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4文章

台灣公投不能與國際接軌


台灣總統陳水扁又發揮創意推出「兩邊三國論」，指中華民國分裂為兩岸蒙古「三國」，已是一個「虛擬國家」。台灣搭上蒙古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要重溫蒙古在1946年通過公投正式獨立的歷史，證明合久必分，吾道不孤。

然而蒙古公投獨立事成，正反映了台獨的虛擬法源。公投法源原來可分為四類：一、無約束力的諮詢性公投；二、地方層面的民意表達；三、法國戴高樂弘揚的憲政層面的直接民主；四、以國際法為基礎並踰越國內法律的統獨公投。

台灣所立的公投法不作出上述識別，是希望對不同公投的本質作出模糊處理，並把屬於「國家上層面(supra-national)」的統獨公投塞入憲政框架。如此一來，公投成為情緒的發泄，卻不能與國際接軌。

而且根據國際法，統獨公投的合法性在於新獨立國家與母體「交叉相承」，宗主國承認結果，新國家瓜熟蒂落。當年民國政府確曾被迫承認蒙古公投，雖然後來反悔，但還是被毛澤東追認。此原則台灣則從未打算兼顧。

何况在法源背後，國家獨立多離不開兩大模式：一為與反對派結盟、再顛覆母體政權獨立，例如1993年埃塞俄比亞行省厄立特里亞分離分子與國內叛軍聯合攻入首都，後者奪權，前者分家。二為淪為第三國的衛星國，一如蒙古「蘇維埃化」的榜樣。台灣顛覆母體幾不可能，又欠缺蒙古公投的法源，就是要傚法蒙古自我衛星化，也未必能夠一廂情願。「兩邊三國」各有前因，但成為「理論」，便淪為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笑柄。難怪蒙古近年有國會議員提案回歸中國，陳水扁也「一時疏忽」，按下不表。

美入境打指紋落實新保守主義


美國以反恐為名，宣布為合法入境者拍照登記指紋，並把不同旅客分為「紅黃綠」三色警報，是為一場「入境革命」。然而「革命」的重要性其實不在反恐，而在於其通過由外而內的途徑，加速了新保守主義對社會的改造。

新保守主義不同一般人口中的「霸權主義」，原來是對垮掉的一代自由氾濫的回應，具有一定的普世道德標準。然而其治世藍圖與美國法律格格不入，因此必須經過「入境革命」一類外部壓力的凝聚，才能重新落實下列並不太新的新思維：

一、機會均權主義，能者多得，個人成功的機會要得到以質化為基礎的平等對待。若少數族裔的能力確是有所欠缺，便不應為他們落實以量化為基礎的「絕對均權主義」。「入境革命」對個別族群作出針對性處理，正是打破少數族群不能被歧視的「積極行動」(affirmativeaction)的關鍵一步。

二、市場資本主義，交由市場機制分配全體人類資源。由於被機制淘汰的別國人民，都是社會達爾文理論的失敗者，都是恐怖襲擊的泉源，所以應該被拒絕入境。

三、民主普世主義，也就是認為美式民主是人類歷史演化的顛峰。因此由其他政治體制入境的客人，都可能是讓人類發展倒退的代言人。

四、耶教倫理主義，也就是提倡以傳統家庭為社會基礎。性別革命、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一直是耶教倫理的敵人，此所以單身入境者繼續得到「特別照顧」。

五、國際干涉主義，也就是認為進步國家有「協助」別國落實新保守主義的責任。這神聖責任超越主權限制，自然也成為拒絕別國公民來朝的基礎。

所以新保守主義，是一個奉行「代議民主+放任式市場經濟+團隊道德+能者為師」的單元國度。「入境革命」關注的，其實不是進入美國國境，而是進入新保守主義的烏托邦。

法國反台灣公投反 美情結


法國總統希拉克為台灣公投戴上「具侵略性」、「不負責任」、「嚴重錯誤」三大帽子，為西方國家罕有的強烈表態，被內地視為「巴黎大捷」。

然而法國「挺京」除了與胡錦濤親自護送的電訊合同有關，更多是出於反美情結的潛藏考慮，與台灣自身關係反而不大。

法美兩國在伊拉克戰爭前失和，事後和好但不如初。美國拉攏英國、南歐及東歐結成「新歐洲」弧形聯盟，從而孤立「舊歐洲」，已成為符合美國利益的長遠國策。法國反對台灣公投，則宣示了其有力與美國競逐「國際民主領袖」地位。

法國為最古老的民主大國，戴高樂建立的「第五共和」更以公投為基本國策，它所倡導的雙元首制、直接民主，與北美的代議民主一直不盡相同。在布殊為「反對」還是「不支持」惆悵時，法國以「公投權威」身分義助北京，胡錦濤亦選擇在巴黎而非華盛頓承諾推行政治改革，這是分別與美國對着幹，更鞏固了巴黎作為民主聖地的地位。

事實上，中法的和諧關係一直為人忽略。蘇聯解體後，中國外交部以法國為多極格局的重點拉攏對象，對法國售賣幻影戰機與拉法葉戰艦予台灣保持克制，未有作出「法國反動勢力支持台獨」的陰謀控訴。由於法國已把美國的歐洲盟友視為潛在對手，中國則視日台為心腹大患，中法兩國在反恐、反美到反台獨的合作，其實是兩國在全球化時代「近攻遠交防美」國策的系列延續。

陳水扁聲色俱厲地批評希拉克「無知可恥」，卻忘記了夫人吳淑珍及副總統呂秀蓮去年訪問歐洲時過分招搖，一位過凱旋門而不入，一位入其門而大肆諷刺中法關係，早已開罪主人。何况兩位女士在美國收斂得多，明顯有雙重標準，這對民族自尊極強的法蘭西人來說，更是一項原罪。

巴基斯坦「核武超市」核擴散新時代


巴 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爾汗被揭發經營跨國「核武超市」，國際社會紛表震驚。然而「震驚」只是源自自身安全的本位主義，未能洞悉「核武超市」的劃時代意義。

各國的第一反應集中於超市買家。北韓、伊拉克、沙特、敘利亞、蓋達等一如所料榜上有名，布殊贓未獲人先獲，於是西方媒體又重新炒作先發制人論。在這個角度，美國處於攻勢。

各國第二反應集中於超市賣家。由於巴基斯坦穆沙拉夫被認為是幕後黑手，「核武超市」的出現便被演繹為美國利誘巴基斯坦與塔利班絕交、為圍堵中俄而默許南亞核競賽產生的副產品。由是觀之，美國則處於守勢。

然而對國際關係構成長遠威脅的不是買賣雙方，而是中介機制。據報「核武超市」的核心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這雙宿敵，中介人則由馬來西亞分佈至德國。這說明核技術轉移的高科技市場已能依靠有限的人力操作，這跨國集團亦已超越了國家利益的主宰、突破了國家對核力量的壟斷。卡迪爾汗的超市無論還有哪些勢力撐腰，它自身已成為一個與各國平起平坐的非政府組織(Non-stateActor,NSA)，也宣告核擴散進入第三期末期階段。

核擴散一直是國際社會隱憂，然而曾幾何時它確實只是隱憂。如利比亞卡達菲在70年代拜訪中國總理周恩來，秘密要求購買核武而被婉拒，此後便束手無策。這是以國與國關係為基礎的核擴散嘗試，屬於第一期。

蘇聯解體後，由評論員以至○○七都幻想哈薩克斯坦等地的核武製成品會流入地下市場。這是以「國與NSA關係」為基礎的核擴散，屬於第二期。

「核武超市」則進一步自製核武，與時並進得提供「一站式服務」，寄生於一個國家卻不受其約束，並能病毒式擴散全球。在這個時代，NSA本身已能取代國家，核擴散已進入第三期。此所以「核武超市」生意興隆，冷戰時代靠國家控制核武、再靠核武維持和平的「恐怖均勢」便宣告永久破滅。這時候布殊還念念不忘「邪惡軸心」，也未免太念舊了。

台選舉辯論效顰美國


台灣效法美國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然而儘管陳水扁以「不打老婆」和「不要下跪」分別暗諷連戰宋楚瑜，高潮亦未能掀起，選情依舊如膠似漆。因為這是一個東施效顰綜合性。

自從美國於1960年首次直播總統候選人辯論，它在1976年正式成為常規項目，1988年後更由「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onPresidentialDebate)」主辦，章程有如選舉條例般嚴謹。

委員會由學者跨黨派主導，兩大黨不能影響遊戲規則，也不能避開共同弱項。台灣辯論卻由兩大助選團「談判」人事地物時，結果因為陳水扁不愛治國、連戰則因為在野而不識「台灣新政」，雙方對辯論「不應」深入政策層面早有共識。

選舉辯論在美國制度化的意外收穫，是其堅硬的兩黨制得到鬆弛。由於委員會規定得到15%民調支持的候選人都能參加辯論，導致92年富商佩羅特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異軍突起，也促使2000年綠黨納德以15%民調為綠化美國的手段(雖然失敗)。對實行多黨制的國度，辯論卻可能令其邁向兩極化。例如德國於03年大選引入直播辯論，卻由電視台全權負責，結果國會5黨不過半的格局，卻因為媒體偏好左右互搏公式，只邀請兩大黨魁參加：這就是市場主導與學術主導的分別。這次台灣選舉固然只有主角兩員，但同場加映的「公投辯論」卻還是要以二分法安置名嘴嘉賓，這無疑是加劇政情兩極的舊思維。

其實美式選舉辯論正起着「電子公民社會」作用──通過蓋洛普民調隨機抽出未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讓其預先設問，再讓候選人隨機解答。這方式才能夠發揮直播辯論的原意：為中間選民尋求投票方向，以科技釋放公民社會的剩餘潛能。台式辯論卻與以前港督府風水等「社會議題」為主軸的香港特首「選舉」「辯論」一樣，教化作用相當令人「耳目一新」。

馬德里爆炸西國拒怪罪蓋達


九一一後的911日發生西班牙「三一一事件」，美西兩國領袖一反「逢恐必蓋達」常態，「肯定」襲擊為「巴斯克祖國與自由」(Eu-skadiTaAskatasuna，ETA)所為，甚至迫使聯合國譴責ETA。然而三一一不但沒有ETA特色，更與巴斯克的獨立目標相違背。

巴斯克(Basque)為歐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其語言Euskara不屬任何主流語系而自稱「史前語」，一直有強烈自主意識，獨立運動已持續數百年，1968年開始更明確要求合併西、法兩國的巴斯克地區建立「大巴斯克國」。ETA於1959年成立，45年來造成1000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為恐怖襲擊高峰，一直與愛爾蘭共和軍(IRA)並列為歐洲兩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遠離恐怖主義，這與冷戰結束、美國霸權、文明衝突一概無關，只是源自南歐革命和歐洲一體化的啟動。其實ETA靠攏恐怖主義比愛爾蘭共和軍更「合理」，因為西班牙二戰後還是由獨裁者佛朗哥統治，ETA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然而在西班牙參與「第三波」民主化後，ETA的本土支持已被巴斯克溫和政黨取代，越發成為一個無機生命體。

巴斯克自治政府現在享有比某些特區更高度的自治，筆者曾恭聽巴斯克主席JuanJoseIbarretxe關於「次主權」的演說，感覺其「曲線獨立」策略實在頗具新思維。Ibarretxe認為靠武裝鬥爭民族自決已不合時宜，毛主席「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等名言已不能與時並進。巴斯克應該一面放棄ETA，一面利用歐盟機制，派出駐歐盟的獨立代表、同時鼓吹擴大歐盟的中央權力。這樣一來，巴斯克就能夠通過拉低其他歐洲國家的主權來催生「次主權」，而毋須挑釁性地把主權自我拔高。所以他強調不搞「漸進式巴獨」，只利用地區一體化趨勢創造解決剩餘民族爭端的新模式。這個對台灣也有參考價值的模式被稱為PlanIbarretxe。

若怪罪蓋達 民眾質疑支持美國

這模式自然不獲西班牙接納，亦不獲ETA諒解，然而在巴斯克民選政府得到全力支持。Ibarretxe上台後不斷打擊ETA，也令馬德里當局更難忽視「次主權」運動。

所以三一一若被演繹為ETA新襲擊，西班牙執政人民黨便能繼續右翼立場，同時將ETA和巴斯克溫和派的關係予以模糊處理，從而打壓Ibarretxe模式這個對西班牙的更大挑戰。這就是一種向他人問責的危機管理。

相反，若西班牙怪罪蓋達，不但幾乎無破案可能，更會令民眾質疑支持美國反恐是「引狼入室」。10名西班牙作戰部隊死於伊拉克已引起民間嚴重不滿，三一一二十倍之，若責任全在外國勢力，則會變成邀請反對派向政府問責的局面。誰策動襲擊，便自然「清楚」了。

事實上，ETA一向採取「傳訊式」襲擊，先埋下炸彈，然後主動通知警方，進行鬥智遊戲來顯示不同聲音的存在。暴力，只是中介。三一一卻屬於「震懾式」襲擊，以殺人多寡為考量，而ETA對西班牙卻已無震懾需要。何况襲擊據報涉及自殺式炸彈，這更是ETA和IRA均鄙視的手法：在物資社會發達的歐洲，自殺式絕不能得到所屬民族支持。加上ETA最高軍事指揮官去年已在法國被捕，ETA的2003殺人紀錄降至3名，這對一個恐怖組織來說已是從良徵兆。若媒體發現更多襲擊不涉及ETA的證據，西班牙版情報醜聞隨時緊接而來，其時只有蓋達會幸災樂禍地獰笑。

中國何不效美舉行聽證會


李柱銘一行出席美國聽證會惹來爭議，只因為聽證作為「法治與政治中介體」這個政治學概念未為人熟悉。把美國國會此舉演繹為純法治與純政治，都不符合美國國情，也不見得符合中國特色。

聽證的最早基礎為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的「自然公正原則」，原來只是在司法領域履行，至18世紀傳至美國，移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再在全球發揚光大。國會舉辦的立法聽證於二戰後才廣為盛行，一般分為三類：一、監督聽證(如監督財政預算)；二、法案聽證(在審核法案過程中邀請公眾發表意見)，及三、調查聽證(就社會熱點公開調查)。

「香港民主狀况」與克林頓性醜聞，都屬於第三類。

理論上，國會舉行聽證是為了令立法過程規範化，通過技術專家出席聽證來降低法案的政治爭議。然而聽證機制本身就是政治一部分。聯邦政府、各州各市幾乎天天聽證，動機之一就是貫徹開國思想家麥迪遜對「代議獨裁」的反對，希望依靠市民去信舉行聽證來加強直接民主，抗衡代議政制的集團利益。然而亦由於聽證強調正反辯論和資訊公開，令利益集團政治和媒體的「第四權」依然被相繼確立。

所以正宗聽證會應具備6大原則：民主、公開、公平、專業、規範、高效。國會召開內政聽證和「國家利益」聽證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容易達到表面的正反平衡，因為國內利益集團決不會錯失公開辯論和公眾曝光的機會；但後者若邀請國外人士作證，不同利益則顯然毋須同時靠第三國曝光。

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概念

問題是中國以此批評美國或李柱銘，都缺乏制度基礎。若批評聽證是國會干涉內政，偏偏它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調查」，說它是抽象的「政治干預」，則中國官員與美國洽談商貿協定提供資訊，也應與之級別相同。對中國的抨擊，美國只會嘲笑其不懂法治，也不懂政治。這是一個介乎法治與政治之間的問題，只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在80年代末已開始發展聽證制度：首先是深圳在公共價格的決策過程引入「資訊委員會」(聽證會前身)，及後出現了行政處罰聽證會，最後是2000年九屆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34條與58條均列明：在立法和行政法規的審議過程中，應採用包括聽證會在內的方式聽取各方意見。

筆者曾於清華大學訪問研究中國聽證制度，感覺這是中國由下而上、地方包圍中央、不能為外人道的實質改革之一。內地學者認為聽證會有一定民主元素，能夠暫時取代代議制體，亦比愈來愈形式化的「信訪制度」有公信力，甚至能巧妙地通過「以法治國」口號來解決政治問題。

例如武漢在99年審議《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條例》便曾召開聽證會，甚至邀請外籍外商作證，又高調安排電視直播，成為中國首例，似乎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大有振奮作用。中國學者不應對聽證處於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模糊地位沒有了解。

既然有了硬體規程，人大其實可以召開「外國與香港政治」聽證會，邀請美國的「香港民主狀况聽證會」主持人布朗巴克與親中美國商人共同出席。若美國證人拒絕應召，則未免予人口實；手口並用地出庭作證，則高潮迭起了。

阻撓普選 非北京最重要考慮


人大釋法後，港人只重視普選權歸特首的虛幻表象，卻忽視了「一國兩制不等如三權分立」這殘酷事實。

「一國」，不單是名詞，更是政體模式──整全概念下的單一政體(UnitaryState)，及下由全國人大任命行政、立法、司法等不同體系各級官員。美國議員不代表政府，人大卻是比行政主導更「全面」的利維坦機器；一國之下，特區議員也成為單一寄生體。

共產政權維持統治的兩大法門就是單一政體，以及派黨員深入各行業領導層的新精英主義(NomenklaturaAppointment)。在內地也奉行市場經濟之際，一國兩制已無關姓資姓社，只是泛指援用單一政體、卻毋須奉行新精英主義(也就是保證生活模式50年不變)的特區而已。

望落實單一政體

問題是港人多認為理想政體是三權分立，貶斥單一政體。護法批評港人認為「一國」是地理概念，「兩制」是法律概念，就是認為三權分立和中央地方互相制衡的美式聯邦制適用於香港。批評港人不熟悉《基本法》，就是說港人一廂情願自行三權分立。

釋法在04年才可一可再，卻是一個吊詭。事實上，近年中國政改頗為積極，然而有心人只能以「地方包圍中央」策略迂迴挺進。例如官方規定直選只能局限於(不屬於行政體系的)村委會級別，但自從四川遂寧市寶石鎮和步雲鄉於98年偷步直選鄉鎮長被默許，直選已進入行政體系，是為對權力來源由上而下的單一政體的革命性挑戰，只是各方心照不宣而已。中央默許香港試用三權分立，也是以國家高度進行政改實驗的一環。可惜實驗破壞了中央地方之間「穩定壓倒一切」的血酬定律，被護法宣告失敗。

不過自此普選已是北京的時間問題，單一政體與三權分立的角力卻是北京的原則問題。香港政治的合縱連橫已不再是左右互搏，卻變成立法與司法機關及其主要成員(包括民選議員、法官、大律師等)結成統一戰線，再與行政機關及其後盾進行的不平衡角力。以大歷史觀審視，從釋法邏輯推論，北京總會容許港人普選行政長官，卻總要壓抑立法與司法機關的權效(雖然邏輯是否適用於中國為另一問題)。以普選特首換取單一政體的全面落實，便可能成為北京撕裂民選議員、法律陣營和泛民主派統一戰線的長遠分治策略。可惜董建華上不諳中央的矛盾論，下不明民眾的普選情，一人對影獨照，一步一生，特區便裏外不是人。

「虐囚門」相當水門案


美英聯軍在伊拉克濫虐囚犯，逐漸成為水門事件一級的「虐囚門」醜聞，然而人道主義並非醜聞發酵的關鍵。這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說明。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虐囚新聞早已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自然是在阿富汗戰爭後被監禁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的「疑似塔利班分子」，一般連日內瓦公約的戰俘身分也不符，卻遭受納粹式拷問。儘管受害人已站出來控訴，並有人權分子敲邊鼓，但阿富汗戰爭被國際一致認可，「關塔那摩門」便築不起來。

伊拉克的虐囚也被美國主流媒體「以全概偏」地定位為個別事件，而不是建制的集體責任。這與水門事件暴露美國總統權力過大、令行政機關從此被削權的結構性醜聞，或與媒體以偏概全地報道中國鎮壓法輪功，便有根本差異。

所以虐囚之成「門」，不過是美國總統選舉的中介。關塔那摩的指令能夠上推不同行政部門，伊拉克虐囚的問責則只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具有針對性。若拉氏毋須承擔責任，邏輯上即代表布殊才是黑手；若他被迫下台，則無疑證實布殊在四年來被「半架空」。

醜聞續後發展的重要性，已不是拉氏會否下台，而是是否「挺拉」的決定，將迫使布殊提前鎖定選戰形象：要繼續樹立強勢領導的樣板，還是乾脆以無辜姿態，重拾2000年選舉的鄰家男人包裝。

張韻琪 不做選舉棋子


3年前，倫敦。剛認識一個叫 Gloria 的人。「 喂，原來佢識煮嘢食㗎！」在英國，果然不能吃的東西並不多。「 喂，佢居然會唱K！」闔上眼，真理揚聲，處變不驚，很有張 栢芝的影子。「喂，佢好多人追㗎！」……「 喂，佢就係喺香港隊冧鄭耀宗個張韻琪呀！」 唔係呀化……

立法會選舉提名結束前，涂謹申四出搜尋九龍西民主黨名單的二奶。她也是獵物之一。

「我跟涂先生不是很熟。他深夜來電，單刀直入，問我是否有興趣隨他參選。他也十分坦白，說急需一名有新鮮感、能夠製造話題、有點知名度、在集體記憶有印象、最好是女性的人。我迅速禮貌地說未有這個打算，他也迅速禮貌地結束對話。」That'sit？

「 恐怕以我 為工具是主要考慮」

認識她以來，她數百次重申要投身NGO(非政府組織)，就是沒有人相信。然而她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修讀一年DevelopmentalStudy碩士課程，明顯就是摸索人生的轉型。我們在英國不是天各一方，她沒有生活，我沒有忙碌，不常見面，交情卻算不淺。記起我多次這樣說：總不能永遠讓別人認識「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吧，難道四捨五入還是20歲的人(當時而言)，要成為一具終生榮譽圖騰？

「涂先生的邀請是相當善意的。然而，恐怕以我為工具是主要考慮。其實整個民主發展的策略相當複雜，立法會選舉的價值不單是決定誰進入議會，更重要的是過程要製造民主的氣氛。否則贏了又如何，不是還要面對如此特首、如斯行政會議？我和涂先生從來沒有交流理念，沒有討論參選對香港的貢獻，他只是憑一種感覺來找我。我卻不喜歡作為棋子的感覺。」協調固然《不是請客食飯》，想不到連請客食飯也欠奉。

只想在建制外 監察建制

她在2002年碩士畢業，先以友情價服務民主發展網絡(聽說她離開後，組織聘請3人取代她的一人工作，效果還是未如理想)，然後加入綠色和平。我也在同年年底回港到科大教學。在香港的她，似乎明確了路向，接受在建制外監察建制的角色---所謂「建制」，自然包括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無分派別)，以及為建制服務的由政治菁英界定的社會價值。相當後現代。

「民主派為勝利而協調乃無可厚非。然而諷刺地，這正突顯了一個不民主的結果。全港市民都看出民主派內部協調的排他性，過程純粹為了勝利，重視的只有知名度、輩份和功利主義，沒有想過怎樣才能推動社會民主化，毫無政策視野可言。這次選舉從無掀起民間討論的熱潮，不但矮化了全民討論的重要性，也喪失了民心。整個協調相當失敗，是一個lostopportunity，也是民主進程的倒退。」類似的說法，在民主派中，我只曾聽長毛提及。若民主派視他為一員。

不期望主流政客知其所以然。她的理想藍圖與民主派協調的「理想」，屬於徹底相反的兩個範式。民主派一方面明白建制的局限，一方面千方百計擠入建制---不少人的第一次進入感覺疼痛，策略淺入淺出，結果連民主的原則也破損了，卻連柏拉圖式建制結合也不能完成。其實特區建制的局限來自北京的「超建制架構」，在這前提下，民主派推動「入局大過天」思想，明顯不符合基本邏輯。唯有她形容香港代議政制業已「殘廢」，只相信公民社會能夠推動普選，也相信普選不是民主的全部，認為大眾懂得在人際關係、社會價值等層面落實民主，民主進程才能夠啟動。公民社會Vs民粹社會，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她是清晰的。

「 民主派不知民主 親中派 不曉親中」

「我當然支持07、08普選！但民主派現在提出0708普選的態度是自我逼向死角，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改變人大釋法的事實。動員街坊、鼓動人心來實現一個不能實現的目標，只會令人心失落後變得極度空虛。唯有那些提出如何具體落實07、08普選的人，才有資格以此為綱：例如長毛要召開全民議會推翻釋法，雖然欠缺法律基礎，卻是一項legitimate的策略，所以他應該喊07、08普選，其他人卻是被年份牽着鼻子走。現在將2012神聖化，也是一個危機。」我提醒她有心人可以分別演繹上述立場為「轉軚」與「港獨」、「棄甲曳兵」。她皺一皺眉，沒有說話。

反智的香港，似乎連私下說有深度的話，也比公開說「我愛董建華」更需要勇氣和承擔。

我研究的是國際關係，編輯也偶然邀請寫一些關於香港的文章。月前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寫了一篇《基本教義派香港版》，談及民主派和親中陣營若以宗教方式看待一個年份與一份虛無飄渺的社會穩定，香港會喪失獨立思考、喪失自信、喪失靈魂。或曰：這是「左還是右」。我會說，長毛、張韻琪，是左還是右？

「學者的選舉分析相當膚淺，所謂左與右只是表面的分野。香港民主派不知道他們追求哪一種民主，親中派更不知道什麼是親中。民主派不一定開明，親中派不一定保守。我只希望留在建制外，做更多的東西，通過社會團體，用公民社會的方式推動社會民主。也許這叫作非主流。」我的定義，這叫清流。

政黨忙打造30 歲李柱銘 hiphop 曾鈺成

近來搞了一個特區選舉研究計劃，先是借用香港政策研究所的資源，後來為了切斷它的政治形象，決定獨自成立新的研究所。讓贊助人葉國華的角色限制於思想者、讓新組織成為他的政治絕緣體，正是她的意見：我聽得進的意見，從來來自那幾人。過程中，發覺無論是民主黨、民建聯還是七一人民批，只要還算年輕，都有一股信念：對台上政客的不信任。像這次選舉

，各派大佬都知道年輕選票的重要性，俯瞰下來，卻以為年輕人就是建制政治十月芥菜，只願意以他們作為花瓶，打造30歲的李柱銘、懂得hip-hop的曾鈺成，有空還不忘順帶附上有頭髮沒有鬍子的年輕蔡子強。

「涂謹申接觸我的消息傳出後，鄭宇碩教授等人也賞臉來電，說就是到其他地區參選也可以，也說今年是大好機會，否則4年後，別人會把我忘掉。然而被人遺忘，也不一定是壞事。起碼我不希望成為一個符號。」不期然，想起一些40多歲的永遠符號學生。

她給我看過珍藏的以她作封面的國際雜誌。可惜她最震撼的一年我在美國，無緣欣賞那段辣椒往事。然而一直知道她在學運領袖中甚有特色，無論是選擇走的路與思考的深化，都突破了狹隘的Asia'sWorldCity，真正與國際接軌。「在英國那一年感受很深，發覺西方社會的公民力量水平相當高，反戰或反對加入歐羅區的一般民眾，都知道他們的方向。又記起有阿根廷同學談起本國金融風暴，結合所有理論，分析自己此時此刻不能回國共度國難的苦衷，繼而飲泣。這比起香港面對金融風暴的飲泣，差之毫釐。這就是人生。」這才是人生。

最後，忍不住好奇一問：究竟這些說話，有沒有跟涂謹申說過？

「嘻嘻，他聽了我的決定便結束對話，哪有機會呢？」

沈旭暉據說有多重身分，包括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兼任講師，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耀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主任，同時為《明報》國際版撰寫評論專欄「咫尺地球」，客串主持商台節目《光明頂》，為一些其他院校進行客席研究。目前籌備年底成立的ROUNDTABLE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召集人。然而首要目標為盡快完成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即將閉關，希望各界友好體諒。

張韻琪眨眼已經由學生領袖過渡到「激進」環保團體成員搞社會運動，主攻香港能源政策。每周在港台開咪主持《不是請客食飯》。2000年港大鬧出校長干預民調的「鍾庭耀事件」，她拿着大聲公嚴辭要求校長鄭耀宗落台的強硬形象 (鄭最後被她拉下台) ，被冠以「小辣椒」的稱號，到今天還不住為人所傳頌，2000年12月她更因而成為英文《亞洲周刊》的封面人物。

後記──《不一樣的我》

某日，Neway。還是Gloria，等着到荷蘭公幹，唱着她的飲歌，張栢芝的《不一樣的我》：「這一刻原來自己沒法一樣/海闊天高已經超過了想像/願每天悠然自得覓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處欣賞……」 「Gloria，叫杯檸茶吖！」

「喂，你好，我係綠色和平張韻琪呀，唔該要一杯檸茶，再傾！」

左右範式轉移的臨界點


總 體來說，本屆立法會選舉議題單一化，選戰高度政治化，負面宣傳攻擊密集化。當傳媒再次把焦點放在誰人入局/出局的黨派得失層面，加上不絕的政治抹黑、奧運名星來港冲喜、東莞公安局加入戰團、民調數字鋪天蓋地，是次選舉的深層政治意義，已被完全埋沒。

從選舉工程角度看，45條關注組及自由黨在直選崛起，意味傳統政黨透過地區網絡競逐選民支持的短距離動員模式漸被取代。具魅力、被市民廣泛受落的政壇新星，透過政治價值與經濟理念作號召，配合傳媒及網絡廣披，直接與普羅大眾作「精神溝通」，毋須透過洗樓、家訪甚至蛇宴與荔枝團等舊式動員機制，不受地沿與時間所限。看來「紮根地區」地頭蟲，若欠缺一份跨區的「星味」，在區議會尚能立足，卻難於在立會選舉爭逐。加上網絡成為年輕人接觸政治的主要中介媒體，信息高速傳送，遠距離宣傳滲透更快更廣。再過幾年，世代交替，政壇足以改朝換代。

一如所料，泛民主派極力把這次選戰變成二元模式(polarizedmodel)，從傳單、海報到論壇中，事事以「保皇黨」作攻擊點，嘗試製造單一「內部矛盾」與選舉政治斷線。奈何神女有心，襄王無夢，經濟上民建聯與自由黨卻是典型的「向左走向右走」，市民難以連成一線，如同「七一連線」仝人在勞資政策立場所呈現的天南地北，並不會因政治立場聯合而消弭。

草根階層與商賈之間的矛盾，存在已久，可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準則及市場的角色，在香港選舉卻鮮成主要議題。傳統「保皇──民主」的二分政治，選民大抵已感納悶，社會經濟政策定位，遂成為本屆選舉吸引選民的重要新元素。以新界東為例，長毛梁國雄主攻自由黨的經濟理念，田北俊只談經濟少講政治，「長毛Vs田北俊」的舌劍唇槍，正是在選舉議題空洞化的情况下引入新的社會經濟政策光譜左右對決，除令沉悶選戰帶來驚喜，亦開拓新票源，帶來雙贏。

從政治到經濟對立

香港直選市場過住被傳統民主派(民主黨、前綫)及左派(民建聯、工聯會)壟斷，自由黨支持度節節上升，卻足證保守派工商政黨在香港直選市場具相當潛力。受到功能組別保護，工商界鮮會博取大眾認同，但以市場主導、減少規管的右派經濟理念，卻其實深受不少思想較保守的中產人士支持。可以預見，一次從政治對立變成經濟政策對立的範式轉移，正稍稍醞釀。自由黨與一眾大律師，正是透過宣揚自由經濟與法治，在這範式轉型背景中得利，加上市民尋找「明星代言人」心態仍根深蒂固，他們在直選中遂佔着優勢，人氣急升。

由於香港缺乏多元利益，二元政治難免成為主流，然而「政治左右二元」轉型為「經濟左右二元」的國際案例亦屢見不鮮。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20世紀初的英國，原來的政治光譜由代表貴族和地主利益的托利黨(保守黨)和代表商人利益的輝格黨(自由黨)壟斷，一方相對保守，一方相對進步。但在1918年普選問題解決前後，自由黨迅速息微，代之而起的是新興的工黨，自此經濟的左右爭拗才成為英國政治的常態。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從1911年的改革法案獲得通過，英國普選成為倒數時間表，政治二分法便立刻趨於鬆散，各派議員都產生了自我定位的迷思，敵我矛盾便忽然成為內部矛盾。

預料自由黨將成來屆立會最大政黨，只要繼續開拓直選市場，足以成為重要勢力。這亦是香港發展政黨政治的難得契機，若政府再相應配合，制訂政黨法及放寬政團經費，使政黨能有資源吸引人才，引入智庫與學苑的研究支援，政黨政治將快速成熟，根本地改變香港選舉與政治生態。

但自由黨要在香港成為經濟右派推動者，卻完全未具資格。在香港邁向普選之際，「四大護法」仝人能否在未來數年搶奪該制高點，比研究「民主派Vs保皇黨」的角力，更具實質意義。

一個召集人的 解畫


按：毋須突出，沒有噱頭，封面字眼足以引人注目：「40以下，97以後， 112位年青學人替香港把脈」，觸摸未來，掂量前景，履行這一世代人的使命。

今天刊出《後特區啟示錄》一書兩文，一為出版緣起，策劃者沈旭暉所撰；一為 112之1 的莫宜端---前記者自白。書由ROUNDTABLE /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策劃出版，世紀版讀者得以先睹為快。

《後特區啟示錄》是紀念ROUNDTABLE成立的思想互動計劃，邀請了 112位18歲以上、40歲以下的青年友好，就回歸七年發表個人評論。

文章的理性感性、前後左右，都出人意表，既有一貫激進民主的寫得相當「晴朗一天」，亦有馳名愛國的對建制式愛國批判自省。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因為ROUNDTABLE確實沒有任何明或暗的思想綱領。我們成立的唯一立場，是推動跨黨派學術研究，相信香港、國際和中國政治社會均面臨不同的範式轉移；也相信研究這樣的轉移，是後特區世代的使命。無論這個世代有什麼傾向、思想和邏輯的學習對象，都應該是長毛或曾鈺成，而不是女長毛和曾憲梓。我們邀請了前兩位擔任顧問，而在可見的將來，未有邀請後二人的霎時衝動。

ROUNDTABLE的名字源自阿瑟王的圓桌武士傳說，組織必須先由英語解讀：這是一個 Avant-gardePol- icyResearch Institute，廣義上，屬於一個 ThinkTank。

ThinkTank一般被翻譯成智庫，然而

「智慧」是個人的靜態概念，「倉庫」是負責儲存的物理名詞。所以我們更希望ROUNDTABLE成為一輛微型思想坦克，一個持續流動和前進的唯物存在。

Avant-garde的法語原意可譯作先驅、前鋒，亦有建制外的潛含義。上述中文詞彙同樣與原文相距甚遠，所以我們以「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作為組織的中文名稱，背後的潛意識也是清晰的：希望「青年」不再是老掉牙的年輕版學究、坊間常見的cliche，但願新一代青年都會對號入座成為 Avant-garde。

21世紀不再是列寧式政黨的年代，也不再是主權國家主宰的年代。無論是國際關係、社會關係還是兩性關係，網絡式架構都成為主流，由下而上的能動比由上而下的一條辮管理，更符合特區可持續發展的高尚情操。管理人才應該制定框架與模型，具體運作應該由具有自我生命力的細胞自由發揮，不同細胞之間應該有其差異，才能夠釋出大同。這樣的管理模式由拉丹的蓋達發揚光大；管理學上，我們是拉丹的信眾。

ROUNDTABLE是有限公司註冊的政策研究所，運作模式則以義工為主，兩者之間如何相容，也是一項後現代實驗。ROUNDTABLE由一名自稱馬伕的召集人 (或一名自稱召集人的馬伕 )負責策劃框架和邀請各中心及部門主管，其職位則由主要贊助人邀請。

我們曾經在香港政策研究所特區選舉研究計劃與葉國華先生合作，最後因為種種原因，希望尋求徹底非政治化和獨立的定位。在上述前提下，葉先生不拘泥於形式主義，對ROUNDTABLE成立樂觀其成，繼續通過個人身分和耀中教育機構提供沒有附設條件的實質支持，對外間視我們與香港政策研究所「分家」、加入更多與他理念不盡相同的年輕朋友共同參與學術研究，都以「一輩人一輩事」、「阿米巴式合作」一類概念予以理解和支援。這份與時並進的人生態度，與ROUNDTABLE的理念不謀而合。對他的感激，是衷心的。當然，我們也衷心期待更多與時並進的贊助人出現。

同樣衷心感激的是本書所有撰稿人。每一篇交給我們的稿件，背後都有數不清的友誼和信任，並不是一些有借有還的無間道理足以概全。書中轉載或部分轉載的數篇文章，版權事宜均由作者與前出處直接接洽，我們亦對相關出處願意促成新生代思想全面交流感到欣慰。

這是ROUNDTABLE首次籌備的大型出版計劃，過程錯漏無數、欠下人情無數，對各方友好大度包容，感激至巨。不知道這是最好的年代還是最壞的年代，只希望本書的作者和讀者，都找到各自的後特區年代。

(作者為籌備ROUNDTABLE /香港青年 政策研究所的召集人)

我們需要民調冷靜期嗎？


立法會選舉後，坊間評述員認為何秀蘭敗在李柱銘告急帶來的「吸票效應」，將「1+1=4」「撥亂反正」成「1+2=3」。一切就是這麼簡單嗎？

美國政治科學學者HerbertAsher在其著作《民意調查與大眾》(PollingandthePublic)中指出，民調與傳媒報道取向有本質上的分歧。傳媒只喜歡新鮮滾燙的即時消息，但精密的民調需要相當時間分析數據。而且深入的民調鮮有非常清晰的結論，有時更模稜兩可，這當然不合傳媒的脾胃。民調機構為了滿足傳媒需要(有時候民調機構更接受傳媒贊助)，只能每天做一次最簡單的賽馬預測式民調，代價是放棄了精密的數據分析，以及深入的政策研究。

事實上，當傳媒以波經式的選舉預測作為主要報道時，就會把較難吸引讀者注意的報道(例如候選人對各社會議題的取向)列為次要，結果是民主派支持者只靠民意調查來自行配票。例如從網上新聞組等來源得知，不少何秀蘭的支持者看過「李蔡大戰」的報道後，紛紛轉投民主黨名單；至於有多少人是忽然發現何秀蘭的政見與自己不合而「變節」，則不得而知。

「變節」的選民有可能只是憑着告急消息便改變意向的。就何秀蘭和李柱銘的個案而言，Asher稱這一類影響為「underdogeffects」，以香港的術語譯之，即「告急效應」，劉江華在新界東也用上了類似策略。但在1985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嘗試研究「告急效應」能對選情產生多大影響，結果是高達93%知道民調結果的受訪者，認為民調對他們的投票取向沒有影響。話雖如此，在新聞道德的角度看，傳媒不應讓自己的報道有機會影響那7%選民的投票意向。

台灣選前10 日不得公布民調

事實上不單是港島區，港大民意網站在9月11日公布的民調，在其他4個選區也有很大的誤差(例如新界東民調顯示長毛只得5%的支持度；九龍西民調顯示該區票王曾鈺成落後涂謹申達8%)。一般而言，結果公開的選舉民意調查，通常都不是那麼準確，因為受訪者知道調查結果可以引導輿論的報道方向，也可以擾亂視線，使選民和評論員判斷錯誤。

由於公開民調既可能是山埃，又偏偏能影響民意，掌握了真實戰情的政黨就可藉此控制選舉。每一個政黨內部都會自行調查民意，而這些調查都會委託一些不太著名的機構進行，使有意隱瞞投票意向的選民降低警覺，吐出真言。因此，一般而言政黨的內部民調會比公開民調準確。在海峽的另一岸，台灣為了避免民調影響選情，便規定大選前10日不得公開任何選舉民意調查，這也許值得我們效法。

雖然賽馬預測式的民調可使選情看來刺激一點，但不論從學術、傳媒操守及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們泛濫絕不是健康現象。

巡遊四州美國間接選舉悖論


美國總統大選雖然比不上50年內只展出10次的畢加索《巡遊》，叫座力卻不下於帷幕展覽。我們隨機「巡遊」4 個美國州份，卻發現布殊、克里其實都只是大配角，兩黨政治原來也可以與港式比例代表制一樣膚淺。

(一)明尼蘇達州 漁人民主

明尼蘇達州所以成為焦點，是因為它出產過一名屬於第三黨的州長傑西•文圖拉(JesseVentura)。此人摔角出身，五官不端正，硬銷另類和次文化，但明尼蘇達選民卻相當受落。文圖拉所屬的獨立黨為地方組織，並非全國政黨，然而該黨在明尼蘇達州的勢力依然強大，一直以改革競選、非黨派政治和反游說活動等口號吸引中間選民，並自稱是兩黨腐朽機器的敵人。

有趣的是文圖拉在位時鼓吹自由主義，成功挖掉民主黨牆腳，卻削弱了民主黨的基層組織，令共和黨漁人得利，一切都與台灣的故事似曾相識。1928年以來，民主黨只有3次在這裏失守，今天的明尼蘇達州卻不再是民主黨票倉，加上這州的選民已養成選擇另類候選人的BOBO族品味習慣，這次對綠黨候選人納德的支持度也明顯偏高，更令這10票有可能歷史性轉向布殊。問題(一)：這是共和黨幸運地利用了兩黨壟斷的唯一漏洞，還是它在明尼蘇達的治州才能令選民信服？

(二)俄亥俄州 嘉年華民主

俄亥俄州的20票從來是兩黨必爭之地。年鑑學派告訴我們：除了1944年和1960年，沒有共和黨總統會輸掉俄亥俄州；自從1964年，凡是贏得俄亥俄州都成為白宮主人，可見當地民意具有指標作用，也被認為是這次選舉的最後關鍵。

2000年，戈爾低估了這個焦點戰場的重要，在投票前一個月調離一眾嘍囉，結果以3.55%之差輸掉俄州。然而俄州作為夕陽工業區，在布殊上台後已損失了23萬個就業機會，失業率高達6%，所以克里今年不斷在當地主打經濟與就業，更抄襲布殊，穿上迷彩軍服在俄亥俄農場打獵「射票」。

從兩名候選人到訪俄亥俄州前後37次的天文數字，以及兩黨給予俄州跟人口選票嚴重不相符的高度關注，以至兩黨發動的「人盯人鄰居嘉年華拉票運動」，都令不少美國選民慨嘆自己「生不逢地」，因為俄亥俄選民從未這麼增值過。問題(二)：為何首都華盛頓的選民每年都不受重視(因為這是民主黨的必然勝出地)，一個從未投票的俄亥俄老婦卻天天得見候選人，並有幸從嘉年華氣氛中決定神聖一票？

(三)夏威夷州 人質民主

夏威夷一直是美國多元文化的實驗室，是自我標榜多元的民主黨鐵票倉，今年卻爆發了政治地震。《檀香山明星報》及夏威夷本土電視台的民意調查均顯示，布殊的支持率在夏威夷已突然超前克里，成為20年來首名在度假天堂領前的共和黨候選人。在民主黨內部，這被認為是後院失火的最戲劇性時刻。

然而戲劇背後的內心戲，依然不是布殊的魅力，而是基於一種地區防務的自我思維：夏威夷處於美國邊陲，安全系數最低，每次拉丹恐嚇或布殊自我提高警戒級別，甚至連菲律賓、印尼發生恐怖襲擊，夏威夷都是最害怕的孤兒---滋味似乎與扎卡維刀下的人質同病相憐。問題(三)：若夏威夷因為本土直接防務危機投向共和黨，這算是因為實際威嚇而叛變，還是與其他各州一樣，只是以「半哲學」態度看待整個反恐外交而叛變？

(四)加利福尼亞州 公投民主

加州是美國第一大州，擁有十分一的55張選舉人票，是美國選舉不能承受之重。雖然共和黨元老列根在擔任加州州長期間發迹，但加州近年已變成民主黨地盤，在過去3屆大選，民主黨連中三元。自從阿諾舒華辛力加代表共和黨在去年當選加州補選州長，不少人認為加州必會風雲變色，《華盛頓郵報》於去年10月亦指阿諾當選是加州政治史的一大轉向，意味着共和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全美第一州」。

當大眾以為加州已淪為阿諾與克林頓的明星之爭，卻忽視了11月2日與總統選舉同時舉行的16項攸關加州民生的提案進行公投表決。正是由於加州已受到公投的直接民主管治，阿諾一類共和黨紙板明星才能夠順利當選，因為民眾已懂得繞過政府直接當家作主，並不代表共和黨忽然捲土重來。

加上布殊與「未來戰士」在墮胎、幹細胞研究、槍支控制和同性戀婚姻等多個中心議題上的觀點迥異，阿諾雖然在荷李活的演技只算二流，但還是懂得借位技術，在助選時能夠與布殊保持明顯的「禮貌距離」。從加州州長辦公室發言人羅勃•史圖茲曼(RobStutzman)發言中，我們亦可以看出端倪：「州長把時間放在關心加州事務上是他一貫作風，這也是他對選民的承諾及贏得民眾支持的原因。」結果，向來支持民主黨的荷李活大明星包括里安納度狄卡比奧、莎朗史東等都表態支持克里，共和黨在加州的競選機器已經放軟手腳，態度相當消極。問題(四)：直接民主干涉下的兩黨政治，壁壘不再分明，為何繼續以間接民主方式影響總統選舉？

港傳媒報道美國大選的誤區


美國總統選舉塵埃大定，但通過本土傳媒了解美國大選，卻未免太富「香港特色」。

參照美國傳媒，當發現它們的關注點除了是候選人在各州份的預算得票率，還有同期的參眾兩院和州長選舉，以及同性戀婚姻法等州級公投。這種近似台灣「公投綁大選」的策略，牽涉本州執政黨派的資源調配，選舉期間不同議題之間的互補作用，選民「一票多值」和「內在配票」的深層心理，以及同一州內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都是政治學和選舉學相對未被發掘的處女地，遠比被過分炒作的拉丹露面、反恐立場、錢其琛鴻文等能夠影響結果，香港傳媒卻從來按下不表。美國大選與港股升跌的關係、美國華僑投票取向，又或是兩大候選人對華政策的異同，卻是香港報道的「重點環節」，因為它們在香港報章有各自的「對口單位」，結果自然見樹不見林。

本土媒體又令人感覺美國的全國民調與選舉結果有直接關係。其實它們只是一雙獨立涵數：一名全國領先的候選人，理論上能夠單單在五個大州取得全部100%選票，卻在其他所有州份以一票之差飲恨，經過選舉人票的間選制度，結果可以是慘敗。

更吊詭的是某報曾引述CNN民調指出「投票率可創40年新高」，亦把重點放在是次大選的投票率上，並「分析」克里可以從中獲利。然而美國總統大選以各州選舉人票計算，關鍵州份的投票率與總投票率必有差異，兩者並無必然關係，此其一。

雖然上屆大選顯示布殊支持者的學歷明顯較低，學歷高的選民的政治參與相對冷漠，但這並不代表學歷低的選民沒有票源被開拓的空間：關鍵州份俄亥俄州便有不少低學歷老人是在嘉年華動員下首次投票，此其二。

部分媒體以民主黨、民建聯對號入座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為投票率高等於克里獲勝，這是根本的謬誤，何况這類過分簡化的雞精邏輯連應用於香港立法會選舉也是謬誤，為何舉一不能反三？

克里認輸的盤算


克 里親自致電布殊認輸，此前數小時，其拍檔愛德華茲卻高呼要「點至最後一票」。前後落差，涉及兩個不同概念。

選舉前，民主黨智囊以史為鑑，早已決定若選舉形勢拉緊，絕不認輸。這裏的「形勢」，包括兩個意涵：一是上屆民主黨贏票輸選舉的「直接民主勢」，二是上屆佛羅里達州的得票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勢」。所以戈爾能夠選擇不同對策：從技術角度，他可以要求不斷點票，以及核實疑似選民資格；從法理角度，他可以交由聯邦法院裁定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身分；從憲政角度，他可以發動議員要求釋法；從政制角度，他可以發動輿論戰質疑選舉人票制度，或提議進行徹底兩黨制，以免理念較近的綠黨候選人納德再取得4%選票成為敗選關鍵。這類制度性爭拗的目標並非只是翻案，亦有改善下屆選舉制度的前瞻性意義。美國的總統兩任制、法國的總統總理同居制，乃至這次美國選舉大規模採取「臨時選舉票」以免選民資格成為疑團，都是修正前次選舉爭議的後續行為。

克里在這次選舉既沒有贏票的氣勢，在參眾兩院的三合一選舉同時失利，俄亥俄州的得票又明顯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以外(這是白宮幕僚長「勸降書」說得最有說服力的一點)。若選舉爭拗還是持續，這就是純粹的權力爭拗，因為沒有任何制度變革能夠從中提煉。當俄亥俄州的票數拉近，不少本土傳媒均以「佛州第二」的角度報道，令人以為克里必定輸打贏要，便具有嚴重誤導。愛德華茲卻居然按既定計劃延誤認輸，他的危機管理，也令人失望。

美大選少數族裔叛變


不 少輿論認為布殊勝出是選民「對反恐的肯定」、「對領袖的支持」，其實從數據觀察，真正關鍵反而是少數族裔的「叛變」。

共和黨攻拉丁社區

美國少數族裔主要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和亞裔三部分，在這次選舉分別佔選民人數的11%、8%和2%，足以成為名副其實左右大局的中間人。以往少數族裔以絕對優勢傾向民主黨，因為其多元主義相對顯明，移民政策也比共和黨寬鬆，不同於共和黨歷史上的大白人主義「土右」。96年克林頓順利連任，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共和黨建議限制移民數目、禁止非法移民的子女入讀公立學校和享受福利。

2000年開始，共和黨的布殊開始留意少數族裔的「價值」，不敢再掉以輕心。共和黨近年一再在拉丁社區強調反對同性戀及墮胎，目的就是希望利用這些具爭議的話題，挽回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拉丁裔支持。共和黨今年初向非法移民提出臨時勞工計劃，一改以往的強硬立場，亦是為從墨西哥北上美國南部的拉丁裔選民度身訂做。這是一個相當功利的策略性聯盟，也是意識形態和族群政治的成功結合：拉丁裔在2000年只有35%投布殊，這次飆升至44%，實在是共和黨勝出的關鍵。

非洲裔是民權運動以來的民主黨忠實盟友，歷屆最懸殊的投票結果都來自哥倫比亞特區，因為那裏的黑人都會令民主黨候選人以9：1之比勝出。這次克里獲得88%的非洲裔選票，守住戈爾上屆90%的黑人基本盤，反映共和黨的少數族裔政策具有相當針對性，並非在弘揚普世價值。

非洲裔仍留民主黨陣營

拉丁裔逐漸傾向共和黨，非洲裔則留在民主黨陣營，是美國政局呈現兩極的另一個關鍵趨勢：這不但是少數族裔的內部兩極，更是「族群+宗教」結合的兩極。克里在選前連續數周在黑人教堂參加禮拜，就是因為黑人宗教票是布殊的新基督運動唯一難以奪取的意識形態票。雖然布殊和克里在選舉過後都呼籲國民團結，但言行一致，實在不符合政黨利益。

美國第三黨的衰亡？


這 次美國大選另一不被談論的話題，是第三黨運動被暫時畫上句號。

故事起源是92年總統大選，冒起了口才極佳的德州富商佩羅特，其民調支持度甚至一度領先克林頓和老布殊，最後獲得全國19%選票，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到了96年，佩羅特自創「改革黨」捲土重來，但聲勢大不如前，最後只有8%得票，但依然令改革黨成為全國性政黨，並獲得明尼蘇達州長文杜拉加盟。然而改革黨後勁不繼，2000年推出民望低下的極右派布坎南出選，令內部陷入分裂，第三黨主角換成綠黨的納德。

納德在上屆大選獲得4%選票，被民主黨指摘是戈爾落選的元兇，因為綠黨吸走了民主黨的極左選票。有了這樣的前科，今屆納德搞局的支持票少於1%，便不令人意外。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薄弱的年代，原來正是第三黨的搖籃。美國學界認為兩大黨由大學開始培訓建制人才、近似共產黨式任命制度(NomenklaturaAppointment)的結構性壟斷，是第三黨夭折的主因。但問題其實是所有第三黨都缺乏革命性創見，不肯放棄循吸納黨員、參加選舉、要求被兩黨接納等「新君王公式」發展：例如佩羅特的選票在96年大縮水，居然以「被兩黨排除於電視辯論」為由解析(他在92年倒是能夠參加辯論)；綠黨由壓力團體轉型為泡沫黨的經歷，也令不少社運人事惋惜。另一方面，第三黨卻有非主流的包袱，不肯或難以拉攏現任議員集體變節，以致不可能有類似台灣親民黨的出現。美國第三黨便成為邏輯奇怪的「建制內的外建制運動」，先天性排拒了獨當一面的可能，此所以美國政壇甚難出現長毛。

美全國山河一片紅？


美國選舉總統的同時，也在進行參眾兩院議員改選，是為「三合一選舉」，這是港人相對陌生的概念。僅有對國會大選的分析，也是着重於共和、民主兩黨所佔的議席比例。這些分析建基於一個假設：政黨的影響力非常大，大得可以左右國會議員的決定，所以媒體都報道共和黨「奪得兩院控制權」，認為美國已經「全國山河一片紅」。

其實美國學者RossM.English在其著作《美國國會》(見圖)早已指出，議員競選時從來都是以個人為單位，政黨的最大角色其實是篩選精英進入政壇的審查站，而不是影響選票的洗腦機。何况美國聯邦制度造成一種「結構性連任現象」，更令黨派政治失色：

一名美國公民若以當國會議員為志願，在野的策略就是批評現任議員沒有通過哪些議案，現任的策略就是比潛在對手更努力地通過議案，只此而已。當議員在位愈久，經手的議案愈多，愈容易在國會掌控關鍵委員會，愈容易取得聯邦資源來回饋本州。感性上厭棄現任議員的本州選民，往往基於理性計算，認為新人難以在短期內超越其他各州大老惠澤鄉親的能力，結果被迫忍受並非心頭好的議員。所以美國議員的連任價值遠超香港議員連任的象徵意義，議員當選後，自然有相當空間「超然」於政黨之外。

這次共和黨大勝，並不能保證新保守主義的議案會被集體開綠燈，因為議員一直結成橫向的跨黨派地區同盟，以及縱向的跨黨派利益集團同盟，它們才是國會運作的真正核心。曾與布殊競爭總統提名的共和黨元老麥凱恩(JohnMcCain)，就是以善於與民主黨「溝通」馳名。

「全國山河一片紅」只是量變、不是質變，毋須大驚小怪。

為何善良的人選擇布殊


本土媒體一向視布殊為好戰分子，不是誤判他在本土不受歡迎，就是認為他的票源「邪惡」，而忽視不少投布殊的美國人卿本佳人，更忽視布殊比歷任共和黨總統更擅於偷換自由主義的概念。

英國哲學家IsaiahBerlin在1958年發表《兩種自由概念》以來，學者都樂於採用他對自由的分類：以個人為主體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積極自由(positiveliberty)」，重點是提升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例如我喜歡找什麼工作)；個人免於被社會和政治機制干涉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消極自由(negativeliberty)」，重點是避免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例如我如何在共產制度下找工作)。

在布殊以前，重視基督核心價值的共和黨相對推崇「消極自由」，不習慣運用大政府推廣理念，最討厭左派福利社會，認為它是「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典型教材；願意使用國家機器的民主黨，則絕不會推動新保守主義。布殊的創見在於輕輕放下「消極自由」，改為採用「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方式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限制單幹細胞研究：這樣一來，家庭主義和宗教運動比從前更願意歸入共和黨旗下。

最諷刺的是布殊限制「消極自由」的措施，都是以自由之名進行：他一再強調要破除走進歪路的無政府主義(例如倫理敗壞、信仰危機)，美國國民才能提升生活質素和「獲取資源的能力」。4年來，布殊一方面緊縮「消極自由」，另一方面卻對「積極自由」示意表面的尊崇，保守主義者大為「心折」，部分自由主義者亦被其蒙蔽，最後獲得七成教堂鐵票，也是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