多大,我們來使用德國經濟學家詹·潘(Jan Pen)的工具:收入隊列。想象有一個全國閱兵式,全國人口根據其收入高低列成一排。中等收入的人是1.70米高,而以1米為貧困線,最低收入的人還不到 1米高。一米標記以下的人為赤貧,隊列的最前面站著這些人。隨著隊列向前行進,水平線越來越高,但升高速度非常緩慢。只有到了最後,人口中的最後1%到來時,我們才註意到高度出現了驟升。像阿歷克斯·弗格森爵士這樣年薪600萬美元的足球經理人高度為300米,不過和3公裏高度的大衛·貝克漢姆比起來,他就微不足道了。隊列的最後是那些好幾公裏高的巨人,諸如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權公司黑石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之一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2006年一年賺了25億美元。
收入不均的加劇是無賴經濟學的非現實後果之一。政治不僅無法阻止巨富和其他人口之間差距的日益拓寬,事實上它還推動了這一進程。舉例來說,財經政策作為重新分配財富的傳統工具之一,已經成為富人手中針對窮人的特權。從1980年到2004年,美國1%的富人所擁有的稅前收入份額從8%增加到 16%。在同一時期,90%~95%的稅前收入創造者的份額並未發生改變,還在12%。這就是說,稅收成為遞減性的,收入越低,繳納的稅款越多。
收入不均在歐洲也呈大增之勢,在那裏,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是英國。從2004年到2007年,英國的窮人人數從1 210萬增加到1 270萬,2006年,英國公司創利潤達到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其分配卻還不如過去公平。2006年上半年,最富有公司的董事薪酬上升了28%,而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平均周薪下降了0.4%。
高盛公司的數據顯示,公司的利潤率自1989年以來一直穩定上升,因為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減低,到2006年達到史上最高水平。這一現象與全球勞動力供應量的劇增有關。“供求規律表明,當勞動力數量超過資本,勞動力價格下降,勞動力回報——實際薪金——停滯,而資本回報——利潤——劇增。”喬治·馬格納斯解釋道。如果沒有阻止收入不均的特別政策出臺,財富積聚將持續下去,主要是公司老板、投資銀行和名人;這種情況將在未來的至少15年持續下去,直到發展中國家的薪金水平趕上西方國家為止。
令人震驚的是,讓全球化的巨富們走向富裕之路的是薪金的增加而不是投資的回報。讓他們的財富劇增的不是其投資組合中所持股價的突然上漲,而是從其工作中收取的費用上升。“全球公司和市場的增長導致了‘超級巨星’的產生,無論在工商業、金融業、體育、法律和娛樂界都是如此,使之將其天賦用於更為廣闊的空間,增加了其技能的經濟回報。”這一現象遠不止適用於公司的CEO們。紐約洋基隊的阿裏克斯·羅德裏格斯是歷史上收入最高的棒球隊員。2006年他的收入高達2 200萬美元,“是1993年的明星球員鮑比·波尼拉收入的4倍……是職業棒球隊員平均薪金的44倍,波尼拉先生當年的薪水只不過是(其同儕平均薪金的)14倍”。某些棒球專家可能對我將阿裏克斯·羅德裏格斯與鮑比·波尼拉相比較提出爭議,因為羅德裏格斯的確是超級巨星,而波尼拉從未被認為是什麽巨星,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會同意這一觀點:職業球員(特別是棒球)的薪金水平已經高得無法控制了。
全球盡人皆知,技術革新的潛在力量似乎證實了一個事實,即所有當前足球比賽票和電影票中有越來越大的部分用於支付超級巨星的薪酬了,其數額從幾百萬到數千萬美元不等。“全球化擴大了有天賦的個人能夠使用其個人技巧的市場,而技術使得公司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幅增長。”在收入光譜的另一端我們看到在同一行業中每天兢兢業業的人們,包括在足球場上割草的人和電影院的管理者:同樣參與演出的雇員。他們的薪酬被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吞噬而去,他們今天的實際薪酬要比幾十年前更低了。為了獲得基本的現代生活必需品,中等收入者如今工作的時間必須比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前更長。全球化已經斷開了存在於本地層面的勞動生產率和實際薪酬之間的鏈條,導致一種新的經濟相互依存性的產生。
如今,還在懷念著舊的美國夢的人應該看一看北方各國,那裏的中產階級仍然存在,收入不均的情況已經被特別政策有效遏制住了。只有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我們才能看到真正的社會穩定,它能夠反映出那句格言的潛在力量:“美國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度。”在美國和英國,窮人和富人可能世世代代窮下去和富下去,而在北歐各國,人們成功的機會是均等的。
一份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發表的報告警告說,美國的收入不均已經回到了一個世紀以前,即19世紀90年代所謂“鍍金時代”時的水平,那是歷史上貧富差距最大的時期。1899年,美國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侖1(Thorstein Veblen),一個古怪地堅信美國社會將在他的時代走向墮落的人,將鍍金時代的巨富們重新定義為“休閑階層”,並揭示他們進行的是“誇耀性消費”。在凡勃侖看來,美國社會已經過了工業化時期,驅動著整個社會前進的無非就是享樂和消費。休閑階層是由那些喪失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努力工作的原則、對腐敗無動於衷的人組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休閑階層的一次幕間休息,在大戰結束時期,他們又徑直恢復了之前的消費主義生活習慣。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將這種享樂主義的喪失倫理的世界描述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以“喧囂的20年代”,即“爵士樂時代”為背景的關於貪婪和無望愛情的故事。蓋茨比和那些分享他的闊氣生活的人都是些騙子、股票經紀人、電影明星和著名的運動員——也就相當於如今的名人——“居住在一個不穩定、充滿變數的社會裏”。他們對消費主義極為關註,後者極大地腐蝕了美國的理想主義,以至於開國元勛們倡導的“自由和追求幸福”成了一系列關於應該在哪裏打高爾夫球或者該買什麽樣的襯衫這樣的無聊選擇。正如凡勃侖所指出的那樣,對於休閑階層而言,重要的不是如卡爾·馬克思所說的擁有生產資料,而是擁有消費資料。
如今,一個新的名人和億萬富翁階層——那些和普通百姓不可同日而語的人——正在從全球化經濟中獲取利益。融資和投機促成了跨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其從中產階級手中攫取了對新財富的平等分配權,從而加固了這個新休閑階層的基礎。歷史總是給我們敲響警鐘:極度收入不均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研究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專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教授指出,20世紀80年代,英國收入不均的增長遠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結果,收入不均程度的居高不下加深了90年代初的英國經濟蕭條,那是迄今為止自二戰後期以來歐洲國家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增長減速。
鍍金時代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喧囂的20年代”以1929年的崩潰走到盡頭,後者繼而引發了大蕭條。那是全民普遍失業的10年,它證明了把國家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巨大危險。好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人們開出了一劑良方。他提議政府大規模參與勞動力市場,引入新的重新分配財富政策,並鼓勵在人口中分配股份所有權。今天,此類措施已經不足以馴服無賴經濟的野蠻本質了。
回復: 無賴經濟學 - 第二章 沒有誰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社會困境將美國中產階級陷入了一個假象之網。其成員生活在幻象毒藥中,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水準正在下降這個事實一無所知。只有一條路可以讓他們在痛苦中繼續生存:繼續沈溺於幻想。只有一條出路:逃避。年輕的蓋茨比也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無法超越的社會經濟鴻溝聳立於周圍,他們將他與巨富的世界隔離開來,他只有躲在夢境裏。菲茨傑拉德的西艾格和東艾格,即“喧囂的20年代”中的窮人區和富人區,象征著蓋茨比的悲慘生活與他走向富裕的願望和決心之間的分界線。蓋茨比並不知道收入分配,不知道東艾格的巨額財富是建立在西艾格的貧窮的根基之上的;他同樣不關心社會改革,在當時,那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概念。小說中,富人和窮人被一個不可跨越的鴻溝分隔開來,他們之間的那條河就是有這一象征意義。只有一個奇跡、被幸運女神擊中或者像蓋茨比那樣,堅定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決心,才能彌補這一鴻溝。
瓊斯夫婦在看電視上的名人秀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坐在離電視不遠的地方,那距離恰恰從反面象征了他們的起居室與巨富所在世界之間的天文距離。像蓋茨比一樣,他們也不希望改變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他們所想的,就是神奇地進入到精英階層的世界中。馬克思會說蓋茨比和瓊斯夫婦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生存條件;托馬斯·曼會說,他們對自己是誰,以及周圍發生的事情一團糊塗。不過,相信兩位偉人都會承認,無知是他們的首要敵人。
無知使得蓋茨比誤將財富認作快樂,使他為追求金錢不擇手段,包括違法犯罪。如今,美國中產階級和工業化世界的中產階級也犯了同樣的社會病。“金錢是當代意大利文化的核心,人們認為這是正常的。”《我們的家庭》(A Casa Nostra)的導演弗蘭塞斯卡·柯曼奇尼(Francesca Comencini)說,那部電影詮釋了意大利如何變異成為一個到處充斥著貪汙腐化和不道德的國家。對金錢的追求摧毀了道德和倫理底線,推動了無賴經濟的擴散。但沒有人意識到這一現實。意大利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放錯了自己的道德羅盤,喪失了倫理的靈魂,柯曼奇尼解釋說。《我們的家庭》再次驗證了凡勃侖的分析,即休閑階層的興起帶動了普通人生活的野蠻化。危險的是,一旦人們喪失了某些價值觀,就可能再也無法完全找回它們了。《我們的家庭》是一部幾個相互關聯的故事拼接成的電影,其主要講述的是意大利人通過高額融資接管一家銀行的嘗試。電影的場景設在意大利的金融之都米蘭,不過它同樣可能發生在全球金融之都倫敦。事實上,《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大眼睛今天要穿過河流凝視的地方正是倫敦。切爾西、漢普斯特、貝爾塔萊維亞,這些倫敦的上流社區集中著全球最富裕的一群人,是現代世界的東艾格。
“新貨幣”是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的新工黨的享樂主義資本的生命線;這種貨幣主要是通過無賴經濟的邪惡機制聚集的,致使西方中產階級集體陷入貧困,少數精英階層從中暴富。倫敦的歐洲品味讓它的富人區帶上了東艾格的舊貨幣那種特有的優雅和特權階級的光澤。不過,現代的蓋茨比不會與切爾西區不相稱,那本來就是新近暴富的億萬富翁的集中區域,2006年,那裏的房價每天上漲1 893英鎊。蓋茨比站在這一並排樹立著與真人一樣高的大富翁廣告牌的街道上不會感到不安,因為這裏的人多半都和他一樣。他的同儕包括俄羅斯寡頭、歐洲足球明星、中國和印度的大款、演員,電視和流行音樂明星以及金融家,他們在過去15年間已經成功地將新財富一個超出比例的大份額攏聚在自己的口袋裏。他們是全球時代無可爭議的贏家。
1989年後,現代“休閑階層”轉向倫敦,以便利用舊的維多利亞時期的財政法。“該法律旨在保護英國農場主在整個大英帝國——從西印度群島到非洲再到印度——獲取的利潤。他們可以保留在英國的公民權並同時移居其海外處所所在地,即其經營業務的財務所在地。這樣,他們只需就其帶回到英國的收入交稅,而剩下的收入是免稅的。”英國女王和貴族銀行——顧資銀行(Coutts)前任董事格蘭特·伍茲解釋道。同樣的原則今天也適用於居住在倫敦的新興億萬富翁。英國財政體系的無賴本質使得那些聚攏大部分新的全球財富的人能夠逃過自己國家的稅賦。“我還在顧資銀行的時候,”伍茲接著說道,“就很好地利用這一立法親自對好幾個俄羅斯寡頭的資產進行了重組。獲得英國公民權非常簡單。只需要在英國銀行存儲一大筆錢,將其留在那裏就可以了”。錢對全球化的暴發戶們來說不是障礙,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人們可以靠移居英國來逃避擁有數十億美元在其本國必須繳納的稅賦時尤其如此。只有美國人無法從這一立法中獲益,因為美國對其公民的全球收入收稅。
諷刺的是,9·11事件鼓勵全球億萬富翁移居倫敦。“美國在襲擊之後引入的嚴厲的金融立法為加勒比境外投資設置了障礙。在這裏我們需要加一句話,美國的貨幣管理機構對美元交易實施全球監控。於是,英鎊和歐元迅速成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資貨幣。那就是為什麽它們成為對沖基金偏愛的貨幣。”伍茲又說。
如今,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會依靠一個流氓對沖基金或作為私募股權經理大發其財,其方式多少有些像《我們的家庭》中的主要人物。與禁酒時期謀取暴利的非法販酒走私販一樣,富有侵略性、毫無道德的投機投資公司集團也是今天最強勢的全球化犯罪分子。他們是金融暴徒,利用自己手中投資組合的規模摧毀各行各業,到處鉆法律的空子。在柯曼奇尼的電影中,米蘭巨額融資的光鮮背後隱約可見對它實施控制的鐵腕:墮落的金融家們。在對沖基金公司中查證腐敗非常困難,因為無人監管它們。作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極為強大的創造,因為手中管理著巨額金錢,他們可以規避國家貨幣和金融控制。
監管的規模和缺乏使得對沖基金能夠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對其有利的重組,正如衍生品市場的情況一樣。衍生品,或稱期貨,最初的目標是保護商品交易者不受浮動匯率的影響。從本質上來說,它們是一種風險保護措施。如今,衍生品已經有了其自己的發展軌道,被用於一種金融和會計手段,用於避稅、掩飾管理疏誤、逃避法律監管、篡改資產負債表和投機。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安然公司,該公司利用衍生品掩蓋了其日常業務中的詐騙性質。
對沖基金插手衍生品市場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有著內在聯系。例如,2005年和200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就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商品繁榮時代。在被美國認作是一個馴服的制造業基地之後,中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銅和錫的消費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這使得油價一次次再創歷史新高。在這一背景下,對沖基金自然要在商品市場上大大投機一把,從而將價格推向歷史最高點。
最近,對沖基金又瞄準了股票市場,他們發明了一種新做法:私募股權。私募股權可被定義為舉債買斷上市公司,將其踢出證券市場並使之落入私人手中,以此來降低公眾對這些公司的監督程度。上市公司也頻頻被買斷和肢解,每一個業務板塊被分別賣給出價最高者。雇員大多都被解雇了,資產也被剝奪一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主要經濟學家已對此表示警覺,一個因為私募股權的做法而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的體系可能會帶來巨大沖擊。
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經理人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道邊境線。它們用錢生錢,沒有產生新財富的現金毀滅性地翻了幾番。該機制遵循的是“2與20” 的規律。蓋茨比的財富遵循的是類似的模式,只不過是在禁酒時期的美國。基金經理人在每個投資人放棄的1 000美元中獲得2%的收益,如果該基金是盈利的,他每年就提走最上部的20%。剩下的金錢到了結算所的顧客保證金戶或留在經紀行裏收取利息,隨時準備挪往下一次生錢的冒險投機中。沒有任何對基礎商品的投資發生,行業績效沒有獲得任何改善,不會有任何實際經濟增長隨之產生,因為現金沒有被用於真正的投資。金錢聚集在對沖基金經理人手中,很像是蓋茨比的客戶們將酒瓶子一飲而光。不過蓋茨比做的是非法生意,而對沖基金的行為基本上是不道德的。
在關於鍍金時代的巨額融資的分析中,索爾斯坦·凡勃侖寫道,生意人是休閑階層的最新表現形式,因為他們沒有生產商品和服務,而只是在其轉手中獲取利潤。可以說,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是將大額金錢從真正的投資中移走了,在此過程中,他們加劇了全球勞動力和資本供應之間的不平衡。凡勃侖甚至將生意人和強盜做了比較:二者都利用武力和競爭技巧從他人手中攫取金錢,之後沈溺於征服所得度日,而不去自己生產產品。
因為進行的是炫耀性消費,21世紀的休閑階層正將西方資本卷入超大型高級購物中心。盡管越來越多的工業化國家的新財富用於消費而沒有用於投資,印度、中國和所有新興市場卻正在依靠擴大資本和勞動力實現工業化,決心趕上西方的步伐。不久,他們還將為新的現代休閑階層城市購物中心供應絕大多數產品。這一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新興市場能夠吸收其所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為止。到那時,西方消費將失去其比較優勢,貿易將逐漸消亡。西方勞動力將成為世界的無產階級,而西方各國經濟將最終意識到其自身的困境。但是如果赤貧的西方中產階級因為其自身陷入一個市場黑客帝國、陷入到曲改現實的經濟假象之網而沒有意識到這一前景,休閑階層就是被自己的享樂主義目標蒙住了雙眼。二者都對其所在世界的無賴本質一無所知。
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所生活的爵士樂時代是巨富和大時代的騙子們的遊樂場,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犯罪分子。禁酒成了為有組織犯罪謀方便的通途,這些犯罪組織又因為酒類走私獲取的巨額利潤走上了政治仕途。收入不均普遍存在,貧困正在日益加重。休閑階層沒有預見到鍍金時代的結束,因為它相信,它可以控制經濟。但是1929年的到來徹底摧毀了他們的幻想。我們無法把阿爾·卡彭這類的強盜與今天控制著巨額融資的冷漠的金融家們相提並論,也無法將禁酒時代創造的機會與外包和海外投資一分高下,但全球化的皮條客和寡頭政治集團總有一些現代的參照系,他們將自己骯臟的暴利用於巨額融資。這些人認為,他們高於國家,是經濟的主人。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資本主義子柏林墻倒塌以來的一系列突變似乎已經證實,沒有誰,哪怕是巨額融資或有組織犯罪的高手,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瓊斯夫婦在看電視上的名人秀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坐在離電視不遠的地方,那距離恰恰從反面象征了他們的起居室與巨富所在世界之間的天文距離。像蓋茨比一樣,他們也不希望改變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他們所想的,就是神奇地進入到精英階層的世界中。馬克思會說蓋茨比和瓊斯夫婦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生存條件;托馬斯·曼會說,他們對自己是誰,以及周圍發生的事情一團糊塗。不過,相信兩位偉人都會承認,無知是他們的首要敵人。
無知使得蓋茨比誤將財富認作快樂,使他為追求金錢不擇手段,包括違法犯罪。如今,美國中產階級和工業化世界的中產階級也犯了同樣的社會病。“金錢是當代意大利文化的核心,人們認為這是正常的。”《我們的家庭》(A Casa Nostra)的導演弗蘭塞斯卡·柯曼奇尼(Francesca Comencini)說,那部電影詮釋了意大利如何變異成為一個到處充斥著貪汙腐化和不道德的國家。對金錢的追求摧毀了道德和倫理底線,推動了無賴經濟的擴散。但沒有人意識到這一現實。意大利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放錯了自己的道德羅盤,喪失了倫理的靈魂,柯曼奇尼解釋說。《我們的家庭》再次驗證了凡勃侖的分析,即休閑階層的興起帶動了普通人生活的野蠻化。危險的是,一旦人們喪失了某些價值觀,就可能再也無法完全找回它們了。《我們的家庭》是一部幾個相互關聯的故事拼接成的電影,其主要講述的是意大利人通過高額融資接管一家銀行的嘗試。電影的場景設在意大利的金融之都米蘭,不過它同樣可能發生在全球金融之都倫敦。事實上,《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大眼睛今天要穿過河流凝視的地方正是倫敦。切爾西、漢普斯特、貝爾塔萊維亞,這些倫敦的上流社區集中著全球最富裕的一群人,是現代世界的東艾格。
“新貨幣”是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的新工黨的享樂主義資本的生命線;這種貨幣主要是通過無賴經濟的邪惡機制聚集的,致使西方中產階級集體陷入貧困,少數精英階層從中暴富。倫敦的歐洲品味讓它的富人區帶上了東艾格的舊貨幣那種特有的優雅和特權階級的光澤。不過,現代的蓋茨比不會與切爾西區不相稱,那本來就是新近暴富的億萬富翁的集中區域,2006年,那裏的房價每天上漲1 893英鎊。蓋茨比站在這一並排樹立著與真人一樣高的大富翁廣告牌的街道上不會感到不安,因為這裏的人多半都和他一樣。他的同儕包括俄羅斯寡頭、歐洲足球明星、中國和印度的大款、演員,電視和流行音樂明星以及金融家,他們在過去15年間已經成功地將新財富一個超出比例的大份額攏聚在自己的口袋裏。他們是全球時代無可爭議的贏家。
1989年後,現代“休閑階層”轉向倫敦,以便利用舊的維多利亞時期的財政法。“該法律旨在保護英國農場主在整個大英帝國——從西印度群島到非洲再到印度——獲取的利潤。他們可以保留在英國的公民權並同時移居其海外處所所在地,即其經營業務的財務所在地。這樣,他們只需就其帶回到英國的收入交稅,而剩下的收入是免稅的。”英國女王和貴族銀行——顧資銀行(Coutts)前任董事格蘭特·伍茲解釋道。同樣的原則今天也適用於居住在倫敦的新興億萬富翁。英國財政體系的無賴本質使得那些聚攏大部分新的全球財富的人能夠逃過自己國家的稅賦。“我還在顧資銀行的時候,”伍茲接著說道,“就很好地利用這一立法親自對好幾個俄羅斯寡頭的資產進行了重組。獲得英國公民權非常簡單。只需要在英國銀行存儲一大筆錢,將其留在那裏就可以了”。錢對全球化的暴發戶們來說不是障礙,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人們可以靠移居英國來逃避擁有數十億美元在其本國必須繳納的稅賦時尤其如此。只有美國人無法從這一立法中獲益,因為美國對其公民的全球收入收稅。
諷刺的是,9·11事件鼓勵全球億萬富翁移居倫敦。“美國在襲擊之後引入的嚴厲的金融立法為加勒比境外投資設置了障礙。在這裏我們需要加一句話,美國的貨幣管理機構對美元交易實施全球監控。於是,英鎊和歐元迅速成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資貨幣。那就是為什麽它們成為對沖基金偏愛的貨幣。”伍茲又說。
如今,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會依靠一個流氓對沖基金或作為私募股權經理大發其財,其方式多少有些像《我們的家庭》中的主要人物。與禁酒時期謀取暴利的非法販酒走私販一樣,富有侵略性、毫無道德的投機投資公司集團也是今天最強勢的全球化犯罪分子。他們是金融暴徒,利用自己手中投資組合的規模摧毀各行各業,到處鉆法律的空子。在柯曼奇尼的電影中,米蘭巨額融資的光鮮背後隱約可見對它實施控制的鐵腕:墮落的金融家們。在對沖基金公司中查證腐敗非常困難,因為無人監管它們。作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極為強大的創造,因為手中管理著巨額金錢,他們可以規避國家貨幣和金融控制。
監管的規模和缺乏使得對沖基金能夠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對其有利的重組,正如衍生品市場的情況一樣。衍生品,或稱期貨,最初的目標是保護商品交易者不受浮動匯率的影響。從本質上來說,它們是一種風險保護措施。如今,衍生品已經有了其自己的發展軌道,被用於一種金融和會計手段,用於避稅、掩飾管理疏誤、逃避法律監管、篡改資產負債表和投機。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安然公司,該公司利用衍生品掩蓋了其日常業務中的詐騙性質。
對沖基金插手衍生品市場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有著內在聯系。例如,2005年和200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就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商品繁榮時代。在被美國認作是一個馴服的制造業基地之後,中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銅和錫的消費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這使得油價一次次再創歷史新高。在這一背景下,對沖基金自然要在商品市場上大大投機一把,從而將價格推向歷史最高點。
最近,對沖基金又瞄準了股票市場,他們發明了一種新做法:私募股權。私募股權可被定義為舉債買斷上市公司,將其踢出證券市場並使之落入私人手中,以此來降低公眾對這些公司的監督程度。上市公司也頻頻被買斷和肢解,每一個業務板塊被分別賣給出價最高者。雇員大多都被解雇了,資產也被剝奪一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主要經濟學家已對此表示警覺,一個因為私募股權的做法而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的體系可能會帶來巨大沖擊。
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經理人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道邊境線。它們用錢生錢,沒有產生新財富的現金毀滅性地翻了幾番。該機制遵循的是“2與20” 的規律。蓋茨比的財富遵循的是類似的模式,只不過是在禁酒時期的美國。基金經理人在每個投資人放棄的1 000美元中獲得2%的收益,如果該基金是盈利的,他每年就提走最上部的20%。剩下的金錢到了結算所的顧客保證金戶或留在經紀行裏收取利息,隨時準備挪往下一次生錢的冒險投機中。沒有任何對基礎商品的投資發生,行業績效沒有獲得任何改善,不會有任何實際經濟增長隨之產生,因為現金沒有被用於真正的投資。金錢聚集在對沖基金經理人手中,很像是蓋茨比的客戶們將酒瓶子一飲而光。不過蓋茨比做的是非法生意,而對沖基金的行為基本上是不道德的。
在關於鍍金時代的巨額融資的分析中,索爾斯坦·凡勃侖寫道,生意人是休閑階層的最新表現形式,因為他們沒有生產商品和服務,而只是在其轉手中獲取利潤。可以說,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是將大額金錢從真正的投資中移走了,在此過程中,他們加劇了全球勞動力和資本供應之間的不平衡。凡勃侖甚至將生意人和強盜做了比較:二者都利用武力和競爭技巧從他人手中攫取金錢,之後沈溺於征服所得度日,而不去自己生產產品。
因為進行的是炫耀性消費,21世紀的休閑階層正將西方資本卷入超大型高級購物中心。盡管越來越多的工業化國家的新財富用於消費而沒有用於投資,印度、中國和所有新興市場卻正在依靠擴大資本和勞動力實現工業化,決心趕上西方的步伐。不久,他們還將為新的現代休閑階層城市購物中心供應絕大多數產品。這一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新興市場能夠吸收其所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為止。到那時,西方消費將失去其比較優勢,貿易將逐漸消亡。西方勞動力將成為世界的無產階級,而西方各國經濟將最終意識到其自身的困境。但是如果赤貧的西方中產階級因為其自身陷入一個市場黑客帝國、陷入到曲改現實的經濟假象之網而沒有意識到這一前景,休閑階層就是被自己的享樂主義目標蒙住了雙眼。二者都對其所在世界的無賴本質一無所知。
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所生活的爵士樂時代是巨富和大時代的騙子們的遊樂場,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犯罪分子。禁酒成了為有組織犯罪謀方便的通途,這些犯罪組織又因為酒類走私獲取的巨額利潤走上了政治仕途。收入不均普遍存在,貧困正在日益加重。休閑階層沒有預見到鍍金時代的結束,因為它相信,它可以控制經濟。但是1929年的到來徹底摧毀了他們的幻想。我們無法把阿爾·卡彭這類的強盜與今天控制著巨額融資的冷漠的金融家們相提並論,也無法將禁酒時代創造的機會與外包和海外投資一分高下,但全球化的皮條客和寡頭政治集團總有一些現代的參照系,他們將自己骯臟的暴利用於巨額融資。這些人認為,他們高於國家,是經濟的主人。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資本主義子柏林墻倒塌以來的一系列突變似乎已經證實,沒有誰,哪怕是巨額融資或有組織犯罪的高手,能夠掌控無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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