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第一章 中國，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國的震驚
　　
　　 今天訪問泰國曼谷歸來的很多國人，談起曼谷都不屑一顧，無非是一個熱熱鬧鬧而又亂糟糟的城市。但我從1983年4月15日抵達曼谷國際機場的那一剎那起，就不時感到“震驚”：我第一次看到了現代化的繁忙機場，來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機不停地降落起飛，而地面調度又顯得那麽井然有序，候機大廳明亮寬敞，機場商店貨品琳瑯滿目，比當時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藝美術品商店還要富麗堂皇。當時的北京首都機場比曼谷國際機場可差了一大截。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車飛駛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點還在營業的超級商場，各種商品應有盡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十點鐘還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麽叫服務：商店的服務員是那麽友善、那麽客氣，哪怕你只是在門口路過張望一下，服務員都會迎上前來，帶著微笑問你是否需要幫助。
　　
　　在當時的北京，這種服務態度我從未見過。泰國不僅服務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裝，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飯店，價錢也不貴。曼谷的繁華使我這個來自大上海的青年學子深感不安。畢竟上個世紀30年代當上海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時候，曼谷恐怕比中國的一個縣城好不了多少。後來我還訪問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一個更比一個現代化，泰國還是其中最落後的。
　　
　　 一想到鄧小平在1978年10至11月的兩個月內，也先後密集地訪問了這四個國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當時所受到的震動。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鄧曾路過新加坡，現在親眼看到新加坡的巨變，怎能不感慨萬千？他後來多次說過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後說：“我明白了什麽叫現代化” 。
　　
　　從這些國家訪問歸來的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從泰國回來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我參加的第一場重要外事活動是接待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個先遣組來北京為她的訪問做準備。因為馬夫人是世界聞名的采購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組成員個個都是采購高手。他們幹脆開玩笑，稱自己是advanced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購組）。他們老是打聽北京哪裏購物最好，禮賓司總是推薦北京友誼商店，這是當時北京為數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賓先遣隊很快有了個口頭禪，“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麽又是友誼商店？）”“北京除了友誼商店還有其他商店嗎？”他們好幾次問我。
　　
　　 時間飛逝。2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可以說，在現代化的進程上，中國已經大步地走在泰國、菲律賓這樣的國家之前了。我後來訪問泰國不下十次，泰國和中國的差距逐步顯現，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顯拉大。2006年泰國的軍事政變又給該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但泰國還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國學習，例如，泰國航空公司的服務質量，全世界有口皆碑。2005年我還訪問了菲律賓，我看到馬尼拉的棚戶區居然延綿不斷，如果光從外表看，馬尼拉的城市面貌，與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過去這20多年裏，菲律賓不停地搞政治，所謂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換了四位總統，經歷了不可悉數的各種兵變，而整個菲律賓的經濟過去20年增長有限，人民生活鮮有改善。
　　
　　
　　 當然北京的發展也有些太快了。這個中國傳統的經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該失去的特色。這種損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越發讓人感到遺憾。這似乎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我們過去30年發展模式的成就及其問題。但是，持平地說，無論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問題，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致力於改革開放，致力於現代化建設，整個中國的面貌已經發生了令人嘆止的變化。比方說，消除貧困在國際上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但中國僅用了短短 20多年的時間，使得近4 億人脫貧，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提前實現聯合國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雖然還是比較低水平的脫貧，但你只要去任何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看一看，大部分國家在過去30年裏，政治動蕩，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就不錯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國崛起（1）
　　
　　 實際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似乎已普遍接受了這個概念，而且從我的觀察來看，大部分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對中國並無惡意。至於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國際上還有爭論。但對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識。置身國外時，對此感受尤深。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我1983年訪問泰國的時候，泰國還鮮有來自中國的客人。我下榻的飯店經理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我：“你真的來自‘紅色中國’？”我離開之時，他說，“請向鄧小平總統問好。”而今天，中國遊客已成為泰國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臺灣訪問，在臺南市中心一家餐館吃小火鍋，老板娘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驚訝的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臺灣很多計程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呀。”
　　
　　 實際上，整個中國周邊的地區，從朝鮮，到韓國，到泰國，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亞，幾乎一夜之間，中國遊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客源，隨之而來的就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幾乎都可以兌換了。在歐洲，“中國熱”也一直持續著。除了商店裏都有很多中國制造的產品外，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東西，從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經》都很受歡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華人職員。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現在每周有54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廣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從布魯塞爾到巴塞羅那，從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到倫敦，與中國崛起有關的討論會一場接一場，讓人應接不暇。2007年深秋，參加了在裏斯本舉行的中歐論壇會議，葡萄牙總統致詞強調：“歐中關系的前景無比開闊。”
　　
　　 拉美情況也類似。我到巴拿馬參觀聞名世界的巴拿馬運河，巴拿馬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但運河管理局的經理一聽我來自中國，便為我一人單獨介紹了半天這條運河的歷史和今天，最後說：“我們早該和中國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計程車司機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說“中國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誇張口氣說：“中國人來了，我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學者對我說：“20年前，上海比不上聖保羅，現在聖保羅比上海落後了一大截。”我在發展中國家講學，一當提起中國經濟30年內增加了10倍以上，並且提前12年實現了聯合國2015年極端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聽眾甚至會自發鼓起掌來。
　　
　　 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非洲也特別關註中國。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員對我說：“我們歡迎中國的投資，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亞的第二大城市阿魯沙，旅店經理與我開玩笑：“只要中國人每人捐給我們一分錢，我們國家就現代化了。”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黑人教授對我坦言：“非洲很難重復中國奇跡，因為上層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下層缺少中國人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一次在內羅畢談中國發展模式，一位聽眾問：“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質量不怎麽好，這是什麽原因？”沒等我回答，會議主持人、肯雅塔大學的校長就說：“過去日本產品的質量也很差，中國很快就會趕上來的。”講座結束，我坐上計程車回旅館，司機聽說我來自中國，對我說，“中國貨質量還不錯，但中國人建的路更好，車開上去真舒服。”
　　
　　
　　 對於中國的崛起，除了贊譽之外，也有不少擔心、疑慮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蘭做訪問教授，一位當地學者私下對我說：“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國人：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和餐館都買下，然後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餅和面點，比我們意大利人做得還好，還便宜，再加上偷稅漏稅，我們怎麽競爭？”意大利和西班牙後來都出現過針對華人的騷亂。
　　
　　 有一次我去巴塞羅那開一個討論中歐關系的學術會議，見到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他對我說：“我們歐洲人心裏真是有點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這麽一個問題：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服務外，在幾乎所有其他的領域，中國最終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這樣的感覺：隨著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迅速擴大，不少當地人開始抱怨中國產品損害了非洲的民族工業，抱怨中國人不與當地居民接觸。
　　
　　 二、在海外感受中國崛起（2）
　　
　　 2007年10月在日內瓦一次討論亞歐經濟制度比較的研討會上，一位丹麥學者甚至提醒“歐洲經濟要當心‘中國化’”。他說，“你看，歐洲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業都是小公司，現在很多小公司的經營方式越來越不規範：不開發票、非法雇用東歐工人、節假日也幹活。”另一位學者則持異議：“這是歐盟擴大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競爭使然。中國的企業倒是在從不規範走向規範，否則中國不可能吸引到這麽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歐洲企業則需盡快擺脫許多不合時宜的規範，否則歐洲將失去國際競爭力。”
　　
　　 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心情更是復雜。我前年到紐約出差，住在曼哈頓尚東區的一所公寓裏。臨走時，我的美國房東老太太以略微猶豫的口氣問我：“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訴我：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後會不會打仗？”老太太在朝鮮戰爭時期是美軍護士，畢竟是過來人，知道中美交惡對雙方帶來的代價。美國近期的民意測驗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發展互利合作的關系。但一位資深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私下對我說，美國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當。但另一方面，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一個“共產黨國家”竟然會成功，竟然要與美國平起平坐。
　　
　　 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宗教勢力影響更大，意識形態色彩更濃，這也影響了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判斷。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國要大亂，後又預測中國會像蘇聯一樣解體。有一個叫章家墩的美籍華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七年之後，中國非但沒有崩潰，而是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總量又翻了一倍，經濟規模世界第三，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
　　
　　 去年五月，在巴黎一個中國問題研討會上，一位學者不經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會場發出一陣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當然，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放，天天盼望著中國的崩潰，那也沒有辦法了，就讓他們去吧。
　　
　　
　　 很久以來，中國總是對發達國家說：我們人均收入比你們低很多，趕上你們還早著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這麽看。他們說：你們人民幣的匯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你們沿海發達地區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你們內地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種良性互動。你們的沿海地區就有3億多人口，如果你們沿海地區2020年達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規模就會大致等於今天的歐盟。西方持續不退的“中國熱”很大程度上與這種研判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國知道自己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遏制和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社保體系、推動生態文明、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改革、確保中國的長治久安等等。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還需要全體國人今後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會為國際社會的種種贊揚而忘乎所以，也不會為任何暫時的挫折而垂頭喪氣。
　　
　　
　　 中國迄今所取得的成績還只是初步的，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這種清醒姿態的背後是一種新的民族自信心：通過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路徑。不管我們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繼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推進這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事業。

三、中國崛起：不同凡響的意義（1）
　　
　　
　　 中國崛起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它首先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質的變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社會的主要變遷大都局限在上層結構。占中國社會人口大部分的農村還是處於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甚至到了1978年，我們的社會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種自然經濟。農民日耕夜做，勉強糊口。工業基礎已經形成，但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沒有活力。1949年以前還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經濟也給取消了，計劃和票證控制了社會每一個細胞，社會流動性極低，也沒有外貿和國際市場的概念。除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外，社會節奏發展相當緩慢。
　　
　　
　　 中國過去的仁人誌士都致力於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但現在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已經徹底打破了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格局，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已基本上完成了從一個封閉的中世紀式的農業社會轉向一個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的過程，並幾乎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信息社會已經成了中國今天社會的主要特征。這種新的結構性的變革已經產生了對法治社會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內需、產生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內需。
　　
　　　　我走過的大部分國家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情況往往和我們相反：社會底層還是一個中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主導著大部分人的生活，實際上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內需，但是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這些社會的上層結構卻形成了一種後現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結構，其結果就是整個國家上下結構完全脫節。社會上犯罪率不斷飆升，白天上街都危險，晚上沒人敢上街，但議會裏卻在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老百姓為每日的柴米油鹽而掙紮，艾滋病吞噬著大量的生命，政府連把藥品發到基層的能力都沒有，但各種政黨卻忙於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部落主義、宗派主義或民粹主義之實，結果往往是國家持續動蕩、政府無力整合社會、經濟與民生雕敝、甚至導致內戰和國家分裂。這個問題在非洲特別突出。
　　
　　
　　　　中國結構性的變化也體現在國家財力的增強，這為我們今天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和回旋余地。你去發展中國家訪問，如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緬甸、尼日利亞、肯尼亞，你會發現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現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馬路上的路燈少，有路燈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陰溝汙水四濺、但幾乎沒人管這些事。這實際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軟和財力不足。要麽是經濟落後，沒有多少稅可以收；要麽是政府能力弱，稅收不上來；要麽是貪官汙吏截流了財稅收入。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幹脆主要依賴有限的外援，國庫空空又導致了官員和軍隊的極端腐敗、基礎設施缺乏、公共服務非常有限，甚至連郵局、醫院都處在半倒閉狀態。
　　
　　
　　　　與此相反，發達國家雖然講民主，但中央和各級政府的稅收從不馬虎。以法國為例，付稅日超過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點通融的余地都沒有。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過，中國歷史上，好像皇權無限，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經濟基礎是無數自耕農，農業稅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並不高。但過去這30年，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出現了質的飛躍。
　　
　　
　　2006年，僅上海地區為本地和中央創造的財政收入就達到了4800億元。鄧小平1984年曾說，到了2000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到了1萬億美金，我們可以做這個做那個，而現在我們光是外匯儲備就是1萬7000多億美金。鄧小平生前反復強調綜合國力，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就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中國比較充裕的財力使我們能夠比較從容地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三、中國崛起：不同凡響的意義（2）
　　
　　
　　我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過去10年突飛猛進，就和國家財力有關，整個世界為之驚嘆，我們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進去，但現在中國高速公路的總裏程數已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在中國，隨著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人們的心理變化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特征。中國近代史上的變革往往局限在社會的精英階層，大眾心理則變化不大。但現在不一樣，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當然，當一個社會處在這種快速變革的時候，也會凸顯各種不安和矛盾，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這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我自己出去訪問，很註意觀察街上無所事事的人是多還是少，並以此作為判斷一個國家發展的潛力和勢頭的重要指標。你去約翰內斯堡、去開羅、去阿爾及爾、去金邊，你可以看到遊手好閑的人很多，說明這些國家失業問題嚴重。去孟買這個被稱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會感到無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幾倍。僅此一點，你就可以得出結論：孟買趕上上海，談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訪問瑞士，感覺到瑞士生活的快節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們急促的腳步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國內還比較悠哉悠哉。現在相反了，中國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國家，特別在沿海城市，生活節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當然物極必反，國內現在也開始討論放慢生活節奏的問題。這是一個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最終也一定會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但是從一個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來看，生活節奏加快，確實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必經階段。
　　
　　　　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手機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覺沒有一個國家使用手機的人比中國多。當然這不一定是好事。歐洲很多人說，手機是一種新的公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從一個歷史發展的大角度來看，這個事實反映了中國人的橫向聯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杜爾凱姆認為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差別就是傳統社會是縱向聯系為主，現代社會是橫向聯系為主，因為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社會生活日益豐富， 一個社會就這樣由傳統的縱向的“機械凝聚”轉為現代的橫向的“有機凝聚”。一旦“有機凝聚”基本形成，現代化進程便勢不可擋。
　　
　　
　　　　這種橫向聯系也把中國和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國經濟已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中國離不開這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回想起來，當人們還普遍認為中國的開放只是對發達國家開放的時候，鄧小平就反復強調：中國的開放是對全世界的，即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是極富戰略眼光的大思路，為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創造了大量的發展機會，我2006年夏天去貧窮的科索沃訪問，在一個人口只有兩百來人的小鎮，看到兩三個商人滿頭大汗地從卡車上卸下中國生產的鞋子和百貨產品。科索沃國家電視臺的負責人對我說：沒有中國產品，我們無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將怎樣生活。
　　
　　　　英國一位學者曾這樣對我概括中國因素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凡是中國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盡快回避，否則你自掘墳墓。凡是中國不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拼命生產，那才無往不勝。這種頗為誇張的說法倒是勾畫出了中國崛起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大量機會和挑戰。當然最好再補充一句：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機會多於挑戰。
　　
　　　　在2007年中歐論壇會議上，一位歐洲學者曾問我怎麽看待美國推動的世界民主國家聯盟，我坦率地說：關鍵是沒有中國的合作，這個聯盟什麽國際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在今天，從反恐鬥爭到全球環境治理，從化解朝核危機到處理伊朗核問題，從多哈一輪貿易談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穩定，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把中國看作敵人，只會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我還補充了一句：“中國崛起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拒絕意識形態掛帥，把所有國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潛在的朋友。美國難道就不能從這種智慧中得到一點啟發嗎？”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就極為贊賞這一點，他最近說：“如果世界所有國家、所有勢力集團都能像中國這樣小心謹慎，那世界就會太平一些。”這是智者之言。
　　
　　
　　　　中國神話般的崛起，背後確實有很多智慧。中國的崛起不只是經濟總量、外貿總量、外匯儲備總量、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公路總裏程等，而且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模式及其背後的指導思想。這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還衍生出不少問題，我們自己在國內抱怨這個、抱怨那個（其實別國老百姓抱怨不比我們少），就說明這個問題，但是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推行的“結構調整方案”和美國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中國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崛起實際上也是中國軟實力的崛起。
　　
　　西方的軟實力迄今為止並沒有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一系列嚴峻問題，如消除極端貧困、防止不同文明沖突、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等。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不僅使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了，而且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展現了中國增長中的軟實力，這一切對發展中國家會有啟迪，對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對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也會有幫助。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1）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種就是“極左模式”：不改革開放，全面肯定和延續過去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掛帥”，“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兩個凡是”的人基本上是這種思路。如果當時中國走這條路的話，中國的結局恐怕不會比我國北方的那個鄰國好。該國今天的情況，眾所周知，這裏就不贅述了。
　　
　　　　第二種選擇是“極右模式”，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裏演講，總能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關於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效如何，我可以簡單談一談菲律賓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比它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和憲政確立了一百來年了，雖然其間有日本占領時期和10來年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統治，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可是這個國家卻長期陷於政治動蕩，一個曾經在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美國樹立起來的“民主櫥窗”，卻由盛轉衰，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2005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個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傭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傭的匯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菲律賓的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辟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接待過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麽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麽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整個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府。”她還談了這麽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汙的開始。你怎麽辦？老百姓怎麽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gun）、錢 (gold)、 暴徒(goons)。我的導遊對我說：“過去馬科斯政權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恢復民主了，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情況比馬科斯的時候還要糟。馬科斯一倒臺，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從1986年至今，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他說，“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他讓我出門也要當心。最後與我分手時，他說：“這個國家就像一艘快下沈的客輪，船上的人都想離開。”
　　
　　　　馬尼拉雖然破破爛爛，但也充滿活力，汽車大都抹得花花綠綠。2004年這個國家曾創造過5327對情侶同時在首都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紀錄。只有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民族才會把一個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選上來當總統，然後又把他投入監獄，判終身監禁，最後阿羅約總統又把他特赦。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2）
　　
　　
　　　　類似菲律賓這樣“全盤西化”的國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中世紀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老百姓在為基本生存而奮鬥，社會失業率和犯罪率節節升高，國會裏面在不著邊際地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一會兒“修憲”，一會兒“廢除死刑”，菲律賓在2006年也廢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兩種“極左”和“極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後，剩下的還有兩種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稱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劃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鳥籠經濟”思路頗有共通之處。2005年8月，我到古巴訪問了10天，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對於古巴，我是心懷某種敬意的，因為這麽一個才11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勇氣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還有傳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羅，我在歐洲近距離見過他兩次，確實充滿了個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印象是失望的。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古巴的經濟太困難了，人民的生活太艱苦了。我對自己說，如果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勇敢地走向市場經濟，接受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狀況可能不會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哈馬首都拿騷起飛去哈瓦那的，這也是我百國之行所乘過的最舊的飛機，前蘇聯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槳飛機，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歷史。艙內40多度的高溫，但所有的空調都失效，一個小時的飛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註。機上的乘務人員也是毫無笑容。飛機一起飛，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艙門全被震開，其中一個手提包還掉了下來，幸好沒有砸著人，但大家都有些緊張。只有一個美國小夥子，一手摟著自己的古巴女友，一邊放聲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對此有一種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嚴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無奈。
　　
　　　　哈瓦那主要商業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裝店的櫥窗就是幾件白襯衫，藥房出售的，包括紅藥水、紫藥水在內，大概只有二三十種藥。市場供應給人的感覺比上海在“文革”期間還要蕭條很多。我的房東告訴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實行配給供應。面粉、豬肉、雞蛋、甚至食糖，都憑證供應。牛肉是國家專營，私人買不到，只供應給涉外的飯店和餐館。街上的車大都是50年代的汙染耗油的舊車，所以滿城都飄散著汽車尾氣的味道。車太舊了，所以拋錨的很多，路邊開著車蓋修車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還有用卡車車頭拖著公共汽車車身行駛的車輛。據說中國制造的大型客車很快就要抵達，我可以想象那將會是哈瓦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非常之嚴。手機受到嚴格管制，鮮有人使用。上網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個我等了半小時還沒有輪到我的網吧外，幾乎只有涉外飯店才能上網，每20分鐘收3個新比索，約等於30塊人民幣。價貴還不說，上網速度非常之慢，打開電子郵件，十幾分鐘就過去了。只有四個電視頻道：一個新聞臺，播送的大都是枯燥無比的會議；一個文藝臺，播送一些不錯的歐美經典故事片；兩個教育臺，傳授數理化、醫學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優點是沒有商業廣告的打擾。報紙雜誌很少，Gamme 是黨報，8個版面的小開本，都是口號和會議新聞，書店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也很有限。
　　
　　　　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們認為，人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說，榨糖，為什麽要憑證供應，因為糖價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中國飯店的一位老板說得更痛快，什麽禁運，主要還是自己禁運自己。企業一點進出口權都沒有。看到有人賺了一點錢，政府就開始緊張，要征你稅，最後搞得大家普遍貧困。
　　
　　 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於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就從1986年到1989 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邊一個只有兩個理發師的一個小店理了個發，但一打聽，這小店也是國營的，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刻鐘，兩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邊等著的人就對不起了。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3）
　　
　　
　　　　與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覺到卡斯特羅仍然深孚眾望，但同時人心思變，他們大多數在探討的不是卡斯特羅之後古巴會倒向美國，而是對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懷有濃厚的興趣。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並在一些方面已經開始了行動，如通過了更加開放的農業政策，允許古巴市民購買手機、電腦等，這是好事情。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走出計劃經濟的老路，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而只對舊的體制修修補補的話，中國恐怕也很難告別古巴今天這種短缺經濟的狀況。
　　
　　　　但古巴並不全是弱點，經濟盡管如此困難，但還是實現了全民醫療低保。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據說低於美國。計劃配給供應，顯然保證了人民的最低消費和營養，所以看上去沒有發展中國家那種很多人營養不良的狀況。古巴現在還為一些中南美洲國家的窮人提供醫療幫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窮人也到古巴來看病。比較起來，我想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大增，一年已有5萬億的財稅收入，我們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講到古巴，還有兩件使我深有感觸的見聞：一是在哈瓦那城東一街口矗立著一座為古巴獨立而犧牲的華人烈士紀念碑，上面刻著古巴獨立戰爭英雄蒂格沙達將軍盛贊古巴華人的兩句話：“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對一個民族的贊揚，這大概是最高級了。在19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華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紀古巴獨立戰爭中，數千華人投入獨立運動，有數支全由華人組成的部隊，英勇善戰，不屈不撓，揚名古巴，這個紀念碑今天仍使遊客停步註目，令華人深感自豪，當年為古巴獨立而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同胞們值得我們後人追念。古巴這個民族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一個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還看到正對著唐人街口的一棟大樓，上面刻著“太平洋酒店”的繁體字，但早已人去樓空。華人協會70多歲的陶先生告訴我，這些都是我們同胞的財產呀。這些華人業主當時都屬於古巴的富裕階層，古巴革命之後，逃避他鄉，這些財產也就給政府充公了。他說：現在華人門可羅雀，大概只有 200來人了，都老了。他還說，哈瓦那曾經是美洲最繁華的城市，“那個時候還沒有拉斯維加斯，美國人周末都到這裏來吃喝嫖賭。許多富人都在這兒買了房子，吃喝玩樂。” 看著哈瓦那海邊大片的現已年久失修的豪華別墅，你就可以想象當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華人，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導致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則是艱巨的、復雜的、耗費時日的。古巴人民在發展的道路上至今還沒有探索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成功道路。
　　
　　　　至於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引來我們國內很多人的羨慕和贊揚。經歷過1949年以來毛澤東時代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界，真誠渴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因為我們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確實不少。
　　
　　　　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十倍於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爾巴喬夫是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4）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Gum, 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麽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臺，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00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隨即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態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著長隊，營業時間又短。
　　
　　　　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裏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產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家夥，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產的’。”
　　
　　　　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開心。一個俄羅斯漢學家對我說了這麽一個笑話，有個人發誓要去克裏姆林宮把戈爾巴喬夫給殺了，於是他拿了把手槍便上路了，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人家問：怎麽回來了？他說，要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著長隊，我等不及了，只能回來。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策劃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教授曾來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前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拂袖而去。薩克斯一臉錯愕。他退場後，薩克斯說： “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是剛才提問的那麽一批共產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麽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
　　
　　　　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懂得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蘇聯從普通的公眾到政治精英當時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國，全盤接受了西方政治話語，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羅斯朋友最近對我說：“90年代那些年，對俄羅斯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麽今天的俄羅斯人對美國這麽反感，對普京這麽支持。”
　　
　　　　綜合比較中國過去30年中出現過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30年的奮鬥，經濟迅速增長，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為數不多了。如果說我們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於西方，現在確實是趕上來了。

　　第二章 最不壞的模式？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俄羅斯、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內部克服各種困難，並使中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這就是中國奇跡。中國模式，雖不完美，但與那些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還真是不錯。
　　
　　一、 最不壞的發展模式？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俄羅斯、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並使中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中國究竟怎麽做到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過兩本英文專著探討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 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茲、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討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麽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麽西方自己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時間不過是歷史的彈指一揮間，中國卻發生了巨變，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之為“中國奇跡”，我們的經濟總量增加了十倍多，我們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但奇跡也伴隨著問題，引來了爭議、甚至非議。至此，我想起了英國大政治家丘吉爾在40年代評論西方民主制度時說過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與其他制度相比較，民主制度盡管有很多問題，仍然是最不壞的制度。
　　
　　 但丘吉爾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說這番話的。他本人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比方說，他堅決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現在丘吉爾的這句話，已被不少人抽離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條件，變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聖旨，甚至導致了民主原教旨主義，結果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不少麻煩。丘吉爾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看到世界上這麽多諸如菲律賓、海地、伊拉克這樣的劣質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還有3億人仍然生活在赤貧之中，不知他老先生會有什麽感受，但這是後話。
　　
　　　　我這裏只想套用丘吉爾的句式說這麽一句話：中國發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問題和抱怨為證），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別的模式似乎還沒有中國模式好，也就是說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可能屬於最不壞的發展模式。當然，我把中國模式看做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還沒有比東亞（“四小龍”+中國）模式更好的模式。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實行趕超戰略，雖然也出現過各種嚴峻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其他模式還無法比擬。
　　
　　 與“四小龍”相比，中國又同時完成了現代化事業起飛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還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具有四小龍所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中國發展模式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自然也更為深遠。
　　
　　
　　 中國發展模式雖然衍生出不少問題，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別是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成因。
　　
　　 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使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20年。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攤上了這三個餿主意中的任何一個，後果將不堪設想。多虧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災難。

　　二、 東亞模式之爭（1）
　　
　　
　　　　“東亞模式”是有爭議的，這裏首先要對“東亞模式”這個概念作個界定。我這裏講的東亞模式指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在相似的歷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實行趕超戰略，迅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內的泛義的“東亞模式”，因為那些國家我也都訪問過，他們雖然想學四小龍，但我的感覺是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四小龍的現代化水準。我講的“東亞模式”也不含現代化後期的韓國和臺灣（他們後來轉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這條路走得並不順當）。
　　
　　　　在經濟發展早期，韓國、新加坡、臺灣的政府當局對經濟進行直接幹預，經濟起飛後，又逐步轉為間接幹預，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則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引資政策，補貼公共商品供給，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東亞模式盡管自身有不少弱點，但其總體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四小龍是戰後世界上唯一從第三世界的起點出發，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社會。
　　
　　　　東亞模式由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備受爭議，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說，一夜之間，我們過去20年的發展努力付之東流。在對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中，美國學者和國內不少學者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說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引起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缺乏權力監督、錢權交易的腐敗，最終成為泡沫經濟。中國也出現了不少類似的問題，需要註意提防和解決，特別要註意從制度上來解決，千萬不要等到一發而不可收的時候才解決，那就太晚了。
　　
　　　　但這裏要做一個區分：第一，上述這些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我們所講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沒有實現質的飛躍。這些政府幹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方面遠遠遜色於四小龍，後來又茫然跟進美國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
　　
　　 第二，東亞很多學者則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金融投機大鱷興風作浪，大發橫財，這個過程本身也不乏諸多腐敗因素。我認為“權貴資本主義”、東亞國家資本市場過早的開放、金融領域過早的自由化、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體系等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了這場危機。蒼蠅不叮沒有縫的雞蛋，蒼蠅和雞蛋上的縫都是危機的原因。我們在譴責和提防“權貴資本主義”的同時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否則國際經濟還會出現大問題。最近美國次級房貸的危機禍及了美國自己，整個世界的經濟也受到了牽連。
　　
　　
　　　　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曾說過這個危機“是對實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不知他現在對這場比亞洲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的次貸危機竟發生在美國這麽一個民主國家該如何解釋？為了證明西方模式是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還大膽地比較了博茨瓦納和新加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強勢政府的東亞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結論。
　　
　　 他在《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一文中是這麽說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作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博茨瓦納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
　　
　　 阿瑪蒂亞?森錯了。筆者去過新加坡，也去過博茨瓦納，兩個國家天壤之別。博茨瓦納雖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沒有出現大亂子，礦產資源比新加坡多一萬倍，但博茨瓦納離現代化的目標還十分遙遠，47%的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博茨瓦納公共衛生政策失敗，導致艾滋病泛濫，人均壽命一度低於40歲，現在也才40多歲。在聯合國開發署的2007年的人類發展指數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國排名81位，博茨瓦納排名124位。
　　
　　 真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怎麽會犯如此常識性的錯誤。這也告誡我們，一定要相信“實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論權威所迷惑，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阿瑪蒂亞?森的經濟理論，但他關於民主的研究確實漏洞很多，經不起推敲。

　　東亞模式之爭（2）
　　
　　
　　 在東亞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國，或者說那些沒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倒是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臺灣80年代中期開始走向“民主化”，但 1997年金融危機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的團隊。臺灣陸委會原主委蘇起曾對我說過，臺灣國民黨的文官系統，至今為止沒有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是腐敗的，而黨的系統後來腐敗了。
　　
　　 換言之，臺灣在一個稱職的文官精英政府領導下，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換成後來搞民粹主義的民進黨政府，7年換6個“行政院長”，是否還能夠抵禦這樣一場危機，恐怕就難說了。
　　
　　
　　 另外一個實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韓國。韓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確實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擡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90年代初又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知識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為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盡管韓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韓國在金融危機前已經實現了經濟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你只要比較一下韓國和坦桑尼亞：50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高於韓國，但現在怎麽能比，兩個國家天壤之別，原因就是韓國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有許多共同之處：
　　
　　
　　 首先，中國也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政府。這個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對於實現現代化的共識，保證政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並在這種環境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開放。
　　
　　其次，中國也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積極參與了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並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國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綜合競爭力，當然中國還有四小龍所不可比擬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中國經濟也成為拉動推動亞太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火車頭。
　　
　　第三，中國也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第四，中國也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
　　
　　第五，中國也實現了產業結構的深層次變革：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商業經濟、服務經濟。
　　
　　
　　　　但中國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一面，這種獨特性來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1）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總體教育水準明顯低於四小龍；（2）中國在實現現代化起飛的同時，還要完成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變；（3）中國有長期動亂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要百倍於四小龍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這30年的成就來之不易，中國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註目。

　　三、 中國模式：你的獨特之處（1）
　　
　　
　　中國模式有下列獨到之處：
　　
　　 首先，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年一個長時期、大跨度的持續發展，從而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過去20來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的70%。如果沒有中國扶貧的成績，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至9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
　　
　　 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試點，成功了再推廣到其他地方。這不是包醫百病的辦法，但確實大大減少了新措施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困境，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危機造成的影響猶在，當地學者告訴我這場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象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這場危機，將是什麽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
　　
　　 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我們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的發育不足；我們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了廣泛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誌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全面發展、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把危機轉化為機遇也一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而過去30年所取得的成績也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驗智慧。
　　
　　 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采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鮮有成功，這是我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
　　
　　 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腐敗程度居然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
　　
　　 其實原因並不復雜，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幾乎都可以打著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易如反掌地獲得實權，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

　　四、 中國模式：你的獨特之處（2）
　　
　　
　　 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轉型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面癱瘓，結果腐敗就一發而不可收。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問題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馬英九上臺執政，是否能夠扭轉這種頹勢，還需觀察。
　　
　　 相比之下，倒是沒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其經驗值得中國認真借鑒。
　　
　　 我們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歷史上也都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腐敗之嚴重，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這些國家卻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異教徒送到美洲，還能自己制訂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
　　
　　 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還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
　　
　　 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這樣的精神財富和物質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工業革命前歐洲國家人均壽命不到30歲，以後就逐步增高，直至現在的近80歲。但是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國家如果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過不了工業革命這個坎，他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發達國家的地位。
　　
　　 中國現在就在過這個坎，不過就會功虧一簣。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反復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鄧小平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一定要過這個坎，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歷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五、 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1）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和諧中道”、“循序漸進”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沈著地應對，並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件進步很大，軟件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地鐵這麽新、這麽漂亮，但大家擁擠著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件進步這麽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件的一部分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
　　
　　 推而廣之，我們為什麽能使近4億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麽能夠抵制“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麽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過渡期的？我們是如何眾誌成城地應對2008年冰凍災害和四川地震的？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它必須能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諸多挑戰。當今世界面臨四大難題：第一是貧困與發展問題，第二是和平與戰爭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包容的問題，第四是生態環保問題。西方模式能解決這些問題嗎？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不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容易。倒是中國模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 對世界上千年的經濟發展規律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在這漫長的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富國和窮國的差距基本上為2比1，但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世界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進程大大加快了。
　　
　　 根據美國學者Jared Diamond的計算，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8至9億人還食不果腹。但即使是這樣，西方還是力求通過一切手段來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好處。在這種極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硬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消除貧困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會有啟發。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互利雙贏”觀念，也廣受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過去幾年中，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導致了世界更加動蕩不安，僅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多少財產損失？多少平民流離失所？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則有增無減。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國駐外的大使館都是最壁壘森嚴的，被重重屏障和警衛包圍著。美國盡管有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和最大的軍備開支，但美國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國人堅持“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主張通過標本兼治與國際合作的方法來解決國際恐怖主義問題，這看來是更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沖突問題上，西方和伊斯蘭的矛盾遲遲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兩年前，丹麥畫家發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畫，在伊斯蘭國家引起軒然大波。 2008年，由於一些極端伊斯蘭分子威脅要刺殺這位畫家，丹麥所有報紙決定重新刊登這幅漫畫，又引來了新一輪的文明對抗。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丹麥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處理漫畫事件中，丹麥主流媒體還是無法脫離正面對抗、零和遊戲的西方傳統。
　　
　　 鑒於此，我們怎麽還能指望西方在處理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上展現出更為開明包容的態度呢？倒是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自己說得比較坦率，他說，“在多元的、多種文明並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是保護自己利益，而不是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應為與西方沒有多少利益關系的民族排憂解難。”
　　
　　 中國人講“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關聯、互相尊重、互相體讓、取長補短，這比亨廷頓的觀點要高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鮮有宗教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維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

　　五、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2）
　　
　　
　　 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卻消耗著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窮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最小，富國的責任最大，但全球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卻是窮國和窮人。就像當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廢除美國南方的奴隸制一樣，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變美國人浪費世界資源的消費習慣。
　　
　　 歐洲也一樣，雖然環保意識空前高漲，能源消費也低於美國，但是要大部分歐洲人改變自己仍然是相當浪費的生活方式，談何容易。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現在做得還很不盡如人意，但從我們的發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為有效的環保思路和方法。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一旦上上下下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我們解決問題的總體效率大大高於西方制度。這個軟實力如果用到環保事業上，也一定會產生世界性的影響。最近，國外有報道，稱中國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會走到世界的前列。
　　
　　
　　　　簡而言之，中國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在解決上述四個挑戰的前三個方面已經展現了自己的獨特影響力，這種影響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增加。在生態保護的問題上，歷史也給中國軟實力留下了獨特的機會。我將在本書第六章中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麽蘇聯模式，要麽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後，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將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後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復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適用的，那麽為什麽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國模式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占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些回答也體現了中國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
　　
　　　　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範式變化（paradigm shift）、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將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模式還會不斷完善，並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喜。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一、 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鮮有成功的例子，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誠意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要付出沈重的代價。
　　
　　 慕尼黑的一場辯論（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後的討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麽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麽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
　　
　　 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我隨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訴我。”
　　
　　 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博茨瓦納？”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麽好的條件，博茨瓦納仍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40歲。”
　　
　　　　“那麽哥斯達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問他，“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幹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裏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黴的伊拉克。
　　
　　　　聽眾中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 還是沒有人回答。
　　
　　 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麽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X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爭議。你們為什麽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麽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著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沈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廝殺：為什麽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90年代裏，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00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2006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 10萬人，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保持了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沈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世界在進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壟斷和特權，新技術革命又為民主提供了各種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應該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作為後來者，中國在自己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從過去發達國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超越西方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民主觀，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而又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爭取最終後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從貝?布托遇刺到肯尼亞騷亂（1）
　　
　　
　　 2007年12月27日夜，我從電視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貝? 布托夫人在拉瓦爾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感慨萬千，因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全天候的朋友，無論在上層，還是在民間，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具有非常堅固的基礎。
　　
　　 如果連短暫過境也算的話，我本人曾三次去過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晤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將軍。貝?布托的父親阿裏?布托就是被哈克將軍政變推翻的，最後還被判處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將軍都是中國的摯友。哈克將軍本人又於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中不幸身亡。人們普遍懷疑是謀殺，但最後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來，可以說就是在普選、混亂、政變、刺殺、再普選的怪圈中循環，真有點淒淒慘慘。
　　
　　　　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血肉橫飛的畫面，還有那我熟悉的拉瓦爾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過去了，這個城市還是那麽亂糟糟的樣子，房子還是破破爛爛，街道還是人畜混雜，和我20多年前訪問這個城市相比較，看不出什麽變化。這麽些年來，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很順利，民生沒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沒有堅實的基礎，悲劇不斷的深層原因是人民持續的貧窮和政治結構的上下脫節。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員對我說，“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沒有遇刺，順利當選為總理，她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她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她合作？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統與她合作？如何保證代表巴基斯坦伊斯蘭勢力的部落長老與她合作？沒有這些合作，她靠什麽來整合社會、治理國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窮人以及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但布托夫人無力整合巴基斯坦社會，她過去總理當得並不好，現在她死了，她的兒子當選人民黨領袖，這是她遺囑中的囑咐，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了我們的民主質量大有問題。”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指標，根本不考慮一個國家成功運作的諸多復雜條件，而西方國家自己則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與磨合，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比較穩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然後才開始搞普選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經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窮人擁戴的領袖被選上臺，但這種領袖往往無法整合社會力量，也無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後軍隊就借機發動政變，但軍政府也往往治國無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布托夫人死亡後三天，非洲的肯尼亞大選結果又引起了爭議、沖突和廝殺。我對肯尼亞情況還算有點了解，因為我前後去過肯尼亞四次，最後一次是2007年4月。我與肯尼亞非洲經濟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討論中國與非洲關系以及中國發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興趣。
　　
　　 討論中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模式與肯尼亞政治，當時肯尼亞的大選已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之中，一位學者問我，如何看肯尼亞即將舉行的大選？我笑著問他，您是要聽外交辭令呢？還是朋友的諍言？他說當然要諍言。我就坦率地告訴他，“據我的觀察，非洲國家大選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個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這樣一來，你們選舉的結果可能會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還會導致社會動蕩。”我說，“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主要的註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紛爭的話，很難產生積極的結果。”
　　
　　 肯尼亞人口才3000多萬，卻分屬40多個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基庫尤和盧奧兩個部族，選舉中競爭的兩個政黨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部族，而部族成員對自己部族的認同大都超過對肯尼亞的認同。我問下榻飯店的經理，你準備投誰的票，他說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選人。非洲大部分國家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民族國家。這位飯店經理是盧奧族人，他對我說，“我首先是盧奧族人，然後才是肯尼亞人。”
　　
　　 這就像在中國，如果大部分人都強調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話，我們這個國家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團結就會非常困難。非洲現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來一人一票的普選，結果使許多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和動蕩。

　　二 從貝?布托遇刺到肯尼亞騷亂（2）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采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尼亞應該怎麽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適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程序合法性與政績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程序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沖突和廝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尼亞的當天，電視裏就報道，肯尼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沖突，不祥的征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肯尼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尼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麽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雲雲。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麽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並無惡意，畢竟肯尼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尼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裏，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北面的索馬裏也處於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剛剛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幹達也不安寧，烏幹達北部一直處在戰爭狀態。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誌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尼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廝殺、烈火沖天的圖片。這麽一份西方的權威雜誌，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麽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麽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態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麽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系。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正義，但正如肯尼亞出生的英國記者Aidan 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汙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百姓五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著直升機到民眾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廝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裏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眾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遊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的人，永遠選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遠選自己宗教的人，結果是選舉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劇一次，直到格鬥、動亂、內戰。而這一切又和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的腐敗結合在一起，因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給個人帶來大量的好處，一旦獲得了權力，就不惜一切手段來保護這種權力。
　　
　　 據我的觀察，在非洲這麽多窮國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亞和加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義的怪圈，但即使這樣，坦桑尼亞和加納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如果光是看它們相對繁華的城市，如阿魯沙和阿克拉，給人感覺像是20年前的中國縣城。
　　
　　 我們可以從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挫折中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選擇權，結果只能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導致了危機不斷，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因此而困難重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是個大國，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假借任何名義來主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二、 好民主才是好東西（1）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亞最近出現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格魯吉亞、尼日利亞、斯裏蘭卡、蒙古等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均很頻繁，社會動蕩不止。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企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麽問題？
　　
　　 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麽教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不妨了解一點西方哲人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政治先哲關於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也有益於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能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
　　
　　 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但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通過良好的基層組織系統，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唯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雕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
　　
　　 我們不應該學習西方推崇的那種競選程序決定一切的民主。競選程序決定一切就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則反而是無所謂的。你選個演員，選個美女來當政，毫無政績可言，也是合法的。臺灣陳水扁就是個典型，當了8年“總統”，沒有什麽政績可言，“考試”都不及格，但按照西方的程序決定輪，他可以賴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們民主政治的設計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不僅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

　　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2）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啟示。
　　
　　 有人說，只要制度好，領導人的素質好壞無所謂，瑞士就是個例子，七個聯邦委員，每人輪流擔任一年聯邦主席，瑞士很多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的總統是誰，因為換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運轉得挺好嗎？但瑞士是一個超級小國，其獨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經過了長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國模仿不了，美國、法國也模仿不了，也沒有必要模仿，因為各國的傳統和條件差別太大，就像瑞士幾乎家家都有槍支，中國能學嗎？發展中國家總體上法治建設尚未完成，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密不可分，所以領導人的素質往往在很長時間內對一個國家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比方說，沒有鄧小平，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令人不敢恭維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世界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美國《新聞周刊》總編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語）。
　　
　　 這裏還要提及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叫亞裏士多德，他對什麽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裏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
　　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尼亞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惡鬥和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
　　
　　 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占人口的多數，這將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誌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一萬公民，那麽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十萬人，那麽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
　　
　　 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麽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裏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註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
　　
　　 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急劇下跌，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麽糟。
　　
　　 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啟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我們30年經濟改革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
　　
　　 政治上也一樣，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成功的，成為失敗國家的倒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創新之路。我們要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拒絕爛民主，實踐好民主，逐漸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和諧、民主的偉大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嘆。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並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采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尼亞應該怎麽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適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程序合法性與政績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程序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沖突和廝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尼亞的當天，電視裏就報道，肯尼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沖突，不祥的征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肯尼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尼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麽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雲雲。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麽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並無惡意，畢竟肯尼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尼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裏，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北面的索馬裏也處於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剛剛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幹達也不安寧，烏幹達北部一直處在戰爭狀態。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誌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尼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廝殺、烈火沖天的圖片。這麽一份西方的權威雜誌，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麽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麽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
　　
　　 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態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麽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系。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正義，但正如肯尼亞出生的英國記者Aidan 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汙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百姓五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著直升機到民眾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廝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裏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眾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遊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的人，永遠選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遠選自己宗教的人，結果是選舉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劇一次，直到格鬥、動亂、內戰。而這一切又和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的腐敗結合在一起，因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給個人帶來大量的好處，一旦獲得了權力，就不惜一切手段來保護這種權力。
　　
　　 據我的觀察，在非洲這麽多窮國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亞和加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義的怪圈，但即使這樣，坦桑尼亞和加納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如果光是看它們相對繁華的城市，如阿魯沙和阿克拉，給人感覺像是20年前的中國縣城。
　　
　　 我們可以從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挫折中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選擇權，結果只能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導致了危機不斷，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因此而困難重重。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是個大國，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假借任何名義來主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產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
　　
　　 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討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麽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的新書《中國幻象》所描述的那樣）。
　　
　　 第一種觀點，由於這麽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
　　　　我的好朋友，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麽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象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 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
　　
　　 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制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
　　
　　 英國當時工業生產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註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