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博通 - 漫談中國近代史

50.深入解析蘇聯的大清洗
蘇聯爆發大清洗是爲什麽？這是我想要深入分析的，因爲表面上看是斯大林的自我膨脹造成的，但是爲什麽造成這種現象卻需要深入分析。
首先斯大林在實現了計劃經濟後確實又取得了成績，但總是有人質疑他，這讓他反感麽？
我認爲讓他感到不安。
反對斯大林的主要來源包括：反對斯大林的，舊沙俄殘留勢力，鬥爭綱領和理論共産主義造成的矛盾，這三個部分，他很不安，所以斯大林又開始直接了起來。如果比喻斯大林的話就是一個鐵錘，他想要蘇聯是什麽形狀，他就的會把蘇聯打造成什麽形狀。
在斯大林腦子裏這種劃分很簡單，只有兩種：
支持斯大林的和反對斯大林的，其實也就是凡是不支持就都是反對的。
斯大林開始發動大清洗運動，大清洗運動算是一次大清算運動，凡是不支持斯大林的基本都遭到了打壓，那麽爲什麽會發生大清洗運動？
因爲蘇聯的跨越式隱藏的問題發展終于發酵了。想看清大清洗運動，就必須先搞清楚，各種難懂的權利是如何劃分的。
主要就是要分析皇權，官權，族權，民權這四大權的定義。
如果問四大權中有一個是和其他三個不一樣的是哪個？你能想清楚麽？希望你在看分析前問一下自己。
四大權中有一個和其他三個不一樣的就是：
官權。
也就是說官權是和皇權，族權，民權不一樣的，那麽你肯定會産生懷疑，皇權，族權，民權哪裏一樣了？
那就是這三個大權都可以在一個國家紮下根基。
如果不理解的話那麽進行分析，首先皇權和民權最簡單可以在一個國家紮下根基的，皇權是認爲國家是皇帝的，而民權是認爲國家是人民的，族權是一種較爲複雜的大權，因爲族權可以由任何形式和任何人群組成，比如文藝複興前歐洲白人認爲白人是國家的主人，其他有色人種不是。而且族權是可以遊離于皇權和民權之間的，也就是只要族權思想不被壓制，那麽不管是皇權占上風還是民權占上風，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因爲族權一旦産生就必然産生兼並，最後形成公族壓制旁族的局面。那麽是皇權的封建王朝，還是民權的民主選舉，其實都沒有本質分別。背後作爲支撐的都是族權，只是這種構成的結構變了，但是本質沒有變。
而官權不行。所以官權獨立在他們三個之外。官權本身是由族權蛻變出來的權利，官權的組成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配角和輔助的關系，一種彌合族權之間關系的手段。官權本身難以在一個國家獨立紮下跟，因爲官職本身是不穩定的，他並不像另外三大權那麽的穩定，他隨時都發生著變化，這種不穩定和變化，讓他失去了根基，所以他是區別與三大權的。他的特性就是官權往往依附于三大權。即使當官權獨立的時候，他也會産生漂泊感，就一定會向三大權身上依附。
但是會不會發生變化呢？
會的，這個變化就是孔子的行爲論。
構成族權的核心是控制能力，但孔子出現以後，他所産生的行爲論擊碎了族權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說，一直長期處于配角的官權開始興起。官權和族權是相互對立的，皇權和民權都是一種大而化的權利，兩者都需要具體的管理系統，官權和族權可以爲兩者提供管理系統。
但問題是誰掌握了行爲論才能進入官權作爲管理系統的時代，如果沒有行爲論就算進入官權也一定會遇到問題，也就是說族權會重新打敗官權。
文明是不是是先進的，就要看他有沒有行爲論這把鑰匙，誰掌握了，誰就有資格談先進，沒有這把鑰匙就只是僞先進，只是一時之間的躍起，注定最終衰落。原因在于族權會把民權搞分裂，最終從民權退回到族權。有了行爲論這把鑰匙族權就被壓制甚至瓦解了，只有族權被壓制了以後，那麽皇權和民權才真的成了分界，官權也就成了管理系統，當民權取代皇權成爲核心的時候，官權就成了輔助。理由是民權是一個大而化的大權他需要一個管理系統，而官權在一個國家難以産生根基，他需要民權這個根才能運行，所以民權和官權成了一種相互互補的關系。結論就是當找到了鑰匙打開了關鍵屏障以後又建立了一個以民權爲核官權爲輔的國家，這才是真正的先進。
蘇聯掌握了這把鑰匙了麽？
答案是沒有，所以蘇聯的官權變化了，也就是官僚主義，或者說官派文化，就是族權開始重新要打敗官權。最終族權重新贏回了主動，這也就是爲什麽蘇聯會最終失敗的根本，因爲民權沒有能和官權建立成聯盟，因爲他沒有行爲論的鑰匙。
看清楚這一點，再回來看斯大林問題，就簡單的多了，斯大林爲什麽感到反感和不安，因爲他無法保證自己的控制能力永遠有效，所以在自己的控制能力達到最強的時候，消滅一切反對自己的人，那他的控制能力就將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蘇聯最終就一定走向官僚主義，因爲官權從輔助民權變成了優先保證自己的控制力，那麽自然爲了讓自己的控制力達到最強就自然是消滅反對自己的人，其中的典型就包括後來的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拼命的給自己授予勳章。
如果分析清楚了蘇聯的根本性問題，再看他還覺得他的舉動詭異麽？
從下篇開始要先放下蘇聯的問題了，因爲要把視線轉移到一個中國文人身上，這個人叫李大钊。他發表了對于中國來說驚天動地的一次演說：庶民的勝利。
從這一刻，中國的曆史車輪重要開始轉動起來了。

51.再談袁世凱稱帝
讓我們把時間倒退回來，回到那個鬧鬧哄哄的民國來。與南方孫中山鬧革命不同的是，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已經取得了事實上的勝利。
他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力在清朝和孫中山之間左右逢源，最終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對他來說勝利已經唾手可得，他想要稱帝已經走了99步就差這最後的一步了。甚至康有爲還希望孔教成爲國教，看起來一切就緒了，但爲什麽最後失敗了。
因爲一股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
那就是對中國舊文化的自我否定。
可以說當時的主要思想被一刀切的劃分爲新文化和舊文化，尤其是文人，已經對舊文化的厭惡到達了一種不摧毀就不會進步的程度。
自然會爆發出的新思想，但我認爲新思想主要分兩派，一派是純自我否定派，一派是希望新思想出現派。雖然表面上看兩派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的舊文化，但兩者的思路卻是不同的。
純自我否定派就是對中國舊文化的一種純粹的自我否定，具體舊文化一旦被打垮了建立起一個什麽樣的新文化，純自我否定派是沒有目標的，也就是說打倒舊文化是他們的目的，結果不是重要的。而另一派則剛好相反，認爲打倒了舊文化只是一個開始，要建立一個新文化才能拯救中國。
除了這兩派，其實還有一個派，那就是學外國派，當然這一派的分裂就更是視同水火，想學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甚至是學習日本的，也就是說這一派是溫和派，他們認爲舊文化是落後了，那麽應該進行改革，進而從新恢複活力。
那麽爲什麽學習外國派失敗了呢？
因爲不論是純自我否定派，新思想派，還是學外國派其實都是自我否定派，只是他們的程度不同罷了，純自我否定派是最激進的自我否定，新思想派是希望自我否定後可以進行一次徹底的誕生出新思想，學外國派則是溫和一派，是看到問題希望進行改革的一派。
所以三派的思想都無不把打倒目標指向了舊文化。
這也就是爲什麽自我否定強大的根本，那麽推升新思想的蛻變或者說出現的第一個高潮的事件是什麽呢？
袁世凱稱帝了。

事實上純自我否定派和新思想派其實一開始都不如學外國派來的強大，畢竟袁世凱終結了清朝。
那麽往下該怎麽走，就成了一個必然要面對的問題，而學外國派自然是占主動或者主導地位的，因爲在北洋軍閥看來學外國派對自己的衝擊最小，純自我否定派和新思想派對他的衝擊就極大，首先北洋軍閥沒有純自我否定的必要，畢竟是北洋軍閥推翻了清朝，他已經打敗清朝了，還有什麽必要進行純自我否定呢？

北洋軍閥最否定的是新思想派，因爲新思想派在當時可以說孫中山算得上帶頭人，那如果北洋軍閥走新思想派不就等于自己把已經到手的勝利果實又還給孫中山麽？

所以北洋軍閥只能走學外國派，在當時看來有王的歐洲國家還有很多，比如俄國，德國甚至靠學習歐洲強大的日本。

其他國家都還或多或少的帶有些表面上的舊文化。

但爲什麽袁世凱非要稱帝呢？

在袁世凱看來民權是他不感冒的，選擇民權等于支持孫中山，如果要是支持了孫中山自己還做什麽北洋軍閥首領了，其次袁世凱本身就帶有一點官僚資本主義的色彩，可袁世凱是官權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所以他對于資本來說是壓榨和利用，並不會去合作，那麽袁世凱就只有兩條路可選了，繼續做北洋軍閥首領，要麽就是稱帝。
如果繼續做北洋軍閥首領，那他就等于成了軍閥勢力，而不是國家領袖，這一點是他不願意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很多地方軍閥都在蠢蠢欲動，如果做軍閥勢力，那就失去了合法性。
結局就是袁世凱開始稱帝。
這一下等于出賣了學外國派，學外國派等于變成了清末的武器論派。都是替舊文化敷衍推卸責任的幫凶，而學外國派本身也不支持複辟。等于袁世凱把自己送上了所有人的反面。
就爆發了新文化運動。

52.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那麽新文化運動和新思想有什麽區別呢？
那就是新思想出現的時候，或多或少對袁世凱抱有一些幻想，畢竟是袁世凱逼清帝退位的，所以新思想是學外國派占主流的時代，進行改革是當時主要意見。而且一些自我進步派的人也參與其中。
但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人有了一種被出賣了的感覺，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對舊文化的否定更加激進的一種思想。
徹底的把舊文化比喻成了腐朽的落後的不可自我改變的文化，認爲中國舊文化完蛋了，所以學外國派成了旁席。
純自我否定派和新文化派成了主流，尤其是以北京爲核心的文化圈開始出現批判舊文化的一批“大師”。這兩派最代表的人物就是純自我否定派的魯迅和新文化派的陳獨秀和李大钊。
那麽爲什麽中國的自我改變就被一直忽略呢？
因爲通常一個事物總有支持，中立，反對三種意見，而舊文化的一敗再敗讓支持自我改變的人位置很尴尬，從清末的武器論派，到袁世凱時期的學外國派都希望成功的強大中國，但他們都失敗了，清朝不斷的戰敗和袁世凱出賣了學外國派都使得支持自我變化的人位置越來越尴尬。
比如辜鴻銘這個人，他的位置就極爲尴尬，他是可以代表自我變化一派的人物，甚至當時對他的評價是極高的，但問題是他支持的自我變化被清朝的失敗和袁世凱的出賣摧毀了。人們不僅再相信舊文化了。更不相信中國的自主變化了。
那麽是不是說舊文化就一文不值了？
首先中國爲什麽不自信了，或者說中國人爲什麽不自信了，爲什麽認爲舊文化一文不值了呢，是徹底的糟粕了呢？
因爲我們被打敗了，被西方列強打敗了。
但問題是我們被打敗了難道就會停止自我進步麽？
袁世凱爲什麽稱帝，因爲袁世凱無法尋找到一個新的思想支撐自己，所以他要稱帝。可把袁世凱的稱帝就認定成了了舊文化的錯，以至于認定中國的自主變化是沒有希望的，就忽視了中國本身自我進步的渴望。更忽視中國自我變化本來就一直在尋求突破舊文化的新思想。片面的認爲中國的進步是外來文化的作用，而不是我們自己自主變化的結果。這就低估了中國文化的吸收和自我變化能力。
任何文化都有缺點，但是否因爲我們一時不如外國，則永遠不如外國？或者說我們本身就是不思進取，只會原地踏步的民族？
請記住這樣一個真相和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
其他古文明已經悉數瓦解，中國能走到民國沒有被曆史淘汰，本身就是中國一直以來自我進步的標志，那麽爲什麽就認定，到了近代中國的文化就注定不會前進呢？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忽視了我們自己的意願，我們想要進步的可能。
比如辜鴻銘給慈禧的賀壽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在北大一開嘴就是：“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但辜鴻銘再怎麽做都沒用了因爲他和他所代表的自我進步被出賣了，中國人從此開始不自信起來。甚至開始否定自己。
其中純自我否定派最傑出的代表魯迅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就是極徹底的，純自我否定派對中國的傷害極大，純自我否定派最熱衷的不是對新文化的建立，而是對舊文化的批判。尤其摧毀是他們最熱衷的事情，以至于純自我否定派出現以後一直影響著中國的發展，使得長期以來中國缺少自信。這就爲以後的革命埋下了隱患。
但中國是不是還在進步？
當時的中國彌漫著一種失敗情緒，人們對中國的失敗痛心疾首，找不到方向。可唯有自強才能強大，等靠要都換不來強大，更換不來尊嚴。
在痛苦與掙紮中，終于迎來了希望，那就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讓中國終于找到了一種全新的思想，共産主義思想。新文化運動中區別純自我否定派的另一派開始發揮自己的力量，那就是以李大钊和陳獨秀爲代表的中國共産主義思想者的出現。
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李大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爲中國的前進方向提供了一條新路，一條從前有人想走沒能走通的路。
新文化運動即將迎來高潮，那就是五四運動的爆發。

53.巴黎和談和五四運動
袁世凱在憂郁寡歡中，在世人對他的抛棄中，死了，但他留下的問題不會就這麽隨他而去，在巴黎的和談中，歐美要把中國的山東半島交給日本，這是點燃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雖然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了，但實際上中國自身的貧弱，得不到承認是必然的甚至歐美想要借助中日矛盾制造一個不平穩的東亞才是他們的目的，歐洲的矛盾加劇讓他們的力量在亞洲衰弱了。所以他們要制造新的矛盾。
這時候的日本主要分兩派，援華派和侵華派，在日俄戰爭取得勝利了以後，日本感到了無比的壓力，也就是日本在面對歐洲的時候感覺到了一種孤獨感，所以産生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分出這兩派，兩派的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擴張，但方式是不同的。
一些日本人已經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與大國開戰結果就是陷入無休止的戰爭中去，而以日本的國力來說，並不足以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們瞄准了中國，也就是希望支持中國，通過控制中國得到自己想要的什麽呢？那就是擴張和東亞宗主國地位。想建立一個亞洲的聯盟，這種思想就是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
但另一派就是非常直接的，在戰爭中崛起的一代，他們認爲只有戰爭打下來的領土才是實際的，此時日本已經占領朝鮮，又得到了台灣，所以如果可以得到山東，那麽對中國的侵略工作就算是做好了一大半。
那麽爲什麽會産生這兩派呢？
說到底援華派大多都是在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得利的人，已經名利雙收，怕得是冒更大的風險，日本傾全國之力得到的好處，他們怕失去。畢竟戰爭是有風險的，在日俄戰爭中他們已經明白了這個風險。
但侵華派是還沒有得到好處的人，看著前輩們在那裏賺的盆滿缽滿還要封住他們晉升的路，所以他們心中感覺到了一種不滿。
那麽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就成了最關鍵焦點，爲什麽歐美要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給日本，這是十分關鍵的，說白了歐美不願看到中日合作，所以如果留下一個爭議給中日，那麽中日關系就會繼續惡化，而東亞如果一直處在一種對峙氛圍裏，那麽對歐美是最好的。
在巴黎合約前日本基本已經成功，他們想和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就是能夠滿足自己目標的一種手段，可臨到了履行的時候出了問題，那就是消息走漏了。
所以一直拖著，袁世凱沒過多久就死了，日本雖然搶占了山東半島，但希望得到了一個法理上的東西，那麽焦點就在巴黎和談了。
日本的目的迎合了歐美人的想法，他們要逼著中國接受，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爆發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也是十分關鍵的一場運動，也是新舊文化矛盾達到公開化和舊文化全面失敗的標志。
舊文化在不斷的被出賣被遺棄中越來越讓人難以接受。而且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標志就是共産主義思想的崛起，從理論共産主義轉變爲鬥爭綱領的一個轉折，隨著蘇聯的成功，共産主義思想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是變成了一種鬥爭綱領，他産生了新的希望。
五四運動成功的讓新文化打敗了舊文化，但也留下了隱患，也就是我們開始不自信起來，這種不自信注定要爲中國革命制造障礙。
不得不說的是中國終于找到了一直渴望的新思想，共産主義思想要比孫中山的民權思想更先進，也就是以民權爲根官權爲輔的制度，這種制度恰恰滿足了官權需要尋找民權作爲支撐的目標，我們長期忽略的就是認爲中國的自主變化需求，正是中國的這種需求再得到了共産主義這種新思想以後，終于發出新芽來。
那就是TG的建立。

54.青年毛澤東
作爲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個主角該出場了,不用說那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是即特殊的人,那麽他與別人有什麽差距呢?
在民國的時候主要有三大類人,一種人是支持舊文化的人,一種人是支持新文化的人,一種人是有自己想法的人.毛澤東就屬于第三類人,而且他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把中國的自我進步需求和新理論思想成功融合的人。
青年的毛澤東和那時候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又不一樣,一樣的地方是對中國的落後感到痛心,不一樣的地方是大多數年輕人都追求某一樣東西,那就是新潮.而他比較迷茫。
從孫中山的新思想出現後,年輕人逐漸對私塾裏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們越來越不感興趣,紛紛投身新學,毛澤東也是如此.我不願意神化毛澤東,比如說他天賦奇才,或者如神童一般.我反倒認爲毛澤東的年輕時代是迷茫的,甚至是幼稚的。
凡重要人物大多都分三個時代時期,求道,問道,悟道.簡單說就是年輕時候比較幼稚,所以拼命的學習知識,有了知識開始形成一定的思想觀念然後需要找到“高人”進行指導.可想要進入第三關是很難的,甚至大多數能叫做“人才”都進不去，爲什麽？因爲第三個關需要你自己去尋找答案。
也就是說一開始是書本，然後是“高人”指點，等你一旦到了第三關，就會讓你自己去創造新思想，這個時候指點你的“高人”都未必能自己去創造。一切成敗都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而能進入第三個時期的人一般反倒是在第一關比較幼稚的人，這個幼稚並不是笨，而是他思考的方向比較迷茫，反倒是那些聰明人在第一關比較高明，因爲他們的目的簡單，那就是死記硬背。兩者的差距就是前者增長的是邏輯，而後者增長的是知識。舉例說的話，如果有人說1+1=2，那麽聰明的人馬上就記住了，但幼稚的人很可能問那爲什麽1+1不能=3呢？
然後兩者的競賽開始了，看起來聰明的人會一直領先幼稚的人，因爲他們的知識越來越多，知識一多就善于利用，相反幼稚的人會越來越迷茫。因爲知識越多，他的邏輯需要考慮的面就越廣。
但是。
當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會産生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刻，那就是他們能否衝破第三關，聰明的人累計了大量的知識，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他的腦子就像個圖書館，你要什麽書，多少頁，寫的是什麽，刷一下人家就能給你背誦出來。可問題是第三關考得是你自己創造一本書，也就是說你要扔掉所有書自己去寫一本書，這他就寫不出來了。
而幼稚的人吸收了所有的知識在腦子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邏輯，這套邏輯當形成了以後，他自己就會産生一套理論，這套理論往往是能打破或者改變舊理論的，掌握了這套理論，那這個人，就真正的成了大師。
如果用武俠小說的話說，聰明人和幼稚的人同時練一種武功，往往是聰明人速成，因爲記住一套武功很容易，練出一套招式也不難，但聰明人往往就最後都成不了大師，反倒是幼稚的人突然在某一天爆發了。原因就是招在兩者不同的地方，幼稚的人爲什麽可以成爲大師，因爲他突破了限制，已經從手中有招，變成了心中有招，頓悟到了一種無我的境界。招已經失去了意義，他突破了招的限制，一旦突破了這種限制，他自己就創造了另一種招。這就是爲什麽大師往往都渴望無我的境界。而外界人沒有人能達到無我的境界，就産生了一種崇拜感。
毛澤東就屬于這類人，他的學曆並不怎麽樣，甚至年輕時候又迷茫又幼稚，但是好學是他的特點，而命運是眷顧他的，他遇到最好的“高人”就是他那份工作所要管理的對象，他的工作是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而那些“高人”是書。
在信息不發達的年代，能夠進入一座書庫是幸運的，尤其是當時最爲開放的北大。人們往往希望得到高人的提點，但是請記住“高人”們往往都是有立場的，所以你在和“高人”學習的時候，往往自己也變成了那樣的立場。但書不一樣，書雖然也是有立場的，可問題是當你一本又一本書看下去後，書與書的立場就在你腦子裏開始打架。很有可能是誰也贏不了，于是你就可以從書中找到自己的一條路，也就是書海給你搭起了一條路。而這條路的線索是你自己找到的。這條路玄一點說，就是無的境界。
這就是毛澤東幸運的地方，毛澤東肯定受到不同人對他的影響，比如楊昌濟，胡適，李大钊，甚至還有很多人，因爲那時候北大是非常流行辯論和討論。但問題是越多的人提點他或者反對他或者怎麽樣，都只是對他起到了一個促進的作用，而沒有使他轉向某個地方無法出來，也就是說毛澤東並沒有拘泥于某一派的理論，而是在理論的海洋裏找邏輯。
要想看懂毛澤東首先必然要看懂他的學習之路，毛澤東是有機會出國的，但他爲何堅定的留了下來，這正是他超越常人的一點，別人都關注某一個理論，然後傾心于某個理論，所以當時對出國去見識外國非常狂熱，可這種做法都是鬧哄哄的，都太急了。
他們都太想要一個答案了，而不是去創造一個答案。這就是毛澤東區別于別人的最核心不同，尤其作爲一個年輕人，在浮躁與鬧哄哄的氛圍裏，沒有人雲亦雲，相反是認真的思考中國到底怎麽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終于他學成了，離開了北大，從此投身于革命事業，他已經從一個迷茫和幼稚的人蛻變爲一個真正的大師。
一場真正的革命即將開始。

55.初談周恩來
如果說毛澤東是優秀的戰略家和理論家，那麽周恩來就是優秀的組織工作者，周恩來的特點就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任何自己經手的任務和工作都可以細致認真盡最大努力去完成。優秀的戰略家如果缺少具體工作的執行者，和沒有優秀的組織工作能力帶頭人，那麽戰略家也無法展示出自己的才能。
周恩來的青年時代和大多青年一樣，對破落的中國感到悲傷，他與毛澤東不同是更熱衷于具體的革命工作，早年留學日本，後又前往歐洲各國，加入TG以後的工作能力被逐漸認可成爲領導。
周恩來返回中國參加中國革命最重要標志就是成爲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TG之所以會和國民黨合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孫中山對于革命立場的轉變。
在民國的時候，大多軍閥最大的目標就是占領更多的地盤，他們更務實，對于革命只是一個虛僞的迎合，那麽爲什麽會産生這樣的現象，那就是因爲民國的軍閥已經“潛伏”多年，民國的軍閥大多都是由清朝蛻變和獨立而出的，
北方軍閥以北洋軍閥爲主，南方以支持孫中山爲主，各方潛伏的目標都非常明確，得到更大的好處。TG成立了以後把工作重心更重的放在了工人，學生身上，原因就是舊軍閥都已經實質上有了自己的“目標”，所以TG需要發展和合作，這時候孫中山送來了合作的意願，此時的國民黨也十分弱小。孫中山的威望和聲譽都極高，他的熱情也很高。
所以雙方開始了合作，我認爲不能以結果論評價這次合作，在TG與國民黨的合作過程中，實踐證明了TG組成的軍隊戰鬥力不亞于別人，也證明了中國TG的組織工作是成功的，黃埔軍校也確實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TG高級指揮官。
但事實是TG優秀的組織能力和對于下層群衆的發動能力讓中國的官僚資本們越來越害怕，這種情況甚至發展到國民黨內部都開始有支持TG聲音的出現。可雙方的弱小確實是他們的問題。
新軍隊逐漸壯大起來，在各種戰爭中開始展現出他們的實力，可隨著戰爭的勝利，雙方不可調和的矛盾就越來越大。
上海成爲了雙方的焦點，我認爲在當時的時局還並不明朗，國民黨內部的不團結也都處于很微妙的博弈。那麽爲何TG要搶占上海呢？因爲國民黨和TG的矛盾已經越發不可調和，所以沒有一個實際控制的地方，那麽就會處于下風。
當時TG的思想是著眼于占領大城市和關鍵地域上，而上海是當時遠東的金融中心，如果可以搶先拿下上海，那麽就可以使得共産主義思想傳遍全國。
在這種思路的影響下，就不難解釋爲何TG要搶占上海，確實TG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爲中國工人武裝奪取城市打開了先河。
而這次武裝起義就是由周恩來領導的，可以說周恩來接手的工作，都會非常缜密，甚至達到事無巨細的程度，這一個特點也是周恩來最重要的特點。
也正是在這種特點的支持下，上海的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了成功，搶先在國民黨之前發動了起義，成功的奪下了上海。
上海被TG奪下來確實震動了當時的中國，尤其是震動了國民黨內部，此時孫中山逝去了，對于官僚資本來說，保護自己的利益遠比保護革命重要，所以由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于官僚資本來說他們即想要好處，又不想讓自己名聲變差。
隨後就爆發國民黨內部的戰爭，TG的大革命風潮開始陷入失敗，組織工作被迫陷入地下，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依舊領導革命工作，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情報網，爲以後的情報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直到一個魔術師的叛變，改變了這一切。

56.重要的秋收起義
在192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這一年爆發了3次最重要的以TG領導的起義，分別是上海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他們分別代表了三種階級，上海工人起義是以工人爲主的起義，南昌起義是以軍人爲主的起義,秋收起義是農民與工人的起義。
其中我個人認爲秋收起義最具意義，這一篇就重點分析秋收起義。秋收起義是毛澤東領導的早期最重要的起義，他最重要的標志就是由舊軍隊經過三灣改編變成了新軍隊模式，這個轉變是最關鍵的。
秋收起義在取得了初期勝利後，開始出現了問題，思想上麻痹大意，尤其是想要搶占大城市開始彌漫在軍隊中，再加上軍隊本身管理混亂，所以秋收起義面臨失敗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果斷進行三灣改編。
這次改編是非常有必要的，革命的道路是艱險的，甚至是隨時失敗都是可能的，所以能否取得先進性，就是檢驗一種理論是否先進的關鍵問題。
三灣改編實質上是毛澤東開創的中國版的鬥爭綱領，也是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出現的早期雛形，爲後來TG領導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
從實質效果上看，三灣改編的最大成果就是他成了一種很關鍵的鬥爭綱領，可以接受並改造由任何階級的參與者成爲新軍隊軍人。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舊軍隊最大問題就是相互排斥，且鬥爭目標並不明確，所以不同的階級難以融合成一股力量，而秋收起義初期遇到的問題就是如此。
在打勝仗的時候就相互攀比，導致麻痹大意，一旦遭遇挫折就開始士氣消沈，甚至可能瓦解，也就是說舊軍隊的戰鬥目標和戰鬥意義非常不明確很容易成爲私人軍隊，一旦造成失敗就極容易産生混亂，使得軍隊失去戰鬥力，而經過三灣改編後把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開始使得軍人鬥爭的目標開始明確，那就是以TG領導的人民革命成爲了軍人的指導思想。
TG與蘇聯TG最大的不同就是，蘇聯的舊軍隊的主要敵人是尼古拉二世，他的統治讓蘇聯舊軍人對他産生了厭惡，而當列甯出現的時候，軍人很快和工人一起支持了列甯。所以蘇聯革命很快成功。
但中國的舊軍人主要目標是“潛伏”舊體系中壯大自己，他們對革命的興趣並不高，甚至敵視TG，即便有少量反感舊軍人制度的軍人存在，也因爲數量的稀少和裝備的弱小無法快速取得勝利，甚至還隨時面臨失敗的風險。
TG的革命道路從一開始就是處于一個極艱難的狀況，通常對手都比TG要強大的多，局勢也大多很危急，那麽爲什麽TG在不斷的打壓和失敗下反而越來越強？
那就是毛澤東確立了中國式的鬥爭綱領，始終發動群衆建立一支人民軍隊爲根本目標，軍隊的目標是爲了下層人民和反帝反壓迫的鬥爭思想。
所以一切想要參與這場革命的人都找到了目標和可實施的行爲，這一點是先進的，甚至是偉大的，這種鬥爭綱領恰恰是中國自主變化所需求的民權爲根官權爲輔的模式。
所以發展迅速，更禁得起考驗，軍隊的目的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而戰，而人民得到工農軍隊的支持贏得了好處，確保了他們的利益，人民自然願意加入工農軍隊。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和隨後的人民戰爭模式。這是秋收起義最大的成功，他的成功不在于奪取了多少槍支，不在于發展了多少隊伍，更不是得到了多少根據地，而是搞清了TG的軍隊目標是什麽，鬥爭綱領是什麽，爲以後更大規模的鬥爭做好了准備。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革命到底是選擇向哪裏去。

57.探究TG早期軍人起義
爲何不在秋收起義前談軍人起義，因爲我想把軍人起義歸于一篇，1927前後爆發了很多TG領導的武裝軍人起義，武裝軍人起義應該說區別于工農起義，尤其是最關鍵的三次起義分別是武昌起義，廣州起義與湘南起義，當然其他起義還有很多。
孫中山的大革命隨著四一二的到來而失敗，正式標志著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就是官僚資本和民權革命的決裂，國民黨內部也隨即分裂，在這種形式下原來支持孫中山民權革命的一些國民黨人士也就隨即加入TG。
隨後爆發的武裝軍人起義大多開始是成功的，但起義只是軍事鬥爭的開始，而不是結束，那麽爲什麽起義成功後相繼面臨失敗呢？這是我想探究的。
我認爲最重要的原因是准備問題。
這種准備問題既有自己的，也有敵人的，如果我們暫把TG當作一方，其他軍閥包括國民黨當作一方的看待這個問題的話，就不難發現雙方准備的情況不同。
軍閥們通過長時間的准備和潛伏在大革命後開始各自稱霸，這是他們可以成爲軍閥的關鍵所在，而TG的起義大多是影響軍閥其中的一部或領導某一地域或地區的軍人，雖然起義是突然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正在爭搶權利的軍閥們來說TG是他們共同的敵人。而TG的起義相互之間大多有一定距離，所以看起來是到處起義，但問題是形成了各地的紅軍對各地的軍閥爲對手的局面。相互之間難以策應，是失敗的一個原因。
其次起義後大多以大城市爲攻堅對象，但大城市之所以叫大城市，要麽那裏非常的富庶，要麽是戰略要地，所以自然防守力量較強，一旦以大城市爲攻堅對象，就要承擔極大風險，因爲起義後很難得到武器的補充，尤其是重型武器的補充，所以如果攻城就需要大量消耗武器彈藥，更重要的是一旦選擇強攻，那麽周邊敵人增援的部隊一來，就很容易形成被動，且就算占據大城市，也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和消耗，對方集結重兵圍攻，無法展現運動戰，只能是被動的防守，最後失敗。如果說軍人武裝鬥爭取得的最大成績話，那就是一大批優秀的高級指揮人才加入TG。這筆財産確實是最珍貴的。爲後來的戰爭爭奪來了最關鍵的資源，人才。
革命的第一步總是最難的，那麽攻擊大城市的戰略是否是錯的？
假如以結果論的話是錯的，但請注意農村包圍城市這樣創造性的鬥爭綱領在剛出現的時候不說是否定的也至少是被懷疑的。
自古以來陸地軍事鬥爭大都是圍繞著主要城市，物産區，交通線，關隘要塞展開的，所以奪取大城市建立革命根據地這種思想在當時並不能算錯，只能說是難以實現，但鬥爭一旦開始就難以停下，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向哪裏去就産生了問題。
畢竟軍隊不能到處轉移，他們需要一個去處，那麽自然就向著井岡山前去，因爲那裏有人創造了一片根據地，這個人當然就是大家衆所周知的。
毛委員。
爲何特殊強調委員這一稱呼，因爲想要突出的是毛澤東在當時也只是一個區域領導，他首先進入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在別人看來革命似乎已經衰落，甚至進入絕望，因爲上山和進農村搞革命讓很多人動搖了革命的信心，感覺革命偏離工人與軍人的蘇聯式革命。
但中國不是蘇聯。
在一片失落的氣氛中形成反差的是毛委員不感到傷心，反而感覺革命迎來了新的轉機，隨即開始搞“土地革命”。隨後發表“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夠存在？”，找到了中國的鬥爭綱領，也就是發動廣大群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構想。
毛委員的理論最關鍵的是扭轉了浮躁情緒和指引了鬥爭的“方向”，但不得不說的是，毛委員的“鬥爭方向”在湘江之戰前一直備受質疑。
因爲毛委員他只是一個區域領導，這和當時的共産國際的意見比起來，就形成了相悖的局面。

58.領導們來了
如果讓你做個地下情報成員，你會給自己安排個什麽身份呢？我想大多人更願意低調一點，畢竟情報戰線是比正面戰場更加殘酷的地方，你不知道該信誰，你不知道和你來聯絡的人是不是背叛了組織，那麽低調點應該是個好選擇。
但有一個人，准確的說一個地位很高，很關鍵的人，在一天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去演出了，這個人就是顧順章，他演的是魔術，碰巧認識他的一個叛徒就看了他的表演，于是顧順章被捕了。
逮捕顧順章的是蔡孟堅，故事峰回路轉了，如果蔡孟堅聽顧順章的話不暴露顧順章的身份的話，那麽上海TG的組織很可能瓦解，尤其是一大批高級人員會面臨危險，但蔡沒有聽顧順章的話，我認爲理由很簡單，如果聽顧順章的，蔡孟間很可能怕將來功勞被別人搶去，而這時候讓人沒想到的是在蔡孟間聯系的徐恩曾手下工作的錢狀飛是TG的人。他搶先把顧順章被逮捕的消息送了出去。
上海的TG組織面臨極大威脅，開始疏散，顧順章在此時起到了一個極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讓當時還在上海的TG領導們向其他地方轉移，這其中就有一些我們熟知的人物。
王明與博古。
按照順序來說，應該先談反圍剿，但是爲了大思路上的順暢，我反倒是想先談王明和博古。顧順章在整個事件其實只是起到了一個攪局者的角色，因爲他知道所有人尤其是重要人物的住處，然後讓上海的TG各聯絡站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打亂了整個部署，讓領導們開始去了瑞金找毛澤東。
王明也好，博古也好，李德也好，能成爲核心領導的最關鍵原因就是共産國際，那麽共産國際爲什麽選擇了他們？
因爲他們的特點使然，王明和博古很像一個的出納，尤其是博古，他們有自己的信仰，他們的信仰就是相信共産國際是對的，就像出納一樣，只有“上頭”的人給他指令，他才會放款，在他心中的“上頭”就是共産國際，除此之外不管誰的意見，誰的想法都視而不見，一旦和“上頭”失去了聯系就手忙腳亂，甚至很茫然，王明和博古給人的最大的感覺就是真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需要他站出來這一條路的時候，他很茫然，因爲他只是一個出納。博古爲何會對李德的意見如此的信賴呢，卻對劉伯承，毛澤東，彭德懷，這些優秀戰略家的意見表示不屑呢？
因爲他只聽“上頭”的，對他來說李德是共産國際派來的人，共産國際是已經成功的蘇聯組建的所以共産國際的話就是真理，而對于其他的人話，他不是沒有考慮過，我認爲他爲什麽不敢否定共産國際呢？
王明和博古不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相反是太有信仰的人，一旦他信仰的人，信仰的事物遇到挫折和失敗而崩塌的時候，那他就會失去自我。爲了不失去自我不管對錯，不管成敗，一切都堅持自我的原則。
所以他明知道是錯的，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說：李德，那是共産國際派來的。可以當信仰失敗就堅持不住自我，開始自我放棄。
這也很清楚的可以解釋，爲什麽共産國際會選擇他們作領導，在這一點上，共産國際真的是選對了人。
領導們終于來了瑞金，這時候距離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已經有幾年的光景了，在毛澤東堅持的反圍剿鬥爭中，根據地越發展越壯大，軍隊實力增強。對于這樣的情況，領導們開始開會找毛病，否定了毛澤東的成績。並得出結論，毛澤東是錯誤的。
領導們決定自己幹，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其中就有一個人叫鄧小平。

59.初談鄧小平
鄧小平的一生算的上不平凡的一生，那麽爲什麽要在這裏突然插入鄧小平的篇節呢？鄧小平和很多人不同，他的青少年時代就見識過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兩種思想甚至還見識過歐洲真實狀態的人。
鄧小平很小時候就去過歐洲的法國，而且是自力更生去的，爲什麽要強調這個自力更生呢？這很重要，可以說鄧小平真正見過法國浪漫和多彩與燈紅酒綠背後更真實的法國。
在鄧小平16歲的青少年時就遠渡重洋去了法國，他的條件不怎麽好，也正是這個因素，他看到了很多人沒看過的地方。
那就是法國素以民主革命爲傲，而實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最後得到了甜頭，我認爲在他心裏一定感受到了一種別人沒有的感受，那就是這地方不想別人說的那麽美好。
他和當時那些有錢人或者保送來的人不同，保送來的人和有錢人家的孩子都可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沒什麽不好，但享受生活就看不到最真實的一面，以爲法國是多麽的美好。很難看到這美好背後的真相。
所以鄧小平從小就真正的見過共産主義發源地歐洲的實態，這很重要，隨後他加入了TG，並去了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學習，這段經曆也很重要，在見識了歐洲的實態以後再學習就一定能發現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之間的矛盾。
這種發現或許是懵懂的，但這就爲以後的一切紮下了根，去蘇聯和去法國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蘇聯更能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到熱血澎湃，因爲法國在大革命後一直給人先進的感覺，蘇聯則是由共産主義出現後強大的，所以兩者氛圍是不同的。
他們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很“現代”，區別強者與弱者的關鍵就是，弱者在“先進”面前會感到悲傷，感覺自己的祖國和他們的差距，感覺難以趕超。
而強者只會認爲沒什麽了不起的，他們越是“先進”則越下定決心要回國，鄧小平屬于強者，于是選擇了回國，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麽應該怎麽評價鄧小平留學的時代呢？
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鄧小平一直是一個很務實的人，那麽他爲什麽是一個務實的人，我認爲他年輕時候的經曆塑造了這一點。
也就是說別的那些有錢人或者保送的留學生更多的看到是表面的先進與浮華，而沒有與他一樣看到這背後的意義。
另一方面在蘇聯的學習讓他意識到或者感覺到了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的同時存在，這種想法或者是不成熟的，但這與只接受了理論共産主義或者只接受了鬥爭綱領的人有著不同。他見過了至關重要的三點，那他所形成的理論就自然和別人不同，這以後細談。
但總的來說，鄧小平見到了浮躁和表面之下的東西，這對他一定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務實是他一生的原則。而他的一生恰恰就是受理論共産主義與鬥爭綱領之間不停爭鬥波及的。
他回國領導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再後來進入瑞金，進入瑞金後開始了解和支持毛澤東的鬥爭綱領，因爲他是一個務實的人，所以現實的情況就是，毛澤東的中國式鬥爭綱領更符合中國的情況。
但領導們來了，王明提出毛澤東的鬥爭綱領是錯誤的，鄧小平反對，從這時候起鄧小平一生被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爭鬥波及算是正式開始了。
鄧小平認爲毛澤東的鬥爭綱領取得了成績，確實粉碎了圍剿，也事實上發展了紅軍，雙方表面上爭執的焦點是采取遊擊戰，還是采取陣地戰的問題，而實際上當時的環境是國民黨和軍閥被紅軍一次又一次的打敗，産生了一個短暫的和平期，在這個和平期內究竟要怎麽進行下一步，才是雙方的核心爭議。
到底是支持毛澤東的鬥爭綱領，還是支持博古王明信賴的共産國際，這需要鄧小平作出一個選擇，鄧小平堅持了務實，選擇了毛澤東，于是成了一個村巡視員。這對于他來說，也只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開始。時間自然會爲他留下更多的考驗，但堅持務實才是他可以解開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這個死結最關鍵的核心，以後細談。

60.第一階段反圍剿與人民戰爭
從這裏開始主要分析圍剿與反圍剿戰爭，我認爲反圍剿可以分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十分有看點的，主角並不是只有國民黨和TG，實質上還有地方軍閥，也就是國民黨加上地方軍閥與TG之間爆發的戰爭。
這三者的關系中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也是我認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重要的根據，那麽他們的關系怎麽微妙呢？
我認爲重點在于第一個階段國民黨和軍閥都想速勝，第二個階段國民黨想勝而地方軍閥想僵持，第三個階段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
蔣介石一生最大的問題是什麽？
那就是蔣介石從來就沒有一個穩定的後方，蔣介石從北伐戰爭到甯漢分裂，再到馮蔣戰爭蔣介石始終最大問題就是他內部不穩，所以當馮蔣戰爭結束後最大的勝利者並不是蔣介石，反倒是張學良。
蔣介石從此下定決心要收拾身後的亂局，而這個亂局需要一個表面的目標，那就是TG。
而真正蔣介石要收拾的是地方軍閥，如果這樣看那麽三個階段就很自然了，因爲一開始軍閥也好，蔣介石也好都希望速勝，收拾後方只是蔣介石的一個短暫目標，他的目標是在南方建立穩固的根基，然後在中部發展，目標遙指北部。
軍閥需要速勝是因爲速勝對軍閥的消耗最小，打一個短平快，這樣蔣介石的中央軍就很難長期在地方立足，從而軍閥可以繼續盤踞在地方。
于是第一次圍剿戰爭開始了，那麽爲什麽毛澤東可以取得勝利呢？
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可以說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打的，而弱想勝強就必須要用奇襲這一條路走，戰爭是殘酷的，作爲一個優秀的指揮員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能夠根據實情作出判斷，所以毛澤東認爲誘敵深入的運動式遊擊戰最符合實際。
提起遊擊戰當時很多的人表示不屑，認爲遊擊戰是消極避敵，認爲拼上去幹才是正經作戰，但毛澤東一句話說的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發揮自己的長處打擊敵人的短處，才能取得勝利。那麽這個長處是什麽呢？
那就是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並不是人海戰術，在進入現代戰爭後，由于速射火力的增強，使得單純的靠人數的優勢變得越來越不明顯，況且反圍剿時候還是對方人數多一些。
那麽人民戰爭到底是什麽？
首先人民戰爭是一種最先進的戰爭形式，如果僅把人民戰爭理解爲落後的人海戰術是錯誤的和幼稚的，人民戰爭另一大特點就是不是誰都能真正的發動人民戰爭的。
也就是說想要發動人民戰爭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人民憑什麽而戰，爲了誰而戰，假如這個問題回答不了，那麽即便喊著人民戰爭也根本無法發動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的目的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軍隊作戰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只有這個條件可以達成，那麽人民才會義無反顧的參與到人民戰爭中。人民戰爭的軍人是由人民組成的，軍人作戰的目的是爲了人民，所以軍人就會一不怕死，而不怕苦，因爲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爲某個人，或者某個族群。當軍人作戰時候，人民因爲軍人保護的是自己的利益，那麽自然就會協助軍人作戰，雙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從而會形成一股合力，如果再高級指揮員進行指揮，那麽戰爭就必然取得勝利。
所以，紅軍之所以可以進行遊擊戰，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蘇區人民支持了紅軍，那麽紅軍進行遊擊戰的目的是消極避戰麽？不是，是爲了尋找有利的戰機並消滅敵人，只有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才可以進行遊擊戰。這也是爲什麽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的遊擊戰難以成氣候，而TG卻可以堅持敵後抗日的最關鍵原因。
戰爭最關鍵的不是人數的差距，不是武器的差距，而是准確的情報。
當國民黨軍隊進入蘇區時候，他們想找到紅軍卻找不到，反倒是紅軍對國民黨軍隊了如指掌，所以表面強大的國民黨部隊找不到紅軍就沒有著力點，無法發揮自己的優勢，而紅軍則可以根據情報四處進攻，巧妙的利用了國民黨和軍閥之間的矛盾打殲滅戰，國民黨和地方軍閥本身期待的速勝失敗了，本身的矛盾就暴露了，那就是國民黨也好軍閥也好，都不願被殲滅，對國民黨來說如果和TG死磕，那麽即便勝利也難保自己所屬軍閥不背叛，而軍閥也不願與TG死磕，即便勝利也會被國民黨兼並。
結局就是雙方有一方被殲滅一部後，就更不願全力進攻，而越不願全力進攻，紅軍則越可以在運動中尋找時機。
這就是爲什麽在第一個階段TG可以勝利的關鍵。

61.第二階段反圍剿
蔣介石對于第一階段圍剿失敗，感到很生氣，這不難理解，一句最經典對國民黨的評價是：作戰計劃是由天才制定的，卻由蠢材執行。
那麽爲什麽總由蠢材執行，因爲你的計劃只是爲了你的利而制定的，你的利益不一定就是別人的利益，所以當利益與與利益相互衝突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第一階段國民黨和地方軍閥輸了，所以雙方就出了問題，雙方的立場改變了。在第一階段雙方都想要速勝，因爲國民黨想要北上，北邊出現了一個新的“朋友”就是張學良。
張學良是很年輕，也很不成熟，但不代表會一直如此，尤其是如果張學良長期居住在華北的話，那麽這位蔣介石的“兄弟”很可能就變成了第二個馮玉祥。
所以蔣介石很急迫的需要穩定南方，通過打敗TG來整肅自己的內部，然後北上，南方內部的關系其實是一種相互之間保持默契的關系，蔣介石實質上根基並不牢靠，軍閥與國民黨的關系保持的很微妙，如果蔣介石獲勝了，他們就貼近一點蔣介石，如果蔣介石失敗了那他們就遠離他一些。
假如一舉拿下TG，那蔣介石與他們的關系也就算是穩住了，再北上的話後顧之憂就小了很多，可失敗了，蔣介石和軍閥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尤其是日本人開始越來越活躍了，這一點讓蔣介石十分的擔憂，他北上與張學良能否談妥，假如日本對中國動手，那蔣介石能否拼的贏日本人，都是蔣介石的最大隱患，所以蔣介石下了決心要收拾內部，這也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根本。
這個外和內部不應該只是地緣的關系，而是對于蔣介石的國民黨內部和一切非國民黨的關系，TG當時實力確實有增強，但是始終對蔣介石來說最大的威脅是軍閥，因爲他的地位決定了如此。
蔣介石想要做官僚資本的領袖，這是他的目標，而對于官僚資本來說是不可能去找TG合作的，也就是說TG處于“外”這個概念，但南方軍閥和桂系才是屬于“內”這個部分，蔣介石隨時都有可能被人“替代”這是他最擔憂的，因爲官僚資本是屬于皇權崩潰後，官權的一種過渡，他同樣缺少根基。
蔣介石想要加強內部的控制力，這是他想要開展第二階段圍剿的核心目的。
那爲什麽又失敗了呢？
因爲軍閥們不願意讓TG被消滅，請注意要想看清蔣介石，就要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他在得到官僚資本的助力的時候，一直都在受到官僚資本本身給予的阻力。
這個阻力來源與哪呢？
就來源于支持他的官僚資本本身，支持他的人一方面希望他成爲領袖，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的控制力達到“皇”的地位。
這也是皇權被打倒以後的一種現象，皇權被打倒了以後官權本身就不想再回到皇權去了，蔣介石的能力越強，官僚資本本身對他的阻力就越強，這就是爲什麽蔣介石永遠距離完全控制只差一步，但就是達不到的原因。
假如看清這一點，再看第二階段的話，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蔣介石爲什麽在第一個階段不親自督戰，因爲他不願意打破他與軍閥之間的平衡，所以讓代理人出來指揮。但失敗了讓他很惱火，他對軍閥的不滿也上升到了從來沒有的階段。
于是親自出來督戰，軍閥看明白了蔣介石的意圖，所以他們都不希望TG被消滅，如果TG不被消滅，那麽他們就可以良好的存在，但如果TG被消滅了，那他們也會隨之被消滅。
他親自坐鎮指揮更加重了中央軍和地方軍閥之間的芥蒂，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找不到紅軍主力，又都知道不知道誰會成爲紅軍殲滅的對象，這讓他們之間相互推诿，贻誤戰機。紅軍就自然可以尋找戰機打殲滅戰。
一旦國民黨某一部被殲滅，國民黨和地方軍閥就更不樂意去當“主力”，最終由天才制定的計劃，就由一群蠢材執行了。
但一直順利的失敗，也爲紅軍埋下了隱患。

62.第三階段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當你一次又一次勝利的時候，你會不會産生一種輕視對手的想法？會不會認爲對方沒什麽了不起的，自己肯定能贏呢？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你就距離失敗不遠了，因爲獵物和獵手的關系往往瞬間就會轉換，前四次之所以可以打敗國民黨，最重要的因素是兩點，第一國民黨內部不團結，第二國民黨的軍隊無法和TG的軍隊進行決戰，在運動中被不斷消滅。
但是，敵強我弱的根本態勢沒有改變，可這時候共産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上場了，李德這個人是一個非常頑固的人，他的頑固來源于他只會執行戰略，卻無法制定戰略。
戰爭總的來說只有進攻和防守兩種方式，區別在于倆者如何進行“轉換”，這就很複雜了。李德是一個很標准的固化思維軍官，要麽進攻，要麽防守。這樣的人注定只是一個中級軍官，軍隊大致分高級指揮員，中級軍官，普通軍士三種類型，高級指揮員負責戰略規劃，中級軍官負責具體戰場控制，普通軍士負責組織軍人執行命令。
那麽具體說戰爭開始了，在某一個局部如何進攻還是防守那都是中級軍官的責任，李德就屬于這一類，所以李德的戰略就是一個中級軍官任務的擴大版，他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圖上作業，但不能做出真正的大戰略。
用另一個更鮮活的例子來說明的話，就是高級指揮員就是下象棋的棋手，中級指揮官就是棋子，對于高級指揮員來說如何下好一盤棋是他最關鍵的任務，但具體到某一個棋子吃掉另一個棋子的實施則是由中級指揮官完成的。比如當馬走到某一個位置時，棋手要用自己的車去吃掉馬，那麽如何運作車去吃馬是高級指揮員的事情。比如制造陷阱，或者算計路數。而爲什麽是車則可以理解爲那個部隊的戰鬥力，具體車是怎麽吃掉馬的這個戰鬥過程是由中級指揮官完成的。
對于高級指揮員來說，最重要的是他要怎麽“調動”自己的部隊進行戰鬥，運動和調配才是高級指揮員的核心任務，可這不是李德的專長。
再加上王明和博古的錯誤路線和對共産國際的盲目崇拜，最終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了。
最痛心的莫過于高級戰略家們，因爲他們都清楚，陣地戰結果只能是一個，那就是國民黨部隊，終于找到了紅軍。雙方開始激烈的對戰。
那麽前四次所勝利的兩個優勢，就變成了兩個劣勢，防守總是處于劣勢的，因爲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這是很明顯的，你不知道對手從何地作爲突破進行進攻，所需要防守的面積越大，自己部隊的壓力就越大。何況本身就是敵強我弱。
爲什麽原本相互矛盾的國民黨可以共同作戰呢？
因爲雙方的立場又發生了變化。
首先，前四次圍剿的時候，國民黨和軍閥都不知道TG軍隊到底在哪，那麽他們就相互猜忌，都希望對方先上。
這次一旦知道了紅軍的部署，那麽雙方就産生了微妙的立場，那就是誰可以先拿下紅軍了，假如軍閥毫不作爲，國民黨拿下了紅軍，那麽軍閥很快就成了打擊對象。
因爲軍功是確立軍閥生存和存在的根本。對軍閥來說如果能搶下更大的軍功，那麽自己在蔣介石那裏分量就重。
更重要的是，陣地戰的最大核心就是雙方誰能拿得出更多的實力來進行增援，陣地戰的特點就是雙方粘在一起，在目標地反複的爭奪與消耗。
這樣不管是國民黨也好還是軍閥也好，在一個目標地黏住了紅軍，那麽就開始考驗雙方的增援能力了，一塊地方黏住了，另一塊地方又黏住了，這樣也許在某一個局部紅軍取得了勝利，但是在整體的情況下看，黏住的時間越長則消耗越大，雙方從比拼戰略，開始比拼能力，那問題就很明顯了。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從此TG開始走上長征的道路。

63.長征（概論）
整個長征我認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湘江之戰的失敗，遵義會議以後的四渡赤水，北上抗日。
公平的講，長征的勝敗將直接關系到TG的命運，長征也是整個近代史中最精彩的大戲之一，如果簡單的認爲長征只是一種被迫的北上，那麽我認爲是並不正確的。因爲在到達了川陝根據地之後，進行了最爲關鍵的戰略抉擇，是南下還是北上？
我認爲北上是完全正確的，也就是說北上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無法選擇的被迫無奈，長征在軍事鬥爭中又非常精彩。
在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一張大網之下，可以最後成功的跳出圈去取得勝利，這絕對是非常精彩的，就連毛澤東自己都認爲自己一生最精彩的戰略就是四渡赤水。
長征總的來說就是一次跳出南方進入北方的運動，過程非常痛苦，過雪山，爬草地。我的語文水平是不行的，爲何突然說這個，因爲我在上學時語文課本中的故事最吸引我，反倒是不愛看描寫，所以軍事故事就更加的吸引我，尤其是關于長征類的故事。
其中記憶最深的就是過雪山的《豐碑》，和過草地的《金色的魚鈎》。
長征另一個關鍵就是扭轉了錯誤的革命方針，中國革命的命運重新回到了中國人自己的手裏，這是非常關鍵的，在TG陷入絕境的時候，是中國自己的鬥爭綱領拯救了TG的命運。
表面上看紅軍在長征的過程中幾乎遭受到了重大損失，但是統一了思想與指出了正確的道路才是保證成功的關鍵。這也是爲何在抗日戰爭之後國民黨挑起的內戰中可以取得勝利的根本。
我希望這一篇只是作爲一個過渡，也就是說長征的勝利轉變了國民黨和TG的鬥爭局面，因爲抗日戰爭即將爆發。
長征後的抗日戰爭爆發，開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那麽想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就首先要講清楚長征，然後再從頭日本對東北和上海的侵略，以及之後的抗日戰爭。
這樣就可以較爲完整的看清楚整個問題。

64.長征（湘江之戰的兩個指揮員）
湘江之戰是TG遭受到的一次嚴重打擊，本來人就不多這次戰鬥後減員嚴重，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各個軍閥之間的立場出現了轉變和李德的錯誤與猶豫的指揮。
之所以造成如此慘重的失敗，最大的根本在于國民黨和軍閥形成一次合力。
對于軍閥來說有各自的算盤，紅軍需要向西進，這樣在後面的軍閥希望把紅軍趕過去湘江去，在後面猛追，西邊的軍閥怕紅軍進入西邊所以猛堵，而中央軍目的就是消滅紅軍。
雖然三者相互之間的算盤不一樣，但目標是一樣的，那就是希望紅軍被消滅，實現了左右夾擊，頭一次按照蔣介石的目的執行著。
湘江之戰之所以可以過江完全是依靠紅軍頑強的意志生生打開的生路，在這裏有兩個人需要說一下，一個是林彪，一個彭德懷。
作爲優秀的高級指揮員大多都有自己的風格和性格，那麽我認爲彭德懷的特點就是果斷，而林彪的特點是算計。
彭德懷進入軍旅生涯後就一直面臨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基本都被對手包圍著打，而且對手大多數倍與他，武器裝備也基本都比他強，他的一生幾乎都在面臨這種極爲不利的條件下作戰，所以彭德懷的特點就是果斷，決定了要打就一定要打，決定了要撤就一定要撤，一旦決定便不猶豫，稍有猶豫敵人很有可能就會增援過來，或者追著他打，戰鬥通常還都是硬仗和苦戰，這也不難解釋因爲他的對手大多都比他人數多。
林彪是一個非常善于算計的高級指揮員，他有兩個習慣最爲人所知，一個是在決定戰鬥前大多自己悶在屋裏分析常伴嘴邊的就是炒黃豆，另一個就是他是婆婆嘴，對于任何細節都要反複說反複確認，雖然林彪喜歡算計，但一旦決定了就敢堅決執行，對于硬戰，惡戰也毫不退縮，林彪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非常喜歡推廣自己的戰術，他自己喜歡做婆婆嘴也喜歡自己的部下做婆婆嘴，親自給部下上課，反複研究戰術。
可以說彭德懷和林彪是兩種不同的高級指揮員，那麽爲什麽會造成這種差異呢？
作爲高級指揮員首先要有自己的打法，戰法是死的，怎麽運用才是活得，所以才在長期的戰鬥中，他們主要面對什麽對手，就會塑造他們的性格，對于彭德懷來說，他的對手很簡單，家底都比他厚，不論在兵員，裝備，後勤保障上，你想取勝沒有任何捷徑，只有作風強硬才能讓對手對你有所有顧及，也就是說一旦開戰就是死戰，你狠我比你還狠，你不怕死我比你還不怕死，要讓人感覺你的士兵都是瘋子，都有病，好像戰爭是一個很有趣的事一樣，唯有這樣對方才會怕你，對方才會對你有所顧忌，只有對方有所顧忌，誰都不敢上，你才能打運動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而林彪則不同，林彪的局面大多是相對不利，在相對不利的條件下，他就可以通過計算找出對手的弱點和漏洞進行攻擊，林彪可以計算到營連級的地步，作爲一個高級指揮員這十分難得，做到這一步還不算，還有在所有准備都做好的時候，計算出余地。
很多人對林彪的評價就是不計算到全勝不會開戰，這一點其實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林彪的對手大多都能讓林彪有余地進行回旋。
評價兩個人並不是硬要分出他們的高低，而是說爲什麽他們最終形成了這樣的性格，對彭德懷來說沒有余地，想要余地自己殺出來。若說戰果無疑是林彪最多，若說環境差那彭德懷我想是最差的。兩者的不同處境造成了兩者的不同，這是我相對比的關鍵原因。
在湘江之戰，兩個人都拼盡全力，我認爲之所以可以過湘江就是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一旦決定了就不動搖。
湘江之戰讓李德失去了支持，原因很簡單，減員如此厲害，再也經曆不起一次失敗了，TG要在遵義召開遵義會議。

65.長征（兩個三人團）
在遵義會議以前，有一個人是和別人有區別的，當時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要麽是質疑李德和博古，要麽是支持李德和博古。但這個人比較痛苦，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博古和李德爲了能直接領導拉上了周恩來組成了三人團，真正決策的核心不難看出，那就是李德，因爲博古不懂軍事，博古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不敢質疑李德，對他來說共産國際就是他的信仰，如果他質疑了李德，那自己也就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信仰，而對博古的性格來說一旦信仰崩潰，那他很可能崩潰。
這就造成了李德成了絕對指揮，這對周恩來來說是痛苦的，他常常要安撫別人對李德的不滿，還要接受李德交給他的任務，尤其是在這些任務失敗的時候，周恩來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周恩來最大的優點是什麽？
那就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所以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對任何事都希望做的妥當，甚至事無巨細的去完成。
但反過來說，越是這樣，當失敗的時候他就越痛苦，因爲他會質問自己是不是自己什麽地方沒有做好才造成了這樣的錯誤。
曆史有趣的是，當時並不是只有一個三人團，在長征的第一梯隊裏還有一個三人團，那就是由毛澤東和王稼祥與張聞天組成的中央三人團，說實話大多數人對李德和博古的固執感到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大，另外有意思的是張聞天一開始是並不算全面了解毛澤東的還曾經反對毛澤東，但毛澤東就經常找他聊。隨著聊的越來越深入，張聞天開始由反對毛澤東轉變爲支持毛澤東的鬥爭綱領。
湘江戰役以後，對李德的不滿實際上已經有些公開化，畢竟失敗是擺在眼前的，蘇區沒了，現在紅軍就像飓風之中的搖葉中一旦再失敗下去就有覆滅的可能。
兩個三人團于是終于碰面了，通道會議是十分有意義的，也就是向四川去，還是在找賀龍會合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
我認爲在當時毛澤東已經下了決心要北上，向四川去只是一個過渡，那麽爲什麽說毛澤東想要北上？
因爲在南方已經不再具備建立根據地的時機，原因是由于瑞金根據地的喪失想要重新建立一個過去那樣的根據地很難，這種難最關鍵的是軍閥和國民黨的關系發生了改變。
過去國民黨的目的是什麽？
那就是穩定南方，控制中部，遙指北方，這是國民黨的戰略，所以雙方希望以速勝論擊敗TG，國民黨和軍閥之間的關系是微妙的，也就是說蔣介石是可以默許他們存在的，而軍閥明白一旦TG兵敗，那麽自己也就幹脆蟄伏于蔣介石了。
這種蟄伏是冷靜的，如果國民黨勝利了，那就老實加入求個招安，如果國民黨在北上的路上敗了，那就從新揭竿而起。
可問題是國民黨和軍閥的速勝敗了，雙方的默契變了，就變成了必須拿下TG了，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圍剿，終于在第五次取得了成績。
但這個時候完了麽？
我認爲並沒有，因爲瑞金距離西南的軍閥還是有一定距離的，隨即長征開始了，那麽不管是軍閥還是國民黨就都渴望在湘江截住TG並期望一舉消滅。
可紅軍用慘勝過了湘江，這讓國民黨和軍閥雙方的立場又變了，這一點就非常重要了，也是之後四渡赤水能夠戰勝的最重要基礎，那就是蔣介石認定TG已經是苟延殘喘了，他的目標就從消滅TG建立威信，變成了征討或脅迫軍閥，讓軍閥直接承認自己的地位。
所以這時候不論是軍閥，還是蔣介石都不會放過TG，不僅敵強我弱的差距更大了，而且想要在南方再尋找一個穩定的地方就不再現實了，因爲過去蘇區可以長期存在，原因就是蔣介石忙于北上爭奪地位，他們內部保持著一種默契，而軍閥需要TG的存在保持自己的“有用”。
可現在問題是，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收拾南方，就算勉強的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也難再發展了，那麽爲什麽蔣介石下定決心了呢？因爲抗日戰爭已經確定必然爆發，另一個姓蔣的恰恰給蔣介石留下的戰略就是向西南龜縮。
所以爲了完成這個戰略，就必須先打服所有軍閥，不論是軍閥還是國民黨都不會放過TG，國民黨的意圖已經分析過，對軍閥來說唯有消滅TG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就是爲什麽不能在南方建立根據地的關鍵因素。
曆史證明毛澤東的戰略是對的，對李德的不滿終于到了爆發的時刻，遵義會議即將召開。

66.長征（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的召開確實成了一個重要的拐點，或者說遵義會議也證實了一個真理，那就是求人不如求己。
共産國際的方向是不是錯的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個好的理論想要成功，一方面需要得到檢驗，一方面需要改變，需要本土化。
TG遇到的形勢證明了一點，軍閥們大多爲了自己利益潛伏在清朝也好，或者民國也好，所以中國無法完成蘇聯式的速勝。
情況不但沒有像蘇聯那樣發展，反而是向著惡化的趨勢發展，這一點是遵義會議轉變態度的最重要一點，李德不是一個高級戰略家，我相信就連博古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我看來遵義會議並沒有輸家，並不是一次秋後算帳的會議，因爲我認爲李德，博古二個人也是十分痛苦的，博古這個人帶有非常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他害怕自己的信仰崩塌，所以毫無保留的支持李德，李德估計自己也明白自己不是可以籌劃全局的人，但是他們需要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就是說：你們幹到這裏就可以了，別幹了。博古和李德都屬于這樣的人，他們都需要組織跟他們說別幹了，而不是他們自己扔下工作。
對比他們來說周恩來就更加痛苦，但周恩來還有另一個很高貴的品德，一般人都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是承認自己不行，一般人都難以承認自己不行。
所以爲什麽遵義會議召開的那麽順利，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毛澤東的鬥爭綱領確實更適合TG，另一方面事實也證明了李德不是的，李德與博古都不想再堅持了。第三就是其他人基本都轉向了支持毛澤東。
下面的關鍵就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系是怎麽處理了，我認爲這是最關鍵的一點了，周恩來論資曆，論能力都沒問題，雖然他不是一個高級軍事指揮人才，但是在組織，情報，協調等這些非戰鬥工作上都有絕對的實力，尤其是周恩來是無私的，一個有能力的人常常就是不喜歡承認自己的錯誤，而周恩來選擇了支持了毛澤東，他認同了毛澤東更適合做全面指揮工作。
周恩來支持了毛澤東，毛澤東也就支持了周恩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系是一次雙贏，而非雙輸。
我認爲遵義會議實際上是中國的革命找到了方向，那就是中國的事情，還是得由中國人自己說了算，進行的這次重大調整，其實並沒有真正的輸家，當然王明可能算一個，經過這次調整也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這種抉擇是正確的，因爲毛澤東是認真的尋找到了一條適合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非常艱苦，但方向是正確的，才會成功。
遵義會議成功後，開始繼續向西進發，前面等著新生的TG的就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因爲蔣介石已經爲他們准備好了一個新的天羅地網。
能否打破這張網就成了最緊迫的事情，這次考驗也檢驗了毛澤東的才能，不用說自然就是四渡赤水。

67.長征（一渡赤水）
四渡赤水絕對是算得上最精彩的一次戰略表演，也是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第二次體現，毛澤東總共有三次戰略表演和一次堅決的用兵。
分別是反圍剿，四渡赤水，三大戰役，一次堅決的用兵就是朝鮮戰爭，這四次最關鍵的抉擇是毛澤東一生最精彩的展示。
那麽四渡赤水爲什麽連毛澤東自己都認爲是最好的一次呢，因爲形勢最爲險峻，脫離了支持，在最危險的條件下用兵，只要錯誤一次很有可能赴石達開的後塵，被國民黨堵在赤水河邊。
四渡赤水並不是簡單來回的渡河，四渡赤水是一場漂亮的心理戰，毛澤東遊走在軍閥和國民黨之間的不合中，利用他們的不合打敗了他們，這就是四渡赤水最精妙的地方。
倘若國民黨和軍閥下死力圍剿毛澤東那他也必然兵敗，但爲什麽是毛澤東取得了勝利呢？就是看透了他們的不合，擴大了不合，最終勝利了。
然而一開始在遵義會議召開後，第一次渡赤水的時候，遭遇了極其艱險的地步，那就是土城戰役，想要看明白形勢，我不用地方軍閥的稱號，因爲那樣非常的混亂，我只用位置來區別。
也就是整個四渡赤水牽涉到了三個地方勢力，赤水以西是西南軍閥，以東是本地軍閥，還有就是國民黨的中央軍。
四渡赤水就是利用他們三者相互矛盾的心態取得的成功，那麽一開始爲什麽土城戰役打得如此之焦灼呢？
最重要就是情報出了錯誤，情報認爲趕來的是西南軍閥的一小部分，但現實是來的是一大部分，而且是郭勳祺親自帶隊，毛澤東認爲打垮情報上的一小部分就能取得對西南軍閥的震懾但實際上他想要埋伏的是超出想象的人數。
郭勳祺的任務是什麽呢？
郭勳祺的任務是拒紅軍入川，只要他完成了這個目標就算是勝利，因爲紅軍已經不是西南軍閥的最大麻煩了，最大麻煩就是國民黨的中央軍隨著紅軍一路跟來，名爲剿滅紅軍，實際上幹的都是壓制軍閥的事，所以拒紅軍入川就是他最大的任務。
由于情報的不准，土城戰役打響了，我認爲郭勳祺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不打是不能拒紅軍與四川之外的，所以一場原本的埋伏，就成了陣地戰。
與郭勳祺不同的是，郭勳祺目標明確，且他的負擔較小，不管是其他軍閥也好，還是國民黨的中央軍也好，都是他暫時的盟友，戰鬥持續的越久則越是對他有利。
檢驗一個高級指揮員的時候到了，由于土城戰役是毛澤東重新回到核心領導層後的第一次戰鬥，所以到底是堅硬的打下去，還是撤退就成了他的問題了。
原本的埋伏反倒成了消耗戰，撤還是不撤就困難了，戰爭是非常考驗指揮員的承受能力的，尤其是在崩盤的節奏下，你是放棄呢，還是選擇堅持呢？
這時候一個人站了出來，表示自己親自上去督戰，這個人就是朱德，朱德最大的特點就是他能在別人彷徨猶豫的時候站出來給別人信心，越是艱難時，就越是毫不猶豫，在土城戰役打到最焦灼的時候，毛澤東想要撤退了，但自古以來戰爭兩軍接觸容易，脫離難。
尤其是在一方有援軍，一方陷入絕境的時候，有援軍就自然願意保持接觸，撤退是非常考驗人和隊伍的，畢竟你先走了，你可能就活著，留下來的人可能就會死。
當毛澤東知道情報有問題的時候，他就想撤退，但爲什麽在堅持，那就是他需要取得一定的結果後再撤，如果倉皇撤退，很可能造成混亂。
朱德親自上陣了，確實頂住了局勢，避免了潰敗，一渡赤水打了個平局，但平局對于毛澤東來說就是危局。
但能否時刻保持清醒往往會直接改變戰局，因爲勝機有時候就是從危局中産生的。

68.長征（二度赤水是誰贏了？）
在土城戰鬥後，情形對紅軍更加不利，這時候就恰恰是檢驗一個高級指揮員的關鍵時刻了，能否在逆境中保持冷靜，因爲勝機往往在此時出現。
作爲一個高級指揮員最重要的就是榮辱不驚，處事不變，這個榮辱值得是別人對的看法，打了敗仗就意志消沈或者是不敢面對都將失敗，而只有處事不變才能扭轉乾坤。
在紮西時，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對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局面，那就是蔣介石已經把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放在了收拾軍閥上，我認爲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對蔣介石來說越往西走自己的控制能力就越弱，那裏還是軍閥們的勢力。
而想要打開局面，蔣介石最需要什麽呢？
那就是軍閥們和紅軍火拼，自己做收漁翁之利。
對于毛澤東來說和國民黨硬拼是沒有前途的，所以他也要打軍閥，此時西南軍閥和黔軍的選擇就讓人覺得有趣的，到底選擇打誰就是毛澤東需要抉擇的了。
西南軍閥無比希望紅軍不進入他們的地盤，這時候毛澤東決定二回遵義去打黔軍是一個非常出乎別人預料的選擇。
理由也很簡單，回頭打遵義並不符合常理，在蔣介石和軍閥心中，要麽向北，要麽向南，要麽向西，可揮師東進太出乎他們預料了。
爲什麽揮師東進是一個正確選擇呢？
因爲西南軍閥和國民黨與黔軍三者都希望對方去和紅軍拼，自己收好處，而西南軍閥是沒有理由去幫黔軍的，國民黨反而希望紅軍去打黔軍，而黔軍是三者中最弱的。
所以揮師東進反而起到了最好的效果，那就是打回了遵義。又進行打援打垮了前來增援的吳奇偉取得了勝利。
這場戰爭我認爲是一場雙贏的戰爭，紅軍取得了勝利，另一個是誰呢？
那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隨即飛往重慶，黔軍的失敗讓蔣介石插手進了四川，對他來說是一個勝利，那麽爲什麽要這樣？
二渡赤水我認爲是最精妙的一次戰爭，表面上看蔣介石取得了勝利，黔軍失敗了，那麽紅軍就一定會西進，看起來蔣介石提前在川軍和滇軍（雲南）中找到了一個合力。
但是事實上，川軍和滇軍對蔣介石的怨恨更深了。
有些時候，你讓你的對手勝，反而會更加加速他的失敗，而毛澤東二打遵義就是這個目的，首先在川軍和滇軍的眼裏都明白一個事實，那就是毛澤東是一個過客，紅軍失去了根據地後，又在湘江大敗，所以毛澤東很難進入川軍和滇軍的核心區，那麽他們的最大敵人是誰？
那就是蔣介石。
他們不希望蔣介石出現在他們的地盤上，而川軍和滇軍是沒有理由支援黔軍的，但他們卻看到蔣介石對黔軍見死不救，也就是說，在川軍和滇軍看來蔣介石就是要接著紅軍的手來搞定他們。
這種意識一旦形成，那麽蔣介石在黔軍失敗所取得的勝利，就一瞬間變成了失敗，因爲川軍和滇軍都不會和紅軍死戰了。
對毛澤東來說，一開始就沒有停在黔軍地盤上的意思，所以打黔軍是爲了制造西進的可能，想要西進就必須讓川軍，滇軍和國民黨之間産生更大的問題，只有三者的矛盾加深了，那麽才可能西進。
這樣看來讓蔣介石勝，才能讓他敗。

69.長征（打鼓新場之爭與新三人團）
打鼓新場之爭是四渡赤水中極爲關鍵的一次會議，理由在于，表面上是到底打不過打鼓新場的問題，而實質上是路線鬥爭的問題。
這個路線鬥爭的問題，並不是表面上爭吵打不打這一仗的問題，而是到底是去還是留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的眼裏，打黔軍是爲了西進，而在其他人眼裏打黔軍是爲了建立根據地的問題。
這才是打鼓新場爭論的實質。
由于黔軍的失敗讓很多人産生了可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建立根據地的方法，但這種想法是危險的，因爲此時的形式並不是反圍剿作戰，也就是說不是在江西瑞金的情況了。
反圍剿戰爭是保護根據地的戰爭，而打敗黔軍就能建立一個根據地麽？我想這個問題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我在前面講過，國民黨的速勝論失敗後，就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也就是說此時在南方已經不具備再重建一個根據地的機遇。我甚至認爲毛澤東已經在大腦裏構思在北方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了。
這也是爲什麽毛澤東會和其他人吵起來的關鍵，對于毛澤東來說他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那麽更深入的分析要留到毛澤東和張國焘的分歧中去解答。
毛澤東爲什麽不把自己的構想說出來呢，我認爲毛澤東的構想一旦說出來就很有可能無法實現，因爲在常人看起來，他的構想有點飄。
也就是說紅軍當時已經實力大減，雖然二次打擊遵義贏得了對黔軍的戰爭，但是黔軍是相對較弱的一個軍閥，而真正強悍的川軍和滇軍與國民黨還沒有和紅軍分出個勝負來。
更爲關鍵的是，一般人經過長期的漂泊會産生一種倦怠感，這時候一旦提出一個讓他們吃驚的構想來，他們很容易反對。
在打鼓新場就已經出現了壓倒性的反對毛澤東的現象，這種現象根由就是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而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構想。
所以面對一片反對之聲，毛澤東夜裏去找了周恩來，這時候關鍵的時刻到了，周恩來到底要怎麽選擇就成了問題，一邊是一群人支持要建立川滇黔根據地，一邊是毛澤東一個人夜訪。
爲什麽曆史對周恩來的評價高。
因爲周恩來是無私的，首先毛澤東的戰略是正確的，此時在川滇黔建立根據地無異于作繭自縛，假如周恩來就是帶著偏心，不搭理毛澤東，甚至否決毛澤東，那毛澤東是沒辦法的，但周恩來和毛澤東進行了詳談，認定了毛澤東是正確的。
于是周恩來和毛澤東又去說服朱德。
爲什麽曆史對朱德評價高。
因爲朱德也是無私的，朱德認爲建立川滇黔根據地是正確的，假如朱德帶有偏心，他不用不搭理毛澤東，而是幹脆反對毛澤東，那麽毛澤東也是沒轍的，但朱德和周恩來與毛澤東進行了詳談，也認定了毛澤東的意見。
朱德和周恩來都可以否定毛澤東，但是他們站在道理一邊，而沒有站在私情一邊，最後都支持了毛澤東，那麽曆史的結果就是毛澤東是正確的。
隨後建立了新的三人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新的三人團確保了毛澤東的大戰略實施，這一點我認爲是正確的，因爲在長征中，戰機稍縱即逝，而之所以後來順利的實現後來的大戰略，確實建立新的三人團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