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2文章

反董與反戰皆未成氣候？


近月來，國際版熱點不出反恐一戰，港聞版大事不外董老連任，人氣之盛，一時瑜亮。兩大主軸背後，卻有兩小副軸串聯，分別為不成氣候的「反戰運動」和哀兵不勝的「反董聯盟」，風頭之弱，亦弱事成雙。但倒董在港風行有年，反戰在外亦頗有市場，何以二者之馬前卒練就「未傷敵先傷己」的七傷拳，淪為敵對陣營的反宣傳樣板？

群眾運動循環論的變奏

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在羽毛豐滿後或靠攏建制，或取而代之，再重蹈「任我行式」悲劇覆轍，激發新一代的兒女烈性，是為政治學的群眾運動循環論。但反戰與反董「群眾運動」卻反其道而行，隔靴搔癢癢更癢，竟成為以「非常道」協助建制運作的必不可少一環，為循環論譜出富有反智特色的變奏。

像「倒董大聯盟」問世前，民怨似風雨欲來，但一俟「倒董遊行」和者寥寥，鬧市論壇觀眾尚不及城市論壇之十一，再與隔壁萬人空巷的 Twins簽名會對照，務實的港人即把「反董運動」歸入（已叫座乏力的）爭產劇種。原來無質無形的怨氣只會凝化成三人行，挺董群豪自然如獲至寶，自此反客為主，妙著紛呈。美國則利用校園零星落索的反戰運動，來進一步專業推介反恐戰的受歡迎指數，伎倆更勝一籌。

全球化時代的交易費用調整

反董與反戰似風馬與水牛，失利原因亦涉及各自先天不足暨後天失調綜合症，但對群眾運動的啟示卻殊途同歸。群眾運動的潛能，全賴集結個人怒髮衝冠力拔山河難以排遣而致「反戰反董大過天」的一腔怨氣。在資訊溝通尚有間隔的舊世，此氣往往發泄不得其門，氣主除了街角親自吶喊便無語問蒼天。以政治經濟學術語，可說是個人非組織式宣泄的交易費用過大。

但在全球化虛擬社會，無論是反戰、反恐或反智運動，最直接的參與已由擊磐狂歌的遊行示威，進化成安在家中自建網絡國度。反戰、反董等萬千邊緣社群，在虛擬社會無不遠比畫虎不成的同名運動宏偉，網絡大小論壇的反戰、反董宣言，亦遠比鬧市朗誦的舊式論壇壯觀。黃梁已矣，個人反建制行動的交易費用經已劇降，組織舊式群眾運動的相對交易費用卻宣告劇增。從能夠視觀 ( visible) 的群眾活動的反響，再不能有效評估活動主題真正的潛能，全球化「後群眾運動」，已不再由 Macolm X 式街頭霸王主導。

虛擬「後群眾運動」登場

當然，舊群眾運動是不會絕迹的。在資訊革命尚未普及的邊地 ( marginal lands) ，它仍是外建制抗爭的主要模式，就是虛擬中樞面對純物質性衝擊（像被夷平的世貿），群眾仍會以上街遊行等物質性活動相應。但可期的是，教本中的胡士托神話將淡出歷史舞台，隆重登場的除了虛擬世界的「後群眾運動」，還有建制內與之遙相呼應的四度空間新君王，以及如何撥弄媒體暨虛擬民情的（莫里斯版）新馬基維利權謀。

諷刺的是，就是虛擬媒體也未能制定評估「後群眾運動」的準則，令大本營遷往光纖的反戰、反董等社群，只能被逼折翼出擊。建制一方在全球化過渡期，面對舊群眾運動在式微、「後群眾運動」在結繭，便得以享受黃昏的蜜月。因此，不但曼聯領隊費格遜在球隊連失十分後能睜眼說：「 Crisis ? What Crisis ? 」，美國鷹派與本港董老面對反戰與反董「逆流」，也能一道聳肩道：「 Crisis ? What Cri- sis! 」可惜，不是所有團隊都能一如曼聯重登榜首，也不是每位領隊都如費格遜般適時退休。袞袞諸公，寧不慎之。

扁護照「加註」的三重反智


自從陳水扁上台﹐寶島「怪潮迭起」﹐目下護照加註「台灣」一事雖似機關算盡﹐就中三重反智意味﹐為政策「非驢非馬」､「去智慧化」又邁進一步。

扁曰﹕護照加註英文「台灣簽發(Issued in Taiwan)字樣﹐「一如貨物印上台灣製造」商標而已﹔然而﹐政治商標與「女人街商標」不同﹐得依從國際慣例﹐為「國號」塗抹胭脂無疑不倫不類。按「國號註釋法」﹕

一為「首都法」。像剛果盆地曾被法､比､葡三國瓜分﹐後來葡屬剛果併入安哥拉改稱卡奔達﹐前兩者則同以「剛果」為獨立番號。國際社會為茲識別﹐一度稱前比屬剛果為「剛果（利）﹐前法屬剛果為「剛果（布）」。此註釋乃「合法」的。如今護照加註的「台灣」﹐是政治名詞還是地理名詞﹖日後會否有「澎湖簽發」的「中華民國護照」獻世﹖

二為「闡述法」。像馬其頓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後﹐由於希臘擔憂該國號與國內同名省份混淆﹐前者只得委屈地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示眾。就是台灣加入世貿﹐亦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關稅區為名﹐闡明「關稅區」性質。如扁所言欲為外國海關分辨中國大陸與台護照云云﹐則加註「現在有效管轄台灣､澎湖､金鬥､馬祖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發」﹐更能達意。

在嚴肅的國際概念上「別抒心裁」﹐以刻意模糊化來達到毫不模糊的目的﹐卻托「釐清概念」之名而行﹐既貽笑大方﹐又露出尾巴﹐實在是一種概念反智。

「國號」是政治符號﹐列於憲法第一條﹐衍生的內容﹐都由憲法詳述。「國號」居護照封面﹐地位超然﹔至於何處簽發﹐卻無法律賦予的衍生含義﹐只屬旁枝末葉的技術問題。

「國號」與護照簽發地點的地位有極大差異﹐並列兩者於護照封面﹐也許是魚目混珠的小智慧﹐卻是倒顛行政的大反智。以此推之﹐阿扁亦可「建議」把台灣護照承印商林水木有限公司的寶號及地址﹐以金漆燙於護照封面﹐則保證此護照在世上更獨一無二﹐「另類化」的原意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從扁口推敲又悉﹐兩岸護照就設計､顏色､徽號､內容､厚薄､分量都大相徑庭﹐卻「容易」為人混淆﹔但只要加一行「台灣簽發」的蠅頭小字卻神跡頓現﹐馮京馬涼立刻分道揚鑣。可見扁邏輯中﹐「台灣簽發」蘊含意象無限﹐更突破科學定律﹐把肉眼能辨的物理差異一概比下。

這種精神反智﹐是很可憐的。可惜定義學一絲不苟﹐政治學一葉知秋。台灣貨品不妨隨便印上「桃園製造」或「高雄印刷」﹐護照卻不可隨心所欲加註「台灣簽發」。

共生客戶主義與香港困局


回歸前後，「平穩」為特區無上綱領。可惜平穩的潛台詞乃「眼不見為淨」，不見而見的淨土下，已滋生「客戶主義 ( Clientalism) 」的邪惡幼苗。客戶主義為亨廷頓成名作，用以描述政府部門與利益集團的主從關係。其暹羅雙生子為集團式貪污，往往出現在實行議會制度但政經體系欠完善的國土，如墨西哥、黎巴嫩、南意大利。富特區特色的「共生客戶主義 ( Symbiotic Clientalism) 」不以貪污見長，卻以相映成趣的「客戶建制化」定調。

「內建制客戶網絡」的三點畢露

政經實力派偶爾成為影響政府的「客戶 ( Clients) 」，並非新聞，但客戶通過三點方略公然植根建制，卻始自近年：

一為建制山頭主義。政府部門的決策，總在政治、金融、派系勢力間打轉。批發投資基建、監管公營機構、分派荷蘭水蓋，都講究利益平衡。不同客戶的代理人，便被一種心照不宣的「比例代表制」委進大小決策局與諮詢局，局中不會因人廢事，但會因客廢人。

二為客戶互動機制。眾所周知，特區政府由數百壯士選出的「強勢」特首行政主導，高官不論庸賢皆由其任命。只要神女有意，上述發展商、愛國者、政治家一干人等，總能繾綣同一屋簷下，築成需求互補的客戶網。網，是排外的。

三為身分乾坤挪移。自從離職高官反主為客地（正式）加入客戶成為「蹊徑」，共生客戶主義的互動性便形神俱備。這種「物盡其用」的節儉美德，並不在私相授受的藝術，而在它衍生的「終生職業」，為客戶主義帶來終生化的可能。──這是客戶主義建制化必不可露的第三點，世風日下時一併露出，煞是揪心。

「外建制客戶網絡」的一氣沆瀣

在國外，客戶主義多極盛而衰，由外建制組織通過改朝換代的選舉變法（像意大利橄欖樹聯盟）或群眾壓力（像墨西哥反對黨），直搗內建制客戶大本營。但香港的同類組織，卻把大眾的穩定訴求與客戶主義的必須性等量齊觀，為了理想（與現實），不時欲抱琵琶地受客戶主義滲透，織成另一道「外建制客戶網絡」。它們對客戶不能賦予內建制權力，卻能提供外建制民意與類建制資訊。毋須八百張選票，卻需要八百份虛銜或政治獻捐。有議員曾戲言：所有香港政黨都是反對黨──其實它們毋須反建制，只應反對客戶主義建制化；無妨吃人間煙火，卻應在客戶主義與社會相衝時身劍合一為後者掌舵。外建制組織卻逐漸客戶化，蓬勃了公關顧問公司、陰乾自身，奈何。

客戶主義的犬儒反響

意大利戰後出現數十內閣，政壇的親切嘴臉卻只有一堆，客戶代理三上三下都緊守崗位，利益分配一任如昔。在客戶主義的 invisible hand 裏，意人對政治參與愈加冷淡。回看港人行使民主權利的唯一方法，就是選出兩級議員，後者既無職權打破內建制客戶網的壟斷，又難抵受外建制客戶網的誘惑，令飽嚐意式政治無力感的港人亦只能「不問政事」，空餘一幽無以名狀的鬱悶，犬儒地對理想化的昔日，聊作追思。

困局更是悶局

香港形勢一片大好時，客戶好，同志們好，首長也好。可惜客戶主義與百姓「以物喜、以己悲」的利益矛盾，只在逆境才白熱化，前者的優勢卻不言而喻。因此政府種種善意施政，都被百姓犬儒地目為偏袒。犬儒，是無奈的：百姓無從通過選舉影響內建制決策，外建制組織的中介角色也被客戶主義蠶食，這是宿命的困局──當客戶還在忙著討價，這更是反諷的悶局。吾人曾經滄海之哀，全在於此。

從九鐵看香港客戶主義突破


日前論及，政商各界糾纏不清的「客戶主義 ( Clientalism) 」，是香港困局的禍胎。未幾爆出九鐵醜聞，其商界主角、前高官配角、隱性要角，都與客戶主義的本質不謀而合；議員的無力、市民的無言，亦由客戶主義的無奈一脈單傳。從國外經驗所得，有三類非常突破可以抗衡此禍，但它們能否複製於香港？

學者從政？

西方一直有學而優則仕、工而優則長的傳統，技術官僚 ( technocrats) 的數量，又與前任政府的黑金量成正比。比董先生更不懂做 show 的學者，在以貌取人的社會始終代表「純樸」勢力，在政商勾結得如火如荼時，往往半推半就地粉墨登場。身為經濟學博士的前意大利總理普羅迪 ( Prodi) ，就這樣贏得九六年大選，其後大力整頓老牌官商，奇蹟地把里拉拉進歐元區，客戶主義，為之重創。

香港部長制的大方向，也是為繁殖技術官僚鋪路。可惜外國技術官僚從政的前提，是「他們」的客卿屬性；香港學人從政的機遇，卻是「我們」的自己人身分。在外國出山，有技術和象徵雙重價值；出太平山的，有單重價值已屬萬幸。

新政黨推倒重來？

國外的後客戶主義時期，又會出現「政黨洋蔥化」現象。當主流政黨的大老墮入客戶主義局中，忙於公關公司、剪綵致詞任務，政黨的外圍便會像洋蔥般層層剝落。當主要政黨都成了外強中乾的洋蔥心，被剝落的外圍組織便會重新整合，甚至突破意識形態，以打破客戶主義為綱，締結聯盟。洋蔥現象，催生了意大利戰後首個中間偏左「橄欖樹」內閣，墨西哥反對派聯盟，亦是憑重生的健康造型當選。就算他們最終成為新客戶伙伴，這也是推倒重來的一局。

香港的政黨洋蔥，也正在剝落，剝落的原因，也是對洋蔥心客戶化的反響。民主黨洋蔥，固然剝落得賺人熱淚，就是民建聯，也有日趨客戶化的中產派與相對邊緣化的草根派的變裂危機。但國外黨派始終以理念為本，整合後的新政黨只有單一訴求，也能集腋成裘。本港政黨卻以政治明星為本：自動剝落的明星愈少，政黨整合的前景愈暗淡，而明星正是客戶重鎮、洋蔥核心。昔日民權黨似以整合型政黨為目標，卻一貫泡沫，今人餘事可知。

政壇外的明星

外國「反客戶主義」的最後一著，是由（表面上）與政壇脫鈎的名人出頭，形成以一人之力凝化民意的反建制運動。像美國明尼蘇達州選民，厭於兩黨財閥瓜葛，便選出摔角手 Ventura為州長；意大利人亦曾經選了 AC 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 ( Berlusconi ) 為總統，後來發現此人「反客」不力，又以普羅迪代之。利比里亞球星韋亞、巴拉圭鋼門芝拉華特都準備問鼎元首，就是這樣一回事。

這種明星效應，驟看似不符香港特色。但近年來，一直有高人擔當批判客戶主義、置身政壇之外的超然角色：個別評論員、名嘴、才子的影響力，不會比任何政客弱。不過這只是潛能──潛能化不成動能，才是真正的香港特色。

反客戶主義鐵三角？

打破國外客戶主義的幼苗，雖然在香港一并萌芽，卻不能獨立茁長。然而，技術官僚、整合政黨、政壇外明星的先天定位，確能剋制特區客戶主義的不同機能。客戶主義的前途，繫於這三撥臭皮匠，能否結成相對「官僚─商界─政客」鐵三角的「反鐵三角」，抗衡那利維坦式諸葛亮。若他們能以孔孟之道各自說教，以馬基維利之謀互相「扶持」，這，會是一道權力的清流。清流，是久違了。

從大歷史觀看董特首五年施政


董建華競選連任之際﹐論者不斷回顧其近五年施政﹔愛國陣營許其平穩過渡有功﹐反對陣營指其政策方向有過。價值判斷﹐不免言人人殊﹔但若把董先生的五年放於歷史框架上﹐以大歷史觀（Macro History）審視香港新政府的施政﹐當能發現首任特首在上述兩極評價外的宏觀作用。

順向過渡與逆向過渡

香港回歸是中國主權的恢復﹐也是大英「殖民地」的喪失。綜觀歷史﹐「殖民地」過渡多不出「順向過渡（Submissive Transition）」與「逆向過渡（Aversive Transition）」兩大模式。「順向過渡」是指新政府施政﹐以蕭規曹隨為手段﹐以表面穩定為目的﹐刻意把施政方針與前朝利益﹐一力維持。「逆向過渡」則是新政府為表現「獨立自主」﹐著跡地與前朝人事劃清界線﹐因異而異。Brian Lapping《帝國斜陽》一書所述的前英脫殖經歷﹐多不出此兩大模式﹐頗堪借鑑。然而﹐二者都易孕育失誤﹐成為新政府施政的死結。

順向過渡模式﹐以肯雅為典型。肯雅脫離英國獨立前﹐其民族主義領袖肯亞塔為著名「反英鬥士」﹐迭次坐牢﹐令西方擔心肯雅將天翻地覆。肯亞塔卻為了鞏固國內經濟﹐大力維持殖民地政策﹐予英人的特權﹐幾比前朝更深﹐國際自然「另眼相看」。但是殖民地政策的社會分化､經濟結構中農工轉型等長遠問題﹐在肯雅卻越趨嚴重。

肯亞塔當年不能對之稍為糾正﹐國家習慣了因循﹐英式政策便慢慢成為肯雅政權的當然基石﹐其國內經濟更徹底淪為ＩＭＦ附庸。

逆向過渡模型﹐則以加納的經歷最富啟發性。加納開國總統恩克魯瑪﹐一度是非洲頭號政治明星「泛非主義」的英雄。加納獨立時﹐是英國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人均收入更高於當年南韓。恩克魯瑪為留英學生﹐以和平談判獲得政權﹐一直與英人友好﹐被認為定會樹立「順向過渡」榜樣。然而恩氏為了建立「大非洲」的野心﹐與光復古加納風光的愛國心﹐在帶領國民取得獨立後﹐竟判若兩人。數年內﹐恩氏「一刀切」推翻前英政策﹐把經濟專利收歸國有﹐施以高壓統治﹐盲目排外﹐變成一代暴君﹐終於政變收場。然而﹐盲目「獨立自主」的政策已成為加納綱領﹐恩氏的繼任軍閥無不更走偏鋒﹐令國政一塌糊塗﹐成為「非殖化」運動的一場悲劇。

穩定與變革兩難情結

穩定與變革的兩難情意結﹐是可以理解的。新舊交替的非殖化過程中﹐保守派往往追求前者﹐激進派則往往偏好後者﹐令新政權的施政方向﹐總處於「非楊即墨」的二元局面。基於首屆新政府的定位性作用﹐這種施政方向﹐往往積重難返﹕一方面﹐新政府成立之初的「過渡期」﹐是政治､經濟轉型的天然結構性變革﹐若新領袖欠缺相應的新猷遠見﹐不但喪失了改革契機﹐更會奠下政府畏首畏尾的基礎。另一方面﹐若新政府在未摸清結構性轉變前﹐自以為能以創見「帶領」轉變﹐則徒然無風起浪﹐令原來的轉變更趨尖銳﹐也令政客習慣大動作的政治投機﹐化簡為繁。

新加坡模式堪稱兩全

二元以外的格局﹐知易行難﹔成功例子﹐惟新加坡而已。李光耀在新加坡獨立後﹐一方面完整保存英式教育､福利､政府制度﹐一方面塑造全新投資環境﹐以金融中心取代轉口港﹐以綜合民族政策創造多元局面。如此兩全方案﹐是以歷史教訓審慎制定的。結果新加坡不但避過了順向與逆向過渡模型的眾多副作用﹐更確立了獨特､不受保守或激進派片面主導的施政傳統﹐是為李氏一大驕傲。

緩急先後分寸要拿好

香港回歸後﹐在大歷史觀裡﹐與新加坡的經略頗為相近。要求「改朝換代」､「民族至上」的壓力﹐都被擱下來﹔要求全面直選､福利主義的訴求﹐也被壓下去。「溫和派」希望一成不變的過渡﹐不成金律﹔房屋､教育諸般改革﹐就是新政府有所取捨的創新嘗試。凡此種種﹐消除了內地干預或激進改革的可能性﹐又打破了盲目因循､不思進取的憂慮﹐為未來數十年的繼任人解開了枷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新加坡與香港﹐誠然是結束殖民管治後獨立與高度自治新政府的「第三道路」。　首任特首的不足﹐在於在二元格局以外的第三道路之上﹐未能為改革緩急先後拿捏好準確分寸﹔然而﹐在歷史架構裡﹐這是相對的技術問題﹔確立香港能走自己道路﹐卻是大歷史的結構性問題。前者為毛﹐後者為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董建華政府五年來的歷史地位﹐應作如是觀。

特首選舉的「第三道路」


董建華與李柱銘的罵戰，一波接一波。畢竟，「特首欠代表性」與「只批評不建設」兩大陳詞濫調花式穿插，已不能激動人心，只會兩敗俱傷。在「八百人選舉」與「全民普選特首」外的第三條特首路，也該動工了。特首選舉立法會化：三贏方案？

無論觀察角度如何寬容，特首選委會極其量只代表功能組別選民，與「具有廣泛認受性」始終略有出入。與此同時，一半議席按功能組別、選舉委員會產生的立法會，卻少有被妥協的民主派高調拆台，此等議席與特首選民的誕生方式，則異曲同工。可見特首選舉的致命傷在其代表性，不在選民人數多寡。當中啟示，就是特首選舉雖然受《基本法》限制，卻可以仿照立法會選舉重新設計。例如在下屆選舉，可以把選舉委員名額增加數百，規定全港區議員為當然委員。如此革新，對中方認可的候選人、民主派、整個香港政壇，都有實利。

似非而是的認受性弔詭

「愛國勢力」在區議會異常壯大，區議員參與特首選舉，對大局無決定性影響，但象徵作用，卻非同小可。由於他們由全港市民貨真價實地一人一票選出，其人加盟選舉委員會，便代表了直選「元素」加入特首選舉。只要選舉委員會一如立法會由民意代表、功能組別與其他「社會賢達」按公平比例組成，這個小圈子的合成，在認受理念上，便能「去小圈子化」與「立法會化」。

這種選民基數微變而認受大變的弔詭，最令當權派受惠。由於民主派在「要盟」下，已默認立法會的認受性，並賣力參與（功能組別在內的）選舉。他們再動輒抵制休戚與立會共的特首選舉，便有輸打贏要的庸官風範，批評特首身價時，也不能再以「小圈子」一招破敵。從此官僚便能夠寫道德文章，盡展所長。

陪跑後的影子特首

但區議員參與選舉特首，也是民主派破繭的契機。論者早曰：民主派應派能者參選特首，發表政綱，與董先生一道舉行答問大會云云，卻被反評為「痴人說夢」。在有民選成分的選委會，「痴人」提名特首再不成疑問，諸位大老再不能置身事外，諸位小老也不能再「其言若有憾之」地省卻政策研究的心力。只要協調得宜、政綱完善，落選的陪跑特首，便會成為一名類似歐洲選舉中落選政黨領袖的「影子特首」。既然影子無處不在，台上的人也不能隨便批評民主派「只懂批評不懂建設」，因為他們的建設已新鮮出爐，正等待被新特首施政技術擊倒，擊不倒，則其人自倒。若民主派為議政精英，如斯丕變就是一支上籤。

再者，自從市政局無疾而終，香港低層政治架構由「架床疊被」變成出現斷層。這不但體現於高官施政的「何不食肉糜」思維，亦出現在低層政黨黨員的「做又三十六」哲學。特首選舉改革，卻是香港政壇的矯形手術：若當局在安排區議員擔任選委之餘，安徙區議會於正式政府架構，餽贈區議員權力與地位，那些被投閒置散的有心人，便能真正上傳一哥、下達六嬸，升價百倍，令兩大政治斷層，一舉灌漿填平。

「區議員選首」一案，自然沒有一方絕對滿意，但相對八方不滿的政壇困局，已是三贏方案。退一萬步，它也令董李二公有「關公戰秦瓊」錯位喜劇效果的台詞，戛然而止。那時的香港，也許會變得更美。

布殊出兵伊拉克其樂無窮


毛主席教導我們：與人鬥，其樂無窮。愈鬥愈勇的布殊，正策劃鬥垮伊拉克，並拿伊朗、北韓陪鬥。可惜 Realism學者不能領悟「樂」之真諦，又使用同一板斧「分析」美國擴充勢力云云。其實布殊本質，不像布涅日列夫那樣崇尚無限擴張。要了解其伐伊心胎，得先參考索馬里蘭的反例。

索馬里蘭反恐的留白

非洲的索馬里蘭 ( Somaliland ) 分裂於索馬里 ( Somali ) ，獨立已十載。它擁有正牌民選政府，合乎美國胃口的憲法，比沙特更溫和的媚美領袖，待開發的石油，兵家必爭的海口。對其虎視的強鄰則一概為華府夢中敵人，如索馬里、也門、蘇丹。是以索國以為在反恐戰佔有重要戰略地位，不斷大送秋波，望能榮膺反恐基地。怎料美國在「大義」下仍不承認此國，甚至不肯人道援助，令索馬里蘭成為國際孤雛。其絕情與「拯救」阿人伊人的仁心，相映成趣。

美國官話，乃尊重非洲團結組織不願非洲版圖更改的原則。但厄立特里亞已在九年前脫離埃塞俄比亞獨立，「原則」已一破一立，何况非洲壓力，不會比中東反美壓力更逼人。布殊在白宮奉騙財纍纍的巴格達叛軍為上賓，對決心反恐的索國特使不屑一顧，有下列奧妙：

美國台柱財閥民調官僚

財閥、民調與官僚，為美國總統賴以為生的三大台柱。他們的利益，便是政策的前提。在能源大族眼中，伊拉克的石油可貴，其能源輸送管道同樣可貴。反恐戰前，財閥如爆出醜聞的安然之流，正策劃開發中亞油田，通過阿富汗、兩伊等「邪惡」國家，送出黑海。此所以阿富汗身無長物，財閥也對出兵出錢出力；伐伊之舉，更可作如是觀；援索，卻無用油之地矣。

布殊又秉承父訓，以出兵為手段，以轉移國內視線為目的。目的者，必須民調配合。基於薩達姆的撒旦形象，美國國民對「除魔」，定必捧場，但援助索馬里蘭打壓非洲恐怖基地的道理，卻超出美人民智，不易得到壓倒性支持。越戰以來，沒有一面倒民調，美國政府絕不敢出兵──其上回教訓，正在索馬里發生。

加上美國國務院編制中，中東組與非洲組都參與索馬里蘭政事。在一國三公的官僚系統，童叟無欺的索國專家自然奇缺。反觀美國「寵幸」伊拉克有年，伊國專家已繼承麥卡錫時代漢學家、卡特時代伊朗專家衣缽，蟻聚政壇。反恐必須伐伊，實乃官僚條件反射。援索對反恐的價值，對「一技旁身」的官僚、以 C+ 成績畢業耶魯的布殊，卻不啻夏蟲語冰。

邪惡軸心列根心法與老子哲學

財閥、民調、官僚站台，還不是布殊伐伊的深層之樂。據稱布殊視列根為偶像，列根金句，就是稱前蘇聯為「邪惡帝國 ( Evil Empire ) 」。但列根上台時，情報已告知蘇聯日薄西山，他卻下令宣傳蘇聯更加「強大」，以便推介星戰計劃。於是蘇聯不但在列根任內沒落，更是戲劇性地弧形沒落，充滿辯證意味，令此翁聲望，水漲船高。

要功比前人，布殊唯有運用列根心法，煞有介事地把伊拉克與前蘇聯隱性並列。此君拾偶像牙慧，閉門創造「邪惡軸心」，以水份催谷其恐怖，再自我滅之，足證其恐怖野心。難怪缺乏「國氣」的索馬里蘭及其鄰國，便不獲青睞。

布殊之樂，以養虎打虎為虛，以建功立業為實，堪稱道家哲學最高境界。此老子所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亦即謝霆峰所唱：「潛龍勿用，這樣玄妙，你懂不懂。」

以巴衝突的結構性困局


以巴衝突為老掉牙的國際僵局，最惹老掉牙的高人反芻評論。其實死結經脈，全由兩泡結構性外交強撐，解決僵局，只能由溶解兩大結構開始。

美國以色列結構聯盟

以國的跋扈，與美國硬挺關係至鉅。美國外交雖隨總統官僚三上三落，但一旦有共同利益籠罩這干人等，利益便自動當選為永恒國策。美政客的利益只有一條：競選經費；操控利益的只有一族：猶太人。

美國競選乃長跑選舉，近年又盛行消費式電子運動，花費駭人聽聞。各界向候選人直接提供的「硬金錢」雖然設有上限，向政黨間接捐輸的「軟資金」卻多多益善，令選舉經費成了無底洞。控制選舉財政的三類人：提供硬金錢的富商、回饋軟資金的企業、廣通人脈的籌款專家，向為真正控制美國的人才。猶太富商左右政治捐獻乃舊事，猶太專家壟斷籌款為近朱者赤、因利成便的新猷。

若吵嚷有年的競選經費改革不打真軍飆行，美國各級政客斷無不賣猶太金面之理。猶太情結既與國內神聖選舉聯成一氣，美以「鋼盟」便成結構性外交。美國對巴勒斯坦友好與否，不過時勢所及的周期性外交。克林頓一手促成奧斯陸協議，乃高潮；布殊視阿拉法如無物，為低谷；然而月有陰晴、潮有高低，美以纏綿則石爛海枯。連獲 95 % 民意支持、最能突破內政桎梏的布殊，也選擇變本加厲地袒以，可見美以鋼盟，誠不可破；以方讓步，誠不可能。

巴勒斯坦四分五裂

巴方也有治之不癒的結構積疾。巴人國破後，與爭取復國的常規遺民不同：巴勒斯坦問題甫問世，便被各種世界爭端趁低吸納，令巴族原創聲音四分五裂。大國如伊拉克、埃及，小國如黎巴嫩、約旦，都能越俎代庖，為巴人立山頭，令激進、溫和諸派成世仇，對外談判前窩鬥不已，與當年猶太復國運動的精誠宛若雲泥。加上美國主導的外交遊戲，規定巴勒斯坦由一方代表，缺乏正規武力與外交分量的族閥，便只能訴諸恐怖滋擾。

巴勒斯坦族閥化，由各國以不同巴人為追捧對象的投資而起，是歷史鑄成的結構；巴人與非常手段不可分離，乃族閥主義的結構性外交；今天極端派霎時衝動，則為外交周期。巴解當政，哈馬斯等間歇發難；一旦哈馬斯當家，也會溫文爾雅地裹起頭巾，巴解亦會慢熱起來。巴人既與恐怖不解，以方自然大義凜然地幻化成一塊鐵板；鐵板再與美以鋼盟鏗鏘一碰，和平便永無天日。

出路：美受挑戰以巴單方受壓

溶解和平的結構性障礙，唯有靠國際局勢於陰陽兩極的強烈衝擊。正面衝擊，為美國的區內霸氣受有力挑戰，令其捨棄猶太救世主與以巴和解天使兩副面具之其一，不再角色分裂地監守自盜。在可見將來，實非可能；在不可見的將來，就是歐盟肥大後擠進中東和談、制衡美國，也可望難期。

負面衝擊，為以巴美各方遭受單一壓力，「令矛盾本質得到根本改變」。 911事件原是天作之合，布殊沙龍之流卻力排眾議，把巴勒斯坦逼進恐怖主義一角，不啻千古罪人。源自沙特的非議一切腐敗政體的反建制思潮，頗有後拉登色彩，若能無限擴展，或成以巴公敵；但其茁壯亦來日方長。

以巴局勢，似乎永遠處於佛家「非枯非榮、又枯又榮」之境。不枯不榮的局勢，只會令以巴草民枯、政客權威榮。結構性外交，不過人性結構性劣根的體現；以巴的困局，縮影了沉鬱的人生。

英太后的社會安全閥作用


英國王太后去世，得享國母級哀榮，帶不走一片雲彩，卻暫時帶走她代表的社會安全閥。缺少安全閥的香港，誕生不了太后與神話，卻催生太監和空話。

循環政治閥

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太后，政治思想極保守。她身為君主制最後門神，反對王室納稅改革，認為金字塔階級應該永存，被戴安娜譏為「麻瘋國度裏最被抗拒的人 ( the chief leper in the leper colony ) 」。女王或政客持有上述「政見」，必體無完膚，但與太后立場相悖的工黨、共和人士、新人類，都沒有囿其於政爭，因為他們有一道政治閥。

此閥源自「U 型循環論」，指政見極左與極右的人行徑如一。以人生角度重校此論，可知極老與極幼的人的角色本錢，都不是政治。年高德劭、功在國家、不享正式權力、已化身國家圖騰的，才受政治閥隔離。他們會被責難，責難卻會被置之一笑。「類太后」如晚年丘吉爾、戴高樂、列根，都保守冥頑，偶爾言論「大膽」，但年齡無妨沖走智慧，因為他們代表超然政治左中右的國度。

華人政治生命卻容不下圓圈，只有直線。同樣百歲的蔣宋美齡力挺連戰而被對手奚落，八十掛帥的杜葉錫恩，選舉鎩羽被諷投機──不是被U 型局部否定，而是被直線全盤否定。她們超然不起來，因為我們的國家主義、「香港精神」，不能超然於權力之外。

移情道德閥

太后私生活也不是白璧無瑕。少時她對兩任國王明送秋波，在小報筆下頗有「一女侍兩夫」之嫌；老時為賽馬透支國庫，在政客口中足成「以權謀私」之實。人瑞無特權，高齡辭世的王族，多是民間泄憤的老懵懂。滿口仁義的英國朝野鮮有對太后背誦範文，因為他們沒有株九族的道德曲尺，沒有各級道德評議會，卻有道德閥。

道德是服膺國家「集體移情」的。太后代表的價值觀：勤奮、盡責、典雅，此間嚴重貧缺，她代表的日不落國，一杳如塵。填補白璧微瑕的塑膠不難，可惜英國已無完璧。打著紅旗反紅旗，捧起道德蓋道德，是樹立樣板的非常手腕。

道德愈趨敗壞的香港，道德要求卻弔詭地愈「高」。足球、傳媒領土被道學家進攻，地產商捐獻內地被評為處心積慮買官，公眾人物動輒得咎，到頭來公眾才恍然我們沒有值得追求的價值觀，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完人。超然於道德的移情未必有益，超然於道學家的移情卻一定無害。

鐘擺新聞閥

香港小報師承英國先驅，卻無繼承新聞閥。此間無上裝女郎橫陳的小報頭版，一概讓路予盛裝老媼；形容女性胴體的市井筆觸，一律浮誇哀悼「祖母之死」；反諷「評論」大事的編輯，一致反對搶拍太后遺容；找二流分析員暢論股市，卻肉麻歌頌太后為「二十世紀第一偉人」。犬儒散布軟消息，濫殤報道大文章，手段通俗一致，層次卻有高下，這是一種「信息鐘擺」，令低下階層讀者潛意識得到中和：不會獨沽犬儒或愛國，也不會一味窺秘與濫情。自我鐘擺的小報，對社會風氣縱有遺害，功力亦被散。

香港傳媒人卻走火日深，讀者意識同步入魔，對時事大小復不能分。抱薪救火的報評會更令媒體抗拒鐘擺，同入魔道矣。

國家、社會、新聞觀若能一如太后受安全閥保護，大局才有基石。港人見不及此，提倡儒家思想、獅子山主義與李麗珊精神都會被排斥，社會亦會分崩離析。安全閥是民族集體默契：無人願見香港老人被罵老不死，雖生猶死，只有英國太后被尊為不死婆婆，雖死猶生。

英王太后逝世後的政治角力


英國有評論說﹕王太后只是「大笨鐘」﹐倒下了不過是缺了一件街角古董﹐何足道哉。但古董穩定社會的分量﹐卻不易掂量﹕太后葬禮還未舉行﹐多向政治角力已被借題挑起﹐露出一座座「冰火山」。

王太后評價的意識角力

此間不受關注的極左與極右派﹐已展開了「水兵與海軍」的角力。右派傳媒神化太后為「人民皇后」､「久經考驗的光榮反侵略戰士」﹔左派報章則矮化之為「不察民間疾苦､窮奢極侈的封建大地主」。

新舊英國人的傳統角力

可是世界近年的意識主流﹐已趨於中庸﹐對這些大喜大悲的激情信仰﹐已經不再青睞。英人對待太后的感情與戴妃同類﹐合意與否﹐只由她的「明星魅力」定論﹐與意識沾不上邊。

「新舊」英國人的傳統角力﹐則戲中有戲﹐較為值得研究。現在「舊派」大搞「國喪」沖喜﹐新派以喜氣向王朝報哀──他們都不是封建或共和分子的台柱﹐只是對待傳統態度迥異。整個英國「傳統」﹐則會借王室的存廢作出角力。國民身不由己﹐不知不覺中已參與了傳媒口中的「對歷史與傳統表態」﹕眼淚成了對王朝及歷史的「全民公決」。矛頭指向ＢＢＣ的主持「黑領帶之爭」﹐便是前哨戰﹐舊派以百多個電話投訴報道欠莊重﹐新派卻一票頂十票﹐扳回千多個投訴﹐謂報道「影響常規節目」。

前後資訊代的時代角力 這場角力的「基準試」﹐以半世紀前丘吉爾的二十五萬送葬人為「底數」﹐五年前戴妃的二百萬送葬人為「上限」。舊派居然還在憧憬百萬人空巷的神話﹐恐怕必敗無疑。畢竟二戰情結早逝﹐天上人間。此一敗後﹐王室就是五十年不變﹐民眾也不會視英王為國家象徵。如將英王與日皇對照﹐溫莎家族的結局﹐便見端倪﹕日皇理論上是萬世一朝﹐天神的化身﹔溫莎王朝只由改朝換代得國﹐君權亦不再神授﹐無必不可廢之理。

不過﹐這些震盪始終是歷史的必然﹐不屬於意料之外。只有《獨立報》看穿更重要的全局﹐這是資訊革命後﹐「前資訊代」與「後資訊代」的角力。從這個角度觀察﹐左右老少政客﹐都有意識地飾演歷史的一角﹐因為太后一生﹐畢竟盪漾著舊世界的心靈。但在新世界﹐民眾的訊息消化力已變得麻木不仁﹐太后駕崩､阿拉法特被逐､香港聯匯波動﹐與荷李活電影一樣﹐都只是用完即棄的「資訊」而已。資訊對資訊世界中人的棒喝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上述爭端﹐連同常態政治生活﹐都已被一一認為「過時」﹔未過時的﹐只有當代的數碼與非意識潮流。英國傳統菁英､社會賢達沉迷於舊遊戲規則﹐無論就太后的死發表什麼正反評論﹐都已經脫節﹔不知新遊戲入門的傳統意識﹐在角力中注定慘敗。網上大世界已成為霍金口中的「有限而無邊」的宇宙﹐相對之下﹐身邊的國土､英雄﹐都變得虛妄起來。實景世界變小了､「泡沫化」了﹐真實的領袖﹐再也不能容易地振奮真實的人心。新舊世界交替間﹐哪個才切合那句本地電台口號﹕「世界自然大」﹖這才是英國及所有國家在廿一世紀的真正挑戰﹐比意識之爭､傳統之爭﹐富有深層意義多了。

以巴殘局修訂的布殊世界觀


布殊慨嘆以巴是夙仇，沒有神仙棒解決困局，但世仇由平淡鬥回燦爛，正是布殊的神仙棒點金成石。在敵不動我不動、敵動我動的四局遊戲棋局 ( Game Theory) ，他大筆一揮、大口一吹，改寫了後九一一世界觀，以巴才敢重新過招，又逼美國接招。

反恐戰才是一等衝突

1648年的威斯伐里亞條約 ( Treaty of Westphalia) 簽訂以來，國家主權取代了教皇貴族封建分權，國際衝突以主權定調。冷戰後，貝理雅倡導「人權高於主權」，指一國侵犯國內人權已足被干涉。布殊去年又宣布「反恐大過天」：有主權民意，但與恐怖分子自污的政權，都要取締。於是今天便有了三等國際衝突，主權衝突是三等：它會輕易惹起眾怒，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人權衝突是二等：像美國制裁伊拉克宣傳的「捍衛什葉派與庫爾德族人權」，但已受非西方世界腹誹。反恐衝突是一等：像箭在弦上的伐伊反恐戰，但人物證俱無，語焉不詳，連歐盟也不敢苟同。

美國反恐以色列不可？

以色列圖窮已久，今天才對巴人匕現，就是因為在二三等衝突出師無名，受布殊「啟蒙」才懂另起新局，對反恐論作突破性發展：

一、攻擊平民就是恐怖主義。以色列受到等同摧毀世貿的自殺式攻擊，死亡人數的人口比例已多於九一一，必須還擊；

二、組織恐怖襲擊不能單靠恐怖組織。阿克薩烈士隊沒有阿拉法感召不能成事，正如拉丹無奧馬爾不成，所以阿拉法要鈎銷；

三、反恐的唯一道義是保障平民安全。以色列對巴人採取地面戰，比美國空襲阿富汗「人道」多矣，問心無愧。

恐怖主義也有分類？

若沙龍言之成理，斯里蘭卡泰米爾游擊隊常在印度「行恐」、愛爾蘭共和軍曾在英倫發動炸彈襲擊，則印英兩國也要開戰？布殊老起面皮哮「 enough is enough」，不單要以人enough，還順道教訓各國的反恐算盤一一enough。同樣是恐，布殊能反，沙龍不能反，對此美國的干涉隱含三項註釋：

一、恐怖主義罪魁分主犯與從犯。被認定直接參與，跳了火坑的，像奧魔薩魔，不但要身教一番，連政權也要推翻。阿拉法只是管束不力，不妨陣前易角，卻不能連根拔起自治政府。

二、恐怖主義分目標與手段。前者以恐怖手段達到破壞世界均勢的目的，罪不容誅；後者的恐怖不過為了三等衝突的目的 (如民族自決) ，罪不致死，不能單以一等手段不教而誅，而要兼用其他衝突的解決模式：談判。

三、恐怖主義的對象分單國與跨國。九一一針對美國為首的世界威權，死者各國盡有，是向全球挑戰，各國必須表態。巴人只針對以國，殺的都是以人，各國無妨和稀泥。這些註腳，不但要以色列撤軍，更兼顧對伊拉克揮軍，費煞苦心。

布殊反恐論愈描愈黑，以伊兩國從兩極衷心不服，帶出下一局棋的三個新劫：

一、恐怖組織與國家可以無從屬關係。若伊拉克反主為客，阿拉法不能約束哈馬斯，受害人能向誰開火？

二、布殊以手法重新劃分世界衝突。從此衝突要恐怖才能觸動全球，如何防止它們自我恐怖升格？巴勒斯坦正是實例。

三、布殊曾容許沙龍自衛還擊，但現在enough了，可見以國的反恐強度大於國際接受程度。這程度是因國而異，還是因巴人只是「單邊恐怖手段的從犯」？正如沙龍不平地說：美國何不用地面部隊伐阿來減少傷亡？

形勢比人強，但大國理論一子錯，就是弱國扭轉滿盤的契機。英國為了籠絡殖民地參與二次大戰，許下無數空頭人權承諾時，何嘗想到已埋葬整個帝國？

勒龐主義反殖民融合


法國總統初選，極右元老勒龐爆冷出線，各國弟兄遙相呼應，輿論評為「反一體化逆流」。但勒龐是「逢歐必反」嗎？全球化發展出兩大方向：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劃一化 ( universaliza - tion ) 和歐盟之流的地區融合化 ( regionalization) 。勒龐雖然高呼退出歐盟，極右選民其實卻只反前者。歐盟被誤中副車，不過受累於一體化進程的連串失控：

勒龐主義反後殖民同化

法國大選的治安辯論，矛頭直指新移民，移民卻源於帝國斜陽，與歐洲一體化關係微妙。像英聯邦與法蘭西共同體歸化五服臣民，收留的少數族群比帝國時代還多：法國足球先生施丹便是阿爾及利亞裔人。歐洲各國早已進行自我中心的後殖民同化 ( assimilation ) ，拉開全球化序幕。

問題是歐盟誕生後，各國未有為後殖民網絡重新定位，兩種不同的一體化運動於是慢慢合流。阿爾及尼亞人從前移居法國，尚能「以法為主」等待同化；十數年間同化未成，等待果陀而不獲，卻能進出歐盟各國。施丹從前只能在巴黎傳球，現在毋須工作證也能屹立西班牙。「黑白同化」遂被分解，變成不同宗主國的前殖民地人民重新結集、宗主卻奔向勒龐的反化學作用。就像中國歷史上魏國同化匈奴、蜀漢同化氐族，同化未成便三國歸晉，異族重新糾合成五胡亂華。無論「亂歐」與否，巴黎的穆斯林總比德國人惹厭，說明針對歐洲一體化與後殖民一體化合流的「超級一體化」，才是勒龐主義的真義。

歐盟是抗擊美國經濟文化霸權的傑作，但深化過程中只重視經濟結合，未有相應營造一泡排外安內的文化身分，來攔阻與美式劃一化的互通。何况為免歐洲議會利維坦化，各國加入歐盟時，都與美國藕斷絲連地自衛兜搭。於是歐洲人不以「歐洲人」自居，歐洲又不能肅清美帝陰影，勒龐毫無邏輯的政綱列出一批毫無邏輯的打擊對象，居然構成符合歐洲邏輯的滅國陰謀論。「勒龐的名單」原來只有歐盟、新移民、回教徒、猶太人與主流政治，初選出線後卻急忙補上美國，把國際融合大集燴：歐洲融合、又與各地一塊融合，正是極右選民的夢魘。

政黨若左右分工勒龐靠邊站

親歐派的國內失控，是「第三道路」政府間接令疑歐市場無限擴大。第三道路論認為世界融和，再無非左即右的二元政治。微觀上，冷戰二元是過時的；宏觀上，左右互搏一去不復兮卻大謬。一元政治是小國寡民的原始政治 ( primitive politics ) ，全球化民主社會卻必須剩下選擇。沒有選擇，只會令「選擇」與「不是選擇」之間成為新抉擇：像希特勒從流氓成為德國的選擇。

國際學者（如美國官員 Rothkopt ）預期「馬克思二世」下凡在即，就是基於矛盾論「先團結次要矛盾來解決主要矛盾」的逆向邏輯。姓資姓社的主要矛盾解決了，接棒的次要矛盾是甚麼，新馬克思又是誰？當右派三大綱領：市場資本主義、政治保守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都被打入冷宮，創意爭議又爭不出來，第三道路神話幻滅、蜀中無大將，勒龐主義便拾回這堆冷煎堆，包裝成新馬克思。若主流政黨能提供毋須專家解畫的「選擇」，在高科技、全民福利、國家傳統上默契地左右分工，勒龐只好永遠靠邊站。

親歐派發動宣傳機器批勒龐，短期內能壓低極右氣焰，卻會賦予其長期「合法選擇」地位。歐洲議會議員在勒龐演說時，七情上面地勃起「 NON」橫額，只說明他們對勒龐上位功臣的自我身分缺乏認識──這一幕喜劇性甚濃，前瞻性卻略嫌不足，怕正是歐洲時局的寫照。

法國大選漁人得利迷思


法國總統大選，淪為右派希拉克慘勝極右勒龐的反高潮。死硬左派紛紛諉過選舉設計不良，分薄紅色票倉，令鐵票不二的勒龐漁人得利。但這「漁人現象」非法國獨有。

台灣總統選舉陳水扁以四成得票，力壓同室操戈的連戰與宋楚瑜。天裂變，泛藍軍痛哭上當。布殊在美國大選憑問題票氣走戈爾，其時左翼綠黨候選人納德取得4 % 選票，左派亦集體撞冤，認為納德不搞局，布殊必敗無疑。

兩輪投票不符多極世代

這說明現行選舉制度不無漏洞。像法國總統兩輪選制，原來是淘汰一眾另類候選人、確保主流政客終極單挑的監察閥，但它是為左右對立主導的冷戰政壇度身定造。踏入多極世代，主流意識式微，中庸籠罩全球，各地大選紛紛發生「意外」，份屬少數意識的出線者只怕愈來愈多。

這民主迷思暴露後，民主概念的兩大兩難，依然懸而未決：一為二百多年前盧梭警告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與上述例子少數人「取巧勝出」的兩極，何以取捨；二為「票面選舉」（純為選總統而選總統）與「論爭選舉 ( issue voting ) 」（政策全民公決）的功能，何以彌合。

選舉結果取決友黨分工

既然民主兩難從未解決，「漁人現象」為何近年又密集登場？主因自然是今天意識分野鬆散，票面選舉意義模糊，慢慢轉型為論爭選舉。在後一類選舉中，理念相近的政黨缺乏自我整合能力，選舉結果取決於人為策略和「友黨」分工，多於漢賊不兩立的參商抉擇。

不過現時意識之爭雖然不再璀璨，「漁人現象」仍然令選民侷促。隸屬「泛意識A 」的選民，可能已轉愛其旁支 A1 ，但對對立意識B 的抗拒，依然比對意識 A1 的支持堅忍。換言之，投票予托派候選人的法國左派、投綠黨的美國左派、投國民黨的台灣泛藍軍團，若能預見選舉結果，很可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改投若斯潘、戈爾與宋楚瑜。

杜絕漁人知易行難

杜絕漁人的方案卻知易行難。例如從「保險票原則」引申，選民投票時可以同時選出「最不願當選的候選人」，點票時則以候選人得票乘以基數甲，以其「負票」乘以比甲小的基數乙，再讓兩者相減，來顯示其「總接受度」。這方案能令選舉結果符合全國泛意識分野，令勒龐、布殊與陳水扁反勝為敗，但也會令論爭選舉貶值，政壇難突破僵化的意識分道，成為和稀泥專才的福音。

與法國大選和港區人大代表兩選制異曲同工的「核票原則」，也能推申另一方案：規定全民確認選舉結果，容許限於一次的推倒重來。它的賣點，是包含了論爭投票，又讓候選人實力得到中立反映──心屬冷門黑馬的選民在核票原則下，票便投得更豁達。但在電子選舉普及前，核票無疑勞民傷財，加上不被確認的選舉結果可能在重選重見天日，政府公信便先天失調。

從反漁人原則從未被試用，可見漁人不單是剎那光輝的少數黨，更包括靠選舉維生的永恆學卿。更諷刺的是這些原則，卻是小圈子選舉的金律：例如經過八百人「醞釀協商」，保險票、核票的暗中進行，偉大頭目一員才能誕生。

可見民主選舉並不保證絕對公平，但它頂多便宜漁人，卻不似杜絕漁人的小圈子基制，催生愚人。漁愚相權，智人自有所取──只要有選擇的幸運。

特區的威權問責神話


正牌問責制，不出英美議會問責與歐陸政治問責兩派：前者由議員代表選民監察內閣，後者由菁英代表利益互相監察。相形下，董老的自問尚不如阿富汗王向Loya Jirga部落會議負責，不免被鑑定為贗品。然而「威權問責」也是問責：中歐王權就是以此駕馭封建貴族。董老無妨視後殖民政府為封建割據、師法古王，但威權問責在大歷史只屬過渡，最終都非歐即美地歸流。

威權領袖的偏好，由理念客觀性與民情主導性兩軸釐定，以中國和希臘神話兩極藍本。相對英明的宙斯在希臘神話坐正，能問奧林匹斯山其他十一位主神之責。宙斯要求與諸神在分工裏理念相同，像海神波塞冬要美化愛琴海、愛神阿赫羅蒂要搞好非柏拉圖式關係，卻沒有一刀切綱領要他們凜遵。被海神殲滅的蛇妖能受愛神青睞，戰神也不用逢妖必誅。宙斯大權獨濫，諸神也各顯神通。

兩種神話問責制

套用在特區，就是部長的相關客觀理念（如八萬五）與董老一致，而毋須兼顧優待某君、排斥刁民等主觀太上潛規則：「民情」亦無「在心」的預設值，逆耳民意能通過中立公僕上達天聽。董老宙斯化，十一員部長便建立十一泡楚河漢界的小執政聯盟：甲官拉攏政黨A，乙官也能向敵對團體拋媚眼，令異己分半瓢權羹。宙斯分權的算盤，是不用永遠受制同一窩人：普羅米修斯能偷天火，愛國者亦會尾大不掉。部長甲任內的大贏家，也許同時是乙部光棍；單元政策在多元政府碰壁，只會由單元局長首當其衝。

中國天庭主宰是昏君玉皇大帝，官僚架構與特區同樣肥大。玉帝的理念是維持安寧，安寧的定義是友好主導。百官事必躬親，更要摸玉帝龍心：凡是截教修煉的都是不能合作的妖怪；下凡出巡為收買人心，不應挾民情犯天顏。諸神又無權力彈性，海龍王下雨多三分便被問責斬掉。

若董老求賢時，要文武大員意會其個人主觀理念，要公務小員按此理念主導民情而非聆聽訴心聲，香港便會出現執政大圈黨。大一統管治強化了，但領袖部長近親繁殖，一部一府一枯俱枯，捨車未必保帥，帥的民望卻必受車拖累。

董氏問責是集權還是放權、威權失威如何演化，全看董老是宙斯還是玉帝。若老人戴上雅典橄欖冠，各派共浴小圈權力，議會制衡就不會鐵板一塊。當部長事敗，輿論屬意接任的不同勢力也置身既得利益圈，為了避免在議會玉石俱焚，往往以協商問責完事。像意大利部長黨派連綿丕變，客戶利益卻不變，公信就是靠政治問責維繫。

何時轉型難推測

若老人當合乎國情的玉帝，會粗化既得利益大圈子，亦會把一撮人邊緣化為永遠反對派，忠奸分明，後者只會對黨同伐異的議會問責鍥而不捨。一旦大圈的信心危機高潮迭起，邊緣團體去妖魔化，輿論便會令議會問責合法化，一如內閣與國會分途誕生的美式問責。

縱然董老任內的威權偏好呼之欲出，下任特首亦可反其道而行，威權問責總難永存：這是唯物驗證的。歷史驗證不了的，卻是手捧基本法的如來佛願意還迎欲拒地挺玉帝多久：所以特區問責何時轉型，神鬼莫測。威權背後還有神權，是香港問責與最富特色之處。

中美中亞外交角力不斷


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借打擊恐怖主義的名義，在中亞地區駐軍，令中國惴惴不安，但在國際必須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大前提下，中國無從發難。直到上周，中國與中亞四國及俄羅斯發表共同宣言，才有一次連消帶打的機會，既顯示中國願意加強國際合作反恐，又表達反對美國在這地區駐軍的不滿。 「上

海合作組織」是由中、俄加上中亞地區的四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地區合作組織，「是在亞洲大陸關於軍事領域信任和裁減武裝力量這兩個開拓性協定的基礎上誕生的」。意思就是大家的槍口不互相指向，減少摩擦的可能，增加合作的基礎。除了互不侵犯對方外，更可以防止任何一方拉攏別國勢力對付組織內的其他成員。

中國發起這個「上海六國」的組織，原意最明顯不過，就是防止這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地區，在蘇聯瓦解後因為勢力真空而給美國有可乘之機。然而，這個如意算盤最近受到威脅。

中國反對美國駐軍中亞

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急於摧毀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需要」從四方八面向阿富汗發動進攻，去年十月以這個名義向「上海六國」的成員國「借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還親自訪問烏玆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三國，商討開放軍用機場。結果塔利班政權被摧毀了，美國在上述三國的兩千多名駐軍至今仍然「留守待命」，撤退無期。

美國早已對這地區垂涎，除了因為這地區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外，它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經濟上可以打通中亞與歐洲的運輸線，政治上美國在中國的東面有日本及南韓的軍事基地，在東南亞有菲律賓等基地，惟獨在西部是個盲點。

先不說遇到戰爭時可能發揮的作用，即使是在和平狀態，如果能裝上衛星監測站，對蒐集情報是不可多得的戰略位置。在這方面，中國和俄羅斯的立場是一致的，因為這地區就夾在中國跟俄羅斯中間，一旦被美國滲透，對俄羅斯同樣產生影響。

中俄立場一致

中國千方百計就是要防止美國插足這個地區，但被九一一事件所突破，心有不甘。最近利用兩個場合給美國捅了一刀，一是在哈薩克斯坦舉行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上。這個最初由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於 1992 年 10 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成員包括印巴╱以巴等傳統亞洲宿敵在內，旨在建立一個討論歐亞大陸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多邊論壇，籌備經年，最後決定於 2001 年 10 月召開，但受到九一一事件影響而延到上周。這個由 16 個國家出席的會議通過了兩項宣言，強調打擊恐怖主義及促進對話等廣泛性主題。

江澤民及普京出席會議，抬高了這個地區組織論壇的地位。江澤民更不忘在會議上鼓動與會國家抵制外來滲透，他說：「辦好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自己，靠亞洲各國人民的團結與合作。」如果這是指桑罵槐的話，緊接著這個會議的「上海六國」年會，中國對美國表達的不滿，就更昭然若揭。

中美角力隱形走向顯性

「上海六國」本月七日的宣言表示，「本組織成員國在自主選擇保障本國安全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方面，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避免給地區穩定與安全帶來消極後果。」用意就是要將成員國鎖死，不能勾結外來勢力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聖彼得堡的記者會上，更把話挑明，「我們注意到美國官員的聲明，表示美國無意延長在中亞地區駐軍的時間。」

中美兩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力，將會不斷在不同領域中逐漸由隱形走向顯性，而且在某些熱點地區和問題上會擴大衝突面，這是無可避免的。中亞地區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美國插足這個地區，目前看到的是俄羅斯與中國聯手對抗，這個局勢今後將如何發展，難以捉摸，但如果處理不好，很有可能發展成另一個波斯灣地區。

從非洲足球看全球化調整


世界杯，是全球一體化中還以國家為競爭單位的最後防線。它讓世人移情，亦讓各國政府潤飾形象：其上策是以球隊特色融入政策，如98年法國；中策是借足球吸引外界，如90年喀麥隆；下策是憑足球衝喜，卻力有不隸，如94年的三零部隊、奢望以體育重塑文明的希臘。

塞內加爾原以土炮為主，當地人對向錢看外流一族態度犬儒，後者則心慕歸化法籍，以缺乏進步空間為由，少有返國。塞隊在今屆賽事異軍突起，與該國在冷戰後拋棄舊有政策、自我調整來破除上述成見，不無關係。

法國方程式

法國方程式，就是法式外交+ 獨裁政治+ 部落民族主義。塞內加爾在1960年自法國獨立以來，一直是法蘭西共同體一員，向前宗主國一邊倒。其精英階層承繼梵爾賽貴族生活精髓，國民飛躍的龍門不是紐約、倫敦，而是巴黎，國內經濟則依賴非洲法郎掛鈎，令法國的殖民利益40年不變。

法式外交一大目的，就是維持獨裁統治，因法國一直袒護親法獨夫，甚至包括中非暴君、吃人肉的博卡薩一世 (Bokassa I ) 。剛以90高齡逝世的塞國開國總統桑哥 (Sen-ghor) 亦為法國密友，與繼位的盟友迪奧夫 ( Diouf) 叱吒政壇數十年。桑哥是一名詩人，其國度已是非洲最「溫和」的獨裁政權。

為免親法政策惹來賣國輿論，塞內加爾同時推廣部落民族主義來營造向心力。1982年起，塞國南部 Casamance省內戰不輟，分離主義一直要求獨立，鎮壓叛徒來營造本族優越，一直是塞國政府化危為機的板斧。靠法國方程式，塞國政局保持相對穩定，卻始終不脫後殖民本色。

全球化公式

全球化公式，就是權力轉移+ 多邊主義+ 社會融合。到冷戰結束，跨國企業與 NGO在全球化風暴中接管第三世界，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急降，迫使塞內加爾由外至內都改為拜奉全球化公式。它醞釀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 IMF) 促行的非洲民主化，令親法強人迪奧夫在2000年大選下台，反對派領袖韋德 (Wade) 成為新總統。韋德首項革新就是開放傳媒資訊，令獨裁一一曝光，迫使新政權走上自由不歸路。

塞國新外交基調是尋找多元：籠絡強國，又扮演區域要角。韋德力主向美國示好，近期曾訪問華府，並放風與中國調整關係 (塞國在96年與台灣建交) ，又發起「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邀請南非、尼日利亞及歐美大財團跨國投資，還客串橄欖使者，調停馬達加斯加內戰。為改善國際形象，新政府亦有意了斷 Casamance衝突，放棄穩守突擊，改與叛軍對話。最大突破是雙方都避開部落民族主義陳腔，改稱為民主與生活作戰，和解可期。凡此種種，令塞國獨立40年後「二次獨立」，真正邁向全球。綜合國力顯現？

政治學有所謂「綜合國力」的計算，就是以經濟軍事文化體育，一併評估國家總實力。自然不是足球強國便有綜合國力，中國就是明顯反例。但塞內加爾的八強驚喜，確能反映其全球化公式的成就。

它不是邁向國際，令法國主義式微，塞國外流球員有同胞韋拉加入法國隊的先例，未必願意屈就於一隊B 隊。不是部落民族主義被抑，塞國人亦未必接受有限愛國、不懂土語溝通的異鄉人。不是韋德落實民主，習慣了歐洲足球文化、動輒批評足總的球星，也難容忍獨裁政府的體育運作，遑論打出士氣，尼日利亞乃可鑑前車。塞內加爾的球壇成就，許是後勁不繼的一現曇花，但它的全球化自我調整，卻是留前鬥後的持久戰，仿如一叢韌性蔓藤，道路曲折，前景深邃。

美國的中東元首角色遊戲


布殊在去年提出符合其牛仔智商的「布殊主義」，教導世人「我們」「他們」之別，但宣布阿拉法為中東和平障礙的「他們」後卻劣評如潮，因為這二元平面思維，已扭曲了美國的外交大戰略 ( Grand Strategy ) 。

從歷屆白宮施政所見，美國並非盲目服膺漢賊不兩立，而是以國家友善度、領袖合作度與取締準繩度三大原則，把各國元首歸入下列善惡八部：

布殊主義八點修正

一、國家善，元首善，難取締：美國與這類國家為盟友，元首間也因國家需要成為密友，典型例子是兩代英國首相貝里雅與戴卓爾夫人；

二、國家善，元首善，能取締：此等朋友二號似受華府敬重，但在大舞台只是嘍囉，個人色彩灰白，像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

三、國家惡，元首善，難取締：白宮每與崇美強人結為策略性夥伴，並動員輿論機器表揚其出淤泥不染，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四、國家惡，元首善，能取締：蹣跚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等弱勢領袖，逆一國民意與美國為善，算不上夥伴，只是春秋時代的附庸；

五、國家善，元首惡，難取締：前法國總統戴高樂等強人兼民族主義者，明白與美國苟且符合國家利益，但個人反美情緒高漲，與華府貌合神離；

六、國家善，元首惡，能取締：盟國中的反美領袖未能壓制國內對手，令後者與現存美國利益結合，往往和平演變收場，像涉販毒被老布殊逼下台的前泰國總理納隆、離奇辭職的前英國首相威爾遜；

七、國家惡，元首惡，能取締：這批弱勢反美領袖雖得民心，但常被第五縱隊政變拉倒，慘敗例子有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慘勝有委內瑞拉總統韋莫斯；

八、國家惡，元首惡，難取締：最令美國頭痛的「狂人」，終局不是古巴卡斯特羅、利比亞卡達菲那樣與華府冷戰，就是伊拉克薩達姆那樣打起熱戰。

阿拉法的角色演化

阿拉法在倫敦蠟像館，先後有槍王到和平老人等造型七款。他的外交際遇，同樣無常：

阿氏出道於 70 年代，其時巴解不過眾多反猶太組織之一，恐怖與業餘色彩並重，被分派的是醜角（角色七）。到冷戰末年，地位日固，浪漫地在 1988 年「建立」巴勒斯坦國，卻恐怖依然，淪為與各地狂人齊名的大反派（角色八）。及至克林頓推行和解外交，促成以巴和議，阿氏居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時漂白成為大俠客（角色一）。但巴人不滿其讓步過多，哈馬斯乘機崛起，阿拉法份量循序漸退，在角色二三四間不斷躑躅。到了這波以巴危機，在布殊與沙龍內外交困下，終於打回原型。

布殊殺牛用雞刀

其實阿拉法獲釋後雖然敗部復活、壯懷激烈，卻希望憑三十功名與美國周旋，還是普京型角色三。只有布殊見巴人仇美日深，以為阿氏未能免俗，才逼不及待要取締他來「支持」巴人，卻不知此翁對華府已相對溫和，亦難用完即棄。如今求仁得仁，美巴割蓆，阿拉法又與薩達姆合演角色八：諷刺的是這種推倒元首、重來和平的「和平方案」，只對弱勢反美領袖（角色七）奏效，對阿氏卻是殺牛用雞刀。

電腦世界一直流行角色扮演遊戲 ( RPG) ，美國玩的卻是角色設定遊戲 ( RAG) ：先摸熟國內政情，再強派各國領袖於不同崗位。布殊趕絕阿拉法，固然忠於布殊主義化繁為簡、八縮為二的精神，卻違背了 RAG難為正邪定分界的彈性國策。阿拉法的身分與美國利益出現逆差，肯與布殊合作的新巴勒斯坦強人又屬虛幻，前者絕路未絕，後者的布殊主義卻日見途窮。

美國新麥卡錫主義抬頭？


50年前，東歐赤化，韓戰爆發，美國國內興起「誰失去中國」問責。極右參議院麥卡錫乘時崛起，左派人人自危，政商學界荷李活都談共色變，是為臭名昭著的麥卡錫時代。

50年後的今天，美國連番「破獲」涉嫌恐怖襲擊，雖然為布殊預防911不力解困、替國會支持成立龐然大物「國土安全部」開路，卻也為以反恐取代反共的「新麥卡錫主義」抬頭，埋下伏筆。

反民主基制崔護重來

其實911前，美國國內暗湧處處，因為全球化進程一度邁向國際和解化，逼使與它不相為謀的右派靠邊站。例如被斥濫權與反人權的情報部門一直士氣不振，與白宮貌合神離，在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一役表露無遺；能源財閥未能壟斷中亞能源，密謀影響外交政策，不惜先波動國內經濟結構；鷹派政客與五角大樓得學無所用，紛紛改當各級政策顧問，卻令右翼思維普及民間……

及至911後，內患在外憂掩護下漸見緩和，反民主基制卻慢慢成型：正如韓戰到越戰，都令美國權力架構重組，因為被邊緣化的勢力都能通過外憂，走回主流。像中央情報局在二戰後被評為臃腫衙門，全靠麥卡錫主義回春坐大，令局長胡佛成為美國邪惡第一人。

資訊留白之謎

今天布殊被指防恐失職，沒有自我檢討，卻聲東擊西地營造情報「一份也不能少」的輿論，並請右派大老集體回朝。大半年來，美國除了在國家層面激增反恐裝備及撥款，在資訊層面也收緊《國家安全法》與傳媒監察，連留學生九族資料也不能倖免；在社會層面又推廣「鄰舍反恐」，要求全民留意可疑人等，頗有元代戶籍監視的神韻。凡此種種，都與麥卡錫主義驚奇地吻合。

然而並非凡有外患，都能讓美國權力往「泛右系統」轉移。蘇聯出兵阿富汗與海灣戰爭，都沒有迎來新麥卡錫。外患內憂為生化學作用，必須存在一塊資訊留白(InformationGap)：境外敵人的實情必須掌握於少數知情者，不能流入尋常百姓家。麥卡錫靠反共起家，就是因為跨國資訊尚未發達，美國媒體對共產陣營的真正實力莫衷一是，流言處處，受惠於懷疑的白色恐怖才能蔓延。

踏入全球化時代，資訊界限化整為零，就算掀起反俄反華熱，美國人對連綿數十年的中俄威脅都心中有數。只有恐怖主義，像二戰後的共產主義般異軍突起，美國人既無心理準備，媒體又對恐怖陣營的成員、目的、策略與潛力茫然，才會上下一心將回教世界妖魔化，並將恐怖主義潛能神話化。

然而這份資訊留白並非天然形成。在各國口頭一致反恐、美國傳媒被禁披露「恐怖資訊」的基礎上，華府情報部門，已成為掌握反恐資訊絕對壟斷的新麥卡錫。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把勝利歸功於麥卡錫主義，只恍然蘇聯不如想象中強大。假如美國不再受恐怖襲擊，應該歸功於布殊、情報，還是那不能言明的什麼？

「國家恐怖主義」的恐怖

伊朗、伊拉克等「邪惡國家」，都異口同聲反恐，不過加上一條注釋：反的是「國家恐怖主義」──以國家為單位的集體排外主義。它的恐怖，不在於大國對敵國的威嚇──那是國際關係的常態，無可厚非。

但當一個國家民族，全民皆兵地防範另一個主義文化，不惜走過自身社會界線(例如美國對人權的執著、回教世界不傷害無辜的教義)來與意想敵人周旋，以致從前的自我規範與可測性都不再存在，那才是國家級恐怖。是以麥卡錫主義，不論新舊，在國際關係裏，都失諸變態。

「權力鬥爭」舞臺不在中國在美國


中國「十六大」臨近﹐不少西方政商學界中人﹐抱著「與時並退」的概念﹐以為這將會是一場「激烈的中國權力鬥爭」。他們的「理論基礎」﹐依然是「自由沙文主義」(Liberal Chauvinism)道統﹕以為凡是非西式民主國家﹐都以封閉方式交接政權﹐不受法理情制約。此論又有一項附帶註釋﹕由於非西方國家領袖拜奉「凱撒主義(Caesarism)」﹐能夠隨意更改國策﹐所以有心人又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一場又一場虛構的權力鬥爭上。

然而﹐權力鬥爭及其和平演變註釋成立與否﹐並不在於國家是否行使西式民主﹐而在於「意識形態共性」和「政治權力異性」兩大定律。在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今日中國﹐兩項定律都指向權力鬥爭與和平演變的相反方向﹔反而在布什上臺後﹐「百興待廢」的今日美國﹐定律卻諷刺地指向真正的權爭大道。

「意識形態共性」是指一國之內﹐是否有互相競爭､互為排斥的施政理想､手法和信眾。昔日「凡是派」取代「四人幫」､鄧小平取代「凡事派」﹐淺薄地看是權力鬥爭﹐深入地看是不同意識形態角力。然而在當代中國﹐由上而下､由下再而上的意識形態﹐都趨向「文革」以來前所未有的共識。西方輿論卻往往因為「自身並不欣賞中國共識」這主觀原因﹐誤斷「那不是共識」的客觀事實﹐以為新一代的領導人會走一條中國沒有的路。這種越俎代庖﹐屢見不鮮﹔正如美國恨薩達姆入骨乃主觀情感﹐但難道這就能忽視薩君在國內大選得到百分之九十支持的客觀事實﹐相信子虛烏有的伊拉克「北方聯盟」在與其鬥爭﹖

「政府權力異性」是指一國之內是否有通往政治權力的多重渠道﹐來減低權力鬥爭的必須性。「文革」濫用「大民主」﹐令下層政府出現斷層﹐權力高度濃縮﹐發揮政見的途徑有限﹐其時「權爭論」許是有的放矢。但時至今日﹐集體領導已成為中國政治現實﹐在高層政治到地方行政﹐各路英雄都有施政抱負的多元機制﹐人大､政協也各有發展﹐出現權力鬥爭及政策逆轉後遺症的機會已大為減低。就像在暢所欲言的大董事局﹐成員並無不能彌合的意識形態﹐則只會出現日常運作的工作調整與人事變動﹐哪會突見成規以外､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以上述定律審視布什治下的美國﹐是否將會或已經出現權力鬥爭與和平演變﹐倒另有收穫﹕

就「意識形態共性」而言﹐美式兩黨制一直標榜在民主國度裡求大同､存小異﹔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走勢卻與中國逆轉﹕缺少了「至高無上」的反共思維﹐民主共和兩黨的意識分歧重新綻開﹐克林頓推崇全球和解､陽光外交､全民福利﹐令右派元老一股腦兒靠邊站﹐並被標籤為「過氣政客」﹐面子全失﹐這種邊緣化已超越冷戰式意識共性。到布什憑問題選票上臺﹐右派傾巢回朝﹐把民主黨施政推倒重來﹐左派政客反被斥推行「賣國」政策。白宮現在流行的「ABC」語錄﹕「Anything But Clinton(一切政策與克林頓相反),可說是一場包裝後的「非克林頓化運動」﹐與前蘇聯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前後輝映﹐遠比中國的和諧現狀更似一場「此恨綿綿」的權力鬥爭。

再看「政治權力異性」方面﹐美國標榜三權分立､互相監察的制衡原則﹐設有多元政治權力﹐總統只是權之一角﹐不值於惡爭。但在布什時代﹐一方面出現「反恐至上」的既定國策﹐一切權力都以反恐之名﹐集於布什為首的行政體系﹔另一方面爆出不窮的政經醜聞﹐道盡各界信奉金權政治的事實﹐和行政單位能通過特權控制其他政治渠道的秘密。美國的意識形態共性與政治權力異性正越來越小﹐左右互搏的權爭黑幕則越揭越多﹐與西方流行的「鬥爭論」竟然反諷地脗合。

既然「中國權力鬥爭論」早已過時﹐權爭不止的西方各界卻依然故我﹐對此咀嚼反芻﹐只因此論信眾確實凡多。他們按層次的高低﹐又能分為三層﹕

第一層﹐是真心相信西方民主理論的人﹐像一些純情學者﹐教條化地認為只有自己的國家制度無懈可擊。按立場﹐他們的出發點乃「大公無私」﹐雖然失諸無知﹐但其情可憫﹔第二層﹐是全心謀求西方壯大的人﹐像不少美國政府官員﹐因應國家需要﹐唯恐天下不亂。他們的出發點乃「無公無私」﹐失諸愚忠﹐而其情尚可諒﹔等而下之者﹐乃只謀一己私欲之輩﹐像眾多鷹派政客和高齡學究﹐昧於時代巨輪﹐除了東方權力鬥爭這本老皇曆便一竅不通﹐只能一本天書走天涯。他們的的出發點是「無公有私」﹐情理難容。「鬥爭論者」中﹐二三層的﹐恆河沙數﹔第一層的﹐幾稀。一人兼飾三角者﹐倒有二三子﹔擔綱主角﹐布什是也。

不少西方政商學界中人仍抱著「與時俱退」的「權力鬥爭」論來看中國的「十六大」﹔然而﹐事實是百廢待興的今日中國﹐早已走向前所未有的共識﹐反而「百興待廢」的美國正走上左右互搏的權爭之路。

逆歷史而行的九一一周年


美國人用了一百年淡化南北戰爭、十年消化珍珠港，但在九一一周年重提「九一一」卻似已惹人生厭，祈求借此改變世界秩序的變革論者，也消受了重重反高潮。九一一的歷史斷代性其實不比前兩者弱，可惜美國政客、傳媒、學者、民間，在過去一年像飲鳩止渴的褪色梟雄，以陳年春藥「布殊主義」麻痹九一一陣痛，令其劃時代傷口被惡性堵蔽。

「三個有限」歷史意義

九一一的天驚石破，本來不在其枕藉傷亡，而在其「三個有限」的歷史意義：

一是「國家有限論」。

名不見經傳、人氣欠盛的蓋達與拉丹，以非國家組織的神秘身分，竟能成功挑戰龐然大物美國，說明國際舞台不再由國家壟斷，多邊巨頭會談再難一錘定音。國際關係權力走廊，也不再以聯合國為象徵頂峰。

二是「霸權有限論」。

冷戰結束候，美國一直以為傳教士式普世主義 ( Universalism ) 將以民主╱自由之名君臨全球，從而確立其「意識形態霸權」。怎料回教國家雖然與九一一劃清界線，非耶教世界的反西方情緒卻空前高漲，說明即使是非物質性的美式霸權，在一國獨大的世界，也難令普世歡騰。

三是「科技有限論」。

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以科技為威懾別國的有效手段，並以核武恐怖均勢為巔峰。九一一策劃人卻以最原始的自殺式方法，摧毀最精密的他殺式國防。其後一系列炭疽至電腦病毒的涉嫌恐怖襲擊，都有大衛挑戰歌利亞的意境，說明高科技再不是衛國門神。後九一一大歷史？

上述三大論調，原來應該演化出這樣一部意想的「後九一一大歷史」：

當跨國組織由配角擔正為國際主角，傳統外交關係的重要性將慢慢降低。美國有沙特阿拉伯這友善「盟國」，不能保證沙特國民不反美；惹怒了中國政府，也不見得中國人民會示威。政府與跨國組織之間的對話大增，圍繞國家政權的陰陽謀已不著邊際，國家元首將日漸「虛君化」 ( figure - headism) 。

高科技之於國土防衛則會「半泡沫化」，令國防比重將從軍事建設轉移至多維情報戰。政府將以與別國及跨國組織的橫線互動接觸及對話（而不是直線打遏）來維繫國土基本安全，令軍費支出滑落，文化經濟重生。

即使美國能通過舊式政治、經濟手段，迫使全球就範於其「人權帝國」，也會被其他意識形態以非常規手段挑戰。跨國組織不像國家，一雞死一雞鳴，美國經濟終會被前者一氣化三清陰乾。當世人意識到普世主義的荒謬，就會逼令各國信奉半孤立主義，全球化遂能真正多極起來。

然而一年來，這意想圖比《清明上河圖》更可望難即，因為以布殊為首的美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都反潮流而行，以為現在又是發戰爭財的二戰時代。明知別國不能控制跨國組織，美國還是要先滅塔利班、後伐伊拉克，追求一勞永逸的「最後解決方案」。結果華府與組織關係了無寸進，反美之火卻愈滅愈烈。明知霸權不可恃，布殊還是要渾水摸魚，以受害人身分建立「反恐帝國」，結果與中俄歐盟都貌合神離，英國、沙特等親密戰友也劃江自保。明知科技清談誤國，國會還是要飈增軍費揚威耀武，建立架牀疊屋的國土安全部，卻阻不了自殺式襲擊蔚然成風。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者執著，還是見樹不見林的愚者反智？

逆歷史而行的插曲

火燒圓明園後，國人曾經恍恍忽忽，以為有所謂「同治中興」；二戰後，英人亦曾經恍恍惚惚，以為日不落國還在擴張；白雲蒼狗，迴光反照而已。 20 01 至 02 年雖然逆歷史而行，卻不過另一首迴光插曲──歷史告訴我們：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